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含义范例(12篇)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1
[关键词]通胀成本；MIU；CIA
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国内学者主要使用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的估算方法，基于MIU模型、CIA模型以及交易时间模型的估算方法。
一、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BaileY(1956)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定义为货币需求函数逆函数下方的面积，即将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的消费者剩余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欧俊、李花(2006)利用该理论对通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得出如下结论：1、若名义利率不调整，半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5％，双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9％：2、若保持实际利率不变，名义利率和通胀都上升的情况下，该成本会下降。这种模型现在还在发展之中，只能为政策选择提供信息，减少决策难度。
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Lucas(2000)的收入补偿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用消费者剩余法估算得到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要小于用收入补偿法得到的结果，并且认为Lucas的收入补偿法所得到的结果更合理精确。
二、基于货币效用模型(Mlu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即假定消费者从消费商品和持有货币中直接获得效用，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导致了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使得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于是产生了福利成本。
储丽琴(2008)运用补偿变量法，选用1992年到2008年共65个季度的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大约10％的名义利率下(以1993年和1997年为例)，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率约为2.1％，并且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着名义利率的上升而上升。
于栋，闫庆悦，霍凌汉(2011)建立了包含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的MIU模型，并根据1993年到2009年的数据估算了通胀的福利成本：他们计算出的成本远远小于国内其他学者得出的结果：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都存在负的影响，其中货币的利息收益是通胀福利成本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增长的对它影响却很小。
三、基于现金约束模型(CIA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该模型认为效用是消费和闲暇的函数，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家庭将会减少消费需求，增加闲暇的需求，因此会造成劳动供给的减少，导致产出、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减少，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在CIA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发现当通胀率较低时，其福利成本较小：但是当通胀率较高时，其成本也较大。并比较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数据得出：在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比美国更为显著。因此，在中国货币政策对福利影响更大。
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采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以及CIA模型对中国通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算，利用CIA模型计算出的成本明显小于用消费者剩余和MIU模型计算的结果，相对而言利用CIA模型的估算却更不准确。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10％的通胀率的福利损失约为消费的12％，接近产出水平的4％。此外，在中国高通胀率伴随着较高的福利损失，因此将通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四、基于交易时间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该模型认为购买商品需要时间和货币，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等的效用，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蔡万旭(2009年)在此模型下，求解出1992――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而利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得到结果要稍微小一点。从其研究中看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并不大，没必要对通货膨胀过于紧张。
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如果储蓄是有息的，则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将最终独立于储蓄需求。
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给定收入税率和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当收入税率较低时，个体消费攀比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越低：当收入税率较高时，攀比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越高。
五、小结
纵观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几乎没有涉足非预期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约束条件，寻求适合我国经济情况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准确估算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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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昆亭，郑文风，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J]，世界经济文汇，2007(3)
[5]龚六堂，邹恒甫，叶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6]陈彦斌，马莉莉，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J]，经济研究，2007，(4)
[7]蔡万旭，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J]，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流动性；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0037-04
1选题背景与意义
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和价格水平全面、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变化比较剧烈，而流动性过剩无疑是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损害将是破坏性的，而监测、调控货币流动性和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因此，对货币流动性、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我国当前货币流动性和通货膨胀预期比较突出的实际，及时开展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厘清二者之间的相互引导关系，探寻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和形成机理，测定二者之间的传导时滞，对中央银行有效调控流动性，有效预防、控制通货膨胀，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指标选取与统计分析
货币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因为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即是由于纸币发行过多造成的；而物价学派则认为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其最终结果表现为物价的上升。而我们可以将通货膨胀定义为：通货膨胀是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导致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纸币、含金量低的铸币、信用货币的过度发行都会造成通货膨胀。
反映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主要有CPI、GDP平减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GDP平减指数衡量的是某时期内所有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动程度，覆盖面最广，然而这一指标计算十分烦琐，资料收集非常困难，我国也尚未公布GDP平减指数，很难得到可靠数据。而PPI是许多国家按月的另一个重要价格指数，用以说明投入不同生产阶段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变化情况。但其不能反映种类繁多的服务价格的变化情况。因此相比较而言，用CPI衡量通货膨胀更具有可观性，也能在一定情况上反映PPI的变化。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选取CPI作为我国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
为将计量指标统一，故需要将月度CPI转化为季度CPI，由于在一个季度中，第一个月和第三个月略微受前后季度的影响，故而采用加权方式计算季度CPI。在本文中，权数将采用0.3，0.4，0.3的比重。即有下列公式
季度CPI=0.3×x1+0.4×x2+0.3×x3
其中x1表示一个季度中第一个月的CPI数值，x2表示同一个季度中第二个月的CPI数值，x3表示同一个季度中第三个月的CPI数值。
“流动性”概念最先是由凯恩斯从“流动性偏好”中提出的，Makower和Marschak将流动性作为衡量资产转化为现金难易程度的指标。Lippman和McCall提供了流动性的量化方法，认为流动性是非货币资产以合理价格变现的最优预期时长。而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其认为流动性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表述：一是从资产交割期的角度进行定义，在一定的时刻，越多资产接近交易期，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就越高，那么经济中的流动性就越多；二是从中介支付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进行定义。其方法是将显示经济生活中的资产分为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两大类，用货币资产与实际产出的比例来表示流动性状况；三是从流动性创造能力角度进行定义。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改变其自身的资产组合，能够保持其需要的流动性，如持有的债权、期权、专利等资产变现。而通过上述表述，我们不难得出货币流动性的定义，货币流动性就是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和媒介能力。
对于货币流动性，我们采用两个指标用来代表货币流动性的两个能力。
（1）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其可用M1/M2来衡量，该指标是依据货币流动性的变现能力得出的。货币供给流动性越高，则说明金融资产变现能力越强。
（2）货币流通速度。其可用M2/GDP来衡量，该指标是依据货币流动性概念中的“媒介能力”而得出。货币流通速度越快，说明单位货币媒介的实体经济量越大，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媒介能力越强。
3货币流动性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3.1M2/GDP趋势分析
对货币流通速度M2/GDP进行趋势分析。M2/GDP的走势图如图1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M2/GDP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动影响。序列M2/GDP_TC是经过CensusX12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变动和不规则要素所得到的趋势—循环序列，与原序列M2/GDP相比，其折线图比较光滑，其向上的趋势非常明显。序列M2/GDP_SF是M2/GDP的季节要素因子，其形状呈波形状。序列M2/GDP_IR是M2/GDP的不规则要素，其形状杂乱无章。从图2可以看出，在2000—2003年，我国经济货币化进行十分迅速。但在2003—2008年，我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导致外汇占款问题的产生，出现了对基础货币的超额需求，使得流动性过剩问题日渐严重，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国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限制了经济货币化的速度。而为了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我国又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2008年中旬开始我国货币流动性开始增加，这说明近期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效传导。如果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货币供应量（M2）将大大超过货币需求量（名义GDP）。也就是说，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或者居民持有储蓄的偏好减弱导致货币需求大幅下降，都会产生流动性过剩问题。而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我国货币供应量的确大大超过货币需求量，我国存在非常明显的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而这一问题也需要官方当局给予高度重视，否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3.2协整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
表1中，D代表一阶差分算子。从表1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为非平稳变量，但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因而检验变量均为一阶单证序列，具备协整关系检验的必要条件。
根据表2可以得知，迹检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故可以认为变量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而这也表明我国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均衡的变动关系。从而可以让我们建立回归模型。
3.3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
由于所采用的变量CPI、M1/M2、M2/GDP带有一定的季节趋势，所以理应考虑将第四阶滞后项作为变量，同时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取值最小的原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经过反复测算，最终取定将模型第1阶和第4阶滞后项作为变量，此时AIC和SC取值最小。得到最终模型表达式为：
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给出了每一个内生变量（即该内生变量对应的方程）对于模型中其他内生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统计量和检验统计量相对应的概率值。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对于内生变量CPI而言，其相对于内生变量M1/M2的χ2统计量=10.63456，相应的概率值P=0.0049，因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内生变量CPI对应的方程中不能将变量M1/M2排除，即变量M1/M2是变量CPI的Granger原因。而CPI相对与内生变量M2/GDP的χ2统计量=0.432574，其相应的概率值P=0.8055，因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内生变量CPI对应的方程中应当将变量M2/GDP排除，即变量M2/GDP不是变量CPI的Granger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出，对于变量CPI而言，变量M1/M2和M2/GDP联合显著检验的χ2统计量值=11.08616，相应的概率值P=0.0256，因而内生变量CPI相对于M1/M2和M2/GDP滞后项是联合显著的。
同理，我们也可以得知，变量CPI和M2/GDP都是内生变量M1/M2的Granger原因，M1/M2相对于CPI和M2/GDP滞后项是联合显著的。而变量CPI是M2/GDP的Granger原因，但M1/M2不是M2/GDP的Granger原因，M2/GDP相对于CPI和M1/M2的滞后项是联合显著的。
由以上结果，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是CPI的变化导致了M2/GDP的变化，而CPI的变化是由M1/M2引起的。同时CPI和M2/GDP的变化又同时反作用于M1/M2的变化。而其含义正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增多导致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和通货膨胀又会作用于货币的供给量，导致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演变成恶性循环。
3.5VAR模型的滞后排除检验
对被估计的VAR模型做滞后排除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4结论与建议
（1）货币流动性有两种属性，即货币的变现能力和货币的媒介能力，分别用货币供应的流动性（M1/M2）和货币流通速度（M2/GDP）来表示。
（2）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即二者之间具有真实、长期、均衡的关系。
（3）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引导关系。货币供应的流动性M1/M2引导CPI的变化，而CPI的变化又引导货币流通速度M2/GDP的变化。同时，CPI与M2/GDP共同反作用于M1/M2的变化。
（4）在第t期CPI的方程中，第t-1期CPI前的系数达到0.922205，第t-1期M1/M2的系数达到0.182990，第t-1期M2/GDP前的系数达到-0.000340，而第t-4期CPI、M1/M2、M2/GDP前系数分别达到-0.241404、-0.501770、-0.000523。其含义便是指标每变动一个单位，第t期CPI也会随之变动相应个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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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含义范文1篇3
关键词：通货膨胀；汇率；利率
中图分类号：F810.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1-0142-02
我国在走出了1997年至2001年的通货紧缩后，经济出现了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的演绎。2007年后物价上升很快，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同期上涨4.8％。进入2008年第一季度CPI更是比上年同期上涨8％，PPI达到8％，大有赶超CPI之势。这表明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周期，需要在经济调控中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解决。
一、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含义
通货膨胀(Inflation)一般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全面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纸币流通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它象征的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了这个量，纸币就要贬值，物价就要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在金银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不会出现此种现象。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可以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因为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它只是代表金银货币的符号，不能作为储藏手段。因此，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就会贬值。
对通货膨胀的测度一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批发物价指数（WholesalePriceIndex）、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来定。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对于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一般理论认为是货币发行过多、需求过度、成本推动及生产结构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但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都是由诸多原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这里重点谈三个方面的原因：
