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医学论文(6篇)
系统医学论文篇1
1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中医医学模式形成的雏形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元素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对自然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法。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与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促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元素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方法向中医理论认知和临床实践诊疗活动中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科学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
系统医学论文篇2
【关键词】藏医药中医药文化传承传统医药
【中图分类号】G1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22-02
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是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形成了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曲贡文化以及藏北细石器文化。但是，的旧石器，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则截然不同。[1，2]
次旦扎西等一批藏学专家考证了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1，2]。”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列举了诸多的历史考证，专篇论述了“与印度、泥婆罗的文化交流”[3]。丹珠昂奔指出：“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在周缘民族中藏人较早受到汉、波斯等民族的影响，苯教文化即是。作为文化影响其渠道是多样的，其时间也是久远的。”“关于印度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是从吞弥·桑布扎去印求学、赤尊公主入藏等为始点。”[4]“学经、译经的开始，从根本上讲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开始。”[5]。次旦扎西等学者的考证，对丹珠昂奔著作中的“始点”说，提供了原因的说明；而丹珠昂奔介绍的认证，则是对次旦扎西等考证的佐证。我们由此看到，印度文化对藏文化影响的“始点”和“开始”，定时在吐蕃时期即唐代，比中原战国时期的经典史料《黄帝内经》记载的藏汉医学交融，要迟整整一千年。
藏医是在文化传承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历史上的藏医药学不仅纵向遗传了中医药学，而且还在吐蕃时期以后大量横向吸收了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古希腊医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的许多营养。
例如，《闍罗迦集》和《妙闻集》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医著。古印度阿尤吠陀(Ayur-veda，梵文音译，意为生命之学)，是印度传统医药学(天竺医学)体系的主要代表。在《闍罗迦集》第一卷二十章二十八节中，把印度古典医学分为八科：“1.身体治疗(kayacikitsa)，2.特殊外科(salakya)，3.异物去除(salyapahartrka)，4.关于毒物、体毒、错误的配合食用而引起之异常的治疗法（vlsagarairodhiKaprasamana)，5.鬼神学(bhutavitlya)，6.儿科学(kaumarabhrtya)，7.长生不老学(rasayana)，8.强精法(vajikarana)。”[6]以后印度佛教僧人义净，又将八科列举为：“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于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7]而藏医药《四部医典》，也将疾病分为八个学科的分支：1.普通疾病科，2.儿科，3.妇产科，4.神志科，5.创伤疮疡科，6.中毒症科，7.养老科，8.滋补壮阳科。并将“八支”写入《四部医典》原著的书名，此间明显存在阿尤吠陀医学对藏医药的影响。
关于疾病的种类，印度阿尤吠陀认为“疾病共有404种”。《四部医典》也记载说，由“龙”引起的病有101种，“赤巴”引起的病有101种，“培根”引起的病有101种，另外还有邪恶鬼祟引起的病101种。这404种疾病中，101种可不治自愈，101种可服药治疗而愈，101种经诵经祛邪可愈，101种治而不愈。这种有违现代科学的总结，显然是藏医药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历史条件下，对吠陀医学“疾病有404种”主观论断的迎合。
又如，对病因的认识，阿尤吠陀认为世界是由四大元素即地、水、风、火组成。人体也由“四大”元素组成，人体是肉体与意识的统一。人死后肉体腐败，意识也随之消失，所谓“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悉皆坏败，诸根归空”。《四部医典》则承袭了“地、水、火、风、空”之说，用以解释藏医药的疾病观，也体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
阿尤吠陀还提出了气、胆、痰三体液说，认为三体液构成身体的七种成分，即血、肉、脂、骨、髓、精和经消化之食物。气、胆、痰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平衡即破坏，疾病就会产生。[8]《四部医典》则创建了“龙、赤巴、培根”为构成人体生命活动能量物质基本要素的“三因学说”，认为“龙”属气，遍于身体各部分，变化急骤；近“赤巴”则生热、近“培根”则助寒。因而“龙”病是百病之根。“赤巴”属火，“培根”属水，性重寒，“培根”乱则生寒，灭人体正常之火，虽居于上，但寒盛可注于下。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使龙、赤巴、培根发生容量及存在部位的变化，就成为引起疾病的“三因”了。以上三体液和三因虽然不同，但在论述上也存在相似之处。
外科是古印度医学的特色之一。古印度医将外科手术操作分为切除、牵引、抽吸、缝合、摘出、划痕等多种，并能运用药物进行麻醉。擅长运用100余种外科手术器械，较合理地处理骨折、脱臼、蛇咬伤等病种。由于古印度法典常以割鼻、割耳的方法惩罚犯人，使印度整形外科十分发达。藏医药在器械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其外科治疗方法中著名的放血疗法，也与印度医学存在渊源关系。[9]
引进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相关知识为己所用，是文化进化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正常现象也可能被扭曲。借托于藏医药博大的含量和多向的吸取，有人提出了“藏医外来说”[10]，甚至以《四部医典》存在一些与古印度医学相似的内容为理由，把《四部医典》说成古印度阿尤吠陀医学的译本，据笔者考证，这都是缺乏文化根基的主观想像。
