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例(3篇)
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
关键词：文化生态；传承与发展；管理体制；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261-01
一、保护农村手工文化产业的文化生态系统
传统手工与周围的文化生态系统紧密相连。文化生态学是对社会文化的综合、整体、全面的研究。司马云杰指出：“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传统手工文化生态系统包括当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其处于特有的文化分层、生活形态、居住形式、生存环境中。所有的这一切如自然界中的生物链形成一种文化生态系统。某一方面变化之后，整个的文化系统也会随之改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保存和改善当地的手工文化生态系统，应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要认识到农村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农村文化生态系统犹如土壤，滋养着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持久发展。
2.其次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因地制宜，慎重对待原有的手工文化。
3.应注重文化圈的保护与开发。政府应该鼓励举办与传统手工文化相关的宣传活动，例如与手工文化产业相关的传统节日。
二、注重传统手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结合
传统的手工艺术蕴含了制作者的情感、价值观，具有生命的流动性。传统的手工文化中所具备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犹如现代社会中的一缕清泉，沁人心脾。
那么，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传承须做到以下几点：
1.对传统手工技艺进行搜集、整理并做成档案保存。口头以及文字资料是传承手工技艺的主要形式，可做成电视、网络媒体等形式进行宣传和保存。
2.收藏优秀的传统手工艺术作品。定期举相关的比赛项目，并设置一定的奖励政策，也可开展宣传活动或出版书籍、报刊等。
3.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是保护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有效措施。
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一成不变的保护传统手工艺术，却忽视了对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才会发扬传统手工文化。因此必须注重传承与发展的结合。推进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发展需做到以下几点：
1.培养高素质的传统手工艺人。国家教育机构可以设定科目，培养高素质的手工艺人。在掌握传统手工技艺的前提下，运用所学的各科的知识进行创新，使其能够更好的在当代社会中更好的生存下去。
2.注重与旅游资源的结合。在传统手工文化产业密集的地区发展旅游业，也可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3.传统手工文化产业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4.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传统手工技艺的不断创新。新时代的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审美情趣都在发生变化。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最新的科技发展，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运用到具体的手工艺中。
三、改进农村手工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
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改革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文化管理体制，须做到以下几点：
1.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传统手工文化产业虽属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但必须作为一种产业来对待。
2.首先制定有利的税收政策，保障手工艺人的收入。同时重视公益性文化发展要,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建设。
3.大力推进传统手工技术的进步，提高传统手工文化的质量，造就高素质的传统手工文化产业人才。
4.规整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文化市场。
5.重视传统手工文化产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农村手工文化产业是把传统的手工文化产业作为商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制作以便销售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传统手工文化产业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造精神价值的造物艺术，是民众情感、思想、观念的集合。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在完善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文化产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理论知识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付诸行动。
参考文献：
[1]柳宗悦.民艺论[M].江西：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3.