1.货币供给增长过快
持续的贸易顺差，迫使中央银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是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由于特殊的结售汇制度，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2003年至2006年我国M2年增长率平均高出GDP增长率5.4％。从货币流通速度来看，按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的著名货币数量论，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也增大了货币供应量。如果以M2/GDP的比例来衡量货币流通速度的话，2007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为163.4％，而2002年到2005年平均高达180％以上，明显处于过高的水平。
2.成本输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其中对大宗资源性商品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预计2008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4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将达57％。以铁矿石为例，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日本与澳大利亚订立的基准价格承受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压力。2008年在2007年价格的基础上，又不得不接受65％的涨幅。从2006年以来国外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传导到下游产品，从而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此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升了企业的成本。
3.美元的持续贬值
按照货币主义者的看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纯货币现象。美国自IT泡沫破灭后，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连续下调到1％，致使在以后几年间美元流动性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2007年9月18日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不顾潜在的通货膨胀威胁，又连续降息4次，致使美元短期内大幅贬值。美国的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84％上升到2006年的98％。
三、治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向
既然本文前面论述可知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由多种成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治理上就不能只用一种治理手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R.A.Mundell）提出的“政策配合说”，当经济处在顺差和通胀区域时，应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鉴于国内经济的复杂性，对有些政策手段也应有取舍：
(1)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减少通胀国际传导压力。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际汇率必然升值，这是一个必然规律。此规律已通过2006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创新高得以佐证。实际汇率升值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名义汇率升值，另一种是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实现。
(2)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把双刃剑。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强调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应提高利率。在这种理论指导下，2007年已连续提高7次利率，利率达4.14％，往后还要不要再提高利率，国内学界正在热议。
(3)价格管制。由于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市场化改革，按理说这种有悖于市场化精神的做法不应提倡，但考虑到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的输入型特征，实行价格管制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等到时机成熟，再放开价格。
(4)我国政府应联合世界对美国施加压力，从而改变美国对美元贬值听之任之的态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一直对我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特别是1997年到2002年我国通货紧缩期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近年来又一直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而本文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美元的大幅贬值，是美国到了为世界负责任的时候了。美国应采取切实措施，扭转美元持续贬值的趋势，使美元从弱势货币变为强势货币，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通胀的根源。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对策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由来
通货膨胀是指所有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一般价格水平或平均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在通货膨胀时期,单位货币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呈持续下降局面。因此,通货膨胀的发生必然伴随着通货紧缩的存在。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同,人们把通货膨胀划分为以下三种:(1)温和的通货膨胀;(2)急剧的通货膨胀;(3)恶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21世纪初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形成以后的产物。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可以无限发行,从而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打开了大门。只要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社会商品量,通货膨胀就发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
1.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同样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先由两大资产价格上涨（楼市与股市），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致全面通货膨胀。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并非过多的货币会平均式地同时流向各个行业导致各种商品的物价同时等幅度地全面上涨，而是过多的货币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比如房地产），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物价水平。于是，关联行业价格上涨，收入增加，从而使这些关联行业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最后价格上涨才传到整个经济薄弱的环节农产品及食品的价格上。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所说的，一旦这些最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也就标志着全面的通货膨胀开始形成。
2.对外贸易顺差连年大幅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近50％，对外贸易的不平衡不断加剧，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顺差在我国现行外汇政策下最终以人民币的形式进入了国内流通领域，不断加剧的对外贸易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我国货币供应过剩，导致了当前我国流动领域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货币供给过多，必然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胀。2008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均超过经济增速，虽然是好事，但在当前CPI涨幅加速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胀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3.从成本推动层面看,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消费价格上涨。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猛增,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增高。国际石油价格等其他能源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并通过进出口贸易传导到国内市场。我国约40%的国际石油依存度必然导致石油类产品价格到国内商品价格传导的速度更快。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还不是非常明显。一方面,我国对能源和部分初级产品的价格管制,使得能源进口价格的增长不会立刻反映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对过剩产品进行消化,这使得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增长不会立刻反映到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来。
三、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对策
1.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对外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我国的国内的通货膨胀与其国际收支状况具有相互推拉的作用。在各国都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必须采取适当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物价的不利影响，并阻止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这方面的措施主要有：(1)实行浮动汇率。由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对外汇汇率的升降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2)与各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采取协调措施，如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采取控制各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改善国际金融制度，以及其他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制止世界性通货膨胀的蔓延，等等。
四、结论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这种对症下药，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因分析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别人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且对症下药也要以某一方案为主或优先，同时结合其他治理方案综合进行。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治理方案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谢平廖强:当代货币政策理论的新进展中国金融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5
关键词：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
一、引言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名义及实际GDP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伴随的是我国经济在各个发展时期也受到了来自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由货币当局行政控制纸币本位制下法定不兑换货币发行所必可避免的一个体制性威胁（范爱军等，2009）。采取何种措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增速，将其控制在“通货膨胀目标”范围之内，一直是各国政府所谨慎实施而又为之头疼的问题。至此，围绕反映宏观经济决策的两大基本而关键的变量――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之间重要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种统计规律描述自其诞生便注定了其动态拟合通货膨胀率及与之相关经济变量关系的角色。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起源于对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物价上涨率及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并随着其研究对象的动态扩展及深化而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基本的或可称之为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有三种表达方式，表明了三对经济变量两个反向和一个正向的交替关系。本文将采用中国数据实证研究三种不同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以求找出最N近中国实际情况的形式，并得出相关的政策研究结论，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些许参考。
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实证――数据及模型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1979-2013的年度数据，样本容量为35，其中所有指标以及指标计算过程中所用数据皆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在指标选择方面，笔者选用CPI指数为度量指标衡量通货膨胀率，原因在于理论界研究经验表明在涉及民生问题是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更为贴切（范爱军等，2009）且整体波动更大些；选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全国失业率的代替指标，这是由于我国尚未有完整的失业统计资料。
1.中国1979年-2013年失业率变化情况
如图2.1展示了我国1979年-2013年失业率变动情况。从总体趋势上看来，我国失业率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呈先降低后增长的态势。1979年-1985年间，我国失业率经历了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从5.4%降到1.8%。此后，我国失业率便呈增长的趋势，但失业率总体水平却平稳地控制在4%以内。
2.中国1979-2013年通货膨胀率变化情况
通货膨胀率变化情况如图2.2所示。观察可发现，1979-2013年间我国通货膨胀率经历了较大波动，主要可分为三段：1979年-1997年，在此期间我国通货率一直为正数且起伏很大；1998年-2003年，1998年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此后通货膨胀率呈时正时负状态，但整体波动不大，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都很低，居于1%-3%区间内；2004年-2013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再次回到整体为正的水平，除2008年、2009年及2011年外，此时我国通货膨胀率一直较稳定地维持在5%以内。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的通货膨胀管理水平逐渐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日趋平稳。
（二）计量模型检验及结果
1.平稳性检验
由于传统的时间序列模型只能描述平稳时间序列的变化规律，为此，在时间系列模型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对统计均衡关系做某种形式的假设，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平稳性假设。而在实践中遇到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这警示我们，在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须先对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建模方法。本文拟采用协整分析法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分析。首先，我们将先检验变量的序列平稳性。本文由于采集的样本容量达35个，应满足大样本性质，故而笔者也将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分别对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所示（见表2.2与表2.3）：
通过观察图2.1，我们可知我国失业率序列变化存在一定趋势的，因此，我们在进行ADF检验前，需设定序列含有常数项和时间序列项。由水平检验结果可知，我国失业率序列的ADF值为-1.1999，伴随概率为0.2061，在10%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即失业率序列是一个非平稳的序列。此时，我们通过对失业率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得到一阶差分后的ADF值为-2.9201，伴随概率为0.0048，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我国失业率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对通货膨胀率序列的处理同以上对失业率序列的步骤，需特别注意的是通过观察通货膨胀率序列，我们得出该序列不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通过检验结果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通货膨胀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2.协整检验
在前文，我们通过检验得知我国1979年-2013年失业率时间序列和通货膨胀率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两个变量序列都变为单整序列。但这还不能构成我们进行序列协整分析的充分条件，因为我们还无法保证这两个序列的线性组合具有长期平衡或平稳的关系，而这一条件恰恰是运用协整分析法建模的基本出发点。为此，我们将运用基于回归残差的AEG检验法对两个变量序列进行协整检验。该检验法主要分两步：第一步，建立回归方程；第二步，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即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建立回归方程。①基于“失业――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中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实证研究；②基于“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中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实证研究，③基于“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中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实证研究
单整性检验。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其回归方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为判断上述三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我们将对前文所得到的三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分别进行ADF检验，不含常数和时间趋势，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经济分析中，常常要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在前文中，我们通过运用三种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1979年-2013年中国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关系进行拟合，得到二者存在长期均衡的负相关关系。至此，我们可能会进一步想象：我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政府是否可以通过改变它们其中的一个指标的水平以实现另一个指标保持在“目标状态”的目的呢？为此，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1979年-2013年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总结
