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的例子范例(12篇)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1篇1
关键词：老年人；城市；农村；收入来源；支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能否拥有美满的晚年生活，关键是他们的经济水平如何。一直以来，经济是基础，因此关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养老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环节。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三十年来广州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5年广州市1%人口抽样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1.6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7.56%。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1.46个百分点，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广州市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加大。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关注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关于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是对老龄化问题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如何全面把握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分析经济状况是基础。
一、文献回顾
回顾以往文献，有学者通过实证资料的分析得到结论：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虽然仍是以家庭成员供养为主，但是比例已经下降，退休金上升到第二位，子女供给下降到第三位。中国老年人的自身经济能力已经增强，对家庭成员供养的依赖度下降。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城乡老年人、各省市自治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依然存在巨大差异（杜鹏，武超，1998，2006；宋健，2006）。也有些学者针对北京、上海等地的老年人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针对广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研究较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实证资料的不足，本文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广州市老年人经济状况获得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二、调查对象说明
广州市老龄委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分别于1998年和2008年进行了两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1998年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效样本量2，000个，其中城市老年人有效样本1，400个，男性占50.2%，女性占49.8%；农村老年人有效样本600个，男性占42.0%，女性占58.0%。
2008年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效样本量2，403个，其中城市老年人有效样本1，501个，男性占47.5%，女性占52.5%；农村老年人有效样本902个，男性占45.4%，女性占54.6%。
三、调查方法和内容
两次均采用非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在所确定的调查社区提供的老年人名单中随机抽取样本，两次调查指标大致一样，调查内容80%相似，有助于进行比较分析。在调查过程中，收入和支出都是属于较敏感问题，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研究结果仅能够反映大体情况。
四、老年人的经济现状与变化
老年人的经济现状主要从收入来源、收入水平、支出水平、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其中，收入来源又可划分为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具体分析如下：
（一）城市老年人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却很不理想。然而，在物质生活方面农村老年人满足程度更高一些。以60岁为界，衡量老人退休前后的经济状况，可以通过老年人对其退休前后收入的看法来看。2008年广州市城市老年人中，认为提高很多和略有提高的比例分别为13.3%和61.4%，合计比例超过70%，与1998年相比，高出了8个百分点，而农村老年人持这两种观点的比例分别为3.5%和25%，合计比例为28.5%，远远少于城市老年人，与1998年相比，仅是原来的一半。说明大部分城市老年个人收入比退休前提高了，而农村老年人收入提高的人不多，且与十年前相比，城市老年人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却很不理想。64.6%的城市老年人认为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已达到平均水平，而高于平均水平的仅有8%。农村老年人同样具有此看法。城市老年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满意的为28.6%，有60.4%的人认为是过得去的，与1998年相比，满意程度的比例下降了4.3个百分点，过得去的比例上升了5.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市老年人对物质生活持满意态度的比例为22.2%，过得去的为67.7%，与前面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农村老年人对此持满意态度的为21%，过得去的比例为57.4%，均低于城市老年人，与1998年相比，持满意态度的比例降低了14.7个百分点，过得去的比例上升了7.9个百分点，对物质生活持满意态度的比例为13.8%，过得去的为72.3%。可见，近十年来，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提高，而农村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水平却下降了。虽然城市老年人对经济状况和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均高于农村老年人，但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农村老年人更容易满足。
（二）城乡老年人月平均收入均有了明显提高，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城市老年人内部的差距大于农村内部，各项收入中的变化且差距最大的是离退休金。从老年人的各项主要收入的平均值来看。如表1所示，近十年来，城乡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均有了明显提高，城市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增长了1.2倍，较农村老年人增长幅度大，城乡差距十分明显且呈扩大趋势。城市老年人内部的差距大于农村内部，城乡老年人各项收入中差距最大的是退休金，城市老年人子女供给的差距缩小，而农村老年人股份分红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与2006年城市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654.3元和农村居民月人均纯收入649元比较，2008年城乡老年人上月平均收入稍微高些。然而，1998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却低于1996年和2000年的居民水平。可见，老年人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谈到各项收入来源与2007年相比发生的变化时，城市老年人各项收入来源中除离退休金方面76.3%的人有提高外，其他各项中绝大部分的人是基本不变的。农村老年人各项收入中的变化情况差异不大，工资变化情况中29.5%的人有增加，离退休金方面47.9%的人有提高，股份分红中75%的人略有提高，其余各项大部分人是基本不变的。（表1）
（三）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城市老年人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退休金，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自于子女供给和工资，租金收入成为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城乡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均有所下降。从城乡老年人的各项收入构成来看，如图1所示，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总体上十年来的变化不大。城市老年人收入的主要部分是退休金，占了绝大部分，且比1998年有所增加，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子女供给和工资，子女供给比例有所下降，租金收入成为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随着城市化发展，广州郊区的农民自建住房并出租给外来人口居住或从事商业活动等，租金收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收入之一。所以，广州市区以前的村落都成为了外来务工者聚集的地区，也就是常说的“城中村”。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政府与社会救济在老年人养老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图1）