[2]唐家路.民间艺术文化生态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
[3]施惟达.文化产业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它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针对无论是几年来一直被广泛关注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国内的保护开发工作采取的思路都是国际意义上的保护思维。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认为“遗产运动成了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虽然保护了历史的遗存，但却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不同文化中本土历史观和文化思维方式的破坏”这是以文化之名进行的一种政治上强制。中国古人对历史/过去的记忆与思考方式注重的并不是物质的遗存。其内在价值，其所在位置、相关诗文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意义空间与价值思考是其重要方面。中国学者候松和吴宗杰提出“中国古人对历史/过去的记忆与思考方式注重的并不是物质的遗存及其内在的价值，其所在的位置、相关的诗文以及由此带来的多元意义空间与价值思考是其重要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大国，文化遗产甚至文化现象都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传承途径和方法。我们保护遗产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是为了让这种流淌在村落的文化传承发展甚至开发出新的价值，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达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梦想为政治目的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档案与文化紧密相连，亦与政治密不可分。自我国历史上开始有档案工作，它就是一项政治性极为强烈的工作。一方面档案工作的服务方向是政治性最为集中的体现。从汉朝司马迁，班固的史料传承到明清章学诚地方方志的研究实质上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关心紧密的档案人员对物质非物质文化进行记录整理归纳的过程，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传承的过程。
从以上的论体现出遗产的保护开发和档案工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政治性，都需要有政治力作为精神上的引导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传统村落遗产的保护开发中借鉴档案属性。
1借鉴档案行政参考性
谢伦伯格认为“档案是一个政府借以完成其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是政府机构赖以建立的基础”由于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认知有限，大部分传统村落也没有该村落的村落志，所以在时代转型中，它们的消亡是无声无息的。我们都了解档案具有行政参考价值，它是各类机构、社会组织行使职能，从事管理活动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对于该机构、地区乃至国家工作人员查往知来，保持政策、体制、秩序、工作方法的连续性，有效性，以及决策的科学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凭证和参考价值。这种作用可以称之为资治作用或者行政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将这种行政参考价值用到传统村落这种本土的文化遗产上来呢，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的。我国目前在村落遗产的保护开发中存在着“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活态保护意识匮乏，官方过度干预，有泛商业化倾向”还有以“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文化遗产以上的问题随着村落遗产保护开发的实施进程在不断的提出和解决，却鲜有学者翻开档案古籍在历史的进程中找找中国早期的智者是具体如何将中国的文化传承下来造就了我们可以的“文化大国”局面。
2借鉴档案原始记录性
档案界的主流观点是：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是档案区别于其他记录性信息尤其是相邻事物的独一无二的本质规定性所在。传统村落在进行保护和开发时，应该注意到，当地人和当地人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古村落最为宝贵的资源，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在该村落中，人与周围环境相互适应才形成了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这些是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的要点和难点。村落本身都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这些该村落自身档案中体现出来的文化不论是江浙富豪云集，精致典雅的古镇文化还是朴素而天成，绝无奢华与气派的典型的北方山村文化，都是其本真本源的特质。只有本地档案，才最原始的记录了该地的特色，也只有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质，才能真正的记录开发出独一无二的传统村落。因此对传统村落档案进行收集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增加或者删减手边类目。有效地进行整理、统计、编目工作，采用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多种记录方式，以活态和可以传承的方式突出本村落与其他村落最大的不同点体现地方特色。也可以通过利用档案自身的文化特质建立民俗博物馆。使其以独特的视角解读和保护着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村落自身的民俗，这才是对村落的保护。
3借鉴档案人才培养多层次性
各级相关部门对于村落遗产保护的立法、申报、论证、部署等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各界均开始注意追求文化自觉。而与此同时文化遗产部门也面临着知识结构单一及专业技术匮乏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行业，地区或者专业系统的人才的能级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了人才的使用效益。因此借鉴档案管理中人才多层次，多系列的复合结构。一方面不仅确保各类人才的专业知识结构合理，需要经济学人才来核算经济成本，需要文化工作者来明确其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使得高，中，初级的人才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不懂遗产的人来保护遗产，这会是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村落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不是一场临时性的“做秀”它应该成为今后我国教育系统及相关部门一项润物无声的日常工作。
