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例(12篇)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1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个人只有从物质生活过程以及在其中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才能获得质的规定性，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做过多方面研究，归纳起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四种：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和社会环境论。我们可以把政治社会化表述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
通过特定的媒介，政治文化才能得以传递，这些媒介包括：家庭，学校，特定的政治符号，大众传播工具，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六大类。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站，人一出生最早接受的并不是老师或者学校的观念，而是家庭的观念，因此家庭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于人早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二、家庭对个人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即使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人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独自存在，人的政治社会化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如果说，社会化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转化为社会人的关键，那么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社会人转化为政治人的必由之路。
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接受教育的第一场所。在个人成长的最初阶段，家庭对其人格特征的形成，心理品质、价值取向等都会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
香港的两位学者余振和郭正林针对中国大学生的家庭政治社会化问题曾做过一份问卷调查。从1995年10月至1996年10月，他们对中国大陆8所大学的231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8所大学分布在五个地区，即北京地区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武汉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大学和深圳大学；西北地区的兰州大学；西南地区的西南师范大学。且于1995年1月对台湾大学、1996年10月对香港的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以及澳门大学这四所大学共138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以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式问题为辅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调查内容涉及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家庭关系、社会文化、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指标。问卷共分为三大部分，通过家庭决策过程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家庭权威模式，通过大学生与父母亲的关系来考察家庭“代沟”问题，最后通过家庭决策和参与环境把握它们对个人政治态度取向的影响。在对大学生的家庭决策活动进行调查时，两位学者一共设计了五个提问：在家中，对于您家庭直接有关的事情，谁做出决定呢？对与您直接有关的决定，您有影响力吗？如果您不满意父母的决定，您会不会向他们诉苦或抗议呢？如果您向父母亲诉苦或抗议，他们会改变已作出的决定吗？您有没有向父母诉苦或抗议呢？
由此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家庭权威模式大多数倾向于民主协商，尤其以大陆地区的家庭最为显著。但是这一结果在之后的调查中显示对个人的政治态度或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有超过七成的被访者表示“肯定会”或“多数会”对父母所作出的不正确决定提出抗议。在实际行动上，台湾地区的大学生较为倾向对父母作出的决定诉苦或抗议。台湾、香港地区大学生倾向于对父母抗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行为。有7成的港台大学生被访者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去抗议政府的错误政策，这比大陆和澳门地区的被访者高出两成。因此，家庭决策与个人的政治参与态度有关，认为自己对家庭的决定有很大影响的被访者倾向于关心以及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三、结语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2
？眼关键词？演家庭农场经济；社交网络；综述
？眼作者简介？演孙捷（1975―），男，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社交网络管理；（江西南昌330063）李永安（1977―），男，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13）
本文系CCF―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项目（编号：AGR20130119）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共生式社区经营模式研究”（编号：10YJ103）研究成果。
一、引言
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眼1？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农业迅速稳定的增长。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条件，60%-70%的有地农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眼2？演。从现实来看，中国农民依然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农业发展问题不管是对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一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针，如农业税费改革到免除农业税，如新农村建设。近年来，为推进“两型”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发展，又提出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经济。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在论述适度规模经营时，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横向的社会服务整合机制创新要求，即“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与外界的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多种主体有效对接。2013年一号文件虽然明确了要采取多种政策，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但如何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一蹴而就的。当前它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如何解决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特色生产、经营和整个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标准化的矛盾，使得包括相关药品使用在内的、涉及食品安全的因素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管理。
其次，如何在家庭农场和金融结合过程中，真正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目前，政府推动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不自觉演变为主要依靠工商外力而排斥农村社区主体的结构性失衡，控制农业风险的乡土社会生态系统受到制度制约使农民主体地位难保？眼3？演。
第三，如何解决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因规模、结构选择和采购、生产、加工、经销等环节在同一时间、空间上并存，而不是继起，所带来的生产流程控制与市场需求响应对接失效问题。由于家庭农场是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其生产工序架构不仅取决于便利性和土地的有用性，而更主要受互连性与带宽程度的制约，即生产工序越来越强调在同一时空与多个外部供应、消费等社会资源网络的并行联系。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靠大量的资金投入，控制终端――这一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获得产品的溢价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没有将生产流程控制与基于同一时间点上多层次复杂社交网络结合起来？熏并未从中把握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内在关系，从而难以获取真正的经济利益。该问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动力问题。
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它克服了单纯政府向农业输送物质资源导致的经济弊端，又有效的避免了市场完全主导产生的失灵状态，有利于充分配置城乡社会资源，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此，近来有学者探索将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运用于解决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问题，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业转型升级找到了新的动力。
二、社交网络的研究
（一）社交网络概念
早期，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交网络，他把社交网络看做一种资源或者是资本，因而，在他的话语体系中，社交网络被称作“社会资本”？眼4？演。他强调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是一种权利，行动者凭借这种权利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进而可以支配场域中的资源。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的角度给社交网络定义的，关注的是个人通过不断参加团体活动来增加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构建。他对社交网络所持的观点是一种权利义务论。
科尔曼对社交网络有较系统阐述。科尔曼认为，该网络是一种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同为三种资本形态。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眼5？演。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范式。林南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在社交关系中投资，在市场中获得预期回报”？眼6？演，然而，无论科尔曼还是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其理论并未涉及线性关系与复杂关系的区别，换言之，社会资本究竟是指对时间上呈线性的人际网络的运用，还是指对同一时间点上复杂人际网络所内蕴的社会资本的期权运作，社会学学者们并未给出详细解答。
新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线社会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人际间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基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开展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和实证，从不同学科视角给出了各自的定义。首先是社会网络的定义，它的英文名称有SocialNetworkingservice和SocialNetworkingSites两种，简称SNS。关于这一社会网络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如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将这一社会网络的词条普遍定义为“社交网络服务”。百度百科的定义是社交网络服务或社交网络，源自英文SNS（SocialNetworkService）的翻译，中文直译为社会性网络服务或社会化网络服务，意译为“社交网络服务”。社会网络含义包括硬件、软件、服务及应用，由于四字构成的词组更符合中国人的构词习惯，因此人们习惯上用社交网络来代指SNS（SocialNetworkService）。
维基百科则将其定义为，社会性网络或社交网络，是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是指个人或组织，社会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的各种人们或组织串连起来？眼7？演。
不少学者在对基于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的时候，一般将该社会网络理解为网络上发展比较迅速的新型社交平台，也有部分研究者将博客、邮箱、论坛等看作社交网络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将网络的其他几种主要交流形式也归入社交网络一类。
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实务界发现，消费者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在时空上并起多个社会网络来更高效的获得、聚合；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网络正在重塑生产流程。理论界则提前开始多角度重新探讨社会网络定义。如Hildreth从隐性知识分享角度，提出社交网络是一群人在信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本质是实践社团，立足于社会学、金融学和计算科学相互结合，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引入其他学科的分析视角讨论复杂社交与风险控制的关系？眼8？演。周洛华在其关于禹州农民板蓝根生产经营的研究中，对期权研究框架进行了论述。他强调要从时间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选择权买卖上把握农民的关系网络及其与风险控制的联系？眼9？演。尽管他没有明确界定、讨论社交网络，但他把风险、信息、时间统一在关系的期权概念中，这为深化社交网络的认识及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基于此，我们可以转换视角来看待社交网络，将其视为映射与控制经济活动风险的多层次、非线性、有边界的互联网线上和线下关系结构。
（二）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基础
1.六度分割理论
所谓六度分割理论是StanleyMilgram在1967年通过连锁信实验证实的。该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熏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社交网络的结构思路遵循了“六度分割”理论的原理。它视每个人都是整个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可以以自身为中心向其它节点辐射，这些辐射出去的人际关系网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交网络中各个节点相互连接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真实性。
2.强连接与弱连接理论
社交网络的另一个理论支撑是“弱连接”理论。该理论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等，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传播关系，这是一种“强连接”，另外社会还存在一种“弱连接”关系，弱连接关系不如强连接的关系稳定，但它的范围比较广，而且具有比较高的传播效率，维护弱连接的成本也比较低？眼10？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际接触范围的扩大，弱关系理论推广到广义的信息扩散和传播上，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网络人际交往关系。人们借助“弱关系”这座桥梁，可以形成一张大的个人社交网，这样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弱连接”理论为研究社交网络的广度、强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3.结构洞理论
罗纳德・博特（RonaldBurt）于1992年发表《StructuralHoles》一文，他在文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是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网络来看就是“无洞”结构。这种形式只有在小群体中才会存在；二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象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例如在ABC网络中，如果AB之间有关系，BC之间有关系，而AC之间没关系，则AC是一个结构洞？眼11？演。AC如果要发生联系，必须通过B。格兰诺维特认为，B与A、C的联系必然是弱关系。对博特来说，B与A、C的关系可能强，也可能弱，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A、B、C处于资源竞争的状态，AC结构洞的存在为B提供了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两大优势？眼12？演。借助结构洞理论，博特在微观层次上解释了市场中社交网络是如何运用而成为一种资源的，说明了私人关系是经济行动的前提。
4.关系信息排名理论
所谓关系信息排名，是指类似于遵循中枢和权威更新规则的网页推荐排序算法？眼13？演：设每项事件（信息）的中枢值和权威值为1；选择一个运行次数，K；执行K次中枢―权威更新操作，每次更新过程如下：首先，执行权威更新规则，即对每项事件，以所有指向该事件的中枢值之和更新这个事件的权威值；其次，执行中枢更新规则，即对每项事件，以所有指向该事件的权威值之和更新这个事件的中枢值。最后可做归一化也可不做归一化，视参与者多少而定。可将其称之为信息推荐排序机制。
（三）社交网络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社交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微观个体层面，研究焦点在于风险控制的个人线性社交网络，主要侧重于测量、分析个体用于风险控制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个体与关系人连带的强与弱以及关系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与寡。在这方面自林南？眼14？演始，有诸多学者？眼15？演？眼16？演？眼17？演针对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亲、熟、信一体的个体义务交换关系，开展了本土化研究。
第二是中观群体层面，研究焦点集中在非线性复杂社交网络的群体信任机制上，主要由计算科学学者们推进。如鲍捷、程久军以一种群体信任算法，根据社交网络中群体的特点，将交互的两个群体抽象为两个群体节点，将复杂的多种信任关系转化为一对一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对群体间的信任关系进行描述和度量？眼18？演。乔秀全等人通过借鉴社会心理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产生原理，提出了社交网络中基于用户上下文的信任度计算方法。该方法将社交网络中用户之间的信任度分为熟悉性产生的信任度和相似性产生的信任度；同时又根据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不同，把相似性划分为内部相似性和外部相似性，并给出了信任度计算的具体方法？眼19？演。
第三是宏观社会层面，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对复杂社交网络与信息传播以及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者是周涛等人。如他们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演化特性对于评估与控制传染病爆发这类突发事件，以及监测预防伴随突发事件而生的谣言和恐慌情绪的蔓延的重要意义？眼20？演。
三、家庭农场经济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一）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
