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含义(6篇)
社交媒体的含义篇1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也改变了企业品牌传播的策略和渠道。在传播方式上，新媒体着重建立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在传播行为上，新媒体环境中的消费者从被动接受方转为主动分享者。媒体传播模式的变化促使企业改变了品牌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媒体环境，创造受众群认同的品牌。本文通过分析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概念的不同含，从不同角度对新媒体带来的品牌传播变革加以分析研究，最后根据多媒体环境下的企业形象特点，提出不同的推广策略和传播效果。
关键词:
品牌;企业形象;多媒体;形象设计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因素，其形象设计的优劣直接决定着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和公信力。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品牌设计提供了新的传播模式和发展空间。如何在设计日趋数字化的新媒体环境中，利用多媒体技术与传播属性改变设计观念，创造出既能体现企业品牌内涵，又能传达有效信息和新媒体特点的品牌形象，是值得经营者和设计者为之深思的问题。
一、什么是多媒体
多媒体，最早出现在1986年的计算领域之中。将其作为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则出现在最近几年。从概念上看，多媒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多媒体是指通过计算机将视频、影像、动画、声音等动态因素与图形、文字、线条、造型等静态字符以整合运用，传达信息的传播形式。狭义多媒体，是指以计算机为载体，通过文本、图像、动画、声音、视频等媒体符号，对艺术作品进行的任意组合。虽然概念范围和范围界定有所不同，但广义多媒体与狭义多媒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都以计算机(包括网络)为传播介质;不同的是，前者更多强调的是传播媒介属性，研究重点主要放在网络媒介上，而后者则更多从设计手段出发，其设计过程多以电脑为载体，设计效果也往往离不开网络传输。
二、多媒体设计的优势
(一)整合性、兼容性
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设手段，多媒体的设计手法较传统媒体视觉设计复杂和多样化，其设计手法既包含图形、文字、动画设计等传统媒体的表现手段，也使用了以图像、音频、网络通信技术等新媒体的表现手法，是多种技术手段的整合结果。
(二)交互性
是指由于多媒体设计是兼具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特质，因此其操作环境具有人机互动的特点，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信息传播交流的方式和过程进行调整、控制的可能性和能力。设置良好的交互功能和交互页面，是多媒体视觉设计的重要内容以及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三)协作性多媒体视觉传达设计将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介
的传播效果融为一体，形成视听结合、传接相结合的设计图像。协同性是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将海量化、多样性的信息方式转变成可由电脑统一处理的数字化信息技术。
(四)多频化视频、音频化
与传统媒体传播介质不同，多媒体视觉传达信息的方式多是通过显示器、数字显示屏、音频输出装置传达给信息接受者，并以鼠标、键盘、操纵杆等接受设备反馈信息，继而实现人机交互功能。
三、多媒体视觉设计的局限性
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传播特点，使依托于网络的多媒体设计明显优于传统媒体。但与所有的设计一样，多媒体视觉设计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一)页面设计的局限性
互联网的交互特点，使受众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喜好进行内容浏览，而网络媒体自主化或海量化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让受众的选择更加自由。相比传统媒体单一、静态的设计，网络媒体阅读更加注重的是视觉感受，因此网页视觉设计能否在最短时间吸引受众的注意，也就显得极为重要。目前国内电脑的显示器尺寸多与16开的书页相等，过小的版面使视觉设计者无法采用与海报或户外广告相同的因素构建色彩强烈，能给人的视觉带来强烈冲击力的画面。这就使得网页设计在视觉冲击力显得相对薄弱。
(二)技术设计的局限性
网络视觉设计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发达的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页面的设计表达提供更多的可能，同时又因软硬件和视觉设计的特殊要求，对仍以文字、图形、影像为基本设计元素、平面设计为载体的视觉设计技术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网络带宽的硬件限制，要求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视觉设计要尽量做到“小而精”，如果视觉设计精美文件格式占有空间较大，就会对网络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不利于网络设计的传送和。
四、品牌的涵义及对国内品牌的影响
(一)品牌的涵义
品牌，最初的涵义是通过特定的标志在事物身上留下烙印，以加以区分和识别。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现代社会的品牌已经演变成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全部体验和印象。它包括物质体验和精神需求两个方面，传递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快速的生活节奏、富足的经济生活使人们更加看重产品背后的隐含价值和精神感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品牌得以快速发展，它代表了消费者个人的一种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而非产品的物理属性。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市场竞争不再仅仅是产品和技术的竞争，还有以建立核心消费群的品牌竞争。与产品竞争不同，品牌竞争看中的是与核心消费群体建立情感，培养忠诚感，它有其既定的市场规则，任何品牌都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则，以保持其在市场和消费群体中地位和影响力。在市场经济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品牌被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要素，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一些国际品牌的资产，如可口可乐、微软的品牌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是典型的品牌效应经济。品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产品依靠技术产生轰动效应的可能已微乎其微，在产品属性日趋同质化的今天，品牌依靠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理念及稳定的消费群，成为市场的赢家。
(二)国内品牌的发展状况
全球品牌化经济的发展，使国内企业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始终在国际经济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含金量高、享有世界声誉的品牌却很少。这样的反差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作为美食大国，我国自古就讲究“饮食文化”，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饮食也是数不胜数，但放眼国际餐饮市场，能被消费者津津乐道的饮食品牌却是寥寥无几，而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外国饮食品牌却在国内扎根立足，对人们的餐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传统饮食出售的事食物，而国际知名品牌出售的事一种服务方式和价值观念。简言之，在餐饮市场较量中，民族餐饮缺乏品牌意识。又如，作为国内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一汽历史悠久，产品附加值也很高，但在市场销售时，因其“大众”系列汽车依托于德国大众品牌，所以消费在进行购买行为时，看重的是汽车品牌而非生产厂家。这就是品牌价值的隐形影响力和价值直接体现。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内企业在进行产品生产和经营时，往往只注重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却忽略了对企业品牌的保护和建设，有时甚至为因为市场利益而牺牲了品牌维护。因此，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下，如何凭借多媒体手段快速有效地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将成为国内企业不得不迫切思考的问题。
