可持续农业实例范例(12篇)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特殊弱质产业社会特殊扶持
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内涵是,对于转移到新产品中的物质耗费(c)及已凝结到新产品中的活劳动耗费(v)的合理补偿,以及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m)的充分实现。在农业中,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的农业部门的再生产得以持续地、正常地进行,以及相应地如何使得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获得合理的补偿,并使其收入水平逐步赶上市民。因而,这是一个极其特殊和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局限性的弥补即政府的相应调节,换言之即农业产业的先天不足及其社会性补救。
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内涵
农业包括由粮食、蔬菜、食油、果类、糖料等提供植物性食物的农作物所构成的狭义种植业,以及由狭义种植业提供饲料而生产肉类、蛋品、乳品的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的性质和作用与畜牧业相同)。这两者的最基本部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物质资料的提供者。
对于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可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其一是理论角度,即在一个生产周期终结之时,理论上的农业净产值(v+m)高于上一个生产周期,其高出的幅度,即农业价值形态再生产扩大的幅度;其二是经济核算的角度,指的是在一个会计年度之末,一个“经济单位”(小到农户、村、乡,大到县、地区、省乃至全国)折合为现金的农业生产净产值,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
进一步,要考察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其基本含义是,折合为现金的农业生产净产值,在波浪式变动中,保持持续增长,以便持续不断地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规律,是由于只有持续不断地扩大农业价值形态再生产的规模,才能既满足社会对于农产品的客观需要,又满足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善农业劳动者生活的客观需要。如果仅仅是实现农产品实物形态的扩大再生产(即仅仅增加农产品的实物量),则往往会在价值形态上难以为继――当农产品销售收入不足以弥补农产品成本时,就连简单再生产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当农产品销售收入仅仅能够弥补农产品成本时,便只能实现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而谈不到实现扩大再生产。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农业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持续不断地实现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
实物形态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与结构,主要取决于人口总量和人均农产品消费水平。在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和人均农产品消费水平逐步提高的阶段,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正在逐步增加,对于农产品质量的需求也在日益提高。从而,农产品价值形态再生产的规模必将呈现逐步扩大的局面。将来,随着中国人口总数的稳定乃至逐步有所减少,对于农产品需求的总量将会有所减少,而质量则持续提高。因而,农产品价值形态的扩大再生产的长远规模必将有所缩小。
进一步看,随着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有机化学、营养学等学科的发展,当人类不再以农作物产品作为最基本的食物时,农业的经济地位才会改变,从而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便会消失。不过,从目前世界上生物学与化学的进展情况来看,出现上述状况的可能性还非常遥远(通过人工模拟光合作用而合成碳水化合物尚远远谈不上任何突破,人工合成氨基酸等也仅限于个别药用物品等等)。因而,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得不切实关注常规农业的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
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局限性
为了深刻认识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了解,农业所受到的严重的自然约束,使其在多方面具有极其明显的局限性,扩大再生产举步维艰。其具体的表现是:
农业生产的规模受耕地面积的直接约束。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途径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潜力正在日益缩小,而且最终会达到极限。尤其是在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状况不容乐观。建国初期,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2.5亩,到2006年已下降到1.39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增加耕地的后备资源几乎为零。①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珍惜耕地,尽可能不占用耕地、少占用耕地;另一方面,则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尽可能把一亩地当作两亩地、三亩地来使用。同时,中国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在2006年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此外,中国人口基数大,而且人口总数仍在不断增加(目前年递增率接近1%),因此,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事关大局的重要方面。
农作物对自然季节只能被动适应。每年的复种面积总量是极其有限而通常是非常难以增加甚至是绝对不可能增加的。例如,在我国粮食作物一年一熟、一年两熟、一年三熟地区,分别增加一茬作物,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很难做到的。但仍可以挖掘潜力,例如千方百计利用各茬大田作物生长的间隙,增加蔬菜类短周期作物的生产,以及适当实行套作、间作等。
农业生产的丰歉受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通过人力改变和适应自然条件,以便扩大再生产,尽管是不得不为,但是所产生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诸如人工降雨、人工消雹以及抗御旱、涝、病虫等灾害的举措,其成本都十分高昂。相对而言,在厂房内进行的工业品生产,则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
在以大地为“车间”的露天经营中,土壤、水、肥料、农药的流失严重;农业机械进行运动式作业的成本高昂。一般而言,在农业生产中氮肥的有效利用率大体为30%至60%,磷肥为10%至25%,钾肥为40%至70%。简言之,农药的损失率通常达到三分之一以上。②而且,水土流失、地力下降的情况相当普遍。例如,福建闽江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达548万吨,按土壤氮、磷、钾含量折算,相当于每年冲走硫酸铵5.3万吨,过磷酸钙2.3万吨,氯化钾24.5万吨,等于1984年该流域施用化肥量的1.7倍。农业机具进行运动式作业的成本明显高于固定作业,而且不可避免的放空运转所形成的无效成本高昂。有人粗略地估计过,与机械的固定作业相比较,农机的运动作业所形成的无效成本大约达到25%～30%。
通过增加集约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超过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即增收幅度低于增产幅度。例如,1980年中国几个省区化肥施用量(公斤/亩)、粮食产量(公斤/亩)与化肥生产率(每公斤化肥产粮)的统计数字(举例)如下:全国平均――39.35,275.5,7.00;新疆――7.1,130.5,18.38;四川――49.0,407,8.31;浙江――109.35,625,5.72。即在1980年,全国平均每斤化肥产粮7公斤,在新疆为18.38公斤,浙江为5.72公斤。这一数例,生动地表明了化肥施用中的报酬递减现象。可是,为了增加产量,人们又不得不增施化肥。③
农业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容易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受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规律以及气候条件的制约,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农业劳动力和机具的使用量波动极大,从而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例如在抢种、抢收、抗旱、抗涝时需要大量劳动力、耕畜、农机“上阵”,而在平时则所需无几。而且,绝大部分农具具有专用性,在全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无用武之地。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农机的季节性利用和运动式作业,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额外摧残,水、肥、农药的流失,土地报酬的递减等因素,还导致了农业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或称“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物化劳动投入所占比重高于活劳动)并日益超过工业部门,从而导致农业部门净产值比重的下降。例如,从1957年到1997年间,全国农业经济基层单位,生产费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5%上升到73.1%。④
以上所述的6个方面可归纳为两大结论:其一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在原有耕地上增加复种指数以便扩大农业再生产的规模,其潜力是有十分限的;其二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产量以扩大农业再生产,其潜力也是有限的。归根到底,扩大农业的实物形态再生产,困难重重;农业生产无效成本很高,农业的“产出/投入”比值低,从而使得农业成为“高无效成本产业”。
凡此种种集中起来,最终使得农业成为十分突出的“特殊弱质产业”,其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步履蹒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的这一状况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不成功的,即使是在美国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政府每年也要拿出200多亿美元补偿给17万个农场主。⑤此种观点的出现,正是不了解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基本特征所致。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经济理论界中,关于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局限性理论的传播,还是很不够的。
针对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局限性而进行的政府扶持
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局限性及政府补救的问题,换言之即农业产业的先天不足及社会性补救问题。
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局限性,自从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从农业中分离出去之后,就客观地存在着,而且随着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达而日益显露。只有从上到下,全面、彻底地认识并针对这一局限性而采取有效措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方能持续正常运行。持续不断地实现农业的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既是农民、农村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又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规律,必然要通过对于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局限性的认识和所采取的相应对策予以落实。
考察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还具有另一层重要含义:社会应当保障农民持续不断地增加收入,使其逐步赶上市民的水平并得以维持下去。这是一个和谐社会、公正社会所责无旁贷的。然而,在市场经济中,这一要求却是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无能为力的――市场具有唯利是图的本性,这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之所在,要求它保障农民收入的合理持续提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而,这一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肩上。概括而言,在市场经济中,在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同时,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致力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使其赶上市民收入并稳定地与市民持平,即以“有形之手”弥补“无形之手”的不足。
农业成为特殊弱质产业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然而其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予以大力扶持,从而农业便成为“社会特殊扶持性产业”。维持和发展农业的对策可区别为技术和经济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技术方面,包括实行集约经营、多种经营,改良作物品种,在提高化肥与农药品质方面进行科技创新,在化肥、农药的施用和保效方面不断有所突破,等等,以便尽可能增加产出、降低成本。所有这些举措当然不能仅仅靠农业本身孤军奋战,而是必须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
第二方面――经济方面,最根本的对策是由社会补偿农业的高无效成本,这是社会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其具体内容包括诸如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甚至要降低到生产成本以下的一定幅度)、扩大和强化灾害保险(扩大保险范围和灾害损失补偿幅度)、强化按播种面积进行直接补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低偿乃至无偿服务(如科技推广、病虫害防治、水利建设等)、改善农村信贷(增量、降息乃至无息)。
在这里,笔者着重对于农业保险这一具有特别作用的政府行为略加展开。充分利用保险的风险转移机制,对于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防患于未然”为出发点的防灾防损工作,是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保护。通过风险评估、建立防灾机制等一系列防灾防损措施,可以有效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充分利用保险机制的资源配置效能,提高财政投入的惠及范围,可增强农业生产保障能力;充分利用保险机制的经济补偿功能,确保农民在受灾后获得充分的救助和足够的再生产启动资金,提高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可改善农村信贷环境,提高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融资能力。总之,保险机制的运用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
分析和扶持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重大意义
分析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基层单位而言,既涉及本单位直接经济利益,又影响全局的经济利益;对于政府而言,在各级政府辖区的各个基层单位的农业扩大再生产状况,最终影响整个辖区的综合经济利益。因此,分析和扶持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既具有重要的微观意义,又具有重要的中观、宏观意义。
仅就基层单位(农户、村、县)而言,如果其所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资源都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能够获得国家适当数额的、恰如其分的补贴,其雇工、租用农机所付出的代价公平合理,其所生产的农产品以较适当的价格出售,所遭受的自然灾害损失能够得到合理补偿等等,并且在年终结算时所获得的人均纯收入较上一年度增加一定的幅度,这就可被认为是正常地实现农业增产增收――实现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如果做不到,就要具体分析其内部和外部因素,并从各个方面进行补救。
简言之,从基层单位的角度来看,要千方百计挖掘一切潜力,尽可能做到增产、节支、增收;从各级政府的角度来说,要在促进基层单位挖潜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拾遗补阙”――从技术、物资、设施、财力等方面,全面弥补基层单位的不足,以便上下齐心合力,促进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持久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促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昌盛。如果关于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基本理论能够得到相关方面的重视,并促使相关方面自觉有针对性地进一步采取相应的举措,那必将促进中国农业价值形态扩大再生产的持续、顺利进行。(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
注释
①据中国人口信息网,省略.cn/。
②《周诚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③杨欢进:《收益递减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29页。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资金筹措财政政策取向
一、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1.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和贫穷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2.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良好势头。因此，保护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可持续发展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利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考虑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利益的发展。我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就要开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代替传统的、落后的发展模式，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起来，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在现阶段，要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取向
1.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
（1）总量平衡的财政政策。财政是影响总量平衡的一个重要变量，财政影响总量平衡，是通过财政发挥其自身的职能实现的。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财政可以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引导资源的流向，进而改变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原有格局，形成新的总量平衡关系。例如，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改变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比例，进而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状态；通过政府投资、税收和补贴，调节社会收支规模、投资方向，调节社会消费规模、消费方向，促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以自动调控为主的财政运行机制：当社会总供给超过总需求时，财政可以实行扩张性政策，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或者两者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当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者两者并举，由此抑制总需求。同时，在解决需求不足时，必须注意防止财政风险。