家庭农场的概念，早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般是指采购、生产、加工、经销等环节在时间点呈并存态势，有一定土地规模和经营效率的农户。有学者，如曹幸穗研究了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表明家庭农场的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都随规模的增大而升高，呈现明显的正效应。主张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应当创造一个维持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环境，防止“均田式”的经营化规模小型化倾向，并详细论述了家庭农场规模与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眼21？演。黄宗智通过对华北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对比等，论证了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眼22？演。并以“过密化”视角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明初至1950年的小农经济，指出农民家庭经营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眼23？演。
（二）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内核
发展家庭农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模、实践结构和资源投放的适度，这也是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内核。传统主要是将“经济人”模型作为其理论基础，片面将它视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重点，并据此探讨规模的适度、经营结构的大小和绩效的高低。而当前的家庭农场经济理论站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伸展出了新的内容。计算机科学的图论成为其新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关于规模、结构与资源投放“适度”的研究方法是单纯“市场行为分析”，但这并未解决因生产工序在同一时空与多个外部供应、消费等社会资源网络的并行联系，导致的家庭农场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问题，只是使问题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转移，治标不治本。当前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关于家庭农场主经济行为和群体的关系互动方式分析。这将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输入模式转变为社交主体的内生动力聚合模式，家庭农场主“人”的价值空前凸显，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等社交关系中内蕴的社会资本价值作为资源，成为产业规模、经营结构是否“适度”的风险评判尺度，整个农业体系形成多种资源、规模循环流动的嵌套系统。从而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下，环境变得更友好，资源变得更节约。
（三）家庭农场经济的研究趋势及展望
我国家庭农场的普遍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相应介绍。如颜志武的《浅析家庭农场的发展》以浙江地区为例，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南部地区就已出现了家庭农场形式的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黎东升等人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中指出，家庭农场早在80年代就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它是伴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农户家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
目前，家庭农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正向三个层面发展开来。第一个层面为微观层面，研究对象为家庭农场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眼24？演？眼25？演？眼26？演？眼27？演。研究焦点集中于家庭农场的组织及其通过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比单个农户通过个体行为的优化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大的多。该层面的研究在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就是“公司+家庭农场”。张乐柱等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于，应对高昂的信息成本、技术风险，降低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提高合作剩余。他们对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公司+农户”模式实质还是农户经济，但以外部组织的规模收益相对有效地克服了小农经营规模不经济的弊端。并认为“公司+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化解了“公司+农户”下的利益分配难题，实现了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更紧密的联结机制，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眼28？演。现实中，广东的温氏集团与家庭农场合作，承担养殖技术的研发与新品种引进。新希望集团扩展“公司+合作组织+农场主+农户”模式，变成农业服务员，一是为农业组织服务，帮助农民组建更多的农业合作社，二是努力成为提供技术、金融、加工生产和市场等各种农业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然而，“公司+家庭农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地，由于存在要素所有权的非同一性，从而生产流程中不同要素主体权益对立，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难以降低。其次，与农村村社之间多是经济线往，难以充分利用农村村社的信任和共享信息。第三，工序结构难以协调与外部多个社会资源网络的外向联系。这也是家庭农场经济研究开始突破固有规模生产界限向更广阔范围的领域展开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个层面为中观层面，研究对象为村社、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的区域社会资源生态网络。其研究焦点集中于区域范围内的不同社会资源生态体系、家庭农场之间如何通过有效集成、协调、管理来优化资源的使用，改善生产流程控制，提升整体经营绩效，最大可能地推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眼29？演？眼30？演。袁月兴等意识到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的实质，他们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对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农会的组织历程做案例比较研究后，认为资本化社会人际资源网络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他们提出，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大多数的农村贫困社区，资源禀赋差、人力资本存量少，资源空洞化的情况更为严重，难以单靠农业生产来获得稳定的收益。从蒲韩乡村社区与台湾地区农会的经验，以及本土诸多乡村共同体重新建构的试验比较来看，只有发展集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组织，把规模运作的金融机构与分散小农户之间过大的交易成本，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农民组织内部化机制予以消化，才能够缓解三农的资金瓶颈？眼31？演。袁氏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网络对适度规模扩张和生产流程控制的重要性，但其只是根据对比得到的经验认知，面对在线社会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人际间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的事实，并没有针对家庭农场主间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展开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从而缺乏系统性和说服力。
研究的第三个层面为宏观层面，研究对象为家庭农场经济制度、政策。其研究焦点集中在传统农业转型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比较上。如有学者视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家庭经营就是“农业企业”的“家庭农场，既可以规模经营，也可以是小微企业”？眼32？演，郑有贵主张通过农地赋权改革“促进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向现代家庭农场发展”？眼33？演。如黄新建等人以江西水稻种植为例，提出要促进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需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民承包权流转服务、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等政策扶助？眼34？演。还有学者提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家庭农业，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眼35？演
国内在家庭农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家庭农场经济的概念、特点、原则和模式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家庭农场主间的一些社会交往性活动与生产经营关系的问题，但对家庭农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如何运作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适度问题研究还比较少。
立足于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探讨如何有效实现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适度问题是家庭农场经济研究的新趋势。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和实践对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它提倡以时间密度的观点看待农业生产与家庭农场主社交网络循环，强调研究家庭农场主和社交网络中群体关系的信息互动机制，探讨家庭农场主如何以社交网络运作识别风险、控制风险，甚至进行风险的期权互换交易，从而支持生产经营规模扩张、组织合作实践活动，即生产对接大市场。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思想对家庭农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有力的支撑。当前，少有文献研究家庭农场主如何运用、通过基于互联网上和网下的社交网络聚合影响经营规模的风险信息；二是，少见用社会计算的方式计算家庭农场主如何参与复杂社交网络，通过社交网络中与群体的关系互动，识别风险，牵引生产经营规模的适度选择；三是，尽管运用复杂社交网络及其动力学理论指导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如温铁军，提到要引入社区支持发展农业？眼36？演，也有学者开始尝试，如程存旺、石嫣尝试分析“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的运作规律？眼37？演？眼38？演；如孙捷尝试以广西两村庄的生态农业试验为例，分析农户如何运作复杂社交网络中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关系，实现风险的期权交易？眼39？演，但是都没有利用网络与社会计算的工具进行家庭农场主复杂社交网络的测量分析，回答如何解决适度规模的内生动力与生产经营、市场风险交易对接问题，更多只是定性的研究，这局限了其学术价值。而利用网络与社会计算的方法，通过测量家庭农场主（映射与控制经济活动风险的多层次、非线性、有边界的）社交网络结构，与生产流程中各类要素投放的关系，可明晰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优化。因此，把风险控制的社交网络理论引入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眼参考文献？演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1篇3
幼儿园环境被视为幼儿园的隐性课程，对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1]2011年教育部公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中也将“环境创设与利用”作为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标准之一，这都突显出环境对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幼儿发展所处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物质环境是有形的、静态的（如物质材料、设施和自然条件等），精神环境是无形的、动态的（如师幼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幼儿园园风等）。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并非是孤立的，幼儿发展所处的物质环境也并非是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经由成人精心选择所创设的环境。因此，幼儿所处的精神环境也必然受由成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所组成的物质环境的影响。幼儿发展所处的环境主要有家庭环境、幼儿园环境及社区环境等。相对于成人来说，幼儿因其年龄较小、心理发展尚不成熟及独立性较弱等因素影响，致使周围环境对幼儿的发展影响更大。虽然当前许多研究者对幼儿园环境创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但这些研究的视角大多集中在班级物质环境或幼儿园物质环境，很少关注班级精神环境或幼儿园精神环境的创设。另外，幼儿发展所处的班级环境、幼儿园环境和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在对发展生态学理论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探讨该理论对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启示。
二、发展生态学理论概述
尤・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心理学家。他在1979年出版了《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对于个体行为和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2]布朗芬布伦纳在论述环境因素对人发展的影响时，指出了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是影响人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人发展的微观、中介、外在和宏观四个系统。从幼儿发展的角度来看，微观系统主要是指幼儿身处其中并与其发生相互作用的环境，如家庭环境、班级环境、同伴关系等。微观系统中所包含的每一因素都会对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中介系统主要是指幼儿发展所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如班级环境、幼儿园环境、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当幼儿从所处的情境中进入到一个新的系统时，这两个系统就会发生相互作用，并对幼儿身心发展产生影响。外在系统主要是对幼儿发展不直接起作用的环境，如幼儿园领导机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父母工作单位等，这些因素虽然不会对幼儿发展起直接作用，但也会对幼儿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宏观系统主要是指幼儿发展所处的社会（社区）环境、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都会对幼儿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微观系统、中介系统与外在系统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三者都处在宏观系统之中，且都会受到宏观系统的影响。
总之，发展生态学理论强调环境对幼儿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给幼儿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不但要关注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外在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环境创设，而且也应加强微观系统、中介系统、外在系统和宏观系统一体化的环境创设机制，以确保所创设的环境对幼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三、发展生态学理论对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启示
发展生态学理论强调了环境在幼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依据发展生态学理论的观点，教师在幼儿园环境创设时，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幼儿园环境创设应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为依据
幼儿园所创设的环境是为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而创设的环境。因此，幼儿园环境的创设应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无论是班级环境与楼梯过道环境，还是幼儿园整体环境的创设，都应考虑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和教育活动目标。作为幼儿园环境创设主要参与者的教师，在创设幼儿园环境时要“充分发挥环境创设的综合教育功能”。[3]给幼儿所创设的环境除了考虑有利于提高其审美意识、认知能力等功能外，还应根据同一年龄及不同年龄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的需要创设有利于促进幼儿情感、行为及社会性等方面发展的环境，以使所创设的环境有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二）幼儿园环境创设应注重创设主题的一致性
根据发展生态学理论的观点，幼儿园的环境可以分为微观环境、中介环境及外在环境，且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幼儿园环境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对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幼儿园环境创设时除了考虑幼儿身心发展水平和教育目标外，也应关注班级环境、楼梯过道环境以及幼儿园整体环境创设主题的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幼儿阶段的注意或记忆发展的规律都是无意注意或无意记忆占主导地位。当幼儿在与班级、楼梯过道以及幼儿园环境中通过主体自身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获得较为一致的信息时，就会对幼儿所获得的信息产生联系和巩固作用。这对幼儿认知、情感及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视幼儿园精神环境的创设
人受教育的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精神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环境比物质环境对人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促进作用。“精神传统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也是构成学校精神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它制约着学校文化气质和教育风格的形成。”[4]因此，在幼儿园环境创设的过程中，亦应重视创设良好的精神环境。当前许多幼儿园在环境创设中存在重视物质环境创设、轻视或忽视精神环境创设的倾向。虽然有些幼儿园所创设的环境优美，但它却不是幼儿的乐园。比如，有些幼儿园在环境创设好后，对幼儿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给予较多的限制，如不允许幼儿随意取拿或触摸创设好的环境中的各种物品。幼儿园是幼儿生活的主要场所，也理应是幼儿生活的乐园。因此，在幼儿各种探究行为安全的前提下，教师对幼儿的探究行为不但不应限制和束缚，而且应对幼儿的探究行为给予引导、鼓励、支持和帮助，给幼儿与环境的主动互动创造良好的精神环境，这对促进幼儿的身心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幼儿园应加强对家庭及社区环境创设的指导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因此，为了确保家庭环境、幼儿园环境与社区环境对幼儿身心发展影响的一致性，应加强幼儿园对家庭与社区环境创设的指导。这是因为在家庭、幼儿园及社区这三者中，幼儿园是专职的教育机构，它本身具有“服务于儿童、家庭与社区”[6]的功能。同时，由于幼儿园教师接受过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他们掌握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因此幼儿园应在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创设中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幼儿园对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创设的指导，建构起家庭、幼儿园及社区一体化的环境创设机制，为幼儿身心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年.
