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例(3篇)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
审美文化是人类全部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而经济活动同样是人类的文化活动。抽象地看，作为人类文化活动整体中的两个方面，这二者之间相互发生联系和影响应当说是很正常的。事实上，上古时代的人们也的确认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生产活动和满足审美需要的艺术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矛盾冲突。苏格拉底和西庇阿斯在谈论什么是“美”时，就把美女和汤罐放在一块儿比较；古拉丁语中的“艺术”（ars）这个词则把今天所说的审美的艺术同满足物质需要的生产技艺都归在一起；而中世纪的“七艺”中，实用的算术、几何与审美的修辞、音乐也都是列在一起的。中国上古时代关于审美的艺术与实用的技艺之间关系问题也有相似的看法。按照孔子“尽善尽美”的要求，审美和功利至少应该是统一的。如果美女和汤罐都可以称为美，那么要在审美活动和满足物质需要的功利活动之间划出一条鸿沟来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然而另一方面，审美需要与物质利益的矛盾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句批评罗马人的话：“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关于批评文学与金钱关系的千古名言。至于中国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更是对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所发的诛心快论。总之，认为文学的精神价值与商业利益的追求是对立甚至不相容的，这基本上可说是经典的文学价值观念。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的再度发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到了90年代前期，在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发生的关于“抵抗投降”的号召和“人文精神”讨论，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涉及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业利益追求的矛盾。
显然，审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源于对人的经济利益追求和审美追求这两种需要的评价问题。从中国先秦时代的哲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来看，会发现存在着相当不同的认识。如果就老子“五色令人目盲”、墨子“非乐”、韩非子“买椟还珠”等等说法来看，应当说存在着一种认为审美需要低于物质利益需要的功利主义观点。不过就儒家关于“义”、“利”之辨的观念而言，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种低层次的人格境界（即孟子所谓“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这是比较传统的观念。中国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贬斥牟利活动的“贱商”意识可以说就是这种价值观念的表现。当然，“贱商”意识并非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按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惟利是图”其实是任何一个文化中都会有的意识，但只有在新教文化中才会有合理地、诚实地赚钱的观念。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化中，对经济利益的需要普遍地被视为是应当受约束的不道德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审美需要的看法则更为复杂。在古希腊的哲人中，亚里士多德是认为审美活动具有道德性的代表。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们熟知的“卡塔西斯”说，即认为在悲剧欣赏中唤起的审美情感（他称之为“怜悯与恐惧之情”）可以对人的精神品格发育起到一种有益健康的陶冶作用。至于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人们通常认为他反对具有情感感染力的审美艺术，理由是这类艺术激发的情感是不道德的，会导致哀怜癖或幸灾乐祸的不健康心态。但实际上柏拉图对审美情感是有区分的。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审美是灵魂对神性的领悟，是一种神圣崇高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性观点，还是柏拉图的超越性观点，总归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都肯定了审美活动是比牟取经济利益的商业活动更高尚的文化活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同样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儒家主张美与善统一和“文以载道”的观念强调的就是审美活动的道德意义。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士人阶层的审美活动所关注的“神”、“韵”、“风骨”、“气象”、“兴趣”乃至“书卷气”、“山林气”、“逸气”等审美风格，共同的特征就是空灵脱俗的超越世俗性，当然也就超越了对经济利益的关注。审美活动因此而变成了某种高尚的、甚至是高贵的活动。比如据《世说新语》记载，有人问孙绰，自己觉得比许询如何？孙回答说：“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在自谦中显露出对自己审美修养的自得。他对自以为风度不及自己的卫永评价是：“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在他这里，审美能力成了人品高下的一个评价尺度。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就会发现，这种品评标准并非孙绰个人的偏见，甚至也不是魏晋南北朝乃至中国独有的观念。瑞士文化史学者布克哈特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精神的影响时说，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他这里所指的教养，主要就是艺术审美的修养。但在理论上第一次把审美活动的意义提到远离物质功利活动的纯粹精神需要层次，并加以系统阐释的人则是康德。他的“审美无利害”说不仅把审美经验同有关现实利害的日常生活经验明确地区分了开来，而且他关于审美判断力可以沟通认识领域与道德领域的观点意味着应当把审美活动放在人的全部精神活动的顶端，从而为席勒以后的人本主义美学开启了方向。
