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例(3篇)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面临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比如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社会保障缺乏与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劳动人口的变迁，李新平、徐睿（2010）认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带来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引起人口红利再分配，这样就必须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到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意义？罗丽艳（2012）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情况下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认为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红利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这个问题也称“民工荒和就业难”悖论命题，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悖论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治理重点。有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郭友群、潘琦（2011）认为劳动力大量流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红利问题是否有关，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用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来分析，刘易斯拐点被认为是衡量人口红利阶段的重要指标，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殆尽。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俊杰、张露（2011）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这表明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严格定义和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统一认识。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作为实证对象，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广州人口红利问题，使广州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以及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各种准备，实现广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新一轮的升级转型。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分析人口红利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学者的意见都能找到合理解释。人口红利所处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不管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人口红利从来就不会消失，这也是本研究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人力资本是无穷的。对于当前中国部分沿海城市所面临的“用工荒”，刘怀宇、马中（2011）认为是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作而出现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是金融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短缺引起家庭实施风险规避的结果。“用工荒”和“招工难”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不能被合理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是否进入到刘易斯拐点？袁霓（2012）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面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转变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强国措施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比较能解释目前沿海城市的一些人口问题，但是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怎样的机理，这些机理与产业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则论述较少。
二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怎样？这方面的论述在相关文献中都有论述，比如唐代盛、邓力源（2012）认为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尹银、周俊山（201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较轻人口负担，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张新起、景文宏、周潮（2012）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提升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都阳（2010）也认为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上文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鲜有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传导机制，要么从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到哪个阶段，要么直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人口红利先是通过刘易斯拐点得到显示，然后通过刘易斯拐点传导，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并不重复前面学者的研究路径，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绩效内部传导路径，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务院副总理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他认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此，必须研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廖海亚（2012）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分析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率w，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l，曲线s代表劳动力供给曲线，e代表刘易斯拐点，w*和l*代表刘易斯拐点前的工资率和劳动力供给。图1说明在刘易斯拐点前人口红利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率水平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是无穷的；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率水平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也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也应对了当前副总理分析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不断激增，广州这几年的劳动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广州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呢？其实，广州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刘易斯拐点阶段，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上，因此出现劳动者因为工资低的“就业难”和企业提供不了高工资的“用工荒”两难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上面的逻辑机理，蔡（2010）认为当前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为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绩效，尽早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关键和唯一途径是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升级。必须进一步厘清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机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必须依靠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繁荣的源泉和力量。
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绩效问题，比如钟水映、李魁（2010）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朝明、马文武（2011）认为“民工荒”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局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供不应求的短暂现象，但“民工荒”产生和持续出现的缘由，更多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诸如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演变和调整相关。这正是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应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横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广州2000-2010年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多年间，广州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13.62%，2010年为6.9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1.47%，2010年为39.2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4.91%，2010年为53.72%。人口红利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人口红利向刘易斯拐点的演进，并带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老龄化问题。腾菲（2011）认为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中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高潮。高建昆（201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契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广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有一些有规律的变化，1978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5.46%，死亡率为5.32%，自然增长率为10.14%；2010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2.47%，死亡率为5.69%，自然增长率为6.78%，符合前面学者的论述。在这样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将对老龄人口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中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优化。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认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一个综合的增长框架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绩效与稳定增长。蔡（2011）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图4回答前面分析的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图4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907元，到了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458元，30多年间翻了很多番。正是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以及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工资率变化，引导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红利期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的机会窗口，广州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广州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大调整，但是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依然能够持续增加，说明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的引导对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有效。但是当前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刘易斯拐点重新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促进广州经济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绩效的过程，必须综合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内部机理，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向质的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意味着人口红利质的改变，只有充分利用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转型升级；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通过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率的变化过程得到体现，正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促进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加速经济的转型，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化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通过1978-2010年的数据得到体现。
经济绩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得到量化和体现。这些指标数据的来源只能从产业发展的指标中获得，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绩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又是广东的省会和核心城市，广州的人口红利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才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实现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变和社会福利的升级，更好地惠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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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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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顾客忠诚研究述评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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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举例一、选题意义1、理论意义2、现实意义二、论文综述1、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2、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3、国内研究的综述4、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三、论文提纲前言、一、1、2、3、······二、1、2、3、······三、1、2、3、结论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一、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五、预期的结果六、进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