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例(12篇)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本文在概括保定市区位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和评价了保定市低碳发展多中心合作治理的实践与成效,指出了保定市低碳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针对如何使需要不断“输血”的“低碳明信片”实现主动“造血”,从多角度提出思考。
关键词:低碳保定;低碳城市;低碳发展
一、保定市区位特点
1.经济基础薄弱,低碳城市建设缺少基础性支持
(1)保定市属于环首都经济欠发达城市。保定市的产业结构是在国家“一五”时期奠定的“西郊八大厂”工业企业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形成了当今以新能源及能源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为龙头的现代制造业,信息服务与商贸企业共同发展的产业发展局面。如表1所示,2012年保定市的人均GDP、人均公共财力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等指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表1)
(2)保定市人均指标在河北省属于落后城市。2012年,在河北省的11个设区市中,保定市虽然GDP总量居于第5位,但人均GDP居第10位,人均公共财力居第9位,城乡居民收入居第7位,城镇化率居第10位。说明保定市在河北省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市。正是由于保定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面临着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公共财力,提高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艰巨任务。(表2)
2.保定市空气污染概况
(1)保定市是位于京津冀大气污染区的城市。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日益严重。2013年第三季度,该地区1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16.3%~71.7%,平均为37.5%,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62.5%,其中重度污染天数比例为5.9%,严重污染天数比例为0.4%。
超标天数中以PM2.5和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分别占超标天数的52.2%和38.0%。表3给出了近年来京津冀空气质量非达标天数变化情况。(表3)
石家庄蓝天数逆推换算所得)(2)保定市成为近年空气严重污染区域。从保定市自身污染状况看,保定市虽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家建设部批准的低碳城市项目试点城市,是全国最早的首批低碳城市试点单位,近年来也成为雾霾天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之一,并且在2013年背上了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名。国内外知名的低碳城市与全国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城市交织在一起,使保定市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二、保定市低碳发展实践与成效
1.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众的多中心合作治理
(1)政府主导低碳发展。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国家建设部把保定市确定为低碳城市项目建设城市,以此为契机,保定市政府将全面建设低碳城市作为目标,在低碳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其一,对低碳产业发展实施了激励性财政体制。比如,对低碳产业领域新注册企业所缴纳“四税”的市分享部分全额返还。其二,出台了《保定市太阳能之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等地方法规,全面推动保定低碳产业发展。其三,加大财政对低碳产业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扩大低碳产业规模。
(2)企业汇聚低碳动力。保定低碳产业的发展始于2002年筹建的保定新能源及能源设备产业基地,2003年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成为我国第一个部级新能源及能源设备特色产业基地。2006年开始打造“保定—中国电谷”。通过建设“中国电谷”,“太阳能之城”促进保定的低碳经济发展。依靠英利、中航惠腾、天威、风帆等知名龙头企业,形成了光伏、风电、输变电、储电、节电、电力自动化六大产业体系。
(3)科研机构为低碳保定提供技术支持。保定市近邻京津和市区高校人才聚集优势,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为低碳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动力。保定市在包括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方面具有国内技术领先优势,对保定市新能源及能源设备制造基地发挥了技术支撑作用。技术创新和新技术革命,正在成为以低碳化为目标的新一轮产业发展引擎。
(4)公众凝聚低碳共识。保定市既面临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也面临着治理大气环境的历史责任。在当地政府多年倡导下,当地居民的思想觉悟、低碳意识和自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较高,这种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推动保定低碳社区建设和发展,形成保定市低碳发展的群众参与动力。只有坚持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式发展,才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的社会共识。
2“.低碳保定”建设中取得的积极效果
(1)降低了单位GDP能耗。从保定市能源强度指标看,近年来单位GDP耗能量呈现了不断降低的变化趋势。“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20.38%,2011年和2012年保定市能源强度继续保持了持续降低状态。截止2012年,保定市万元GDP能耗指标下降到了0.895吨标准煤/万元(按2005年可比价格),如表5所示,在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中,保定市属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城市。
(2)倡导形成了低碳生活方式。第一,推进了居民出行的“交通节能工程”。2011年,新建5座液化天然气加气站,98辆液化天然气客车投入运营;2012年,689辆天然气城市公交车全部投入运营。第二,开展了全民植树造林活动,实施“碳汇工程”。2012年,全市农田林网控制率、流域两岸绿化率、交通通道两侧绿化率分别达到75%、65%、80%以上;市区内人均绿地面积、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等“三绿”指标分别为9.28平方米、33.9%和38.7%。第三,推动节能减排向社区家庭延伸。开展“低碳示范社区”评选活动等,在全市形成居民共建绿色环境,共享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
(3)提升了低碳技术创新水平。保定市围绕新能源产品及能源装备制造业、节能技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具有自身特色和产业优势的先进制造业,加强了技术引进和研发力度,破解了产业技术瓶颈制约,推进了“先进制造业基地示范工程”。此外,保定市新能源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建筑领域太阳能照明、热水供应、取暖等方面的综合利用深入推进,建成的太阳能应用工程每年可节约2300万度电,折合标准煤7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1.7万吨。
三、保定市低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低碳企业发展中产品低碳与生产过程高碳化的矛盾
低碳产品制造未能实现自身产业低碳化。保定市以提供低碳产品项目而著称。但是,普遍忽视的是,新能源及能源装备制造业在提供清洁能源产品和节能产品过程中,生产制造业本身却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产生污染排放。人们把这种现象比喻为“低碳贡献给消费者,高碳留给自己”。如天威集团的线材生产、英利集团的六九硅业等,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量大,也是目前保定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大户。
2.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与产业低碳化发展相对滞后
保定是河北省传统工业基地,其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是造成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如表6所示,保定市经济增长仍然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超过5%,第二产业不超过30%,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65%,这也说明保定市的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3.碳排放总量仍处上升状态
保定市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GDP碳排放量呈现了逐年下降态势,并且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属于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GDP碳排放量较低的城市。但从国际对比角度看,保定市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同时,在保定市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虽然单位GDP能耗在逐年降低,但并没有给保定市带来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的下降,其碳排放总量仍然呈现了逐年上升状态,加重了大气污染浓度。
四、对保定市低碳发展的思考
1.构建低碳发展的三级整合机制
(1)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创新体系。在宏观层面,政府应整合其管理模式,以形成制度、政策、法律三位一体,内在统一的低碳促进管理系统。在中观层面,政府应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进行整合。低碳发展的实现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配合与参与,使不同社会行为主体能够表达其利益诉求,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微观层面,政府应将公共服务职能整合,形成以低碳社会构建为中心的社会主体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社会低碳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政府公共协调机制发展模式,以确保低碳社会建设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2)推广以企业为轴心的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以工业生态学和循环经济为理论依据,通过将不同的企业、工厂聚集在特点区域,进行资源的多级利用和副产品的互换,形成类似于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节能、节水和节地,同时将绿色采购、绿色消费融入园区各个领域。截至2014年4月,我国通过验收和已批准建设的国家工业生态园区共85个,但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切实通过开放的生态工业共生网络,使区内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废物最小化。
(3)建设以公众参与为依托的低碳社区。低碳社区是一个完整的环保节能系统,与传统居民社区相比,低碳社区具有规划设计低碳化、能源结构低碳化、建筑材料低碳化、社区消费低碳化等四点特征。借鉴英国“贝丁顿零能耗社区”的建设经验,公民参与应是低碳社区构建的核心。低碳社区的实施不仅要求自上而下的政府发动,也要求自下而上的社会公众参与。公众通过参与低碳社区建设规划、社区低碳实践、社区低碳文化,才能使居民意志转化为公民意识,进而演化为公众自觉参与低碳社区建设的动力。
2.构建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测算方法
目前我国对碳排放量的估算大多是对碳源静态排放量的估算,导致了企业产品的低碳与生产过程的高碳之间的矛盾。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低碳”评价指标要具体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为杜绝“把高碳留给自己,把低碳带给他人”的局面,必须从原材料采集、产品生产、交通运输、产品消费、产品废弃、再利用等环节入手(图1),每个环节都制定相应量化标准,减少产品生命周期中每个环节的碳排放,才能切实避免“低碳贡献给消费者,高碳留给自己”的现象。
3.建设横跨京津冀等地区的节能减排联防联控网
京津冀属同一气候带,大气污染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协同特征,必须通过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携手治理大气污染。目前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方面,已经分别就淘汰落后产能、压缩燃煤消耗量等达成了合作意向。保定市作为置身于京津冀高污染排放区中心地带的低碳发展城市,不仅在低碳发展方面发挥了率先示范效应,也积极投入到了京津冀联防联控大气污染协同行动中,制定了淘汰落后产能、压缩燃煤消耗量具体指标,采取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具体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包括保定市在内的京津冀周边协同治理大气污染还只能算是形成了合作开端,仍有极大的潜在合作领域可供探讨。
参考文献
[1]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5).
[2]张志强,曾静静,曲建升.世界主要国家碳排放强度历史变化趋势及相关关系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11,26(8):85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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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志强,曾静静,曲建升.世界主要国家碳排放强度历史变化趋势及相关关系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11,26(8):859-869.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2
[关键词]森林碳汇;碳均衡;碳交易市场;交易模式;交易额度
[中图分类号]F205;S757.4;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5-0060-08
[作者简介]钟晓青(1962―),男,湖南永顺人,博士,中山大学园林及生态经济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兼任广州市建工设计院副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景观设计院副院长、广州新世纪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研究;邢晓静(1989―),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学与园林设计研究;廖立维(1988―),男,广东博罗人,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学与园林设计研究;黄安琦(1991―),女,广东中山人,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学与园林设计研究;徐永成(1984―),男,湖北荆州人,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广州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96AJB042)、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绿色空间研究”(20070401)、“低碳社区研究”(2010KB10)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经济边缘效应研究”(97408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RegionalCarbonEquilibriumEvaluationandTradingVolumeAssessmentoftheCarbonSequestrationMarketinChina
By:ZhongXiaoqing,XingXiaojing,LiaoLiwei,HuangAnqi&XuYongcheng
Abstract:Accordingtothetotalamountofforestresourcesandthecarbondioxideparametersfromthephotosyntheticcoefficient,thispaperevaluatestheannualtotalamountandannualvariationoftheforestcarbonsequestrationandcarbonemissionsindifferentprovincesofChina.Basedonthecarbonbalanceprincipleandcarbonneutralprinciple,China’sprovincesaredividedintocarbonsequestrationprovinces,carbonsourcesprovincesandcarbonequilibriumprovinces.Consideringclearlyestablishedownership,thereasonabledistributionofinitialpropertyrights,andthegraduallyperfectedmechanismofemissionrightstrading,thispaperalsoexaminesandanalyzestheestablishmentofcarbonsequestrationtradingmarket,thetransactionamount,thepricingmechanismandtheequilibriumprocessinChina’slow-carboneconomytransformation.Ourstudyishelpfultotherealizationofneweconomy,newdistributionandneweffectsinthethreemechanismsofenergysaving,newenergysubstitutionandcarbonbalance,andmakesatheoreticalandpracticalcontributionforChinatogettingexperienceintheworldcarbontradingcompetitionandfortheworldtocopingwithclimatechangeandlow-carbontransformation.