[2]车广吉，丁艳辉，徐明.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德育体系―尤・布朗芬布伦纳发展生态学理论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55-160.
[3]谢秀丽，张加容.走出幼儿园环境创设的误区[J].学前教育研究，1998（4）：16-18.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
家庭心理学是指以系统观点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对个体、夫妻和家人在相互关系中以及在他们活动的广泛的环境中的情感、思想、和行为进行研究的科学。本论文对家庭心理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力图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厘清其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探究其研究方法的特点:梳理其关于家庭内涵的研究成果:并在对相关理论纷争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评价其意义和贡献。本论文期望通过对家庭心理学思想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我国家庭心理学的建设有所启示。以系统观点为基础的家庭心理学的兴起是时展的产物，系统科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发展为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具有关系取向的特点;第二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因受到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及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呈现多元综合的特点。家庭心理学采用量化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家庭系统的组分、结构、环境、控制、发展以及家庭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虽然家庭心理学的思想方法受到了个体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但它所提倡的系统观点，如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视为一个系统，用“不完全还原论”替代“完全还原论”，注重环境因素对个体的约束，以及采用非线性的因果观而不是线性的因果观，必将促进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在心理学内部掀起一场思维的革命。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家庭心理学的优秀成果，致力于建设中国的家庭心理学。
关键词:家庭心理学家庭治疗系统系统思维
人类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形态，其特点之一就是系统思维成为继分析思维之后的一种主导的科学思维方式。在这个科学转型的历史时刻，系统思维的方法也在心理学内部，尤其是家庭心理学领域中悄然兴起。家庭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领域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突破了主流心理学以还原论为主的方法论，改采用系统的观点来探讨与处理问题。它坚持以系统观点作为最基本的立场和出发点，它的研究假设、理论模型和实践应用都是建立在系统观点基础之上的。家庭心理学的这种思想方法与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相吻合。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整个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系统思维的力量，系统思维成为继分析思维之后的另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采用系统观点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在数学中，有托姆创立的突变论;在物理学中，有哈一肯提出的协同学:在化学中，有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在生物学中，有艾根提出的超循环理论，而且后面三人都曾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在心理学内部，自觉地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可以这样讲，在心理学的大多数领域(除家庭心理学之外)，系统思想却仍处于边缘地位，不受重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中，分析的研究很多，综合的研究很少，局部的研究很多，整体的研究很少。打开任意一本普通心理学的书，我们都会看到许多关于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人格等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但关于这些心理现象之间是如何联系、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组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却相对较少。此外，心理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的心理学。心理学家对于关系、群体心理等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不感兴趣。尽管也有少许关于群体作为一个系统的重要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勒温等人的研究)，然而这些理论并不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不仅如此，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寻找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个体的规律，而不考虑这些个体在是生态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差异。奥尔波特曾经说过“关于群体的心理学本质上最终都是一种个体心理学。”’直到今天，这种观点在心理学中仍然是土导观念。鉴于主流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对家庭心理学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家庭心理学强调要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研究，从提出问题、形成假设、选择研究方法、建立理论等方面重新建构一种系统的心理学。这种观点必将促进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在心理学内部掀起一场思维的革命。
0.1.2家庭心理学研究的实践意义
人们的生活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家人一起度过的。家庭对一于个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个人情感寄托的重要单元，是休闲和精神放松的最长久的所在，也是个人基本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的来源。幸福、和睦的家庭能使人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反之，充满矛盾、敌意的家庭就像是灾难的源泉，使得置身其中的个人或愁闷、或痛苦、或愤怒，身心都受到损伤。我们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并将其作为人生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家庭中不可避免地总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剧烈的变化，必然带来家庭结构、功能和家庭关系改变。家庭中的冲突矛盾增多、离婚率上升、青少年问题增加等等现象都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家庭问题。家庭心理学认为，家庭中的问题以及家庭成员个体的症状都是因为家庭中不良的互动作用和沟通方式引起的。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家庭功能呢?家庭运作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呢?对于存在症状的家庭，应该如何进行临床的干预呢?家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伦理困境；案主；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专业助人活动，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精神，以利他主义为核心，帮助案主解决困难、恢复社会功能、激发案主潜能。社会工作者在运用专业技巧帮助案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社会工作的伦理要求、坚持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在强调社会道德和专业伦理价值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常常会面对许多伦理困境，在进行助人活动的过程中伦理两难也成为社会工作者难以抉择的最大障碍。对社会工作者而言，服务对象是助人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方案的决定都需要社工与案主共同决定，一切资源的获得同样以案主利益为先。那么，“谁是当事人”则是社会工作者展开活动的首要基础，确定案主身份是社会工作者必须要十分明确的内容。本文将以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为背景，通过分析电影中女主角所涉及的各个环境，试图从生态系统理论这一视角澄清案主与其所处环境中其他个体的关系与区别，从而更好的确定服务对象的身份。
影片讲述的是2004年发生在香港天水围天恒村的一起真实事件，在这起灭门惨案中，丈夫残忍地杀害了妻子和双胞胎女儿之后自杀。案发后，天水围的女人们纷纷在电视里看到，死者竟然曾是跟自己一同生活的晓玲，她是来自四川的打工妹，曾在酒楼做服务生，她的丈夫是中年离异靠综援救济的无业游民李森。李森平日里总担心妻子红杏出墙，因此时常虐待她，两人情感早已破裂。当初，李森也是在嫖妓时认识了晓玲，两人因性生爱，而后晓玲怀了他的小孩。为此，李森同前妻离婚，陪同晓玲回到四川老家。最初李森表现的十分能干，帮助岳父家修了房子，还正式办了婚事。但是，心术不正的李森在此期间不仅了晓玲的妹妹，还暴露了其凶狠的一面。晓玲产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与李森又回到了香港，搬进天水围的晓玲开始了噩梦一般的生活。丈夫不愿出去工作，又经常怀疑自己红杏出墙，家庭暴力、待时常发生，李森的折磨和威胁终于让晓玲决定离开他重新生活，可悲剧也在下一秒便发生了。终于，李森将冰冷的刀了妻子的胸口，挥向亲生女儿，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影片中，晓玲也曾得到过社工机构的帮助，负责帮助晓玲的社工倾向家庭和睦，李森也在社工和晓玲面前保证不会再施暴。跳出影片我们来想一想，晓玲是由区议员介绍去的，案件主要涉及到晓玲的丈夫和他们的女儿，那么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究竟应该以谁为服务对象？是受虐的晓玲还是施暴的李森？还是由夫妻二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家庭？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工作者面对的伦理难题由此产生。接下来我们从布朗分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中试图寻找可以解决的办法。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生态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这一概念。他认为，“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即D=f（PE），其中，D是指Development，P是指People，E则指Environment。在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模式中，“生态”是指有机体或个人正经历着的，或者与个体有着直接联系的环境，他强调研究“环境中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我们要明确个人经历的问题其实是“生活中的问题”。其次，通过对环境的分析，找到不同层次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要在环境中寻找发展、实现发展。该理论注重强调人、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三者间的关系，即在人和环境之间的适当上或许有相对的和谐或不和谐。从以上观点出发，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收集核心人物的相关资料，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首先确定主要案主，同时将其他可能涉及到的与案主有关的个体归纳到不同的生态系统中，与案主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环境。这样，既能解决社会工作者在确定服务对象时的伦理困难，又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收集到与案主有关的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从各个系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换言之，社会工作者之所以对“谁是当事人”会产生伦理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者把问题建立在过于简单的、并非完全准确的专业关系模式上。每个个体都处在直接或间接的环境系统中，在确定服务对象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其他个体视为与案主有关的生态系统，如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服务对象的不明确，服务范围的不具体。
布朗芬布伦纳将生态系统分为了四个层次，由小到大分别是：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系统。微系统是最里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该系统是案主所处时间最久、与之最密切的环境。对于影片而言，我们将主人公晓玲视为直接服务对象，那么家庭环境就是案主最重要的微系统。对于晓玲而言，家庭环境可以包括两个，一个是与丈夫女儿组成的家庭环境，另一个则是与父母妹妹形成的家庭系统。这两个微系统是造成晓玲悲惨结局的直接原因。丈夫李森的家庭暴力，父母对女儿处境的隐忍退让，这些因素都将晓玲一步步推向绝望。作为社会工作者，面对晓玲的境况夫妻关系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要尊重案主自决，只有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才能与案主协商共同决定解决办法。除了家庭环境外，妇女庇护中心也是案主直接参与的一个重要微系统。晓玲曾两次去到妇女庇护中心，在那里遇到了同样来自大陆的受暴姐妹，虽然大家萍水相逢，但都对晓玲表示关怀，并劝说晓玲寻找社工帮助离开丈夫。
中间系统是指案主直接参与的各个微系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晓玲的夫妻关系与工作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如果微系统之间有较强的支持性关系，发展可能实现最优化；相反，微系统间非积极的联系会产生消极后果。李森对妻子忠诚度的怀疑是晓玲无法正常工作的最大障碍，夫妻之间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晓玲不能出去工作，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也使案主渐渐失去对家庭对丈夫的回归。
外层系统是指那些案主虽然未能参与，但却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的环境以及这些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对于案主晓玲而言，邻里关系是其重要的外层系统，邻居黄太多次对晓玲提供帮助，却也因李森的恐吓没能及时阻止悲剧的发生。案主在社区中没有同邻里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没有对社区产生归属感，社区系统也没有为案主提供可能的资源帮助，所以良好的邻里关系会对案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宏系统是指案主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信念和历史事件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其他的生态系统。宏系统涵盖了上述的三个系统，包括了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文化、亚文化的大背景。影片故事发生在21世纪初的香港，许多大陆妹怀揣着梦想来到香港，但港人对北姑的歧视、香港就业压力的增大都使大陆妹的生活雪上加霜。在生活的压迫下，晓玲不能申请独立综援，只能在丈夫的家庭暴力下痛苦的生活。
通过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看到，作为案主的晓玲与众多环境系统相联系：家庭系统、工作系统、邻里系统、机构系统等；同时每个系统中都有与案主相关联的个体：丈夫、女儿、父母、妹妹、邻居、妇女壁虎中心的姐妹、警察等。社会工作者在明确谁是服务对象后，根据分析各个系统中个体与案主的关系，收集与案主一切有关的信息，为服务对象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体系，这样可以帮助案主清晰的分析其处境，对案主问题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理清案主和工作者的思路，共同制定目标和方案。生态系统理论是从环境出发，帮助社会工作者整理出一个有条理有层次的系统模式，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问题集中点，更好的明确服务对象。不论运用何种方法通过何种视角，社会工作者都要遵循基本的伦理价值原则，把案主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尽可能全面的收集与案主有关的材料，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伦理问题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杨文婧.从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看青少年人家交往障碍形成的原因――以人际交往障碍者为例[J].中国特殊教育，2008年第9期.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生态学；三位一体；德育
基金项目：该论文是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街角青年的社区防范研究》（项目编号：12FX18）阶段性成果。
生态学观点认为生态系统得以欣欣向荣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物在与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彼此之间能够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实现生态链的相对稳定，从而使生物圈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教育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生态链，它与自然界的生态链有所不同，它不仅有基于能量流传递摄取的关系，更多的是知能流的富集关系，不仅有横向的，还有纵向的，还有纵横交叉的。
青少年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与其它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序交换的过程，因此，它同样受到生态链的影响。青少年在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由教师、学生、家庭、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生态因子构成，各因子之间彼此相联，共同构成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生态系统。社会、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道德观念社会化的三个主要场所，针对当前青少年价值追求功利化、价值选择矛盾化、价值实践虚无化、价值取向不稳定性等问题，本文尝试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阐述如何让社会、学校和家庭三者之间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适应，保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形成一个稳定、常态的教育机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信息交流实际上也就构成了生态学上的横向生态环流，形成（家庭一学校一社会）的三角环流模式，三者有组织地协同配合，良性互动，可以有效地发挥整体合作的优势，实现一种全方位的价值观教育格局，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巩固着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的实现。