传统村落档案不仅仅是该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积累，也可以更是将这种历史传承下去的重要工具。各个部门的介入必须是严谨和具有学术性的行为。这条路，任重而道远需要参与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传统村落开发中发挥应有的价值。
注释
[1]Ryckmans，P.TheChineseAttitudetowardsthePast，ChinaHeritagequarterly，2008，No.14.[EB/OL]
[2][美]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刘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1
[3]Lowenthal，D.TheHeritageCrusadeandtheSpoilsofHistory[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4]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
[5]冯慧玲，《档案学概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保护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篇3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2-04(8)
作者简介：周岚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引言：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的解读
在2007年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先生发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的主题报告，针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传统保护方法的困境，提出必须对原来的理论体系、方法等重新加以审视，应该用“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加以应对。虽然此前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制定过程中，吴良镛先生率领的团队已经综合运用了这一思想以解决北京城市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但较为完整阐述这一理论学说尚是首次。
吴良镛先生指出：从理论上讲，面对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局面，关键是寻求将保护与建设结合起来的理论方法。为此，提出“积极保护”的观念，即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文物建筑本身，保持其原生态、环境与风格，在周边确定缓冲区、保护区，而且对保护区内发展中的新建筑，我们必须使它遵从建设的新秩序，即在体量高度造型等方面要尊重历史遗产所在环境的文脉，要尊重文化遗产所在主体情况，以烘托文化遗产，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为依归。这样使所在地区不失相对独立，既保持和发展城市建筑群原有的文化风范，又使新建筑富有时代风貌，即“有机更新”。“积极保护”并不否定过去传统的保护方式，我们敬重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努力和可贵贡献，同时又审视处于转型模式下新的发展潮流，不仅要保护传统建筑，而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化建筑的个别处理为整体性创造。例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必须包括交通、行政功能疏解、环境等方面，对新旧建筑及其环境创造有整体的考虑，积极地加以创造，而不是“就保护论保护”。总体看来，新建筑要与所保护的建筑环境在高度、色彩、肌理等方面在可能范围内达到整体协调，保持一定的体形秩序。
笔者认为吴良镛先生积一生专业经验提出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出路所在。我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南京城市规划一线从事规划编制和管理近20年，欣喜看到历史文化保护总体愈来愈受社会关注，同时其间也亲身经历了若干次历史文化保护“事件”，相应的研究了解到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不断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始于1982年…，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面临困境。以南京为例，南京是全国最早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城市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编制的三版保护规划都被业内人士认为富有代表性，“每次都有见地，有创新，并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一版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还是没能挡住现代化建设改造的洪流，文人评说“南京：越来越不像自己”。带着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我到清华跟随吴良镛先生学习，聚焦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结合多年的规划实践和研究思考，我认为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是对传统保护规划的变革和创新，不仅可以解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当前针对性问题，对世界历史文化保护的理论发展也有积极贡献。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积极保护”，在价值导向上，其保护态度积极，坚持历史资源论，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发展的资源而不是包袱；其保护思维辩证，坚持城市发展论，既正视城市发展，尤其是中国快速城市化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冲击，又看到中国快速城市化为当代规划建设、整合历史资源提供的机遇，珍惜随着社会进步后的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的上升以及随着经济发展后的保护实力的增强；其保护方法理性，坚持渐进更新论，用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坚持当代建设应同时为未来发展进行保护和控制，防止现代化建设对历史资源的破坏，同时又注重整合可能的财政资源，促进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当代复兴和有机更新。在方法论上，坚持科学保护论，强调历史文化保护科学务实的行动，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普查、理性评价、科学分类、对策明确。在制度支撑上，坚持发展协调论，不是就保护论保护，而是要求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其他综合战略的协同，包括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空间总体战略的协同，“疏导结合”、“建新城、保老城”；坚持社会支撑论，认识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绝不仅仅是少数文人名士的理想，它涉及发展权的公平问题以及巨大的空间利益，因此需要有公众参与、法规保护、规范支撑、管理联动、制度创新、财务支持、实施行动以及社会监督。