（四）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比例下降，科教文卫工作者的再就业几率较高，而农村老年人再就业比例增加，主要从事务农。老年人进入退休年龄，处于颐养天年的阶段。但是，也出现了部分老人仍在某些岗位上继续发挥光热。因此，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反映了他们观念的变化。2008年城市老年人中有3.6%的人再就业，与1998年相比，下降了4.5个百分点，主要从事与退休前相关的工作，其中科教文卫工作者的再就业几率较高。农村老年人中35.8%的人继续从事务农工作，与1998年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说明农村老年人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退休的概念对其而言是比较模糊的。
（五）城市老年人投资意识增强，投资多样化，农村老年人投资意识有待提高。老年人逐渐具有投资意识，理财也逐渐成为老年人关注的方面。调查显示，2007～2008年农村老年人仅有极个别拥有股票（1人）、基金（5人）、（3人），然而城市老年人参与股票、基金、、国债、民间集资等各项投资的人数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基金拥有人数达到110人，占所有城市老年人的7.3%，有57%的老年人从中获利。其他的投资获利比例都高于基金，56人投资风险较大的股票，获利率达到62%，基本与1998年持平，说明城市老年人的投资意识较强，且获利率较高。但有专家指出，从老年人的心理和身体方面考虑，建议他们不要过多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
（六）大多数老人接受子女间接供养，城乡差距不大，但城市和农村内部差距大。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子女赡养父母是应尽的责任，调查发现，并非所有子女每个月均给父母一定的金钱，往往是不定期的，一般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给的比较多些，而且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如给予所需物品。在调查过程中，有部分老人反映有些子女考虑到老年人保管财务的能力较弱，因此不给金钱而是给予其物品。由调查结果可知，2007年90.2%的城市老年人和86.1%的农村老年人平均获得子女给的现金数目分别是1，853.4元和1，605.1元，但城乡内部贫富的差距很大，最高的均达到或接近50，000元；另外，83.2%的城市老年人和62.0%的农村老年人收到子女的物品，折合现金平均为507.7元和325.1元，城市内部的差距大于农村。可见，对于这一间接的供养方式，城市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且体现了较高的灵活型供养方式。
（七）城乡老年人支出水平有所提高，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大部分老年人每月有结余且有储蓄的行为，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养老和防病，已婚有配偶的老年人占据了储蓄老年人中的绝大部分。2008年城市老年人上月平均支出为1，466.3元，城市老年人之间的支出差距较大，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825.4元。农村老年人每月平均支出345.6元远远低于城市老年人，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140.8元，城乡差距大幅拉大了，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支出水平差异不大。城乡老年人各项支出差距最大的均是医疗保健和食品支出两项。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3.8%的城市老年人和23.9%的农村老年人上月支出为0元，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老人的子女考虑到老年人无法正常支出或购买相应商品，其中不少是病患，所以就代为购买或添置。城乡老年人上月各项支出金额与2007年平均每月支出情况相比，大部分人认为基本维持不变，食品、水电、房租、管理费支出方面有部分人认为略有增加，这可能与近两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支出水平。
2008年70.5%的城市老年人和52.9%的农村老年人每月有结余，比1998年分别下降了3.8和13.9个百分点。2008年城乡老年人拥有银行储蓄的比例分别为62.5%和60.8%，与1998年相比，城市基本保持不变，农村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因此城乡差距明显缩小。老年人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养老和防病。城乡有储蓄的老年人中不同婚姻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有储蓄行为的老年人中已婚配偶在的老年人占了绝大部分。
（八）食品支出占据城乡老年人支出中的大部分，各项支出的变化中城乡老年人差异较大。从支出结构来看，2008年城乡老年人的支出比较集中，城市老年人的食品支出平均比例为56.8%，而农村老年人此项支出高出11个百分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城市老年人达到了温饱水平，而农村老年人还处于贫困状态。其次是房屋水电和管理费此项，城乡支出比例差别较大分别为17.6%和8.3%，城市高于农村近10个百分点。近十年来，广州城市老年人的食品、衣服、人情往来、交通、娱乐支出比例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食品支出，降低了3.7个百分点，房屋、水电、管理费和医疗保健的比例上升了，尤其医疗保健升高了4.1个百分点。广州农村老年人的衣服、交通、医疗保健、人情往来支出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医疗保障支出，降低了7.1个百分点，食品、房租、水电、管理费、娱乐支出比例有所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食品支出，升高了14.5个百分点。可见，城乡老年人的支出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差异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成本较高，具有一定的保健意识，加上城市整体医疗消费水平较高，导致老年人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明显升高了。农村老年人生活方式有了改变，支出多样化，医疗保健的支出大幅下降，这主要与我国实行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明显改善了农村医疗水平以及与农村医疗消费水平较低有一定的关系。
五、结论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后，随着身体的衰老，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基本的经济条件是他们能否度过欢乐的晚年的关键。根据本次调查研究，1998～2008年的十年间，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支出方面，城乡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经济水平提高了，收入来源多样化，但可以看到的是老年人的经济水平仍然比较低。
不可否认的是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但某些方面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因此缩小了城乡差距。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的提高，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减弱，从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渐转化为以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主，降低了家庭的负担。将来对于养老模式的改善应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把重心调整，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1.南华工商学院；2.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1]邬沧萍，姜向群.老年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
我国现行法律中虽然在《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里或概括或列举规定了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承包权、转让权、收益权等权益，但是对如何准确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及享有权益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文就农村土地问题矛盾和纠纷的焦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作以研究探讨，希望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工作有所裨益。