KeyWords:forestcarbonsequestration;carbonequilibrium;carbontradingmarket;tradingmode;tradingvolume
一、引言
建立碳汇交易市场是用经济学思维解决低碳经济转型中节能减排的关键举措之一,也是革新经济分配方式的希望所在。作为碳汇供给方的森林业主可以根据“按汇分配”的原则获得培育、维持、经营森林植被的经济效益,更加致力于森林培育、保护、维持和提升生态效益。依照“排碳必须付费”的原则,碳源企业应当按排污权交易的原则为相应的碳排放买单,也可以选择直接减排以达到全社会低碳运转的节能减排、新能源替代的效果。
森林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将通过低碳经济转型中的碳汇交易市场体现出来。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吸收、转化二氧化碳的碳库。陆地植被生态系统86%以上和土壤73%以上的碳存量,是由以木本乔木为主体的森林完成的①。
王静、沈月琴等人②认为,森林碳汇服务有其特有的优势,如固碳效果好,附加效益高等,但缺点在于计测困难。从经济特性方面看,其产品具有稀缺性、公共性与外部性等特征。李淑霞、周志国③认为,世界各国为实现减排无非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增加温室气体吸收。由于减少排放常常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在温室气体吸收方面,森林碳汇较其他减排措施更具潜力,利用森林碳汇进行减排不仅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而且在减缓气候变暖方面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刘国华、傅伯杰、方精云等人④认为,与其他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森林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每年固定的碳能占到整个生态系统碳能的70%左右。在调节全球碳平衡、减缓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与维护全球气候稳定等方面,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森林平均每年以积累26.5TgC的速度递增,正起着一个巨大的碳库(碳汇)的作用。
二、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森林碳汇是指森林吸收、转换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本文将利用方精云院士等人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结合全国第1-7次森林资源连续调查(一类调查)和小班调查(二类资源调查)数据,在换算因子连续函数法的基础上,评估我国各个地区的森林碳汇及年度变化情况。
(一)我国森林碳汇分省的数学模型
方精云等人的换算因子连续函数法中使用的换算因子公式为:
BEF=a+■(1)
其中,BEF是生物量与森林蓄积量之间的换算因子,林分蓄积量x综合反映了这些因素的变化。林分蓄积量可作为BEF的函数,以用来反映BEF的连续变化。在成熟林中,BEF趋向恒定值a,在幼龄林中,BEF比较大。
笔者建立了在不同尺度上测算森林碳汇的计算公式。
在样地尺度上:
Y=■■■AijlBEFijlxijl(2)
i、j和l分别为省区、地位级和龄级;Aijl、xijl和BEFijl分别为第i省区、第j地位级和第l龄级林分的面积、平均蓄积量和换算因子;m、n和k分别为省区、地位级和龄级的数量。
在区域或者省区尺度上:
Y=■BEF*xi*Ai(3)
Ai、xi和BEFi分别是某一森林类型在第i省份的总面积、总蓄积量、平均蓄积量及所对应的换算因子。
在全国尺度上:
Y=A*x*BEF(4)
Y、A、x和BEF分别是全国的总碳汇量、总面积、全国平均蓄积量和所对应的换算因子。
我们可以建立森林碳汇与蓄积量的线性回归方程,从而利用各地区蓄积量的数据来计算其森林碳汇量。
(二)我国碳源(排放)分省数量评估分析及数学模型
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EC=■3.67・CFi・CCi・COFi(5)
其中,EC表示估算的各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i表示能源消费各类,包括煤炭、焦炭、汽油、炼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共7种;Fi是各省第i种能源的消费总量;CFi是发热值;CCi是碳含量;COFi是氧化因子。
通过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我国各省份的化石燃料碳排放情况,利用上述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对我国各省份未来的碳排放情况进行预测与评估。
(三)我国碳汇与碳源分省“碳均衡”分析
在碳汇和碳源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均衡分析各地区的净排放情况,即将各地的森林碳汇归入,分析各地的净排放,分析标准如下:
碳源省份:
i省森林碳汇量-i省排放量
碳汇省份:
i省森林碳汇量-i省排放量>0(7)
碳均衡省份:
i省森林碳汇量-i省排放量=0(8)
如果一个地区的净排放为正,就可以认为其为碳源省份;如果净排放为负,就认为此地是碳汇省份;如果的净排放接近或者等于0,就认为其为碳均衡省份。
(四)碳交易市场模式及交易额度分析
最后,建立碳交易市场,分析在不同的市场情景下,上叙三种类型的省份加入碳交易市场的影响。按照各部门必须实现自身碳中和的原则,即其排放量必须等于其持有的碳汇量,来建立碳交易市场。
我们设计如下的碳交易市场模型:由政府建立碳交易市场,并且碳交易市场的目的是实现整个地区的碳中和,即
■i省份碳排放-■i省份碳吸收=0(9)
从而实现我国森林碳汇的供给量等于国内各个省份的排放量。各地区的森林所提供的碳汇可以进入碳排放市场充当排放权,并且规定每个部门的碳排放量与其持有的碳汇量要相等,各部门可以通过在碳交易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来增加自己持有的碳汇量。如果有部门的实际排放量超过了自己持有的碳汇量,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规定每个省份都选择尽量让省内的森林碳汇优先满足省内的排放需要,而且要对在省内销售的碳汇进行免税或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并对出售到省外的碳汇进行征税。
三、我国森林碳汇分省分布的评估分析
目前,估算森林碳汇量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1.利用遥感气象技术,测定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数量;2.抽样测算森林生物量;3.通过森林普查的相关数据,利用理论模型估算森林碳汇量①。本文主要采用第三种方法,利用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和小班调查的数据进行计算评估。
(一)我国森林碳汇分省的存量及年度变化
方精云等学者曾经估算过我国1999年到2003年,即第6次全国森林普查时期我国森林的碳汇量为5851.9百万吨,我们在增加了第7次全国森林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回归方法得到我国森林碳汇量为5936.37百万吨,误差率为1.42%。根据公式(1)―(4)计算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了我国各省份的森林碳汇占全国的比重。可以看出森林碳汇在我国各个省份的分布并不平均,其中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与的森林碳汇量比较大,这几个省份的森林碳汇之和占我国森林碳汇总量的62.28%。其中仅一省的森林碳汇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4%。如果考虑人均碳汇量,由于人口稀少,其人均碳汇量更是高达292吨;其次是内蒙古,人均为23吨;此外黑龙江与吉林,人均森林碳汇量也比较高。
(二)我国碳源(排放)分省的数量评估指标分析
在考查我国各地区碳排放情况方面,根据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5),可计算出我国各省份的化石燃料碳排放情况,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我国的碳排放量相对比较平稳,处于30亿吨以下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年碳排放量开始猛增,在7年的时间内翻了一倍,年增长率高达10.59%,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67.48亿吨。我国2008年的森林碳汇量是59.61亿吨,而且年增长率约为1.156%,增速均小于我国近年来的排放量及增长速度。以目前的排放量及增长速度来看,我国未来的排放需求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从各地区2007年的碳排放情况来看,排放量最大的是山东省,高达6.68亿吨,其次是河北省,排放量达5.16亿吨;总的来看,排放量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2007年碳排放超过3亿吨的省份有山西省、内蒙古、辽宁省、浙江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广东省,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三)我国碳汇与碳源分省“碳均衡”分析
2007年我国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815.74百万吨,是典型的“碳源”国家。2007年度碳汇与碳源省份的评估结果见表3。从各省份碳汇与碳源的碳均衡情况来看,碳净排放量大小不一,其中排放量较大的有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等,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我国的碳汇省份主要有: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广西、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份,基本上都是位于偏远地区或者是经济落后地区。我国主要的碳源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宁夏,碳源地区大部分位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森林稀少,森林碳汇缺乏的地区。
四、我国省级碳均衡及碳汇市场交易模式及额度
(一)碳汇大于碳源:我国“碳汇”省份及交易额度评估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碳汇省份主要有、黑龙江、云南、四川、吉林、内蒙古、广西、福建、新疆。可以利用净碳汇公式分析评估这些省份的年度碳汇、碳源的交易额度变化情况,表示如下:
i省净碳汇=i省森林碳汇量-i省排放量
得出的年度碳汇、碳源的交易额度变化情况如表4。
(二)碳汇小于碳源:我国“碳源”省份及交易额度评估
我国各碳源省份需要购买“净排放权”的额度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各个碳源省份近年来的碳净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山东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净排放量上升了两倍。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碳汇省份的净碳汇正趋于缓慢下降,而碳源省份的碳净排放又处于快速上升趋势。这再一次证明了我国未来的减排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采取其他有效的减排措施,只靠森林碳汇的吸收,我国将很难实现低碳减排目标。
(三)碳汇等于碳源:我国“碳均衡”省份
我国碳均衡省份的年度变化情况计算的结果如表6。可以看到,我国碳均衡省份近年来净碳汇量也呈下降趋势。按这种趋势发展,未来很有可能转变成为碳源省份。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陕西省,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净碳汇140百万吨左右下降到不到50百万吨。青海原来是最接近零排放的省份,但是近两年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湖南在1999年以前净排放为正,但2000年到2005年间拥有了一定的净碳汇,2003年曾转变为碳汇省份,但是之后净排放量迅速上升,未来极有可能转变为碳源省份。
五、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不同省份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不同的。从整体上看,碳汇省份的碳交易价格最低,碳均衡省份的价格整体上要高于碳汇省份,碳源省份的碳交易价格是最高的。这说明在不同省份的碳交易价格的高低与当地森林碳汇的供给能力是相关的,森林碳汇供给能力强的省份碳交易价格会低一些,而森林碳汇供给能力差的省份碳交易价格趋于上升。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3
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研究现状
根据以上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核心的分析,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个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可将现有的相关研究大体分为3类。
(1)国际权威机构制定的指标体系。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框架模型[4]。此后,联合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force-state-response,DSR)框架模型。最后,欧洲环境局(EEA)综合前两种评价体系的优点,提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PSIR)概念框架模型[5]。可以看出,DPSIR模型是PSR模型的扩展和修正,增加了造成“压力”的影响因素———“驱动力”以及当前所处状态对人类健康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另一类是澳大利亚气候研究所和欧洲E3G公司共同发表的《20国集团低碳竞争力》报告中提出的低碳竞争力指数、低碳改善指数和低碳差距指数[6]。
(2)国内权威机构制定的指标体系。具体代表性的指标体系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4个角度设计的指标体系[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设计的指标体系[8];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设计的低碳发展指标[9]。
(3)其他学者研究得出的指标体系。例如:庄贵阳等在对低碳经济概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5个角度构建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0];冯碧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组成,其中系统层又分为自然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11];付允等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方面构建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低碳城市的5大支撑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消费支撑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12];谢传胜等从经济、技术、社会、能耗排放、环境等5个方面选取了23个指标构建了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3]。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低碳经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仍存在指标数量繁多、信息交叉重复和未充分考虑指标间内在联系等问题。同时,以上指标体系共同存在的不足之处是: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片面关注低碳产出、低碳资源和低碳消费等,很少考虑人类活动对低碳经济系统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忽视了低碳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的核心,不能充分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基础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为了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是技术创新、提高能效和能源结构清洁化等。低碳经济是在一定的碳排放约束下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发展低碳经济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sharedvi-sion)[14]。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应立足于发展生产、保护环境和优化资源三者同时进行,以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为目标。研究低碳经济时应将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效结合,这就需要一个能将复杂问题明确化且又能将分解的各部分有效结合的指导方法。DPSIR模型为低碳经济评价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工具。DPSIR模型被认为是一个系统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果关系的基本而有效的工具[15]。利用该模型的学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消费等行为给自然环境施加了压力,进而导致自然环境状态发生变化;自然环境具有相应的功能,其状态的变化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人类会做出相应的反应。DPSIR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分析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例如:Maxim等运用复杂系统论方法对DPSIR模型进行了补充,并运用该模型从政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对生物多样化的风险进行了分析[16];Ness等认为DPSIR模型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用该模型研究波罗的海的富营养化问题[17];Atkins等从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角度对DPSIR模型进行整合,创建了一个支持海洋环境决策的模型[18]。可见,近年来国外学者运用DPSIR模型分析各类资源环境、社会经济问题,这表明DPSIR模型具有很强的适用性。DPSIR模型强调经济运作、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灵活性等特点[19]。其中,“驱动力”是造成环境变化的潜在原因,主要指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和产业的发展趋势;“压力”是指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状态”是指环境在上述压力下所处的状况,主要表现为区域的资源消费状况和环境污染水平;“影响”是指系统所处状态对环境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响应”表明人类在应对环境的各种影响时采取的对策和制定的积极政策。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PSIR模型,将人的需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能源需求、碳排放等要素纳入低碳经济综合评价中,从而克服以前低碳经济评价片面关注资源状况与低碳消费或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不足,反映了低碳系统作为一个涉及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的特点,体现了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应以人为本、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构建原则要建立一个多维度的、科学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使之既能横向比较各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又能纵向反映各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努力成果,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系统化与层次化相结合的原则。对低碳经济进行评价,不仅要全面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各方面,较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低碳转型成果,而且要避免指标之间重叠。因此,应根据系统结构分出层次、对指标分类,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晰明了。(2)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不仅要能科学地揭示低碳经济的性质和其转型特点,而且要简繁适中,各项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计算要标准化、规范化、有明确的释义。即便有些指标数据无法从现有的统计源中获取,但只要它们能反映低碳经济现象、体现其特征,也应适当将之纳入指标体系。(3)全局性和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应包含多种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虽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相关指标,但必须能反映当前社会经济中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所选指标应能从不同角度反映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状况。同时,在选取指标时,应强调指标的代表性、典型性,避免选择意义相近、重复的指标,以使指标体系简洁、易用。(4)规范性和导向性相结合的原则。在选择指标时,应遵循使用国内外公认且常见的指标的原则,使指标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应尽可能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概念和计算方法,这样做有利于与国内外相似城市或地区进行比较。另外,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导向性的工作,因此设计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动态变化,勇于创新,综合反映低碳经济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指标筛选根据低碳经济系统的特点,构建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和响应(R)4个准则,如表1所示。去掉DPSIR框架中的“影响”(I)准则的原因是:“影响”准则层下的指标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如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等,这些指标难以统计,相关指标数据难以获取。基于科学发展观构建因素层,如表1所示。通过设置社会发展驱动力(D1)和经济发展驱动力(D2)反映“驱动力”内涵,体现以人的需求、社会发展为本质的科学发展观;通过设置资源压力(P1)和环境压力(P2)反映“压力”内涵,体现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对资源的损耗和对环境的破坏;通过设置低碳消费状态(S1)和低碳资源状态(S2)反映“状态”内涵,描述低碳经济系统内资源和环境的客观状况;通过设置科技响应(R1)、人文响应(R2)和政策响应(R3)反映“响应”内涵,体现各国对环境污染、资源消费和生态破坏等问题的积极回应,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思想。在把握以上原则的基础上,筛选出在权威机构的相关典型研究中高频出现的指标作为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
指标计算(1)城市化率(D12)。城市化率是指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鉴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没有各副省级城市的城市化率统计数据,本文采用我国公安部门认定的非农业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来测算城市化率,即城市化率=非农业人口数/年末人口总数。(2)人均碳排放量(S11)。全球二氧化碳年均排放量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235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约264亿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目标。鉴于目前没有官方公布的碳排放量统计数据,本文基于已有的其他统计量来估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Σ(每种能源消费量×分品种单位能耗碳排放因子)[20],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人口数。(3)居民消费碳排放(S12)和政府消费碳排放(S13)。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可作为综合性指标来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是指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政府消费碳排放是指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时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能够反映政府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我们根据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即最终消费率)和单位经济总量的含碳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核算这两个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碳排放量/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碳排放=碳排放量/政府消费支出。(4)能源加工转换效率(R12)。能源加工转换是能源系统流程中的一个生产环节,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先进与否、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标。提高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意味着以较少的一次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二次能源产出———这是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计算公式为:能源加工转换效率=能源产出量/能源投入量。(5)碳生产力(R13)。碳生产力被认为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是指单位碳排放创造的GDP。该指标将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与GDP产出直接联系在一起,能够直观地反映社会经济整体的碳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能够衡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低碳技术的综合水平。此外,由于与经济结构相关联,碳生产力指标还能够体现一国在科技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其计算公式为:碳生产力=GDP/碳排放量。