五、企业品牌形象设计策略
企业品牌形象的设计和建设，不仅包含设计手法，还涉及市场营销、消费群体、服务标准、市场推广等诸多领域。从视觉设计的角度考虑，企业品牌形象策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识别策略
品牌的独特性说到底是指品牌设计的差异性。个性化的品牌形象突出的是品牌自身的个性与特色，带给消费者的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感受和精神需求。消费者重视的是品牌带来的独属体验，而非产品的物理属性。网络时代的多样化选择特点，使品牌的独特属性对“个性”行为带来深远的影响，如可口可乐。虽然产品经历无数次革新，但其识别设计系统却一直保持深红的底色来衬托白色的文字的图案设计，并未因经营者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具有极高的识别性。
(二)文化策略
文化，是指与消费有关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如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和购买行为等，文化背景决定了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并对其购买决策会产生潜在影响。文化是影响消费者行为诸多社会心理因素中，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一个因素。知名的国际品牌推广不仅包括成功的形象策划与传播方式，独特的个性文化亦是重要原因。如，重庆谭木匠木梳的设计，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长久久的生活理念与木质材质相结合，造型设计采用传统的雕花造型，整体设计古朴典雅，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温润和谐，又不失现代感，小小木梳，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产品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
六、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多媒体特点
随着互动媒体和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设计手法开始加入到品牌形象设计中，设计者通过整合运用的方式，将传统媒体中的文字、图像、线条与新媒体中的动画、视频、音乐、三维动画等传媒方式综合在一起，既为受众提供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又为讲求效率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大容量的接受信息的理想渠道。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多媒体，最终的目的都是为受众传达信息。多媒体技术是目前能在短时间内集中传播信息的高效手段，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传统方式，符合信息时代的阅读方式。
七、结语
时代的发展必将带来新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企业品牌如想在互联网时代更好、可持续的发展，不仅需要学习利用多媒体的传播手段和技术优势来设计和建设品牌形象，还要将思考如何运用多媒体维护和发展品牌形象。这是时代赋予经营者和设计者的历史责任，也是多媒体视觉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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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佳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媒体企业品牌传播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3．
［6］郭曲红．品牌传播策略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3．
社交媒体的含义篇2
关键词：大学生；新媒体；行为特点
大学作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基地之一，需要将身处其中的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才，这就使得大学生在学校当中，不仅仅需要“成才”，更得“成人”，才能够符合社会需求，这也是高校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了解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可以起到辅助教学、发现问题、提升工作效果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同时也是辅导员所需要的。
作为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健康以及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的教师，每个辅导员在工作当中都要接触少到一个班，多到一个学院的学生。辅导员这一岗位，从1961年出现至今，肩负着思政教育的重任，如同十六号文件配套文件《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辅导员班主任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既需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坚定理想信念；也需要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及时教育引导等。当代大学生成长环境不同以往，他们的童年与成长伴随着电子信息化和网络发展的脚步，受到新媒体的影响较大，这也使得他们拥有这一时代大学生独有的行为特点。
在讨论行为特点之前，首先对所谓“新媒体”进行一番简单释义。广义的新媒体包含了大量的新兴媒体，指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技术等新电子信息技术而兴起的媒介形式，既包括网络媒体，也包括传统媒体运用新技术以及新媒体融合而产生发展出来的新媒体形式，例如电子书、电子纸、数字报、IPTV等。这里暂时不对“新媒体”究竟是什么进行学术讨论和探究，仅以以上广义含义为出发点定义新媒体的意义，从当前新媒体的几种类型――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媒体的综合角度，对于生长于此环境下的当代大学生行为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新媒体传播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自主性和参与性、个性化和信息多元化的特征，它能够兼容文字、图表、声音、动画、影像，展示内容完全由用户的个人喜好决定，是当下新的人际传播模式。它“点对点”、“多对多”的新传播形式，让每个人都有了听和说的机会，而作为一个开放、平等和可以互动的空间，可以自由进行交流和抒感。在这种视阈下成长的当代大学生，通常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他们的行为特点。
一、三观是否“早熟”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家庭教育和个人成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家庭成员和教师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较为容易的发现大学生在单一环境中的成长规律，反而在网络环境中，大学生可能会产生“早熟”的三观，体现在其行为特点上，从而引起一些问题。
（二）理想“空洞化”
我国传统教育坚持的是马克思“一元主导”的理念，但新媒体的环境加大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大学生身处网络环境中，必然要面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冲突，这在对“一元主导”的理念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使得当代大学生出现理想的“空洞化”现象。
在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和思想引导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就是，部分大学生被提及学业规划等理想目标时，常表现出拥有一定理想建构，但完全未做详细计划的思想行为状态。有以上情况的大学生，其行为特点表现在盲目跟随其他个体的目标，并且在个人规划上仅有目标而无具体实施方案，容易出现目标不切合自身实际情况、空等目标实现的过理想化情况。