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含义及界定标准所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是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有资金投入或者劳动投入，并自觉承担该组织义务和责任的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可以表现为物化的权利。即每个人拥有对特定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以及该块土地被租用、征用等派生出来的其他权益，也可以表现为股等其他形式。成员权是一种概括性权利，其根本特点在于权利基于成员的资格产生。在实践中，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仅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依据。2.双重标准，即在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前提下，仍要在农村户口所在地持续稳定的生产与生活。3.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第一种标准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会导致大量的空挂户的出现，由于经营或其他原因，一些农村村民在城市扎根下来，无法承担耕种农田的义务，却仍分配农田给其耕种，违背了这部分人员的意愿，同时也不能发挥农田的基本生产资料的作用。而有些村民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却没有户口，无法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利，对其合法权益构成了威胁。以第二种标准认定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以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来判断是否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可能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而不利于城镇化建设。第三种标准判断村民资格，则界限过于笼统模糊，对于如何界定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践中难于具体操作。笔者认为，以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备的自然特征为前提下，以是否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常住户口以及是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依据来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得失变更的形式要件，以是否取得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否定成员资格的实质要件。一般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途径有以下几种：1.因出生取得；2.因婚姻、收养关系取得；3.因法律政策规定取得，如移民；4.其他将户口合法迁移到村集体中，在经过村民会议，由超过半数的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代表的表决通过，依法同意加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前提下，获得成员资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丧失有以下几种情形：1.因死亡丧失；2.因婚姻或收养关系丧失，如离婚将户口迁出；3.取得非农业户籍并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而丧失；4.因集体经济组织终止丧失；5.因丧失中国国籍或取得其他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丧失。
二、特殊情形的成员资格的界定问题
实践中，容易发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争议的主要包括“外嫁女”、“上门婿”、“空挂户”、丧偶和离婚妇女、新生子女、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人、收养子女、服刑人员、大中专在校生、服兵役人员、外出务工人员等等。关于这几种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不同地区在实践中的做法也都不同。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资格的准确界定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农民到底应当属于哪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障农民享有最基本的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维持自己生存的权利，也就是生存权的问题。因此在结合具体情况认定是否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笔者认为主要考虑应当以下因素并区别对待：
1.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2.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3.是否为农业户口且落户在本集体经济组织。
（一）“外嫁女”和“上门婿”的成员资格认定
外嫁女指按照中国传统，妇女出嫁到男方便成为男方的家庭成员，上门婿是指结婚后成为女方家庭成员的男子，也俗称“入赘婿”。外嫁女和上门婿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同等对待，对于此类情况又分三种情形，笔者仅以外嫁女为例。1.农嫁农的情形，妇女出嫁到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认定。（1）妇女因结婚到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户籍没有迁出，并在户籍所在地生产生活且未享受男方所在村组收益分配权的，应认定为原经济组织的成员。（2）户籍已迁到婆家，并在婆家进行农业生产与生活，但是基于我国“三十年不变”这种土地政策的规定，其在原农村经济组织保留承包土地，在婆家未能分到承包土地，这种情形应认定具有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农嫁非即农村妇女出嫁到城镇的情形，其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如下。
（1）农村妇女出嫁到城镇，在户口没有迁移，未取得非农户口，没有享受到城镇福利待遇，原承包地仍保留并进行农业生产、生活的情形下，应认定仍具有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户口进行了迁移，取得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并居住在城镇，享受城镇户口福利待遇的，这种情形应认定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
3.离婚丧偶的情形。此类人员在离婚或丧偶前，已经基于婚姻关系发生了成员资格的变动，取得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即取得了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生活保障。因此，只有对于其农村户籍地与农业生产、生活地都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离婚、丧偶人员(包括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离婚或丧偶后本人又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情形)，才能认定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重新取得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二）新生子女、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子女及收养子女成员资格的认定
这种情形下如果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户籍地也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新生子女、违反计划生育出生的子女及收养子女虽然没有获得农村土地承包权，但涉及农民的生存权，且征地补偿款项的分配是法定权利，可以依法自然取得征地补偿费分配权，对于是计划内生育还是计划外生育在所不问，因为即便违反计划生育之政策，也具有生存权利，都应享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夫妻双方依法收养的子女，办理了户籍登记并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的，也应认定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三）大中专在校生、服兵役人员及服刑人员成员资格的认定