1实现家庭与学校的良性互动
家庭与学校都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虽然，在教育场所、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形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的教育目标却完全一致，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让学生将来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是一项需要阶段性与连续性良好统一的过程，因此，学校要积极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增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了解和沟通，积极营造有利于加强学校与家庭教育工作的良好氛围。首先，学校应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使家长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激发起他们教育好子女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积极与学校合作，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其次，建立家长教学支持系统，学校教学过程向家长开放，使家长能明确学校的教学计划与活动内容安排；辅导员和班主任的联系方式留给家长，并定期将学生的在校情况汇报给家长；开通家长热线电话主动争取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再次充分的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录象、录音、互联网等多种形式的通讯手段，向家长、学生、教师灌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如何实现家校良好互动，避免误解，为家校双方的联系和反馈创造了便捷条件，例如利用互联网开通学校网站，建立网上热线、家长论坛、开展网上互答、问题答疑等等。
2实现社会与学校的良性互动
教育生态学中的花盆效应又称局部生境效应，认为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花盆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小生态环境，在花盆内的个体、群体其生态阈值下降，生态幅变窄，生态价下跌，一旦离开小生态环境，个体、群体则会失去生存能力。在教育生态中，学校就像一个花盆，处于封闭、半封闭的教育环境下，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室里度过，与现实世界脱离，加之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的传统教育方法，学生很容易滋长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当美好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青少年会对课堂上知识和理念将重新审视，甚至怀疑，如果没有新的权威和理论体系可以信服的话，就会出现迷惘，甚至形成某种极端的价值观。
为了克服这种花盆效应，我们必须建立开放型的教育生态系统，让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回归社会，让学校教育与社会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青少年的成长、精神塑造、人格完善在社会生活中进行。
2.1充分利用社区居委会资源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教育中的重要力量，学校可以通过社区居委员会作为连接点，纵向连接区教育委员会和学校教育组织，横向联结街道内各及社会团体，将其资源聚合传递给学校，丰富、充实、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可以与其他社区组织加强联系，抓好学生的校外志愿者活动，让青少年在课外时间和节、假日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做，有人指导，倡导青少年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青少年对道德规范的体验和认同，促进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增强青少年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青少年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
2.2充分利用社会公共事业资源
社会与学校及社会上一些企事业单位密切联系，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延伸学校教育，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把专业人员请进校园，把学生安排到企事业单位实习，见习，到这些部门实际了解其运作过程，了解专业人员的必备素质及敬业精神，增强学生的职业意识，扩大学生的社会接触面，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可以将这些资源与学校的安全教育、国防教育、法制教育等教学课程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开放式的课堂，让社会成会学习教育的有力补充。
3结论
家庭是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的补充场所，既能够检验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的成效，又能够巩固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的成果；学校是青少年进行价值观教育最稳定的场所，能够提供系统化、现代化教学资源，并能提供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丰富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社会为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提供重要的实践场所，让青少年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自己的认识，深化自己的认识，最终实现实现由知到信，由信到行的飞跃。因此，建立起（家庭一校园一社会）的三角环流教育模式，能有效破解当前青少年道德观念社会化存在的问题，促进青少年道德观社会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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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人类发展生态学；幼小衔接；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6-0020-03
一、人类发展生态学的主要观点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创立的人类发展生态学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镶嵌在一起的系统组成，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1〕生态是指有机体或个人正在经历的或与个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环境。Aline-WendyDunlop(2003）认为，对处于教育衔接期的儿童来说，他所在的环境中至少包括三个微观系统，即家庭、幼儿园和小学。〔2〕一个或多个微观系统的相互交叉产生了中观系统，中观系统是指儿童直接参与的微观系统之间的关系与相互影响。这些相互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对于幼小衔接来说，中观系统是指幼儿园、小学、家庭三者所做的课程衔接工作及其与儿童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儿童生态环境的第三个水平是外层系统，它是指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对儿童有着影响的环境。各地的教育政策、社会福利、医疗保险、住房条件、父母就业和当地设施以及对这些因素的调整，都有可能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第四层是宏观系统，是指儿童所处的社会或亚文化中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或意识形态。政府部门的政策、社会政治团体的影响、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价值观等因素的变化（比如国家的就业政策）会影响到外层系统（如父母的职业状况），进而影响到中观和微观系统（如家庭的环境质量），以至于影响到儿童本身。在环境变化或处于过渡阶段时，个体会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学会适应，发展由此发生。因而，布朗芬布伦纳认为，“观察个人如何应对变化是理解发展的最好的基础”。〔3〕
二、运用人类发展生态学进行幼小衔接研究
KayMargetts（2003）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做了一项研究，旨在探测儿童的个性、家庭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变量、学校、儿童的保育历史等因素与儿童早期入学适应之间的复杂关系。〔4〕结果表明，儿童入学适应会受到个人和家庭特点、社会和家庭发展趋势、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影响。性别、年龄、出生顺序、脾气和社会技能都会对儿童的入学转变产生影响；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社会经济地位等也影响儿童的发展过程和能力；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经历同样影响儿童的入学适应。因此，研究者必须全面考虑儿童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Aline-WendyDunlop采取一种衔接的生态模型研究幼小衔接。〔5〕他认为，现代研究必须采取一种生态系统的取向，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儿童都无法独立于他人，儿童、教师、家长都是在他们的不同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下对衔接进行共同建构的。StigBrostrom认为生态模式这一术语源于布朗芬布伦纳（1979，1986）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美国的Pianta和Walshde，欧洲的Fabian和Dunlop都对这一理论进行过论述，他们都强调家庭、幼儿园和学校之间的各种联系。〔6〕
从国外近几年的研究可以看出，生态模式作为一种体系，包含了影响幼小衔接的全部因素，拓宽了人们对幼小衔接的认识。生态模式已被广泛运用于幼小衔接研究。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对幼小衔接的研究呈现出从分离走向整合的趋势。
国内单独运用生态学理论进行幼小衔接的探讨不多。综观国内学者对幼小衔接的论述，他们认为目前幼小衔接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教师的幼小衔接观念有所更新，但缺乏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7〕虽然无论是幼儿园教师还是小学教师都认为应该用全面的准备观来代替纯知识角度的准备观，儿童入学准备应是习惯（学习、生活习惯）、能力（学习、自理能力）、意识（规则、任务意识），或者说是心理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综合准备，但在实践中仍以传授知识为主。（2）教师对幼小衔接的研究较少，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8〕一些小学教师从未到过幼儿园，对幼儿园大班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之间的沟通较少。（3）对于由谁来承担幼小衔接工作的问题，有的学者说要重视家长工作，有的认为应该由学校和教师承担，有的认为应该是家庭、小学和幼儿园三方共同参与。〔9〕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幼小衔接的研究一般只涉及家庭、学校和幼儿园这三个方面的微观系统，较少涉及它们之间的中观系统，对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研究则更少，导致对幼小衔接的认识有限，幼小衔接质量有待提高。
三、人类发展生态学对幼小衔接的启示
1．以儿童的终身发展为落脚点
幼小衔接应该与儿童的终身发展相联系，以儿童的终身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把目光局限于幼儿园大班阶段或小学一年级阶段，更不能仅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应该为儿童的一生发展打好基础，为儿童的终身发展做好各方面准备。
2．重视多种因素的影响
入学过渡是复杂的，儿童不只是背着书包进入小学，幼小衔接背后的因素，如儿童的生活经历、性格、家庭环境、父母职业状况等都值得研究者在进行幼小衔接研究时加以综合考虑。
3．重视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幼小衔接时，研究者不仅要考察单个因素的作用，还必须对与幼小衔接相关的各种因素加以综合考察；不仅要对各种因素作全面考察，还要对众多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研究，因为各种关系间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例如，在考察幼小衔接时，研究者不仅要对教师、家长、儿童这些处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的因素进行研究，还要去了解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方针政策、指导原则等；不仅要对家长的职业状况、教养方式有所了解，还要对儿童的生活经历等加以关注，这样才能综合把握儿童受到的总体影响，才能有的放矢地找出儿童不适应小学教育的原因，对教师的幼小衔接工作给予有效指导。
4．加强各方面的配合与协作
做好幼小衔接工作，离不开各方面的参与和协作。教育部门要加强科研和立法，制定详细的有关幼小衔接的教育大纲；社会、社区要增进对幼小衔接的理解并更新观念；家庭、幼儿园、小学要为儿童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作好各种准备。只有各方面加强配合，为儿童提供适宜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才能有效提高幼小衔接质量，促进儿童的终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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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nlightenmentofEcologyonImmatureCurriculumTransition
WangWenqiao,YangXiaoping
(College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1篇8
电影理论家麦茨认为，制约电影创作的有两种超自然的力量：一是电影作为文化事业的特性，二是观众心理学。这一理论对于电视剧同样成立。家庭伦理剧作为依赖于市场生存的一种电视剧类型，同样也受到文化产业与市场力量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的力量决定着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转向及市场经济语境，一方面，个人生活的喁喁细语、琐碎开始得以在大众传媒中以自足独立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在社会由政治型社会向经济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经济理性、人际关系的冷漠开始弥漫于社会，甚至也会折射到家庭关系中。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传统美德与和谐淳朴的人际关系在怀旧的愁绪中出现于公众视野。1990年的《渴望》便是开风气之先者。在《渴望》问世之初，其叙事的粗糙与高收视率引起了学界的思索。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当时就有论者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这时，反映‘小人物、身边事’、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内容的《渴望》蓦然出现，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现实生活中缺少的正是刘慧芳、宋大成、刘大妈这样的好人及其善行，现实的缺憾在艺术欣赏中得到补偿，于是心理获得平衡。”[1]可见，在某一部电视剧的高收视率或某一类型电视剧的流行背后，乃是受众心理与社会语境的共谋”。
一、受众的补偿心理与家庭伦理剧的类型特征家庭伦理剧的表层结构是由消费者（观众）、生产者（创作主体及生产机构）等共同作用而形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观众）对电视剧类型的叙事要素和特征本文由收集整理更是有着根本影响。就观众心理而言，精神分析认为，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艺术家和读者（观众）在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可以通过创作或欣赏文艺作品得到变相的满足[2]。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世俗化社会在中国完全确立，并且，经由大众传媒的鼓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得以大行其道。在这一时代语境中，个体脱离了严密的组织机器，从而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个体，这样的个体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个人与这个市场世界的关系，只是物欲的和功利的关系，也就是由各种交换、占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关系。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3]。个人如同走在空旷无际的荒原之上，但由于宗教的缺席，却又无法在超验的力量那里寻找到依靠。于是，个体只能返回日常生活，在审美”中寻求寄托。中国传统所特有的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此时发挥了作用：亲情、家庭的作为被抛弃的原子式个体的身心栖居之地的意义得以彰显。
丹尼尔·贝尔认为：那些直接指向大众生活的当下利益，表达大众现实要求的各种世俗活动，尽管没有体现任何具有实质深度的价值持久性和精神永恒性，然而，他却有可能通过平凡而富有诱惑性的欲望满足，安慰大众对幸福生活的具体‘渴望’，实现大众生活的现实梦想。”[4]针对观众的这一心理特征与时代氛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家庭伦理为表现内容、以道德为诉求点的家庭伦理剧开始逐渐盛行并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
第一，在叙事主旨上，表现出强烈的回归传统伦理道德的倾向。由于世俗化社会中个体的焦灼、孤独感，出于心理补偿的需要，家庭伦理剧中推崇的家庭世界则是安稳而温情的世界，传统的道德伦理散发出夺目的光辉。如《咱爸咱妈》中，虽然乔家一家人物质上不富裕，但彼此关心、分担、相濡以沫，物质的匮乏与浓浓的亲情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大哥》、《大姐》、《亲情树》、《父亲》中，家庭同样是温暖可靠的港湾。
第二，在叙事精神上，在人情—金钱、底层平民—权力阶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以情感否定物欲、以底层的真挚”否定权力阶层的冷漠。从《渴望》开始，在很多家庭伦理剧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这一叙事精神。《渴望》以底层平民刘家的善良、仁义同权力阶层王家的道德缺陷相比较虽然王沪生的父亲是著名学者，但他已经是院长并配有相应的小轿车、别墅等设施，从这一点看来，王家既是知识分子，同时也具有权力阶层的身影。，显示了电视剧在叙事精神上的民粹倾向；在后来的《咱爸咱妈》、《家事如天》、《父亲》等表现父子之伦的电视剧中[5]，都或主或次地存在着底层阶层—权力阶层的对比：《咱爸咱妈》中作为底层的乔师傅一家与权力阶层家庭罗西的父母罗主任家形成对比；《婆婆》中善良忍耐的平民赵大妈一家与大儿媳妇谭超然的高干家庭中所充斥的自私、冷漠在叙事中以对照的方式而彼此映衬；《父亲》中善良朴实的徐宝德与飞扬跋扈的矿区朱科长形成对比……在这些家庭伦理剧中，扬底层而抑权力阶层的目的十分明显。同时，家庭伦理剧也通过物质归罪”的方式而达到重情感轻物质的叙述目的，从而对当前的消费意识形态构成某种程度的反驳。在《大哥》第六集中，当陈文宝与二嫂徐春芳因为家里一个值钱的瓷器而争抢不休，最终却因此而打坏了瓷器之时，大哥陈文海说：我总觉得到什么时候，那也是兄弟姐妹的情分重。”并最终通过一心追求物质的徐春芳的幡然醒悟而强化了重情感轻物质的价值取向；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通过一心想飞黄腾达的弟弟张大国最终回归陋巷中的清贫之家的选择，再次表明了否定消费主义与物欲化的叙事精神。
二、受众的认知心理与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如果说，受众的补偿心理影响了家庭伦理剧回归传统、表现家庭温馨这一叙事主旨和叙事精神的话，那么，受众的认知心理则影响了家庭伦理剧的现实主义风格与平民世界的视觉图谱。