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创造”，在价值导向上，坚持城市发展论，既珍惜城市快速发展为规划建设带来的“黄金机遇期”，又正视如若规划建设不当、对未来城市空间环境的长期负面影响：坚持文化传承论，要求规划建设者不仅仅学习西方的规划经验，还要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传统，传承传统的精华，保护历史的文脉，并将历史的保护与新建设的传统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历史资源论，把历史文化的脉络，作为当代建筑和空间塑造的珍贵素材，作为提升空间品质和文化内涵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在方法论上，坚持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融贯思考各种发展机遇、历史文脉、当代需求和空间素材，整合塑造一体化的宜人空间，形成点、线、面有机协调的整体城市意象。在制度支撑上，坚持社会支撑论，重视社会共识的形成，既大力宣传积极保护的思想，又强调新旧联动思考，倡导基于历史资源保护的文化创新；坚持发展协调论，重视城市空间的品质和文化的内涵，倡导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导向的城市发展定位。
综合上述关于“积极保护”和“整体创造”的理论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核心理念可解析为以下“八论”，即城市发展论――从静态的“遗址”到动态的城市，历史资源论――从保护的负担到文化的资源，科学保护论――从非理性的坐而论道到科学务实的保护，渐进更新论――从一蹴而就的改造到试点渐进的有机更新，整体设计论――从孤立的保护到整体的创造，文化传承论――从历史的割断到文化的传承，发展协调论――从就保护论保护到战略的综合协同，社会支撑论――从保护的专业技术到社会支持的公共政策。
一方面，“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论学说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哲学思考、理论创新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不是空洞的理论概念，其哲学思想需要结合各历史名城的特点、因地制宜在实践中予以综合利用并不断丰富发展。下面笔者结合南京城市规划的实践思考，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的核心理念一一分别论述。
1“城市发展论”――以历史南京城的演变为例
虽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明确“名城不能采取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不能冻结在某一时段”，但是传统的历史文化保护观和方法论往往把微观的单体文物建筑的保护方法和思维简单放大，视历史文化名城为静态的保护遗址。
城市发展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自产生演变到现在，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产物。那些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城市，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已经被自然淘汰，有的则逐渐衰落。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应因时代变化要求的城市，才能演进发展至今。因此城市不仅有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历史，还有现代的历史，以及不断变化创造中的新历史。
历史南京城的变迁史清晰地揭示出城市不断演化、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生命”特征。自公元前472年范蠡筑越城起，南京至今已经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先后经历了东吴定都、六朝辉煌、南唐中兴、明初鼎盛、民国建都等沧桑，其间虽因政治原因，有被抑制发展的短暂历史，但它总能撅而再起、衰而复振，表现出顽强的成长生命力，也形成了延绵不息、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
范蠡所筑越城，是南京可考的最早城池，始建于公元前472年，城周仅“二里八十步”，北凭秦淮河，南与“长干山相连，形势特重”。后越国不敌楚国，公元前333年楚于清凉山置金陵邑，南京由此得名金陵。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帝国时代，当时的南京地区，与中原相比，属“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东汉末年，政局动荡，南京以其守江凭淮、“龙蟠虎踞”的地理形势脱颖而出，公元211年孙权将统治中心从京口迁到秣陵，次年在当时秦淮河与长江交汇的战略要地“石头山”上建造“石头城”，由此南京逐渐开启了作为六朝古都的辉煌历史。
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南京迅速发展成为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周边城市京口(今镇江)、芜湖、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武昌(今鄂州市)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句容中道”及破岗渎的开凿，进一步加速了宁镇地区与太湖地区及宁绍平原的沟通与融合。当时建业，作为与曹魏都城洛阳、蜀汉都城成都三足鼎立的都城，市内店肆林立，百货齐备，车水马龙。
