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6篇)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1
中图分类号：D923.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46
一、引言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成了一个发展的重点，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连续几年都提到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系。这一领域也成为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模式、进程、遇到的问题及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措施等方面有较多讨论，关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方志权，2014；廖少兰、毛必田、杨高庆，2015）。也有学者重点研究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当中诸如成员界定、股权设置、股权管理（郝乃桢、蒋爱丽，2009）等具体环节，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构想。但这些研究成果很少涉及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股权转让的相关内容。有的学者（例如方志权，2014）虽然谈到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问题，但仅仅作为文章的一个小问题，并且只是宏观判断，缺乏微观上的事实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只有能够自由流转，才能体现农民所持集体资产股份的价值，显现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潜在市场价值。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给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继承等权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的背景下，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将对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问题进行探讨，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农民意愿，本文将以实地调研的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对农民的股权转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予以分析和探讨，为完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二、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现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到，现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切实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支配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控制集体资产。
由此可见，政府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持保守态度，目前仅允许股权的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和有条件的内部转让。出于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状况的考虑，这样的选择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也是对农民利益的预见性保护。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如果仅对集体资产确权，而不允许其股权流转，或者只允许有条件的内部流转，那么，量化的集体资产就只能是“僵化的资产”，无法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经济价值。从长远看，为充分发挥集体资产股份自由流转的效应，应该赋予其流转的权能。
有的学者（方志权等）认为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状况下，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的排他性、封闭性和渐进性等基本属性，目前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应严格控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对外流转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是这些结论只是宏观判断和推导，缺乏微观上的事实依据。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政策实行条件也有不同，所以我们更需要在农民的微观生活领域考察其股权转让的情况，是否有转让的需要以及是否具备可转让的条件等。
L村将股东分为社员和非社员两类：具有人口股的为社员股东，享受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股份分红权益；不具有人口股的为非社员股东，仅享有股份分红权益。股权原则上实行静态管理，坚持“权跟人（户）走”，生不增、死不减、可继承，可在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内部转让，但不允许退股和对外转让。
三、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性质
讨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股权转让问题，首先应该明确集体股权的性质，我国学界对于股权的界定目前主要有所有权说、债权说、社员权说以及独立民事权利说等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本文认为，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股权是一种所有权。
L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分为社员和非社员两类，从股权设置可以看出，L村的集体股权并不完全以成员为首要前提，因而跟社员权说有一定差异，其中非社员股也不符合独立民事权利说中的管理权概念。村民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出资也只占到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一部分，也不能把这种集体股权认定为债权。所有权的不同权能可以依需要进行认为的约定和划分，与L村对集体股权的界定更为贴切。
从本质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股份合作模式，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经济合作社，其产权制度经历了从按份共有到共同共有的演变。而依笔者之见，当前所进行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将共同共有量化为按份共有。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看，也是要让农民享有集体资产中归属于自己的一份财产。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目的就是将农民共有集体资产转变为农民按份额持有集体资产，改变“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鉴于此，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实质上是指农民对于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凭证，因而集体经济股权的持有者也当然的享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四项权能在内的完整的所有权。
四、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可行性
所谓股权转让，是指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卖出、赠与、互易给其他个人或公司等，使他人成为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套用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情况，是指农民将改革量化到个人账户的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卖出、赠与或者互易给他人，取得相应对价。在明确了集体股权是一种所有权以后，基于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然能将其股权自由转让。
考虑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封闭和排他的特性，集体经济股权具有的人合兼资合的性质，如果允许集体股权的自由转让，将会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合的性质遭到破坏，在当前大多数村民对集体股权的性质即内在价值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地转让可能会导致农民可期待利益的受损，甚至动摇集体所有的所有制基础，这是十分危险的。但笔者以为，即便是完全放开集体股权的流通转让，出现股权大范围流转的情况也属于小概率事件。资本总是要逐利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不善、分红较少，则其股权将因价值偏低而难以流转；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良好、收益稳定，则其股权也将因分红较高而难以流转，因而大可不必担心农村集体股权的大范围外流。
从L村的调研情况来看，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流转并不活跃。L村完成股权统计共计11729股，其中人口股共计8190股，占总股份的70%，农龄股共计3539股，占总股份的30%，实际实现股权转让数量为零。但根据笔者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被访农户觉得应当允许集体股权的自由转让，在这之中，又有76.2%的农户支持股权转让不应当有受让人范围的限制，85.7%的农户认为转让应只需双方合意，无需经过批准或同意，从数据的相关性来看，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就业性质、工作或上学地点、农业经营收入、总收入等因素对于村民的转让意愿没有太大的影响，每一个因素下，支持集体股权自由转让的村民都超过半数。由此可见，村民对于集体股权实现自由转让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不活跃而农民流转意愿强烈的矛盾，也反映出实现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自由流转的必要性。