电视剧固然是虚拟的世界，但受众在观看时，却往往对这一虚拟世界产生想象性认同，甚至认为电视剧是现实生活的再现”。这一认知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中有世上有、戏上有”这一说法，旨在说明的就是艺术表现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具体到家庭伦理剧，则它负载了太多的意义，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欣赏，实现着书写日常生活经验、为处于变化中的现代人提供一个调整心理、重构道德关系的现实参照”。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甚至视家庭伦理剧为现实生活本身：比如在《渴望》热中，有观众为了医治刘慧芳的残疾，甚至将自己家传的秘方也写信寄到电视台去。这一将家庭伦理剧视作现实生活的观看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伦理剧的类型特征。
第一，借电视剧中的人生浇自己真实生活的块垒，在虚拟的故事中烛照真实的人生，这一观看心理决定了家庭伦理剧的现实主义风格。换言之，受众借电视剧来认知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一心理决定了家庭伦理剧必须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在观看家庭伦理剧《金婚》时，有观众谈及喜欢这部电视剧的原因是：《金婚》真实地反映了普通市民的市井生活，这部电视剧让他彷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6]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爱看《空镜子》，我看过两遍了还是很爱看，因为我觉得剧中女主人公的各种行为就跟我妈妈一样”[7]。而90年代为人所争论的到底是《牵手》引起了婚外恋潮流，还是在婚外恋汹涌的语境中出现《牵手》，更是说明家庭伦理剧与真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且，现实的种种不如意在电视剧中的真实描绘让观众对荧屏倾注了太多的关注。一部伦理剧，只有毫不躲避现实之种种，并以艺术工作者的诚实去揭示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妥协、牺牲、和谐，人与人相互之间的那种支撑才能引起共鸣”[8]。另有传媒分析说，家庭伦理剧既没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也没有大喜大悲的曲折剧情，只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讲述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家长里短，然而它却与观众没有距离，令观众久久回味。究其原因，就是真实”。这是很多观众在看完此类电视剧后的第一感受。在很多亲情剧中，作品为观众展示了社会和家庭的真实生活画卷：孩子考学”、赡养老人”、离婚再婚”、生活压力”、下岗再就业”等成了故事线索；客厅、厨房、街道里巷、工厂、医院、学校、办公室成了主要场景；邻居大哥、二嫂，街坊大爷、大娘成了故事的主角；这些熟悉的人和事使观众有很强的认同感，特别是很多非常贴近生活的细节更令人叫绝。比起时下太多天马行空的故事，这样踏实的作品大受欢迎。在观众寻求真实”的观看心理下，现实主义成为家庭伦理剧最主要的叙事风格。库恩归纳的经典现实主义叙事特点为：1、在解开谜团的总体轨道内，因果关系的线性。2、高度的叙事闭合性。3、由逼真的空间和瞬间所控制的虚拟世界。4、心理素质成熟的人物处于叙事的中心地位。”[9]在家庭伦理剧中，正是以线性的因果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重建社会秩序；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搭建来仿真”日常生活，从而最终达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
第二，受众的认知心理对家庭伦理剧叙事的影响还表现在家庭伦理剧所展示的平民世界的视觉图谱。一方面，受众企图本文由收集整理以电视剧来烛照自己生活的真实世界；另一方面，电视剧的受众就其构成而言，绝大多数都属于每日为生活而奔忙的普通平民。如此，受众对社会真实生活到底如何、以及他人生活的窥视这一认知心理势必造成家庭伦理剧在视觉图谱上的平民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电视剧所表现世界与受众生活世界具有极大相似性的条件下，电视中的生活世界便会在受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提升电视剧的影响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宣传口号也正是因为受众对电视内容与自己生活世界的关联性的要求而提出。正是在这一受众心理下，家庭伦理剧都以中下层人民为主要叙述对象：《渴望》、《咱爸咱妈》、《结婚十年》、《大哥》、《空镜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大姐》、《亲情树》、《亲兄热弟》等获得历届飞天奖”、金鹰奖”奖项的家庭伦理剧，都是以描述下层市民的生活为主；即使《牵手》、《中国式离婚》等看似中产阶级的生活，物质的艰难仍然存在：《牵手》中，钟锐在创业期间一家人居无定所、住大杂院；《中国式离婚》中宋建平最初也只是薪水微薄的普通医生……在普通平民的视觉图谱中，受众通过想象性置换而得以沉溺于剧情之中并返观自己的真实生活。
受众心理与家庭伦理剧叙事样态的关系，正如法国艺术史学家沃尔特·阿贝尔所指出的：从心理历史意义上说，艺术是社会投射其潜隐心理紧张的文化象征之一。……由此，我们设想：任何社会的较高层次文化艺术都是‘集体梦’的表现形式。”[10]另一位研究者也认为：电视剧影像叙事则是‘全民性’的梦境体验，它不仅是一次窥视欲望的释放，而且是一次具有强大诱惑力的欲望和意念的同化过程，它更是一场‘个人性’对‘全民性’的同化企图，并由此跟社会发生关系。”[11]可见受众心理对家庭伦理剧叙事样态潜在的深层影响。
三、受众的娱乐心理与家庭伦理剧的快乐伦理家庭伦理剧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宣传片，而是商业类型片。作为在市场上求生存的类型化电视剧，强烈的经济利益驱动决定了家庭伦理剧潜在的伦理观建构及意识形态表达都必定是寓教于乐”的。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不无感慨地谈论到的，电视对当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媒体，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化，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当代社会中原本充满严肃意味的一切在娱乐的心态及背景之下逐渐成为消费”的对象。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家庭伦理剧在看似沉重的、普遍的苦难叙事”的背后，实际上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了受众的快乐伦理需求。
所谓快乐伦理，产生于消费社会，布尔迪厄认为，它与传统伦理相悖：老的义务道德，建立在快乐和善的对立基础之上，导致对迷人的和有吸引力的事物的普遍化的怀疑，对快乐的恐惧，产生对肉体的‘节制’、‘中庸’和‘克制’关系，并把任何被禁止的冲动的满足与罪恶联系起来……”[12]而快乐伦理则产生于消费的欲望与娱乐的冲动。当然，这一快乐伦理是掩藏在家庭伦理剧的道德训诫以及伦理重建的乔装之下：如在表达重心为婚姻之伦的家庭伦理剧中，在《牵手》、《让爱做主》、《走过幸福》等电视剧中，婚外感情成为浪漫而甜蜜的哀愁，电视剧以客观呈现感情来代替道德价值的评价，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代替了义正严词的申饬。可见，在家庭伦理剧的道德训诫之外衣下，隐藏的是受众蠢蠢欲动的对平淡生活中浪漫感情的向往，受众的娱乐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伦理剧表层结构之表现方式，这正如高鑫先生的概括：为赤裸裸的欲望披上浪漫的外衣，将深层的愿望化为华丽的梦幻，把情感的焦躁变成爱情的追求，把力量的向往变成对武侠的推崇，把善的仰慕变成贤淑的化身，把美的追求变成艳丽的色彩。”[13]
在斯迈思的受众商品理论”中，受众商品是一种不耐用的生产商品，被用于购买广告商的产品，受众为购买他们的广告商所做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并相应地花掉他们的收入。具体到电视这一媒介上，就是受众观看着电视节目生产者免费提供的电视节目，而受众的注意力被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电视节目生产者由此而最终获利。作为在市场上生存的电视剧，其经济效益也只能通过受众商品——受众的收视率——来实现。据2002年中国电视剧市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电视台的电视剧广告收入超过了其总收入的30%，其中，24%的电视台电视剧广告创收占电视台总收入的30%～40%，36%的电视台电视剧广告创收占总收入的60%～80%[14]。因此，受众的观看心理对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起根本上的制约作用。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
系统家庭治疗是5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心理治疗技术。70年代由美国传入德国，后又由德国人于1988年传入中国。此种治疗以系统论、控制论为理论基础，将人际互动视为与精神病理相关的重要因素，创造了一系列干预技术，用于处理广泛的临床问题。其特点是：心理治疗师处理临床问题的工作对象不是个体，而是最基本的人际系统家庭［1，2］。
我科自1994年4月起开始进行系统家庭治疗的临床研究，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其治疗技术在首次访谈和随访访谈中的运用情况，以期进一步探讨此技术的价值。
对象与方法
一、样本
样本是索引病人(indexpatient’IP)及其家庭成员。IP指呈现精神病理症状或心理卫生问题，并因此而将家庭引入治疗者。有的家庭有一个以上的病人；有的成员虽非病人，却是治疗重点［2］。1994年4月至1998年2月，共对137个有不同诊断的索引病人的家庭进行了系统家庭治疗，其中完成90例随访，随访率为65.7%。
二、治疗方法［1，2，4］
运用规范的系统家庭治疗技术进行访谈、干预。每次访谈约1.5小时，各次的间隔为数周或数月，以使家庭自身发生变化。
(一)常用访谈技术
1.循环提问：请每一家庭成员表达他对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看法。
2.差异性提问：澄清在有症状和无症状时，在时、空、人事等情境方面有何差异，以启示症状的出现是有条件性的。
3.前馈提问(资源取向)：重新认识症状的功能意义及“病人”的健康资源。
4.反馈提问：针对过去进行与现实相反的假设性提问，以重新激发家庭的资源。
5.积极赋义、重新界定：从积极的方面对当前问题重新进行描述。
6.去诊断：解除病态标签，解除病人角色，暗示患者对症状具有影响力。
(二)干预技术、家庭作业
通常显得出其不意或有悖常理，但愉快幽默，意昧深长，旨在扰动功能不良的家庭动力学模式。有的作业直接指向靶症状，有的则似乎与当前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是通过影响家庭的认知、互动行为而间接起作用。
1.单、双日作业：
要患者在星期一、三、五(单日)和星期二、四、六(双日)作出截然相反的行为，以使其领悟，并选择进步的方向。
2.水枪射击或弹橡皮筋：
以善意、戏谑的方式，直接对不合意行为或关系进行干预。意义并不在于实际上做不做，而是在观念层面上给予冲击。
3.记秘密红账：
针对“记黑帐”(缺陷取向)而设计，减少对病态的过分关注。令家庭成员对索引病人的进步和良好表现进行秘密记录，不记坏表现和症状，直到下次会谈时才可由治疗师当众宣读。有的则布置IP记录父母的优点与进步。
4.悖论(反常)干预与症状处方：
要求患者故意保持或“加重”症状行为。常可迅速控制不合意的行为。
5.故意的分歧
两位以上治疗师扮演类似“红脸白脸”的技术。
6.绘画练习
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心理活动。
7.角色互换练习：
让家庭成员定时，或因事而定，交换在家中承担的角色，最好具体化到与当前问题有关的情境、事务中。
8.夫妻保持距离练习
心理上有一定距离，以减少过分的粘滞、依赖。
9.不变的处方
让某位成员意外地获得一次自己作主、锻炼的机会。
10.改变生活作业
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
11.通讯汇报
对居住外地不容易来继续访谈的家庭，须维持治疗关系和干预效应。要求定期写信汇报进步。
12.治疗录像反馈
观看自己的录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自己。
13.其它作业
包括了提高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建议。
三、纪录方法
用彩色摄像和高灵敏度录音系统记录每次治疗访谈和随访访谈的全部过程。设计心理治疗病历、家庭动力学评定表、随访记录与评定表、家庭动力学自评表。由治疗师根据家庭的报告和自己的检查、观察填写。
结果
一、一般情况
男76例，女61例。2～74岁，平均22.18±13.29岁；男22.43±14.37岁，女21.85±11.93岁(F=2.023，P=0.157)。18岁以下者74例，占54.00%。137例的主要诊断类别：精神分裂症11例，情感性障碍16例，神经症52例，摄食障碍7例，学习技能发育障碍5例，抽动障碍12例，品行障碍14例，其它20例(如妄想性障碍、心因性呕吐、海洛因依赖等)。90例随访的主要诊断类别：精神分裂症8例，情感性障碍9例，神经症40例，摄食障碍6例，学习技能发育障碍5例，抽动障碍7例，品行障碍5例，其它10例。
二、访谈、干预技术及家庭作业的运用注：(1)应变量英语字母后的“1”代表首次访谈，“2”代表随访访谈(下同)。(2)1讨论问题与非问题的比例；2单双日执行情况；3循环提问与未来提问的比例；4治疗师是否中立；5以少儿成员为中心的提问6从首次访谈到随访的天数；7首次访谈气氛；8治疗前IP的社会功能；9家庭认为治疗师是否了解其要解决的问题；10对故意分歧的态度；11既往找邻居求助；12首次访谈时家庭的系统逻辑；13既往到普通医院求助；14治疗师与母亲交流的比例；15既往求助于民间健身术；16家庭是否愿意向他人推荐此种治疗；17记“红账”的执行；18家长对子女的期望；19随访时家庭的系统逻辑；20是否随访；21随访时IP的个性化程度；22治疗师与核心家庭以外的人交流的比例；23对不变处方的执行；24家庭认为治疗是否达到目的；25子女认为家长对自己期望的高低；26收费是否合理；27治疗后症状变化；28母亲回答问题是否清晰；29角色互换的态度。
讨论
一、访谈技术、终末干预技术及家庭作业的运用
依据一般情况，系统家庭治疗技术有较好的适用范围(疗效另文报道)。
根据表1、2，首次访谈中除未使用绘画练习、夫妻保持适当距离练习，随访中未使用绘画练习、角色互换练习、故意的分歧外，均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其它的技术。循环提问是系统家庭治疗的根本技术，其余的都可通过它“包装”后实施、运用［2］。
随访中“去诊断”的顺序提前，表明在“问题”改善后应运用此技术进一步软化家庭的疾病观念，以达到去“标签”的目的。
以下技术在本研究中经常运用，治疗师和受治家庭对此反映均良好。
资源取向是针对习已为常的缺陷取向(或病理取向)而提出来的。后者将某些有人际意义的行为视为纯粹的障碍、病态。这有促进病态、使症状慢性化可能性。既往的诊治模式较少考虑行为与内心过程及家庭背景的关系，而资源取向却是促进病人自立性，开发其主动影响症状的责任能力，将个人和家庭导向积极健康的、新的生活模式。
积极赋义是放弃挑剔、指责态度而代之以一种新的观点。从家庭困境所具有的积极方面出发，并将困境作为一个与背景相关联的现象来加以重新定义。
悖论(反常)干预与症状处方可能的机制是：有些病人及家属对于病态体验的过分关注，被治疗师故意夸张、放大，达到了让他们自己都觉得荒谬的地步，从而产生领悟，起到“刹车”的作用；在有些病人，做某种行为的指令如果来自治疗师，则原有行为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作业激起抵制、反感，指令被违拗，正好有利于中止症状；与此相反，有些行为属于合意的行为，故意不让做，会促使病人或其家属设法去做。
做单、双日作业时，一般配以记“红账”。常有数量上的要求，否则不预约下次会谈。这直接针对常见的缺陷取向现象：有成员出现不合意行为后，其他成员焦虑、沮丧，对病态过分关注，以致不再注意其功能良好的方面。此作业一方面促进其他成员注意力重新分配，另一方面则意在诱导病人做出合意的行为。
水枪射击要求家庭成员准备玩具水枪，当出现不合意行为时便对行为者射击，即便是对权威的、不苟言笑的父亲或母亲也须执行。大多数家庭在接受任务时已经发出会心的笑声；少数家庭认真尝试过，对终止某些行为模式常有快速效果。
通讯汇报尤其要纪录以前从未有过的新行为。作为回应，治疗师须复信，鼓励之余再布置新作业。
可能由于治疗师或样本没有用绘画作为媒介来表达精神活动的习惯，加上绘画修养的程度不同，始终没有布置绘画练习作业。这在临床移植这种西方技术中值得注意、讨论。
3.2影响常用访谈技术、终末干预技术及家庭作业运用的因素
影响因素较多，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则需要讨论。
若过多的讨论“问题”，而不是家庭系统互动的动力学规则，循环提问就是“见树不见林”，显得肤浅、片面；主观强调未来提问，减少循环提问次数，将会影响信息的收集，导致脱离现实。以少儿成员为中心开展提问，其他成员较易从差异中得到启示――症状性行为的出现是有条件性的，治疗师也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与母亲交流增加，她对治疗目的的理解也会相应提高，去诊断就易被接受，说明其在症状消长中的作用；随访时IP的个性化程度(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和行为的分化程度)提高不大，去诊断难以实施。对于系统逻辑(家庭成员价值判断的逻辑特征)不是典型的“非此即彼”，而在治疗前、后倾向于“既…又…”宽容方向的家庭，积极赋义、循环提问较易开展。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背景发展理论德育生态化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4-0065-05
[作者简介]周晓莹，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学工部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程东旺，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西赣州341000)
21世纪以来，教育生态性发展趋向显著，“未来教育将呈现出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很可能这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即教育生态化时代”。显然，德育生态化实践是高校德育范式的必然选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下，生态性缺失的高校德育无法实现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然而，当前关于前者的研究大多停留于表层，局限于实然研究，而缺乏应然分析。对此，以生态性原则为核心理念的背景发展理论为我们解决高校德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成为高校德育生态化实践最深厚的哲学根基。
一、深度描述：高校德育生态化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德育的本质是指人的德性培养的教育过程，具有主体性、系统性、社会性和真实性的鲜明特征。“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作为主体性的社会存在，在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增进其社会属性，养成对个人、他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自身之间关系的正确观念和处理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说，德育应当在生态系统中进行而又回到生态系统，主张德育因子的主体性和协调性，注重德育环境的系统性和相对性，强调德育过程的社会性和终身性，凸显德育内容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形成一个个性化与社会化相统一的教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德育偏好于“学练式”的“知性德育”，重视知识传播，轻视道德践履，物化德育对象，漠视个体差异，德育片面化倾向突出，无法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德育生态性的缺失，导致当前的高校德育没有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由此，德育异化为功利主义的倡导，走进了纯粹的工具理性世界，严重脱离了德育本质得以彰显的生态系统。而德育对象被从生态系统中抽离，沦为“工业流水线”模式塑造的“人才产品”，从而这掩盖和遮蔽了德育的本质，这无疑是高校德育的无奈、尴尬和价值失落。德育生态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相统一的德育理念，是从德育系统及其外部环境的系统性来思考问题，即把德育放在一个整体而非局部的、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联系的而非孤立的、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中来思考，从而在价值取向上趋向或达到高效而最优的状态。
(一)高校德育生态化是高校德育时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利益分化的日益加剧，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趋势，加之高校规模急剧膨胀，使得高校德育的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影响高校德育的负面因素迅速增加。面对动态、整体、联系的德育生态，当前的高校德育却逐渐陷入静止、片面、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进而采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鸵鸟政策”的德育方式是不能促进个体道德成长的。德育生态化本质上要求以辩证的生态思维方式考察德育系统诸因子、内外环境及关联，把高校德育置入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中，按照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层次性、有序性、动态性及开放性原理，进行德育系统诸因子的横向贯通和纵向衔接，巩固和发展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合力，系统构建一个有机的德育生态系统。