对于已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大中专在校的学生、服兵役人员（非高级军官）及服刑人员（包括监狱服刑人员及劳改、劳教人员）户籍和居住地虽然暂时与本集体经济组织脱离，但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农村土地仍然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仍然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其成员资格应予保留。至于在校攻读硕士学历以上的研究生，因其已经基本具备独立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其成员资格一般不应再予以保留。
（四）外出经商、务工等人员成员资格的认定
此类人员在外出经商、务工前已经取得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此后虽然长期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也不以农业收入为其日常的生活来源，但在其尚未取得城镇户籍，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对其仍具有生活的最终保障职能。因此，对于此类人员的成员资格不能轻易予以否定，而应结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的标准进行判断，一般应认定其不丧失成员资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比例确定其成员资格的份额。如：在外务工期间务工单位给缴纳“五险一金”，务工期间纳入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则在计算其享有成员资格的份额时应当减去其享受这十年的份额比例。即享受份额=资格份额*[1—（务工年限/中国人平均寿命75岁）]。
（五）关于“空挂户”的成员资格认定
此类人员的资格认定较为复杂，也颇具争议。“空挂户”或称“寄户”、“爬户口”、“外来户”。指的是某些人员基于利益或其他原因（比如有利于就学、就业或从商）将自己或其全家的户口迁移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不在此进行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现象。这类人员有自己的生活保障，基本不依赖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收入，户口虽然迁入，但由于是“空挂”，不认定其具有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退休（养）回乡人员虽然将户口迁回本集体经济组织并在此生产、生活，但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在原单位享有退休金及各项福利待遇，仍被涵盖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而并不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故该类人员也应认定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对于那些因历史或个人原因迁徙至新的村组，生活多年（笔者认为十年以上为宜）并在此地建房，生儿育女，完全融入了本地村民的生活。在原地已没有了承包地，迁入后得到村组大多数成员的认可，也在实际生活中赋予了其相同的村组成员资格，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义务，如参加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获得了一定的承包土地，按普通的农业户口给以登记。这种情形不因其在迁入时有放弃权利的申明或协议而否认其实际获得的集体成员资格。
（六）对于有多个成员资格界定时点，在时点之间出生和死亡人员成员资格的认定
此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十分多见，而且也是产生利益分配问题的难点和焦点。现今各地区因大项目撤村、城中村改造、新市镇建设等原因城市化不一而足，有时其城市化占地只是部分进行的，特别是在大项目撤村工作中十分多见。这时因占地拆迁利益分配的问题就产生了多个界定成员资格的时点。如：某村有土地10万亩，在2003年1月1日因大项目撤村占地6万亩，2011年1月1日新市镇建设占地4万亩，现今统一对村集体利益进行分配。这时对于2003年1月1日至2011年1月1日间出生和死亡的人员资格界定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以2003年1月1日为界定时点则应“出生入死”（即将此阶段出生的人员排除成员资格，将此阶段死亡的人员纳入成员资格），如果以2011年1月1日为界定时点则应“出死入生”（即将此阶段出生的人员纳入进来，将死亡的人员排除在外）。如果现今统一进行利益分配，如何确定其成员资格。笔者认为：应分别计算此阶段出生和死亡人员的成员资格份额比例，即其具有成员资格时应享受利益分配的比例。如上例所述，死亡人员的成员资格比例=1*6/10,即享有3/5的成员资格份额。出生人员的成员资格比例=1*4/10,即享有2/5的成员资格份额。按此种方法确定比例进行利益分配，有人提出：时间变化占地的费用也变化了，利益应该按照各时点占地补偿费用的比例分配，而不应按照各时点占地数量的比例分配。其实，土地补偿费用的变化是动态的，其他的各种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变化，只有土地是不变的，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作为生活依靠和来源的土地划定比例作为分配的依据为宜。
三、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的救济途径
（一）司法是否应介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
对于司法是否介入村民资格之诉，在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该问题属于村民自治，事关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理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作出法律解释，在法无明确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情形下，司法不适宜直接干预，法院不宜直接受理此类案件。另一部分意见则认为，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必须被救济，否则权利即形同虚设。村民进行自治的过程中，村民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时，司法理应救济，不应凭空架空农民应有的权利，法院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有关村民资格界定的诉讼，司法机关应予介入。我国《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是处理农村事务的最高决策机关，有权处置村集体的财产和收益，然而实践中，村委会在管理村事务中，经常有侵犯村民合法权益却没有司法救济路径的情形，在村民会议上，经常出现以民主的方式剥夺少数人利益情况发生。“在乡村社会的特定区域内，针对特殊事项，自治权力所具有的规避、排斥甚至对抗国家公权力合理介入和制约的绝对效力，实质是乡村自治主体以民主投票的形式，以秩序和公益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自治。”[3]唯有裁判的介入，方能从个体救济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予以微调。[4]因此如果村民自治权没有制约，必然会被滥用。司法机关应该合理介入村民资格确认纠纷的处理，法院必须成为保障村民基本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司法介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诉讼的法律资源
当前我国法律资源中，对于村民以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而向有关机关提讼，最直接的依据是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村集体成员向法院申请撤销的权利。①我国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权益受损害的农村妇女可以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的权利。②另外我国《村委会组织法》也对村民自治作出了限制。③因此，村民的自治不是完全的自治，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以上列举的法律规定已经赋予村民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而且法院对该诉讼应当受理，这些法律规定是司法介入村民自治直接的法律依据，是村民合法权益的最终保障。
（三）司法介入村民资格诉讼的性质
对于村民自治过程中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而提起的诉讼，到底是属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还是公共权利的司法审查，实践中观点各异。其根本分歧主要集中在由于村民资格认定权益受损所引发的诉讼是否属于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上。