抛开抽象理论研究的领域不谈，康德美学理论的审美至上倾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从宏观历史语境来看，康德和整个18世纪德国古典人文主义思潮都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具有卢梭气味的运动对天才和审美敏感性的崇拜成为后来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精神特征。康德的美学理论则是对这种审美至上倾向的理论升华和阐释。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审美至上观念成为西方文明社会中具有强烈独立意识、推崇个性的艺术家们的普遍信条。法国小说家亨利?莫尔格的小说《波希米亚人生活场景》塑造的就是这样一种形象：穷困潦倒、落拓不羁而又蔑视有产者的一帮年轻人，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艺术家的才气和脾气。用艺术史家冈特的话来说，“他们的贫困加上（可能具备的）才能，使他们形成了一个高人一等的种姓等级。”后来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歌剧《波希米亚人》（或译为《艺术家的生涯》、《绣花女》）比小说更出名，剧中的主人公诗人鲁道夫就是一个无业、贫穷而又放浪形骸、挥金如土的艺术家，而这个性格已经成为以审美需要对抗、贬斥经济利益需要的象征。这种“波希米亚人”类型的艺术家形象和审美至上的观念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很大，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界普遍认同的关于“艺术气质”的意象——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蔑视世俗、惟我独尊的个性——就来自这种影响。作为一种极端的倾向，“波希米亚人”形象把审美活动对经济利益的排斥、蔑视推到了顶峰。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坛上时时可听到的对艺术商业化的抨击字眼“媚俗”，仍然可以让人感到一个世纪前的“波希米亚人”气味。
二、当代文化中的焦虑
对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探讨，在当代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才重新知道了经济利益是可以而且应当追求的。然而这种重新开始的对物质欲望的启蒙，却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大震荡和恐慌。
这个时期审美活动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社会公众审美态度的转变。在此之前，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尽管每个十年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氛围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但社会公众的审美选择就基本结构而言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金字塔型向心结构。这样的向心结构中尽管包含着不同的审美需要和层次，但总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一个没有受过艺术教育的普通工人可能看不懂《离骚》，但他不能不承认《离骚》的伟大和自己的浅薄。但这种统一的审美需要结构并不总是稳定的。一般人对超越日常生活和自身素养的高尚审美境界所持的敬畏膜拜态度可能并非自己的精神需要，而是意识形态规驯的结果。当宏观文化环境变化时，这种结构就可能遇到麻烦。
到了八十年代，麻烦果然出现了。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平民对物质的欲望和感性的需要得到释放。意识形态对个人审美态度的制约松弛之后，一般平民的审美态度立刻转向世俗的、感官享受的方面。作为传统审美活动结构上层的高雅艺术审美活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挫折——古典音乐没有了听众，而流行歌星却受到大批“追星族”的追捧；传统的美术作品没人欣赏，俗艳的美女挂历却铺天盖地；经典文学名著乏人问津，地摊上的粗劣非法出版物却大行其道……这就是所谓高雅艺术的“滑坡”现象。
这些年来批评界对当今文学现状的批评中，有几个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具有代表性。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的一种观点是抱怨当今的作品虽然数量繁多，却没有“伟大的”或“里程碑”式的作品问世，因而说明当今的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平庸。这种对平庸的批评伴随着的就是“抵抗投降”态度的出现，显然是把文学的平庸与“投降”——即向平庸甚或庸俗的趣味投降的“媚俗”态度——联系在了一起。而作家“投降”的原因当然是归于这个时期正在兴起的对经济利益、物质追求的兴趣。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活动与大众传播媒体制造的市场效应的关系成为新的问题。文学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文学样式与大众传播方式的关系日益密切，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样式是发展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文学的市场行为经常突出地显现为脱离审美需要的商业性炒作活动，成为所谓的“眼球经济”的一种形式。纯粹追求轰动效应的商业炒作，使得人们对文学的商业性质所持的批评态度有了更现实的证据：人们为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抄袭或剽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然而许多参与争论人甚至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一个小孩写部小说也成为从传媒到批评家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但在各种出版物上发表的无数见仁见智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对小说文本本身进行分析研究的。很明显，这些文学话题之所以引起轰动当然是有意策划的结果，而这种策划的目的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很少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文学以商业活动的方式运作起来时，功利的商业意图就会压倒审美的或其他精神价值的考虑，高雅艺术或“纯文学”的“滑坡”也就在所难免了。