（2）产业结构的财政政策。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负外部性，例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具有正负外部性。大多数可以成为城市优秀的工人，这些农民工素质高，可以成为高素质的工人，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相反，极个别农民素质低，到城市中偷窃，生产不好的产品，从而造成一些社会问题，这是外部性负效应。“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只有从理论上充分认识“三农”的外部性，才能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科学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当在统一城乡税制的前提下，对农业实现全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建立起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值税对大工业是一种先进的税制，但它不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进行增值税改革的同时，应当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实行较优惠的税收政策。
（3）区域经济的财政政策。近几年来，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不断增大，加入WTO后，由于各地区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的程度不同，以及资源、区位、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短期内将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财政，除了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外，乡镇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农业收入。加入WTO后，农业受的冲击大，再加上国家计划用3～5年的时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即使是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乡镇，乡镇工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有向城市集中的可能。这样，乡镇财政收入就要减少，有些乡镇财政将陷入困境。为了调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中央财政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对落后地区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地方税的运行机制，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2.人类发展的财政政策。人口和资源、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作为实现发展的要素之一，其数量和质量必须和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系统相协调。从目前情况看，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这些，已经对资源环境产生了沉重压力。可持续发展要求控制人口增长，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平衡。为此，必须加大对控制人口规模的财政支持，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应当费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实行人性化的税前扣除制度。
3.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按照社会事业的不同类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基层财政和政权是国家财政与政权的基础，应当从制度方面解决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问题，完善地方税运行机制及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实行地方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财政应当加大对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支持；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更加自主、优惠的财政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发展，多渠道筹措社会发展资金，注意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4.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工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因素，也是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把环境保护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其中，发展环保产业及其高新技术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为此，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一是要把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重点加以扶持、引导和管理，逐步提高环保产业的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二是要建立环保科技进步投入机制，促进环保科技进步及其产业化。要按照有关法律要求，保证政府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支持，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建设和试制期间给予适当的财政贴息扶持，以降低有关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投入风险，调动其开发研究高新技术的积极性。三是建立重点结构调整项目的补贴机制。对因技术落后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企业，强制淘汰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等，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如提供贷款贴息、社会保障和配套资金等。四是要建立、落实发展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机制。除了目前在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所得税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给予支持外，还应在增值税、消费税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的发展给予积极鼓励。
5.科技进步的财政政策。为了体现对科技投资事业的鼓励，不仅应该对其采用消费型的增值税，而且还应该适当地调整增值税的税率设置。具体来说，就是对技术含量高、经确认为高新技术的产品，其生产与销售也应该按照低税率（13%）纳税，这样，就可以充分体现政府对高科技企业乃至风险投资事业的重视。还可以考虑对高新技术企业所缴纳增值税按适当比例返还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流转税是主要税源，为了解决科技企业设备价值量大、更新速度快、占用资金多的问题，可以考虑对高新技术企业或与技术开发有关的机器设备实行“税改投”政策，即将应征未征的增值税作为国家的资本金投入。这种税收优惠相对于其他优惠措施针对性强，更能刺激企业在购置科研设备方面投入资金，从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硬件水平。
三、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可持续发展
1.引导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企业和私人对于可持续发展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捐款，允许在所得税税前100%的扣除，给予免征流转税的优惠；对风险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引导民间资金向高科技项目流动，促进科技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国债资金应尽可能减少直接支出，而逐步提高采用财政参股、补贴、贴息以及风险投资等间接投资的比重，这样一方面可以吸收启动民间投资的相应跟入，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管理；积极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2.争取金融组织贷款。创造条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例如，一些公共设施明知要赔钱，“赔钱也要干”，这就是“政府行为”。此类资金在我国外债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700亿美元，政府债务余额为496.8亿美元，占34.4%.由政府行为来主办的项目，当然就只能由政府财政出钱，财政没有钱就借债。据了解，亚行在今后10年内，每年提供10～15亿美元，用于西部地区修公路；世界银行在今后10年内，每年提供10～15亿美元，搞8～10个项目。按照世界银行的政策，我国农业部门能够利用的只有三项：生物多样化行动计划项目；农村能源项目、节水农业项目；农发基金项目。200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承诺对华援助8590万美元，将向广西、山西、宁夏、新疆、甘肃、贵州、青海、安徽等省提供价值相当于5590万元美元的粮食援助和3000万美元的粮食用于学校供膳项目。对国内金融组织，应当对其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贷款实行贴息政策。
3.各地争取立项。各地应当根据联合国及我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或者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争取国际组织及我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
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使用中，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逐年增加。银行对于生态环境建设贷款应根据生态环境建设的特殊性，适当延长偿还期限。积极运用债券和证券市场，发挥信贷政策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在确保信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支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稳妥地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税改革，研究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产品征收环境税，或利用现有税种增强税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有利于废物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收费制度，合理确定收费标准，调动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全面征收城镇污水处理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和危险废物处置费，收费标准要逐步达到略有赢利的水平。开展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利用市场机制降低控制污染治理成本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参考文献：
1.万莹。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取向。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1）
2.杨灿明。我国“十五”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当代财经，2000（2）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3
农业现代化的评估指标
农业现代化的评估,就是利用一系列评价指标综合测定某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农业现代化评估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进行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科学的评估,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找问题、找差距,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战略目标和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一)国内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都曾进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教授提出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及其标准(注:柯炳生:《农民日报》2000年1月22日。)。
柯教授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其它国民经济部门带动的,是其它部门而不是农业率先实现现代化。农业发达的国家都是非农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不可能率先实现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指标首先要考虑农业外部条件指标,其次是农业内部条件指标,最后是农业生产效果指标。
柯教授的指标体系,简单明了,多数指标与现有统计部门的统计指标相同,易于操作。然而,借用农业外部条件的指标,作为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虽有独到之处,但是否合理,有待检验。虽说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可以带动农业现代化没错,但是否就可以说,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就必然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低,答案是不一定。工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随着生产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某些地区有农业比较优势,可优先发展农业,利用区域外的资金与技术的推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这是一个产业部门的现代化,还是用直接反映农业内部的各项从投入、过程与产出的经济技术指标,更为直观、稳妥。另一方面,这套指标体系中关于农业可持续性的指标不够充分。农业是依赖土地、水资源的产业,离开农业资源的可持续性,现代化就成了空中楼阁。
浙江大学经贸学院谭波等提出了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注:谭波等:《地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框架及其量化》,《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0年第1期。)。该指标体系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农民知识化、农业集约化、农民生活富裕化和农村城镇化等四大方面的集合。这一指标体系与其说是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不如说是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而且部分指标表面上看是不同的指标,实际上由于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因而明显重复。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用电量”,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是两个数学上高度相关的指标,两者择一即可。
(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改善
我们认为,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相结合,目标是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是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资源产出率,保持农业生态平衡,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型、生产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要实现当代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需供求总均衡和切实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现实目标以及后代农业生产资源充分满足需求的长远目标。
为此,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设计了农业现代化目标层次结构,把农业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系统分解为不同层次的组成因素,以便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农业现代化”为总目标层,要实现这个总目标,就要以“社会效益”、“生产条件”、“高效产出”、“组织程度”、“市场化”、“可持续性”这六个方面为准则,每一个准则又可具体分解出不同的操作措施。这些操作措施所对应的统计指标,将可作为评估农业现代化的预选指标,最终的指标将从这些预选指标中筛选出来。
每一个操作措施所对应的统计指标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如“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包括土地流转率,农田规模经营比例,外来活劳动投入比例等,农业合作化,既可以用参与农业合作社的人口比例,也可以用农业合作化企业提供的农产品与服务所占全社会农产品与服务的比例来测算。
在确定评估指标时,单个指标一定要遵循“客观性、独立性、可比性、可行性”的原则,而指标体系则要有“综合性、全面性”的原则。构建这一指标体系的理由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两代化必须以提高社会效益,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切实保障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我们制定农业现代化目标和措施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因此我们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整个指标体系的第一个指标。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承的,农业现代化将为
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初级产品,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将反过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水平用“第一产业比重”这个指标。这是一个逆指标,即数值越小,产业结构水平越高,数值越大,产业结构水平越低。第二,农田标准化、农业机械化、农民知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农业是以自然条件为第一基础的产业。选择“稳产高产粮田比例”为又一个评价指标,有了良田这个基础,在生产操作上,还需要有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在生产经营上,要有知识、谙技术、懂管理的新一代农民,故又选择了“农业机械化综合指数”和“农技队伍中有技术职称人员比例”。
第三,发展高效、高产、低耗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农业技术中,动力与工具技术、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等是劳动替代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品种技术、耕作技术、生物遗传与基因技术、灾害防治技术等是土地替代技术,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加工技术、贮藏保鲜技术等是农业增值技术,主要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因此,“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和“农产品加工增值率”成为高效产出方面的指标体系。随着经济发展,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农业内部经济结构也要发生相应变化,“养殖业比重”成为产出结构指标。
第四,组织创新与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农业内部组织机制的完善,才能保证农业内部要素配置的有序化、高效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买方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农业所面临的国际性竞争,一定要提高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水平,不仅要提高农产品市场化率,而且要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率。为此,要推动农业的组织制度和经营制度的不断创新,以顺应市场化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责任田规模经营比重”、“合作化企业占农业增加值比重”、“农林牧渔业商品率”都是相对应的评价指标。
第五,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是关系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百年大计。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就是要保护耕地、水、林木等农业资源,保持农业生态平衡,防治农业内部及外部污染,以确保农业资源与环境的永续利用。“耕地与前五年逐年环比均值”、“农业灌溉水质合格率”、“农田林网覆盖率”等指标与其相对应。其中耕地与前五年逐年环比均值的计算方法是:把评价年度年末耕地拥有量,同前面5年年末耕地拥有量分别比较,然后求平均值,这一指标反映了耕地的保有水平。耕地与前五年逐年环比均值大于1,表示土地资源持续性好,小于1,则表示非农用地增加。
江苏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估