所有的改革都是有风险的，正如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那样，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股权自由转让会导致上述种种风险就贸然否定集体股权转让的可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归根究底是要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使广大农村地区参加到市场中，分享改革红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具有地缘、血缘关系的集体内部人共同决定经营管理事项的这种内生的排外性已经致使集体经济组织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再加上在资产方面要保持“集体性”，在机制上阻碍了社会资本的流入和集体经济组织资本的流通，组织缺乏发展活力，也难以达到改革的初衷。在L村的股权设置中已经区分了社员股权和非社员股权，可以说已经向前迈近了一步，但此种区分的进步性还需要在股权的自由流转中体现出来。
五、对股权转让模式的设计
为了在制度上保持社员成员在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可以对转让的股权权能进行一定的限定。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持股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决策管理，分红不固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外部成员持股股息率固定，在分红和清算时有优先权，但不具有其他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关的权利，如此这般，可在制度上保持社员成员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将股权的收益权能独立出来作为股权转让的标的，而股权作为所有权的其他权能依旧由原持股人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
此外，也可以借鉴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设想的“劳资合伙表决制”，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度来说，就是将集体经济组织中需要投票表决的重大决策分为两类：凡涉及到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筹集、投放、确定股息红利分配以及选举理事长等与组织成员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时，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凡涉及到生产管理、劳动组织、市场销售决策等经营管理业务时，实行一股一票的原则。这样一方面保证集体经济组织由成员集体所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抹杀股权受让人的决策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政策更具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需要合理制定外部人持股的比例，以实现首先惠顾内部成员即村民的性质要求。
我们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的态度应当是开放的，但是，在明确其能够实现自由转让的同时，我们也要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对股权转让行为进行合理的监管。可以参考《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明确股东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条件，如转让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同时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购买权。如此，既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合属性，也考虑到农民行使其财产性权利的需要。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2
关键词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内外风险因素
一、正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风险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机遇空前，挑战亦空前，变得异常错综复杂。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并带动制造业投资有所回升，就业和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也得到初步抑制；同时也稳中有变，受家庭债务持续累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外部贸易壁垒增多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困难较多，而国有僵尸企业又出清滞后，这就使得社会资源出现错配，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下降②。因此，宏观经济的下行背后是微观经济的困境，是内外部不确定风险的叠加和积聚。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18年报告中给出的预测，包括内需和外需在内的总需求不足使得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增大，短期债务超预期增长，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受实体经济的拖累，商业银行的尾部风险居高不下且风险溢出率持续走高，银行利息收入增速下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政府经济工作任务清单中的一个优先项。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地缘政治风险加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消失，外汇储备规模出现波动。在诸多内外部风险因素中，中美关系正成为最大的不确定风险，其博弈互动走向不仅具有双边影响，而且具有世界影响。中国需要找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和排除双边战略误判的途径，否则很可能会朝更负面的战略竞争乃至全面对抗方向发展，一旦演变成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多方面的敌对，势必将影响到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局。其实，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也可以是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比如，美国之于英国、日本之于美国。按照孙子兵法，最佳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是下策。所以，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与美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务实谈判，寻找和凝聚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忽视或相互指责的敌视，彼此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①。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如处理不好其负外部性巨大，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也面临巨大既得利益的掣肘，可利用中美经贸摩擦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解决和缩小中美经济和贸易间各自的诉求，从长远看，对两国和世界经济大有好处，中国经济过去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显著的程度上是由中国加入WTO所要求的体制机制以及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接轨这种倒逼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逐步真正融合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大潮中去，这些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不能完全不主动而是被内外部倒逼去突破旧的制度框架，这样的改革成本会很大。改革也需要主动地去改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不合理规章制度。所以，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被泛用了，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都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就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变革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干预和参与竞争性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立即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和挑战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新局面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主动而不是被动地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经济全球化开放，通过真正的改革来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当然，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不辅以其他必要条件也可能会出现经济失败，现实中显然不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失败，不能将其他额外必要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造成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市场经济。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其重要使命，一是明道，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鼓与呼；二是优术，就是应将改革和开放的内在逻辑、可行路径与方式方法讲清楚，充分考虑怎样做成事情而又没有或很少负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其分析建议就应该是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位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真正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及思想性的科学依据和支撑。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面的重要抓手