（三）心理“成熟化”
传统教育中普遍坚持“教师主体”的理念，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教师掌握较多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则属于在社会经验、专业信息、思想行为与社会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的群体，所以教师被公认为是教育过程的主体，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在当下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中，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大量信息，导致教师的信息优势弱化，所以现在的高校师生普遍处于平等交流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普遍拥有一种“成年心态”，即认为自身对社会经验、思想行为等方面已与老师、长辈处于平等地点为，可以对任何事情自行做决定。有以上情况的大学生，其行为特点主要表现在，不接受长辈和教师的经验传授和建议劝解，倾向于以自身主观意识做决定，容易出现因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不足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受骗等。
（四）现实人生“虚无化”
新媒体的发展使大学生的伦理决断能力和道德意志力面临着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中，有用和的无用的信息同时被生产，在道德意志、伦理决断不坚定或不成熟的人群中，与新媒体建立的链接可以使人不自觉的逐渐丧失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中国传统伦理中“亲人伦理”、“熟人伦理”的发展规律被新媒体打乱，社会交往模式逐渐从“人――人”为主到“人――媒介――人”为主，受其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当代大学生。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行为中出现的问题与隐患，往往源自与此。在新媒体影响下，大学生有时会将媒介交互的重要程度置于传统伦理之前，将现实中的人生“虚无化”，将虚拟环境的人生“现实化”，同时，智能手机使得网络环境几乎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大学生，也就导致在高校辅导员工作当中，引导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的工作有了一定的难度，
三、行为意识是否趋同社会正能量
新媒体同时还对大学生的行为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在社会普遍提倡的“正能量”意识形态中，处于正在降低的趋势。
（一）正确的自我关怀
新媒体环境下，伦理相对主义的强化、无政府主义泛滥，使伦理基本矛盾的冲突容易导致大学生伦理认知上的冲突。由于新媒体传播中言论控制较难，这种现象给大学生的主流道德建设增加了很大的麻烦。新媒体环境中人际情感的缺损、人际交往的间接化导致了大学生情感交流的疏远与隔阂，在人机关系和谐亲密、人际关系冷淡的状态下，他们在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交往和情感表达时，常表现出经验缺失的状态。
这种状态可以通过观察大学生的自我关怀体现出来，大学生应具备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但在落实到辅导员工作当中，以经济困难建档为例，在面对学业困难、家庭贫困的双重压力下，即便学校拥有奖助学金等一切奖励和鼓励优秀学生、贫困学生的方法，却总有学生选择在学业提升、遵守校规校纪等方面放宽要求。在他们看来的“自我关怀”并非是自尊、自爱、自律、自强，而是伦理相对主义所讲的“你想怎样就怎样”或“怎样都行”。这与社会普遍提倡的意识形态正好相反。
（二）坚定的精神状态
大学生作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需要锻炼自身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经受考验的能力，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学习如何处理和解决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才能够在未来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工作的社会个体，即我们所说的“成人”、“成才”。
但有鉴于大学生在新媒体发展的成长环境中，在人际情感、伦理意识等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当下大学生面对挫折和考验的表现并不乐观，“公民所需要的是某种丰富的品质，包括自律、义务、礼貌、宽容、公平和慷慨等德性。”而这些，都是大学生们亟待提升和收获的优良品质。
理想、心理、现实状况、自我关怀、精神状态，以上几点共同构成了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尽管不能一以盖之，却切实构成了一些当代大学生成长环境下的行为特色。新媒体时代，对教育队伍的现代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高校辅导员，首先要确保能够与时俱进地了解大学生的行为特点，才能更好滴进行思政教育。如何根据大学生行为特点开展教育工作，使教育工作切实有成效则是目前最具重要性的问题。
在面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时，首先需要使学生明确虚拟的空间代替不了现实的空间。
“虚拟空间从某种含以上可以理解为它来源于柏拉图主义，网络虚拟空间的物体正是从柏拉图想象力所构造出的理念出发，但那些完美的立体或抽象的思维在意义上却不同于柏拉图所构造的理念，相同的则是网络虚拟空间的信息（information）秉承了柏拉图形式（forms）的内涵”，“虚拟空间的本质就是其虚拟性，是指人的活动从以往以物质实体和能量载体为基础的活动平台，转移到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活动平台后所实现的一种生存现状。”而与虚拟相对应的现实性则“是指人的活动在以物质实体和能量载体为基础的物理时空（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现实空间）所表现的生存性状”。需要使大学生明白的是，虚拟的成就，不能与现实的成就混为一谈，人类毕竟生存于物质世界当中，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改变、交互媒介如何进化，个人成长的最终目标绝对不是在虚拟中走向人生巅峰，而是在现实世界有所成就。
另外，教育工作需要谨记，“实践”始终是教育的归宿。陈秉公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是由‘三体’（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环境）、‘一要素’（媒介――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活动）组成的。”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工作当中，“三体”的组成不会发生变化，但组成“三体”的社会环境一直在改变当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种教育力量相互联系，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社会教育为依托的教育合力。并使这种合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实施综合教育所产生的综合作用。这种综合作用，并不是综合作用中各个但相较于作用的加和，而是比单项教育作用大得多的新教育力量。”我们需要重视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和行为特点，使用新媒体提升这种教育合力的合作方式和最终效果，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切实有效地作用到学生中去。
参考文献：
[1]教社政[2005]2号《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第1条第1句。
[2]《新媒体发展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中国媒体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3页。