高雅的审美活动“滑坡”不是一个单纯的趣味问题，而是经济利益的作用开始在审美文化中显现的结果：一般平民的审美需要开始形成巨大的文化市场，艺术生产和经营活动迅速迎合世俗审美活动的需要而发展了起来。“滑坡”现象的出现是对审美至上观念的反动。经济利益驱动着审美文化经营者寻求尽可能低的成本投入和尽可能高的利润回报。而在感官享受的合法性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文化市场上，迎合一般人对世俗的、感官享受的需要便成为多数经营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事实上，受到这种文化冲击的不仅仅是作为审美文化消费者的平民和文化经营者，更重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精英阶层——艺术家、作家、学者等——也开始部分地脱离了审美至上观念，走向世俗化的审美活动道路。这种倾向被称为“媚俗”，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上坚持审美需要优越于物质需要的精英文化圈，如今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了分化的裂痕。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坚持传统精英文化立场的文人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危机感。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有的文人和学者才会发出“固守精神家园”、“抵抗投降”等充满悲剧感的口号。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等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开始从更深的层次研究和解释经济利益对审美文化的影响问题。一个比较典型的思路就是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当代的商业活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控制。在这个时期，“文化工业”、“霸权”、“平面化”、“仿象”、“意识形态编码”等文化批判观念被大量引进中国的文艺学、美学和文化研究语境中。这些批判性观念的引进和操作使得当代审美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战斗性——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畅销小说、休闲杂志、电视连续剧、mtv、广告文艺等等，形形色色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如果从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意识形态批判视角进行研究，都可以理解为商业资本通过迎合大众趣味的手段来“编码”和传播有利于自身利益和自身发展的信息，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控制着作为商业性审美文化消费者的大众。这种批评性的文化分析观点差不多可以用“资本的阴谋”一语概括。
这种阴郁的文化观念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杞人忧天或庸人自扰，因为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现实是，我们的确看到了大量以前难以想象的文化退行现象——从通俗、浅俗到粗俗、庸俗、鄙俗甚至恶俗的艺术和娱乐活动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产生和膨胀的活力；商业利益推动着审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和迅速的淘汰更新，因此而形成了浅易单调的所谓“快餐文化”。假如这种低级审美趣味不可遏制地蔓延发展，这个社会的审美文化生活乃至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当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滑落下去。
这就是文人和学者们之所以焦虑的理由，也是他们之所以对艺术的商业化感到深恶痛绝的理由。
三、另一种视野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句批评罗马人的话：“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关于批评文学与金钱关系的千古名言。至于中国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更是对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所发的诛心快论。要求那些被“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的、只为“稻粱谋”的心灵创作伟大的作品，大概是不现实的。
但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否就是或只是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和行为呢？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审美活动的商业化是一个比简单的个人功利行为要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现象。
