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医学论文范例(3篇)
化学与医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方；医学；文化；特点
1引言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著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条诫命中，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von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结语
综上，西方医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经典医学模式发展而来，经过近代哲学思想引导，逐渐嬗变为以解剖和实验研究的医学模式，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以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对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等优势，为人类医学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对于整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关注不够，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缺陷，有待于在哲学层面和科技层面，进一步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医学创新，中国医学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优势值得西方医学文化理性借鉴，这也是世界未来新型医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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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医学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传统医药文化文学化传承路径
当今，文化传承与发展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生存和持续发展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①。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医药文化，至今仍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运用文学化方式传承医药文化，最大限度将医药文化的魅力和潜质发挥出来。
一、文学的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之所以能被传承，是因为文化是符号的艺术，而符号是可被感知并可被接受的。“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人也只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人类”②。“包围人的是符号世界。从作为文化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③。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语言承担了重要的责任，“符号表达的最重要形式是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意味着思想的交流；交流意味着保存，即传统；而保存意味着积累和进步”④。“语言不仅是一个交际工具或符号系统，而且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⑤。而文学是语言的高级形式，因此必然具备传承文化的功能，其参与到文化传承过程中，会使文化更具有可感性及审美性，丰富而有趣，从而使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文化传承离不开艺术，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化”与“艺术”两个词总是连在一起，其实，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总和，也肯定是通过其艺术和诗歌为人所理解”⑥。追溯文化的源头，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原始人类用歌谣、舞蹈、岩画、雕塑将文化演绎得多彩多姿。而文字的出现，使人们可以用准确的语词记载头脑中的思想和认识，精神文化主要依靠典籍文本记录传承，文本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据。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种类相区分的最基本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文本的艺术，而且是语言表达的最高形式。任何一个文本自身都具备一定的显性或隐性文学性因素，因此，起到传承文化作用的典籍文本，本身就跟文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文学在其中必然发挥重要作用。
任何一种文化要实现传承或传播的效果，通过文学做媒介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要了解一种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通过阅读文化典籍是最有效、最准确的，典籍文本精要记载文化思想，文化信息可以大规模传递给接受者，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文化典籍不一定是标准的文学读物，如果其中有文学化的阐发，对传播效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宗教文化在传承传播过程中，文学化传达手段起到催化作用。基督教的文化经典是《圣经》，《圣经》并不完全是灌输道理，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化故事感化受众。佛教经典虽然空玄高奥，但也有许多文学故事帮助理解，并出现众多讲经文、变文，用文学化手段帮助教众理解教义。一部趣味十足的《西游记》深入人心，将人们引入崇佛向善的佛门胜境。文学化的宣传手段趣味性强，情感丰富，并引起美的感受，春风化雨般深入民众内心，是文化传承的很好方式。激发文化典籍中的文学性因素，相当于为文化重新注入新的血液，通过生动的解读和全新的塑造，为文化传承开发新的平台。
二、传统医药文化与文学的契合
中医药学关注的不仅是“人的病”，更多的是关注“病的人”，因此，中医药学有着更多的人文特质，体现出文化的本质。“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展现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人化’水平，展现了人的需求、才能、发展程度”⑦。而“文学即人学”的命题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文学对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对人的共同关注上，传统医药文化与文学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它们在人性、人意、人情等方面相通，在文化传承上相辅相成。
1.理想相通