本在基于西方学者给出的三种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运用中国1979年-2013年的真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总体上也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即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理论作为西方经典经济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但是我们应知道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个指标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系统的基本变量，所涉及的关系极其复杂，而菲利普斯曲线只是揭示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一般关系，实际上，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甚至是针对不同的政策研究目标，我们可以对菲利普斯曲线作出相应的变形，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实际，从而提高其政策辐射的灵敏性与准确度。此外，通过计量检验，我们还得到“城镇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而通货膨胀率不是失业率的格兰杰原因”这一重要结论。此项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并不如西方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存在显著的“Tradeoff”效应，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失业率以影响通货膨胀率，但却无法通过改变通货膨胀率作用于失业率。这将警示政府在拟定相关政策时要避免片面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导而步入误区，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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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含义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本.伯南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10-017-04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主席不但对美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存在非常大的影响力,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产的货币经济学家,而且他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坚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围绕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张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综述,这将有助于系统分析与理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意图,同时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国家选择盯住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总量的增长率(MoneyGrowthTargeting)作为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随着“货币迷失”(MoneyMissing)现象的出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采用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放弃盯住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指标而改为盯住通货膨胀率这一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最初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典和西班牙这些发达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然后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韩国、以色列、墨西哥、泰国、菲律宾)与部分转型经济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与波兰)也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而德国与瑞士虽然对外声称是采用货币总量的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这两个国家却从70年代中期以来就开始实施以通货膨胀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货币政策,并且BenS.Bernanke(1996)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德国中央银行与其说是盯住货币总量的增长还不如说是盯住通货膨胀率,因为当货币总量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德国中央银行给予了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总之,转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都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货币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准备放弃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BenS.Bernanke,2003)。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
BenS.Bernanke&Mishkin.F(1997)从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与“规则”之争的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是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一个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这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是试图在严格货币政策规则与无约束的相机抉择之间达成一种有机协调。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不能预期的供给冲击和其他外部冲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这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仍然为短期的稳定目标(比如说产出与就业目标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并不仅仅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机抉择是有约束的,这一约束就在于中央银行应该坚决承诺并实现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预测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并提前实施货币政策手段,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S.Bernanke,2003)。
(三)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特征
后来BenBernanke&MarkGertler(1999)提出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承诺在长期内将达到一个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且这一特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维持价格的稳定将成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标;二是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比如说追求产出的稳定,因此命名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三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比如说定期通货膨胀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展开开放式的讨论。而且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既不同于美国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也不同于英国等国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确与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符合第三个特征,而英国所采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则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后来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Targeting:LessonsfromtheInternationalExperience”(2001)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二、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盯住资产价格而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压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已经比较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那么未来对货币政策的最大挑战将是金融的不稳定性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性的不断提高,而金融的不稳定将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盯住或者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BenS.Bernanke&Mark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一)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信贷渠道”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伯南克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对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非常感兴趣,从此以后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到论文集“EssaysontheGreatDepression”(BenS.Bernanke,2004)。在这一系列论文中伯南克就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非常独到的分析,伯南克认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支出的途径得不到实证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与债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养老金机构持有,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可支配现金则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从“信贷渠道”来分析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由于信贷市场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家庭、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能力受到其资产负债余额的影响,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余额进而影响其借贷能力,当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在短期内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从长期来看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减少总供给。
在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在第一阶段,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显著减弱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借贷能力,而借贷能力的减弱将导致总需求的减少与失业率的升高,且总需求的下降将导致现金流入的减少并进一步导致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在第二阶段,总需求的下降与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导致资产的被迫出售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阶段,这一显著增大的相互反馈过程被伯南克称之为“金融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类似于欧文.费雪(1933)年提出的“债务紧缩机制”,但是BenS.Bernanke&MarkGertler(1989)最早对这一机制用数理模型进行了系统的表述。其后BenS.Bernanke&MarkGertler(2000)还根据资产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信贷渠道”得出一个与一般常识相反的结论:货币的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紧缩性的。这是因为当本国货币贬值时,本国居民、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以本币来衡量的外币负债价值将上升,这将恶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下降。
(二)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
伯南克对从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货币政策不积极应对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不断增强的通货紧缩压力,资产价格的下降就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持续的破坏。但是BenS.Bernanke&MarkGertler(1999,2000)认为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牵制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这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效应,并且他们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波动本身,反而将导致资产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其一,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这非常难以辨明;其二,试图“刺破”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泡沫”将给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即使是由非实体经济因素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也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将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因此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压力进行反应。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则进一步要求货币政策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在预见到资产价格上升将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并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时,自动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稳定总需求并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那么当预见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降将通过信贷渠道给宏观经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缓解负向“金融加速器效应”给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最后,假设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都预期到中央银行将采取“逆风向”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冲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时,他们将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最终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反应。
三、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BenS.Bernanke&FredericS.Mishkin,(1997)认为沃尔克与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所取得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们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BenBernanke&MarkGertler(2000)明确提出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采用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有如下的优点:
(一)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降低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货币政策框架导致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不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使得长期储蓄与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同时给名义的金融与工资合同带来更大的风险,这最终将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与金融市场价格更大的波动性,给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比如说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断地揣摩美联储主席话语背后的隐藏信息。而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美联储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当然这里隐含的假定就是这一承诺是可信的),可以稳定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有利于减少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减少金融市场由于对货币政策方向预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价格波动。同时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即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短暂的偏离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维持价格的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对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价格与产出的影响程度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地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
(二)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允许公众参与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讨论从而增加货币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的透明度,这样可以有效制约来自政府给予中央银行进行短期经济刺激的压力。比如,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大选或者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是这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中期或长期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向公众解释短期的货币政策实施与长期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政治家、新闻媒体、专业人士与公众可以参与讨论,这将有效制约来自政府要求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压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将有效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为未预期的冲击将使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偏离事先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程序不具备透明性,公众将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当未预期的冲击发生后,使公众能够有效判断实际通货膨胀与事前宣布通货膨胀目标之间的偏离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的“短视行为”或“欺骗行为”造成的,还是由于未预期到的冲击所造成的,从而确保公众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监督并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S.Bernanke&FredericS.Mishkin(1997)还认为美国采取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将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承诺,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联储主席更替给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带来的不连贯性,并减少货币政策对单个领导者货币政策思想的依赖。该文另外得出美国由目前模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转为更加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以及公众与市场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理念比较熟悉。因此BenS.Bernanke(2003)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获得了非常高的声誉,其货币政策理念已经比较接近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实际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比较低而且相当稳定,因此目前是美联储转为更为明确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利时机。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框架的成功转型,美联储首先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称呼的“价格稳定目标”,并且明确这其中的价格是以哪一特定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第二,定期出版类似于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所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启示
