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6篇)
新经济政策篇1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创新驱动政策边界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09-02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的要求，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等支持政策力度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的创新状况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创新模式；政策主导下的“成果转化”模式反而导致科技、市场脱节问题；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高度依赖外来技术引进，将我国限制在国际创新产业链的下游；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无法实现市场获利，反而在柠檬效应的影响下，将资金、人才等资源驱逐出创新市场。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考虑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动态转换并没有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导致在创新政策强度加强的情况下，创新绩效的提升差强人意。本文着力于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角度，研究我国在未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府创新政策边界进行适应性转变，从而将政策扶持创新的效率提升。
二、创新驱动转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创新本身所具有风险大、投入高、外部性强等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就政府创新政策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逻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提供了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基本描述框架。根据目前有关政府政策边界的理论研究，政府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可进行如下界定：政策边界就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的程度、范围边界（喻德来，1990）。不但包括政府政策作用对象的边界和范围，还包括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边界、达成目的的手段边界。因此，对政府政策边界的描述，需要从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实施目的和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本文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描述，主要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实施目的和政策实施手段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创新政策边界应随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吻合，因此，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创新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各行各业，并且根据创新产业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各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化的初始阶段是需要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支持的。首先，创新技术出现的初期，由于技术应用的缺陷，以及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消费市场的认同度还较低，这些可能会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创新技术及产品，可能会在产业化初期遭遇困境，例如陈清泰（2010）所提到的激光、半导体等行业，以及张世贤（2005）分析的医药技术行业等。而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为政府实施政策支持提供了空间。其次，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实现（张世贤，2005）。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中也着重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还必须经由企业家推出市场并获得超额利润。20世纪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非市场化手段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目的。在选好政府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不同政策作用对象，设定适当的政策目的和效果。对于仍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弥补技术创新外部性、风险性和分散性带来的问题，从而确保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对于处于创新产业化初始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创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弥补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而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手段。针对技术创新的创新政策，应该以保护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为主，具体手段可包括：法律和制度等规制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法律手段为主；技术创新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科研项目，以及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等。针对创新产业化初期的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创新外部性、分散性和风险性，提供相应的税收、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帮助其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驱动转型中的创新政策困境
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外部性和分散性，在创新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培养创新发展的过程，创新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创新政策的实施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处于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政策体系中，创新政策不再适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过去30年，我国一直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以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规模积累为目的，创新主要依靠模仿或引进成熟技术来实现，相应地，政府的创新政策边界也以服务于整体经济赶超为边界。但是，当我国进入到从赶超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创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政策的边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革命性新技术正在产生群体性突破，并且不断催生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融合。但是，我国创新仍然以模仿、微创新为主，它们所产生的新技术不但无法引领新产业的发展，更无法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然而，为了布局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我国从创新战略到创新政策上都做了相应的布局，努力实现从资源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转型，创新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加，从法律、制度规制到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等都做了全面布局，但是经济的创新绩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表现都差强人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当初政策制定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政府创新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改善。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行为而言，企业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政策激励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尽管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我国的市场对于真正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激励，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中泛滥的柠檬市场现象、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创新政策激励下，企业并不具有创新的激情，而往往选择模仿、假冒伪劣的方式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集体行为激励之间的不相容。
四、政府创新政策新边界动态转换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
创新政策边界应该随着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而进行变迁。首先，从政策边界的内容来看，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应该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尤其是落后产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政策布局；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阶段不同，动态调整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及时纳入新兴需要保护的行业，并且及时剔除不再需要依靠政府扶持的行业。其次，从政策边界的目的和手段来看，依据创新政策实施对象范围的动态调整，以及实施对象发展阶段的动态研究，创新政策的目的和干预手段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谨防政府干预的失当、缺位或过当。