我们以1999年的实现值,分别计算了江苏省(详见下表)及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从测算结果来看,全省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68.56%,尚处于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分地区看,苏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75.94%,处于农业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苏中地区与苏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指数分别为68.09%和57.93%,分别处于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和准备阶段。
农业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及江苏省评价结果
指标名称单位标准值权重实际值得分实现度
社会效益2013.3366.67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80001035955.0050.00
第一产业比重%≤1010128.3383.33
生产条件2014.2871.40
农业机械化综合指数%≥807685.9585.00
高产稳产粮田比例%≥607202.3333.33
农技队伍中有技术职称人员比例%≥706786.00100.00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4
关键词：气候资源；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气候资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气候资源是气候要素中可以被人类利用的那一部分自然物质和能量，包括光能资源、热量资源、降水资源、风能资源和大气成分资源等，是地球上生命现象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和条件。在农村，农业生产是依赖自然气候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随着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人口的增加和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人们逐渐开始依靠使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来提高粮食的产量，化肥和农药及农业技术等随之进入农业，农业生产也开始使用农业机械代替手工劳动。由于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以及他们在农田中的残留、农业机械的使用等等，带来了土壤侵蚀、土壤养分丧失、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农药毒性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二、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气候资源开发和利用
1．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各种类型的农业资源
土地的问题是农业的根本问题，如今耕地、粮食、人口问题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保护耕地资源方面，耕地法规政策和实施措施是重中之重，要严格执行非农业用地审批制度，严禁以任何理由乱占耕地。为保证耕地动态平衡要实行谁占地谁造地，占多少造多少的原则。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在每年出台非农业用地面积计划的同时要出台等额、超额造地计划。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和生活用水将的急剧增加，我国农业用水呈现负增长的不良局面，实施合理的水资源保护法规也势在必行。例如在农村的水产养殖业上，今后要严格控制围网养殖规模，并着力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根据区域环境容量确定畜禽养殖规模；对块状养殖地区则要积极引导以村为单位实行集中养殖，并对粪尿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同时还应当努力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引导和鼓励农民全面实施平衡施肥技术，积极引进生物肥等新型高效肥料品种，并通过基地的建立提供专业化供肥和施肥技术服务体系。
2．设计各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系统
今后，我国应当在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气候、水利、农田、山地等自然资源的实际情况，着力搞好农业区域性开发规划，建立各具特点的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例如在重庆地区，可以按照光、热和水资源随海拔高程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程带内作物布局不同等情况将重庆地区划分为如下四个层次，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农业气候资源：第一层区域能满足双季稻种植的要求，同时对发展甘蔗、柑桔生产非常有利；第二层很适宜多种经果林木的发展。该层区域是重庆地区扩甘蔗种植的可能区域和柑桔适宜栽培的集中区，同时也是优质大叶茶和桑树的种植区。第三层是大叶茶和中小叶茶、半耐寒性和耐寒性蔬菜的混合栽种区。此外，第四层区域生产上宜以发展林业为主，兼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营，部分区域是优质中小叶茶的生产地。
3．利用科学技术加强传统农业的创新型利用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益、无污染、再循环利用，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更多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今后在农村经济发展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及应用，优先发展先进、适用的关键技术，如绿色耕种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等。其次，要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在能源方面，日本特别注重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我国也应大力发展农业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利用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既能实现节能，又有利于保护农业气候环境。最后，在农村经济中需要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系，推广农田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严格控制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大力推广使用生物农药。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5
关键词：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问题；思考
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退耕还林工程是优化生态环境的最直接、最有效措施之一，同时也是帮助偏远贫困山区的人民群众真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伴随退耕还林工程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干部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断提升，这也促使农业结构有着明显的改善和优化，间接提升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近些年因退耕还林补助的相继到期，后续产业问题显得越发突出。对此，本文以贵州省为例，阐述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策略。
1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问题
1.1文化程度偏低，其他产业发展能力较弱
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最终形成一个贫困发展循环圈[1]。因为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再加上许多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这一现象也充分证明了当前农村地区的平均文化水平并不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向农村提供任何的帮助都显得非常局限，另外因为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的缘故，导致许多村民对于新鲜事物的理解存在偏见，对于一些前期需要投入的产业认为无参与价值，导致在退耕还林之后，许多村民无其他产业可以参与，最终经济效益不断降低，从而呈现后续产业发展问题。
1.2思想保守，很难取得突破
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许多的贫困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小农意识，在思想观念方面落后，并且非常保守。在传统理念的影响之下，许多的农民仍然坚持着一门一户的生产生活格局，导致许多农村缺乏团队协作意识。因为当前退耕还林的许多产业都属于团体性的产业，这样必然导致许多农村地区无法有效的开发产业，最终形成严重的经济发展阻碍[2]。另外，因为退耕还林开始时有政策方面的补助，导致一些群众习惯性形成了“等、靠、要”，突然因为补助政策到期，导致思维层面的惯性，最终无法突破保守思想，导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收益问题。
1.3资金的来源单一
我国政府所实行的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大型、系统性工程，需要庞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基本保障，假设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便无法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我国退耕还林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支出，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导致人均占比并不高，再加上资金是由上至下进行分配，最终农户并不能获得充足的资金，这也导致许多想要创业的农户缺乏创业资金，再加上退耕还林之后补助有一定的时限，国家补助到期后导致大部分林农生活方面都存在困难，最终无法参与到各种后续产业当中。
2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的具体对策
2.1加强教育建设，改变思想观念，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我国一直在针对农村地区的现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并且在退耕还林政策到期时也出台了一些持续性帮助的政策，从而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但就当前的实际状况而言，这一项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对此，需要充分展现土地的资源优势，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统一性协调原则，应用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持续发展，最终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性目的。退耕还林的后续产业必须结合农村发展工程而定，需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而选择。例如，可以将退耕还林和林下种养殖相结合，推广林下养殖、种植的新型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增加了林农的收入，同时还可以稳住民心。保住绿水青山，也就保住了金山银山。
2.2加强监督力度，让退耕还林落到实处
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纸浆、木材等加工生产业，并为退耕还林之后的后续产业提供有力的支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加大监督力度，尤其是在森林开发的合理管理当中，务必保障森林资源的可循环、持续性开发，而不是随意乱砍滥伐。另外，还可以选择适当的地段由政府主导建设相应的加工市场，提升林业副产品的销售途径，促使退耕之后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途径，并消除各种后顾之忧。政府还需要适当加大针对性的资金投入，而不是广泛性的普及补助，例如可以将资金投入到市场的开发以及建设当中，从而保障整个地区农业市场空间。
2.3理清思路，寻找后续产业切入点
针对贵州省各地实际情况，需要针对性的开展退耕还林的后续产业工作。贵州省具备发展特色旅游的优势，所以各地可以结合当前退耕还林工程的大发展环境，大力推广特色果园、特色旅游区等经济项目，并借助龙头企业，大力扶持当地的退耕农户长远发展，加快后续产业发展效率。
3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当前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寻找问题的本质与根源，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做到真正的退耕还林，为参与退耕还林农户提供更多的商业机遇，从而真正推动我国农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皓,王伟,朱永明,等.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河北省以保定市涞水县为例[J].水土保持通报,2015,35(04):263-267.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6
[关键词]循环；农业经济体系；内涵；构建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型产业。然而，在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却往往面临着农村水资源问题突出、传统生态农业体系破坏严重、农副产品资源利用率低、农村居住环境脏乱差等一系列问题。以上问题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村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容易造成农业资源的高消耗与过度利用，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化与健康化发展。为此，我们应当积极构建新型的循环式农业经济体系，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投入物—产出物—废弃物”的循环性与综合性利用，从而有效减少自然资源的无谓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以最终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建设两者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1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
一是循环农业经济体系是遵循循环经济理论的新型经济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应当以“投入品产出品废弃物再生产新产出品”的反馈式、循环式的流程组织运行，要求在农业生产链条的输入端，应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在中间环节则应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在输出端则应尽量减少生产废弃物的排放。通过这种循环再生的模式，以真正达到农业经济体系的低耗、节能、安全、环保以及可持续性发展。二是循环农业经济体系，是一种资源节约型与高效利用型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构建循环农业经济体系，不仅能提高农业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通过积极开发与创新农业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最大限度释放农业的资源潜力，减轻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压力，从而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化与快速化发展。
2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
2.1创新思想观念，加强政策引导
2.1.1创新思想观念要构建与发展循环农业经济体系，就必须树立起循环经济的理念，走低消耗、高增长、可持续的发展路子，建立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方式。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应当贯彻与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念，转变传统对农业发展与定位的认识，创新工作思路，将构建循环农业经济体系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创新点与切入点，切实推进农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工作。2.1.2加强政策引导除应当创新思想观念以外，各级政府部门还应当积极进行政策性的引导，通过加强循环农业经济体系发展的财政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性设施建设与农业环境管理，从而为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在相关法律保障、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等方面，都应当制定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度，以引导和促进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公众在构建循环农业经济体系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以尉氏县的政策引导工作为例，近年来，我县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惠农政策的基础上，一方面，始终将抓好粮食生产作为落实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落实政策，稳定面积，依靠科技，主攻单产，粮食面积逐年增加，粮食总产连年提高，在201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88.06万吨，为河南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还积极扶持发展林果业，多年以来在全县范围内持续开展阳光工程培训、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通过园艺工的技术培训，示范户的示范带动，全县果树面积达到7万亩，新增果树种植面积2万余亩。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政策、产业政策的引导，为我县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优化农业经济布局
我们应当用循环经济的理念，以指导区域农业的发展，并根据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农业结构的特点，合理优化与调整我国农业的区域经济布局，并通过不断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以有效建构出循环的农业经济体系。为此，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大产业、大生态的角度，用循环农业的思路指导农业生产，摒弃传统依靠消耗资源来发展农业经济的做法，以实现低消耗、高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实现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模式。以尉氏县为例，为进一步优化县内农业经济布局，我县一是继续引导发展传统优势农产品，如西瓜、辣椒、小尖椒、蔬菜等优势农产品，通过麦-瓜-棉、麦-瓜-辣椒、麦-瓜-菜、土豆-玉米-辣椒、土豆-玉米-西瓜等间作套种模式，其面积已发展达20万亩，亩效益均在3000元以上；二是创建无公害生产基地，目前我县共组织申报了15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26个无公害农产品，总面积约10万亩，年产无公害农产品约15万吨。
2.3构建循环农业的组织运行模式
运行良好的组织运行模式，是循环农业经济系统构建的基础。为此，应结合现有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类型，并通过不断创新与集成能够适应农业经济体系发展的新型组织方式与运行机制，从而有效推进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可构建“农民协会+农户（企业）”的循环农业组织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循环农业组织模式、构建农村清洁社区（乡、村）型循环农业组织模式等等。以尉氏县所采取的“农民协会+农户（企业）”的循环农业组织模式为例，该组织运行模式是由从事专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以专业大户和技术能手为骨干，以科技推广和经营服务为手段，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所组建而成。其特点是能更好的发挥出农业组织的引导与协调功能，并能将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集中共享与交流农业技术、信息与服务，从而为我县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
3总结
本文结合尉氏县循环农业的建设实例，着重就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循环农业经济体系，强调各农业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与共生耦合，强调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方式，以此构建出合理而有序的农业生态产业经济链。为有效改变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着的水资源问题突出、生态体系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以及居住环境脏乱差等各种突出问题，必须积极构建循环农业经济体系，进而真正实现农业经济体系的低耗、节能、安全、环保以及可持续化、健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品.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及其构建[J].中国人，2012（1）.