东晋之后，中国南方相继出现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并皆以健康为都城。经东吴、东晋的开发和经营，到南朝时期，南京周围地区已经比较发达，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时段，国家分裂，战乱频仍，但文化十分昌盛。分裂时期官方控制力的降低以及北人南迁带来的文化交融，多样化的思想流派、艺术风格、宗教派别迅速产生、传播和发展，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六朝的建康发展成为当时人兴物阜的大城市，诗人杜牧歌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日本考古学家吉村怜先生指出：“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周围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这一时期，六朝都城建康繁华不再，隋灭陈后出于政治的考虑，将六朝国都降级为一个普通的县治，南京“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日地险，实为建邺之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南一邑”。但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的开挖，加强了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发展，尤其是沿运河城镇的繁荣。至唐中期，安史之乱使中国北方地区再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当时的江淮地区远离政治中心，人口经济得以相对较快发展，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
在这样的区域背景下，南京到了唐中后期经济逐步复苏，又成为南方经济重镇和南北交通要冲，在唐末军阀割据、诸雄相争、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形势下，再次成为南唐都城及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中兴时期。南唐的金陵城建设避开已经荒芜的六朝宫城，跨内秦淮河立城，将内秦淮河两岸繁华的商业区和人烟稠密的居民区纳入都城，突破了六朝建康以“君”为本，单一的皇城功能，体现了“造郭以卫民”的规划思想。
北宋时期，金陵先后置为异州、江宁府和异国。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下，大批汉人过淮越江，追随宋室到南方避难，这是中国人口迁移史上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文化再次因南北融合而发展、兴盛并影响后世。南宋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建康是仅次于临安的重要军事、政治中心。元代是个大一统的朝代，疆域空间辽阔。出于对南宋旧地加强控制的考虑，元在东南地区设江南行中书省，并设立机要军政衙署。这一时期，南京仍然保持着东南区域中心的地位。
元末朱元璋攻占南京，以此为据点，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逐步壮大力量，于公元1368年统一中国并正式定都于此，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都城，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都城首次选址在中国的南方。朱元璋在称帝前，已开始按规划建设南京，在保留南唐以来的老城格局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营建城池，筑城的建筑材料来自全国32府、148州县，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南京成为规模空前、壮丽无比的一国京师，由外郭城垣、京师城垣、皇城城垣、宫城城垣四重组合的城垣宽厚高大、巍峨壮观、固若金汤。城区范围大大扩展，东填燕雀湖建宫城，北沿玄武湖南岸转折西岸再向西北，包狮子山于城内，西沿清凉山脉、秦淮水道曲折南行，到水西门，接上南唐城。公元1421年明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和南直隶，保持着全国仅次于首都的地位，但实际上迁都后南京明故宫等皇家机构和建筑日趋衰败，至明末已严重损毁。
清以南京为江南省首府，并设立管辖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和江西省的“两江总督署”，南京成为清政府统治东南地区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从1842年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南京条约》起，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改称天京。洪秀全出于军事需要，在紫金山西麓筑天堡城和地堡城作为防守要塞，并改造加固明代城垣，缩小城门。在城市建设上，太平天国期间未改变城市的格局，主要修建了天朝宫殿和众多王府。在两江总督府的基础上营建了“天王宫殿”，同时在城内各处建设众多的大小王府。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其间连年攻战，战毁大于新建，明以前的古建筑、太平天国的宫殿、王府几乎全被烧毁。1865年，李鸿章于南京建金陵机器局，开南京近代工业之先河；1871年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在下关建洋棚(简易码头)：1895年南京开始修筑“马路”，到20世纪初，南京“马路”已较通达；1899年，下关港口开放，对外开设金陵关，外国商船可从海道直驶下关；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1911年津浦铁路建成，南京逐步成为长江下游地区及华东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建立新型的中华民国，标志着中国自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的。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开始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北伐成功，结束了军阀的统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复定南京为首都。此后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与古力治为顾问、清华留美学生吕彦直(中山陵设计者)为助手，制定首都规划。《首都计划》引入了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等理念，提出了“欧美科学”与“吾国美术”相结合的规划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道路系统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型放射等规划概念与内容。1928年8月，南京第一条柏油马路――中山大道破土动工，随后南京辟建了一系列马路，同时在中山大道及马路沿线建设了民国“五部八院”等一大批行政建筑和公共建筑。
上述历史南京城的演变简述揭示出：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城市的规模和空间格局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明初和民国的南京是统一国家的都城，东吴、东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唐、太平天国时的南京则是偏安王朝的都城，其他时期南京多作为国家下设的一级政区，也有“被贬”为县级政权的短暂历史。纵观南京建城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有五个发展的高峰期，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六朝时期，第二个中兴时期是杨吴南唐时期，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明朝初年，第四个黄金时代是民国时期，第五个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1世纪以来。高峰期和低谷期的城市地位是迥异的，城市规模、空间格局也随之显著变化。在城市发展的低谷期和过渡期，城市空间和格局更多地沿袭前期，而在城市发展高峰期的黄金时段，城市空间和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跳跃式扩张特征。