本文从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与走向这三个方面对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货币政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兼有“相机抉择”与“规则”特征的混合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相机抉择”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即在长期内达到通货膨胀目标的约束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因此伯南克称之为“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它是一种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
(二)资产价格的波动将通过“信贷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但是货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盯住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是必须主动并提前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压力,这不但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可以稳定金融市场本身。
(三)美国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制度是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而非格林斯潘时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维持价格稳定并达到通货膨胀目标,而且美联储可以更加容易的达到稳定产出与就业的短期目标。同时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可以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可信度。
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从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国从1996年开始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将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预定的增长率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幅度的偏离。197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两个层次(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呈现不规则波动,尽管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的拟合现实(谢平,2000)。同时易行健(2007)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的年度、季度与月度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货币需求函数的参数并不稳定而且要准确预测货币的增长率是不现实的,因为市场化改革、城市化、货币化、股票市场的发展以及预期汇率变化都对货币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国中央银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循序渐进的由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转为采用“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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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微观机理与实证研究”（11YJA7901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消费问题研究”（12AZD021）；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扩大吉林省居民文化消费对策研究”（2012B05）
作者简介：齐红倩（1962-），女，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计量和消费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
李民强（1985-），男，辽宁辽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
摘要：继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政府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做出了及时调整，此举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出现了流动性严重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空前增大的负面效果。对此，本文综合不同指标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数理模型证明CPI与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本质上是通过经济不同部门收益率影响CPI的改变，流动性过剩对经济总量的通货膨胀造成巨大压力。因此，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度量弥补了CPI的片面性，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通货膨胀基本度量。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CPI；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12-06
为了避免经济进入萧条，我国在2008年实施了多种扩张性经济政策，其结果是，虽然经济增长得到保障，但由于经济政策过度依赖投资，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同时，我国主要的刺激手段依然是向市场注入巨额的流动性，这对我国通货膨胀造成巨大压力，导致目前我国“保增长、控通胀”的任务异常艰巨，系列的相关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我国流动性过剩现状及度量方法
传统的流动性概念是指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资产变成另一种资产的能力。由于货币是商品的价值尺度，所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下，也可以将货币即资产本身看成是流动性。由此，一些学者在研究流动性问题时倾向于仅用货币存量度量流动性[1-2]，但Warsh[3]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货币存量已经无法完全涵盖流动性的整个内涵，至少还应该包括信用额度、基金的资金流和杠杆等指标。Ganley[4]、Gouteron和Daniel[5]也在其研究中，将高流动性资产加入货币存量指标用以度量流动性。本文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具有高度发达且健全的金融市场，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所以，Warsh等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我国，本文依然采用货币存量度量流动性。
流动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中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它包括多种表现形式：从宏观经济意义上，流动性过剩意味着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角度看，流动性过剩表现为存款增速快于贷款速度；从资产价格的意义看，由于过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产，将会导致资产价格如房价、股票价格等的增长，所以流动性过剩亦表现为资产泡沫。在本文中，我们基于宏观经济的视角考察流动性过剩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以及独特的银行体制，本文选取以下两种度量方法来检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1.货币供给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和CPI之和的差额
令S1和S2表示货币存量M1、M2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和CPI之和的差额，不难看出S1和S2表示经济中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也即流动性过剩的指标。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我们选取1991—2011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段范围。1991—2011年期间，除个别年份，M1和M2的增长率都大于实际GDP增长率与CPI之和，其中S2指标除了1994年以外，其余各年份都为正值，且平均值达到6.3%。以上数据显示，从S1和S2指标看，我国1991—2011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其中S1和S2在1991—1993年、1997—2003年和2009—2010年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结合CPI，这三个时期的货币扩张之后都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尤其在1993—1995年通货膨胀率甚至高达两位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统计公报》。
注：S1=M1-实际GDP增长率-CPI
S2=M2-实际GDP增长率-CPI
S1和S2是通过M1、M2、实际GDP增长率和CPI计算而得。
2.货币供给对名义GDP的比值
马歇尔K值，即“广义货币存量M2/名义GDP”的值反映了一国经济的金融深度。可以看出，该指标实际衡量的是一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因此，马歇尔K值经常作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衡量流动性过剩的经典指标。货币供给与GDP的比值反映了经济中不断增加的流动性，相关数据显示，M1/GDP与M2/GDP两个指标从1991年开始不断攀升，虽然在2003年达到顶峰后开始逐步回落，但是到2009年又迅速反弹，且反弹的幅度高于2003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统计公报》。
注：M1/GDP与M2/GDP是通过M1、M2和GDP数据计算而得。
为了更直观地认识我国面临的较为严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我们采用M2/GDP指标对中国和美国流动性的情况进行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M2/GDP指标从1991年开始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从2003年开始该指标走势相对趋缓，并在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2009年便迅速扭转了之前的下降趋势；同时期美国的M2/GDP却始终在0.6以下，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也仅有轻微的上升，显示出了相当的稳定性。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得出，中国的M2/GDP指标要远远高于美国，这表明，即使发行同样数量的货币，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要远小于美国，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低效和乏力。
图1中国、美国M2/GDP
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采用了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刺激政策，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也改变了流动性过剩自2003年逐步缓解的趋势。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使中国在内需不振的不利局面下又面临长时期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政府不得不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扩张性政策。受发展水平和体制不健全的影响，目前我国刺激经济的手段仍主要以增加信贷投放货币的粗放式手段为主。截止2012年5月，我国M2首次突破90万亿元；2012年8月，M2已经达到92.5万亿元，流动性过剩问题不容忽视。可以预计，如果世界经济在短期内得不到根本性的好转，我国将长时间面临流动性过剩的不利局面，虽然近年CPI没有呈现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巨额的流动性随时都会给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造成巨大压力，我国的经济形势还十分严峻。
二、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1.相关研究评价
近年来，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Thorsten和Dieter[6]以货币主义为出发点，认为流动性过剩的度量依赖于货币需求的稳定，二者根据欧洲中央银行的具体政策实践，以交易方程为基础进行分析，揭示了单纯的产出缺口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差异都不足以对整个经济的价格产生持续影响，原因是产出缺口会被流动性缺口中和，因此产生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就是货币，欧盟区域的实证经验说明价格缺口在决定未来的通货膨胀中的重要作用。Neumann和Greiber[7]提出“核心货币”的概念，即为长期持续且低频的名义货币增长与实际货币需求的差额，其实证分析也支持了欧洲央行关于M3增长对通货膨胀有重要作用的观点，由于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十分明显而且稳定，因此M3增长率应该作为评价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Gerlach[8]指出货币增长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但是却不包含现行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Altimari[9]发现货币与信贷总量包含的信息能有效地预测未来通货膨胀。Rüffer和Stracca[10]总结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水平是衡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有效指标。国内方面也有很多相关研究，傅强等[11]研究了1995—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流动性过剩是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杨继生[12]基于新凯恩斯混合Phillips曲线的分析，认为准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根源，为了有效地抑制通胀应该明确公布并切实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流动性与通货膨胀关系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鲜有从数理分析入手考察流动性与CPI的结构性关系[13]。本文在建立数理模型基础上，探讨流动性与CPI关系的变化机制。
2.流动性与通货膨胀关系机制
通货膨胀表现为一国经济价格的普遍上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一般研究都倾向于用CPI来表示通货膨胀率，但CPI实际上只是刻画了经济中一部分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所以它只适合作为民生领域中价格水平变化的指标。虽然近些年有些国家使用“核心CPI”来代替CPI，但“核心CPI”只是将CPI中不影响长期趋势价格上涨的因素剔除，本质上并没有改变CPI表示通货膨胀率的片面性。而流动性过剩却能对整个经济系统的价格水平上涨构成压力，因此这种差异性导致了流动性与CPI关系的复杂性。
虽然流动性过剩会引发经济总体通货膨胀的上升，但是流动性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CPI的增加。如果将一国的经济分成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的市场，CPI指标中只包含经济中跟民生部门相关的因素，比如我国没有把房地产价格作为CPI的构成部分，所以当流动性增加使资金流向房地产部门时，房价的暴涨却对CPI没有直接影响，也即如果新增加的流动性被经济系统中的其他部门所吸收，那便不会直接引发CPI的增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我国发行了巨额的货币，却没有造成20世纪90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总量的增大使非民生部门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如果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即使流动性过剩也不会必然导致CPI增加。
（1）资金流向模型的建立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整个经济中只含有两个部门，多个部门的情况相同，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假定一：令INF为经济中总的通货膨胀率，亦即总价格水平增长率，具体算法为将所有部门商品价格的增长率做加权平均，由于假定只有两个部门，所以INF的计算公式如下：
INF=λ1·dp1p1+λ2·dp2p2
其中，λi（i=1，2）分别为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权重，易知其为外生值。该等式可以推广到多部门，比如假定这里面的第一部门为民生部门，也即CPI=dp1p1=∑λ1jdp1jp1j，其中j表示记入CPI的产品和服务，λ1j表示相应产品和服务的权重，此时INF=λ1·∑λ1jdp1jp1j+λ2·dp2p2，由此看出该等式实际上是CPI的一般形式。
假定二：令mi（i=1，2）为流入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资金，M=m1+m2为总的资金量，假定商品价格的增长是资金流入的表现，且价格随着资金流入的增加而增加，由此dpipi是资金流入dmi（i=1，2）的递增函数，简便起见，令dpipi=ki·dmi（i=1，2）且ki为外生。
假定三：令ri（i=1，2）分别为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利润率。部门利润率的提高会引致资金更快流入，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mi是ri的增函数，也即mi=m（ri）（i=1，2）且m′（ri）>0（i=1，2）；第二，考虑到规模差异，不同部门吸收流动性的绝对数额亦不相同，也即吸纳货币的能力不同，该假定意味着利润率高的部门吸纳货币的能力更强，即若r1>r2，则可以得出dm1m1>dm2m2，为了分析简便，令r1r2=dm1m1/dm2m2，由此不难推导出dmidM=mi·rim1·r1+m2·r2（i=1，2）。
根据对模型做的假定，我们对INF=λ1·dp1p1+λ2·dp2p2进行如下变形：
INF=λ1·dp1p1+λ2·dp2p2
=λ1·k1·dm1+λ2·k2·dm2
=λ1·k1·r1·m1r1·m1+r2·m2dM
+λ2·k2·r2·m2r1·m1+r2·m2dM
=dM[λ1·k1·r1·m1（r1）r1·m1（r1）+r2·m2（r2）
+λ2·k2·r2·m2（r2）r1·m1（r1）+r2·m2（r2）]
上式中，由于λi和ki为外生，因此，模型显示一国经济总的通货膨胀率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dM，ri和mi（ri），考虑到mi（ri）是ri的增函数，所以实际只有dM和ri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通货膨胀率，其中dM代表着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ri代表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对货币吸收的能力，也暗含着投资渠道的多寡以及是否顺畅。
（2）流动性与CPI关系的数理分析
首先，考虑货币供应量M，经济总的价格水平INF是dM的增函数，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也即dM>0，则一定会引发经济中总体通货膨胀的增加，模型显示的结果与货币主义对于通货膨胀的观点相一致，即货币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其次，分析式：λ1·k1·r1·m1（r1）r1·m1（r1）+r2·m2（r2）+λ2·k2·r2·m2（r2）r1·m1（r1）+r2·m2（r2）。由于已知λi和ki是外生，所以只需考虑ri和mi（ri）两个因素。假设最初经济中两个部门利润率相等，r1=r2（即使r1=r2，受到规模影响，m1（r1）也未必与m2（r2）相等），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出现r1>r2的情况，对此分两种情况考虑：