首先，在阿输吠陀经典医著《闍罗迦集》和《妙闻集》，与《四部医典》前述种类的相同之处不超过十分之一。主张“译本说”者可能没有读过原著。
其次，与《闍罗迦集》和《妙闻集》雷同和相似的内容，不是《四部医典》的核心，部分枝节内容的形似与核心的神似具有本质的差别。
再者，《四部医典》与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存在根本的冲突点。例如印度民族历来把牛奉为神物，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等地都明确禁令杀牛，而《四部医典》则倡导“牛肉是最好的食物”，[11]对立于印度民族的信仰，并抗衡于印度医学的“吃山羊肉最好”之说。“译本”翻译出这样对立的内容，世界未见先例。
更重要的是，藏医药是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与印度医药缺乏完整理论体系具有质的差别。世界上曾经兴盛的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等四大传统医学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相结合诞生了现代西医学；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则由于理论最完整、医疗实践最丰富、疗效最确切，以及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迄今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其他古代传统医药，均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西医的扩张，已逐渐走向消亡而渐渐被世人遗忘。世界现存的其他传统医药，多是传统经验和方法技术，在被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研究而已。唯有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医药体系的传承中源远流长，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层次、性质各不相同的藏医药学和印度阿输吠陀医药学，是不能等同并见的。
此外，文化传承基因才是确定学科归属的根本依据。藏医药学对中医药学的文化传承，根本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恰恰是在这最重要的点上，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是没有建立关系的。
总之，以古印度医学为代表的非中医传统医学与藏医药的关系，类同西医与中医的关系，确实存在许多的影响和相互的借鉴，但无论他文化的贡献多大、影响多大，也是未能产生核心影响的横向的文化“扩散”和“播迁”而已。《四部医典》体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相当完整地纵向传承于中医文化，证明了藏医药和中医药的联系是直接联系、内部联系、主要联系和本质联系。而古印度医学部分经验知识的横向传递，也体现了“事物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既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事物的表面特征和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vecdict.R.F.）说：“那种想给所有的文化都贴个标签，把文化塞进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12]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的联系和关系，证明了藏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大量地体现着外来文化“扩散”和“播迁”的结果，因而体现着也算丰富的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但这些联系只是为文化人类学如下观点作出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当不同社会的人民相互发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便有可能发生文化播迁现象，一种信仰、观念、风俗、医学等等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于是就使得这两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13]即“非本质联系”。所谓“藏医外来说”，只是一种缺乏理论根基的外来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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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医学论文篇3
关键词：中医生理学；内容；特点；渊源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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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医学论文篇4
1.中医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现状及改进方向
中医系统思维方法是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的。中医药院校要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就应在中医教学改革中重视中医系统思维方法的培养，使中医院校学生从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过程中都养成用中医系统思维方法去分析、处理疾病的习惯。
目前中医院校成人继续教育课程设制缺乏中医特色，是全日制人才培训计划的压缩版，缺乏继续教育的特色，不符合中医药教育的培养规律，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是很合理，较难担当起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任。根据我们的调研及研究，认为中医成人教育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现在成人继续教育中非医学课程所占学时数过多。我们对一些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中医学成人本科生培养计划进行统计分析，平均中医类课时仅占32.86%，西医课时则占37.12%，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占30.02%。很多成人教学计划中对中医经典课程教学不够重视，多数列为选修课。此外，现在的中医院校将中医、中药、针灸等设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全面，中医成人学员对针灸、按摩等非药物疗法不精通，不会辨识中草药、饮片，不能在临床上灵活辨证遣方用药。不能从不同层面全方位考察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在养生防病中不能顺应自然，适应社会环境，在治疗中不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在成人中医教育中，课程设置要按照中医学的特点进行课程编排，对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的联系要给予足够重视，要注重对学生的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教学效果，缩短教学时间，有效地弥补课时不足的缺陷。不能人为地将理论与临床分割，要加大中医基本理论课的学时，重视经典课程的教学，并将中医基本理论与中医临床课程打通，从理论教学开始边学习边临床，加大中医学教学课时，适当减少非医学课程学时。我们在调研中很多学员提出取消成人中医教育英语课的教学，减少计算机等非医学课学时。因为中医成人教育学员大多数来自于基层，工作中很少能用到英语，计算机基层最多是文档的处理及系统的应用操作，编程等较复杂的问题在基层根本接触不到，学而不用很快就会遗忘，用去了成人本来就不多的宝贵时间，并且没有多大提高，还影响了医学课程的学习。