2“历史资源论”――以南京的历史资源为例
历史资源论视历史遗存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因为它们以生动的方式反映着城市独特的演变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业绩，是市民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之所在。通过历史文化遗存，人们可以直接感知民族的历史、触摸祖先的过去，也可以借鉴反思未来发展的轨迹和道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城市重要的物质财富，是城市空间特色和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能够丰富立体地折射出城市内在的文化魅力，在文化竞争力正演变成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今天，它们是城市不可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保护运用得当，可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对此，吴良镛先生曾指出：“文化意义与经济是一回事一文化是经济的发动机，文化的繁荣可以促进社会教育，推进旅游业”。
南京是中国著名古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有35万年的人类史、6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近2500年的建城史、近500年的建都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限于篇幅，仅举几例略加说明。
南京的汤山古人类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唯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它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史推到35万年以前，对于研究中国境内古人类的演化历程及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1993年南京考古工作者在东郊汤山镇雷公山北麓葫芦洞堆积物中，发现1具直立人头骨化石、1枚直立人臼齿化石、20多种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它们对研究和复原当时“南京人”的生存环境，掌握测定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地理、气候具有重要的意义，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南京的“石头城”是中外著名的《三国演义》、《三国志》中描述的孙吴水师总部所在，公元212年孙权在此筑城，当时的“石头城”临江控淮，地势险峻，恃要凭险，江滨常有上千艘船只，气势恢宏。1975年朝鲜金日成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求参观，邓小平曾亲自陪同游览。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楚金陵邑，也是南京称为金陵的发端地，自古有“石城虎踞”之称，和“钟山龙蟠”相对应，是构成南京“龙蟠虎踞”文化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挖掘是2008年影响全国、尤其是宗教界的轰动事件，挖掘原为考证建于明代、毁于清军与太平天国战火的大报恩寺，但却意外发现建造年代更加久远的宋长干寺，更意外出土可能包藏佛祖顶骨及舍利的鎏金宝塔。明大报恩寺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大报恩寺塔曾被17世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因明大报恩寺太过著名，原考古方案忽略了原址更加久远的历史，包括孙吴长干寺、南朝阿育王寺、宋长干寺等。2008年7月考古工地挖掘出一块高约1米、宽60厘米的石碑，碑文上有“金陵长干寺”、及“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等铭文。经探测，鎏金宝塔内确有“金棺银椁”，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佛祖顶骨及舍利的期待，虽然最终结果还有待国家宗教局和文物局的鉴定，但明大报恩寺自身、及其与宋长干寺、以及佛教文化的传播等关联已经使得大报恩寺遗址备受世人瞩目。
南京明孝陵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位于紫金山中峰南麓，气势恢宏，形制独特，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经汉唐的发扬张励，至明发展至顶峰，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陵墓制度，为此后500多年明清两代帝陵建筑所沿用。分布于钟山之阴的十余座明王侯陵墓，是明孝陵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明清帝陵制度和明文化的有力实证。
南京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科举考试场所，始建于南宋(公元1168年)，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至清光绪年间已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乡试中举后、经殿试考中状元者，超过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明清两代从此走出了江南才子唐寅、“扬州八怪”郑板桥、光绪老师翁同以及清末实业家张謇等，同时江南贡院也同名著《桃花扇》、孔尚任和李香君，以及《儒林外史》、吴敬梓和范进一起为人津津乐道，它连同夫子庙，对于秦淮河的繁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的历史资源仅是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极小部分代表，从有限的介绍中，已经可以强烈感知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宝贵。但另一方面，经过历史的发展变迁和快速城市化的冲击，南京当代的历史文化遗存已经十分珍稀，表现在：(1)历朝历代的历史遗存加起来的数量和规模，也无法与当代建设相比，在大规模快速化的城市建设背景下，历史遗存仅如同“沧海一粟”；(2)历史上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常常将前朝都城的“印记”销毁，再加上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累积和覆盖性特点，使得年代悠久的历史遗存较少，出现某些重要历史时期的遗存不足，如六朝、南唐、和宋元；(3)目前保存较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多为公共建筑类遗存，如朝天宫、两江总督府等，而传统民居型的历史遗存较少、保护状况较差，如老城南传统民居；从年代上来看，民国时的民居型历史地段，如颐和路、梅园新村等由于建造年代较晚、设施配套较好、较易适应现代生活等原因，现存状况远远好于传统民居型地区。