第一，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当dM=0时，资金相对越来越多的流向第一部门，又由于货币供应量不变，所以流向第二部门的资金会减少，也即m1（r1）增加、m2（r2）减少，由此可以推导出r1·m1（r1）r1·m1（r1）+r2·m2（r2）的增加和r2·m2（r2）r1·m1（r1）+r2·m2（r2）的下降。如果此时第一部门代表民生部门，则可以看出，即使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ri的增加造成CPI指数的提高。类似的，如果r1
数理分析的结果显示，CPI与货币供应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由于经济系统的内在属性，也会导致CPI自发的增加或减小，也即CPI有内在调整的特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巨额的广义货币存量M2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情况，也即dM>0。此时，r1>r2并不能推断出没有资金流向第二部门或流向第二部门的资金减少，也就是说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以及r2>0，也可能出现资金继续流向第二部门的可能，因此只能得出资金流向第一部门的速度要快于第二部门，也即r1·m1（r1）r1·m1（r1）+r2·m2（r2）的增加速度要快于r2·m2（r2）r1·m1（r1）+r2·m2（r2）的结论。以第一部门代表CPI的民生部门，r1>r2的情况说明社会投资渠道相对不畅且收益率较低，资金更快地进入民生部门，促发CPI的快速增加。类似的，如果r1
综上，流动性与CPI关系的核心在于经济中是否有能够吸纳流动性的部门，也即投资渠道。虽然我国的GDP总量连年大幅增加，但是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看，我国的投资渠道相当有限，长期以来主要是以股市和楼市为主。对于股市而言，在2007年暴跌之前，股市实际上是作为吸纳流动性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股票特有的易变现属性，即投资者在股市获利之后很容易将股票变为现金，投资者会因为股市的财富效应而增加消费，反而会增加CPI的上行压力，所以，股市对于流动性的影响很不稳定，它在吸纳大量流动性的同时也可能向民生部门输入大量流动性。更为关键的是，从2008年到现在，由于股市的低迷，股市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吸纳货币的能力。对于房市而言，由于房地产属于不易变现性资产，也即人们对房地产的交易不具有随意性，所以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吸收流动性的重要手段，从2004年开始我国房价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房地产部门锁定了相当多的货币。但是房价的过快上涨使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快速膨胀，泡沫一旦破裂，短期内又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市场上的流动性很有可能进入民生领域，对CPI造成巨大的上行压力。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度量
我国目前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一方面，由于内外需不振，我国只能通过发行货币增加投资以刺激经济；另一方面，投资渠道的有限性诸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我国没有足够的渠道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如果流动性流向民生领域，CPI便难以控制，2009年以来，大蒜、黄豆等食品价格的轮番暴涨便足以说明我国目前的通胀困境。
前文的分析指明了CPI与经济中总的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虽然国内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将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出，CPI实质上只能度量经济中涉及民生部分的价格水平变化。资金流向的不稳定性导致CPI与流动性之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当投资渠道出现不畅等问题，过剩资金可能进入民生领域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也即过剩的流动性随时会对CPI构成压力，所以单纯用CPI指标并不能很好地度量经济整体的通货膨胀水平。
对于目前的中国，M2已经超过了90万亿元，并且一直在以两位数的增幅不断攀升，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处于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状态，CPI已经很难全面地揭示出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困境，因此，我们认为货币主义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更适合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定义源自费雪交换方程MV=PY，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可以得到+=+，由于一般情况下=0，所以Inf==-，也即经济中总的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量增加率减去实际GDP增长率。采用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对目前我国的现状是较适合的，既体现了货币供应量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也与我国国情相符。
图2显示了1991—2011年CPI与Inf的数据比较。考虑到价格上涨是货币流入的结果，所以在做数据比较时我们将Inf与滞后一期的CPI相比较，结果见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Inf与滞后一期的CPI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只有2008—2009年间显示出了相反的趋势。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经理人采购指数PMI一度跌至40以下，随时都有进入萧条的危险。通过前文的模型可以认识到，虽然货币供应量仍然在增加，但是经济不景气使几乎所有部门都陷入停滞，资金并没有流入不同的部门，而是固化在银行系统内部，所以出现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增加，另一方面CPI下降的背离情况，但是从随后的走势可以看出货币增长对于CPI的压力逐步开始显现。Inf指标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解释CPI，因此我们认为用Inf作为度量通货膨胀的总体指标，并结合CPI对于民生部门的度量，是我国当前较完整的通货膨胀度量方法。
图2Inft-1与GPIt比较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不同指标度量了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现状，并建立数理模型。在此基础上探究了CPI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指出流动性过剩以及经济不同部门之间对流动性的吸纳能力是决定CPI的原因，其中不同部门吸收货币能力的差异是CPI变化的根源，由此揭示了CPI作为通货膨胀指标的不适应性。最后通过对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率指标Inf与CPI进行的比较，我们认为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率的衡量指标，即广义货币存量M2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差额更适合作为我国通货膨胀基本度量。
基于数理模型的分析，我们认为，将CPI控制在可控范围，需要市场流动性更多地流向非民生部门。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应注意：第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总量的上升意味着经济中所有部门吸纳流动性的能力增强，所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基本。第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具体而言，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在非民生领域应该逐步取消对民营经济准入、贷款等限制，基于民营企业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这个认识，我们认为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会吸收大量过剩的流动性，在保增长的同时减小通胀压力。第三，扩大投资渠道，尤其应注意增加非民生领域的投资途径和提高相关领域的收益，将市场中更多的资金吸引到非民生领域进而减少CPI的上行压力。第四，进行土地市场化，从根本上提高土地供应量，如果土地要素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会保证大量的流动性流入土地市场，不仅可以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亦可以锁定过剩的流动性，是保增长、控通胀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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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傅强，朱映凤，袁晨.中国通货膨胀主要影响因素的判定与阐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1，（5）：5-15.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8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通货膨胀率；股票市值；动态Nelson-Siegel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1-0003-08
一、引言
2016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了国债等债券收益率曲线，旨在提升国内外市场主体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关注和认可，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债券收益率曲线也称为利率期限结构，表示不存在违约风险时零息债券到期时间与到期收益率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利率期限结构是金融市场基准利率曲线，反映市场资金供需成本，引导资源的配置，成为资产定价、金融产品设计、保值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从宏观层面看，收益率曲线是基于对未来预期而定，其中蕴含了反映市场参与者对经济运行状况的预期和货币当局宏观调控目标等有效信息，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对收益率曲线产生影响。中国宏观调控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通过银行体系和债券市场传导（马骏等，2016）。在债券市场中，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变量通过改变收益率曲线形状（水平、斜率和曲率），改变当前融资成本或是影响市场对经济的预期，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在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背景下，分析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效果，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通货膨胀水平是观测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也是与债券市场联系极为紧密的变量。在利率市场化经济中，货币当局基于其通货膨胀、产出水平等指标，调整利率水平，进而实现其经济目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影响的关系，股票市值则直观地反映了股票市场价值。在当前经济形势较复杂、货币政策转型、政策措施需协调配合的情况下，央行需要更多的前瞻性信息来优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措施，我们希望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回答通货膨胀水平、股票市值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通货膨胀水平、股票市场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关联性的理论文献；第三部分采用Nelson-Siegel参数模型估计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并分析其特征；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实证分析通货膨胀水平、股票市值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及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测效果；第六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相关文献述评
（一）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研究
国内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重心逐渐由纯预期理论（Fisher，1930；Keynes，1930；Hicks，1953）、市场分割理论（Culbertson，1957）和流动性升水理论（Hicks，1946）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研究，转向以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数据拟合与预测为主的定量模型为代表的现代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现代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金融学的无套利和市场均衡构建的仿射模型（Hull和White，1990；Vasicek，1977；Duffie和Kan，1996等）；另一类是基于数据的统计特征构建的统计参数模型（Nelson和Siegel，1987；Diebold和Li，2006等）。第一类模型主要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利率期限结构特征，忽略了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且在真实市场数据拟合和预测中效果欠佳，对样本数据的依赖性较强，因此这种方法存在争议（Duffee，2002）。第二类参数模型中Nelson-Siegel模型虽是从统计意义上建模，但是模型具有较强的经济学含义（Christensen等，2007），通过对收益率曲线降维，分解出水平因子、斜率因子和曲率因子，有效地刻画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变量变化的预期及其自身的内生周期性特征（贺畅达，2012；丁志国和徐德财等，2014）。目前Nelson-Siegel模型已被世界上大多数中央银行，如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运用于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估计（BIS，2005），同时在金融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水平因子和长期利率高度相关，斜率因子与长短期利差走势也表现出一致性，水平因子比斜率因子和曲率因子波动幅度小，且偏离均值的程度也较小（Diebold和Li，2006；何晓群和王彦飞，2014）。一些实证检验结果显示，Nelson-Siegel模型同时适用于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动态特征的拟合与预测（余文龙和王安兴，2010；赵晶和张洋等，2014）。
（二）通货膨胀水平与利率期限结构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为测度和判断宏观经济决策及其效果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时也为预测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水平提供了有效参考。Fisher方程中将名义利率分解为实际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证明了通货膨胀与利率期限结构的相关性。有关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率的相互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另一方面是研究通货膨胀率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效果。Estella和Mishkin（1997）通过对欧美收益率曲线的研究，发现收益率曲线对真实经济活动及通货膨胀率有显著的预测能力。Blundell等（1990）对六个OECD国家实证研究发现，短端的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发现中国短期利率结构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判断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张旭和文忠桥（2014）以Nelson-Siegel模型估计的国债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因子序列为研究样本，发现实体经济和物价因素是造成利率期限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石柱鲜等（2008）研究1996―2006年数据发现通货膨胀冲击对不同期限利差产生正向影响。Burre（2010）建立新凯恩斯模型，研究结果显示通货膨胀波动率对收益率曲线的因子产生冲击。
（三）股票市场与利率期限结构的关系
在有效的金融市场中，投Y者会根据分散风险的投资原则进行组合投资，研究股票市场与利率期限结构的关系不仅能为管理者配置资产提供参考，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提供有价值的信息。Ilmanen（2003）研究美国债券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关系时发现，二者在不同时期的相关性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50年代末期二者呈现出负相关。负相关表明投资者从债券市场的上升中获利弥补股票市场的亏损。Campbell等（2013）对美国名义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1960―1965年期间，股票收益率和债券收益率正相关，在2000―2009年，股票收益率和债券收益率负相关。曾志坚和江洲（2007）通过VAR模型发现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收益率存在长期影响。王茵田和文志瑛（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郑振龙和陈志英（2011）基于A股综合市场收益率和中信全债指数收益率数据，利用DCC模型分析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发现股票和债券的相关系数是时变的，且大部分时期呈现正相关。汪军红（2006）发现股票市场成交量对债券市场的截距有显著的正效应影响，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且囿于选择的样本区间和技术处理手段不同，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结论也有所差别。虽然一些学者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相关性进行探讨，但结论莫衷一是。鲜有学者考虑股票市值等金融市场因素是否会引起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因此，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作为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因素进行考察，研究其是否会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产生影响。
三、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特征分析
Nelson和Siegel（1987）利用参数化拟合技术对利率期限结构进行估计，得到远期利率的经验方程，并将其视为由一个常数项加上一个Laguerre函数，根据即期利率同远期利率之间的关系积分得到：
[y（τ）t=β1t+β2t1-exp（-λtτ）λtτ+β3t1-exp（-λtτ）λtτ-exp（-λtτ）]
模型中[y（τ）t]为[t]时刻期限为[τ]的即期收益率，[λt]、[β1t]、[β2t]、[β3t]为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4个参数，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根据模型构造形式可以看出，当期限[τ]无穷大时，[limτ∞y（τ）t=β1t]，因此[β1t]表示长期利率水平，也称作的水平因子（[Lt]）；[β2t]的因子载荷[1-exp（-λtτ）λtτ]是从1迅速衰减到0的函数，当期限较短时，[β2t]对利率的影响较大，随着期限的延长，[β2t]的影响越来越弱，[β2t]代表着短期因素的变化。由于[-β2t=limτ∞y（τ）t]
[-limτ0y（τ）t]，因此[-β2t]可视为长短期利差，表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称为斜率因子（[St]）。[β3t]的因子载荷[1-exp（-λtτ）λtτ-exp（-λtτ）]随着时间的延长，是一个从0增大最后又降至0的过程，在中期达到最大值。因此，[β3t]可以视为中期因素，决定曲线中部的陡峭程度，也称为曲率因子（[Ct]）。
（一）数据介绍
2006年3月，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经过深入研究，利用Hermite模型编制了债券收益率曲线，具有光滑性、灵活性、稳定性三方面优势，适应中国债券市场的情况（马骏等，2016）。由于日度或周度的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难以获得，且收益率曲线特征不稳定，季度数据或年度数据时间跨度过大。因此，本文数据采用从2007年1月到2016年6月中债国债1个月、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15年、20年共9种类型的月度即期收益率（由月末值衡量），数据来自于万得数据库。
（二）参数估计
动态Nelson-Siegel模型（DNS模型）通过确定参数[λ]，保证了其他参数的稳定性。[Ct]是曲率因子，因此[Ct]的参数应当在中期达到最大。中国的中期债券期限一般是2到5年。设定期限[τ]的范围为[24，60]，当[τ]=36，参数[λ]=0.05，此时拟合残差平方和最小。本文借助于R软件进行实证研究，采用Nelson-Siegel模型来实现曲线拟合最优并估计得到参数集[[Lt]，[St]，[Ct]]。水平因子、斜率因子、曲率因子的因子载荷随到期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采用Nelson-Siegel模型来实现曲线拟合最优并估计得到114个参数集的统计特征如表1。
样本中国债收益率期限最长的是20年，最短的为1个月，中期为3年。因此水平因子（[Lt]）的变量为2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即PL=[y240]；斜率因子（[St]）的变量为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差，即PS=[y240-y1]；曲率因子（[Ct]）的变量为PC=[2y36-y1-y240]。估计的结构因子与经验变量的关系见图2。