(二)高校德育生态化是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这种主体性是人的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和具体性的内在要求，既表现为个体的身心特点、发展潜力和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差异，也是个体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和发扬人的主体性就必须尊重个体的差异、发扬个体的意志，从个体的内在需求出发，实现个体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对人的主体性的理性认识抽象为以人为本的方法论，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回应和观照。大学生不仅是德育的对象，也是德育的主体，而后一角色才是根本的。传统高校德育囿于工具性思维，物化德育对象，藐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漠视学生的主体差异，忽视学生的情感、意志和理想及道德成长的规律，使内在于生命的道德成为外在于生命的对立物，变成了压制人、束缚人的东西。高校德育生态化呼应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遵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挖掘和弘扬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和谐的生态系统中优化和提升个体的道德品性，以个体的情感、意志和理想为基础，促进个体的道德发展。
(三)高校德育生态化是德育创新的有效路径
德育创新是以德育新思维和德育新方法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的过程，以期提高德育的效果、效率、效益和德育目标的实现程度。这种创新离不开生态系统，其实现程度与我们对德育生态的思维方式及德育环境的优劣密切相关。然而，传统高校德育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德育系统诸因子的孤立或冲突，因子功能的单一片面，使得德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被弱化。高校德育生态化以生态性思维方式考察德育系统，尊重和发扬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德育系统诸因子、内外环境及关联的功能及整体效应，从而为德育创新提供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人的主体价值在德育创新中处于中心位置，实现德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11
通讯作者：马红霞
【摘要】本文以近年来国内外的文献为依据，对不同时期心理弹性模型的研究情况做一回顾，分别提出个体相关、环境相关、干预相关的心理弹性模型，力图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并为心理弹性干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心理；弹性；模型
心理弹性研究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该领域致力于研究逆境下个体或群体的心理适应和心理发展，是积极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延伸。心理弹性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Wenner及其同事对夏威夷Kauai岛一个社区的200名高危儿童的纵向研究［1］，经过30多年的追踪研究，尽管长期经历各种危险因素，仍有72名儿童发展良好。自此，心理弹性的研究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其发展共经历了从保护性因素、危险性因素的发现到心理弹性的过程研究，再到心理弹性的实验研究，逐步形成其丰富的发展史［2，3］。在其发展历程中，较为突出的研究为心理弹性的模型建构研究，该研究为弹性的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发展过程概括起来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心理弹性模型研究强调保护性因素、危险性因素与发展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个阶段的心理弹性模型研究强调系统论及生态观对心理弹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的心理弹性模型研究强调对弹性干预的作用。需要指明的是，不同时期模型的构建在这三个阶段之间并不孤立，从不同的侧重点对模型进行研究，各种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形成心理弹性模型理论发展简短的发展史。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我国对心理弹性的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人们在面对逆境和压力条件下不同的发展状况，迫切需要加强心理弹性模型构建的研究。为推进国内这方面的工作，本文对心理弹性模型的研究进行综述。
1个体相关心理弹性模型概况
个体心理弹性模型的研究最初源于Germezy（1984）的三种理论模型，即补偿模型、挑战模型及调节模型［4］。补偿模型涉及到保护性因素对结果的直接影响，认为它与危险性因素互相不起作用；挑战模型中提出危险性因素与结果之间的曲线关系；调节模型则认为保护性因素影响危险性因素对发展结果的影响。此后，研究者将危险性因素、保护性因素、结果之间的关系逐渐内隐化，转而突出个体与三者之间动态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Kumpfer［5］（1999）提出的弹性模型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外部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区、文化等）；二是个体内部特征（包括认知、情绪、精神、身体及行为方面）；三是应激事件后，对个体、外部环境、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动态机制以及心理弹性的结果。在此阶段，环境在心理弹性模型中的作用已现雏形。Richardson［6］（2002）提出的过程模型进一步从平衡理论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体存在一个身心精神平衡状态，这一平衡态受内外环境的压力、危机等的影响，危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了系统失调是否会发生。在该阶段研究中，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究逆境下个体心理弹性发展中的保护性因素、危险性因素及结果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个体的研究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在随后的10年中，心理弹性的发展突出环境对该领域的作用，并有研究将心理弹性用于公共卫生视角，指出用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政策必须被框架在生态视角内，因为该观点考虑到环境的影响［7］。
2环境相关心理弹性模型概况
在个体心理弹性模型研究基础上，1996年McCubbin提出家庭弹性概念之后，研究者开始将心理弹性由个体深入到家庭、社区、文化方面。从家庭、社区、学校及其社会等环境因素进行心理弹性的研究，并且提出社区弹性、文化心理弹性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也开展了相对应的模型研究。
2.1家庭弹性模型概况家庭弹性理论（FamilyResilienceTheory）被用来解释一个家庭的许多不同子系统的过程并使得系统间互相联系来帮助克服家庭的问题和压力。1996年，McCubbin发展了家庭压力、调节与适应的弹性模型，该模型认为［8］，家庭需求的累积导致家庭危机的出现。强调了家庭复原、弹性、改变，并强调了家庭的调节和适应过程，对于理解遭遇创伤性脑损伤后的家庭适应有重大的意义。提出该模型的建立是对家庭干预的良好开端。在该模型中，McCubbin提出家庭弹性的定义为在压力和逆境下个体和家庭单位显示的积极的行为模式和功能的能力。在家庭弹性概念化的过程中，FromaWalsh（2002）将家庭弹性的定义进行了升华，指出家庭弹性不仅仅是一般的克服逆境，而且是逆境锻造的个体和亲属的转换和成长的潜能。并制造了一个家庭弹性理论框架，包含三个主要的家庭功能领域：（1）家庭信仰系统；（2）组织模式；（3）沟通过程。该模型的使用对于理解和处理来源于父母药物依赖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三年后，Maring提出生态的危险和弹性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在家庭研究中的新兴的理论框架。生态模型强调了个体与所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弹性框架则强调危险因子与保护性因子。该模型强调两者的结合，呈现了与家庭有关的个体和环境危险因素与社区中保护性因子，帮助家庭处理生活事件的潜能［9］，并运用于低收入的人群的研究，重视个体与家庭中的药物、酒精和烟草滥用的预防与治疗。在近十年的研究中，家庭弹性完成从强调缺陷到基于能力范式的转化，将焦点放在有助于家庭在逆境或重大的危险情况下，成功复原的因素水平，并结合生态和发展的视角，解释家庭遭遇转变和成长的演进过程以及与引起压力的特定环境阶段相关的家庭功能。该理论还包含了家庭压力研究的ABCX模型以及相关的DoubleABCX模型与FAAR模型。研究者在对家庭心理弹性的模型研究中，已经初步体现出干预的作用，并将心理弹性理论与临床疾病预防结合，为进一步对心理弹性的干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下一阶段干预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2.2社区弹性模型概况社区弹性是在创造和加强个体的、家庭的、组织和生态系统来有效抵制和应对压力、威胁、危机和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Doron（2001）［10］，一个位于伊拉克北部的社区工作者，在戈兰高地面临迁移的威胁时建立了一个社区弹性模型。该弹性模型强调了西方民主社会公民的责任，包括七个成分：（1）归属感；（2）状况的控制；（3）应用积极挑战的能力和一种区别轻重缓急的能力；（4）维持积极的看法；（5）学习相关的技能和技术；（6）有强烈的价值和信仰；（7）不同形式的社区的支持。该模型强调，社区干预工作应该增强社区弹性的成分来帮助社区更好地面对未来和接受过去，从干预角度对社区模型进行诠释。David（2005）等［11］人为了描述邻居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提出了一个社区弹性的概念模型。这个概念模型表明对抗性的宏观过程（包括不充分就业、失业、贫穷、教育成就、制度的实践以及政策）置社区于危险之中，容易导致儿童和青年人的消极发展结果。同年，Landau等［12］人提出LINC社区弹性模型，即theLinkingHumanSystems社区弹性模型，该模型是一个提升弹性和促进社区康复的协作模型，包括有4个重要的部分：（1）能力；（2）一个系统的方法论；（3）策划；（4）利用变革推动者。该模型描述了一个合作的方法来对社区进行干预。它站在哲学的高度认为社区具有能力来找到自愈的路径,因此予以合适的鼓励和支持，所有的社区都能使用个体与集体的能量来战胜失败和困难。
该阶段心理弹性模型的研究将系统论及生态论的观点在模型中呈现，并开始体现弹性干预的理念。心理弹性模型的最终目的是为干预服务，以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受这种思想的启发，近10年来，研究者将模型构建的重心转移，提出与干预相关的心理弹性模型，为心理弹性的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3干预相关的心理弹性模型概况
自21世纪初期，研究者将心理弹性的研究转向实践研究，并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有关心理弹性的干预模型。主要体现在国外对哮喘儿童、大学生、青春期女生、角色一致性缺失的老年人群、痴呆照顾者、恐怖主义、医学生等特殊人群的干预研究。国内主要针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干预研究。在该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为JudithA（2002）［13］提出哮喘儿童的心理弹性模型，它是一个基于家庭环境、特定的儿童特征以及选择性的健康结果理论关系的临床相关的概念弹性，指出护士、医生以及家庭在临床中提升该群体弹性的路径，为该群体的心理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处于青少年到成人转变的过渡时期，大学生将经历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最终将影响该群体的健康。在一项关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干预研究中提出了弹性模型并讨论了四种针对压力的反应，包括：放弃、抗衡、反弹与提高。针对上述四种反应，研究者提出两种应对方式，即问题焦点应对策略与情绪焦点应对策略。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弹性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Laura（2005）等［14］人在一项关于医学生幸福感的研究提出一个概念弹性模型-应对方式储蓄罐。该模型指出帮助其设想了一种学生在严格训练的过程中掌控逆境的独特的方式，通过关注每个学生的应对方式、个体特质和气质，帮助医学生确定积极的的“投入”来填充储蓄罐来培养更好的弹性。LauraHensleyChoate（2007）［15］提出一个提升女生体像弹性的模型。该模型确定了有助于女生抵制社会文化压力的5个保护性因子，为学校辅导员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实际的策略来增强保护性因素在多样化的生活中的作用，鼓励女生发展和重视她们在多重生活方面的优势，并将她们自己的特征作为超出外貌的延伸，用独特的预防的咨询策略来促进青春期女孩的身体形象。面对国外恐怖袭击的压力，PieterA（2008）等［16］人提出了以针对恐怖主义的心理社会弹性为中心的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概念模型。国内，刘庆华等［17］人构建了贫困大学生的“个人-过程-环境”心理弹性框架，该框架包括以下三个环节：个体经历逆境之前的自我心态、个体与环境互动过程、个体经历逆境后重新整合的过程。该模型提出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整合性的弹性框架，为该群体进行自我心态调整提高了一条可实现的路径。许燕平等［18］人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弹性进行研究，提出优秀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弹性由个人内在的积极特质、家庭和学校的支持系统以及社会文化等四个维度的因素构成，了解这些心理弹性的构建因素，有助于学校、家庭、社会更好地帮助该群体培养和提升心理弹性，促进该群体的健康发展。但是，该模型的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没有提出既定的假设，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4心理弹性模型研究的展望
随着心理弹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弹性模型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及其实践领域取得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定问题。首先，研究结果比较零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近年的研究主要偏向特殊群体的心理弹性模型研究，而对一般群体模型构建研究较欠缺。其次，心理弹性模型理论构建的步伐与实践不一致，甚至滞后，导致理论与实践水平的发展不成比例，造成该领域不和谐的发展氛围。再次，我国在心理弹性模型的构建方面明显落后于国外的研究。因此，未来心理弹性模型的发展将可能朝如下几个方向发展：（1）加强对一般群体心理弹性模型的构建。随着家庭模式的改革及教育理念的转变，儿童青少年面对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对该群体进行心理弹性研究非常必要，对于正常人群中弹性低的个体或者群体进行弹性干预更加必要。（2）我国对家庭、社区及文化弹性的心理弹性模型构建方面尚无明显进展，对我国背景下的家庭、社区及文化弹性模型的研究将会成为今后心理弹性研究的热点。（3）重视我国特殊人群心理弹性模型的构建研究，为该群体的弹性干预开辟新的道路。目前，国内主要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进行干预，今后的模型研究方向应以“生理－心理－社会模式”为依据，与临床卫生服务业相结合，将心理弹性应用于疾病的治疗及其预后，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随着实践领域的飞速前进，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心理弹性模型会越来越具有先进性、合理性，不断推进我国心理弹性领域的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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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范文篇12
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方面由于社会内部的变革，促进了人们对旧式婚姻和传统家庭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曾掀起了有关婚姻。家庭史的研究热潮，到四十年代为止，先后出版了像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史》（中山书局，1929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年）。钱穆《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家庭》（《人言》1卷29期，1934年）、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1934年）、董家遵《论汉唐时代的离婚》（《社会科学季刊》1卷1期，1935年）、《论古代法婚年龄》、《我国收继婚的沿革》（《社会科学季刊》1卷2期，1935年）、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1936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1947年）等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和著作。进人五十年代以后，因为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学派，遭到批判。这样，领属于社会史范畴的婚姻、家庭史研究，也相应走向沉寂。一直到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随著整个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确认，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给社会伦理道德所带来的冲击，促使人们把相当多的目光转向对婚姻、家庭等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从而也连带地推动了史学界在婚姻、家庭史方面研讨的兴趣，每年都有一批文章或著述发表，研究层面也在不断地披展深入。
为介绍方便，下面我们分婚姻史和家庭史两个内容，对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中，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情况，作一鸟瞰式介绍。
一、有关婚姻史的研究
（一）通论性著作
在婚姻通史性研究中，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是一部份量较大、功底厚实的好书。全书54万余字，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1994年再次重印。其内容按卷分为：总论，包括婚姻语源、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政策；婚姻之形态，内含婚姻与政治、门第婚、重婚与世婚、财婚、侈婚、冥婚、收继婚。他如婚礼、定婚、结婚。离婚、媵妾、赘婚与养媳，均各占相当篇幅。包涵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的三千余年，既按门类，又照历史顺序，一一加以叙述。本书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对所涉及的史实，均详加考订，从不妄加推断，同时又力图连系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对婚制婚俗的影响并中间的发展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据作者弟弟方生教授在序言中称：该书早于1957年已完成初稿，后因某种缘故，直到30多年后方得与读者见面，其时作者已作古20多年了。所以当我们介绍这部“史稿”时，一方面为作者及原稿所遭受的厄运而深觉叹息，同时也对中华华局支持此书出版，使大家能见到洋洋巨著而衷心地感到高兴。
孙晓的《中国婚姻小史》，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是一部简史性质的我国婚嫁制度、婚嫁习俗史。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则将婚姻和家庭绪合一起，分别从横面和纵面，概述他们的演变。出版于1991年的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主要谈我国古代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妇女政策的专著，但也辟出篇幅论述婚姻方面的事。此外，出版界为配会社会与史学界研究的需要，还先后重印了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前者属于谈婚姻的专史，后者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其中也对当时的家族。婚姻形态作了一定的剖析。