指标权重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是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重要性的数量表示,科学合理地确定指标权重非常重要。利用层次分析法能够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层次,结合Delphi法,由专家对指标层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对其重要程度逐层打分,再利用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一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贡献度,从而得到各指标对于总目标的重要性的数量表示。本文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专家打分表,请几十位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决策单位的专家进行专家打分,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评价指标评分原则(1)正向指标评分。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表明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越高的指标。设:x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分值;v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值,n为被评价地区的数量。(2)负向指标评分。负向指标即数值越小表明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越高的指标。设:x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分值;v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值;n为被评价地区的数量。(3)适中指标评分。适中指标即越接近某个理想值越好的指标。本文将“十五”期间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规划目标V1=6‰[21]作为人口自然增长率(D11)的理想值,将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V2=75%[22]作为城市化率(D12)的理想值,这样就解决了因理想值不能确定而无法对适中指标进行评分的问题。设:x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分值;v0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理想值;v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值;n为被评价地区的数量。
实证研究
评价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利用表1所示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0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人均GDP、GDP增速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数据通过整理《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中的数据得出;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单位能源碳排放、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等能源数据通过利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科技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别以6‰和75%作为适中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市化率的理想值。
评价结果按上述原则对指标进行评分,然后进行指数合成,包括准则层指数合成和综合指数合成(均采用百分制),即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各准则层的指数值,再加总得到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值(lowcarbonevaluationindex,LCEI)。以zj表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中的准则层数值,依次为准则层D指数、准则层P指数、准则层S指数和准则层R指数;以xk表示标准化后的无量纲指标;以wk表示对应指标的权重。
省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为揭示不同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特点,用Ward聚类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聚类分析。将表2中的综合评价指数值代入SPSS统计软件,可直接得到如图2所示的聚类结果。由图2可知,根据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可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致分为5类,分别对应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领先状态、较好状态、中等状态、较差状态和落后状态。评价结果说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差异较大,2007年LCEI值排名第一的北京是排名最后的宁夏的5倍多。在空间分布上,2007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由北部地区向东南部地区逐渐提高的特征,表现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降低、最后回归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全面领先的优势。这种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特征密切相关。例如:山西和内蒙古都是煤炭出产地,煤炭资源分布较为密集,所以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弱,LCEI值排名分别为第28名和第29名;广东、福建的资源比较缺乏,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LCEI值排名分别为第2名和第4名;虽然北京位于我国北部地区,并且在地理位置上距离煤炭资源密集区非常近,其能源利用结构中煤炭使用量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达到八成以上,工业以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所以其低碳压力较小,其LCEI值排名为第1;虽然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京,但是其产业结构中工业仍占一定比重,所以其低碳压力要大于北京,LCEI值排名第6。以表2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准则层得分和综合得分为纵坐标、以聚类后的顺序为横坐标标值顺序画图,见图4。从驱动力层来看,5类地区的得分差异较小,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影响不大;从状态层和压力层来看,各省域的低碳发展状态存在较大差别,第一类地区明显好于第五类地区;从响应层来看,各省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不同,而且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反映出政府、制度、社会和个人为改善资源状态付出的努力程度越大,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1)驱动力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各省的驱动力准则层指数值存在很大差异,如上海的该指数是新疆的6倍多。各省的驱动力准则层指数值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总体上呈从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步降低的特点。这是由我国的地形和区域发展政策决定的。从表2可以看出,驱动力指数值较高的地区全部位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发展商业活动和从事生产活动所投入的成本相比其他地区要低很多,其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同时,在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出台了各种区域优惠政策,因此沿海地区率先获得了发展优势,其发展低碳经济的驱动力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压力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该指数值整体上表现为局部集中,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特征。这是由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和开发政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中、西部地区要快很多,而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因此东部地区的低碳压力明显小于西部地区。可以看出,压力准则层指数值具有围绕主要的能源供给区向周边辐射性逐渐降低的特点,山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的低碳压力最大。
(3)状态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该指数值具有由南向北逐步降低的特点,海南、广西、福建等的得分较高,陕西、湖南、湖北等为第二梯队。这是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同时其能源主要靠外部供给,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等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较高,所以这些省市的低碳状态较好;而中南部地区虽然也有煤炭资源分布,但是产量小于其消费量,需要从外部调入,同时这些地区大力发展水电能源,森林资源丰富,能源利用结构比北部地区好,所以这些省市的低碳状态优于北部地区。
(4)响应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该指数值具有片部集中、局部跳跃的特点,北京、上海、广东为前三名,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指数值整体较低。这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西部地区的能源使用以煤炭为主,且大部分煤炭没有经过脱硫处理,同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低,环保科技投入力度较差,导致其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低、碳生产力水平不高。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评价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各省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整体上具有由东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北部地区降低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同时存在局部跳跃现象,表现为北京、上海等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良好,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各因素层的区域分布状态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其利用情况和政策扶持力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中、西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建设是我国低碳发展的关键。相比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要考虑如何将工业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产业重型化特征明显,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议:
(1)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产业结构不同会使碳排放量相差很大,产业结构越合理,其经济实力越强。同时,粗放型发展方式应逐渐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现实,尽可能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与追求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2)加强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东南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使其快速走上发展道路,应着重注意增强能源产地———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地———的科技创新实力,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增加资源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延长资源产业链条。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1篇4
关键词:SML指数;CO2排放绩效;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57-05
SpatialDifferenceandCausesResearchonContinuousTotalFactorCO2EmissionPerformanceinChina――BasedonSequentialMalmquist-LuenbergerIndexAnalysis
YOUJian-xin1,CHENZhen1,ZHANGLing-hong1,MAJun-jie2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2.SchoolofLaw,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literature,SML(SequentialMalmquist-Luenberger)IndexisadoptedtoestimatethecontinuousCO2emissionperformanceofprovincesinChinafrom1998to2009.And,theregionaldifferenceofthisperformanceandtheinfluentialfactorsareanalyzed.Astheresearchresults,wefoundthat:TheincreaseofCO2emissionperformanceofprovincesinChinaareallcontributedbytechnicalchange;RegardingtheinfluentialfactorstotheCO2emissionperformance,R&Dprofessionals,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industrialstructurealloffersa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whileenergyintensity,energystructurebothpresentsasignificantnegativeeffect,andtheintensityofR&Dplaysaninsignificantinfluenceasindirectmoderatingeffect.
Keywords:SMLindex;CO2emissionperformance;technicalchange;technicalefficiency
1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最严峻的问题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温室气体(以CO2为主)排放持续上升,环境气候问题凸现,从科学角度出发,必须大幅度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但是,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确保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2022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减少40%~45%的减排目标是摆在面前的又一难题,根本出路只有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因此,科学精确地评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现状,深入分析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空间差异,是挖掘其主要影响因素的首要条件,是进一步开展各类减排活动和制定各种政策的基础。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碳排放绩效的研究尚仍处于起步阶段,从要素投入角度可以将现有研究划分为单要素碳排放绩效研究和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研究。Ramanathan认为应该从整体的角度,将所有相关的变量,如经济活动、能源消耗和CO2排放放在一起构建绩效评价指数更为合适[1],即“全要素”的思想。环境DEA技术即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被广泛应用于评价的全要素环境绩效和二氧化碳绩效。Chungetal.首次将Malmquist-Luenberger技术应用到宏观层面[2],随后,Kortelainen运用ML技术估算了欧盟20个国家的动态环境绩效(CO2)[3];Zhouetal.首次将CO2排放绩效作为一个独立于环境绩效的概念进行研究,通过运用ML指数估算了1997~2004年期间18个国家动态的CO2排放绩效[4];陈诗一通过构建动态(节能减排)行为分析模型对我国工业节能减排损失和收益进行了预测[5];王群伟等应用Zhouetal.的环境DEA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估并分析了区域差异和其影响因素[6];王兵等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数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中国1998~2007年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7];刘明磊等运用非参数距离函数方法对能源消费结构约束下的我国省级地区碳排放绩效水平和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研究[8]。
综上文献,在测度全要素环境绩效和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时都是运用了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指数或ML指数,在计算距离函数时均以当期观测值来构造生产边界,每一年的投入和产出是被割裂开的,是一种割裂的非连续的绩效测算方法。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视角下技术总是进步的,至少维持在原有水平不会倒退,传统的ML指数计算方法通常会得出长期的技术退步[9]。为了防止出现技术退步这一缺陷,本文通过借鉴DonghyunandAlmas[10]序列DEA的思想,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ML指数方法对我国1999~2009年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估算,同时降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进行深入分析,根据结果讨论其空间差异并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索其差异形成的主要成因。
2变量、数据及方法
2.1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假设投入指标为资本(K)、劳动力(L)和能源(E),产出指标为期望产出地区生产总值(y)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b),则生产过程可描述为
P(K,L,E)={(y,b)∶(K,L,E;y,b)∈T}(1)
样本及数据选取考虑实证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观测区间为1999~2009年面板数据,由于和海南数据缺失过多将其剔出,而计算资本存量时重庆与四川一起方便统计,故样本为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资本存量计算是在单豪杰[11]基础上根据其资本存量计算方法测算补充了2008~2009年数据。劳动力是各地区年初、年末就业人数的算术平均值。能源投入是分别将各地区消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根据各自能源标准煤折算系数统一换算为标准煤加总。各省市GDP是根据各省区市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转化为以1952=100的价格。CO2分别将煤炭、石油、天然气换算成标准煤,借鉴徐国泉[12]碳排放折算系数再分别将其转换为后加总。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投入产出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1。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已有研究均是通过运用方向距离函数对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进行主观处理,如Zhouetal.[4]和王群伟[6]采用了基于二氧化碳为导向的方向距离函数,而刘明磊等是通过将方向向量定义为g(gy,gb)=(0,-b),表示假设在保持经济产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减少碳排放总量的增长率使评价达到有效,然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经济在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在增加,但是,主观上我们希望的是不断提高期望产出GDP增长率,同时尽可能减少非期望产出CO2排放量的增长率,因此,本文采用直接产出距离函数,即将DDF定义为D(x,y,b)=max{(1+β)y,(1-β)b∈P(x)},表示寻求经济产值增长率最大化的同时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尽可能减少。旧经济模式是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低碳经济是追求保证经济增长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量的低碳、高增长的发展模式。而基于直接方向距离函数的SML指数正是主观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期望实现真正的高效、环保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Zhouetal.认为这种方法可以用来估算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绩效[4],即为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
3中国省际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测算及结果分析
SML计算方法与传统的ML测算方法相同,可以测算出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指数(SMLCPI)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STE)和效率变化指数(SEF),由于篇幅所限,详细技术可参见Chungetal.[2]和DonghyunandAlmas[10]的文章。
3.1我国CO2排放绩效总体趋势分析
从全国平均来看,SML指数估算CO2排放绩效指数、技术进步指数、效率变化指数总体平均值为1.00732、1.008874、0.998511,表明1999~200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增长率为0.732%,技术进步率为0.8874%,效率变化率为-0.149%;总体碳绩效平均值大于1,说明近10年来,我国碳排放绩效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效率变化指数平均值小于1,说明随时间推移各省市之间追赶效应在弱化,经济差距在拉大;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值大于1,显示技术进步是我国各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动力。计算结果总体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见,绩效降低的年份只有2004、2005年,与王群伟等[6]估算结果2003~2005碳排放绩效都有所下降不同,此处2003年技术进步规避了效率降低带来的负面效应,碳排放绩效总体有所提高,2004、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总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十一五规划”中后期显示出过度重工业化特征,特别是2003年后,我国的重化工业化趋势再度显现,中国的能耗和排放再次大幅增长[13]。
3.2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空间差异分析
根据估算结果,为了方便分析,将我国各省市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碳排放绩效大于1,且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共同作用,如北京、天津、山西、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包含重庆在内的四川、贵州;第二类,碳排放绩效大于1,但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抵消掉了效率降低的影响而使得碳排放绩效提升,如河北、内蒙古、吉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陕西和甘肃;第三类,碳排放绩效小于1,如辽宁、河南、云南,但是三者成因各不相同,辽宁主要是技术进步指数降低导致,河南绩效降低是效率降低的影响大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云南则是由于技术退步和效率降低共同导致。
从各省市变化情况来看,多数省份效率较低,可能存在只重视技术进步这一硬性因素而忽视了影响效率变化的管理机制等软性因素所造成的,因此,接下来将以SML指数运算结果对各省份碳排放差异进行分析。
4中国省际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空间差异成因分析
通过运用SML指数方法估算了我国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绩效(SMLCPI),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我们更想知道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如上所述,省际间的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绩效贡献影响很大,众所周知,R&D投入是衡量技术进步水平的关键指标,而本国的R&D投入是一种受商业或国家利益驱使的广义上的人力资本投资[14],在本文特指R&D人员RD和R&D强度RG。除此之外,综合考虑前人的研究,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选取经济发展、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四个指标,因此,分别从技术进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结构因素四个方面六个指标对我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差异的成因进行考察诠释。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各省市1999~2009数据构建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的面板模型(3),表3给出了计量模型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此处,对回归模型(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一般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调整后R2为0.74816,拟合度较高。R&D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影响不显著,表明近阶段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向能源环境研究领域侧重;R&D人员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有很大促进作用,系数为0.190109,且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很大程度上R&D人员对降低碳排放绩效作用很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R&D人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通过知识溢出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碳排放绩效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亦有正效应,系数为0.020228,且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碳排放绩效越高;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绩效呈现负效应,系数分别为-0.024007和-0.052750,且分别在1%和10%显著水平下显著,即表明能源强度越高、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耗比重越高,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越低;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影响也是正向效应,系数为0.295127,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绩效提高也有显著影响。此外,笔者将R&D强度与其它解释变量做了面板回归检验,R&D强度分别对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影响显著,表明现阶段我国R&D投入是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降低能源强度、优化能源结构来间接促进二氧化碳绩效的提高,呈现间接调节作用。