结构因子的时间序列与利率期限结构变量的走势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水平因子与其变量相关系数为0.871；斜率因子与其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976；曲率因子与其变量之间的走势相同，相关系数为0.956。数据结果进一步表明3个结构因子较好地解释了债券市场的长期、短期和中期效应。结构因子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其变量。
水平因子解释了长期利率水平，走势较为平稳。根据预期假说理论，长期利率的变化是基于当前和未来短期利率共同作用。由于远期利率的反应会随时间变化而趋于稳定，长期利率主要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样本区间内水平因子与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相关性为0.4136（见图3），中国长期施行的利率管制也会对水平因子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受供求关系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还与国债发行量等有一定关系。
根据费雪效应方程，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斜率因子体F了长短期利差的变化，反映出对未来利率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动。2007年1―9月通货膨胀水平攀升，为防止经济转向过热，央行曾先后5次提高利率，短期利率急剧上行，利差收窄，斜率因子变小。2008年9月，雷曼倒闭导致金融危机恶化后，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中国央行于当年10月连续两次降息和一次降准，从2008年11月起短期利率显著下行，长期利率下降幅度较小，导致长短期利差变大。在2010年，为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紧缩的影响，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投放大量的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利差也迅速缩小。2013年上半年市场资金宽松，长期利率略有下行，短期利率平稳。2013年6月，资金市场发生钱荒，短端收益率迅速上行，长端收益率也随之上行。短期收益率上行程度更大，使得长短利差迅速收窄（见图4）。至此，可以推测通货膨胀率与斜率因子存在一定的关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债期限结构的曲率因子产生显著影响，而传统的变量并未反映出这一变化。传统的变量还容易受异常值影响，未能充分表现利率期限结构所蕴含的信息。通过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估计出结构因子明显地呈现出宏观经济变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效果。
四、通货膨胀水平、股票市值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分析
为分析经济因素冲击如何影响收益率曲线的特征参数，进而分析利率期限结构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VAR估计是一种较为直观有效的研究方法。由于[Ct]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性较弱，经济意义不明显，且水平因子和斜率因子基本解释了期限结构的主要变动（Litterman和Scheinkman，1991；康书隆和王志强，2010；陈浪南和郑衡亮，2015），同时曲率因子具有内生周期性（丁志国和徐德财等，2014），故本文将不对曲率因子进行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通过Nelson-Siegel模型分解的水平因子（[Lt]）、斜率因子（[St]）有效地表示出长期因素和长短期利差因素。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2006年各月为基期（=100）转化成定基序列并进行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表示，股票市场数据用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Stock）的月度数据衡量，其中Stock数据来自于万得数据库。为避免时间序列存在伪回归现象，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原序列均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此，[Lt]、[St]、CPI、Stock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I（1）过程，满足对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条件。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1.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分别建立[Lt]、[St]、CPI和[Lt]、[St]、Stock的三变量VAR模型，依据LR、FPE、AIC、SC、HQ准则，本文选择[Lt]、[St]、CPI的滞后期为2，可知协整方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选择[Lt]、[St]、Stock的滞后期为2，协整方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
2.协整关系的检验。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t]、[St]、CPI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Lt]、[St]、Stock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1.估计VEC模型。用结构因子[Lt]、[St]的估计值分别与通货膨胀水平CPI和股票市值Stock形成三维向量时间序列，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采用一阶差分的滞后阶数。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D表示一阶差分，*表示对应的参数估计t统计量绝对值小于1，参数显著性很低，不足以作为分析的依据（沈根祥，2011）。
2.基于VEC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CPI是[St]的Granger原因，CPI不是[Lt]的Granger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Stock是[St]的Granger原因，Stock不是[Lt]的Granger原因。
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对斜率因子影响效果明显，对长期因子影响不显著。通货膨胀水平和股票市值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效性，对斜率因子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是对长期利率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市场预期而间接实现。一方面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逐渐成熟；另一方面表明这些因素的波动在传导至利率长端的效果明显被削弱，金融市场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无效性，不能从收益率反映出市场的全部信息。水平因子主要受其自身因素影响（何晓群和王彦飞，2014；陈浪南和郑衡亮，2015）：一是因为中国很长时期内对存款利率实行管制，国债利率与各期限存款利率高度相关，导致水平因子不能及时反映出宏观经济的变化；二是商业银行是银行间国债市场的主要买家，银行存款和资金量会影响期限结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开始，商业银行在满足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监管要求外，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国债，银行资金较为宽松。
误差修正模型包含了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短期动态影响和长期均衡影响。短期动态影响写成单方程形式为：
模型中[Vecm]为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项系数反映了在VEC模型中序列之间动态关系偏离长期均衡时的调整力度。若其为负值，则意味着偏离的误差将会得到修正。模型（3）中对斜率因子的调整的系数为
-0.199，表明斜率因子的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平均每月对上月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短期调整幅度为19.9%，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经济系统将以19.9%的调整幅度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模型（4）中对斜率因子的调整系数为-0.219，表明斜率因子平均每月对上月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短期调整幅度为21.9%，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经济系统将以21.9%的调整幅度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修正项对斜率因子的负向边际贡献也表明斜率因子偏离长期均衡的波动持续性较弱，在偏离长期均衡时，会进行反向调控使其恢复到均衡水平。
在经济变量对利率期限的长期均衡影响中，将[St]（-1）的系数标准化为1，得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四）通货膨胀水平、股票市值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通货膨胀水平对债券市场斜率因子的影响效果显著，从侧面说明中国投资品种逐渐健全，当通货膨胀水平变化（或者实际利率变化）时，居民会调整投资组合。股票市值变动对斜率因子的影响效果也较为显著，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明显提升，市场参与者可以迅速觉察到金融市场的变化而重新分配资产。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变化对长期利率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间接反映出货币政策通过债券市场传导的有效性尚不完整。
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动态影响和长期均衡影响。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动（DCPI）增加会缩小斜率因子的变化（[DSt]），当通货膨胀水平变动幅度较大时，市场对于变动方向形成强烈的预期，因而长短期利率的变动幅度趋于稳定，斜率因子的变化趋缓。股票市值的变动（DStock）增加会加剧斜率因子的变化（[DSt]），当股票市值波动幅度变动，短期内投资于股市的资金流动增加，会加大债券收益率的波动，导致斜率因子的变化幅度增加。
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对利率期限结构的长期均衡影响与短期动态影响有所不同。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均在缩小斜率因子方面效果显著。斜率因子变小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长期利率下降，意味着居民和企业对长期资金的需求疲软，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弱，导致经济活动活跃度下降；二是短期利率提升，意味着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其后果是经济活动的下降。长期投资意愿减弱也表明市场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加，长期投资意愿不强，风险偏好下降，短期投资意愿增加。因此，斜率因子缩小会对经济活动下降有预测作用。由于中国对于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明显，市场对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信心较强。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市场解读为央行为抑制经济过热，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短期利率会随之提高，由于价格刚性的存在，长期利率上升幅度低于短期利率，利差收窄，斜率因子变小，通货膨胀对斜率因子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金雯雯和陈亮等，2014；何晓群和王彦飞，2014）。当股票市值增加时，股市繁荣，市场投资于股市的积极性增加，部分投资者将资金从债券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导致债券市场的利差缩小，收益率曲线趋于平坦。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新常态的特征明显，受去产能、去泡沫和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基础建设投资、民间投资等出现下滑。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和金融市场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外，债券市场自身因素也会使利率期限结构发生改变。债券市场频频出现违约，刚性兑付逐渐被打破，债券市场的波动也改变了利率期限结构。
五、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分析
利率期限结构反映的是预期未来宏观经济信息，因此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因子和斜率因子包含着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的信息。例如，当通货膨胀率相对高时，人们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会降低，于是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将会降低，长短期利差缩小。Rudebusch和Wu（2008）认为水平因子反映了通货膨胀预期；吴吉林（2010）利用NS宏观金融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因子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水平因子包含预期通货膨胀信息；李宏瑾等（2010）利用Mishkin模型考察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发现中短端利率曲线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较强；康书隆和王志强（2010）采用Diebold-Li方法估计中国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对CPI和长期利率两个序列做时差相关分析，发现长期利率可以预测CPI的走势。国内外研究发现，长短期利差对预测未来6个月到1年后的通货膨胀率效果较好。表3描述了2007―2015年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因子、斜率因子、同期通货膨胀率、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4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通过相关性分析，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子与未来6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郭涛和宋德勇（2008）选取2004―2006年数据，发现中国长短期利差和未来6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呈负相关，长短期利差与斜率因子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0.976），也证明了中国斜率因子与未来通货膨胀率的负相关关系。短期利率受央行基世率调整和短期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较大，而通货膨胀率则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通货膨胀率与短期利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斜率因子则和通货膨胀率负相关。下面对斜率因子和未来通货膨胀率进行回归分析，建立简单回归方程为：
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子在统计上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可用于对通货膨胀水平未来变动方向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子对通货膨胀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当[St]增加时，未来的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预期将下降。从Nelson-Siegel模型斜率因子走势分析，2016年下半年CPI同比将保持在1%―2.5%的区间内温和趋势运行，不存在明显的通胀或通缩压力。同时斜率因子逐渐缩小，预计通货膨胀水平有上升的趋势，这与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实际情况相符。斜率因子缩小预示着经济活动活跃度下降，政策的稳定性对提振投资信心至关重要，央行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关注通货膨胀变化和股票市场变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并从利率期限结构所隐含的市场预期因素进行决策，可根据货币政策的时滞，注重松紧适度，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前采取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六、结论
本文利用Nelson-Siegel模型拟合了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并构建VEC模型等分析通货膨胀水平、股票市值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关系和斜率因子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果。研究表明，通过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估计的水平因子、斜率因子和曲率因子体现出利率期限结构的特征，能够有效刻画对于宏观经济等变量变化的预期及其自身的内生周期性特征；通货膨胀率、股票市值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水平、斜率因子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通货膨胀率和股票市值均不能显著引起水平因子的变化，水平因子与存款利率相关性较高，反映出货币政策向债券市场传导的效率有待完善；通货膨胀水平和股票市值均能显著引起斜率因子的变动，短期看来通货膨胀水平和股票市值影响斜率因子变动的方向不一致，但长期看来通货膨胀水平和股票市值均在缩小斜率因子方面效果显著，进一步证明了Fisher方程中斜率因子包含着通货膨胀水平预期变动的结论；斜率因子还可以作为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在中国债券市场逐步开放和货币政策调控逐步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的背景下，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已经显示了对经济的预测功能，货币政策通过债券市场传导的基本条件已具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部门对此预测功能的分析和应用有待进一步开发，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向债券收益率的传导效率较低，收益率曲线的有效性仍需提高。主要原因是中国债券发行期限结构、流动性、二级市场等尚不完善，各种因素从多种渠道弱化或扭曲了利率传导效率，也容易产生套利机会。因此，为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通过债券市场的传导效果，应当完善国债发行结构，并发展国债衍生品市场，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通过大规模的市场交易，提高无风险利率的基准性，畅通价格型政策的传导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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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9
田芬（1986-），女，湖南张家界人，贵州财经大学2011级国民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管理。
摘要：本文在探讨货币政策与我国通货膨胀及真实GDP传导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及真实GD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动态关系。
关键词：货币政策；通货膨胀；SVAR模型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是货币政策专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货币政策的调节过程是通过货币总量、总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作用来实现。因此，通过一个向量动态模型可能会更精确地反映出通货膨胀在一个互动的系统内受到一个随机冲击后持续的时间跨度，从而清晰地表现出通胀惯性的货币政策滞后效应。
二、VAR和SVAR模型分析框架
VAR模型的推广始源于著名计量经济学家Sims1980年的著名文献。此模型是多个方程的联立，模型中每一个方程的内生变量对整体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滞后项进行回归，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表示为：
即便VAR模型广泛应用于多元时间序列中，但因其当期相关关系隐藏在误差项的结构中，各种信息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导致脉冲响应函数的经济含义模糊不清。然而采用结构VAR模型（SVAR）包含了变量当期之间的关系，能够显示出隐藏在模型误差当中无法解释的相关结构，通过对模型做一些简单假设，能够更好地提供模型系数的结构解释，其方法是通过对数据施加约束条件对变量的冲击进行识别，并得到相关变量对系统冲击的反应方向与强度。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估计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代表货币政策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GDP增长率分别代表通胀率和真实GDP。设变量LNM2、LNCPI、LNGDP分别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通胀率和GDP增长率的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数据统计中选取了1997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共60个数据。