[3]【美】罗伯特・那什著，李菲译，《德性的探寻：关于品德教育的道德对话》，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谢海光主编，《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5]霍福广、刘社欣等著，《信息德育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6]霍福广、刘社欣等著，《信息德育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社交媒体的含义篇3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大学英语；教学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目的、内容和意义
媒介素养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学习者的媒介素养，指导学习者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培养学习者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公众健康的媒介评判能力，通过教育来指导公众正确分析、理解媒介内容，并积极合理地运用大众传媒及其信息和文化资源。
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二是发展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三是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四是培养受众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受众应该了解媒介及其信息对自己的意义，了解自己的需求，建设性地利用大众传媒帮助和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的第二课堂，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适应与改善周围环境的方式。然而，当代中国大学生具有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这种自发状态的媒介素养，最明显的特点是浅层次、低水平的。因此，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对当代中国大学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二、媒介素养教育与外语教学改革的关系
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英语事实上已是一种国际化语言的前提下，在大众媒介也已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将媒介素养教育整合到外语教学改革中，利用媒介素材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利用语言分析提高媒介素养，既实现了素质教育，又改革充实了外语教学。
1媒介素养是语言技能的一部分
人类社会的基本媒介是语言，任何一种媒体都是运用语言来表达意义的，只不过形式不同，例如广播是声音形式的语言，报纸是文字符号形式的语言，电视和网络是电子形式的语言，因此媒介素养教育与语言的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外语教学的一个前提。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合在外语教学中，就是注重培养过去所忽视的语言教学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能力――语言意识。语言意识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读者对媒介语言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取向的分析能力和评论能力。媒体的使用者应该揭开语言表层的面纱，识别语言形式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意识，深刻理解媒体所传达信息的内容、意义、意图、可信度等。这种深层的理解，需要调动读者的背景文化知识、认知能力、自主意识和批判思维，这些都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教学，尤其是外语的教学应该关注学生的这种语言意识的培养。
2媒介素养教育符合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在英语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新修订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虽然没有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中，但明确地提出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实质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和关键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在跨语言的文化教学中大力加强对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传授媒介的相关知识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外语教学的深入和扩展。
三、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在具体教学中，可以从教材的选取、教学步骤、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引入媒介素养教育。
1、教学内容的选取
媒体英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英语，其内容体现很强的时代特点，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和现实性。学习媒体英语不仅能使学生接触纯正的现代英语，并能从中领悟英语语言的无穷魅力。教学内容应体现传媒的新颖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兴趣，并力争提高学生的观察、思考、分析能力以及对事物发展的敏锐性和预测能力。教学内容可以直接从当前的媒体中选取。这些材料不但具有时代感，而且和学生切身经历相关，符合学生的兴趣，容易被接受。教师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煤体，用心搜集、开发各种英语教学资源，积累与课堂英语教学相关的材料。
2、教学步骤
第一步，在课堂教学之前，先通过讨论引出所要阅读材料的背景，了解学生的思想深度，使学生对文章有一个预先的认识。第二步，是表层的理解，这和传统的教学一样，熟悉语言材料、词汇、语法层面的意思，对全文有一个总体的了解。第三步，系统提供分析的框架，包括媒体生产模式框架。第四步，用探索式、互动式、反思式的方法，进行质疑和协商式的阅读，分析文章的逻辑、可信度、暗含的思想意识、语言策略、考察情感碰撞和个人反映，激发讨论。最后，在课后写作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学生参与更多，师生互动频繁，形式更加灵活。
3、教学方法
虽然我们没有生活在英语国家环境里，可是我们身边也不乏真实的语言环境，如英美电台电视台、广播、报纸杂志，以及互联网等媒体。在课堂教学中利用投影、录像和录音等多种电教媒体，创设生动、形象的交际情景，加大知识容量。应用这些现代教育技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可以拓宽多种媒体英语资源的运用，采用立体化教学，把报纸媒体，网络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相结合，对相关主题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来学习，这样得到的信息更充分，学习视野更宽。
社交媒体的含义篇4
一、解构：新闻文本交互与再制的表征
（一）新闻文本与意义建构
文本，是携带意义的符号的媒介化呈现，是带有明显吸引受众意图的客体。新闻事件被转化为意义相对完整的符号体系，以之来反映新闻事件，该符号体系可称之为新闻文本。新闻文本可以由声音、文字、视频、图片等元素来构成。互联网中的新闻文本具有高频互动、极速传播、即时生产、易于复制、形式丰富等特点。PGC和UGC成为新闻文本的重要生产方式。
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指新闻生产者按照一定规则、立场对新闻事件加以选择、加工。学者桑德斯认为新闻框架（包含媒体、记者、编辑的立场、原则，新闻价值规律以及利益关系等）借由新闻文本的生产加以体现。
（二）文本解读者的角色演变
传统的新闻受众在进行文本解码时虽然会启用对抗式解读的模式，但其行为是基于保护个人固有观念的防卫行动，是被动且私人性的，不能与其他受众即时交换意见，更不能借助新闻文本评判其固有框架。
互联网为新闻文本的传播提供一个社会化传播通道，即时互动、跨域共享、终端掌控的特质使用户不仅能够同时参照不同文本来解读同一个新闻事件，而且能够接触到同一新闻事件的众多解读者。技术赋权加上主体意识觉醒，社会化传播中的新闻解读者爆发出极大的消解能力，他们通过评论、弹幕、恶搞等方式抒发个人意见并将私人见解公之于众、互相交换。新闻文本一旦投入到该传播情境中，便会不停地变化，难以回到本初；不断有用户在文本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或声援、或极力反对、或联想到其他文本进行对照分析
解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解构正是在交互式传播和意义再制中完成的，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1、通过评论、弹幕、意见按钮等符号生产直接改变文本样态；