5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基于直接距离函数的SML指数对1999~2009年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进行估算,并将其降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对运算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进而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挖掘其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我国1999~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指数SML平均值大于1,效率变化指数SEF平均值小于1,技术进步指数STE平均值大于1,表明过去10年我国碳排放绩效呈改善趋势,技术进步是我国各省市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根据各省市碳排放绩效、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的空间差异将我国各省市大致分成三类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需要继续强化技术进步外更应该重视软实力研究;第三,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绩效主要影响因素中,R&D人员、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显示显著正的效应,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绩效分别提高0.190109、0.020228、0.295127个单位;而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绩效影响呈现逐负效应,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绩效分别降低0.024007和0.052750个单位;此外,R&D强度对二氧化碳影响不显著,但是R&D强度分别对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影响显著,存在间接调节作用。
上述结论对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针对第二类地区,存在效率降低的问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软”性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重视鼓励技术效率的提高,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重视“软”实力的提升;针对第三类地区,仍然要下大力气在技术进步上,技术进步是提高碳排放绩效的关键,此外,也要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另外,各省市都应该持续加大研发资源投入,在R&D投入方面,将R&D人才的引进作为发展的前提,做好相关配套,要做到引得进、留得住;应该持续不断提高R&D强度,同时在未来的工作中对能源环境领域的R&D投入要有所侧重,不断创新改善能源环境技术,从正面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的提高;应该保证经济稳步增长,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技术投资,尤其是能源环境技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鼓励发展服务业。但是,我们在扩大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需要注意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普及低碳理念、增强低碳意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尽可能降低一次能源的使用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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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5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众多学者对相关减排措施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有效地减缓气候变暖(Floros,Uvlacho,2005),对宏观经济和工业部门有显著影响(Goto,1995)。也有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发现仅征收碳税对GDP有负面影响,若同时实施排污权交易则会拉动GDP增长(Lee,2008)。关于征收碳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征收碳税会对中国GDP产生较大的损失(高鹏飞,2002)。魏涛远等(2002)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受到很大冲击,对中国GDP的长期影响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征收碳税在长期对经济没有刺激作用,因为征收碳税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使全社会工资水平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降低,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然,征收碳税对GDP有着显著的影响,那么征收碳税对不同的行业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征收碳税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各异,高排放的能源部门受到的影响最大;在非能源部门,玩具、纺织、服装等部门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旅游、通信、电子等低碳部门受到的正面影响最大(朱永彬等,2010)。概括来说,以上关于碳税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理论或实证分析都只是采用简单的时间序列或横截面序列进行分析,未能对碳税与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进行详尽地分析。本文则采用具有明显优势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既能分析某一时期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碳税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又能考虑到时间因素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分析碳税对经济增长在不同地区的影响时,采用的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亿元),它是运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各地区1978年当年的GDP计算出的各地区实际GDP,剔除了价格因素。行业产值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年增加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产值除以中国相关消费品价格指数得出各行业的实际产值。(2)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以1978年为基期,采用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计算出历年的实际投资额(单位:亿元)。行业的固定资产计算实际值采用的方法与各行业产值计算方法相同。(3)就业人员。本文采用的就业人员数据是指各地区总的就业人员以及各行业的就业人员数量。(4)碳税。由于中国尚未开始征收碳税,而碳税税额从根本上说是由能源消费总量决定的,因此,本文使用的碳税数据是假设出来的。本文假定每吨标准煤排放2.7吨CO2,并且按每吨CO2征税30元计算,碳税税额便可由能源消费总量、单位能耗排放量和单位CO2征收额度相乘得出。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征收碳税对经济增长和不同行业发展的具体影响,本文采用修正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析,生产函数为:Yit=KαitLβitCTγiteci+μit(1)其中,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或行业增加值,K表示固定资产投资,L表示从业人员,CT表示征收碳税税额(k×f×LnEC),EC表示能源消费总量,k表示单位能耗的CO2排放系数,f表示单位CO2征税标准。对方程(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碳税与经济增长、行业关系的计量模型为:LnYit=ci+αiLnKit+βiLnLit+γiLnCTit+μit(2)其中,μi为随机误差项。接下来,我们以碳税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为例进行解释。首先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即ci、αi、βi、γi是否相等,这就需要对下面两个假设进行检验:H1:α1=α2=…=α29,β1=β2=…=β29;H2:c1=c2=…=c29,α1=α2=…=α29,β1=β2=…=β29,γ1=γ2=…=γ29原假设H2表示模型中的截距项和系数都相等,原假设H1表示模型中的截距项相等。对原假设H2进行检验,如果接受了原假设H2,就无须再对原假设H1进行检验,即表明模型的截距项和系数都相等;若拒绝原假设H2,则需对原假设进行检验,由此来判断截距项是否相等。对面板数据进行计算,得出F2=337.4563>F0.01(28,258),拒绝了原假设H2;接着对原假设H1对应的F统计量进行计算,得出F1=8.069>F0.01(28,174),结果拒绝原假设H1。另外,本文着重进行省份和行业比较分析,且面板数据包括了中国大部分省份和三大产业中的大多数行业,所以,使用固定影响模型进行分析是较合理的,对模型(2)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并进行Hausman检验,也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建立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即αi、βi、γi在不同省份和不同行业对应不同的数值。
(三)估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分别采用各省份和各行业的相关面板数据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两具体模型的随机误差项都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这就需要对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改进,于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自相关得到有效消除。两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表2所示。表1反映了碳税与各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调整后的R2值是0.9994,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F值较大,且大部分参数估计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合理。大部分参数估计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征收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碳税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的是北京、江苏和山东等,影响较小的是四川、湖北、新疆,碳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十分明显。碳税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征收碳税有利于经济增长。如北京的γ估计值为0.88,表明北京征收的碳税税额每增加1%,则北京的GDP就会增长0.88%。碳税系数估计值为负,说明征收碳税阻碍经济增长。山西的γ估计值为-0.13,表明山西碳税征收额每增长1%,则山西的GDP下降0.13%。总的来看,起正向作用的省份占多数,并且影响力度较大。碳税系数估计值为负的省份大部分是位于中西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或是能源生产大省,估计值为正的省份则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表2表示的是碳税与各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R2和调整后的R2的值分别为0.9973、0.9955,F值为568.05,DW为2.4198,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好。从LnCT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征收碳税对各行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碳税征收对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行业。再从系数估计值的符号来看,征收碳税对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和采掘业的影响为负,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为正。以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为例,碳税税额每增加1%,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产值下降1.02%;对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来说,碳税征收额度每增长1%,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产值就会增加1.25%。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①的系数分别为0.02、0.03和0.07,可见征收碳税对这些行业的总体影响并不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征收碳税拉大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由于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有着很大地区差别,碳税的征收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各异。中西部地区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许多地区发展依靠自然资源生产初级产品或高碳产品,单位能耗较大,因此,征收碳税将会直接增加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其经济发展。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事产品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少,单位能耗自然比中西部地区低很多,征收碳税对其经济发展影响不大甚至会促进其经济发展。总而言之,征收碳税会制约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致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从而改变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2.征收碳税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均属于高能耗的第二产业,征收碳税将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制约其发展。另外,征收碳税对制造业和建筑业总体影响不大,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小。然而,征收碳税对低能耗的服务业却起促进作用。从大的产业结构方面来说,征收碳税不利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却会推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将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还能促进第二产业中低碳行业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6
摘要:随着气候变化和雾霾的凸显,环境问题已成为最紧迫也最受大众关注的问题之一。低碳社区建设可以在绿色家居、绿色建筑、居民生活方式的低碳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我国在低碳社区建设中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公众认知方面仍存在着居民对低碳社区认知度低,居民的低碳能力低和低碳意识低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将以当代动机理论为视角,探寻目前我国低碳社区建设中如何提高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低碳社区;动机理论;激励居民
近几年人类的科学研究和生活实践一再证明: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人类对气候的影响是明确的。如今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城市排放的CO2占全国的90%,排放的SO2占全国的98%。中国地级以上287座城市排放的CO2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2%。城市发展与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如何避免高碳化发展模式的各种挑战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作为连接城市和个人平台的社区,尤其是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低碳社区,必然会推动城市发展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型。
一、我国低碳社区建设的意义
低碳社区除具有节能减排的特点外,也具有“以人群聚居为主要特征的生活空间②”的社区共性。低碳社区的建设就是通过低碳理念的普及和相关激励机制的建立来引导社区内的人们主动选择低碳生活方式,以及修建低碳建筑、低碳设施从而优化社区的整体环境,最终达到节能减排这一目的的社区建设活动。
在我国,建设低碳社区的重要性为:1.城市发展低碳化的要求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54.77%,快速的城市化同工业化的进程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发展必须摒弃发达国家在19世纪工业化初期采用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转而遵循环境友好型的低碳模式③。显然,以节能减排为目标的低碳社区符合环境友好型的低碳发展模式的要求。
2.城市环境亟待改善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的大量聚集,使城市内部自然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生活垃圾污染和处理问题,汽车尾气排放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低碳社区使用绿色建筑材料和节能材料,要求居民把垃圾进行分类,鼓励居民绿色出行,所以建设低碳社区对改善城市环境大有裨益。
3.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低碳社区是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低碳城市的发展为多数城市提供了赶超其他城市的机会④。很多城市政府认识到: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不进行低碳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及早调整城市治理模式,通过城市居民低碳理念的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自身在全国各个城市,甚至是世界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凸现城市特点,提升经济盈余⑤。因此,建设低碳社区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低碳社区建设的成就
2010年政府就社区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专门出台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城建〔2010〕61号)指出:“生活垃圾处理应以保障公共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防止环境污染为宗旨,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489号)》强调开展低碳社区试点是我国走新型低碳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探索,是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探索,是控制居民生活领域温室气体排放过快增长的重要探索。
近年来我国在低碳社区试点探索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下面列出少部分有代表性的低碳社区试点:
上海低碳社区的主要措施是“红虹桥枢纽,临港新城和崇明岛建设若干低碳社区、低碳商业园区和产业园区等低碳发展综合实践区;预计2040年竣工的东滩生态城有望成为世界的一个碳中和(CO2零排放)的区域。⑥
扬州社区传统建筑的现代节能改造项目由扬州市政府与GTE(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合作将节能建筑的理念与技术运用于扬州老城区的改造,对位于扬州市广陵区的传统建筑中地方修建的新办公楼采取了节能措施,将传统建筑与现代节能概念相结合。⑦
北京长辛店低碳社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及绩效指标的指导下,制定多用途社区概念规划,建立低碳、经济可行、社会包容、环境优化、资源有效的社区。⑧
三、我国低碳社区建设居民认知及参与调查
我国的低碳社区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目前还存在大量的问题。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初步了解了居民参与低碳社区建设的现状。
调查研究说明:本调查的主体是社区居民,调查方法为自填式问卷法。问卷发放点主要包括:北京、重庆、南京,河南省开封市四地,问卷共发放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率为83.4%。在置信区间为95%的条件下,834份有效问卷,呈标准正态分布,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则。
1.样本的基本情况:
样本说明:
性别结构:男性占49%,女性占51%,被调查者女性稍多,但符合研究要求。
年龄结构:20岁以下占16%,20~40岁占44%,40~60岁占30%,60岁以上占10%。
教育水平结构:初中占14%,高中占40%,大学占39%,研究生占4%,其他占3%。
职业结构:政府人员占6%,企事业单位人员占30%,自由职业者占30%,其他占34%。
2.调查结果与分析
表1说明:60岁以上的人熟悉低碳生活的比例明显低于60岁以下的人,20~40岁的人熟悉低碳生活的比例最大。
总体上来说,各年龄段的人对绿色生活的熟悉度都明显高于低碳生活,可见大众对低碳生活的认知还处在较低层次,对低碳生活的相关宣传仍需加大力度。
表2说明:在听说过低碳社区的人中男性略高于女性,总体来说,听说过低碳社区的人比没听过的低六个百分点。
性别对低碳社区的认知影响不存在较大差异,没听过低碳社区的人还在半数以上。
表3说明:虽然有多数人没听过低碳社区,但是在调查者中有将近2/3的人表示有兴趣参与低碳社区建设;存在着23.7%人对低碳社区建设没有兴趣。
表4说明:学历越高的人了解垃圾分类标准的人所占比例越高,学历越低的人大概了解垃圾分类标准的人所占比例越高,在所调查的人中了解垃圾分类标准的人有1/3多一点。
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大概明白甚至是不明白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也就是低碳能力(低碳能力包括实际执行力和支撑执行力的相关知识储备两方面)较低。
表5说明:选择会关闭暂时不用的电器的人大约占一半,有大概44%的人偶尔会关闭暂时不用的电器,还有一部分人不会关闭暂不使用的电器。
可以看出,多数人会让家用电器时常处于待机状态,而不是主动切断电源,这反映出,人们的低碳意识还不够强烈,日常行为往往会与低碳生活背道而驰。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把我国居民参与低碳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总结如下:
(1)居民对于低碳社区的认知度普遍低下。
(2)居民关于如何过低碳生活的知识储备不足,因此真正选择低碳生活模式的人也就不多。
(3)居民主动选择低碳生活方式的意识还不够强烈。
(4)居民普遍忽视生活中节能减排的细节(如随手关灯、垃圾分类)。
四、动机理论视角下提高居民认知和参与低碳社区建设的对策
低碳社区的建设问题,也可看作是社区管理的问题。社区的管理者可以将社区看作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有效的管理者能够使员工尽最大的努力认真工作,了解员工如何受到奖励以及为什么会被激励,并且选择最合适的激励方式来满足员工的需求”⑨。文章将运用管理学当中的动机理论寻求解决居民对低碳社区认知度低、低碳能力低、低碳意识低(“三低”)的问题的对策。
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管理的目的就是解决“三低”,而社区内的居民可以看作是员工。从当代动机理论的整合图(图1)可以看出,在建设低碳社区过程当中,管理者应该注意到以下6个问题:
①要认清个体差异;②利用目标;③确保目标被“员工”认为是可实现的;④个人化的奖励;⑤奖励与绩效挂钩;⑥检查公平性。
因此,在动机理论视角下,可以提出提高低碳社区居民参与度的对策:
1.加大对低碳社区的宣传力度
因为居民间因年龄、学历等因素存在着对低碳社区的认知差异,所以相关部门要依据居民年龄、学历、职业的不同借助与之相应的媒介(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社区宣传栏等)对低碳社区建设的基本概念——什么是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节约用电的技巧、如何选择绿色建筑材料等等进行普及。
2.引导居民建立低碳生活目标
社区管理者应运用多种方式对居民进行宣传、引导,让居民知道自身的行为(如节约用电、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对优化社区环境以及节能减排和改善大气质量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从而引导居民自觉地把低碳生活作为他们的目标。
3.增加低碳社区建设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社区管理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要建设低碳社区就要让居民参与其中,让他们真正能感受到建设低碳社区的乐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管理者可以在社区内或社区间举办有关低碳知识的竞赛,要创新居民互动方式,比如创立社区低碳日,组织居民参观低碳示范社区等。
4.设立社区低碳生活评估标准、引入低碳生活竞争机制
社区管理者可以定下本社区的低碳生活衡量量表(衡量维度包括低碳出行、低碳建筑、低碳饮食等等)对个人和家庭的低碳情况予以记录评估,并适时在社区内予以公示(当然这需要得到被公示者的同意,毕竟选择低碳生活应当遵从自愿原则)以供社区居民交流讨论,营造个人之间,家庭之间竞相“低碳”的社区低碳氛围。
5.建立低碳生活奖励制度
在低碳社区建设中,尤其是初期阶段,管理者要注意到奖励对居民选择低碳生活方式的激励作用。管理者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奖励制度,对那些在低碳生活中表现优秀的个人或家庭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一方面肯定其努力和激励其在低碳生活中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人或家庭参与到低碳社区建设中来。
6.建立有效的低碳纠错和监督机制
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社区建设活动在于它们是公开的,透明的,可以自我修正错误的。毫无疑问,有关低碳社区建设的活动和制度是需要监督和纠错机制的。这一点是管理者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效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可以长久维持居民低碳生活的模式,纠正居民生活不低碳的行为,确保上述诸条措施能够公开、公正、透明地实施和低碳社区建设活动本身的正常运转。
总之,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力军,他们长期生活在社区内,随手关灯,选择爬楼梯上楼等一些小举动都会给社区整体环境带来影响,一旦社区内居民选择低碳生活的积极性被完全调动起来,我们国家的整体环境和低碳排放都有可能因之得到巨大改善。所以说社区居民是低碳社区建设,或说是节能减排的不可小觑的力量。
社区管理者只有通过加大对低碳社区的宣传力度,建立低碳生活激励机制和自查制度等方式,才能将居民在节能减排中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引文注释
①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105.