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虽然古代医者与儒家文人视野的基本着眼点都是人，都有崇高道德理想和治世精神。古代医生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医病医人医国相提并论，有高下之分。医和认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⑧孙思邈有相似看法，“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⑨。而具体的症状表现和医治方法，《郁离子》中则有阐释：“治天下其犹医乎……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⑩从医人到医国，从个体到整体，境界也由一般而至高远，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个人而至天下逐步扩大的理想相契合；即使不能为官，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11}的自释想法，这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的想法不谋而合。自古以来，医者本是知识分子，与文人同属一类，而且由于孝道思想影响，孝子为年老父母治病成为必备功课，《黄帝内经》等医家经典进入文人的涉猎范围，因此既通医又写文的学者颇多。宋代以后，儒医一家的思想更为普遍，“宋士大夫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13}。文人与医者在知识上更为相通，明代医家陈时功则强调：“先知儒理，后知医理。”{14}儒医一家即医者与儒家文人是一家，实际上促进了医药文化与传统文学的融合，二者目标一致，理想相通，在相互沟通传承方面更为便利。在文学方面，与医家医国思想吻合之处颇多。墨子本学儒，其思想与儒家有相通之处，其《兼爱》一文，也谈及圣人治天下与医生治病的相似关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15}。曹丕则直接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6}。经国与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文化是心灵的哲学”{17}。在儒医一家的思想影响下，医者从医受到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的熏陶，在行医的伦理道德方面与儒家文人看齐，崇高的理想要求相应的崇高道德。“医乃仁术”成为医家道德召唤的响亮口号，这与文学理论上的“文以载道”形成相通之处，“仁”是儒家文人的至尊道德高地，“道”也是医家必须遵循的，两者互通互释，更揭示了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
2.气脉暗合
医药与文学在理论上也有气脉暗合的特点。传统医药文化受古代哲学影响很深，而上古时代，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与哲学有着血脉的联系。由于都有哲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医药文化与文学在理论上相通不足为奇。《易经》与《内经》成书时间相近，观点相通，因此有易医相通的说法：“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18}从中生出一些重要医学理论，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日之法成”{19}，“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20}。从易经而来的“气论”对医学理论影响甚深，气血、气脉、气虚乃至各个器官中的气，都成为中医里的重要概念。气一元论是中医理论核心，刘劭《人物志》亦以“气”论才性，称“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为性”{21}，并细致地辨析由气之阴阳导致的人之才性在迟速动静等方面的个体差异，这种由中医气血引出的理论渐被文学吸收，徐斡“舒缓”的“齐气”，刘桢“壮而不密”的“逸气”，孔融的“体气高妙”、“信含异气”，直至曹丕发展提出著名“文以气为主”，由此引起后世的“文气说”的演变，韩愈提出“气盛宜言”的观点：“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2}苏辙提出：“文者，气之所形。”{23}几经发展，“文气说”成为文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相关概念如气韵、气律、气格、气象等也是层出不穷。养气和养生是医药文化的重要内容，“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气属阳，阳为荣；血脉属阴，阴为卫。荣卫常流，所以常生也”{24}。在文学方面，养气对作家创作有重要帮助。《文心雕龙・养气》篇则强调作家在创作时须保持精神和心态的从容不迫：“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25}借助医药文化中的养生炼气意识，顺应自然，注重养气则可顺利由物到情，亦即进入到构思这一创作的内化过程。南朝沈约等人提出诗歌“四声八病”理论，将医药之病引申至文学之病。古代文体学说，将文学之体与人体相结合进行比喻，医药研究的人体对象与文学研究的文体对象渐融合起来。由此可见，有着相同哲学根基的医药与文学，在理论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为两者在文化传承方面打开方便之门。
3.意趣共融
医药文化与文学共融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体现得最多的一个方面，则是中医概念或中药名称的意趣被文学化手段表现出来。意象理论是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在对意与象的关系探讨中，寻觅出文学表现的手法。“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奠若言”{26}。刘勰则正式提出意象创作手法，“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27}。从符号学意义上看，中医概念和中药名称正是医药文化的典型符号，它作为一种药物是象，而其取名却另有意趣表现，意与象的双重表现特征正符合文学创作中的意象表现手法。因此出现许多“药名诗”、“药名词”、“药名曲”、“药名联”、“药名谜”等，将药名镶嵌其中，极富文学韵味。如清代汪昂写在方剂学里常提起的《汤头歌诀》：“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益以夏陈名六君，健脾化痰又理气。”{28}诗歌朗朗上口，易记又趣味盎然。针灸学医家编有《五总穴歌》：“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还有一个穴，胸胁内关谋。”{29}将五个穴的位置标出，简单易记。《西游记》中有一首七律和一首《西江月》词，每句中都藏有一中药名称，而文意连贯，非常巧妙。诗曰：“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赶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词云：“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家中盼望。”另外，文学名著若在题材或细节上对医药文化进行摹写描述，以其传播的广度，会对医药文化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据统计，《红楼梦》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达290余处，5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161条，病名114种，病案13个，方剂45首，中药125味，西药3种。人们在欣赏名著的同时，对医药文化会有所旁涉，医药文化增进了名著的内涵和趣味，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三、当今传统医药文化文学化传承创新路径
传统医药文化虽与文学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在当今社会中，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学化的传承力度。具体路径可沿以下几点思路开展：
1.文学形象化的塑造
文学是通过形象把握世界的，“文学形象能给我们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受”{30}。在传统医药文化中，人物、药物、器官、概念等都可进行文学形象化的塑造。如中医藏象理论，将十二官每个脏器的地位职责和生理功能做了详细说明，“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31}。这就很有想象力，使对象形象化，具体可感。我们还应为历代名医树碑立传，塑造伟大形象，让其崇高的医德医风永传于世。
2.传播过程中文学体裁的扩容
传统医药文化不应满足于在古典文体中的传播，应随着时代的发展，植入新的文学体裁中，如可扩展到新诗、散文、小说、影视剧本、微博等。读者群的扩大可使传统医药文化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如韩剧《大长今》的热播，其巧妙设置中医药剧情和中医药功效介绍，带热了整个中医文化。韩国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和传承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文学性故事的挖掘
故事有着生动形象的特点，情节往往曲折离奇，情感丰富，容易打动人。故事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披上故事的外衣，文化要表述的道理、观点都可借此传达，人们在心理上更易接受。传统医药文化蕴藏着巨大的故事宝藏，可借助文学性想象，将故事深入挖掘，使其情节完整甚至系统化，让传统医药文化的宝贵经验和传奇色彩传承下去。
4.传统医药文章的深化研究
医古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药学经验财富，是医药文化的重点所在，为了更好地传承医药文化遗产，在文字学、文献学、文体学、文章学等文学相关领域还应加强研究。
注释：
①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3.