2.加强四大经典课程学习。
保证学生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建立是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而要建立中医临床思维模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与经典理论中汲取精华。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mdash；&mdash；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对学生形成整体观念，打好中医学学习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者作为学习完中医理论经典后的提高课程，是连接基础和临床的桥梁，其理论主要来自临床治疗效应的反证，建立了外感、内伤杂病和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临床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放前，中医教学大多是师带徒的形式，学生可跟一师或多师，从学习初期就一边诵读经典，一边跟着师傅出诊，能直接的观察到运用经典理论辨证施治的全过程，对经典的理解会更深，长时间临床，自己就能举一反三，随心应手，终身难忘。现在中医院校成人教育中不重视中医经典课程诵读学习。学生也普遍认为教科书理论与实际临床脱节较为严重，经典考核不注重临床应用，教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教学倾向于应试教育等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经典课做为临床课为学生进行教学，加大学生对经典的背诵数量，并做为考核的重点内容，会在中医教学上对学生临床技术提高产生较大影响。纵观历代中医名家，他们不仅有悬壶济世的高超医技，而且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因此，中医教学改革中应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等中国传统文化，为阅读、理解中医古籍和经典打好基础。
3.加强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
系统医学论文篇5
［摘要］从针灸文献综述与系统评价的联系与区别、开展针灸文献系统评价的重要意义、开展针灸文献系统评价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开展针灸文献系统评价的可行性四个方面为针灸工作者简介了系统评价的概念、大概方法以及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主题词］中医药学文献；针灸学
SystematicalValuationandLiterature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WuBin
，HeJing，LiNing，etal（Department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
TheFirstHospitalofHuaxiMedicalUniversity，Chengdu610041，
China）［Abstract］
Conceptionandroughmethodsandclinicaldirectingsignificanceofsyste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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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Keywords］MedPharmacolLiteratureTCM；AcupMoxScience
系统评价是建立在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基础上的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医学界越来越重视这一项工作在临床医学科研中的作用。系统评价是在阅读和分析大量文献基础上，对某个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归纳后所写的文章。但主要是对某一课题或项目所有的研究论文进行全面、系统的质量评估后，对多个随机对照试验（RCT，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采用系统方法，综合原始研究报告的数据和定性分析，以较全面准确地掌握该项研究的现状、临床疗效的真实性程度及其可应用性并准确地作出结论（有效、无效、进一步研究）。系统评价的成果正作为许多发达国家卫生决策的依据，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医疗实践、卫生决策、医疗保险、医学教育、医疗科研和新药开发，在临床医学的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内，中医针灸临床研究文献的系统评价还处于空白状态，但随着循证医学观念的渗入，已有研究者开始做中医针灸文献的系统评价工作。
1针灸文献综述与系统评价的联系与区别
针灸文献综述与系统评价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献，都是在阅读和分析大量文献基础上，对某个研究问题在某一研究时期内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归纳后所写的文章。但它们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①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方面，文献综述偏重于全面，无论是随机对照或非随机对照试验以及个案、经验介绍，只要涉及所观察的问题，都纳入到研究对象中，极少考虑文章所反映的研究质量。而系统评价是在对某一课题或项目所有的研究论文进行全面、系统的质量评估后，对多个随机对照试验（RCTs）进行研究。②在分析方面，文献综述没有通过定量方法来综合数据而是凭综述者的主观判断。而系统评价采用系统方法，如Meta分析，综合原始研究报告的数据并定性分析。③当发现相同的几个研究具有不同结果时，文献综述者往往主观加以选择或摒弃，或无所适从，或罗列不同的结论。而系统评价者对不同研究结果应用特定的统计方法定量地进行Meta分析，较准确地作出结论。可见，虽然文献综述和系统评价所包含的信息量都很大，对于许多临床医生，不用耗费大量精力，在不同的信息载体上去翻阅浩瀚的资料，可依赖它获取信息，但是，系统评价比描述性综述具有更科学的内核，其可信度更高。
2开展针灸文献系统评价的重要意义