2、把个人对新闻文本的解读编码为表情包、恶搞视频、网络段子并投入社会化传播通道中，以次生文本来互文新闻文本，在互文基础上消解其原本的框架或意义；
3、用户参与媒介议程，社会化信息聚合平台通过大数据监测捕捉到用户使用的高频词汇或意见形态后，会将之反馈到新闻文本的生产部门，在追求点击率、关注度的媒介运营逻辑中，本初的新闻文本会快速被迎合用户视角的文本所取代。
二、激活：新闻文本在社会化传播中的价值再生
在社会化传播情境中，文本的传播与生产是共时进行的，用户在将之传播给他人的同时在不断地补充信息；用户在解构文本意义的同时也在赋予它新的视角和话语，意义解构和价值激活往往同时发生。
多主体的参与，为新闻事件的价值挖掘和延伸提供了多视角与多层级的关注与拓展。新闻文本的价值再生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
1、原本没有呈现在新闻文本中或者被一笔带过的信息被网友挖出被加以强调，进而引起关注；
2、原本不受重视的新闻文本（不具有新闻价值或新闻价值较小的事件）因为触发某种潜在社会心态，因而成为被曝光的焦点；
3、由于网友不断地进行表情包等次生文本创作和传播，使得新闻文本的某个要素成为社交货币，进而成为现象级的新闻事件。
用户根据个人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去寻找共鸣点并加以解读，解读文本进入传播通道后，有相似经验或者文化语境的用户往往能一拍即合，此时将会吸引更多目光关注新闻文本。因此，用户在激活新闻价值的同时也延伸了其传播路径、扩大了其传播范围。
三、动因探析：互联网用户主体性的觉醒
互联网用户不再是无力的受传者，主体意识的培育是传播环境中多种力量共同使然。
（一）媒介技术赋权
互联网发展到web3.0万物皆媒、智能互联的智媒时代，媒介技术赋予了用户主动参与、高频互动，即时共享的权利。参与的脑力成本、技术成本、金钱成本、时间成本都大大降低，用户的主动性提高。
（二）娱乐文化的消解力量
互联网用户经历了看别人玩跟着别人玩一起玩自己玩/逗你玩的进阶过程，在接受娱乐文化的过程中，用户逐渐关注到个人的情绪、观念和行动力，并逐渐在个人表达、互动和分享中收获乐趣和满足感。主动评判、戏谑、调侃、恶搞新闻文本是娱乐文化长期培育的结果，娱乐的力量消解了文本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新闻受众学会了平视和对话原本高高在上的麦克风。
四、解构与激活的正向效应
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用户对于新闻文本的意义解构和价值激活过程，也是民间舆论打破官方和商业资本固有话语体系的过程，是个性化表达逐渐建立自由、独立的文化氛围的过程。它有利于私人经验的交互传播，进而挖掘潜伏的社会心态，形成公共议事空间。
文本可分为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生产的新闻文本是纯粹的作者文本，是根据新闻媒体的意愿编辑、传播的。在社会化传播中的新闻文本则是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的复合体，互联网用户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将自己想说的话加诸作者文本，显然作者无法阻止用户往视频新闻画面上发弹幕或者点击踩按钮。用户的私人经验借助互联网能跨越地域、民族、年龄、阶层进行交互传播。有可能某个新闻文本触发了大面积的公众情绪、催生社会心态，立刻便会形成相应的虚拟空间以展开共同话题的讨论。新浪微博的讨论组、百度主题贴吧、微信社群都是基于此的有益尝试。
社交媒体的含义篇5
关键词：公共广播电视公共领域媒介制度公共服务
近年来，关于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和媒介公共性问题的讨论成为新闻传播界的热点，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寻找一个相对自主的信息沟通空间是这些讨论的重点和诉求。这些知识探索，一方面仍然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基础上，即将国家、社会、市场看做独立运转和相互制衡的范畴；另一方面又受到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的影响。当然，公共广播电视这一理想范畴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媒介制度和舆论环境的想象，其本身蕴涵的独立、客观和交往理性等价值也为学界勾画了一幅理想的大众传播图景。然而，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被全世界广泛认知的时代背景下，简单的“接轨”思路，即用域外新知的抽象理念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案已经明显展露出其局限性。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回到“公共广播电视”这一范畴内部去探讨其丰富性和内在矛盾性，才是一种踏实的治学态度和符合实际的知识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公共性这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理念和政策体系的实践方向两个方面来解析“公共广播电视”这一范畴的丰富内涵。
何为“公共”？“公共”何为？
美国学者艾根斯（Aggens）说：“单一的公共并不存在，不同层面上的公共存在于不同的利益和权力中。”①这一关于“公共”概念的探讨蕴涵了深刻的辩证思维，它给那些试图寻找普世的“公共”含义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告诫。
当然，政策的制定者和行业的管理者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在现有框架下构建一个更合理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但是作为研究者，在探讨具体社会环境下媒介公共服务的含义、目标和可行性之前，我们有责任在自己书写的文字中给“公共服务”与“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一个更加全面和辩证的分析，即从一个更加宽广的人类社会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公共”和“公共广播电视”。
要探讨媒介公共服务的含义，我们就不能绕开一个近年来甚为流行的政治理论，即德国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正是全世界官方公共广播电视几十年的实践和以“公共领域”为代表的政治理论激发了我国传播研究者关于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想象。然而有趣的是，热心于借助这一概念构造一个公共的“市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却大多忘记了这位号称“法兰克福学派传人”的学者在“公共领域”之前还加了“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诚然，哈贝马斯并没有否认，甚至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阶级偏狭，但是理论视野上的盲点还是限制了“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首先，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公共”（public）与“私人”（private）的二分法既限制了辩证思维的想象空间，也因其父权式的批判而给女性主义者留下了再批判的余地。②正像Dahlgren所言：“这一民主理论的普世性和平等性不但被阶级分析所瓦解，而且被性别分析所颠覆。”③
其次，具体到传播领域，在集中诠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一理论也留下了盲点，即忽视了任何另类人类社会传播的存在和以另类逻辑重新构造人类传播体系的可能性，尤其忽视了在“结构转型”前后都普遍存在着的平民的（plebeian）、大众的（popular）、非正式（非官方）的（informal）或者对抗性的（oppositional）公共领域及其发展的可能性。④
如果促进公共服务的真正目的是推动社会民主和促进传播公正和正义议程的实现，是无偏狭地为各种利益团体、各种政治意见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并尽可能全面、公正地展现正在发生的历史，那么我们对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理解就必须借鉴并超越“公共领域”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
首先，经历了剑桥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著名争论和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浪潮，“公共”的概念之所以从世纪之交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正是因为哈耶克式的由“自由市场”到“自由民主”这一看似极合逻辑的猜想被几十年传播业变革的现实击得粉碎。人们不断考虑用一种不同于“看不见的手”的媒介制度来实现民主的可行性。于是，要求政府和社会公益团体在传播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开始出现，对BBC、CBC、PBS等经历新自由主义浪潮而幸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公共广播机构”的研究开始成为传播学的热门领域。