[2]翟绪军.中国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机制研究[J].东北林业大学，2011.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农业已经成为美国农业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和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2011年联合的数据，2009年全美从事有机食品生产的农场面积已达200万公顷，而2005年还不到40万公顷。有机食品销售量也增长迅速，几乎所有的超市和连锁店都销售有机食品，2009年美国有机食品零售额达248亿美元，而1999年仅为60亿美元。根据美国有机贸易协会（OTA）2010年有机产业调查的资料，2009年美国食品销售额只增长了1.6％，而有机食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1％。其中有机水果和蔬菜占有机食品销售总额的38％，占美国水果和蔬菜销售总额的11％。美国政府高度重视本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农业建设实行“五位一体”的支持措施，将法律法规、财政支持、信贷支持、农业科技和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联动推进生态农业建设。1990年，美国政府制定了《有机食品生产法》并成立了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1991年将《有机食品生产法》改为《美国农业部有机食品证书管理法》。1996年，美国政府修改《农业法案》，增加了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办法。
2000年12月，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USDA）的农业市场服务处制定了美国有机农业条例（NOP），对有机农产品的定义、适用性、有机农作物等作了详细的界定。2002年，美国出台《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该法案授权：“农业部通过实施生态保护补贴计划，以现金补贴或技术援助等方式把资金直接分发到农民手中或用于各种生态保护补贴项目”。2010年美国政府颁布《健康、无饥饿儿童行动》法令，该法令提出有机贸易协会将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进行有机食品的试验计划，用于学校食品计划中有机食品的提供。2011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使该法案成为美国第111届国会第353号法律。《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有助于保护有机农业生产者。
美国对于生产或使用农药和化肥而造成环境污染者征收农药税或化学肥料税。州农业厅还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分析给予资金援助并逐年增加检测项目和分析样本，从而把农药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依阿华州等州设立了“农业环境质量激励项目”,规定“只有生态农场才有资格领取奖励”。明尼苏达州对于有机农场用于资格认定发生的费用，由政府补贴2/3。在信贷方面，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建立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或扩大原有机构的农业信贷业务将款项直接贷给农场主，用于资助农产品储存设施或农村住房建设，对于农业生态保持项目实行优先贷款。另外，政府还为美国的私人银行提供农业信贷保证。在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的投入要依靠信贷来解决，每年有70％以上的农场需要借款来维持或扩大生产。美国政府还实施了“持续农业研究与教育计划”，建立了全国性可持续农业研究网络。在联邦一级和各大生态农业区，由全国性委员会与地区性可持续农业研究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涉及全国性或各大农业生态区的重要研究课题和相应经费进行研究、决策。美国的很多农业院校通过开设农业与资源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课程，为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环境保护培养了大批专业性人才。
在地区一级，一般做法是将指导委员会挂靠在相应的州立大学。美国政府还通过开办农业科技讲座、短期培训班等方式，向农户讲述土地使用的正确方法，邀请相关科技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并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从而建成了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三结合的完备体系。在技术领域，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应用，农业信息化、网络化、自控化是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其中生物工程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高新技术正推动着生态农业的高速发展。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已经占到整个农作物的67％，此类作物的开发极大程度地降低或取代了化学品的使用，从而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农民可以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辅助生产，根据定位系统测出的技术数据对耕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施肥、浇水，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
欧盟的生态农业
根据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的资料，2009年，欧盟生态农业土地已经超过了840万公顷，占欧盟农业用地的4.7％，与2000年（430万公顷）相比，增加了将近一倍。而且，各国政府新增的生态农业用地面积仍在不断增加，如德国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使德国生态农业用地占农业总用地的比例达到20％。2009年，欧盟有机食品的销售（一般零售、专卖店、农民消费者直接销售等）达184亿欧元，其中德国58亿欧元，法国30亿欧元，英国21亿美元，意大利15亿美元。德国是欧盟最大的有机食品消费市场，约占30％，而人均有机食品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是丹麦。欧盟生态农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欧盟及各成员国的政策支持。1991年，欧共体了有关作物生产、标识、检查和进口的第2092号条例。1999年，该条例增加了动物生产部分。2004年，欧盟还实施了有机农业和食品行动计划。
2007年6月，欧盟制定了《欧盟有机规定834号》，规定了有机食品生产的目标、原则及通用规则，作为框架性法律，其目标是制定有机农业持续发展的新道路。2008年，欧盟制定了两个具体有关有机生产、有机产品进口与分销及标签的有机条例。新的法规不仅保护了农民、农场和企业免受不正当竞争的干扰，还增强了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任。2010年，欧洲有机部门推出了新的欧盟有机产品标志——“欧洲叶”（Euro-LEAF），该标志自2010年7月1日起正式使用。欧盟东扩后对其农业政策进行了修订，将与环境安全有关的环保、食品卫生与安全、牲畜及植物健康等内容均列入各国农业投资范围，并规定对于违反农业环境政策的国家给予严厉惩罚。2003年，欧盟还将农业补贴与环境保护完全挂钩，形成了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欧盟将“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系”作为指导各成员国进行农业生态环境补贴的纲领性文件，各成员国还结合本国的实际制订了本国农业生态环境的最低标准指标体系，如对“因自愿减少化肥、杀虫剂、灭草剂投入而受到经济损失的农民给予补贴，对农业利用价值不大的土地进行粗放式经营耕作、退耕还林，或不采用排水、灌溉、开垦荒地等对环境有影响的生产方式的农民给予补贴等”。英国政府还对向生态农业转换的农户进行补贴，平均每公顷补贴50英镑。
法国政府于2008年颁布了“生态农业2012年规划”，包括设立1500万欧元的基金，用于支持生态农业结构调整，形成产品生产、收购、加工、销售的渠道；对从非生态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的农户提供免税等优惠待遇等，使得其生态农业面积扩大3倍，并力争达到可耕地面积的6％。欧盟国家的农业教育占农业预算总额的20％～25％,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对农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推广、进修深造等均建立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德国、英国、丹麦和荷兰等国还有对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培训的专科学校，许多好的创意都来自于这些学校。荷兰、奥地利、丹麦、瑞典、芬兰和德国的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举办生态农业知识讲座，增加了农民的专业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意大利国会还设立专门基金，用于资助开展有机农业研究。
欧美生态农业发展的经验
借鉴树立农业可持续发展观念
各国在经历了石油农业的冲击后，越来越认识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国政府在制定各种农业政策时也都对这一观念给予重视。相比较而言，我国农民及涉农人员环保意识比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因此，在生态农业建设中，首先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倡导生态文明观，推广可持续发展模式，摒弃“竭泽而渔”的经济增长方式，寓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于农业发展之中。各级政府也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统领之下来制定各种农业政策，将农民视为环境保护的合作者。唯有如此，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实现。
不断完善法规政策
各国在发展生态农业时，都运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强对生态农业的领导、管理，通过制定支持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法规，为生态农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在生态农业建设中，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建立健全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资源环境综合管理，加强监督并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鼓励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活动，制定符合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宏观政策。因此，我国应尽快制订“生态农业促进条例”、“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水资源管理条例”、“化肥控制条例”等。另外，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订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质量安全认证体系、质量安全监测检验体系、质量安全执法监督体系的建设，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良好接轨，促进我国生态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升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水平。
强化科技支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态农业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各国都非常重视生态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注重人才培养，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相比之下，我国农业科技开发能力较为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经费投入较少，高新技术应用不足。因此，我国在生态农业建设中，首先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加强有关生态农业的前沿研究，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逐步建立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其次，应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形成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借助各农业大学的有利条件，设立生态农业专业；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对在高等学校生态农业专业就读的学生给予倾斜，对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生态农业方面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毕业生，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教育。此外，科技人员还应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最后，应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培训内容不仅包括生产技术，还应包括对目前的食品市场的新认识。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1篇8
关键词：情境；心理距离；信任链模式；案例研究；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6）01-0035-08
Abstract：Takingsocialdistanceandgeographicdistanceassituationalfactors，timedistanceasdynamicevolutionaryclueoftrust，andfarmers’agriculturalmaterialsretailchoicebehaviorsastheobject，byusingexploratorycasestudyandquantitativeresearchmethod，thispapersummarizesthesituationboundariesofinitialtrustoffarmers’retailchoicebehavior，explorestheinternalmechanismofcontinuedtrustandextendedtrust，buildsthehouseholdtrustchainmodelundertheparticularsituation.Researchshowsthatthefarmers’initialtrustisbrandtrust，retailers’trust，retailtrust，respectively，inthreekindsofpsychologicaldistancesituations；farmerstrusthasexperiencedthedynamicevolutionprocessfromtheinitialtrusttocontinuedtrusttoextendedtrust.ThisstudyreconstructstheexplanationmechanismofChineselocalphenomenon，hascertaintheoreticalsignificancetotherelatedresearchinthefieldofconsumerbehaviorandtheexpansionofmarketingmanagementtheory，andalsohasreferenceandenlightenmentfortheretailenterprisetomakerelevantmarketingstrategy.