2、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保证该模型的有效性，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序列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NM2、LNCPI及LNGDP序列均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LNM2、LNCPI和LNGDP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为平稳序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利用了VAR模型来进行系数显著性检验，可以用来检验某一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阶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通过检验可以得出结论：GDP的增长率与CPI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
4、VAR模型估计
估计VAR模型，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的确定。滞后期太少，不能完整地反映变量间动态关系，滞后期过多会导致自由度减少，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滞后1-5阶VAR模型最优自回归阶数P的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指标中有四个显示为滞后二阶，采用“多数原则”，即超过半数以上的可用判断准则指向的滞后期数。因此，该模型选用的滞后期数为二期。
则估计出的VAR模型为：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结构VAR模型对1997一2011年的货币政策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由SVAR模型关于各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情况来看，广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动态关系。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变量当期的变动影响要小于对于他们滞后期的变动影响效应。鉴于货币政策在传导机制上具有滞后的作用，在调控把握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滞后期的范围以及国内对于政策实施的预期效应，才能更好的稳定市场。（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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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含义范文1篇10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论述都主要集中于讨论通货膨胀。就全球经济横向比较看，各国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也主要针对通货膨胀进行防范，显然对通货紧缩的准备不足，而且对受经济周期制约的通货膨胀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认识不足。本文拟通过通货紧缩的界定及其负面影响和通货紧缩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目前是否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
关键词：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交替性可容忍区间
通货紧缩就其概念范畴来讲，在经济学中是对应通货膨胀而存在的。通过对通货膨胀概念的考察，我们不难理解通货紧缩的概念，即一国发行的货币量少于现实流通中和经济交易中所需的货币量。但目前学术界对通货紧缩的定义主要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主要表现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三年左右，即认为进入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与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物价总水平下跌；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处于周期性下降阶段，即危机和萧条时期发生的通货紧缩。显然，三种观点在通货紧缩的界定上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主要从物价总水平下降时限的角度来考察通货紧缩；第二种观点又加入了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的作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通货紧缩应与经济周期结合考察。下文中我们就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测度和阶段界定进行分析。
一、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内含一种数量关系，即人们用以测量经济中货币效率的指标：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正如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指出的：“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为了校正前一段时间的货币超量发行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这两者之间的不断交替发生，一般来讲对经济增长都是十分有害的。”（参：莫里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第2页）显然，社会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超过社会承受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关于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度”，我们不妨引用陈东琪教授与1998年提出的“可容忍区间”这一概念。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处于“可容忍区间”内时，则其正面效应可以存在并能发挥作用，而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度超出“可容忍区间”时，则其负面效应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显然，研究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具有与重视通货膨胀率同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国家经济运行失衡的表现，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通货紧缩一旦超出“可容忍区间”的警戒线，必然会向经济发展亮“红灯”。这将督促政府当局尽快制定相应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提高货币和信贷的供给来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负面效应。其次，通货紧缩率的衡量与测度也对政府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化、效率化、精确化。通货紧缩率的衡量必须严格区分通货紧缩政策作用的阶段。一般可分为：正效应阶段、零效应阶段和负效应阶段。正效应阶段通常指对经济动力起恢复作用的阶段，零效应阶段指经济打到均衡时的阶段，负效应阶段则指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的阶段。
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通货膨胀率和通货紧缩率的上、下界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按成因可以分为三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测度主要通过一定期限内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物价总水平上涨率之比来测量。一般认为：零通货膨胀为下界，通货膨胀率达到8％时为上界。即当这一比值低于零时即进入通货紧缩，高于8％时就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通货膨胀“可容忍区间”，开始对经济发展起抑制作用。通货紧缩虽在概念上与通货膨胀对应，但在测度上却不能简单对称。恩格斯曾指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显然不对称，盖若把有效需求紧缩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平之下，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胀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之上，则只有物价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令人不解。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事实之反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51页）就是说通货紧缩会使就业和物价都下降，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只会使物价上升。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0——-8%为通货紧缩的“可容忍区间”。凯恩斯主义革命不难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适度的通货膨胀利于经济发展。但适度的通货紧缩是否同样利于经济发展呢？我认为必须结合经济周期加以考察。如果是为了校正前一阶段的通货膨胀而采取通货紧缩政策则利于经济降温；而若在危机或萧条期保留通货紧缩则只会加剧经济的滑坡。因此，通货紧缩的下界由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理论上一般界定在0——-3％。通货紧缩率如果低于-3％，则视为超出“可容忍区间”必须加以控制。
二、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交替性
考察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不难发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与经济周期是交织在一起的。通常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济萧条期则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50——60年代世界经济处于战后恢复期，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较高；进入70年代后，经济发展更快，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到80年代时出现“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90年代以来，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发明创造和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得生产过剩，商品价格一降再降，经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从而世界经济转入通货紧缩阶段。尽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间隔周期较长（战后四十年内未发生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但我们必须承认二者具有交替性。此外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性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美国著名投资专家加利·西林博士在《通货紧缩》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的通货紧缩正是过去较长时期通货膨胀发展的直接结果。原有的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成为促进通货紧缩的因素，世界各国大量裁军、缩减政府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宏观政策中重视防范通货膨胀、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导致的成本下降和生产率提高等都成为通货紧缩产生的重要原因。”从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这一分析显然是科学的。
我们必须承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这种交替的现实。当代经济发展已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自由市场体制几乎无处不在。除了像美国、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就连新兴市场国家如：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三幼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
三、我国经济目前正出于通货紧缩阶段
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11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
Abstract:Theyieldcurvecontainsabundantinformationaboutfutureeconomicgrowthandfuturerateofinflation.Usingthespreadwithdifferentmaturitiesastheindependentvariable,thispaperestablishedthreemodelsandfoundthatthespreadbetweentheten-yearandthethree-yearTreasurybondwasthemostusefulpredictorofeconomicgrowthwithahorizonoffourmonthsinthefuture,andthespreadbetweentheten-yearandtheseven-yearTreasurybondhadthemostsignificantpredictivepowerfortheinflationuptofuturethreemonths,bycomparingwiththebenchmarkmodel.Inaddition,theincreaseofthetermspreadwasassociatedwiththeraiseoffutureeconomicgrowandtheinflationrate.
KeyWords:termstructureofinterestrates,inflation,economic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9-0012-05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含义,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已有大量学者开始从事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经济活动预测的研究。通常认为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联系相当紧密,并因此包含了未来利率变动趋势、经济增长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变化等信息。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债市场的不断扩充,国债的发行量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完整的利率期限结构正在形成。近期,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加大,如何准确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向,是企业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关心的课题,研究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是否能对未来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显得很有必要。
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较早地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主要包括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Stock和Watson(1989)将一系列指数组合形成经济先行指标,最后筛选挑出7个最重要的变量,其中一个就是10年期和1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差。Estrell和Hardouvelis(1991)选取了美国1955年到1988年期间10年期和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差,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各组成部分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该利率差可以预测未来4年累积经济增长,而边际经济增长的预测步长是7个季度。Plosser和Rouwenhorst(1994)、Estrella和Mishkin(1997)、Bernard和Gerlach(1998),以及Berk和VanBergeijk(2000)还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做了相关实证,尤其是欧洲国家,其检验结果也较显著,他们均得出如果利率曲线斜率为正,未来宏观经济是增长的;反之,未来经济将衰退。
也有一些研究结果与之不相一致。这些研究发现,利率期限结构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失去了这种预测能力。例如,Dotsey(1998)、Haubrich和Dombrosky(1996)、Stock和Watson(2003)发现利率差未能预测出美国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Davis和Fagan(1997)在对欧洲国家进行研究时发现,尽管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显著,但仅三个国家(比利时、丹麦和英国)在样本外预测表现较好。因此,近几年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活动是否有预测作用,他们还研究这种预测效果的稳定性问题。
此外,Estrella使用了一个动态的理性预期模型来研究收益率曲线对宏观经济有预测作用的条件,发现该预测力的有效程度部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更偏重于达到防通胀目标还是更偏重于满足经济产出目标。如果货币当局更关心产出目标,那么利率差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就更强。
收益率曲线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研究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最早提出此问题的是Fama(1975)。Fama(1975)使用美国1年和5年期国债数据对通货膨胀做预测,发现不同期限利率差包含未来通胀变化的信息。Mishkin(1988)等证明了利率期限结构包含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
然而,国内在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大多主要针对其相关理论、模型实证以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方面的研究。真正与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增长预测比较相关的文献有王媛、管锡展、王勇(2004),他们检验了收益率曲线与宏观经济的预测关系,并得出了存在较显著的预测效力的结论;刘金全、王勇、张鹤(2007)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此外,于鑫(2008)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与未来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长短期利差与宏观经济增长为负相关的结论。而朱世武(2005)分析了在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用,结论为这种预测作用并不明显,用收益率曲线来帮助预测通胀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本文试图选取几个关键期限的利率差,选取银行间国债市场上规定的做市商必须进行做市的3年期、7年期、10年期,以及其他短期利率1年期和半年期利率。使用三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样本外预测方法,比较与基准模型的预测能力。
二、利率期限结构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预测
(一)利率期限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
为什么利率期限结构拥有预测经济波动(增长)的能力?
第一种解释是利率期限结构反映当前货币政策,从而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反映未来经济形势。Estrella(1991)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反映了当前的货币政策的大量信息,当前短期的货币紧缩政策将会增加短期的实际和名义利率水平,由于价格存在刚性,长期利率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以致利率曲线的整体变化趋势变平,收益率曲线斜率变小。短期名义和实际利率水平的增加也会打击当前投资者的积极性,因为投资成本跟随上升,致使当前投资机会减少,将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变缓,减少未来的产出水平。利率曲线的斜率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同方向的变化,就使得这两个变量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是,利率期限结构反映的是预期未来货币政策信息,而非当前货币政策信息的反馈,因此,收益率曲线是通过未来货币政策反馈的信息来预测将来产出的变化。短期内,价格存在刚性,而未来长期的价格是可变的。如果人们预期未来货币供应量扩张,那么未来实际利率会下降,并且未来的经济产出会增加。但同时如果人们预期通货膨胀升水增加的幅度超过将来实际利率下降的绝对值,那么长期名义利率仍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利率期限结构曲线也会变陡,即长短期利差变大,而之前已经说明将来经济产出会增加,这样通过预期的未来货币政策作用的渠道,也可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了。