其次，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代翻版的BBC同样由于其显而易见的阶级偏狭，对特定社会群体话语的视而不见，传播议程和立场的局限性及“你传我受”的传统方式而接受着来自知识界的不断质疑。一种更为“激进”的公共传播思想正在不断挑战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理念。这种思想认为，传统的公共服务理念“将政府和社会机构看做是服务的提供者，而将公众看做是情愿而不加质疑地消费这种服务，并通过投票、视听率和购买行为来表达其满意度的公共服务的接受者”⑤。与此不同，真正的公共传播应该是一种“参与模式”，所谓的“服务”应该是为真正的传播和文化的形成创造条件的一种社会机制。在理论上，这种公共传播思想建立在参与式民主理念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对突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政治理论的局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践中，各种社会自发的（如alternativemedia的社会运动）和政府促成的（如委内瑞拉等国的媒介政策⑥）参与式传播证明了一种另类公共传播的可行性。
当然，这种公共传播思想无可置疑的“彻底性”和“激进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于主流学术话语之外，但是忽视这种思想的存在则等于放弃了社会理论的想象力和学术研究的严肃性，等于放弃了对当前研究合法性的思考和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理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含义的机会。实际上，正是理论界和社会运动团体对“公共领域”概念提出的挑战给我们展现了媒介与公共性之间更为积极和更富弹性的关系。这些讨论和社会运动使得媒介的“公共性”问题突破了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和“交往理性”这两个自由主义框架。通过对传播与民主问题的实质性关注，而不是程序性和制度性设计，这些理念将更广泛的群体纳入到了传播体系当中。
媒介政策话语体系中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暂且放下另类的公共传播理念不谈，即便单从官方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和媒介政策的话语体系来分析，也很难找到一个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标准定义。斯沃特森通过对欧洲媒介公共服务政策变迁的研究发现，不但定义公共服务的各种尝试常常相互矛盾，而且定义也随着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生明显的变化。⑦这一现象正说明了试图将“公共服务”理念普世化所遇到的困境。总结以往相关文献的内容，斯沃特森将官方公共广播的含义大概分成三类，⑧同时也是三种定义官方公共服务的取向，在这里我们简单列举，作为借鉴：
第一种取向是从公用事业或者公共基础设施的角度来定义公共广播服务。这是一种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对公共服务做出的解释。其关注的重点是政府所能够提供的用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各种基础设施，如有线网络、发射器材和接收设备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衡量公共广播电视服务质量的标准主要是信号质量、覆盖范围、运作效率等。
第二种取向是从内容和价值观的角度来定义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这种视角是以“公共领域”的理论为基础，将公共广播电视的职能看做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取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以行使其公民权利和责任。
第三种取向是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对市场调节的充分信任出发，将“公共”等同于“受众”，即将公共服务看做是对每一个媒介个体消费者的服务。与社群主义理念强调政治参与刚好相反，以这种取向来看，广播电视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个体消费者的利益和偏好，而不是满足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的政治需要。
以上三种理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方式和解决方案虽然追求的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实际的效果却各不相同，甚至有时与独立、平等、共享等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总结起来，虽然三种取向都有自己的市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所以对它们进行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尝试将这几种取向与理解公共服务的基本角度和普遍原则进行对照，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含义的参照。
第一，从产权意义上来理解公共。官方的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与产权的界定有着直接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法理学等社会科学都不约而同地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框架下将财产权利划分为公共产权（commonpropertyrights）、私人产权（privatepropertyrights）和国有产权（statepropertyrights）。单纯从这些概念所涵盖的范畴来看，理想的公共广播电视应该属于公共产权。从以往媒介研究领域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研究来看，也大都用财产权利的界定来划分不同的传播制度。然而，着眼现实，产权的界定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交易的过程，因此，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私人、公共和国有。在某些情况下私人产权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大量的私人基金会、私人提供的公园等公共设施；同样，公共产权也可以为私人占用，比如公共走廊被用来堆放私人物品、各种寻租现象等；而国有产权既带有公共性质，也带有部分私人性质，可以提供公共服务，但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因此，产权意义上的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和制度安排的理念有其存在和被探讨的价值，但并不是决定公共广播电视性质的唯一标准。
第二，平等意义上的公共。全体公民平等共享应该是公共服务的题中之义。在国有体制下，政府作为公民名义上的人承担对广播电视的管理，就有义务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广播电视服务。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达到平等意义上的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市场化使媒介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变为消费者，由此带来一系列基于人口统计学的所谓“受众细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体系实际上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公众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地方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广播电视系统的财权和事权过度下放，市场化到来后，这种制度带来了地区间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严重失衡，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民同等享用公共信息服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第三，公益性和社会责任意义上的公共。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主要与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相关。在媒介研究领域，公共广播电视是与高格调、非商业、重视文化教育和信息服务等节目内容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嵌入式广告的出现，广播电视节目的整体娱乐化、低俗化，高品质科学教育节目、信息服务节目和文艺节目的渐趋低迷等现象使我国当前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与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类似现象大量出现在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中，各种案例不胜枚举。