Keywords：situation；psychologicaldistance；trustchainmode；casestudy；quantitativeresearch
1引言
个体购买决策受到其对卖方信任的影响[1，2]。信任作为主观性判断的范畴，与心理距离情境因素有直接联系。由于心理距离的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两个维度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缘”和“血缘”，人们可能自然地认为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越近，个体的信任越容易建立并促成购买行为的发生。的确，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户信任的建立显然受到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的影响[3]，表现为更趋向于信任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近的他方，且这种信任更多是基于“人情”。然，朱子说：“利者，人情之所欲”。尤其是在社会转轨期，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双重作用使得农户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其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导向[4]。这种传统差序格局与工具理性意识的交织作用导致农户信任形成与购买决策的复杂性。当前中国乡村亲缘、地缘关系下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即使商业关系中有“人情”的成分存在，也更多体现为额外的功利性色彩，这在农户选择农资零售店的决策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具体来说这种现象就是农户在选择零售店时看似是随机的基于“人情”的潜意识驱动，实则是在心理距离情境下以理性意识为导向基于初始信任做出决策。
那么，传统差序格局与工具理性意识交织作用下的中国当前乡村社会中，心理距离情境如何影响农户购买决策中的初始信任类型？持续信任与延伸信任建立的驱动因素有何差异？品牌、零售商与零售店这三个层次的信任之间有何关联？在何种情况下会产生信任转移？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农户信任链模式以及农户特征有何差异？中国本土情境下管理理论建构和管理实践创新都亟待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而已有文献并没有针对影响农户首次进入某零售店的决策与行为的信任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且并无系统探讨品牌、零售商与零售店等不同层次信任的内在联结；此外，现有农户行为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将农户所处的情境视为同质性，从普遍意义上分析其决策行为[5，6]，也缺乏运用情境因素来探究农户购买决策中的初始信任以及构建信任的动态演化过程。这就使得已有农户购买行为模式及其变化的研究存有局限性。为此，本文立足于转轨期中国乡村社区所独有的差序格局与工具导向相互交织的特定背景，从心理距离情境出发，归纳不同情境下农户信任链模式。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重构了中国化现象的解释机制，对消费者行为学以及营销管理理论的拓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从实践意义来看，本文可为零售企业通过差异化营销建立和保持长期顾客关系提供了启示。
2理论基础
2.1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是指个体在心理空间中主观感知某一事件的距离，Trope等指出其包含时间距离、地理距离、社会距离、真实性距离等四个紧密关联的维度[7，8]。由于本文关注乡村社区农户购买行为中零售店选择的初始信任，重点考虑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对农户初始信任的影响。地理距离是指个体由于物理距离的存在而对事件产生的心理距离[9]；Fujita等指出社会距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类似于中国以差序格局来感知与社会客体间的心理距离的远近[10]。通常，心理距离会通过影响解释水平表征来影响人们的认知判断与行为反应[11，12]，即距离较远/近的事物对应高/低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13]。此外，心理距离会影响个体的偏好构建与选择决策。口碑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会影响消费者的决策[14]；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影响[9，15]。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多是运用心理距离影响解释水平高低程度来分析个体对某一事件产生认知判断与决策的差异，并未结合相关情境深入探讨社会距离、地理距离等心理距离维度的框架效应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乡村社区农户购买行为中，心理距离理论的应用几乎是空白的。
2.2信任转移
Stewart认为信任转移是指个体已有的其他来源的信任会影响其对另一主体信任的形成，是消费者潜在信任认知的建构过程[16]，信任可以由施信方所熟悉的实体向其不了解的实体转移[17]。现有研究关注的是信任在渠道间的转移，如消费者对零售商网下实体店的信任会促使其在访问网站之前对该零售商的网站建立信任[18，19]；投资者对网上证券服务的信任会影响其对移动证券的信任[20]。Mcknight和Chervany认为信任包含三个方面，即顾客自身个人倾向信任、对卖方人际关系方面的信任和对拍卖网站的信任[21]。同时，Semeijn等的研究表明消费者感知的店铺自有品牌信任和店铺信任之间有积极的影响[22]，消费者对零售商的信任会影响到其对该零售商经营品牌的感知[23]。此外，顾客首次购买行为多是基于对产品品牌的信任进入零售店，随后是信任加深与转化才进行重复购买[24]。
本文所关注的是农户在品牌、零售店与零售商等层次间的信任转移，而文献多把零售商信任等同于零售店信任，严格来说这两者是不完全等同的。本文认为零售商信任是农户对人这一个体的人情/人际信任，零售店信任是农户基于对该商店的行为与制度的感知，是对零售店可信度的判断。
3案例研究：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信任链模式构建
3.1研究设计
案例研究是对于难以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某种现象的具体表现进行丰富的、实证性的描述[25]，其目的是用案例来验证在研究过程中所涌现出的理论观点并从中归纳产生理论[26]。由于多案例研究往往能为理论构建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作为理论构建式研究，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的方法，通过搜集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案例，遵循可复制的逻辑原则来实现案例的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
3.1.1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是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构建理论的关键。本文依照下列标准来选择案例：第一，当地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业，从而确保收集到足够的、详实的数据资料。第二，农户所在的乡镇至少有四家以上的农资零售店，以便获得不同情境下的案例数据，从而保证跨案例研究分析的可靠性。第三，农户有长期在某家农资零售店购买产品的行为，以探究农户在交易动态过程中心理特征的变化。最终，选择了四川省农业大县大邑县、邛崃县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户作为案例研究样本。
3.1.2资料收集与分析
Eisenhardt认为基于多种数据收集方法的三角测量使得构念和假设具有更坚实的实证依据[27]。本研究采用多种来源的资料，同时使用理论抽样决定访谈的数量。其一是46位农户深度访谈：每次访谈的时间控制在45分钟以上，访谈笔记的整理遵循案例研究“24小时规则”；其二是4位村干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作为乡村社区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经验和总结有助于本研究把握总体层面的农户行为；其三是5位农资零售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作为被选择方，零售商提供的关于农户购买行为的事实性与观点性的信息可以帮助本文有效验证农户购买决策与行为。最终的访谈笔记包含对于农户、村干部、农资零售商访谈中涉及到的全部资料和信息。
本文采用Orlikowski提出的数据编码和理论框架相结合的策略[28]。首先，忠于原始访谈数据进行编码汇总，对访谈数据进行“自下向上”的分析和归纳，并不断寻找与数据最契合的概念理论[29]。编码汇总的第一步是对农户的心理距离情境进行分类；第二步是对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农户购买行为中的信任链模式进行编码。然后，对每个心理距离情境下的信任链模式进行了单独的案例研究。在此过程中，针对每个案例中出现的信任链模式的重要特征数据进行不断的比较。最后，反复比较了案例，提炼出每个案例的独特方面，并运用跨案例分析方法来形成信任链模式的一般框架。
3.2案例剖析与理论模型
根据2（社会距离：远VS.近）×2（地理距离：远VS.近）的组间情境将农户样本分为四类（图1）。由于在现实中农户因其与某零售商关系近而不计地理距离远所发生购买行为的概率较小，即农户一般不会为单纯的维持人情关系而去舍近求远的购买农资产品。因此，本文不予考虑情境2。
3.2.1心理距离情境1：社会距离远，地理距离远
在情境1下，通过深度访谈共收集12个样本，其农户样本特征是耕地面积较大、种植业所占总收入比例较高。此类农户看重种植业收入，对农资产品的购买感知风险较大。访谈数据显示，该情境下农户舍近求远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该零售店有其所想要使用的品牌，能够满足农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翁贞林指出农户的理是与生俱来的[30]，由于种植业收入的重要性，农户对该零售店产生首次购买行为的初始信任是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在后续购买过程中，若零售店提供的服务和优惠能够使得农户感知自身已与该零售店形成利益联结，即在该零售店可以获得符合自身期望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时，农户会在现有状态下进一步形成基于价值属性的零售店信任。
由于此动态过程中，农户已经与该零售店建立了较为长期的交易行为，因此，如果农户在产品购买过程中有问题出现，零售商则会给予帮助或补偿，同时随着彼此间关系的深入和密切，农户会因关系嵌入而形成基于人际的零售商信任。心理距离的改变会导致个体对相应事物的价值感知发生变化。在情境1下，地理距离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农户与零售商的社会距离在交换关系持续的动态过程中会由远渐近。该情境下基于理性的初始品牌信任是发生在农户同零售店首次交互行为之前，持续零售店信任是建立在多次交互行为和以往购买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延伸零售商信任则是形成于良好人际关系确立的前提下。因此，可提出命题1：
在情境1下，农户购买行为中的信任链是：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初始信任）基于价值属性的零售店信任（持续信任）基于人际的零售商信任（延伸信任）。其中，利益联结是使品牌信任转移为零售店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关系嵌入是使零售店信任转移为零售商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
3.2.2心理距离情境3：社会距离近，地理距离近
在情境3下，通过深度访谈共收集15个样本，农户的样本特征是老龄化程度明显、文化程度较低、耕地面积绝大多数在5亩以下、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该类农户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非农业收入，对农资产品感知风险相对较低。数据分析显示，该情境下的农户在选择农资零售店时的初始信任是基于人情的零售商信任，这种人情是由于血缘形成的先赋性的社会关系。Fujita等发现社会距离较近时，风险感知降低[10]，农户对零售商产生高信任度。此外，基于人情的零售商信任的选择体现了中国文化下人情关系的维持与往来。黄光国的研究证实人情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31]。经济行为多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在地理距离近的前提下，如果农户与某零售商社会距离近，那么农户会在“人情”这一社会规范下去该零售店购买产品。
在中国文化中，人情是一种信任机制。然，社会转轨期农户的人情关系中有更多的理性算计成分，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人情信任是用来替代显性契约的一种“理性方式”。因而，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一个重要维度。“互惠”是人情的重要构成，由于“亲戚”或“熟人”这一关系的存在，农资零售店一般会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户更多的优惠，农户会因“人情溢价”而感到满意，此种形式的利益联结使得农户进一步形成基于情感属性的零售店信任。随后，如果产品的功能属性和价值属性能够满足农户的种植需求，农户则会在已感知到的品牌契合的基础上形成基于理性认知的品牌信任。于是，可提出命题2：
在情境3下，农户购买行为中的信任链是：基于人情的零售商信任（初始信任）基于情感属性的零售店信任（持续信任）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延伸信任）。其中，利益联结是使零售商信任转移为零售店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品牌契合是使零售店信任转移为品牌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
3.2.3心理距离情境4：社会距离远，地理距离近
在情境4下，通过深度访谈共收集28个样本，农户的样本特征是耕地面积多在5亩以下、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该类农户对农资产品感知风险相对较低。访谈数据显示，在该情境下农户选择农资零售店时的初始信任是基于近地理距离属性的零售店信任。Chang和Rosenzweig的研究表明地理距离增加1倍时，交换关系会减少42%[32]，这种状况在乡村社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多数农户来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和情境限制，一般情况下他们在某零售店首次购买行为是由于“就近原则”的地理属性导致的。当农户与该零售店形成交换关系后，如果该零售店的产品能够满足农户的需求，那么农户基于对该店的产品品牌已经形成的价值感知，则会期望该品牌带来积极的效果，从而增加信赖该品牌的意愿。即此时农户由于品牌契合已形成了持续阶段的基于理性认知的品牌信任。
中国是以关系为社会行为取向的熟人社会，体现非规范性的人情关系文化，但转轨期的文化削弱了熟人关系网络和熟人信任的效力[33]。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信任关系网络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因此，在这种人际关系既薄弱又稳定的半封闭式社会空间中，只有信息交流和行为互动才能对人际信任有显著作用。在农户购买行为中，农资零售商通过主动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提升农户对其个人的能力、情感认知。长期以往，农户会与该零售商建立信任关系继而维持购买行为，即农户由于关系嵌入形成了延伸阶段的基于人际的零售商信任。故而，可提出命题3：
在情境4下，农户购买行为中的信任链是：基于地理属性的零售店信任（初始信任）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持续信任）基于人际的零售商信任（延伸信任）。其中，品牌契合是使零售店信任转移为品牌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关系嵌入是使品牌信任转移为零售商信任的关键驱动因素。