1.属于民事诉讼。该观点依据《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进行经营管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其管理权源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委托，管理权的行使也要征得绝大多数成员或成员代表的同意。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是一种民事关系，二者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于土地因征用发生的补偿费用的分配是一种民事行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成员行使财产权利，对该财产权的损害是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2.该观点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组织召开村民会议对村集体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带有行使公权力的色彩。虽然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但当它行使这种由全体村民赋予的公权力时所引发的纠纷，应属于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
3.属公共权利的司法审查。基于村民自治的权利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所引发的纠纷既不属于民事财产关系，又不属于行政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所制定的文件或决议有争议，村民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的诉讼。
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纠纷虽然看似一个财产性纠纷，但实际上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并不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和组织都能成为被告，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村委会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其行使对村集体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力无疑是法律、法规所授权的，其成为被告，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村委会以自己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作为其行政行为的对象———村民无法拒绝，而并非像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可以自由的缔结或取消彼此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意义上分析，村委会作出的决定，更类似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方村民来说，是被动的接受一方。
因此而提起的纠纷，应按照行政案件来处理。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更符合相应法律关系的特征。例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贵阳某村张文秀等163人与村民委员会、贵阳市某乡人民政府征用安置补偿费纠纷案件，认为张文秀等人与乡政府、村民委员会因征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偿费所引发的争议，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5]这一判例对因村民自治过程中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而提起的诉讼的性质为行政诉讼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路径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发生纠纷的情形下，村民如何寻求救济，救济的机关就立法和实务来说，有村民自治、农业主管部门或基层乡镇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及农村土地仲裁委，村民自治的法律依据在《村委会组织法》中有明确规定，该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村民资格认定，关系到全体村民的利益，由此可将村民资格确认问题包括其中。农业主管部分或基层乡镇政府对村民资格的确认权利并无直接法律依据，但从《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中，有关农业部门与乡镇人民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职能的规定中，可推断其具有成员资格的确认权力而且在实践中有许多地方有过尝试。因为成员资格确认与土地承包是紧密联系的，对土地承包权的确认也是对成员资格的确认。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3
【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现状；致困原因
自1997年全国高校收费制度改革之后，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之后，高校在校生人数快速增加，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数量也不断上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问题已经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焦点问题。解决好我国庞大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事关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关系到教育机会公平的实现，更是民生问题的具体体现。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i。
一、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现状
（一）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按《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07〕8号）规定，学院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和具体情况，把困难学生分为“一般困难”、“比较困难”、“特别困难”三档，统称为“贫困生”。
1.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父母务农，有两名以上子女同时在在校住宿上学，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的；（2）家庭遭遇自然灾害，经济收入底；（3）家庭属于城镇低保户或农村特困户；（4）城镇学生父母无固定工作，经济收入底；（5）家庭供养人口较多且缺少经济来源的学生。
2.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学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单亲或父母离异，且家庭经济收入低；（2）两个子女同时在高等学校就读，家庭经济不足以支付学费；（3）家庭主要成员有残疾，劳动方便；（4）家中有体弱多病的老人需要父母独立赡养，家庭负担沉重且父母无力承担；（5）家庭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较严重，难以负担学生全部费用的；
3.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孤儿，其它亲属无资助能力；（2）本人中度以上残疾或患重病；（3）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的；（4）三个以上子女同时在高等学校就读，家庭经济不足以支付学费。（5）家庭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无经济来源，不能负担学生费用的；
4.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生活不节俭、铺张浪费，有高档通讯工具和电子产品、高档时装、奢侈化妆品等超出正常学习生活需要的高额消费、频繁消费或其它不适当开支者；（2）擅自在校内外租房者；（3）家庭因建（购）房、购车、生产投资等消费而欠下巨额债务导致无力供养其完成学业者；（4）处在休学资格期间者；（5）经常有吸烟、酗酒行为者。
（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2012年，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全日制在校生6524人，其中本科生3324人，专科生3200人。学院主要面向内蒙古和蒙古语文协作八省区招生，绝大部分学生来自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农村牧区。按照以上标准来认定，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家庭经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已达到56%，其中，一般困难困难学生占在校生的25.96%，比较困难学生占在校生的20%，特殊困难学生又占到10.1%ii。在内蒙古自治区高校，乃至全国高校来说，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致困原因分析
在全国各类高校存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现象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每所高校产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细节原因和困难学生人数所占比例各不相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致贫原因与其它高校情况相比，有一些共同点以外，还有一些特殊之处。具体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少数民族学生比例高。目前，汉族大学生占在校生的16.8%；少数民族大学生占在校生的83.2%（其中，蒙古族大学生占在校生的81.7%；东北三少民族、满族、回族等民族大学生占在校生的1.5%）。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大学生比例，属全国高校中最高的。