首先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商业化概念的核心是以利益或需要为基础的交换。这在文学活动发展的历史上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据《汉书》讲，汉代的著名文人如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都被皇帝“俳优畜之”。皇帝给这些文人以地位和物质待遇，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可以娱悦皇帝；反过来说，他们则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博取地位和待遇。在这种情形中，文人和统治者实际上形成了雇佣关系，一种比较原始的商业交换关系。到了唐代，文人的创作与获得地位、利益的关系则具有了更普遍的交换色彩。文人的“行卷”行为，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呈献给有地位的人，以期得到赏识和回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白居易。传说他向顾况行卷时，顾用他的名字调侃：“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读了“野火烧不尽”之句时，才大为嗟赏：“道得个语，居亦易矣。”行卷的目的就是以作品换取名声和利益。虽然“米价”云云不过是调侃，但在他看来，为人赏识的好作品可为作者带来好处是没有问题的。桀骜不驯如李白者，在《上裴长史》一文中居然也会极力谀赞一位州佐，曾令后人扼腕而叹，洪迈解释说是李白实在走投无路才沦落到这个地步：“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其实不必为古人开脱，用文章表现自己的才华同时谀美主人几句，这是当时文人自荐求进的习惯方式。虽然古人有诗能穷人、穷而后工的说法，但实际上文人们常常期待着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统治者或社会的赏识，从而为自己带来相应的回报。
这种交换期待的存在表明，审美艺术的商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艺术的衰落。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审美艺术的交换市场也在逐渐发育成熟。中国文学史上有几次比较典型的文学活动密集、创作繁荣的时期，往往与商业经济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如南宋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文人结社活动与诗词创作群体，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文学艺术活动的繁荣等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文学活动不仅是创作者的活动，更是文学消费所刺激着发展的活动。文学如此，其他艺术更不例外。有人说明代的文人作画虽然标榜自娱，实则基本上每一幅画都是制作商品。这话不知是否有点过，但吴门画派的兴盛与苏州市民的消费需要有关则是不争的事实。清代的郑板桥则在自拟的《板桥润格》中更坦率地表示：“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显然，艺术创作与消费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已成为比较普遍地接受了的关系。
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文学消费圈层的扩大，不仅意味着文学创作与经济生活关系的密切，而且对创作本身而言，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写作活动。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金圣叹曾对明代以来的自由写作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以为这是汉代在秦焚书之后求书的恶果：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黑土地文化经济发展
人们经常谈及并探讨“晋商”、“徽商”，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等，这些都为地方经济发展打上了地域文化的色彩，其实就是暗指经济和地域文化存在辨证关系，人类追求什么？当然是文化！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但是，也同时体现出这些新兴国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发散思维，极其活跃。
文化的发展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之上，文化为经济服务，而经济又推动文化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中国经过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阵痛，如今在世界上gdp产值位列前三名，随之文化地位也显得突出，各地“汉语热”则说明这一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培育发展一方文化，带动一方经济发展。文中阐述的黑土文化指的是以东北三省为主，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大森林、大湿地、大粮仓以及丰富的矿藏，世界上少有的黑土地也分布在这里，用地大物博来形容绝不为过。这里民风淳朴、百姓善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得天独厚的物产资源和人文条件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后劲。
一、打造黑土地的生态农业
中国黑土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两省及辽宁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总面积101.85万平方公里；乌克兰大平原的面积约为190万平方公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3个黑土地带都分布在四季分明的寒温带，由于植被茂盛，冷热季节的更替，导致大量枯枝落叶腐化、分解，形成了厚厚的腐殖质，也就是肥沃的黑土层，“寒地黑土”之称由此而得。寒地黑土物产已经成为世界绿色有机食品最好品质的代表。
绿色是市场消费潮流，而寒地黑土是绿色食品的生产基地，其生产标准是建立在绿色食品标准之上的标准，寒地黑土经济也是超越传统运作模式的现代经济。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黑土物产虽然产品优，但名气不大、品牌不响，外埠商贾经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购这里的原产品，经过包装后就能卖出大价钱，而生产寒地黑土物产的人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寒地黑土协会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以生态经济为统领的生产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体系，在这套高准则的《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和《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寒地黑土证明商标使用权申请程序》以及产品可追溯的产品安全码等一系列标准和执行制度的“硬性约束”之下，生产基地、相关加工企业和贸易公司都在统一的高标准控制之下执行生产和服务，确保了寒地黑土绿色物产的产品质量和品牌质量。