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面，国内很多智库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和智库建议，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大多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和量化分析，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不足，难以精致化，导致市场化改革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或不科学作为的空间，几十年来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唯有从深层次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避免这种“乱、收、死”的现象。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在党的报告中谈得非常明确，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需要的是平衡的、充分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何为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概括得非常精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定位。首先，中国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次，中国要做到经济不同层次和部门及行业间的协调发展。再次，经济社会发展是多方面的，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问题，等等。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绿水青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质、空气、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第四，开放也很重要，这个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第五，共享的含义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分配要均衡，不能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所面临主要矛盾、应对外部世界复杂局面和不确定性的根本依靠，从而需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在要求。1.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起飞和爬坡阶段，无疑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由于初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激励扭曲，使得一旦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即使是粗放式的要素驱动模式也能够带来巨大增长绩效。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会发生变动，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会发生作用，传统模式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当前，中国就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资源和能源短缺、环境容量濒临警戒线等严峻形势，这些都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优化来勃发创新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2.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到为民生而竞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的制度安排下，调动一切资源竞争性地推动经济增长，解决了超过7亿人的脱贫问题，比整个欧盟2017年的人口规模还多2亿多，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依然十分突出。当前，中国存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较多、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等民生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精准匹配市场供给需求，从解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解决改善生活需求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起码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职责①。3.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微观主体有活力，提质增效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整体上依然面临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创新层次水平不高，在微观层面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外依赖度较高；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要素成本高，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时有脱实向虚的严重现象，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因此，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人力资本提升、管理优化和技术进步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放水养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现代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进而，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呢？高质量发展不应靠政府全面深度干预、靠财政补贴输血式的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强烈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进而遏制中国造成口实。要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的稳定、不下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下降，同时又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好短期风险防范化解的财政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短期的发展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关系，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做到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想把一件事情办成，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都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的理念非常重要，过去一个时期出台的许多政策在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例如，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方面，结果让不少人以为这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从而反对改革、反对市场化，无法形成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共识。实际上，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错，而是在改革中，没有很好地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实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代性、前瞻性与可行性这“六性”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在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中，改革尤其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应该继续往前，走向深入，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只有以市场化的改革促发展、促稳定、促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才得以推进的，从而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和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尤其在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3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4
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产生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了知识时代、信息时代。可以说，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时刻在改变，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地在冲击着人类的头脑，人类只有不断地更新已有的知识结构，创新性地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中专阶段是培养知识型人才的重要阶段，学生的基础性知识在这一阶段获得，学生的基本价值观念在这一阶段已经初步养成。传统的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政治教学无法培养出具有全方面优良素质的学生，不能适应培养素质型人才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不相符合。如果一贯坚持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地来开展政治教学工作，就不可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政治教学工作要想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实现有效的创新。在政治教学工作中实施创新，不仅能够发现新的教学思路，还能创造性地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从而提高政治教学工作效果。
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极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