针灸疗法对很多疾病临床疗效确切，但由于在临床研究上对方法学的应用不够重视，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依据，所以未被世界充分承认和利用，甚至未被国内的西医工作者普遍承认和利用，导致目前针灸治疗的病种越来越局限。随着循证医学观念的渗入，人们会更加信赖有科学依据的结论。文献的系统评价是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对文献研究质量评价基础上，其结论证据性最强。开展针灸文献的系统评价对针灸学的发展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开展针灸文献的系统评价有以下意义：①全面了解针灸临床科研方法学的应用状况、存在问题，对研究质量的总体水平作出评估。②为进一步开展针灸临床研究在方法学上提出指导性意见。③对针灸或针药结合治疗疾病的有效性作出较客观的评估以指导临床治疗决策。④有利于针灸医学与国际接轨，促进针灸医学走向世界。
3开展针灸文献系统评价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关键在于“证据”的真实可靠程度及“证据”的重要性。如果用于系统性评述的原始材料―――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研究论文质量较差，证据的可靠程度较低，则系统性评述的结果将会产生很大的偏倚，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使循证医学成为“无米之炊”。针灸研究的论文，包括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针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普遍存在采用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方法进行的临床研究论文所占比例很少的问题。1990年，荷兰作者Riet等对从1963～1989年的有关针刺治疗慢性疼痛的文献进行了Meta分析，未能从英文版中医杂志找到适合分析的文章，因为该杂志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均为病例组报告。因此，进行针灸的系统评价研究，在强调科研人员科学道德的同时，还要在临床科研人员，包括针灸杂志的编辑人员中开展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培训，提高针灸研究人员的科研素质，以提高针灸研究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在有条件的单位，对一些针灸常见病、疑难病进行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
4开展针灸文献系统评价的可行性
华西医科大学吴滨等对《中国针灸》、《上海针灸杂志》、《针灸临床杂志》、《针刺研究》这四种国内最主要的针灸杂志进行手检发现，近5年来，随着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办事处组织专家制定的《针灸临床研究指南》的宣传推广，针灸临床研究的质量已明显提高，RCTs的比例也逐渐提高。特别是针灸治疗疗效较好的一些疑难病，如中风，有相当多的文章质量很高。一些科研条件较好、人员素质较高的医学院校也开始对针灸临床的常见病开展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这为系统评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我国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于1997年8月在华西医科大学开始筹建循证医学／Cochrane中心，于1999年3月被国际Cochrane中心正式批准，中国循证医学／Cochrane中心成为世界上第13个中心。这也为循证医学知识和临床流行病学知识的普及，提高针灸研究人员的科研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系统医学论文篇6
中、西医学各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源而异流,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在张仲景和盖伦学术思想的倡导下,中、西医学各自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因此,数千年来,中、西医的发展态势各有不同。通过比较东、西方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医学理论,来探求人类医学进化的客观规律,从而明晰东、西方医学的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中医现代化,也会推进人类共同的现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东、西方医学的起源
中、西医学的起源大致相同。主要包括:①救护、求食的本能行为。本能属非条件反射,是生物体为适应生存环境而产生的行为。如动物受伤会舐其伤口、遇热会避入水中,人与动物一样有着本能救护。人类的求食本能在寻找食物时,逐渐发现了葱、姜、蒜、粳米、薏米等虽为食物或调味品,却具有治病作用。这种非条件反射的本能属于感性认识,对医学的产生只是具有辅助作用的基础性条件,而不是决定性因素;②生活经验创造了医学。劳动促进人脑的发达。而人类的大脑发育超出了其他动物的功能,遂产生了意识、思维活动,才能形成经验医学。经验医学属于理性思维,具有主动性和意识性,是本能医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先古人类通过劳动制造出利器,从而产生了砭石、骨针等医疗器具,逐渐掌握了运用工具治疗疾病的经验。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活动肢体可以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导引术”、五禽戏”的形成,也是古代人们积累生活经验后产生的保健养生观;③医、巫的合与分。由于原始人受制于智力尚未开化,对自然界的变化以及宇宙间的一切反常现象,心存恐惧,难以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因而误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主宰其中。故巫、医合流曾是中、西医学共有的一段历史。在中医学的历史进程中,祝由”术沿袭数千年,属于元明临床十三”科之一,但以医学为目的的解剖可追溯到公元11年(西汉王莽新朝三年),是中国古老的实证医学萌芽。由于儒、释、道三教合流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格局,重道轻器”衍生出的务虚倾向,重体悟而疏实证,必然缺少逻辑推理,致使中国的实证医学成就在日后难以与西方医学同日而语。古埃及医师运用念咒、画符和草药治病,前二者就是巫医。西医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医巫分家,亚里士多德曾详细描述了动物的内脏和器官,古希腊医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将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医学之中,在《论圣病》中说:被人们称为‘神圣的’疾病(指癫痫和一些精神患者),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比其他病症更神、更圣,与其他任何疾病一样起源于自然的原因。只因这些病症状奇异,而人们对它们又一无所知,充满疑惑,故而将其原因和性质归之于神灵。”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医学体系,加快了医学科学化的进程;④轴心时代中、西医学的峰巅之作。