②蒋慧琴,张丽丽.基于个体行为的低碳社区建设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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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佚名.上海、保定入选WWF低碳城市试点—低碳城市发展项目正式启动[J].节能与环保,2008(2):37.
⑦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传统建筑中的建筑节能——扬州试点项目[z].2008.
⑧奥雅纳工程顾问.北京长辛店低碳社区概念规划[J].城市建筑,2010(02):44-46.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7
关键词:福建;土楼景区;低碳旅游;途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28-03
引言
日前国务院已经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节省能源、减少废气排放已经成为潮流趋势,各个产业必将进行节能减排的调整,以响应低碳号召。旅游行业必定受益良多,因为其自身性质就包含低碳这一项。显而易见,旅游业的扩展给当地环境带来的恶性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旅游业若想良性的持续扩展,必然要将低碳行为实践到每一项。福建土楼原本就是普普通通的民居,大量的游人涌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的民风作息,破坏旅游环境。所以,通过发展土楼低碳旅游来减轻旅游活动对土楼环境、居民生活的冲击,实现土楼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
(一)国外研究现状
低碳旅游的首次提出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进而各个研究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内容在不同侧面对这一新型旅游方式进行了解释,并介绍了旅游业快速发展对环境的不同破坏。GhislainDubois等预测了2050年法国的旅游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1];SabinePerch-Nielse等建立了计算因旅游造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密度的模型,并将其与其他经济部门和法国、英国等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旅游的方式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2]。
(二)国内研究现状
2009年经过国内旅游业发展高峰论坛的酝酿,“发展低碳旅游”的理念在国内首次亮相。自此低碳经济、低碳旅游成为国内旅游业新的风向标。
魏小安[3]提出实现低碳旅游的要点:改变出行方式,减少飞机等高碳排放的出行方式,选择徒步旅行、骑车旅行等低碳出行方式;加强旅游行业的降耗节能工作,促进旅游行业的智能化进程。陈世贤通过对旅游者碳排放的研究,预测个人碳足迹对旅游景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并参考其影响提出预防措施。刘啸认为低碳就是低能耗,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实现经济低能耗的过程。黄文胜认为通过降低CO2的排放量可以促进低碳排放旅游的发展,能有效地保护旅游景区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对当地的文化、经济都具有促进作用。谭锦通过对四川贡嘎燕子沟景区进行低碳旅游资源利用、开发评价讨论,以及旅游参与主体对低碳旅游的影响分析,对构建低碳旅游区具有参考意义。蔡萌等[4]提出采用碳汇制度、低碳产品、推行低碳旅游等方法提高旅游景区的旅游体验,实现低碳旅游的目的。
福建土楼在2008年申请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之后,土楼景区的客流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国庆长假、春节长假期间。表1是2009年福建主要土楼景区接待游客数目以及收入情况。
(三)土楼景区存在问题
福建土楼景区目前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很多土楼还处在使用阶段,由于缺乏定期检修、维护,导致很多土楼出现坍塌、破损等问题。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永定、南靖、华安等几个地方,开发比较完善的是南靖土楼景区和永定土楼景区。但是随着可供选择出行的交通方式不断增多,碳排放量也表现出不同的差别。例如在南靖土楼景区,通往景点的道路是单行道。虽然近年来兴建了一些“停车场”,平时几乎不用,车辆直接开入景点。每到节假日,车辆在景区内停滞不前,造成交通堵塞,出现交通事故的频率也高了。虽然当地政府、管委会也采取一些人为制约措施还是没能解决问题。生活在土楼景区当地的居民由于自身教育的局限性,往往更看重眼前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缺乏长远眼光,对土楼等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二、理论基础
从目前国内外对土楼等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研究多是采用概念、定性分析,缺乏定量数据,不能直观形象的描述。因此要加强专业数据的研究,参考低碳领域、旅游经济统计行业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推出适用于中国低碳旅游发展的研究方法[5]。而政府、市场、社会扮演的三方多主体博弈模型在论证低碳旅游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可借鉴此模型对福建土楼低碳旅游进行探讨[6]。
在该三方多主体博弈模型中,由于低碳旅游产品的缺点导致旅游者对低碳环保旅游产品和高碳排放旅游产品的选择存在差别,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涉。从低碳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低碳旅游发展的新模式区别与以往的发展模式,新模式是集企业、社会、政府于一体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如图1所示)。
(一)政府方面
在推低碳旅游的发展模型中,政府主要是起到监督、引导的作用。政府要从低碳环保的角度出发制定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出台响应的指向性政策,并组建合理的监督管理机构,确保旅游业的低碳排放计划能够贯彻实施。
(1)制定低碳旅游管理政策。对低碳环保的旅游产品的生产、销售给予价格上的优惠,促使企业主动寻求发展低碳旅游产品。对旅游业中的高碳排放企业、产品制定适当的处罚、增加税收等政策,促使企业减少高碳排放产品的生产。(2)培育相关利益主体的低碳旅游价值观。整个旅游利益链中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对高碳排放旅游产品趋之若鹜,对低碳排放产品充耳不闻,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高碳排放企业对低碳价值观了解不到位、不全面。因此政府要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等工作。(3)完善低碳旅游管理机制。由于整个旅游业涉及的主体、方面比较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想实现旅游业的低碳发展就必须制定完善的低碳旅游管理制度。
(二)市场方面
众所周知,先进的技术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的良性循环。在目前旅游行业里面提高住宿、饮食的酒店碳排放量较大,因此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实现低碳、绿色的酒店建设。低碳环保新技术应该充分应用在土楼家庭旅馆系统的水循环使用、温度湿度控制、垃圾处理等多个方面,切实提高家庭旅馆的低能耗能力。
(三)社会方面
在社会方面要依靠社会舆论,倡导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引导企业主动开发生产低碳、绿色旅游产品。社会方面需要的工作主要包括:(1)低碳消费的倡导。(2)低碳旅游理念的灌输。(3)低碳旅游活动的推广。
三、福建土楼景区发展低碳旅游的途径研究模型
福建土楼的低碳旅游需要考虑政府、企业、社会的利益关系,从三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实现低碳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1)营造低碳旅游吸引物。所谓低旅游碳吸引物是指能够吸引旅游人群前来旅游的一系列要素,既包括自然界天然的海洋资源、绿地景观,也包括人工创建的低碳建筑物、低碳生态园等,还包括各式各样的低碳旅游休闲活动。从低碳旅游吸引物的概念可以找出相应的营造措施:科学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充分发挥自然景观魅力;组织筹备低碳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倡导消费低能耗的旅游产品;积极实现低碳村落、低碳社区、低碳产业区等向低碳旅游吸引物的转化;采用新科技技术组建自然景观与人工社区相结合的复合型低碳吸引物。(2)建设低碳旅游设施。能够直接应用低碳产品或经过低碳改造的旅游服务设备、设施等浇筑低碳旅游设备。分为交通设施、卫生设施等基础旅游设施和娱乐设施、餐饮设施等专项旅游设施。建设措施包括:使用新型低碳环保的交通设备如电动力汽车、新能源汽车等,设置生态停车场,开发低碳旅游通道等;在旅游景区安放生态垃圾回收装置、建造生态厕所、污水处理循环使用装置等;充分利用太阳能、水能等新型环保能源组建低碳能源系统;在旅游景区修建低碳旅游建筑,开放低碳旅游购物、娱乐设施。(3)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低碳旅游方式就是在旅游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地降低碳排放量。在旅游者前往同一景点旅游时,乘坐的交通工具不同,那么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不一样。例如航空旅行方式的碳排放量就大大超出火车、汽车的碳排放量,因此有必要倡导低碳旅游出行方式。倡导低碳旅游的方式包括:旅游途中应该尽量避免乘坐飞机等高碳排放的出行方式,尽量选择步行、自行车等低碳出行方式;在旅游景区要多参加低碳旅游活动,如体育活动、康体活动等;建议选择低碳旅游住宿、餐饮方式,尽量选择以低碳排放为主题的酒店、生态环保食品,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等。(4)培育碳汇旅游体验环境。碳汇旅游体验环境是对低碳、和谐旅游体验环境的描述,这种体验环境是基于自然碳汇机理形成的。考虑到旅游环境里最主要的碳排放对象是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要实现碳排放吸收的平衡就有必要在旅游景区设置碳汇机制。碳汇旅游体验环境的创造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协调统一、共同努力。主要的措施包括:政府部门方面要建立合理的旅游碳汇制度,从提高旅游景点碳汇能力的角度出发,组建专业的碳汇监督机构并设定碳汇旅游体验环境的评价指标,对旅游地区的碳汇旅游体验环境进行定期评估,严格控制景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培育优质的碳汇旅游体验环境;旅游企业自身要重视碳汇机制旅游环境的重要性,将创建低碳旅游企业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加强培育低碳、低能耗的旅游理念,以新型环保低碳排放设备、低碳服务方式来完成企业的转型;旅游景点社区、村落要积极响应低碳排放的旅游口号,主动参与到环保、低碳的旅游环境建设中,自愿为构建低碳旅游环境献一份力量;对于旅游者来说,不仅要从思想上强化低碳、碳平衡的观念,还应该在实际旅游途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积极执行碳补偿、碳抵消的行为。提倡游客尊重、保护地方传统文化。
四、政策建议
(一)政府倡导低碳旅游,加强低碳旅游宣传
出于对土楼景点的保护,政府之前与当地居民、社区签订了保护协议,还专门制定了福建土楼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尽管这样,景区土楼还是出现破损、坍塌等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政策对福建土楼加强保护,并组建旅游监督部门定期进行检查,对于出现问题的土楼及早修缮。
在对福建土楼旅游景点宣传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低碳出现方式诸如电动汽车、火车等方式的宣传力度,减少航空飞行旅游等高碳排放的出行方式。同时在福建土楼景点区域推行步行、自行车、电动车等低碳交通方式减少碳排放。
加强碳汇旅游体验环境的建设,从土楼景区碳平衡的角度出发,制定合理的碳汇制度,组建专业的碳汇监督机构并设定碳汇旅游体验环境的评价指标,对旅游地区的碳汇旅游体验环境进行定期评估,严格控制景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培育优质的碳汇旅游体验环境。
鉴于前往福建土楼的游客对低碳旅游的了解不是很深入,对低碳旅游的态度较差。与低碳旅游方式相比,大部分人更倾向于传统的旅游方式。因此政府要开展低碳旅游的教育工作,培养旅游者的低碳观念。通过社会舆论、社会道德等约束旅游者的高碳排放行为,促使旅游者主动参与低碳排放的旅游活动,积极购买低碳产品。
(二)引导旅游企业参与低碳旅游的发展
对于福建土楼景区附近的旅游企业一方面要加强低碳排放的教育工作,使得企业意识到只有走低碳环保的生产销售路线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对于能够积极响应低碳旅游政策的产品进行减税收、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于高碳排放的传统旅游产品要加大税收、增大惩罚力度。促使旅游企业主动参与低碳旅游的商业活动。
(三)开发低碳旅游吸引物
考虑到福建土楼的文化内涵丰富,要充分挖掘土楼节庆活动,增加土楼景区新的低碳旅游吸引物,吸引游客分散旅游景区的压力,从而减小碳排放。例如盛行在南靖土楼塔下村的祭祀活动:“打醮”,在永定土楼流传多年的“姑田跑马灯”,连城县罗坊乡传传的游花灯、游龙风俗。另外,土楼居民应自发性地去探讨当地传承文史、编撰、整理相关数据,进而展现主题旅游导览,增加土楼的低碳品牌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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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萌,汪宇明.低碳旅游: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J].旅游学刊,2010,(1).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8
关键词:低碳社区;生态绿化;种植设计
城市碳的排放主要由工业、民生和交通所产生的碳构成。工业所产生的碳排放基本处于平稳,民生和交通部分则变化趋势明显。因此,在民生和交通设计方面降碳,是目前城市减排降碳最行之有效的手法。社区是城市的组成部分,通过低碳社区的创造,打造生态城市已成为以低碳理念为指导的城市建设新模式。创造低碳社区,首先应建立科学、合理、联动的衡量指标体系,便于低碳社区设计的反馈和评估。在民生方面的低碳指标中,构筑完善的生态绿地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无疑是低碳社区重要低碳指标之一。
1生态绿化理念和策略探讨
从生态绿化的角度,植物能够吸收CO2,有效降低碳含量,因此要重视构建低碳社区的生态绿化系统,形成低碳社区的设计理念:①建立区域整体生态网络与生态格局,强调社区内部生态结构与区域生态格局网络的衔接,提高整体固碳水平;②提高绿量建设,提升固碳水平;③建立固碳多元化的植物群落,尽量使树种的光合速率最大值不在同一时间产生,使整个群落在一年中的固碳释氧量能达到最大值。
受统建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我们进行了武汉后湖生态新城低碳中心启动区城市设计生态绿化系统研究。该地区将被推广及宣传成为武汉市最具影响力的低碳示范区。本次低碳新城启动区规划的范围,位于武汉市汉口镇后湖地区,内环与二环线之间,是总规确定的十个重要的综合组团之一,是工业、居住、对外交通的主要分布地区。本次重点研究的核心范围是江岸区建设渠路与新湖渠路交汇处的三块用地。黄孝河水系贯穿东西,大型湿地公园,以及诸多绿化节点,使得该范围拥有良好的环境景观资源。但目前,黄孝河治理工程尚未见明显成效,水质差、污染重。河流明渠部分虽然在建,但在建排水渠道为完全人工化,不利于水体自我净化平衡。目前尚无结合水景建设的亲水景观,水环境资源利用不足。主要出城干道经过此片区,使得片区周边环境较为恶劣。针对地块景观资源现状的SWTO分析,研究发展出以下启动区低碳生态绿化策略:
①社区预留和修复绿地,保护和亲近自然水资源,为野生动植物保留自然栖息地。②增加绿地覆盖率。加强社区内绿化种植的碳汇能力,让绿化植物消除因工作、生活而排放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碳排放量。③活水,通过水系统的构建,形成水系绿色生态廊道。在黄孝河段自上而下形成河流—走廊—湿地连通的低碳河流生态系统,建成各具特色的生态自然景观、城市景观、住宅景观河段,形成“一条生态走廊、两处滩涂湿地、一处重点水面”的空间景观布局,为低碳社区创造优美的生态水环境。保留两处滩涂湿地,作为禁止开发建设区域,作为鸟类迁徙的驿站和栖息地。④汇绿,营造社区特色公园系统。形成绿化网络,增加碳汇,实现碳中和。汇绿地,将多样绿地集中设置在湿地公园中,汇设施:沿绿带设置城市公共设施
2低碳种植设计模式研究
参考中国绿色碳基金中石油武汉市“碳汇林”项目(江夏区400hm2,黄陂区267hm2)和中国绿色碳基金临安毛竹林碳汇项目(位于与武汉同属一个植物气候分区的杭州临安)的研究成果,采用公式:碳贮量=平均含碳率×生物量,分别计算乔木层和林下植被层的碳贮量,碳密度则为单位面积植物碳贮量,结合相关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①乔木层平均含碳率大于林下植被层,林下植被层中灌木平均含碳率大于草本。固碳能力总的趋势:乔木>灌木>多年生草本>1年生草本;②不同群落的碳净贮量,从大到小依次为:乔-灌-草群落灌木>群落>草本群落>灌-草群落。从碳汇作用来看,木本群落优于草本群落,多年生草本群落优于1年生草本群落,灌木群落稍优于乔-灌-草群落。灌草丛是一个重要的潜在碳汇。
③速生树种的碳汇能力比针叶树和其他慢生树种的能力强。因地制宜选择树种,对混交方式和生物产量等进行合理规划可提高碳汇能力。如硬阔中的木荷、青冈、山杜英和软阔中枫香、桤木生长速度较快,刺槐、枫香都是武汉本地碳汇能力强的速生树种。④平均乔木层碳储量为:针阔叶混交林>竹林>阔叶林>针叶林。混交林乔木层碳储量大于纯林,纯林中竹林乔木层碳储量最大。毛竹林一年中碳固定量是杉木林或马尾松林的2~4倍,阔叶林居中,针叶林最小。⑤针阔混交林各层非树木植被的碳储量,依据江夏区“碳汇林”测量计算结果,单位面积生物量和碳储量从大到小排列顺序为:香椿、柏木混交林、刺槐、香椿混交林>刺槐、枫香混交林>枫香、柏木、樟树混交林>枫香、马褂木、麻栎混交林>刺槐、木荷混交林>柏木混交林。可选择不同生物学性的树种组成不同的林分,以提高碳储量。
⑥本地4种典型的乔木群落中,樟树群落(以樟树为主,白栎、毛泡桐、苦槠、山矾,糙叶树和柘树,草本植物以淡竹叶、酢浆草、鸡矢藤和商陆为主),枫香群落(以枫香为主,木荷、苦槠、山矾、大青和樟树,草本植物有五节芒、淡竹叶和商陆为主),杉木群落(以杉木为主、林下植被有檫木、山矾、大青和樟树,草本植物有肾蕨、淡竹叶和商陆),马尾松群落(以马尾松为主,林下植被有樟树、大青、山矾和青冈),平均生物量从大到小排列顺序为:枫香群落>樟树群落>杉木群落>马尾松群落。4种乔木群落类型碳汇功能比较,樟树群落的碳贮量在阔叶树当中是最多。
基于以上研究,总结出适合于武汉低碳社区种植设计的模式为:
①以本土植物为主,80%的植物为乡土物种。提倡多样化绿植,高固碳阔叶植物占地≥40%;②强调固碳能力多元化配置,选择不同生物属性的树种组成不同林分,以提高生物量和碳储量;选择本地碳汇能力强的速生树种和竹林;选择本地碳储量大的樟树群落、枫香群落等;多采取碳汇作用强的乔——灌——草群落、灌木群落的植物层次配置模式,提高碳汇能力,且能增加景观绿视率。采取高固碳(以针阔混交林及毛竹林为主)和低固碳(以灌木群落及多年生草本为主)相结合,因地制宜;③考虑城市景观需求。
3结语
根据估算,规划低碳启动区的碳中和量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40m2,绿地面积约15000m2,其中林地面积累积达6000m2,每年可中和CO257.6t。
以生态绿化系统的构建为本,利用“植物固碳”功能,拟定固碳种植分区计划,根据不同类型绿地的碳贮量,结合社区总体布局进行绿地生态规划,可以在提高单位面积绿地碳汇能力的同时,满足社区居民活动的场地需求,是构建健康和谐社区的专业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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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经济;路径选择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全球生态、经济、政治利益的整合,已上升到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同时,节能减排在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开发要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区域发展要以环境的可容量为基础。因此,根据区域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区域行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利用水平及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区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也显示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基于区域层面来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至关重要。
我国正处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受我国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制约,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区域情况,改变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区域经济持续高效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撑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要实现低碳经济在区域中的发展,必须要做到:以科学合理的规划为指导,加强相应立法工作;发展低碳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改善能源结构,提升固碳、减碳能力,加快区域经济向低碳模式转变。
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仍不理想
区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能源消耗处于上升期,碳排放强度高。高能耗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其中,电力热力、金属、化工、采掘以及非金属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