第四，公共意识、公共文化。近百年来，在我国知识界，制度（体制）决定论的话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无论制度还是体制对社会进程及我们的个人生活的影响显然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话语本身否认“人是具有见地或反思能力的行动者”的认识。这种否认常常导致学术研究的误区。虽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行动”或“行动者”（ActionorActororAgent）与结构（Structure）之间的动态关系，但起码我们可以说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的。媒介和传播的作用正是在结构或制度与个人互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在探讨媒介公共服务的含义时，不应该忽略传播主体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特别是不应忽视其公共服务意识的构建，这些要素是有公共意识的媒介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
无论揭示“公共性”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矛盾性，还是讨论一项现实公共广播电视政策所涉及的复杂选项，这些规范式的讨论最终只能帮助我们深化对于公共广播电视这一理念的理解。特别是关于媒介政策的讨论中对于“公共”、“公共服务”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理解都是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框架下，从官方社会政策和媒介政策的话语体系中提炼出来的观点。这些原则和定义只是讨论和设计中国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一个前提框架，是现存媒介体制中媒介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的一个参照。在世界范围内，公共服务理念与体系尚处于不断摸索和完善之中，以上列举的各种对公共服务的理解都有各自的市场。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能否给出一个完整的、标准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概念，而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理论高度、知识框架和价值立场上来看待这些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从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现实状况出发，对大众传播的公共性问题提供符合自身条件的独特理解和可行方案。
注释：
①Aggens，L.(1983).Identifyingdifferentlevelsofpublicinterestinparticipation.FortBelvoir，VA：TheInstituteforWaterResources，U.S.ArmyCorpsofEngineers.p189
②Fraser，Nancy.(1991).What’sCriticalaboutCriticalTheory?TheCaseofHabermasandGender.NewGermanCritique.No.35，SpecialIssueonJurgenHabermas(Spring-Summer，1985)，p97～131
③④Dahlgren，Peter.(1991).Introduction.InCommunicationandcitizenship：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inthenewmediaage.editedbyPeterDahlgrenandColinSparks.London;NewYork：Routledge.p1～24.
⑤Mazepa，Patricia.(2007).Democracyof，inandthroughcommunication：strugglesaroundpublicserviceinCanadainthefirsthalfofthetwentiethcentury.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Volume9，Numbers2～3，p45～56(12)
⑥Duffy，RobertandEverton，Robert.(2008).Media，Democracy，andtheStateinVenezuela’s“BolivarianRevolution”.InGlobalCommunications：TowardaTransculturalPoliticalEconomy.editedbyPaulaChakravarttyandYuezhiZhao.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
⑦⑧Syvertsen，T.(1999).TheManyUsesofthe“PublicService”Concept.in：NordicomReview，20(1)：5-12
社交媒体的含义篇6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2005]14号）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媒介领域，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实行事业体制；其他一般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以及电影制片厂、影剧院、电视剧制作单位和党政部门、人民团体、行业组织所属事业编制的影视制作和销售单位逐步转制为企业。在这种改革思路下，中国媒介组织进入产权安排的调整阶段，本文旨在对中央这一政策提供公共经济学视角的理论解释。
一、中国媒介产品属性及其分类
媒介产品是媒介组织生产制作的、可供受众用作精神文化消费的产品。一般来说媒介产品主要分为公共媒介产品和私人媒介产品两大类。媒介产品中包含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即公共媒介产品，它表现为每个受众对该媒介产品的消费或使用并不影响其他受众也同时消费或使用同一媒介产品。公共媒介产品包含民利类媒介产品、公共福利类媒介产品和社会管理类媒介产品。私人媒介产品则是媒介组织生产并提供给个人或机构消费的媒介产品，这类媒介产品是必须通过市场实行等价交换获得的商品，对私人媒介产品的消费具有排他性。私人媒介产品除了具有一般私人产品的共性外还具有精神产品生产与消费的特性。
诚然，媒介产品要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效用可分性”这一天然的固有属性来划分类型，但中国媒介组织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媒介产品的属性划分依据还存在一个社会标准，该社会标准代表各种社会力量协调和平衡的结果。媒介产品公共属性的确定及其程度、范围的界定，在绝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认同，现实中往往是由法律或政府政策所决定的，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博弈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市场促成了利益各不相同的诸多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媒介组织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而这种不同利益需求的协调、协商和博弈决定了媒介产品是何种程度的公共物品或何种程度的私人物品。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就是协调各个社会利益群体，达到一种各阶层大体都能够接受的折衷平衡。可见关于媒介的这种社会定位，基于“物品的效用可分性程度”的市场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更多地体现在政治问题的品性，触及到了制度层面，亦即产权。
二、中国媒介组织产权的性质：公共产权
当前中国主流媒介组织是以国有事业单位的形式存在的。顾名思义，国有就是国家所有，表明目前媒介组织产权是国有产权。国有产权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在媒介组织中全国人民拥有组织的所有权，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实行这一权利，国家依法享有国有企事业财产的排他性权利。