论文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王玉波《中国婚礼的产生与演变》（《历史研究》1990年4期）。作者认为，婚礼不只是男女碓立婚姻关系所举行的一定的仪式，而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随著社会的变迁和婚姻形态的嬗替，不断演变，改变内涵。婚礼的产生和演变，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恬方式的变化。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先秦时期，系指我国远古先民们由原始公社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这一漫长的活动年代，在婚姻形态上经历了杂婚、行辈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以及伴随一夫一妻同时存在的一夫多妻制。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接著两汉又加以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对于婚姻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讨论这一时期有关婚姻问题的专著有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等。郑书讨论的是先秦时代的婚姻，彭书就汉代人们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结构、婚龄构成，以及结婚步骤、妇女再嫁、婚姻的法律规定、婚姻思想、婚姻观念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有一章专谈婚姻。作者首先介绍了我国早期婚姻形态的演变进程，又专就夏代婚姻、商代婚制、家族支配下的婚姻运作礼规作了系统的论述。
属于这一时期的论文也有了不少，比如宋镇豪《商代婚姻的运作礼规》（《历史研究》1994年6期），李衡眉《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2期），陈延嘉《关于（左传）中“蒸”“报”婚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3期），肖汉平、杨有礼《从婚姻形态和婚姻制度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地位的低下》（《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2期），陈绍棣《春秋战国婚俗》（《百科知识》1990年4期），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彭卫《论汉代婚姻关系的构成》（《学术月刊》1985年10期）。《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考察》（《求索》3期，1988年）等。李眉衡的文章考察的周人昭穆制度和姬姜两姓互为婚姻的做法，认为这里体现了由原始的两合氏族婚姻组织向地域性的两台氏族婚姻组织的转变，把区分相邻辈份之间的界限，放在高于区分两个氏族之间成员界限。王小强的论文是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筒《日书》的资料，确认秦人中下层社会的婚姻、家庭生育观，即具秦楚文化交融的特点，又与后世观念有相近之处。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一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点，可喜的是这十多年来有根大的转变，反映在婚姻史研究上也是一样，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来，仅发表的论文就不下数十篇，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
发表于1986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的叶妙娜《束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侗案研究》，通过对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揭示侨姓士族为保持世族门第，在婚姻上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王连儒《束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一文，著重用实例说明谢氏当家这隆盛时，如何通过与士族联姻去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当家道中衰后，又如何通过人们对士族地位的认可，保持和延续族望和门第的整肃。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2期），谈的是北朝士族，因上层政治权力更迭，一些胡人统治者，以及由于获得权力地位上升的寒门势力，也挤进了以崔、卢二姓为代表的士族婚姻圈，反映了固有士族势力的衰落。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考订了三国时女子婚龄为17岁，男子15一17岁；西晋时女子13一16岁，男子15岁；南北朝时女子13岁，男子北朝14岁、南朝10岁。文章还解释了婚龄降低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关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2期）的论点是：人口状况与家庭宗法观念的改变，是造成人们早婚的主要原因。早婚对缓解当时的人口稀少，促使大家庭的普遍出现，起到相当的作用。
还有，像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3期），卜宪群《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1期），施光明《晋代妇女婚姻观念的变化》（《历史知识》1988年1一2期），张承宗《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3期），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号），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许昌师专学报》1990年3期），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著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2期），刘少虎《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3期），易国强《试析两晋南北朝士族门第婚姻形成的原因》（《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3期）等等论文，也都参与了对婚姻问题的讨论。
由于南北朝是一个民族迁徙频繁、相互交往十分密切的时期，所以也有不少文章，涉及到各少数民族的婚姻问题。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3期），考察了北朝鲜卑族婚姻中群婚制残余，妇女社交自由，通婚不论行辈。不重门第，以及表亲婚、交换亲。冥婚、早婚等习俗。施光明《从〈魏书〉所记鲜卑拓跋部落婚姻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一文指出，鲜卑拓跋部贵族婚配，在北魏前期，多限于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到后期，汉族已占有优势位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杨铭《氏族的姓氏与婚姻》（《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1期）确认，在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冲击下，氐族的婚姻也受到激荡，族内婚走向瓦解，实行与汉。羌等族通婚。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4期），在考察了北朝诸民族通婚形式、特点、影响后，认为北朝的通婚形式具有羁縻型、结盟型、进贡型、笼络型、门第型五种形式。各民族间通婚频繁，门阀等级婚被打破，在婚仪、婚礼中融人了不少胡族特点，胡汉、夷夏有别的观念淡薄。北朝的婚姻观。婚姻习俗，一直影响到唐代。
在唐代的婚姻史研究中，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7期），叙述了当时通行的婚礼。婚俗，以及男就妇家成礼、男居女家的婚俗。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1987年4期）和《试论唐人的婚姻心理》（《中国史研究》1989年3期）两篇文章，实际上论述了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前文是从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论述唐代婚姻风气相对开放，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后文则著重于作社会心态的探索。由于唐代处在一种既“封建”又“开放”的社会情势下，使得唐人婚姻心理亦兼具封建时代共有的婚姻观念，和当时相对自由开放气氛下特殊心理的两种特性。李向群认为唐代皇室婚媾中的不计行辈婚，是受到拓跋鲜卑的影响，并具体叙述了这种婚姻的表现形式（《唐代婚媾中的不计行辈婚》，《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3期）。蔡伟堂《关于敦煌画（婚礼图）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1期），根据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41幅相关的壁画，考冀了由盛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婚娶礼俗。金眉《从“无子”出妻看唐代“七出三不去”离婚制度的实践》（《史学月刊》1993年2期），牛致功《唐人的“离婚”全议》（《学术界》1994年2期），梁长根等《唐代传统婚姻道德的裂变溯源》（《社会科学》1994年4期），则讨论了婚姻的裂变问题。
在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涉及到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婚俗的。如罗桑开珠《昌议唐蕃联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3期），张锡禄《南绍王室婚姻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1期），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析——兼论突厥世系》（《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1994年），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等均是。傅永聚的《历人的涉外婚姻》（《人文杂志》1994年3期）一文，反映了当时外国侨居人士的婚姻情况。
（3）宋辽金元，这一时期的成果，多数集中在宋朝。张邦炜付昏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把宋代的婚姻放到当时的整个社会，放列唐宋历史变动的潮流中进行考察的一部专著。其内容包括婚姻制度、婚姻观念等。张邦炜在另一写论文中，就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联系唐代。‘婚姻必由谱系”，到宋代“士庶婚姻浸成风俗”，后妃“不欲选于贵戚”和宗室嫁娶。‘不限阀阅”，认为这是风气的大转变，构成宋代婚姻制度的重要特点，表明在社会政治中，已由早先的门阀制转到官僚政治的阶段（《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6期）。与张文相类的还有昊旭霞《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v《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1期）等，当宋代出现“婚姻不问阀阅”的同时，另一种婚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价值取向，却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年3期），揭示了这一动向。在宋代婚姻问题研究中，也有一些是谈婚俗、婚礼的，如刘德谦《交杯酒及其它——漫谈宋朝的婚俗》（《文史知识》1982年4期），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文史》24辑，1985年），吴宝琪《宋代的婚姻》（《历史知识》1986年5期）等。
离婚和妇女再嫁，也属于讨论的热点。代表性的文章有唐代剑《宋代妇女再嫁》（《南充师院学报》1986年3期），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呆宝琪《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史学集刊》1990年1期）等。在文章中，有人批驳了这么一种观点，即随著宋学的兴起，妇女地位也跟著下降了。可从宋代妇女再嫁人数之多，现象之普迤，并受到一定的法律和社会舆论的保护，说明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还具体分析了宋代妇女不以再嫁为耻的原因：1、受唐代风俗的影响，贞观念淡薄；2、婚姻开放；3、战乱之际，妇女难保贞；4、金人习俗影响。屈超立《从宋代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则从婚姻立法的角度来考察宋代的妇女地位，结论是比前代有较大提高。姚红《从寡妇财产权的变化看两宋女子地位的升降》（《浙江学刊》1993年1期）、邢铁《宋代的奁田和墓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4期），以及盾自斌《咯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求索》1994年6期），都是从婚嫁财产权和角度考察妇女地位的高低。作者们认为，虽然宋代妇女在结婚、再嫁时，对所拥有的财产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并不完整，与男子相比，仍处于从属卑下的地位。有的学者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加以说明，大体南宋不如北宋，南宋前期与后期也有差别。
辽金元三个朝代，分别是由契丹、女真、蒙古三个民族建立的。他们在统治中原地区以前，分别活动于东北和塞北地区，有著自己的风俗习惯。所以，有关这一时期婚制、婚俗的文章，多有联系或追溯这些民族固有习俗等方面的。
关于契丹的婚姻制度，自蔡美彪于60年代提出部落外婚制观点后（见《契丹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5期））80年代，又有向南。杨薇提出氏族外婚制（《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5期），和孙进己的胞族外婚制（《契丹的胞族外婚制》，《民族研究》1983年1期）。1993年，席岫峰在《历史研究》（第2期）撰文，对上述说法提出商榷。他认为契丹的婚姻界限是姓。它起著“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以姓为界，实行两姓婚姻是契丹最主要的特征（《关于契丹婚姻制度的商榷》）。随后，蔡美彪在《试论辽耶律氏萧氏之由来》中确认，辽朝建国后确立的耶律氏与萧氏，并非古老的氏族或胞族的称谓，也不是部落名称，而是在氏族部落制解体后，互通婚姻的两大集团分别采取的共姓。《辽史》的记录，亦证明两大集团并存的通婚事实。孟古托力《契丹族婚姻探讨》（《北方文物》1994年1期），程妮娜《契丹婚俗采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1期），从更广的角度考察了契丹族的婚制。婚俗，日益增多的民族问通婚，以及婚姻观念。婚龄等问题。
比较起来，金、元两代的文章相对较少。邓荣臻《金代女真族“妻后母”说考辨——兼论女真族宗族接续婚》（《北方文物》1990年：期），认定女真不存在“妻后母”的风俗，接续婚只存在于兄弟之间。但也有人表示升议，确认女真族有“妻后母”之俗（王叔官：《女真“妻后母”复议》，《北方文物》1991年2期）。王世莲《金代非女真后妃刍议》（《求是学刊》1992年2期），对金代非女真后妃及其所起作用作了考述。
元代有关婚姻史的成果有王晓晴的《元代收继婚制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5一6期）和《试论元代的赘婿婚制》（《史学月刊》1990年6期）。前文认为收继婚本属蒙古婚俗，汉人受此影响，采用此种形式。蒙古收继婚包括平辈收继婚和升辈收继婚两种，汉人收继婚多表现为叔嫂收继的做法，在地区上北方多于南方。至于元代的赘婚制，文章碓认乃是因金元招费婚式影响的结果。李逸友对元亦集乃路遗址出土的一份元代晋同婚书作考释，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属于卖身文契一类的束西（《黑城出土的元代婚书》，《文物天地》1990年2期）。张靖龙《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1期），联系了前代的婚俗和观，以及元代社会诘因素，政府对妇女再嫁所采取的宽松自由态度，考究了再嫁之风盛行的原因。此外，新近出版的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亦对元代婚姻问题多有论述。
（4）明清时期。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32辑，1990年），对明代宗室的婚嫁制度作了考释。大体在宣德以前，多选择与文武勋贵联姻，利用婚姻钮带，把双方的利害关系连系在一起。正统以后，鉴于“靖难”和诘藩叛乱的教训，对宗室和姻亲多有限制，所以情况有所变化。许敏《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借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笔触，就明清之际我国的婚姻与宗法关系，婚姻缔结方式，纳妾制度等方面作了很好的介绍。笔者同时指出：这些传教士基于一种不充分的认识，或囿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局限，在看法上并不都是客观全面的。赵毅、赵秩峰《悍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明史研究》4辑，1994年），对夫妻关系中悍妻这一现象作了透视。作者指出，对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纠正对主流现象研究中所产生的偏激。
在清代婚姻史研究中，冯尔康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清史研究集》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一文中，就清代包办的门当户对式的婚姻制度、婚龄、童养媳制度、旌表贞节、寡妇与再嫁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一基本框架，后来在与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经充实重现。郭松义《清代人口问题和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3期），在涉及婚姻状况部分中，谈了“家庭成年男子中未娶者所占比例”，“有关多妻情况的分析”和“关于妇女再嫁”等三个题目。作者认为，家族中成年男子未娶者比例高低，多妻和妇女再嫁的情况，都与每个家庭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受封建礼教束缚程度的大小，有著密切的关系，胡发贵《清代贞节观念述论》（《清史研究集》7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对婚姻关系中空前恶化的女子贞节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作了介绍和剖析。
在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部分是集中在讨论清代皇族婚姻的。刘潞《论后金与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官博物院院刊》1991年4期），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位皇帝为例，对其婚姻的政治特点作了分析。作者指出：四帝婚姻状况的变化，是与政权的取得。巩固和发展相平行的。政权不同时期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来源；政权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影响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许保留一定的个人感情。杜家骥根据《玉牒》及有关资料，对清代皇室联姻的特点、目的。形式及作用，依照不同时期，作了不同的分析（《清代皇族与满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南开学报》4辑，1990年）。鞠德源《清朝皇族的多妻制度与人口问题》（《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也是通过《玉牒》资料来作研究的。文章谈了四个问题：皇族人口政策，清帝的多妻状况与皇族的妻妾来源，皇族宗室多妻制的衰落与人口萎缩，皇族人口萎缩的原因，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清朝皇族的人口政策，婚姻形态与变迁，婚姻形态与妇女地位，作了仔细的考究。此外，像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2期），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故官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王道成《从薛蟠送妹侍选谈起——关于清代的秀女制度》（《北京史苑》1985年出版），刘潞《论后金与清初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年3期），又《对清太祖。大宗时期满蒙联姻的再认识》（《清史研究》1995年3期）等文，也主要谈帝王之家婚姻的。
二、有关家庭史的研究
在中国，研究家庭问题经常与家族或宗族关系联系在一起。其实，家庭与家族或宗族，虽有某种不可分之处，但内容上毕竟存在诸多的差异。家族或宗族指在同一地域内，由同宗同姓。有共祭宗祠。同一谱牒，并用族规。族训，把大家连结在一起的血缘性群体。家庭主要是婚姻的产物，包括同居共爨的父母子女等等。不过因为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乃是家族构架中的基础，家族或宗族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对家庭控制的强和弱，所以有关家族。宗族史的论著，总不免要涉及家庭问题。鉴于目前评述家族。宗族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已有不少，此次我们只介绍有关家庭史的论著，至于中间可能出现的交叉，那是因为被介绍的论著，内容中互有关连的缘故。
（一）通论性著述
在80年代重开家庭。家族史研究的热潮中，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正如有人在评议该书时所说：“作者从家长制家庭这一重要社会历史现象人手，全而论述了家长制家庭的早期形态，社会功能，家长制家庭的类型和形式，以及封建礼制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步途中演进的轨迹，提出了许多启人思考的观点”（徐枫《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中国史研究》1993年1期）。在书中，作者认为秦汉以后，封建家长制家庭结构模式的特征是：父权至上，父与子构成家庭的核心和主体，以及封建宗法等级格局中的尊卑。贵贱。长幼。亲琉，决定著家庭中人际往来。关于社会职能，主要体现为“奉先思孝”。“子孙昌炽”上，另外也包括了生产。分配。消费职能，以及其它方面的职能。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出版于1992年（人民出版社），也是一本上迄原始社会末期。下至近现代的通论性专著，讨论的对象是家族制度。但如前面所述，因为家族和家庭相互关连，所以也有相当笔墨是谈家庭的，如原始家庭的发生。发展，个体婚姻形态下个体家庭的产生，战国。而汉时期血缘关系的松弛和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北魏到唐的世家大家庭，宋以后的大家庭及其形态结构等等。另如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亦都多少不等地涉及到家庭形式。组织。功能。结构，以及国家与家庭，国家的家庭政策等内容。