政治教学创新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当前，党和国家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应试教育的巨大弊端，要求各级学校大力实施素质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坚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导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发展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5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是以渐进政治改革的方式来开辟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渐进政治改革，有利于降低政治改革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渐进政治改革的收益主要体现为：稳定与秩序、政治合法性与信仰、动力与活力、经济效率与效益。在坚持渐进改革方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民主化渐进政治改革成本收益
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以渐进政治改革的方式不断开拓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渐进政治改革之所以在中国发生，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道路，是因为这种改革方式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有利于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看具有一定合理性。经济分析是深刻认识我国渐进式民主道路的重要视角，基于此，笔者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我国渐进政治改革的合理性进行初步分析。
渐进政治改革的成本
政治改革的成本主要是一种变革成本。变革成本是为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所必须投入的物质和非物质消耗。物质消耗主要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非物质消耗主要指精神和政治投入，如社会成员的精神状况，社会生活的稳定程度等。政治改革既要消耗一定的物质成本，也要投入一定的政治成本。所以，和经济改革注重对物质成本的分析不同，政治改革更注重对政治成本的分析。一般而言，政治改革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一）设计成本
政治改革的设计成本，主要指规划设计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成本。因为政治改革是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安排代替旧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安排的过程，政治改革要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对新的政治活动方式和制度规则以及代替旧的政治活动方式和规则的过程进行规划和设计，由此就产生了设计成本。在我国由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过程中，要进行政治制度创新，设计出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政治规则和机制安排，制度设计和创新的成本是必须付出的。而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好处在于，政治改革不是一揽子进行、一步铺开、整体推进的，而是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的，其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典型试验和制度示范的作用，把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试验推广密切联系起来，甚至把制度试验作为制度设计和改进的一个必要环节。我国任何一项制度创新，都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实践和推进，待取得成功后再全面铺开和实施。这样就可以节约制度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果实行激进的政治变革，不问条件成熟不成熟，就把一项制度安排大规模地付诸实践，很容易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给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样，社会就会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
（二）实施成本
这是政治制度的规划设计完成后，在政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消耗。它主要包括：
1.改革旧制度的费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制的实施，必须在打破旧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安排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由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一个社会利益调整的过程，要改变社会的权力和财富分配状况。所有人都能受益而无人受损，即符合帕雷托改进标准的政治改革在理论上说的通，在政治改革的初期也是可能存在的，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政治改革总是会使一部分人增加利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利益受损者会依据其利益受损的程度反对改革，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要消除这种阻力就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制度变革成本。它包括对政治改革的反对者实行强制措施和引诱手段所花费的成本，也包括对改革受损者的利益补偿。
2.摩擦成本。摩擦成本是政治改革中由于新制度规则引入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由于政治改革涉及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有些人得益，有些人受损，而受损者会对政治改革进行阻挠和对抗，引起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虽然制度改革者可以采取措施对此进行调节，但由此造成的利益和效率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大规模的激进政治变革，其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是惊人的。
3.随机成本。由于政治改革中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换句话说，由于政治改革者或政治领导层的有限理性的影响，政治改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政治风险，产生政治改革的大量成本，这些成本都可以归结为随机成本。
我国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总体上看是有利于降低其实施成本的，下面笔者依据政治改革实施成本的几个不同部分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我国渐进政治改革有利于减少对旧制度的变革成本。激进的政治变革，往往强调新的政治制度和旧的政治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主张完全彻底快速地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安排，代之以全新的政治制度安排。我国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在对原有的政治体制的认识上，强调新的体制和旧体制的继承和连接关系，强调新体制对旧体制的代替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是逐步改变旧体制的过程。因此，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表现出双轨过渡的特点，既有旧体制的痕迹，也有新体制的特点，逐步消除旧体制的影响，扩大新体制的范围，缓慢而渐进地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保持继承和变革的相对平衡。换一个角度看，我国的渐进政治改革作为一种增量改革，既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在尽可能地不损害公民已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利益。通过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使人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俞可平，2005）同时，增量改革也保持了一部分原来的体制，其实质是尽量不损害官僚集团利益，减少来自官僚集团的改革阻力，因而渐进政治改革具有一定的帕雷托改进性质。从根本和长远上说，我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毫无疑问也会给少部分人，尤其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失，因此我国政治改革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阻力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减轻和消除官僚集团的阻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保留一部分原有体制和不触动官僚集团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发展起一种新的民主体制，用双轨过渡、增量先行的方式逐步推进政治改革，这样就不会引起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可以逐步消除政治变革的阻力，有利于降低制度改革成本。
其次，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也有利于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前面已经说过，摩擦成本是政治改革中由于消除旧制度规则、引入新制度规则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尽管政治改革形成一定的摩擦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同的改革方式下形成的摩擦成本是不同的。激进的政治改革会由于激化社会矛盾造成很大的摩擦成本，而渐进的政治改革则以和缓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使改革的摩擦成本最小化。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激进改革迅速但成本很高，渐进改革缓慢但成本较低。樊纲将改革的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认为前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后者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渐进式改革的实施成本高于激进改革，但它的摩擦成本却低于激进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樊纲，2006）尽管有学者提出，“改革的实施成本是‘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这个结论可能并不一定符合实际。”（张宇，1997）但无论怎么说，渐进式政治改革还是有利于减少社会摩擦成本的。