（二）基层农村牧区学生多。我国少数民族80%以上的人口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75%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和牧区，特别是大部分蒙古族群众聚居在偏远的农村牧区和边境地区。在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师生中，蒙古族是主体民族。绝大部分蒙古族学生家庭所在地在嘎查村。从表格可以看出呼和浩特民族学院14.99%的大学生家庭所在地在苏木乡镇，53.8%的大学生家庭所在地在嘎查村。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牧）”问题高度重视，采取诸多支农（牧）、惠农（牧）措施，我国农牧民生活水平虽有好转，但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上涨水平相比，农牧民家庭经济状况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即使在丰收年景，农牧业所得收入在支付各种生产资料费用和生活支出外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三）自然灾害。内蒙古自治区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灾情较为严重的区域，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农牧民生产生活，导致经济困难的最主要原因。2012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发生了雪灾、沙尘暴、火灾、干旱、风雹、洪涝等多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亿元。其中，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等地受灾严重。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区受灾人口达325万人，紧急转移安置3.7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60千公顷，死亡大小牲畜10.8万头（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亿元。2012年下半年，全区连续出现大范围寒潮降雪天气，雪灾已造成8个盟市44个旗县的77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5.4亿元。调查显示，我院家庭经济困学生的63%的学生家庭，每年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
（四）家庭子女多。统计数据显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占60%的学生家庭户均人口数为6-7人，占72%的学生家庭子女两个或两个以上。家庭人口多，收入不稳定，再加上几个孩子同时上大学，庞大的教育经费投入，对一个困难家庭更是无法承受的。还有的学生弟弟、妹妹年龄小，到旗县上小学（教育布局进行调整后，撤销乡镇、苏木小学，全旗县小学集中到县城），需祖父母或父母当中的一人陪读，无形当中增加了家庭经济压力。
注释：
i《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ii呼和浩特民族学院2012年资助工作总结，2012.12
【参考文献】
[1]赵明吉，赵敏，龙希利，等.高校家庭经困难学生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4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FDI流出宏观经济效应
一般而言，只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对母公司的整体业绩产生正面影响，那项目自身就会在全局上使母国受益。然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还要由具体的投资情况以及公司利益与母国经济整体利益的契合程度而定。本文将针对发展中国家FDI流出给母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包括国际收支、国内投资、和就业状况的讨论。
一、国际收支效应
(一)与FDI流出相关的金融资产流动
与FDI流出相关的金融资产流动包括由本国流出的资本和多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流入本国的资本，以及由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各种费用。FDI流出项目通常情况下会导致母国国际收支账户中金融资产的净流出，但是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净流出会逐渐变为净流入。这一点对于FDI流出数额相对较大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例如，新加坡2005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中有20％来自海外收入，其中海外投资收益占绝大部分。但是，后续追加的投资、或者是之前的投资收益被用于再投资，又会导致金融资本净流出的增加。
从几个较早开始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可以看出，通常情况下，由FDI流出而导致的国际收支流入明显超过由此导致的国际收支流出(如表1)。例如，2002年韩国流入净额超过160亿美元，其他几个国家绝大多数项目均为正值。
除了流入与流出的平衡问题，FDI流出国家的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是资本外逃。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还不够稳定，因此一些公司认为有必要通过海外投资建立“安全窝”，尽管有些情况在本土投资收益更大。除此之外，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一些离岸金融中心进行巨额的直接投资，如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开曼群岛，或者进行“迂回”投资。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开对于海外投资的各项限制措施，此类投资也随之增长，与其他形式的FDI相比，此类交易通常不够透明，管理部门往往很难追踪投资最终目的，其影响几乎不可能进行量化。
以中国为例，如表2所示，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国(地区)排名显示，排名在前三位的经济体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很显然，其中必然存在巨额的资金出走和迂回投资。
(二)FDI流出与进出口贸易
FDI流出和母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如果跨国公司进行自然资源寻求性投资，则FDI流出将导致资源的进口和开采资源所需投入的出口的增加。市场寻求性投资可望推动母国经济体向东道国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出口。如果是效率寻求性般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例如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增加进口也可以增加出口，尤其是促进公司内贸易，其影响程度和模式取决于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情况。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经常进行的战略性资产寻求性投资，能够促进母国国内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开拓海外市场具有正面影响。
FDI流出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行业特点，比如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的可贸易性。如果可贸易性受到限制甚至不可贸易，如许多服务业的特点，FDI流出很少产生直接贸易效果。只有在可贸易的产品和服务行业，讨论FDI流出是增强还是取代母国出口这个问题才有意义。可贸易服务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可贸易产品的出口，而此类行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出口通常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在高收入的发展中母国经济体当中、研究发现FDI流出是带动出口的促进因素，特别是当投资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时，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显然，母公司通过公司内贸易与外国子公司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类公司内贸易通过上下游的联系影响母国其它行业及其出口潜力。