在论文方面，杨?业摹都彝セ橐鍪仿运怠罚ā毒┦Ψ洞笱аПā?982年1期）等论文，从民族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家庭、婚姻发生。发展的看法，并就一度支配我国学术烦域的摩尔根五种家庭形态说提出质疑。王跃生《中国传统社会的维系与离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期）认为，家庭的“维系”与“离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量，不同时期彼此互有强弱，然从其总趋势来看，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则愈来愈占据主导位置。
（二）断代性论著
（1）先秦两汉。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文，对有人所持6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反映的是母系对偶家庭。4千年前的龙山文化代表了父系家庭这一说法，表示升议。作者认为，就文化遗址来看，两者无本质差别，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1期）中认为，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早在远古时代一至迟到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古代男子的从妇居，待生子长大，然后挈其妇子鼓舞同归的习惯下，因而构成几个最基本的亲属称谓——舅、姑。勇、甥与父、子关系的转化，就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标志。勇甥两字并加男字偏旁，表示是从男子的称谓而赋予新义。祝瑞开《我国一夫一妻制度家庭的形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6期），讨论了从夏商周到秦家庭形态的发展过程，大体夏商周三代贵族实行的一夫正妻下的嫔妃媵妾制，虽具有一夫一妻制某些特征，实际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周代的士是一夫一妻制，但亦有拥有妾媵的，庶人则处于对偶婚残存形态，以后逐步变化，直至秦统一，一夫一妻制家庭才在农民中广泛确立，成为婚姻基本格局。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年6期），也确认秦是个体小家庭定型化时期。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阎爱民《两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特点》（《历史教学》1990年3期）和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化》（《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3期），讨论的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两文都认为秦及两汉家庭人际关系是相对平等、独立、自由的，家庭成员个性强，束缚较小。马文还认为到了东汉，由于社会历史变化，夫妻关系已日益不平等，父子和兄弟之间，父亲具有绝对权威，兄长的地位高于弟弟。喻永长《西汉家庭结构和规模初探》（《社会学研究》1992年1期）认为，西汉时的家庭多属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喻文也认为西汉小型家庭结构下的家庭成员关系比较平等独立，内部的“分力”大于“合力”。这种小型家庭结构，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繁荣了封建经济，保证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彭年《秦汉“同居”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6期），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家庭各成员的地位，父母妻子属于“同居”的范围，没有分居的兄弟、兄弟子亦属“同居”之列，但同在一户之内的奴婢却不得归于“同居”，叫做“户赀”，性质与蓄养的牛马相等列。
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199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就周代家庭形态进
行讨论的专著。
（2）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文有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3期），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2期），刘振华《试论六朝家庭伦常观念的演变》（《学术界》1994年1期）等，集中讨论了家庭规模、结构和家庭伦常问题。关于家庭结构，冻文指出，汉代以来一般百姓5口之家的小家庭居多，到了十六国北朝，在坞堡组织的督护制下，人们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实行大家庭制，这与东晋南朝的父子兄弟分居升财，形成某种反差，找其缘故，除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外，亦有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南北方的家庭规模结构的差异，至隋代基本消失。赵文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结构的特点归结为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之所以如此，政治上是门阀士族制的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严重，以及受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的影响；经济方面与自然经济结构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亦不无关系。至家庭伦常，葛文探讨的是东晋南朝情况，由于门阀势力盛行，使名教重心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关系转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关系上，而且这种风气已超出上流家庭家族的范围，流行于整个社会。刘文从六朝时期家庭关系的演变谈到家庭伦常的变化。当时正处于从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向分而治之的小家庭的演变过程中，于是强化孝道便成为时代的需要了。
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朝嫡庶身份的差别》（《历史研究》1994年1期），主要谈社会对嫡与庶的看法，但也牵涉到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嫡庶之别的传统礼俗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直到魏晋之际，庶生子的身份待遇并未显著受到歧视。永嘉之乱后，北朝轻视庶子之风变本加厉，以至有庶生子“不预入流”，不录家籍，不被举养等超出一般嫡庶贵贱之分的常规。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家庭史的文章不算大多。值得一提的有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增刊），魏承恩《唐代家庭结构初采》（《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2期），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3期，1991年）等。义儿即养子，是通过人工方法扩大、补强拟制亲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把下层优秀人才选拔到社会上层来，从侧面冲击了传统的门阀制度。文章认为畜养义儿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唐时代的义儿使军，与私兵制有根大关系，另如宦官制度亦对义儿的盛行有相当影响。晚唐五代的义儿制，直到明清仍未泯灭。刘永华利用敦煌文书，考察了中唐的变迁情况。他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导致家庭功能外移，促使社邑的出现和增多。
（3）宋辽金元。邢铁在《宋代的家产遗瞩继承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6期）一文中指出，用遗嘱方式决定家庭财产继承的习俗，由来已久，宋代成为定制，被广泛使用。作者认为，远瞩继产方式主要不是财产私有权强化所致，而是家庭观念的影响，体现的是家长对家庭门户和家人的终极关怀。唐代剑《试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7期），对宋代官府大力提倡旌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提出看法，确认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庭是贯彻封建专制的楷模，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培养封建人才的基地，调和阶级矛盾的场所。发表于《浙江学刊》（1993年1期）上的杨志刚《司马氏家仪和朱子家礼》，对用来作为家庭处事准则的宋代两部家训作了探索。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型时期的文化产物，很有典型性。
对辽金时期的家庭研究，有孟古托力的《契丹族家庭探讨》（《学习与探索》1994年4期）。他认为契丹家庭以核心家庭居多，然后是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很少。家庭成员地位及关系随著社会的不断变动而不断变化，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契丹族社会状况。韩世明《辽金时期女真家庭形态研究》（《史学集刊》1993年2期），就女真家庭的发展变化、类型划分、组织结构等等，作了探索。
（4）明清时期。在我们介绍的这一时期家庭史研究中，郑振满《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两书值得一提。它们虽然都只谈福建，而且重点放在家族组织上，但也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内容。两书凭依的资料除一般文献书籍外，均采用了碑刻、民间文书和田野调查材料，郑书中有一个题目是“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对家庭结构作了动态性分析。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从福建来看，明初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升财的现象相当普遍。明中叶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变质及赋役制度的改革，大家庭的发展趋于稳定，并表现为收养义子之风的盛行。清代大家庭更有普遍的发展，不过一般只能维持三四代。至于家庭结构的演变规律，是沿著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周期而变动。成长的极限不同，演变的周期亦不一致。笔者还对有人所说只有着重孝弟伦理及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能实现毕世同居大家庭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在福建，也存在一些资产微薄的大家庭。陈支平在论述家庭的裂变时说：一方面，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犹如细胞似地不断繁殖裂变；另一方面，在平均析产制原则和家族观念影响下，家庭过继、抱养、顾香火等继承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小家庭经济的充分发展。与此同时，家庭的公有经济却在裂变中不断壮大，造成家族与家庭财产界限的混淆不清，从而削弱了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对福建社会与经济的进步都很不利。
唐力行采用家谱资料，适当加以量化，对明清时期皖南徽州地区的家庭结构作了抽样分析，大体核心家庭占65.1%，主干单核心家庭占21.7%主干双核心家庭占13.2%。核心家庭占有主导的位置，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表现为大宗族小家庭的形式。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商业发展对家庭裂变的影响，家产和族产。儒家伦理与维系家庭——家族的关系，以及明清徽州社会的家庭结构与同期西欧、中欧家庭结构的升同等问题（《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家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1期）。许檀考察了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作者认为，就山东全省而论，嘉庆年问户平均人口为6.91人，道光中叶5.87人，宣统年间又降为5.49人。从清中期至清末，山东的平均户规模在6口上下。至于年龄结构，五六口之家的大小口比例为3:2-4:2。作者还根据宁海州（牟平县）绅士王梦泉写的《咸丰十一年九月被难大小男子妇女节义纪实》一文的资料，对所载197户1354人的户口纪录作了个案分析：核心家庭占35.53%，直系家庭占29.44%，联合家庭32.99%，有严重缺损的家庭占2.03%。家庭规模（经修正），1-3口占20.16%，4-6口占44.86%，7-8口占16.46%，9-10口占11.11%，11口以上占7.41%（《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4期）。赵世瑜以读史札记的形式，谈了对明清时期家庭家长制权威的看法。他说：在明清时期，无论是两代同居的核心家庭，或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甚至在家族共同体中，男性家长具有最高的权威，这不仅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类戒条的约束的结果，男性家长本身负有春育家口的责任，生活来源要靠他维持，这也是重要原因（《冰山解冻的第一滴水——明清时期家庭与社会中的男女两性》，《清史研究》1995年4期）。
清代按社会形态，分为前段和后段，后段属于近代史时期，不过作为一个朝代，仍有其整体不可分的一面，故仍适当加以介绍。讨论清代后期家庭和婚姻形态的有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其中涉及家庭内容的有：家庭的成立（婚姻条件及择偶标准、婚姻礼俗、离婚、纳妾等），家庭结构及其关系（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生产功能、教善功能、生活功能）。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也论述了婚姻和家庭结构。姜涛认为：清代沿袭前代传统，仍以复合家庭为主导形式，这并不是说复合家庭占了压倒多数，而是说它是清代家庭发展的最高阶段和主要价值取向，从家庭规模来看，仍只是5口左右。这是因为若干新立门户的家庭往往只有夫妻2人或至多1-2个子女，而“一夫挟五口”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的，很可能是造成每户平均5口人左右的根本原因所在。行龙在《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也认为，中国历史上5口之家占绝对优势，大家庭并不占优势，他还考察了自乾隆晚期后清代家庭规模的发展趋势是在由大变小，其原因与家庭社会功能缩小，封建家庭制内部固有矛盾日趋尖锐、封建宗族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最后顺便提一下有关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颇不少，有的已结合各朝代作了介绍，另外还有一些像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和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等，都各有特色。这些著述虽然重点不在谈史，然与史学仍关系密切。
三、回顾与瞻望
上面，我们对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婚姻。家庭史的情况，作了择要介绍。通过介绍，可以看到，特别自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进展是很快的。首先，发表的论著数量激增，平均每年在十数写至数十篇，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年老学者，更多的还是中青年学者，说明它已把很多人的研究兴趣吸引过来了。其次，论文的触及面也相当广泛。在时代断限上，从史前时期起直至近代，差不多都有文章。涉及的范围，以婚姻史为例，由一般的婚橙、婚俗到婚姻形态、婚姻目的、婚姻观念、婚姻结构、婚姻政策，以及各阶级、阶层通婚状况，民族联姻，婚姻关系中夫妻地位变化等等，都有人研究，而且既有横向的面的论述，也有作纵向的史的考释。第三，拥现了一些资料丰富，颇有见地的著述，如陈鹏《中国婚姻史稿》、王玉波《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等。另如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迢》、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在有关家庭婚姻方面，各都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看法。至于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认为这十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基础是扎实的，同时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作了有力的铺垫工作。
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成绩时，还应看到它的不足，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谈成绩更为重要。
一、研究的点和面尚不平衡。从时代来看，上古先秦时期的成果不少，奴晋南北朝的讨论也很热闹，可有像晚唐五代却十分沉寂。相对说来，明消时期亦与其拥有丰富的资料而显得很不相称。再从研究的问题考察，一些文章常常集中于几个热点讨论，如早期家庭形态，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婚姻，清朝的皇族通婚等。一般说来，热点问题往往反映了这个时期、这个集团或阶层有关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突出点，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可无论如何，婚姻史和家庭史包括了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如果说在开头，讨论热点对推动研究可起放动作用，接下来便应一层一层不断地向外披展，填补缺门，寻找新的热点，使人不断有新鲜感，这样才能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广。另外，对比婚姻史，家庭史的成果相对较少，同时却有不少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颇多重复雷同，这也是一种不平衡。
二、应该更多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当前，各学科问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了发展的潮流，史学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同样存在借鉴吸收的问题，特别像婚姻、家庭史一类的题目，本来就关连到很多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伦理学，都把它列为研究的对象，另外与法学。医学等学科也有关系。所以应更有条件夫吸收、去借鉴。在国外，利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成果研究婚姻家庭史，已是非常普遍。我们的有些学者也尽力在这么做，在前面列举的文章中，有关婚姻形态、家庭绪构的内容，它们的划分标准，包容内涵，就得益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再比如有人考察结婚率、初婚年龄，这无疑是受到人口统计学的放示。总的说来，这样文章的比例还较小，传统题目、传统手法的文章占有多数，说明步子跨得还不大。不
断吸取其它学科的营养，把它用到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更新角度，披大视野，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三、讲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与第二个题目实际上互相连通的。其实各学科问的借鉴吸收，就包含了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和吸收。传统的史学方法，是通过对史科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等等，也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些虽不能都搬用于史学，但有的方面，象研究婚姻家庭史，就可参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分类法，定量、定性数据统计分析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借鉴吸引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丰富自身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在婚姻家庭史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