3.3跨案例分析结果
上述分析表明在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农户建立信任链的路径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人们在决策时已形成了一种关于心理距离的特定选择机制，这种特定的选择机制往往导致相对固定的决策结果[34]。因此，心理距离情境的差异性会导致农户的初始信任有所不同。此外，初始信任向持续信任、延伸信任的转移反映了信任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动态过程。然而，并非所有农户的信任都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少数农户停留在初始信任阶段，多数农户维持在持续信任阶段，个别农户则会进一步达到延伸信任阶段。这种信任阶段动态演化的差异可能是由农户个人特质和信任倾向导致的。此外，初始信任和持续信任以及延伸信任的形成和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初始信任是由情境因素即心理距离影响的，而持续信任和延伸信任则是由后续的交换关系影响，并有相应的驱动因素促使其形成。
在转轨期的中国，人们交往的工具目的性日益明显，情感因素作为维系人际关系主要纽带的地位有所下降。案例结果显示，三类情境下的品牌信任都是基于理性认知的信任。而在情境1下，持续阶段的零售店信任是基于价值属性的信任，延伸阶段的“人际”零售商信任属于获致性的工具型关系；在情境3下，初始阶段的“人情”零售商信任属于先赋性的既定基础关系，持续阶段的零售店信任是基于情感属性的信任；在情境4下，初始阶段的零售店信任是基于地理属性的信任，延伸阶段的“人际”零售商信任属于获致性的工具型关系。总之，在交易过程中农户由单重信任发展到双重信任再到三重信任，意味着农户能与零售店维持更为长期的交换关系。由此本文得出推论：品牌信任、零售商信任、零售店信任对农户愿意与该零售店维持长期关系即零售店承诺有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于心理距离情境的农户购买行为中的信任链模式（如图2，图3所示）。
4定量研究：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信任链模式检验
4.1研究样本
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对案例研究中所发现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检验。以四川省大邑县、邛崃县和双流县农户为调查对象，采用一对一的访谈方式完成问卷收集。共发放246份问卷，剔除在本研究中视为无效问卷的26份和情境2下的8份问卷，有效问卷共计212份，有效率为86.18%。情境2下的样本仅有8份，进一步验证了案例研究中所提及的在该情境下农户购买行为发生的概率较低。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显示，三类情境下的农户样本量分布符合常理。样本的性别特征并无明显差异；但在年龄、文化程度等特征上有细微差异，情境1下初始信任是品牌信任的农户年龄在30岁以下、学历在高中以上的比例略高于其他两种情境下的农户。此外，情境1下的农户耕作经验在10年以下、耕作面积在15亩以上、年均收入在3万以上以及种植业占比在50%以上的比例要显著高于其余两种情境下的农户比例。显然，该结果与本文在案例研究中所提及的不同情境下农户的样本特征相一致。
4.2测量量表
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定量研究的初步调研问卷，然后结合经典文献中使用的测量语项对问卷进行修正。变量包含品牌信任、零售店信任、零售商信任、品牌契合、关系嵌入、利益联结、零售店承诺。所有变量计量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因篇幅限制没有列出具体测量指标。
4.3实证结果
4.3.1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运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品牌信任、零售店信任、零售商信任、品牌契合、关系嵌入、利益联结、零售店承诺等各变量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0.859、0.794、0.809、0.835、0.836、0.636、0.748，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为检验指标变量是否可以作为有效的因素构念以及结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运用AMOS17.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Hair等指出当指标分别为10.90、CFI>0.90时，表明数据有较高的辨别有效性[35]。结果表明，因子模型显示出较好的拟合度（χ2/df=1.62；RESMA=0.05；GFI=0.79；NFI=0.83；IFI=0.93；CFI=0.92），说明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3.2假设检验
（1）信任阶段假设检验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不同情境下信任阶段的建构。结果如表2显示：在情境1下，初始信任是品牌信任，持续信任以及延伸信任是零售店信任；在情境3下，初始信任是零售商信任，持续信任以及延伸信任是零售店信任；在情境4下，初始信任是零售店信任，持续信任以及延伸信任是品牌信任。该结果验证了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初始信任是有差异的，且大部分发展到持续信任；延伸信任的建立并没有从定量数据处理中得到验证。但该结果也与本文在案例研究中所发现的一致。
（2）信任驱动因素、信任与承诺关系假设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及假设。数据结果表3显示，该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路径检验证明了品牌契合对品牌信任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利益联结直接影响零售店信任、关系嵌入对零售商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三种信任分别对零售店承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5结论
5.1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运用多案例情境嵌入式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三种不同情境下的农户信任链模式。然后，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对案例研究中提出的命题和推论进行了定量检验。主要结论有：
第一，心理距离情境的不同决定了农户的信任链模式是有差异的。在情境1下，农户的初始信任是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持续信任是基于价值属性的零售店信任、延伸信任是基于人际的零售商信任；在情境3下，农户的初始信任是基于人情的零售商信任、持续信任是基于情感属性的零售店信任、延伸信任是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在情境4下，农户的初始信任是基于地理属性的零售店信任、持续信任是基于理性的品牌信任、延伸信任是基于人际的零售商信任。此外，后期交换关系下建立的“人际”是由于人与人互动所产生的属于工具成分的信任关系，并不等同于由于“血缘”而建立起来的属于既定关系成分的人情关系。
第二，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农户样本特征有显著差异。在情境1下，其农户样本特征是耕地面积较大、年均收入较高、种植业所占比例较高。该情境下的农户对农资产品的购买感知风险较大，通常会通过已有的理性品牌感知做出相对安全的购买决策。其余两种情境下农户的样本特征是老龄化程度更加明显、文化程度更低、耕地面积绝大多数在5亩以下、种植业收入占比较低。这两类农户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非农业收入，对农资产品感知风险相对较低，此种情况下习惯性购买是促使他们做出决策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他们会基于“人情”原则、“就近”原则选择零售店购买产品。
第三，持续信任与延伸信任的建立有相应的关键驱动因素。品牌契合、关系嵌入、利益联结分别促使品牌信任、零售商信任、零售店信任的产生。顾客对于品牌积极关系的认知性和情感性归属感，即品牌契合可以增加顾客重复购买意愿，使得顾客更加信任该品牌。关系嵌入的联系创造了关系内高频率的信息传递和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可以提升顾客对零售商的人际信任。顾客感知的价值让渡即利益联结可以降低顾客交易成本，有利于长期交互行为的保持，即增加了顾客对零售店的信任程度。此外，顾客信任对零售店承诺有正向影响。
5.2营销启示
本文基于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的农户购买行为的研究对零售企业的营销启示主要有：首先，注重不同心理距离情境下顾客的初始信任差异，实施差异化顾客关系管理，提高顾客关系管理的效率。零售店应进行分类管理，对社会距离、地理距离都较远的顾客以品牌营销为主；对社会距离远、地理距离近的顾客应从零售店的属性因素出发，如增加产品多样性、提供安全保障等；对社会距离、地理距离都较近的顾客，零售商应以人情为招牌进行关系营销。其次，在信任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促使信任转移的关键驱动要素进行重点管理。零售店可采取一些诸如品牌专营、价格优惠、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加强人际互动等可以促使农户感知品牌契合、利益联结和关系嵌入的措施来巩固农户信任，使其更依赖该零售店。初始信任的实践意义在于帮助零售店吸引顾客，而持续和延伸信任建立的实践意义在于帮助零售店保留顾客。零售店可针对新老顾客实施不同营销策略。最后，重视顾客信任对零售店承诺的重要作用。在乡村社区背景下，由于农资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以及农户购买行为的不确定性，农户会经常转换零售店。然而，一旦农户对零售店形成了基于不同层次的信任，就会倾向于对该零售店形成心理依赖和承诺。而承诺可以维持顾客和零售店之间的长期交易关系。
5.3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案例研究所用样本来自四川省，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有待考证。同时，定量研究中农户的样本规模还不够大。因受限于有限案例的归纳性研究，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还有待在未来展开更为充分的实证研究，论文的研究框架在一些方面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此外，农户个人特质可能会对其信任以及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方面的变量，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加入农户个人特质后的模型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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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1篇9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
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
关键词：企业资助农村小学可持续发展政府引导策略
农村基础教育是我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薄弱环节，要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乃至实现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提升农村小学的办学水平。企业资助是推动农村小学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我们必须善于加以利用。在企业与农村小学的衔接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起到引导、调节、保障、监督的作用。
一、企业资助对促进农村小学发展的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企业实力的不断提升，一些有志于回馈社会的企业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小学建设慷慨解囊。据笔者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和对河南省50所捐建农村小学校长调查问卷可知，众多企业出资捐建农村小学，为推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小学校长表示，企业捐助给学校带来的最大改变莫过于硬件设施的提升。捐建的崭新教学楼成为当地最漂亮的建筑物，很多学校还建了学生宿舍、餐厅、活动室，硬化校园地面，整修操场、围墙、校门，建设生态厕所、太阳能洗浴中心，购置教学设备、实验仪器、图书等。随着硬件设施水平的提升，捐建小学吸引了更多学生入学。调查显示，河南省50所捐建小学的学生人数在捐建后普遍有所增加，个别学校的学生数甚至在两年内倍增。
二、企业捐建农村小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目前企业捐助主要解决农村学校硬件设施建设问题，但捐建学校教育水平的提升是长期任务。企业怀抱巨大热情捐建的小学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既浪费了善款，又不能促进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使善事不能善终。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于一九七二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可持续发展讨会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我们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引入教育领域，指使教育能够持续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
企业捐助在促进农村小学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企业捐建硬件设施的后期使用维护问题。笔者走访调查发现，企业捐助给农村小学的实验仪器、计算机教室和图书等教学设施的使用率很低，有些小学还出现了不会用、不敢用、怕用坏的情况。其次，企业捐助与学校发展需要的契合性问题。企业捐助只有满足农村教育发展结构性调整及学校发展实际需要才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例如台塑集团原计划在大陆捐建5000所明德小学。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自2006年起，我国农村小学以每年三万所的速度递减。于是明德项目从2008年起实行软硬件建设并重措施，自2013年起，将捐助重心完全放在软件建设，提升已建明德小学的办学质量上。目前明德项目实际捐建小学4270所，虽然没有完成当初设定的学校数量，但是该项目能审时度势地调整捐建策略，避免了校舍建设过剩的浪费，对农村小学教育质量提升和后续发展起到了更好的作用。再次，企业对捐建学校后续发展的关注和支持问题。学校在捐助企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下才能不断挖掘发展潜力。虽然某些大型企业捐助资金充足，也希望将慈善事业深入开展下去，但无奈企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和学校的运营知之甚少，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调控和学校的积极配合。
三、政府引导企业资助农村小学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政府应根据农村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企业捐助牵线搭桥