1992、1997和2002年，若干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美子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子公司从母公司的进口超过他们对母公司的出口。在上述三年内，对于在美国设有子公司的发展中国家公司而言，其公司内贸易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两倍。相关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在日本的子公司大多数都是支持贸易型的。2003年，358个子公司里有178个从事批发与零售贸易，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母公司的进口高达6,340亿日元(55亿美元)，占日本从这些地区总进口额的3％。
在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过去的经验应用子目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世界经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重要变化。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需要做出快速反应适应全球竞争，从而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为了夺取和保持海外市场，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都需要同时进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甚至有时候需要在贸易之前就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出口和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广泛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其重要性都不容忽视，二者很大程度上是并存、相辅相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可以认为，FDI流出对于争取海外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对于出口竞争力也同样具有正面效应。
二、国内投资效应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因为国内投资是GDP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对国内投资和资本形成的各种影响，是FDI流出对此所产生的效应。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倾向于支持FDI流出对国内资本形成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可能与在发达国家中所发现的情况相似。例如，新加坡作为一个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FDI流出占固定资本形成总值(GFCF)比例非常高(如2005年该比率高达22％)，有研究表明，其FDI流出对GFCF存在滞后两年的轻微的正面影响。
但是，FDI流出对于国内投资的影响，很可能会受到投资动机、投资发展阶段、所处行业(货物或者服务业)、投资对象国(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资源禀赋的影响。
以投资动机为例，通常将直接投资划分为：市场寻求性投资、自然资源寻求性投资、战略资产寻求性投资、效率寻求性投资。以往对
发达国家的长期研究表明，前三类投资通常对GFCF有正向影响或者无明显影响，而效率寻求性投资则产生轻微的负面影响。
不同动机的直接投资，在母国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通常在对外投资发展初期，往往以保障海外市场、确保自然资源供应、或者从发达国家获取战略资产为目标，而效率寻求性投资则通常出现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通常处于FDI流出的初级阶段，因此以前三类投资为主，而较少进行效率寻求性投资，因此其FDI流出对国内投资产生正面效应的可能性较大。例如，中国和印度的跨国公司，至少在目前这个时间，很少进行效率寻求性投资，因为这两国都能提供高效率的生产基地。这种模式与早先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区的国际化是不同的，这两地的企业很早就开始把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向海外转移。另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经常进行的以获取技术等战略性资产为动机的投资，能够消除发展瓶颈，从而促进国内投资。
此外，与FDI流出相关的资金流动还会影响用于母国投资项目的金融资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很显然是为了进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以降低对母国融资的依赖或对此进行补充。例如，南非跨国公司在英国投资，目的就是在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上市融资。虽然没有获得全面的统计数据，以比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或第三国融资的程度，但发展中国家母国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预示着其跨国公司更多地依赖国外资源和国外分支机构的收益，为进一步扩张提供财务支持。
总的来说，FDI流出对于母国国内投资通常产生较正面的影响。另外，从对金融资本的运用来看，尽管表面上似乎金融资本随着FDI流出而流向海外，但是，考虑到FDI可能为母国带来的各项收入，以及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普遍发展水平较低，因此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进而获得海外融资机会，很可能为进一步增加国内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这一点取决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以及其海外经营成功与否。
三、就业效应
在对就业的影响上，进行海外投资的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利益分歧。跨国公司通常力求在全球网络内对劳动力或人力资源配置进行优化，而母国政府则致力于使本国就业率最大化，学者们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各个发达母国经济体进行考察，结论是：两者的利益分歧可能相对较小，总的来看，FDI流出对母国经济体的就业影响很小，只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就业转移的问题。
虽然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FDI流出对总体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或者是有微小的正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就业的某些方面、以及某些就业群体可能遭受严重的损害。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发达国家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FDI流出的确增加了母国就业方面的不安全因素，并且对于降低母国就业和王资水平带来一定风险。因此，母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对此进行干预。
FDI流出对于母国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以下因素：海外投资的类型、海外经营活动对于母国经营的互补性或者替代性、以及投入品来源于母国的程度。效率寻求性对外直接投资很可能对母国就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对价值链低端的生产活动进行转移的时候，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对母国经济最好的情况是，海外投资可以提高对高水平技能、管理服务、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引导母国就业的结构性调整，而未必会导致母国就业的减少。对母国经济不那么乐观的情况则是，海外投资可能替代在母国总部的活动。如果母国的成本条件或者其他商业条件比较差，则后者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关于FDI流出对发展中母国就业的影响，这方面资料有限，但是少量的数据表明，其影响很可能与发达国家情况相似。例如中国台湾这样的高收入发展中经济体，该地区对各类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流向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则减少了非技能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总体而言，FDI流出对就业机会的创造效应大于其替代效应。
2000年的一个对巴西工业企业的调查清楚地显示出FDI流出对中等收入国家就业的影响。与纯粹的国内企业相比，投资海外的巴西跨国公司在母国聘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并且支付相当于国内同行三倍的工资。这方面，巴西跨国公司的行为及其效果与巴西国内的外国子公司很相似。还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之后，为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在母国对雇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得母国总体人力资源得以升级。