从区域情况来看,东北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重工业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该地区的煤炭、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也是其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中部地区工业化是为了适应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部地带的资源开发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中国生产力布局主要集中在东中部两块地区,沿海地区在加强能源、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造船等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电子、家电、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和行业,在出口工业品的生产方面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中部地区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腹地的属性和以高能耗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导致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高,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之一。
(二)能源利用效率低
当前,我国能源资源结构表现为“富煤、缺油、少气”,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难以改变。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经济发展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碳排放的差异较大。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即能源强度,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能源强度的变化直接影响该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能源消费强度来看,我国不同省区能源强度差异较大。能源强度排在前三位的均处于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贵州和青海;能源强度低、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则分别是北京、浙江、广东省均处于东部地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消费强度越低,同时单位GDP碳排放量越小。因此,能源强度较高的地区应该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关注能源的利用效率问题,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技术的应用等手段降低能源消耗、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技术创新步伐缓慢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东部地区基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人才资源较有优势,而其他三个地区与东部相比创新能力较弱。重点是能源开发利用,第二产业等领域技术更新缓慢,产能落后,使得整个产业体系薄弱,加上传统落后工艺在重点行业领域比重较高,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和先进技术的严重缺失,使得未来几十年内,基础建设以及工业生产将维持高排放的特点,这也加大了减排压力,增加了低碳模式的实现成本,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四)政策法规尚不完善
《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一系列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保证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但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同时现有的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加之由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链条过长,执行效果不易控制,因而导致执行效果不佳。
三、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一)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产业体系
第一,发展低碳农业,转变发展方式,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建设专业化、规模化、有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工业低碳化,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并拉长产业链,加快构造节能环保型产业体系。东部地区应侧重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电力、热力以及采掘、化工、金属冶炼、非金属制造等重工业行业要重点治理,限制高碳产业准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第三,积极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卓有成效地拉动国内多数欠发达地区实现城市经济跨越式发展。从不同侧面去分析,低碳经济既是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准。通过服务业的战略发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也可以从一定层面缓解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前期工业增长与排放正相关的矛盾。
第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低碳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等。
(二)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一,源头控制。推进节能减排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要改善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从源头上解决能源环境问题。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第二,过程控制。即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如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和改造落后生产工具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达到高效能、低排放的目的。
第三,事后控制。捕获、封存和积极利用排放的碳元素,即开发以降低大气中碳含量为根本特征的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及利用技术,以及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等。同时,还要大量植树造林,增加碳汇。
(三)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创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引进;二是自主研发。技术研发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高效能源利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技术,都需要很长的研发周期。因此,技术转让是目前发展低碳产业更适宜的方式。目前,国际社会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推广而订立了国际技术协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或者实施技术管制和激励,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终目标。各区域应立足自身情况,积极引进各种关键低碳技术,如大力创新用煤工艺、采用洁净煤技术,具体包括加大清洁开采及原煤入洗比重,减少原煤输出和直接燃烧;加快煤炭高效转化技术开发,如煤基多联产、先进燃烧、低碳产品合成等技术,降低煤炭消费强度,减少转化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加大煤炭及煤基产品消费环节污染物排放控制与治理技术的研发,如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和储存,实现煤炭及煤基产品的清洁化利用;加快发展煤炭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煤层气的开发及利用等技术。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低碳技术研发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低碳技术落后的现状。
(四)制定完善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为保障低碳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以及技术创新上的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限制高碳产业准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在能源效率上,要加强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同时要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总体规划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专项规划,完善“配额制”和“固定电价”等相关政策制度,以求改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状况,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供应。
在技术创新上,制定合理有效的技术引进政策,同时政府应在财政税收、金融制度上加大支持力度,如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等给予税收优惠支持,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走低碳发展之路。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免税收等有效手段加强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在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低碳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并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四、结论
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是结合区域特色和发展战略,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各行业规范与标准,加快低碳技术创新,积极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积极开展区域低碳经济建设,以保证区域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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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1篇10
关键词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变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F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12-0062-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3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是推动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城市化推动了城市规模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以及城市功能体系的完善。但由于人们过度重视土地的经济属性,而忽视其自然禀赋属性――对人类生存的保障功能,使城市规模呈现出机械式地扩张,造成社会碳排放量快速增长、土地的“碳汇”功能减弱,致使气候变暖、人居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低碳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方向,而且如何规划城市土地资源以适应“低碳化”发展的要求,从而引导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已是城市土地利用不可回避的问题。
1城市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
据2002-2004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用地的统计数据分析(见表1)[1],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明显不合理。其中,工业用地占比分别为21.5%、21.48%、21.79%,道路广场用地占比分别为8.83%、9.32%、9.71%,绿地占比分别为8.6%、9.21%、9.28%。这种用地状况,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规定的居住(20%-32%)、工业(15%-25%)、道路广场(8%-15%)和绿地(8%-15%)4大类建设用地比例相比,工业用地占比过高,绿地与道路广场用地占比偏低;与国际上的一些城市用地结构相比,我国工业用地偏高、绿地过低,如工业用地比例,伦敦中心区为1.9%,香港为5.96%,日本三大都市圈(东京、名古屋和大阪及市中心及其郊外腹地)1981年为11.6%;绿地比例,伦敦为26.21%,香港为14.57%,东京中心区为23.59%,纽约市区为30%,纽约曼哈顿为37.6%[2]。
尽管居住用地占比不低,但其微观供应结构也不合理。据国土资源部2010年1-6月全国住房用地供应情况(见表2)[3],在新增住房用地中,各类保障性住房供应用地仅16.88%。这与中国城市众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数量相比,保障性住房供地明显过少。
1.2城市用地空间布局不合理
在长期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绝大部分城市发展为工业化生产性城市,特别是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这种工业生产性城市用地的空间布局也呈现严重的不合理:第一,行政办公用地、工业用地实际上占据着城市的中心位置,尽管有些城市采取了“退二进三”、“货币补偿”等形式进行土地置换,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化解城市用地空间布局不合理的格局,致使“优地不能优用”;第二,居住用地布局既缺乏系统性,也没有点、线、面的和谐统一,而是十分杂乱地分布在各个功能区内,使居住区反复受到工业区、商贸区的污染,而且造成公共设施供给不足与浪费并存,严重影响城市主功能区确定与划分;第三,商贸中心、医院、公园、广场等公用设施过于集中在城市中心区(老城区),而新城区的公用设施严重供应不足;第四,城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过大,开发强度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特别是商业或营业性公共设施通常集中在道路交叉口,使城市交通状况十分窘迫,公共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而新城区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供给过剩,导致新区开发严重不足而使城市土地资源及公用基础设施被大量空置而浪费。因此,这种用地格局不仅难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且严重阻碍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甚至造成城市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城市碳排量在近30年内快速上升。
1.3城市土地利用规模与方向严重失控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方面,由于过度信赖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能力,而忽视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的作用,造成高档宾馆、酒店、人造景点(如广场、休闲的绿地等)、高尔夫球场等大量出现,而绿地、体育场地、停车场、休闲场所等公共设施建设用地以及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迫切需要的保障住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用地却严重供应不足,致使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在房地产开发热潮的诱导下,城市发展呈现为“摊大饼”式的平面扩张,开发区的数量和面积在快速增长且重复建设严重,使城市土地利用规模与方向严重失控,造成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三次一浪高过一浪的“圈地运动”。如:自1984年开始设立开发区以来,到1993年底全国开发区达2804个,实际占地面积76.2万hm2,2003年底,全国各地开发区共6015个,规划用地面积350万hm2;2004-2009年建设用地增加238万hm2,耕地减少45.9万hm2(国土资源部2004-2009年的统计公报)。可见,在过度依赖市场作用和注重经济效益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下,城市土地利用规模与方向已呈现出严重的失控格局,使城市土地利用处于散乱、破碎、无序的状态,既造成大量农用地被占用而危及到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也导致城市碳排量急剧增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2构建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的必要性
深入剖析城市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体制存在缺陷是其深层原因之一:首先是经济体制。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个极端: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只重视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利用的能力,而忽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二是市场经济时期,只重视市场机制配置稀缺土地资源的能力,忽视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的作用。实践表明,二者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使城市土地利用的碳排量快速增加。其次是管理体制。我国城市土地资源一直采取政府的多头管理,使土地管理政出多门,造成城市稀缺土地资源难以实现统一规划与优化配置,致使城市土地利用的碳排量不断上升。此外,还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管理理念与技术手段不科学等原因,也造成城市土地利用出现诸多问题,使城市碳排量上升。可见,构建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推进各项事业的顺利改革。但是,一直以来的城市化扩张进程,不仅造成农用地大量非农化、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供应不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城市公共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而且造成城市社会发展过度依赖于碳基能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城市交通、建筑等能源消耗较大的工程项目不断增加,致使城市碳排量快速上升,生态环境恶化,出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严重不和谐,对经济、社会、环境均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既是降低碳排量以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的战略性选择,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
2.2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是城市节能减排的需要
2009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6.6%,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近30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城市发展模式,造成土地资源利用的“碳源”增加与“碳汇”功能削弱,使城市碳排放量急剧上升而超过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加剧,引发多种自然灾害,已危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据有关研究显示,社会总碳排量中的85%来源于城镇,其中30%-40%来源于城市房屋建筑,30%来源于城市交通。不仅如此,而且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高碳”城市发展模式在中国将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粗放型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下,以石油、煤等碳基能源为主的城市发展格局在长时期内很难改变。然而,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在实践中可以有效地减少“碳源”,增加城市土地的“碳汇”功能,从而降低城市碳排量,实现城市节能减排的目标。因此,构建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是城市节能减排的需要。