在捐建过程中，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根据当地农村小学的发展需要，结合企业的捐助资金和意愿，使企业提供的宝贵资金得到有效利用，使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台塑集团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明确提出捐建农村小学以位于国家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或特殊受灾害贫困县区为主，捐建前一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低于省平均农民年人均收入（或2，500元）以下之县、市、区（或乡、镇）为辅，每所捐建小学在校生数最少需300名以上，并有一定的人口覆盖面。这就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该项目提供相关可靠信息资料，以促进捐建意愿真正达成。在当前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布局调整的情况下，减少农村小学数量，建立较大规模的农村寄宿小学及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成为未来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趋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根据这一趋势引导企业捐助资金合理利用，避免重复浪费。
（二）政府应为企业对农村捐建小学的后续资助提供咨询指导
企业的经营、管理、运作方式和教育事业有很大区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与企业建立持续性合作关系，为企业捐助提供咨询指导。农村捐建小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教育教学设施的更新，学校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师资力量的加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捐建学校设备需求状况反馈给捐方企业。为提升捐建学校管理水平，增加师资力量，就需要开展培训、研修活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依靠自身的专业优势，利用企业的捐助资金，在培训研修活动中择优选择培训机构，制订培训方案，聘请培训专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在培训、参观、座谈会等活动中创造企业与捐建学校直接交流的机会，增进企业对学校的了解和认识，在企业、政府和学校间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沟通机制。例如：在明德教育公益项目运作中，各省教育厅向明德小学下发教学设备现状和需求情况调查表，教育部协同明德项目部举办明德小学发展年会，为明德小学软件水平提升选取五所师范学院作为培训机构并派出培训观察员等为该项目的持续良好运转提供保障。
（三）政府应出台规章制度保障捐建学校后续发展
企业捐建学校相对于政府全额投资兴建学校有其特殊性，其不仅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还受企业捐助行为影响。这对学校发展来说是机遇，但如果处理不当，则将会使学校无所适从。以明德小学项目为例，由于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注重其捐建小学的办学质量提升和后续发展，所以在全国四千多所明德小学推行全人教育（wholepersoneducation）和教学精进项目，并定期开展相关评比、检查。一些明德小学没有弄清全人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一些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没有处理好明德项目和当地原有评比、检查项目的关系，导致明德小学疲于应付多种评比、检查，加重了工作负担，也没能真正实现捐方意图。在处理类似问题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出台规章制度将捐建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水平提升纳入当地教育发展统筹规划中。例如，将捐方出资开展的对捐建学校教师的培训纳入当地教师继续教育系统，承认学分；承认捐建学校参加捐方开展的各项评比、比赛获得奖项，作为学校评比和教师晋升职称等的依据。另外，由于企业没有对捐建学校的管理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出台专门政策，将捐建学校在企业后续捐助过程中的表现作为奖惩依据，避免个别学校缺乏发展动力，消极应付。
（四）政府应调动企业和捐建学校的办学积极性
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项长期工程，因此就需要捐建学校和企业保持发展积极性。政府在其中扮演信息沟通反馈、协调督促的重要角色。例如明德教育公益项目在各省教育厅部署下建立了各省明德小学校长联谊会，制定了校长联谊会的活动章程。山西省明德小学校长联谊会的活动效果尤为突出。其每月都在不同的明德小学举办各种主题的教研、比赛、参观和经验交流等活动，促使明德小学之间互相学习、竞争，并通过企业代表直接参与联谊会活动或制作活动简报上传网页的方式，使台塑集团明德教育公益项目部及时了解明德小学的发展情况，了解捐助资金起到了哪些作用，增强了捐方的责任感和动力，使捐建双方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教育行政部门还应建立捐方和学校信息沟通平台，如网站或手机信息群发系统等，实现信息及时反馈。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具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如果能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学校办学思想相融合，则将起到更好的互动互促作用。台塑集团明德教育公益项目秉持其创始人王永庆先生“勤劳朴实、止于至善、永续经营、奉献社会”的企业经营精神，提出了全人教育理念，强调教育活动应在考虑儿童学习需要与发展顺序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培养儿童在心智及体魄等方面得到健全均衡的发展，与我国素质教育思想不谋而合，使明德小学自诞生之日就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育人模式，堪称企业经营思想与学校办学思想融合的典范。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11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根本，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研究对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选取2004～2013年山东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5个维度的24个指标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山东省2004～2013年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各子系统得分及各年协调系数。结果表明:人口子系统权重为0．2026，经济子系统权重为0．3111，社会子系统权重为0．1728，资源子系统得分为0．1402，环境子系统得分为0．1732;2004～2013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5个子系统发展协调度总体提升，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
关键词:
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熵值法;加权求和法;动态评价
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议会通过了《可持续农业研究教育法》，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概念［1］。1994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和根本保证”［2］。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根本，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这一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3］。目前我国各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迫切需要广泛开展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的深入研究，为制订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近年来，我国学者针对不同区域开展了部分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在评价体系的构建方面，袁久和［4］、卢李朋［5］、刘喜广［6］等分别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经济五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曹执令［7］从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及农业资源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了16个指标构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高鹏等［8］从经济、资源、社会以及环境保障四个方面选取指标进行了评价研究;戴蓉等［9］从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农业社会、农业环境与资源四个维度选取指标;彭万臣等［10］从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村环境等四个方面选取指标。在指标权重的确立方面，主要采用熵值法［4～6］、主成分分析法［8，9，11］或层次分析法与专家意见法相结合［7，12］。在评价模型的设立方面，多采用加权求和的综合评价法。在评价尺度方面，时间尺度上动态评价多以十年时间为研究对象［4，8，9，13］，区域尺度上以省域［2，4，6，10，14］、市域［7］为主。综上所述，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方面指标设立差异大，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为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指标设立涵盖人口、社会、资源、经济、环境五个方面，与加权求和法相结合设立综合评价模型，对2004～2013年期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做动态评价，以期得到近十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演变规律。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黄河下游地区，北纬34°22．9'～38°24．01'、东经114°47．5'～122°42．3'之间。属暖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年平均气温11～14℃，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76．5毫米。境内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势。总面积15．8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64%。农用地1156．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3．2%。总人口9733万人，农业人口占56%。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产品出口额在全国一直名列第一，山东省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05～2014)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2013)，部分数据经换算得到。
2研究方法
2．1指标体系基于指标设立的科学性、系统性及可操作性，选取2004～2013年山东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5个维度的24个指标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2．2熵值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本质是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继而计算出指标的信息效用值，信息效用值代表了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度，影响度越大，权重就越大。相比主观赋权法，熵值法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和可信度。
2．3加权求和法加权求和法是整合不同指标评价值时常用的一种方法，即根据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出其权重，然后累加各项指标评价结果得出总分值。
2．4发展协调系数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不仅只看重综合得分，还要看各子系统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本文采用多层次评价体系，为定量衡量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这五个子系统是否平衡发展，引入标准差系数作为协调系数的衡量标准。标准差系数越大，表示数据差异较大，发展不协调;标准差系数越小，表示数据差异小，发展协调。
3结果与分析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及计算公式，得出各指标权重即类权重(表2)，从而计算出2004～2013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表3)。
3．1农业可持续发展分析由图1、图2可看出，近十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由图1及表3计算可得，农业可持续综合得分年平均增长率为14%，呈稳步增长状态。表明近年来人们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有所提高，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法规也起到了明显作用。由图2可知，经济和社会子系统评价得分上升最快，环境子系统呈先下降后稳步上升状态，资源子系统评价得分整体呈下降水平，人口子系统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状态。2004～200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大幅增长，由2004年的120．3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69．2万人，而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由2004年的6．01%下降到5．83%，使得2004～2005年人口子系统得分出现了一个较大增幅。2005年以后较为平稳，到2008～2009年出现剧烈下降，因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失业人数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由2008年的149．9万人降为2009年的122．4万人，因此人口子系统得分转呈下降态势，2009年以后逐步恢复上升趋势，但与经济、环境子系统得分差距仍然较大，说明虽然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但较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制约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占比为19．1%，2013年数据为22%，仅提高了2．9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必然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前期环境系统得分低且呈剧烈下降态势，在2006～2007年达到最低，主要原因是农药、农肥、塑料薄膜等使用过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负担。此后随着农药、农肥、塑料薄膜等施用量较大程度的减少和节水灌溉面积的较大增长，环境子系统得分攀升，一度超越经济子系统，成为得分最高的子系统，这表明人们的农业环保意识逐步提高，近年来政府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目前山东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现代农业的推广普及、农田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加之过去农业的粗放式发展导致资源消耗过度，资源子系统在2007～2008年之间下降剧烈，后期小幅度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与自然资源的恢复性差及不可再生性有较大关系。经济子系统得分基本呈直线上升态势。由原始数据计算得出，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与土地产出率均增长了一倍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两倍，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增长了32．5%，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山东省农业产值多年来位居全国第一位，各项农业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农业经济整体运行良好。社会子系统得分呈稳步增长态势，2005～2006年公路通车里程大幅度增长，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在此阶段有大幅度改善，促使2005～2006年社会子系统增幅较大;中期发展较为平稳，2010年以后农村恩格尔系数由2010年的37．5下降为2011年的35．7，下降了1．8个百分点，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并不明显，2004年为0．37，2013年为0．38，城乡教育、医疗、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