媒介组织产权具有一般产权的特征，它指的是对特定财产完整的产权，即是一组权利或一个权力体系。这一组权利一般分为四项：所有权（狭义）、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其中所有权即产权归谁所有是这一组产权中最根本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随着产权权能不断分解并由其他行为主体独立行使，将会有新的产权主体出现。如所有权同占有权、经营权分离，就可能产生所有权产权主体、占有权产权主体、经营权产权主体，而所有权在产权内容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所有权主体的状况决定产权关系的性质。媒介组织的产权由全国人民所有，全国人民就是媒介组织的所有权产权主体，这是决定媒介组织产权性质的关键。
产权经济学指出，公共产权是指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产权，这里包括三重含义：一是产权主体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多人组成；二是产权客体是统一和不可分的；三是产权主体成员间财产权利的等同和无差异。一种产权形式如果在三方面都符合公共产权的规定性，那么它的公共性质就确定无疑。媒介组织的产权完全符合以上三点要求，可以界定为公共产权。这种产权安排的显著特征是弱非排他性，任何社会成员在享用公共产品或服务时很难、甚至也无法排斥他人的享用。另外，公共产权的占有和享用还具有弱可分割性，即公共产品或服务很难具体分割到某个社会成员来拥有或享用。公共产权在既定范围内呈现出弱可转让性，法人和自然人都不具备拥有公共产权的条件，也无权对其进行转让。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权不是私有产权的简单加总，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掌握产权。由于通常是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社会成员行使所有权职能，媒介组织的公共产权表现为国有产权，存在形式就是国有事业单位。
三、公共产权提供多重属性产品：资源配置效率的理性思考
从某种角度上说，产权安排（“公共产权”和“私有产权”）是对物品属性的法律界定，即某类属性的物品更适用于某种产权安排。根据Samuelson用数字式对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区别所做的严格表述，设X表示某一产品的总量，Xi表示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产品数量，那么对私人物品来说，有
即某一私人物品的总量（X）等于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产品数量（Xi）的总和，这一数字式意味着私人物品是能在消费者之间分割的。而对于公共物品来说则有：X=Xi，即任何一个消费者为了消费而实际可支配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就是该公共品的总量，这意味着公共物品在消费者之间是不能分割的。
媒介产品包含私人媒介物品，具有“效用可分性”，也具备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市场机制在私人物品交易过程中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即对于私人物品而言采用私有产权安排是相对有效率的。因为由私有产权提供私人媒介产品，能使控制权跟着剩余索取权（风险）走或剩余索取权跟着控制权走，使得二者达到最大可能的对应，最符合剩余索取权应与控制权相对应的逻辑，私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目前被认为可以形成最为有效的产权结构。
虽然私人物品和私有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产权就不能向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当前中国的媒介组织显然就是公共产权包揽了对私人媒介产品的提供。尽管由公共产权来生产和提供私人媒介产品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性，但这也许会付出较高的效率代价。因为私有产权下委托的链条较短，所有者对经营者“多对一”的监督使经营者较难侵犯所有者的利益。而公共产权下委托链条则更长，它首先体现为政治领域的进而体现为经济领域的，最终只能是所有者的代表去监督经营者。这种监督首先是不同层次的代表者之间的监督，然后才是最低层次的代表者去监督众多的经营者，这种情况下所有者很难甚至不可能去监督经营者。这种“一对多”的监督模式难以避免经营者动用手中的权力通过损害所有者利益的办法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甚至经营者与所有者不同层次的代表共同勾结起来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从而在公共产权条件下出现相对高昂的委托成本。
然而公共产权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却有着内在联系。公共物品理论研究表明，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或资产其产权不宜私有，原因在于产权的两个重要特性是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但公共产权则一般被认为不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或者排他性和可转让性较弱。媒介产品包含公共物品属性，公共媒介产品的供给需要在不同的产权机制和供给路径中选择。
首先，从帕累托效率观点看，公共物品理论主张公共产权制度是具有公共性或外部性特点的资产所应安排的相对有效的制度。同样产权理论也认为，只有对于那些具有较强公共性和外部性的资产，公共的产权制度才是可行的、有效的安排。与此相反，对于不具有较强公共性和外部性的资产，公共的产权制度安排可能会造成效率的损失。
其次，由于公共性资源或物品必然的“外部效应”和“搭便车”使得私人生产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传统上这类产品由政府提供或政府保护，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表明，这并没有解决公共物品提供的低效率问题。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政府资金有限，而公共物品的供给又不会产生收益性，巨大的资金缺口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二是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垄断容易导致政府的无限膨胀和效率递减；三是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却无法避免“政府失灵”。上述因素往往会导致公共物品的公共产权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最后，公共产品如果由私有产权提供则会因无法定价收费而不能弥补生产成本，更不用说赢利，这不符合私有产权的要求。此外，私人提供公共物品也会面临“搭便车”和“外部性”的问题。在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上，科斯通过考察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的演变认为，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灯塔可由私人筹资建造、管理和所有，政府的作用局限于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而张五常进一步提出用“专卖权”来压制“搭便车”的行为，认为这是解决公共物品收费困难的可行途径。在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上，科斯认为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或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市场机制可以把外部效应内在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或者不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合理的制度选择就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使外部效应内在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科斯定理，解决外部效应问题的方法，就是明确产权所有关系，即确立私有产权。然而，实践证明，私有化不可避免出现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导致资源重复配置，造成过剩的浪费。因此，虽然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会最佳的产权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