（二）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
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政治学、寻租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但目前对于政策偏离问题的治理，较为主流的两种研究角度是分离理论（decoupling）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借鉴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含义，本文认为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偏离现象进行治理，应该从解决政策激励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角度着手。
首先，通过具体化创新政策减少制度利基带来的政策实施者和采纳者之间的行为结果的分离。这主要借鉴Wijen（2014）对政策实施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分离行为的解释，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包含利基，从而导致政策与实践的分离，尤其是当政策模糊时，制度利基增加，从而会加重分离。其次，通过政策试点和政策分类实施的方法，调整政策效果与集体利益行为之间的冲突，实现制度设计与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赫维茨（2007）则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解释政策的偏离问题，是因为政策激励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之间的不相容，才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而在我国，由于地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普适性的制度设计更容易衍生政策偏离的问题，应该通过多试点的方法，对产业、区域等进行分类划分，并且区别性地实施创新政策。
（三）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要想改变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不相容，需要创造两者激励相容的条件。借鉴当前有关激励相容条件的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最终得出政策激励和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的条件，并由政府着手通过环境改善的角度，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实现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激励相容。
根据激励相容理论的内容，激励相容环境的培育，需要满足两大条件，即政策激励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其中，激励的一致性是指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接受者的利益目标之间应该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策目标和企业创新目标要体现出一致性。激励的公平性是指创新政策的框架内，政策接受者从政策中获得的激励与其实现政策制定者要求所应该付出的努力是对等的。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创新政策所创造给个体企业的政策红利正好能够帮助企业在当前的状态下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
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能够准确地设定政策目标和内容，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行业创新发展的特征、不同企业创新的特征，对行业创新绩效目标、企业创新目标进行非强制性的部分指导。其次，在指导性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给与实现个体以额外的创新激励，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创造创新合作条件等。
参考文献：
[1]陈清泰.在培育新兴产业中的政府作用[N].科技日报，2010.10
[2]张世贤.阀值效应：技术创新的低产业化分析――以中国医药技术产业化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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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永安，李晨光.创新科技政策及其三阶段周期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
[5]Dodgson，M.，&Bessant，J.R.（1996）.Effectiveinnovationpolicy.InternationalThomsonBusiness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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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atanakul，P.，&Pinto，J.K.（2014）.Examiningtherolesofgovernmentpolicyoninnovation.TheJournalofHighTechnologyManagementResearch，25（2）
[8]Wijen，F.（2014）.Meansversusendsinopaqueinstitutionalfields：Tradingoffcomplianceandachievementinsustainabilitystandardadoption.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39（3）
（作者单位：李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张晓慧，清华大学经济所社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84）
新经济政策篇3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启示
邓小平同志曾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虽好，但“苏联模式”却逐渐僵化了。所以我们要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首先应探寻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一、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内忧外患。因为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其他国家及本国资产阶级的仇视和反抗，众多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其发动武装进攻，与此同时爆发了内战。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为捍卫政权，遂临时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也曾在《论粮食税》中谈及该政策，是迫于战争和经济破坏实行的临时政策。这一政策实行余粮征集制、工业国有化、取消商品流通，就是在短时期内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相应的国内一切商业活动、市场、货币进入休眠状态。不可否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给予革命战争的有力支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时它却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苏俄政府也想利用这一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非但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取消，反而进一步的强化，结果引发了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尤其在192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乱和士兵叛乱。这些现象都说明，苏维埃政权受到严峻挑战，在此危机时刻，列宁作为坚定的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较为和平的社会经济时期，已不再适用，更不能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去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他及时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政策，于是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这次会议也使政府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了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自觉性。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后将苏俄基本国情与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来的。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苏俄在1920年底之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严重挫伤了社会各阶级的生产积极性，此时新经济政策提出的粮食税正好解决这一问题。
1、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想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处理好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当时农民在苏俄是一支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然而，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临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却被政府当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加强实施，让农民苦不堪言。苏俄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21年大规模的农民暴乱就是有力的证据。苏俄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严重的政权危机，无产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一旦农民发生暴乱、反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必然受到冲击。所以，解决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当时的政治危机，从根本上还得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经济生产力。列宁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小农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动因和刺激，而粮食税就可以解决这相应的动因和刺激。所以，苏俄十大之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也就是通过征税的方式收缴农民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农民交税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或交易余粮和农副产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之后几年，使苏俄农业的规模和水平接近一战前，为苏俄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经济政策同样倡导商业的发展，鼓励市场发挥作用。