Estrella(1991)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预测能力的IS-LM模型。其认为IS和LM两条曲线的相交点就代表着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达到的均衡点,如果人们预期未来宏观经济上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实体部门,IS曲线移动的幅度就会大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并导致宏观经济产出的变化与利率水平同向变化,而纵轴的利率水平正好体现的就是人们现在对将来长期利率水平的预期(所以它的变化趋势也体现了长短期利差的变化方向),因此,上述逻辑就可以简单概括成利率期限结构的长短期利率差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第四个可供解释这种预测作用的理论,涉及到研究投资者跨期的债券购买选择问题。该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偏好稳定的收入,如果预期将来经济即将面临衰退,所得收入减少,那么他们将会购买长期债券并持有到期以增加未来收入,这样的做法加大了对长期债券的需求,价格上涨,进而使其收益率下降,收益率曲线变平坦。此外,一些投资者为平均各期收入,甚至出售手中短期债券来购买长期债券,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收益率曲线变平的力度。
最后,解释理论中还有一种涉及到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中,预期未来经济高速增长就意味着未来实际利率的增加,也就是当前的长短期利率差变大,收益率曲线变陡;如果预期将来经济放缓,那么未来实际利率预期将会下降,收益率曲线变平。这也意味着长短期利率差是可以先行预测到非货币冲击因素引致的宏观经济变化。
(二)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解释,也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说明。其中最基本的解释就是Mishkin(1990a,1990b,1991)从Fisher方程的角度展开,通过实证检验方法来说明是否收益率曲线包含通胀的信息。该模型将m期的名义利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为m期的实际利率,一个为接下来m期的预期通胀率,于是就得到
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现实的通胀率可以写成预期的通胀率加上一个误差项,而且
将等式(1)中的代入到等式(2)后,
得
因此,接下来m年和n年(m>n)的预期通胀率之差可以写成:
其中,而
是误差项。现在要分析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的信息,就要通过检验是否。如果可以拒绝这个假设,那么利率差就显然可以预测通胀情况。可决系数R2越大,那么利率期限结构所包含的通胀信息就越多。
此外,站在预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这种预测效力。当短期通胀异常低(当前短期利率也相对较低)的时候,人们就会预期长期通胀会增加,并要求长期债券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同样地,当短期通胀异常高的时候,市场参与者会预期通胀将会降低,便愿意以低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来持有长期债券。因此,通过这样的渠道,利率差也包含了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但是这种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因为长期限的收益水平高或低,也可能是因为蕴含了未来实际利率(或回报)的信息,一个上扬的利率曲线亦有可能说明未来实际利率的增加,它并不一定代表未来通胀的增加。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也被用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胀预测作用的解释。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而且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显现出来的曲线是斜率向下的曲线。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降低,通胀通常会随之增加;而经济下行时,失业率上升,经济收缩伴随通胀率随之下降。在菲利普斯理论的不断发展中,许多学者开始将经济增长率来替代失业率,并形成了另外一种衍生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替换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提出,他认为经济增长率在长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与失业率之间表现出一种相反变动方向的关系,而失业率与通胀也是呈现出反向的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便显现出同向的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长短期利差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由于银行间国债市场交易量远远大于交易所市场的国债交易,所以我们选取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度量长短期利差,数据来源于中国货币网。使用月度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一般使用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没有经济增长的月度数据,所以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性指数,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累计经济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变化:
长短期利差:
其中:表示t时期的一致指数,表示月度环比消费指数,表示t时刻的长期利率,表示t时刻的短期利率,n表示预测时间的长度(月),l和s分别表示长、短期利率的期限长度。
(一)模型构建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
考虑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于是有:
模型2:
作为衡量预测的基准,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利差因子的预测模型,简单地使用滞后期变量来预测。
模型3:
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于是在原来简单模型的自变量中加入当前的货币政策,这里选择使用M1。
模型4:
(二)实证结果
实证中一个重要的变量选择就是预测时间长度(n)和长短利差的期限(l,s)选择,按照惯例,我们选择:
为了比较模型的预测能力,我们使用样本外预测的方法,将数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估计参数,第二部分用于样本外预测,使用均方误差(RMSE)来衡量样本外预测效果。为了保证数据的充分,我们以2007年7月作为分界点,这样样本内有60个观测值,样本外有20个观测值。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期限间的利率差变化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基本一致,从2002年到2005年期间,多数利率差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到2007年又重新回到初始的水平。
首先对基准模型(即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和宏观经济预测(见表1)。
从实证结果来看,随着预测步长的增加,拟合优度上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样本外预测误差总体下降,但是通货膨胀的样本外预测误差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检验加入利率差后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效力,我们分别使用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①。
在模型1下,不同的长短期利差预测能力差别较大,10年利率与7年利率的差、10年与3年以及7年与3年的利率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测能力。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中,预测步长在1到4个月时,样本外预测误差小于基准预测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误差,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4个月和3个月情形。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普遍不佳,仅在12月步长时比基准模型预测效果稍好。其他期限的利率差并未表现出较好的预测能力。从变动方向上看,利率差增加意味着未来出现经济增长,这与经典理论相一致。
在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之后,10年期和3年期的利率差依然能较好地预测未来1到4个月的经济表现,且预测能力明显强于模型1。另外加入滞后项之后,10年期和7年期利率差在2、3、4及6个月的经济预测能力要强于基准模型。同时3、4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也突显出来。我们看到这些具有预测能力的情况下,利差与经济增长、利差与未来的通货膨胀都具有正向关系。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0年期利率与3年期利率的利差在对4个月后的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而通货膨胀则应该由10年期与7年期的利率差来预测,该利差对3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最强。
在加入政策变量之后的模型4中,10年期与3年期利率差对1到4个月的经济增长依然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且预测能力进一步提高,7年期与3年期的利率差同样具有该预测能力。
四、结论
通过建立三类模型,简单的利率差单因子预测模型,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的预测模型和加入政策变量的预测模型,同时建立基准预测模型即仅使用预测变量的滞后项来预测经济增长,并使用样本外预测误差作为模型预测能力的判别标准,得出结论认为,利率差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预测能力,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且预测步长为未来4个月、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在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或者货币政策之后,预测能力有所提高,但并不影响预测的方向。利差的扩大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加速,也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加大。
通过对未来经济增长情况的预测,企业可以提前预计未来生产的产量,政府通过这样的预测也可以估计出未来预算盈余或者赤字规模;此外,央行根据此情况也可以更好地制定当前货币政策;最后,还可以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对未来经济走势预期的依据。
注:
①为了节省篇幅,这里省略了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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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含义范文篇12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利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工业增加值和货币供给等数据,分别以BP神经网络、RBF神经网络和Elman神经网络建立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三个模型预测结果表明,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的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通货膨胀的变动。通过比较BP神经网络和Elman神经网络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带有反馈机制的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性能优于一般神经网络模型。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测神经网络
通货膨胀预测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非常重要。宏观政策制定者往往密切关注未来的通货膨胀趋势,以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参考因素之一。
国外学者对通货膨胀预测做了相关研究。如GabrielMoser(2007)比较了预测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的因素模型、VAR模型和ARIMA模型三种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因素模型优于VAR及ARIMA模型。KirstinHubrich(2005)的研究利用RandomWalk方法、VAR方法、AR方法、菲利普斯曲线方法等方法预测欧洲地区的通货膨胀。PrasadS.B(2008)研究发现,考虑汇率因素会提高通货膨胀的预测精度。CludiaDuarte(2007)将总的通货膨胀指标看作不同层次的分解变量组合,如分解为教育、食品等不同的成分,并将分解后不同层次的成分使用不同的模型进行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预测问题。如张德生等(2007)利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建立了我国通货膨胀模型,预测结果良好。陈慎思(2005)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三次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关系。
近年来,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神经网络在金融及经济学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神经网络对非线性关系模拟预测具有的特有优势,对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SaeedMoshirietal(1999)研究了静态、动态及混合型的神经网络在通货膨胀预测方面的应用。EmiNakamura(2005),S.Adnan(2007)利用神经网络对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建立了相关模型,结果显示利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的模型预测结果优于传统的一些模型,如AR模型。本文将使用误差反传(BP)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及反馈型神经网络(Elman)三种不同的神经网络建立我国通货膨胀模型,并比较三种模型的预测能力。
数据选取和神经网络的应用特点
(一)数据选取
数据选取区间从2002年至2008年月度数据,数据来源:锐思数据库(省略)。通货膨胀主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货币供给情况有关,因此本文建立模型考虑的因素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2000年12月为基期;由于我国没有GDP的月度数据,参考相关文献及研究惯例使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月度数据代替GDP增长率指标;货币供给情况选择货币(M2)供给增长率月度数据。以CPI代表通货膨胀水平。数据处理采用Matlab软件。
(二)神经网络的应用特点
BP神经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图1表示有N1个输入单元,中间有一个或多个隐含层,输出层有Nm个输出数据。各层之间互相连接,每个连接的权值不同,BP神经网络学习过程就是通过学习样本数据中的信息来修正权值的过程。BP网络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和成功的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网络的“逆推”学习算法。学习过程由信号的前向传播和误差的反向传播两个过程组成。
BP网络学习过程首先根据样本输入,通过前向传播计算方法得到网络输出,然后计算网络输出与期望输出之差,也就是样本实际输出的误差,按照误差反向传播计算的方法修正相关权值,直到网络输出达到误差要求(朱大奇、史慧,2006)。
基本的RBF神经网络有三层,其结构如图2所示。
RBF神经网络学习过程主要是调整βj的过程,其中βj为隐含层到输出层的连接权重,主要原则是根据输出数据与期望数据之间的误差做相应调整。过程如下:
其中,βj(t)是隐含层单元j在t时刻与输出层的连接权重,η表示学习效率。
Elman神经网络的特点是隐含层的输出通过承接层的延迟与存储自联到隐含层的输入,这种自联方式使其对历史状态的数据具有敏感性,内部反馈网络的加入增加了网络本身处理动态信息的能力,从而达到了动态建模的目的(飞思科技产品开发中心,2005),其结构如图3所示。
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下面分别采用上述三种神经网络建立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三种神经网络各具特点,BP神经网络是应用最早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神经网络;RBF网络是一种采用局部逼近技术的神经网络,利用了多维空间中传统的严格插值法的研究成果;Elman是一种反馈型的网络,其隐含层节点的输出通过承接层再反馈到隐含层,作为隐含层输入的一部分。
为了具有可比性并参考现有相关研究文献,三种模型的输出变量均为下个月的CPI值,输入变量均使用CPI的前滞后6期数据、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滞后3期数据、货币供给增长率滞后3期数据。根据现有数据,得到共78组输入输出样本数据,将前72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数据,用来训练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后6组数据作为测试样本,不参与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及训练,用来测试比较不同网络的预测性能。
(一)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BP网络模型和RBF网络模型采用三层结构,即具有一个隐含层;Elman网络模型采用基本结构,即具有输入层、隐含层、承接层、输出层。采用这样的结构主要是因为目前研究经验表明这样的层次结构已经具有足够能力捕获数据序列的特性,而不需要采用更复杂的神经网络结构。
(二)数据的归一化处理
为了避免因数据不同单位对建立模型的影响,训练神经网络模型之前应对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公式如下:
其中X是要归一化的数据序列,min(X)、max(X)分别为X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模型预测结果采用相反的过程处理得到预测的实际值。
(三)建立预测模型
建立BP神经网络模型主要是确定隐含层节点数目,训练函数采用trainlm,学习算法采用learngdm,经过试验选择结果最优的结构隐含层节点数为10;建立RBF神经网络主要是确定其径向基函数分布密度参数,试验后选择最优值;建立Elman网络模型与BP网络模型类似,选择第一层传递函数为tansig,第二层传递函数为logsig,其中间层节点数根据试验结果选择最优的一个。确定模型结构后,使用前72组样本数据训练所建立的神经网络,训练完毕后将测试样本的数据输入神经网络,得到神经网络的预测值。预测结果及实际值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BP网络模型的预测性能比RBF网络模型和Elman网络模型较差,而RBF网络模型和Elman网络模型二者性能上比较接近。在短期内Elman网络模型预测结果较好,但是在2-4期间内,RBF网络模型预测性能比Elman网络模型好,4-6期间内二者性能基本相当。
(四)模型比较及结果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比较不同模型之间的优劣,本文用具体误差指标数据来对比不同模型的性能。选取指标有平方误差和(SSE)、平方误差均值(MSE)、平方误差均方根(RMSE)、绝对误差均值(MAE)、绝对百分比误差均值(MAPE)。模型误差指标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三种网络模型预测的误差指标均较小,与现有关于我国通货膨胀预测结果相比预测精度较高,主要原因是神经网络针对非线性关系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神经网络可以以任何精度模拟非线性,这个预测结果表明通过神经网络方法建立模型预测通货膨胀是一种可行的方案。由于神经网络具有学习能力,通过加大训练样本的数量,让神经网络具有更多的学习数据,可以获得更好的预测性能。
比较三种模型指标可以发现,BP网络模型的各项误差指标均高于另外两种模型。BP网络模型和Elman网络模型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加入了承接层,具有了反馈机制,属于动态建模方法,误差结果显示其性能优于BP网络模型,这反映出CPI具有一定的记忆性和反馈性,并且动态建模方法比较适合通货膨胀预测。
比较Elman网络模型和RBF网络模型可以看出,Elman网络模型的SSE、MSE、RMSE三项指标均低于RBF网络模型,而Elman网络模型的MAE、MAPE两项指标均高于RBF网络模型,从这些指标看两个模型性能基本相当,但预测性能均比BP网络模型好。
预测结果显示:三种神经网络模型用于预测通货膨胀升降时,RBF网络模型最好,其6次预测值升降与实际值升降完全一致;Elman网络模型预测结果中5次与实际相符;BP网络模型有3次相符。这表明采用RBF或Elman网络模型能够很好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动方向。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大小,还要考虑通货膨胀变动方向,即下期的CPI是升还是降,这对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综上所述,神经网络在金融数据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采用三种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针对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建立了不同的预测模型。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不同模型之间性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预测结果均较好,表明采用神经网络的方法可以很好的捕获通货膨胀数据序列的特性。同时对比BP网络模型和Elman网络模型可以看出,具有反馈机制的神经网络具有更好的预测功能,说明通货膨胀预测时采用动态建模的方法较好。采用神经网络模型能很好预测通货膨胀的变动方向,可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朱大奇,史慧.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及应用[M].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