2.3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土地资源是城市化发展的客观物质载体,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市的发展规模、方向以及发展后劲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问题已不容回避。传统的“三高”城市发展模式已严重威胁到资源利用安全、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而且形成城市巨大的碳排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危及人类生存。据2009年全国统计公报的数据资料,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4亩,约占世界人均水平的30%,建设用地供应总量57.6万hm2,比上年增长44.6%;在监测的612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有504个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占82.4%,有100个为三级,占16.3%,有8个为劣三级,占1.3%;七大水系的408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57.1%,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18.4%,部分流域污染仍然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4721万hm2,增加18.1%;气温呈现上升态势,全年平均气温为9.8℃[4]。因此,在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中,城市土地资源作为基础性资源,应参与调控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调整能源资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资源消耗,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引导城市发展模式向低碳化变革,切实减少城市化发展中的碳排量,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的实现路径
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必须摒弃发达国家在19世纪工业化初期采用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而转向环境友好型的低碳模式[5-6]。这是因为,城市“高碳化”土地利用模式不仅造成土地资源及其他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使碳排量增加、能源资源短缺,产生人类社会多层次、多形式的不和谐,而且造成地面绿色植被覆盖率下降,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的“碳汇”功能衰减,碳排量急剧增长,引发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自然灾害频发,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秉持“低碳化”土地利用理念,坚持“经济―社会―生态”系统效益平衡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坚持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原则,从“减排”和“增汇”两个方面着手,采取有效措施,优化配置资源,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碳排量,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土地的“碳汇”功能,增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保证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3.1培育城市土地低碳利用观念
土地资源既是人类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但土地资源所具有的区位性、不可移动性、稀缺性等特征,使土地资源长期供不应求。这不仅制约着人类的需求增长和消费行为,制约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潜力,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缺乏低碳理念的背景下,社会仍沿袭传统“三高”的城市发展模式,造成房屋建筑、公用基础设施布局混乱、功能过剩与不足并存,导致能源资源大量浪费,也大量增加城市碳排量。实践证明,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的构建实际上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也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而应该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政策引导、科学规划、意识培养等手段,强调政府、社会、公民在相互协调中共同承担公共治理的责任[7-8],建立“政府主导,市场适应,公众参与”的城市土地低碳利用决策机制,营造城市土地低碳利用环境,充分发挥城市土地基础性资源的地位和作用,调整与引导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并按“能源选择、生产模式、消费方式、废气废物排放”的结构体系,建立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及其政策支撑体系,实现城市发展的低碳化。因此,应改变仅将土地视为经济资源的价值观,积极培育城市土地低碳利用观念,以降低城市碳排放、改善生态环境。
3.2科学规划城市土地的功能分区
从土地利用现状来看,区位功能不明是城市碳排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系统的物质流中,城市消耗了85%的能源和资源,也排放了相同比例的废气和废物[9]。据2008年《美国科学院学报》刊登的研究报告称,汽车、轮船、飞机和火车使用燃料所释放的气体是目前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去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3%,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增长率达25%[10];另据有关的研究结果,铁路电气化轨道交通方式是最低碳环保的运输方式。也就是说,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坚持“低碳”理念,尽可能地发展非碳基能源的轨道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如步行、自行车等),形成以“低碳”为主的城市交通网络,保证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低碳化。然而,由于缺乏“低碳化”观念,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空间布局严重不合理,不仅造成房屋建筑、公用基础设施等项目重复建设,浪费大量能源资源,而且还会造成城市交通运输网络杂乱无章,使城市交通秩序混乱、堵塞严重,导致城市交通的碳排量急剧上升。因此,应从“减排”和“增汇”的角度,科学规划城市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区,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空间布局,设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大力发展高性价比的交通[11],采用多极网络嵌套理论优化配置公用基础设施,规划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功能分区,减少人们日常的长距离出行频率和数量,使不同功能分区的土地利用能形成“点、线、面”的和谐统一,同时还应重视并推广土地的立体利用,尽量减少土地占用,保持土地的绿色生态面貌,构建紧凑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空间布局,使低碳化的土地功能分区与公用基础设施相匹配,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降低城市碳排放量。
3.3构建低碳生态化土地利用模式
在城市化的平面扩张式中,人们本想以宽敞的房屋建筑、繁华的商业中心、多彩的娱乐场所、便捷的交通网络等设施来舒适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泥、柏油、花岗岩等材质硬化城市广场、商业街、人行道、停车场、社区活动场的地面来减少尘土、改善城市环境,但殊不知,这种城市建设方式在大量地毁损绿色植被,使具有“碳汇”、“水汇”等功能的原始土地被大量占用而减少,造成城市“碳、水循环”的生态平衡体系被打破,导致土地资源的碳排量飙升,“碳汇”功能减弱。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将自然、城市、人融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12],并结合生态化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通过“零碳”和低碳技术保护自然植被、保留原始地面、修复生态植被,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尽可能减少地面的硬化,以保护地面的生态系统以及通气透水的功能,减少“碳源”、增强“碳汇”功能,进而有效减少碳排量,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
4结语
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不仅能从“碳源”上有效减少土地利用的碳排量,而且能基于土地的生态价值修复和增强土地资源的“碳汇”功能。研究表明,森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将大量的二氧化碳吸收、固定在生物有机体中,农用地、未利用地的自然“碳汇”功能也很显著。但是,城市土地利用的低碳化仅靠政府、市场或公众单方面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三者通力合作,形成“政府主导、市场适应、公众参与”的土地利用决策机制,借助科学的低碳化技术和管理方法,充分发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城市低碳化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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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ndPathofUrbanLandLowcarbonUsePatterns
LIGuomin1LUKe2
(1.SchoolofBusiness,HubeiUniversity,WuhanHubei430062,China;2.CollegeofHumanities,Lawand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430081,China)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29个省市1996-2007年的工业碳排放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发现工业碳排放较高的省份集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如山东、江苏,河北等省;人均碳排放和工业单位GDP排放量较大的是工业结构以煤炭为主的山西,较低的是海南、青海和宁夏等西部省份;而一些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的省市,如北京的工业碳排放有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工业碳排放省域差异能源强度政策
一、引言
自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以后,全球变暖诱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尤其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现实、严峻的挑战。因此,了解各地区工业碳排放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寻求节能减排技术和区域对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对整体的碳减排目标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现有文献看,有关碳排放开展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徐国泉(2006)利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查冬兰(2007)等将能源分成9大类,并以一次能源的消费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估算出全国28个省区的碳排放量。谭丹、黄贤金、胡初枝(2008)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几年来的碳排放量,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规模和能源强度是正负两类最主要的因素,并且指出不同产业碳排放差异较大,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减量效应。王铮(2008)等针对主要排放源―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分摊到各地进行核算。赵敏(2009)等则是根据IPCC2006年的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计算了上海市1994―2006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王群伟(2009)等利用环境生产技术构造了Malmquist二氧化碳排放绩效指数,测度了1996―2007年我国28个省区市二氧化碳的排放绩效,并借助收敛理论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上述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测算全国各区域或以个别省区为样本的碳排放,而有关分析省域间特别是工业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借鉴徐国泉等在对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所采用的基本公式,然后利用1996―2007年我国29个省区的基础数据对工业碳排放进行统计研究与对比,综合讨论了省域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和方法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分析研究的需要,本文以我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6―2007年的能源消费为样本(重庆由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本文中不包括该地区的研究;因数据缺失过多则不包括在内)。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建立有关碳排放的直接监测数据,因此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而得来的。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等相关文献,能源数据以各类能源为基础数据,按照各种能源标准煤系数统一换算为标准煤。本文采用各地区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三种一次能源的消耗量与相应排放系数的乘积和来估算工业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基本公式为:
…………………………………………(1)
式(1)中,C为工业碳排放总量,万吨,为能源i的消费量,按标准煤计,万吨;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即碳排放总量等于所消耗各能源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之和。
表1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项目煤炭石油天然气
碳排放系数
(t碳/t标准煤)0.750.5850.4435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三、排放现状与影响因素
1.碳排放总量和工业碳排放平均增长率
碳排放总量反映了我国的碳排放情况。1996年我国的碳排放总量为9.32亿吨,1996-1999年是碳排放缓慢增长的时期,2000年之后碳排放量急剧上升,而2005年到2007年我国年均碳排放量为16.7亿吨,排放量最高的3个省份分别为山东、江苏、河北,而海南、青海和宁夏等西部省份的碳排放总量较低,这说明快速工业化过程对碳排放贡献保持高位。海南、宁夏、山东、青海和河南在1996-2007年间,工业碳排放总量分别以37.79%、17.78%、16.61%、15.52%的平均增长速度排在前五名。北京和黑龙江年均增长水平最低,分别只有1.73%和3.87%。海南省由于其碳排放总量的基数小,对煤炭、油品、电力和热力等资源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山东省是传统的工业大省,第二产业占的比重较大,特别是大量地引进高能耗日韩企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快上升。河南的工业布局呈现出小型化、能耗大、分散化的特征,特别是煤炭、水泥、钢铁和造纸等行业的产能和工艺设备落后,加快了碳排放量增长的速度。青海地处偏远的西部,工业基础薄弱,碳排放总量比东部地区要低很多,但工业化的启动、混乱的工业布局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以资源开发和资源加工等行业领域为主,工业碳排放的急剧增加还是不容忽视。
2.工业人均碳排放
人均排放量除去了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对工业总排放的影响,使碳排放的地域差异更具有可比性。因此,工业人均碳排放可以写为:
A=……………………………………………………(2)
式(2)表示,A为工业人均碳排放,单位为万吨;E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P为常住人口数量,单位为人。
不同省份的工业人均碳排放差异很大,山西、上海、宁夏、天津和内蒙古的人均排放量最高,从1996-2007年分别增长率2.87%、2.09%、1.75%、1.68%和1.65%。海南、四川及江西等地的人均碳排放增长率最低,这说明工业人均碳排放量的高低跟工业发展情况和能源消费结构有密切关系。山西以煤为主体的资源禀赋特征显著,重工业是其主导产业,其能源消费以碳排放量极高的煤炭为主,决定了该省工业人均排放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宁夏和内蒙古由于工业结构单一,工业化刚刚起步,能源需求量大,经济发展拉动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工业人均碳排放也不可避免增长。而上海、天津是全国的经济和产业中心,存在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也决定了其工业人均排放量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如果仅考虑居住人口,则二者的人均排放水平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3.工业单位GDP排放量(碳排放强度)
工业的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跟高能耗产业的关系。考虑到经济发展中价格不断变化的因素,以现价GDP计算的单位碳排放是不能直接对比,故采用GDP购买力平价,以美元为标准。计算公式为:
B=…………………………………………………(3)
式(3)中,B为工业碳排放强度,吨或吨/万美元;E为工业碳排放量,吨;Y为GDP,美元。
我国省域间的工业碳排放强度差异较大。山西、贵州、内蒙古和宁夏的碳排放强度较高,均超过0.2吨/万美元;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区碳强度最低,仅为0.055-0.085吨/万美元。从省区间在1996-2007年的碳排放强度的统计结果显示,工业碳排放强度与经济结构具有不同的关系。上述碳强度最高的几个省份,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发展过快,工业内部结构失衡,行业结构重复性严重。山西的工业碳排放基数大,再加上一些小型化、能耗大、分散化的工业布局,共同影响其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而贵州、内蒙古和宁夏由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落后,相当一部分工业产业粗放经营,单位产值能耗较大,能源利用效率较低,造成了这几个省份的工业单位GDP排放量较高,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性在短期内难有很大改观,未来将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而像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和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的碳排放强度较低,碳减排效果显著。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正在发生经济结构转型,公园内部能源结构优化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低碳能源使用比例上升,逐渐摆脱了对能源的高度依赖。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各省的工业碳排放量的分析,得出下列一些结论和控制政策:
(1)我国各省的碳排放总量平均增长率、工业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2)山东、江苏、河北都是工业大省,工业碳排放总量排在全国前3位,且存在绝对量继续上升的压力。对于上述传统工业比重大的省份,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严格控制能耗大、高污染的企业,有选择地利用资金,做到碳排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山西省的人均碳排放和工业单位GDP排放量都是全国最高的。这跟煤炭在工业消费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有必然的联系,加上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共同导致了人均碳排放总量和工业单位GDP排放量居于高位。山西一方面应该大力转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其他低碳能源代替;另一方面努力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消费效率,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
(4)海南、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等省份的平均增长速度较快。主要原因是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规模小,接受了东部地区落后产业的转移,经济的起步导致了能源需求上升。因此,对于那些单位GDP碳排放量大,并且碳排放减少速度比较慢的工业行业,抑制其过快发展并慢慢减少其占比,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打造以清洁能源生产为主的产业链,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5)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产业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应加强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与国际合作,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交流和扩散,促进工业结构的升级,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降低以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为主的依赖,减少工业行业碳排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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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冬兰,周德群.地区能源效率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差异性:基于Kaya因素分解.系统工程.2007(11):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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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范文篇12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正经历着一次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自然扰动的因素,人类活动被认为是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报告说:当前气候变暖的原因中,90%以上可能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苏州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消费的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形成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苏州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合理的社会消费模式。而推进技术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走低碳发展的道路,将会是苏州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
一、苏州市建设低碳经济的现状
近年来苏州一直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建设,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在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①节能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苏州市是能源消费大市,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利用政策法规引领地方经济和社会向低碳化方向转变。在节能降耗等方面相继出台了《苏州市加强节能工作的实施意见》、《苏州市调整淘汰部分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苏州市重点耗能企业能源审计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为低碳经济建设奠定良好政策基础。②低碳经济体系逐步建立。苏州市陆续制定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工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意见》、《苏州市新能源产业提升发展计划》等低碳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十一五”期间全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累计关停并转落后化工企业1140家,淘汰落后水泥产能600多万吨,关闭不达标水泥企业11家,淘汰落后印染产能2.45亿米,淘汰燃煤设施279台,全市所有电厂、热电厂全面建成脱硫设施,淘汰年产190万吨水泥能力设备、苏钢厂年产80万吨钢铁能力的10台(套)落后装置,关停小火电机组19台(套)833MW,对高污染排放汽车实施限行,淘汰黄标车8000多辆。2010年末,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9008亿元,年均增长23.9%,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已从2005年末的31%提高到36.6%;规模以上战略新兴产业实现产值7100亿元,规模以上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8.9%。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一批低碳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壮大,为低碳经济建设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③节能减排工作逐步推进。在苏州大市范围内推进能源审计,重点开展5000吨标煤以上用能单位的能源审计工作,提出2110个节能技术改造方案,挖掘节能潜力等价折标准煤417.964万吨/年,当量折标准煤288.4639万吨/年;试点并推广“能效之星”计划,选出“能效之星”实施单位24家,并逐步在苏州市重点用能单位中推广运用,同时也推向节能技术服务业;研发“能源管理数字地图”系统,反映各种能耗、能效、余热等的地域分布,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科学管理依据。④循环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通过编制《苏州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全市培育循环经济试点531家,通过ISO14000认证企业1683家,完成清洁生产审核验收企业1000多家,分别建成部级、省级和市级环境友好企业6家、11家和100家。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张家港扬子江冶金工业园、吴江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基地、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等4个园区被列为部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省级以上开发区基本完成示范园区建设规划编制,苏州市光大国家静脉产业园建设初具规模。⑤低碳示范与研究工作逐步开展。2009年11月,苏州工业园区首个低碳示范产业园———中节能(苏州)环保科技产业园奠基启动,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建“国家低碳经济示范区”,探讨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与低碳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与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协议,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苏州研究院,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与低碳研究基地的建设。2010年11月,苏州市与苏州大学共同成立了苏州市低碳经济研究中心。⑥森林碳汇能力逐步提高。市区投入绿化资金近40亿元,新增林地、绿地2017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由“十五”期末的40.2%、34.6%和9.8平方米提高到42.5%、37%和14.8平方米。农村绿化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市各级直接投入农村绿化资金超过80亿元,全面推进农村“绿色通道”、“绿色基地”、“绿色家园”和沿湖沿江绿化建设,建成太仓金仓湖等一大批生态绿地。2003年以来,全市新增林地绿地80万亩,森林资源总量达160万亩。全市形成了布局合理、景观优美、安全稳定的城乡绿色生态系统。
二、苏州市建设低碳经济面临的困境
2009年苏州市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0.857吨标煤,比2008年下降5.37%;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为1252.01千瓦时,比2008年下降7.02%;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1.016吨标煤,比2008年下降9.48%。苏州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对资源和能源依存度较高。苏州又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原煤、原油等的自给率为零,所需原煤、原油等一次能源全部依靠外地调入,从而形成了以二次能源电力的消费和生产供应为主的能源格局。随着苏州市工业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电力供应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能源消费增长与资源制约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①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随着苏州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费总量呈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为6.8%。其中,焦炭、热力、电力、原煤、汽油、柴油年均增长分别为32.0%、27.5%、23.2%、17.0%、6.1%和6.5%。②行业能源消费超百万吨标煤。根据对全市35个工业行业分析,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8个行业能源消费超过100万吨标煤。行业能源消费3908万吨标煤,占全市份额高达91.3%;其中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消费份额分别为32.2%和28.6%。③全社会用电量逐年攀高,工业用电占八成多。2009年苏州全社会用电量占江苏全省的26.6%,达880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高达83.9%,达739亿千瓦时,超过上海市,位居全国首位。④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从工业行业内部的能源利用效率看,在各种工业单品的能耗指标值上,苏州部分行业如钢铁冶炼技术、水泥生产技术等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但大部分高能耗行业单品能耗值相对国内、国际先进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苏州市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对较高。苏州市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工业及建筑和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构成。据清华大学测算,苏州市在2005年至2008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增长,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同比增长20%、17%、2%,与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趋势相一致。2008年能源消费前十个行业排放二氧化碳总量为11862万吨。按同系数推算,2009年前十大行业的排放总量为12676万吨,同比增长6.9%。建筑和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比较严重。据清华大学估算,2008年苏州市建筑耗能排放二氧化碳为246—672万吨;交通运输排放量为892万吨;其中客车排放占62%、货车占18%、轿车占14%。预计随着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全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将逐步增加。具体排放预测数据见下表1。如何有效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实现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在全国抢占进一步发展的先机,并摸索出一种好的经济转型模式,成为苏州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三、促进苏州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
苏州要想真正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就是要实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全面地向低碳转型。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和构建低碳社会,实现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的重新整合,为实现苏州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编制低碳规划,创新低碳城市政策体系制定苏州低碳经济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强化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引导,建立苏州低碳经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制定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措施。基于市场运作机制,研究制定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标准和经济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低碳经济发展相关领域,推动经济社会向低碳方向转型。
(二)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尽早完成市区及常熟、太仓、昆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建设工程和吴江、张家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新项目;在吴江、相城试行依托大中型畜禽养殖场和酿造企业,合理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积极扶持以苏州工业园区“金太阳”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健全强制淘汰管理制度。强制淘汰高耗能、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重点加强对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五大苏州市高能耗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能源利用率监控。建设低碳建筑示范区。全面推广节能、绿色民用建筑。新建民用建筑必须100%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结合老城区改造,加快推进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积极拓展建筑中采用浅层地表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广度和深度,努力降低建筑能耗。重点加强对政府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用能情况监督。
(三)壮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优化低碳发展促进低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造以苏州工业园区纳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基地、苏州高新区新能源科技产业园、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发展载体。加快扶持以重大技术创新与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代表苏州形象的绿色、低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为主攻方向,高起点培育全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引领低碳产业群的崛起与壮大。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以沙钢集团获得江苏省低碳经济试点单位为起点,鼓励工业企业进行低碳经济试点,控制能耗高的冶金、化工、造纸、纺织、建材等行业规模,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以部级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和中国金融BPO示范区为抓手,推进苏州工业园区城市CBD、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等一大批商务服务集聚区建设。
(四)发展低碳装备,夯实低碳经济发展基础苏州具备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太阳能与风能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智能输配用电设备、重型装备与工程机械等产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为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苏州有条件依据自身优势探索发展适当的低碳支撑装备制造业,抢占国内外低碳经济转型带来的先机和市场。在新能源、新材料、交通和建筑节能技术和装备方面,走出一条有苏州特色的全新低碳发展模式,将不仅为低碳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为苏州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奠定基础。
(五)厉行资源节约,推动生产过程清洁化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制定苏州市循环经济条例,总结推广清洁生产典型经验,使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水耗及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强节约用水管理。落实“节水三同时”制度,加强节水减排,开展用水审计,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城市、节水型社会。强化金属材料回收利用。鼓励用可再生材料替代金属材料,加强废金属回收利用;鼓励采用以废金属为原料的短流程工艺再生利用。回收利用垃圾与废品。逐步建立完整的工农业剩余物料、废料利用的产业链,引导企业推进节材技术进步。开展“绿色施工”。通过节能、节水、节材、节地,提高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保护环境。
(六)紧凑城市布局,实现城市生活低碳化城市紧凑化。按照城市结构尺度及规模,在都市区域层面、城市空间层面、社区空间层面及组团空间层面等4个维度上加强城市空间紧凑化,其核心是通过城市紧凑化促使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并大幅减少城市交通能耗,实现城市生活的便利化、低碳化。
(七)发展低碳交通,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实现高铁、城铁、公路客运、城市轻轨、公交、公共自行车等各种交通方式之间“无缝隙衔接、零距离换乘”。全力推进市区及市域轨道交通网、公交专用道、公交首末站建设,提高线网通达深度,方便城乡居民出行。完善城市低碳公共交通体系。依托苏州金龙汽车公司的研发、生产能力,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使用。推广普及苏州城市公共自行车,优化公共自行车设置区域。通过完善停车收费制度、探索拥挤收费制度、鼓励慢速交通方式等,促进节能减排。
(八)保护湿地资源,增强碳汇综合能力强化湿地保护。加强对以太湖为代表的300多个湖泊、2万多条河流周边湿地资源的保护。在苏州成立省内首家湿地保护管理站的基础上,全面完成湿地资源调查,编制完成沿江地区综合开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3个部级城市湿地公园、2个部级湖滨湿地公园、5个省级湿地公园建成的基础上,按期完成“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重点推进东太湖滨湖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环湖岸线200~500m宽度范围内的滨湖湿地区,努力把苏州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群”。全力推进绿化建设。继续全力推进“绿色通道”、“绿色基地”、“绿色家园”和沿湖沿江绿化建设。加快林业发展步伐,不断提高森林、湿地和绿色植被汇集、固化二氧化碳的碳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