2、重视商业发展，发挥市场的作用
新经济实施之前，列宁主要的经济思想是抹杀商品经济，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权力，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要坚决反对商品经济。但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适合长久使用，它只能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短暂适用。因此列宁意识到，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工业生产上，允许私人经营小企业，停止推行公有制，并将一些原本国有化了的企业返还原企业主经营。这些政策的推行大大缓解了人民的反抗情绪，推动了苏俄经济的发展。其次，商业可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商业活动促进农业之间的流转，让小农和工业形成直接的联系，农民可以和工业主相互交换自己需要的工业品和粮食，两全其美。小农与商业之间的利益变得密切相关，批发商通过商业联合小农进行联盟经营，使他们进入更高的联合甚至整合生产阶段，这样列宁就更肯定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必须牢抓这非常重要的一环。列宁甚至提出要将商品交换置于首位，使商品交换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杠杆。新经济政策视商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恢复货币在商业交换中的地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私人进行商业资本活动、自由贸易，促进了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工农业产品的流通，有效刺激了市场经济，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是新经济政策最主要的一项内容。
3、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早在1918年就对苏俄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做过分析，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比如，小商品生产者投机的主要兴趣是粮食，虽然他们的投机活动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福祸相依，这种投机也会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起初列宁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应加以控制，但后来经过实践验证，他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国家能够调控和管理，有效对抗私人资本主义和减少、消灭资本主义的破坏，减少因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形成的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政权的影响。最后，列宁发现通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地保卫国家秩序，还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安排全国的生产与组织，这样就很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列宁将马克思有关经济理论同苏俄国情相结合，提出新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苏俄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启示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新经济政策提倡农民自由支配余粮和农副产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因此改善了政府同人民的紧张关系，巩固了政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只有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群众时刻放在心上，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事业兴盛发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迅猛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过慢、社会中出现很多的不公平现象等等，所以政府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不然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团结。那么针对新经济政策中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就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它能指导我们切实解决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
新经济政策里面，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于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价值。列宁从苏俄实际出发，认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必须摒弃偏见，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比如苏俄和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时期，要想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借助商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和货币的作用来搞活国家经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非公有制不能取代公有制的根本地位，公有制也不能取代非公有制的重要地位，二者相辅相成，国家经济才能迸发活力。邓小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上，充分肯定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有关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他认为计划和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手段罢了，计划经济有市场调节，市场经济同样有计划控制。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的观点，破除了社会主义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束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全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
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思想，不光对其本国的发展意义深远，还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对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展各项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新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新经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Abstract:Thehumanintothenewcentur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waytherehavebeenfundamentalchanges.Industrialapplicationofthenetworknotonlychangedpeople’swayoflife,butalsochangedthestructureoftheelementsofeconomicgrowth.AndCairns,includingSamuelson,andothertraditionalmainstreameconomics,itseems,tomeasurethefourmacroeconomicindicators-economicgrowth,pricestabilityandfullemployment,balanceofpaymentscannotbeachievedatthesametime.However,intoday’sfashionableneweconomycannotbecomepossible.Inthemoderncentralbanktohavefourobjectivesincludedinthebasicobjectivesofmonetarypolicy.Thisalsomakesthefunctionsofthecentralbanktransportandtheneedtodotochangethewayinordertomeettheneedsofmoderneconomy"."
Keywords:theneweconomy;monetarypolicy;economic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
新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新加坡;直接调控;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最有特色的中央公积金政策。政府通过财政政策配置资源,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政策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一、新加坡政府财政
(一)财政支出按政府职能分类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