3．2系统协调度分析协调系数越小，发展协调度越高。由表3可以看出，近年来山东省农业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系数整体呈减小趋势，表明山东省近十年发展协调度整体提高，但2010年以后协调系数有略微增大趋势，可见各子系统之间发展有可能逐渐趋于不协调状态。另外，人口、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与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差异较大，表明资源利用率仍然较低，资源承载力负荷过重，亟需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资源浪费现象，扭转以过度消耗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4结论
通过对2004～2013年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4．1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5个子系统发展协调度仍有待提高。
4．2人口基数大及农村劳动力素质差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践行国家人口政策的前提下，应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加大农业科技的培训力度，全方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4．3资源消耗率仍然过大，在提高农业经济的同时，更应注重耕地资源、水资源的保护，积极推广现代农业，引进并普及现代先进农业技术，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优化农业功能结构，强化农业非直接经济生产功能［15］，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出于数据的可得性，所选择的评价指标仍然不够全面，而且有的指标难以量化，增加了研究难度，因此仍需进一步探讨指标设立的科学性、全面性，以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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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篇12
【关键词】水利可持续性发展农村
一、前言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是农业的命脉。农村水利工作不仅与农民生活休戚相关，而且关系到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政府一贯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强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以笔者所在江苏省为例，江苏位于长江、淮河下游，是一个以平原为主的省份，洪涝灾害始终是心腹之患。建国以来，江苏省一直坚持大搞农村水利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提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省农村水利累计完成投资230亿元，解决了1275万人农村居民饮水不安全问题，完成了农村河塘疏浚整治土方近20亿m3，加固圩堤11000km，更新改造圩口闸5400座、泵站7500座，新建改造塘坝11600面，修建大口井820座。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5740万亩，占耕地面积比例从“十五”末的79.9％逐年提高到81.6％；旱涝保收田达4844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比例从“十五”末的78.6％逐年提高到84.7％；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达2135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37%。农田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七年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农村水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与人们群众的期盼相比，农村水利的投入强度仍然不够，严重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和对待。
二、农村水利事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农村水利是指在农村开展的水利建设、管理及其他有关水问题方面的工作，包括农村水利工程、水资源和水环境。它涉及到闸、站、堤、河流、沟渠和水利配套设施，是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创造条件的基础设施。农村水利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我国绝大部分自然资源在农村地区，我国7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不仅为广大居民提供各种生活资料，还提供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护了农村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同时也为其他部门的生产提供了保证。没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农村水利走可持续发展包含了几层意思:一是要有发展。人类需求在不断增长，农村水利必须不断地发展，以满足农业生产及需要，广大农村居民饮水需要，从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二是这种发展要有可持续性，也就是说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特别是不能因为人类的行为而使自然资源与环境遭到破坏。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需求是一种全面的需求，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且是社会管理的需求，还有生态、环境、资源全面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对维持经济增长动力这种需求，还要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样一种需求。三是农村水利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了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水资源和水环境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个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主导力量，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是重要手段。
三、新时期实现我国农村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探讨
1.建立有效的农业用水收费制度
农业水价直接关系到农民水费负担、农业生产效益和节水的积极性。提高水价的根本目的是节约用水、高效用水。对农户、灌区或流域来讲，一定要弄清楚节约的水用来干什么及谁收益于农业节水。这个问题不解决，节水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农业供水单位的收入来自于农民用水，农民少用水，节约用水，如果节约的水得不到补偿，就意味着供水单位的收入减少，供水单位没有积极性鼓励农民节水。因此，必须建立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维持工程良性运行和农民合理负担的水价形成机制。要在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加快水价改革，加强用水计量和水费征收，保证工程的正常运转，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水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效地节约水资源。推广“供水到户、定价到户、收费到户”终端水价制，在确定终端水价的基础上，实行“水价、水量、水费”的公示制度，有效地减少水费收取的中间环节，遏制中间环节乱加价、乱收费和水费的截留、挪用现象，减轻农民不合理的水费负担。同时，要充分发挥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工程管理、水费征收中的作用，减少因水费不再随农业税由乡镇代收造成的征收困难。要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规范水费的使用管理，确保用于工程设施的更新、改造、配套和维修；管理单位要加强内部管理，杜绝不合理开支，降低运行成本。
2.改革和完善农村水利管理体制
农村水利建设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谁所有”原则进行有效管理，这也是农村水利改革的核心。具体来讲，不同类型的工程，应实行不同管理体制。农户自用的微型工程，实行“自建、自有、自管、自用”体制。政府酌情在经费上给予补助。这类工程作为农民的家庭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当然农户自有工程自己用不完的水，允许农户之间，按平等协商、互利互惠、有偿服务的原则，调剂余缺；经营性的小型农村水利工程按‘股份合作制“企业体制运作以向乡村企业、果园、种植场、养殖场供水为主，兼有村民生活供水任务的农村供水工程，参照“股份合作制”企业办法组建企业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内劳动者平等持股、合作经营，劳动者与所有者相结合，股本和劳动共同分红的办法；受益农户较多，特别是跨村或跨乡的小型公共工程，按水系、渠系范围，组建用水合作组织。合作办水利，就是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可以以物换工，以资换工，以工换工，以工换水，每个成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都严格按章程办事;四是合作组织按法律规定注册登记，成为有法人地位的服务实体，受法律保护，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五是合作组织有章程、民主选举负责人，在内部采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决定成员出工、出资分摊以及水费计收等大事。
3.加强农村水资源管理
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70%左右。而农业用水90%是灌溉用水。目前全社会存在节水意识和节水管理工作薄弱，水价偏低，用水浪费严重，水的重复利用率低的问题。首先，要发展节水农业，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对通过农业节水措施节约的水资源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利用转让资金继续推进农业节水。按流域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安排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要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水分生产率为中心，按照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原则，全面推动节水灌溉工作，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服务，为国家粮食安全、供水安全、生态环境改善服务，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污水资源化。污水加以处理，达到环境允许排放的标准或污水灌溉的标准，既可增加水源解决农业缺水问题，又可起到治理污染的作用。最后，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方针，控制人为破坏和对自然的侵害，减少对自然的过度干扰和索取。要搞好小流域综合治理，在坚持综合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从根本上改善治理区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莫定坚实基础。
4.大力发展水利科技
要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经济面临的的问题，必须把科技进步作为根本出路，探索创新的科技对策。1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强化水利科技支撑,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转变发展方式。现在有很多先进适用的防灾减灾和节水增效新技术直接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甘肃省,实行集成创新,形成了以“修梯田、建水窖、铺地膜、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旱作农业适用技术,使旱区降雨利用率达到80％以上,单产提高50％以上,效益提高30％左右。新疆地区推广的膜下滴灌技术，一是节水效果好,一般节水30％-50％;二是肥料利用率提高30％以上,不仅降低成本,而且对节能减排和防止地下水污染都有重要意义。另外，还要重视水利科技队伍的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水利职工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人才是创新的主体，是全面推进水利现代化的根本。在人才的管理、培养、任用上，加大用人制度的改革力度，建立激励竞争机制，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聘用制，切实抓好领导干部队伍、管理队伍、科技队伍等三支队伍建设。
总之，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随着我国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化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作为农业发展基础产业的农村水利，必须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需求，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