不仅如此，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颐和路、梅园新村等民国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仍是市民心目中的“高尚住区”，而老城南地区早已演变为城市的“下之角”。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集合意义，它们不仅真实生动地介绍着南京悠久的历史和城市的变迁，不少还代表着历史中国的文化高峰，是今天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未来南京发展的文化根基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南京尚存历史文化遗存的不足，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保护南京珍贵的历史资源，用更科学理性的理念、更多元的手法、更完善的制度保护、展示和利用历史遗存，让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串起来、活起来”。
3“科学保护论”――以南京的历史资源保护为例
基于历史资源论的认识，科学保护论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行动对待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强调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保护，整体保护和多元保护。
所谓全面保护，是指要全面拓展保护的内涵。在类型上，不仅要保护法定对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还要保护大量有价值的非法定历史资源；不仅要保护辉煌的府衙官属和公共建筑，还要保护同样记录城市记忆的工业遗产，以及反映普通市民生存状况的传统民居；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上，不仅要保护古代的历史遗存，也要保护近现代的历史资源；不仅要保护都城时期的历史遗存，也要保护同样反映城市历史的非都城时期的历史资源。在空间上，不仅要保护地面尚存的历史资源，也要保护地面遗址和地下文物埋藏区；不仅要保护城市核心建成区的遗存，也要保护周边的历史村镇和历史资源。
所谓整体保护，是指要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将各类应保尽保的历史文化资源纳入整体的保护框架。同时，要改变过去微观局部的“孤立”保护，更加重视历史资源及其所在历史环境的保护，更加重视单个资源与历史格局的关联保护，更加重视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和总体风貌的保护。
所谓多元保护，是指要改变过去将针对单体文保单位的保护方法简单运用于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倾向，区分历史资源点、历史地段、历史镇村、历史文化名城等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尺度以及不同保护要求的对象，要对内涵大大拓展后的历史资源细分保护类型，针对各个历史文化资源的现状情况、历史格局、资源特点、保护需求等多个要素，逐一认真研究分析，科学开展理性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元、有针对性的保护举措。要重视法定保护、登录保护、规划控制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对于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又有着较重要意义的历史资源，可进行登录保护，由市政府审批公布保护名录；对于有一定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可通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向社会公示，同时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保护控制。
科学的保护工作要从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普查、深入调查做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建立起历史资源的多媒体数据库，因为每个城市的历史资源是独特的、具体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宏观的文化概念。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并未建立起系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库，使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家底”不清。针对于此，笔者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工作”，通过近三年的部门联动、市县配合、多学科合作、市民参与，挖掘出了南京一千多处过去未纳入保护视野的历史资源，包括1206处点状历史文化资源、19个历史镇村以及22处历史地段，每处资源均以GIS空间定位，建立起包括文字、表格、图片等多媒体数据格式的档案库。通过深入的工作，摸清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存量，解决了过去保护对象不够全面、基础资料不够系统的问题：通过现代测绘和空间定位技术的运用，解决了过去历史资源空间定位不准确、因而后期规划编制和管理难操作的问题：通过普查合作建立了资源共享的计算机GIS数据库，解决了过去部门不联动、数据不共享的问题；通过规划、文物部门的联动，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使得基础调查、系统研究、管理保障等容易得到落实。从学术的角度，建立起了学术研究机构和政府多部门共享的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平台。
在系统普查的基础上，要对面广量大的历史资源进行理性评估、科学分类。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评价，不同于国家、省的历史文化资源评定，其目的不是为了遴选资源、淘汰不达标的候选名录，而是为下一阶段分门别类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意见奠定理性的基础，因此必须从名城及资源的特征出发，考虑工作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鉴于南京已经纳入法定保护名录的各级文保单位保护状况良好，而大量的非法定保护历史资源处于被忽视、保护状况较差的客观现实，我们的工作主要聚焦于普查出的一千多处尚未纳入法定保护范畴的历史资源，以区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般的、次要的三种等级情况，因此评价指标无须繁复，应简明易判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