高纬度、高寒冷，地广人稀，这些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作物一年一熟，营养丰富，配合绿色食品的生产，为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打造成绿色食品基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截至去年年末，已有110家企业238个产品使用寒地黑土证明商标，涵盖了农、林、牧、渔、副等各个农业产品，包括粮食及其加工工业、乳、肉、禽、蛋、鱼、瓜、果、茶、饮品、调味品等各个产品类别，我省通过国家认证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面积达到4680万亩，无公害食品实现全覆盖，有1028种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172种产品获得有机食品认证，有5225种产品获得无公害食品认证。用鱼皮做衣服是赫哲族妇女的一大特长，如今再做一件鱼皮衣成本相当昂贵，掌握这种技艺的人也屈指可数。
此外，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兽皮制作技艺、哈尔滨冰灯冰雕制作技艺等其他非遗展示，以及赫哲族萨满舞、角雕制作技艺、麦秸工艺等民间艺术也同样精彩绝伦。
二、打造黑土地的生态旅游业
发展文化产业，使得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现在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密不可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抓文化也就是抓经济，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也是其一个有力的体现。最终达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从而使文化事业的发展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从原始经济形态进入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和现在的知识经济形态，历时数千年，经济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是基础，文化反映一定经济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与经济的“同流”。然后推陈出新，利用现有经济水品建设学习并开发新文化技术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大环境，之后文化又持续走向发展，再后来两者都
是相互交替发展，就这样相互作用，文化和经济都走上了不断发展的道路。
特定的环境形成了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文化，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
（1）肇东国画：肇东国画以它的群体优势在国内画坛上崛起，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引起人们的关注。
（2）海伦剪纸：海伦剪纸有着较高的艺术成果。剪纸带头人傅作仁创作的大型剪纸《东方红》18幅，进京展出，其中《葵花向阳》等3幅作品被周恩来总理转赠铁人王进喜和东海舰队。海伦剪纸每年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百余件，同国内外进行交流几百幅。
（3）北林风筝：北林风筝群体建立于90年代初，自1990年至1995年连续5年组织8个队参加北京国际风筝赛和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赛，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7项，团体奖8项。近年来，北林风筝更是越飞越高，队伍不断扩大，花样不断翻新，每年春节在城郊旷野都有大批风筝爱好者追风斗艳，吸引许多游人驻足观看。
（4）庆安版画：庆安版画起源于五十年代末解放军转业官兵业余创作的北大荒版画。进入新世纪，睿智的庆安版画创作群体，以创新的精神和思维，开始把目光盯在了版画的商品化创作上，由单纯艺术作品创作转向文化商品创作
（5）望奎皮影：望奎皮影历史悠久，于清朝同治年间传入望奎，历经百年风雨，从崔春芳、关兴久、张学文到谷宝珍，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表演的皮影戏《三请樊梨花》、《红月娥做梦》等剧目多次被省电台、电视台采录实况，《三请樊梨花》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望奎县画家张家纯，将我国传统的皮影艺术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创造出皮影画，使之在景灯下的艺术效果定型在纸绢上，充分展示出中国皮影艺术的价值和迷人风采，先后在我省及大洋彼岸美国等地展销。
高纬度、高寒黑土，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独特的黑土文化，在大家热议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时候，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下的高寒“热土”定会不负重望，头顶绿色环保、原生态的桂冠勇立潮头，大生态、纯绿色的物产和旅游将为该地区带来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黑龙江史志，2006.8
2.新华文摘，1984.7
3.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8
4.食品与健康，2000.6
5.理论与观察，2005.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经济滞后性中国文化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媚外，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官僚主义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十年动乱。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十年动乱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