再次，渐进式政治改革也有利于降低改革的随机成本。政治改革随机成本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由于人类理性和知识的局限性，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经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相反，在改革条件不成熟时，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预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历史灾难。因此，渐进政治改革实际为人们提供了学习和不断修正错误的机会，有利于获得准确的政治信息，引导政治改革向一个较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知识和信息储备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承认现存组织在长期运作中所掌握的信息价值，因而避免了信息和组织资源不必要的破坏和浪费，既降低了政治改革的政治成本和信息成本，也为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提供了基础，有利于降低随机成本。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一揽子整体变革则由于对原有组织和体制的彻底否定破坏了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储存，使人们的行为失去稳定的制度预期，不仅增加了改革的政治成本和信息成本，而且会因为信息不足、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政治改革的风险大增，造成巨大的随机成本（张宇，1997）。
总之，我国政治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这是我国“政治改革的优选之路”（何增科，2004）。改革过程是通过试点试错积累经验，分阶段分步骤，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这种改革方式和激进式改革相比，有利于减小改革的阻力，以较小的改革成本获得较大的社会收益。
渐进政治改革的收益
不同领域的改革，其收益要素是不同的。经济改革的收益主要是经济收益，也包括政治收益。和经济改革不同的是，政治改革的收益既包括经济和物质收益，也包括政治收益，但主要是政治收益和社会收益。所以，笔者对政治改革的收益分析侧重于政治和社会收益，也兼顾经济收益。我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收益主要体现为：
（一）稳定与秩序
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的主要政治收益是使得社会在政治发展中保持了政治稳定，在社会政治稳定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发展。
一个社会有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这是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获得，需要靠政治改革的推进来保障。但是，从某种程度讲，政治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稳定。政治改革既可能是政治稳定的促进因素，也可能是政治稳定的破坏因素，关键是政治改革的方式选择问题。激进的政治变革由于对现存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改变，而造成政治关系的失序；同时，也由于改革的迅速调整和快速推进，有可能造成社会政治混乱。比如，前苏联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的激烈政治变革不仅引发了国内局势的混乱，也加深了种族和地区矛盾，甚至引起了战争和冲突，这惨痛的历史一幕至今仍深深地印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渐进式政治变革，由于强调新旧体制的转换和协调，在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中逐步打破旧的体制，因而采取了和缓的、和平的、化解矛盾的方式，既能实现成功的变革，也能实现成功的保守，不会对社会政治秩序造成根本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同时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促进了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
我国20多年的政治改革，走的是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从局部到整体，分步推进，逐步实施的渐进变革道路。这条道路给中国政治带来的最大收益就是没有破坏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初步成功，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政治合法性与信仰
中国渐进式政治改革道路，所取得的另外一项重要政治收益就是增强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使人民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
政治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马克思•韦伯在理想层次上提出了人类历史中存在的三种类型的合法性：传统合法性、个人魅力型合法性和法理型合法性，而现实中的政治合法性往往是三种类型的混合。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可以靠良好的政绩，如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的稳定等；也可以靠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如满足人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民利和政治自由；也可以靠政治符号、宣传教育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使人们树立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当今社会最理想制度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首先来自革命战争的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从革命的合法性转向建设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政绩成为党赢得人民支持、获得政治收益的基本手段。但政绩合法性也有其不足，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社会利益分化、或者产生贫富分化的条件下，很容易造成党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因此，党一方面要维持政绩合法性，另一方面要开发其他的合法性资源，尤其要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循序渐进，积极推进。渐进式政治改革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政治，逐步满足人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渐进式政治改革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另一方面逐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利益，人民就会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不仅党的政治合法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提升，无形中也增进了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和信心。
（三）动力与活力
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政治和社会收益还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活力，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乏力，往往根源于人性的压抑和制度的束缚。人类不可以没有制度，没有制度的人类社会可能会陷入冲突而瓦解。但制度作为对人类生活的规范，是通过激励或惩治手段实现对人类发展的引导、控制的。好的制度会因为对人的正确引导和激励而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而不好的制度则压制人类创新精神，使社会死气沉沉，缺乏生机与活力。好的制度应该能够控制和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发扬和激励人性中“善”的一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活而有序，活而不乱。任何健康的社会，都必须有一套既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潜能发挥，又能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制度和机制。人类创造了这样的机制和形式：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使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激发人民政治热情和创造精神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是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是最能激发群众建设热情和创造活力的理想方式。通过渐进政治改革，一方面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秩序，另一方面逐步扩大民主自由程度，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利，使人民真正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利。这样，人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将会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的动力源泉将会充分涌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我国渐进政治改革中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成就，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已经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也充分证明了政治改革的巨大政治效益。
（四）效率与效益
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效益，也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我国渐进式政治改革，本来就是适应经济改革的发展要求而不断推进的，因此属于一种适应性改革。众所周知，我国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适应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逐步改革传统政治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成为我国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对政治改革的这种适应性特点，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因此，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上，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就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像邓小平提出的，“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从邓小平的这个论断也可以看出，我国政治改革基本上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是围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进行的，是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改革。