雅斯贝而斯曾说:如果历史有一个轴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轴心作为一系列对全部人类都有意义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这种精神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并且是独立地发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一阶段,是东、西方哲学、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诸子蜂起,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学派林立,形成了空前绝后的学术繁荣局面,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处在古典希腊文明的开创时期,出现了德谟克利特、费底亚斯、阿基米德、苏格拉底等哲人和智者。在东、西方科学和文化昌明的大背景下,《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代表着中、西两座医学的峰巅之作便自然而然的诞生了。《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汉末,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已从简单的临床经验积累,升华到系统的理论总结,为中医理论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汇百家之言而成一学的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该书在当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注重整体观念,系统地阐述了人体与环境的整体统一关系,以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等问题。其内容包括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和汤液治疗等方法。关于《希波克拉底全集》,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格略尼认为:……《希波克拉底全集》是自然科学几乎没有萌芽的时代,在医术上具有先进性的最宝贵的代表文献。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虽然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知识上有缺陷,虽然只是很少而粗略地研究过动物,但是它主要是建立在临床实验和哲学推理的基础上,终能使医学提高到难以超过的高度。这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并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说明通过经验,实际观察和正确的推理,可以得到极有价值的宝贵材料,……他的确解决了医学历史上具有决定性倾向的开端。”比较《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二者的理论建构有诸多相似之处:废巫存医、整体观念、调节平衡、哲学思辩、临床实践。其中《黄帝内经》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从外测内,可以不依赖解剖形态学而照样诊治疾病。其理论体系是自洽的,难以突破;《希波克拉底全集》虽然没有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知识,但却强调具体的解剖结构,为医学的实证开了先河。这些差异为中、西医学的日后分向而行埋下了伏笔。
二、中、西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东、西方文化历史背景是中、西医学形成、发展的土壤。公元2世纪,东、西方的两位医学巨匠张仲景和盖伦,传承了不同的学术思想,创建了迥异的医学范式,发展和完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使中、西医学各自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汉代医学家张仲景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之前,就有《内经》、《难经》、《本草经》等古典医药典籍。张仲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继承了《内经》等基本理论和丰富的医药知识,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以《素问·热论》为基础,提出六经的形证和分经辨证治疗原则,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金匮要略》以脏腑分证为纲,论述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和预防等方面的辨证论治规律和原则,共记载40多种疾病,262首方剂。其贡献在于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方,盖伦的一生生活在罗马帝国时安东尼父子的执政期。彼时,罗马帝国的繁荣,为盖伦的医学成就以及西方医学的昌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保证。盖伦继承希波克拉底的学术思想,著述2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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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著作,现存的83部著作中,内容涉及解剖、生理、病理、卫生、药物、《希波克拉底文集》研究、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数学、历史、法律等。倡导实证医学,他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视实验、疾病局部定位思想、重视形式逻辑、强调演绎法等特点,对后世西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西医学在张仲景和盖伦完全相悖的医学范式引导下,开始步入了分道扬镳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文化强调中和”的大背景下,学术界便有了海纳百川”的宽松气氛。出现了学术流派精彩分呈,如瘟病的寒温之争、经方时方之别等。中医学按张仲景的思维范式,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实践的发展,最初的中医学理论已无法诠释新的科学事实,因此,医学理论必须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社会需要,这就促使中医学进入汉代以后,呈现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共包括四个时期:
(一)魏晋隋唐时期。该时期由于重视总结临床经验,并继承整理发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的理论,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如晋·王叔和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因病机与证候学专著;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二)宋金元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学术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特别是思想家的革新精神,为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性进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背景。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提出三因学说,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在宋金元时期,产生了最具盛名四大学派,刘完素倡导火热论。治疗中力主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张从正力倡攻邪论”,提出了汗、吐、下攻邪三法。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被后世称为补土派”。朱震亨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演变规律。后世称为滋阴派”。
(三)明清时期。该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综合汇编、深化发展,临床各科辨证体系丰富、提高阶段。如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论述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证治。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和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一批集大成的综合性医著面世,对后世影响很大。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注重实证研究,纠正了古医籍中关于解剖知识的某些错误,肯定了脑主思维”,发展了瘀血理论。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吴有性著《温疫论》,创立传染病病因学的戾气学说”,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天士著《温热病篇》首创卫气营血理论作为温病的辨病纲领;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以病名为目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和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这些温病学家,共同创立了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方法,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共同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迄今仍在有效地指导中医治疗传染病的临证实践。在药物学研究方面,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的成就。
(四)而西方医学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进入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科学变成了神学的奴婢,牧师取代医师。从13世纪开始,始渐复明,直到15世纪,冲破封建宗教藩篱,才得以迅速发展。达·芬奇开创现代解剖学,维萨里创立解剖生理学;1731年意大利摩尔干尼创立了病理解剖学;1855年德国魏尔啸创建了细胞病理学;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方法论对医学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以实验为主的实证方法(观察实验和比较分析)、及对医学研究中的经院哲学”的彻底决裂、依靠各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培养了医学家们的科学意识,赋予了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使其摆脱了思辩推理的玄想而成就了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实验科学。至此中医学在实证医学领域已无法于西医同日而语。但中医学相对于西医学的优势是从宏观入手,注重整体,强调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重视辨证,主张三因治宜”的个体化诊疗方略等。
三、东、西方医学的差异与交融
中、西医学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诊治疾病,其基本理论各成体系并有根本差异。中西医学的差异不仅仅是有否实证的科学理念,最主要的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差别。从理论上讲,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可能统一的医学体系。中体西用”曾成为中西医汇通派的指导思想,但由于两种医学的根基不同,硬在中医之体上套上西医之用,近一个世纪的事实证明,汇通医学的体用判断脱离了中西医学的事实认识,以价值认识代替了事实认识,决定最终结果劳而无功”。因此,中、西医学应并存共荣而不必强求统一。
尽管目前中、西医学还不可能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医学模式,但可以独立发展,并存共荣,整合互补。缘于现代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影响,西医学的发展趋势若仅仅是单纯地重视分析而忽略了整体结构和整体功能,无疑将渐行渐窄。而中医讲究感悟”,未免夹带有很多主观因素,难以客观地定量,定性。若中医的诊察疾病能参考现代医学的微观分析,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使中医诊断客观化,即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使二者有机结合,互相借鉴、补充,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这将有利于中西医学的优势互补,和而不同”,多元发展。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非典、禽流感和艾滋病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也证实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具有肯定的临床疗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认为,中医学研究的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因为:①中医学是在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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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即天人合一的环境中研究生命现象,故人体是—个开放的系统;②通过对人体各组成部分的了解,不能对生命现象做出全面的解释,故人体是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系统;③细胞是构成人体基本单位(子系统),而仅人体脑细胞就约有150亿,故人体是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