②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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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怀特.文化的科学.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9.
⑤李荣善.文化学引论.西安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77.
⑥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
⑦李荣善.文化学引论.西安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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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医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吴汝纶，中医，西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22—05
如何评价中医的科学性及其在当代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問题之一。中医的评价問题所以长期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中医的定位与评价直接关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問题。其实，自近代以来，对于中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中医的命运也伴随着中医的存、废之争几起几落。吴汝纶作为近代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一方面提倡桐城派古文，一方面则对中医持近乎完全排斥的态度，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自然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通过本文，笔者一是试图全面总结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二是力求从文化视角发掘吴汝纶排斥、批判中医的真正缘由。
一
近代以来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废除中医中药；二是废医存药；三是中医要改良，要科学化；四是主张衷中参西。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对中医的态度最为苛刻激烈。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为晚清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对中医的态度与对古文的态度却叛然两立，在视桐城古文为“瑰宝”的同时却坚决主张废除中医。对于中医，他力主排斥“拒绝中医，实为卓识”；对于西医，他公开表明自己“笃信西医”。吴汝纶在医学問题上的激烈之辞，其影响不可小觑。吴汝纶虽无专文论及中西医問题，但综合其文集中不时出现的有关医学的零星言辞，其对中医的批判却是全面、系统的。正是吴汝纶对中医的系统批判，使其具有了文化分析上的典型意义。
（一）吴汝纶试图从源流的角度分析中医之“坏”与“伪”
吴汝纶对中医的批判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态度的彻底性，其彻底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试图从源流的角度彻底否定中医的合理性。关于中医的起源与发展，他曾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难经、素問，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
这段话是吴氏于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期间在社交场合的一段公开答辞。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政府官员在访問国的外交场合中公开否定本国传统医学，当是深思熟虑的想法。仔细分析，吴汝纶此处所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认为“真”中医存在于是汉代以前，汉代以后中医的谬误起于“儒家之坏”。吴汝纶所谓“儒家之坏”，具体而言，一是西汉今文家对五藏认识的谬误；二是汉末古文经学家郑康成论五藏反取今文，使今文五藏谬说贻误至今。既然中医的“真”源流在汉代已经“亡佚”，后世中医理论都源于郑康成的谬传，这就从源流的角度给现传中医贴上了“坏”的标签。试图从源流角度否定中医的合理性，可见吴氏否定中医态度之坚决。在他看来，汉学大家郑康成的谬传是中医之“坏”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很是体现了吴汝纶的学术倾向。吴汝纶是清末桐城派领袖，桐城派在学术上以宋学为依归，与汉学家相互攻讦不断。作为宋学皈依者的吴汝纶将中医之“坏”归于汉学家郑康成“一言不慎”，这种结论的得出显然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有密切相关。其实，医学自有其独立发展的路线，与经学的真伪并无太大联系。
其二，判断中国现传中医为“伪”医学与“邪说”。所以对现传中医作出“伪”与“邪”的判断，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现传中医的重要典籍如《难经》《素問》为“伪书”。《难经》约成书于东汉以前，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素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所论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源。中医作为民族传统医学，讲求经验的传承，如果认定现传中医奠基性的典籍为伪书，现传中医为“伪学”的结论也就自然成立了。第二个理由是现传中医的“左肝右肺”为“邪说”。“左肝右肺”为中医的藏象学理论之一，本是论述气机升降运动，而非实指肝肺等脏器位置。随着近代西医解剖学的传入，“左肝右肺”被演绎误读为“肝在左边，肺在右边”，此成为中医在近代被批判的重要口实。如果中医的正误须以西医为标准进行判断，中医自然就成了“伪”医学与“邪说”。
（二）吴汝纶对中医的具体批判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关键点上。部分学者所以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医没有揭示任何的因果关系；二是中医没有逻辑；三是中医的有效性是虚假的；四是中医得不到任何的可供实验检验的证据。细查吴汝纶关于中医的具体批判，可以发现他的关注点也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关键問题上。
其一，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批判。阴阳五行之说是建构中医理论的基础，否定阴阳五行理论就等于从理论基础上否定了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吴汝纶曾这样置疑阴阳五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