那么，我国渐进的适应性政治改革，实际上成为经济改革深入推进的基本动力和保障，也间接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为政治改革虽然不能直接对经济建设产生影响，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是能够通过对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体现出来，也能够通过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体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每年保持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大幅度提高。以2008年为例，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比2008年增长9%，财政收入达到6.13万亿，比2008年增长19.5%；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是经济改革自身的因素，也是我国政治改革的贡献。
结论
总之，渐进政治改革有利于降低和规避政治风险，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符合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首选方式。尽管渐进政治改革也具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存在延长政治改革时滞、积累政治矛盾的风险。但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认真解决政治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的渐进政治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明显成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能够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A].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C].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篇6
关键词：财政金融政策；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到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新常态阶段，同时也使得我国国内的市场出现了供求不够平衡，但产品总体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这对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较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生产能力的发挥。要想经济有进一步的提升就需要更加充分的发挥生产潜能，这就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通过对于基础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对形成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巩固，所以国家要制定较为稳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来进一步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1.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大势没有变，但要再次实现“惊人一跃”，就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都得依靠深化改革。比如，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资金成本，必须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金融体制。因此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正如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在较为平稳的发展速度，但从结构性方面还存在着某些问题。所以，有效调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向着更加稳定、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在进行平衡性问题调整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刺激生产潜力，激发出全新的发展动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短板层面能够快速发展。
1.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内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在此基础上能够有效提升重点要素的生产率，保证经济能够更加平稳、健康的发展，实现长期合理增长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形成产品的优化制度，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要对某些资源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重组，对于资源进行优化，在整体上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同时，要大力进行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在企业中积极推进激励机制，形成企业产权以及品牌意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从而实现企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急切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以往对于市场经济采取的是管理政策，这也造成了市场经济的债务水平较高，造成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所以，需要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长期管理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
2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货币财政政策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之一，主要目的就是要稳定市场的货币供给，能够有效降低政府机构的财政赤字，促进我国经济脱离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过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能够造成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和市场发展规律不符，会造成经济高杠杆和高通货膨胀的风险。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使得财政政策更好的发挥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节能降耗和生态保护等区别对待，通过结构性的对策和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机制支持，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2.2财税体制
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是税费收取标准的调整。我国在进行企业税收时是按照企业经济效益进行的，但对于某些企业来说税费是非常高的，也造成经营成本的上升。国家也对税法进行了一定的修订，给予企业很多的优惠政策，降低了税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压力。对于财税金融政策来说，要不断加快税收体制方面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税收力度，通过相应的优惠政策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另外，要建立起财政扶持发展基金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加强不同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对于企业的贷款利率，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保证企业具有足够的发展资金。在此基础上实施企业自身体制的改革，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3减缓产能，加快企业的重组
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不足。虽然市场整体方面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但某些传统工业却表现出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此种矛盾主要是产需不平衡造成的，处理此种矛盾的主要方式就是要通过政策管理来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所谓的产能过剩并不是指市场总需求处在饱和情况，而是供给侧结构无法满足市场方面的需求，所以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过程中，第一方面就是要减缓市场中过剩产能，通过相关财政金融政策进行助力；第二方面要进行传统产业改革，加快资产重组，缓解过剩产能；第三方面要进行新兴力量的培养，对于传统行业落寞对经济的影响进行补救。相关政策方面，要放宽准入要求来促进行业的改革，推动不同资金和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企业转型发展。
3结论
我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进入到了新常态阶段，这就需要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资金的利用率、增强企业融资渠道，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欢.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现代经济信息，2016（3）：15-17.
[2]刘光清.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金融经济，2016（24）：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