与GDP相关的资本支出稳定增长反映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公共住宅方面。从1985年开始,住宅方面的支出一直呈上扬状态,主要的贷款者是房屋发展委员会。当住房需求在一个高层次上得到满足,早期贷款得到更多的偿还,那么贷放款净额就会下降,到1999年达到最高点后,2001年下降为10%。同时,利息的支付也相对较高,但是这些支付反映了中央准备基金的增长比赤字财政更易平衡,在投资收入预算的投入方也有对应的部分。财政支出反映在国防、教育、住宅、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处于相对高的水平。国防高支出是基于新加坡认为自己国家小以及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在国防上会有风险考虑。在教育和住宅方面高水准的支出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优先考虑这些方面相一致。由于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经济服务主要是交通通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处于高水平,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中期。政府职能支出的分类显示在社会和福利方面保持着低的、稳定的水平,新加坡极少有社会福利和补贴给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则以税收支出的形式补贴。
(二)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相对于GDP来讲,由于80年代中期的衰退,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急剧下降,而且税收同时缩减。1990年以后,财政收入重新上扬,到1995年以后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大部分来源于税收收人。税收平均占GDP的比率大约在17.5%。
(三)财政结余
新加坡的预算原则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首要原则。从下表可以看出,财政结余一直为盈余,极好的配合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先赚后花”,“量人为出“为原则,不搞赤字财政,不靠印发大量钞票来刺激经济。这就保住了国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财政结余使得中央准备基金的剩余基金的增长,从而使政府投资快速增长。
二、中央公积金
中央公积金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是保持高储蓄率的有效措施。金融管理局吸入新元除了采取稳健财政和政府债券净发行外,另一有效方法就是利用行之多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将居民中约40%的消费资金强制存入政府所控制的中央公积金局,并通过购买国家债券而转入金融管理局。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国内通常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45%~50%的高储蓄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制度于1968年开始实行。按新加坡法律规定,雇主和雇员每月都必须向中央公积金局缴纳占工资一定比例的公积金。每月缴纳的最高工资顶限为6000新元,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免交公积金。法律规定参加公积金的成员缴纳公积金的数额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步减少,55岁以下者缴纳数额为其工资的40%,55岁至60岁者为15%,65岁以上者为10%。每一位成员在其公积金中都拥有三个户头,即公积金的30%存人普通户头,6%存人保健储蓄户头,4%存人特别户头。每个户头都有不同的作用,具体地说:一是普通户头的存款,可用于购买政府建造的住房和私人住宅,进行得到政府许可的投资;二是保健储蓄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支付医疗和住院费用,也可为家庭成员购买重病保险或人寿保险;三是特别户头的存款主要用于退休和应付意外事故。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公积金局在收到雇主、雇员及其个体人员缴纳的公积金后,会将其中大部分交由中央投资局从事由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使公积金增值,而且公积金局还要向其成员支付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的利息。公积金制度的实行,使新加坡国民在不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
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社会的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标准高,而且覆盖面广,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并助长了国民的依赖思想。新加坡政府摒弃了那种“从摇篮到坟墓”保障制度,不对国民实行过多的免费福利政策,而是把储蓄与福利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这样节省了大量的政府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经济实力。
三、新加坡税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转口贸易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其在税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所得税所取代。所得税是新加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税类。它是以纳税人的所得即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新加坡所得税的有关法律规定,所有法律上指定的个人(包括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公司(包括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社会团体的收人都要缴纳所得税。
(一)税制结构及其变化情况
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得税占新加坡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而在所得税中又以公司所得税的比重最大,该税在同一时期始终为所得税总收人的70%左右。这种以公司所得和居民个人所得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税制结构是建立在较高的所得税税率基础上的,这对资本的正常积累和工人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税制结构的调整,试图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1987年新加坡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从1986年的40%调低为33%,下调了7个百分点;1993年以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又分别降为1993年的30%,1994年的27%和1998年26%。在调低公司所得税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针对新加坡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客观现实,也相应调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其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分别从1993年的3.5%和33%,下调为1994年的2.5%和30%,1997年又进一步下调为2%和28%。经过多年的调整,特别是1994年实行开征商品劳务税的税制改革之后,新加坡的税制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商品服务税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占有了一定比重,但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二)1994年的税制改革
在各年的税制改革中,调整力度最大的是1994年进行的以开征商品服务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制度改革。1993年,新加坡政府在财政预算报告中确定了税制改革方良,其主要内容是:从1994年起,将公司所得说税率从1993的30%,下调为27%,个人所得税税率按比例调减;同时开征税率为3%的商品服务税。这一方案看似简单,但它在新加坡税收制度的历史上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商品服务税的开征,意味着在新加坡税制结构中开始引入间接说,结束了新加坡单纯开征直接税的历史,同时也为新加坡政府调整税制结构,降低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创造了条件。1994年实行新税制以后,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所得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50%,下降为1996年的43.5%。
四、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其他手段
新加坡除了使用大量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之外,还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使用了一些直接调控和干预的手段。一是直接管理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政府通过《土地取得法》,基本掌握和控制了全国的土地。该法规定,政府有权随时征用土地,且价格较市场价格低30%。该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新加坡的土地大量从私人拥有转为国有,保证了政府以较低的成本推进工业化计划、建屋计划和市区重修计划;二是新加坡通过全国工资理事会制定国内工资增长幅度,使工资政策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效应。全国工资理事会由政府、工会和雇主组成,其职能是首先就一般薪金指导原则和薪金调整,向政府提出意见,以其配合长远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工资制度,再提供有关奖励制度的意见,以提高各个企业的效率和生产率。在加薪指导原则中,首先就调薪的背景、往年调薪的后果以及该年调薪的意义做出说明,然后提出加薪具体幅度。这样,尽管私人企业的工资是自行确定的,但其升降要受这些原则和幅度的限制。1976年起实行群体抵消的加薪计算方法,规定加薪适用范围。1990年以后,不再规定具体加薪幅度,而以低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标准,且加薪率因公司业绩而异。全国加薪指导原则并不具有强制性,仅为企业劳资集体谈判提供基础。
另外,政府通过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费用。这样,尽管全国没有价格管理制度,但重要商品和公用事业的价格费用,都要围绕法定机构和国有企业所确定的价格水平来浮动。
参考文献:
[1]吴仁洪,陈越.新加坡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效率[J].中国科技论坛,1994,(1).
[2]王勤.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宏观经济管理[J].南洋问题研究,1997,(2).
[3]张书.新加坡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