由于母国经济存在差异，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出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可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例如，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型跨国公司也许能够在母国继续低成本的生产活动，外国子公司则主要从事销售、产品研发等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就业机会的出口很少甚至没有。另一方面，此类投资有可能造成母国管理类就业机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向经济发达的市场进行投资，因此更倾向于聘请来自发达东道国的管理者。
综上所述，FDI流出对于国内总就业水平通常产生正面影响，但是，流向不同东道国的、不同类型的投资，有可能对国内的就业结构、以及工资水平等产生影响，并且会损害到某些群体。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政府通过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引导FDI的流出方向，带动国内人力资源和就业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以往对于发达母国经济体的研究大多表明，FDI流出对于母国经济产生正向影响。尽管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最近才兴起，由于资料有限，尚无法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预期，其FDI流出对母国经济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似，很多情况下可以借鉴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其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不同，以及投资发展阶段、母国经济特点、对外投资类型的差异，发展中国家FDI流出的宏观经济效应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政策制定者应该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避免或者抑制其消极作用，以促进母国经济持续增长。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造纸工业；林纸供应链；绿色共生；模式
[中图分类号]F4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4-0029-07
造纸工业是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基础原料工业。我国造纸工业的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在2001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0%以上，均高于同期GDP的年增长率。目前，我国纸及纸板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15%，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另一方面，在国家统计的41个行业中，造纸工业废水排放量仅次于化工制造业，位居第二。废水中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全国工业COD总排放量的33.0%，高居第一。2005年6月，重庆市对40个区县19个行业进行了核算，发现造纸行业的绿色GDP为负值。由此可见，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关系到造纸工业能否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W.Pearce和R.K.Turner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CE）一词。20世纪90年代后期，循环经济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席卷世界的发展潮流。我国造纸业的许多专家十分重视循环经济理论在我国造纸工业中的应用，他们通过分析我国造纸工业实施循环经济的必要性、适应性和基础条件等，认为现代造纸工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想载体。为实现造纸工业的循环经济，许多学者分别从造纸业所涉及的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合理利用非木材纤维原料、木材等原材料的减量化利用、废纸造纸、节能和节水、热电联产、清洁生产、污染控制等单项技术做研究，还从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规范化管理、运行模式和综合评价等管理领域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野拓宽到由多个造纸公司及其相关企业构成的循环经济系统，例如，造纸工业的生态工业园、产业集群等。由于原料供应一直是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今后的研究趋势是将造纸工业系统与木材原料培育系统联系成一个更大的产业与生态复合系统来探讨其循环经济问题。为此，笔者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视野拓展到生态与产业共生发展的领域，把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林纸绿色供应链系统，探讨其总体发展思路、绿色共生（又称为互利共生）特性以及实现绿色共生的循环经济模式。
一、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总体发展思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已不具备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发展环境，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挑战比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形势都更加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条件、约束和规律，彻底转变“大量伐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以“高营林、低采伐、高利用、低排放”为特征、以共生发展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方式。
（一）我国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初步实践
现代造纸工业的主流是以木材纤维为原料，因此造纸工业循环经济是一种将森林资源培育、造纸工业清洁生产与废弃物综合利用等融为一体的生态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自从2001年“国家生态工业（制糖）建设示范同区”在广西贵港市正式挂牌后，包括造纸工业在内的循环经济的初步实践在我国陆续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5年10月，同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等6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试点单位包括贵州赤天化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泉林纸业有限公司、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江门甘蔗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第一批试点的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都已逐步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在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的推动下，国内一批装备精良、工艺先进、产品质量高的大规模造纸工业企业成为了推进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先行者。这些企业大都在污染治理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企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例如，石河子国家生态工业（造纸）示范园区规划建设的生态产业群、金光集团APP的“林-浆-纸一体化”发展模式，以及泰格林纸集团公司、山东华泰集团、海南金海浆纸业公司、泉林股份和太阳纸业等纷纷开展了循环经济的实践。这些林纸一体化的循环经济初步实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目标、特性和模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依据。
（二）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目标分析
根据绿色共生型循环经济的思想，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林纸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笔者提出构建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的总体和具体目标。
1总体目标
以绿色共生型循环经济思想为指导，以造纸工业企业为核心，将林业和造纸工业等产业联合构建林纸绿色供应链系统。将该供应链系统的资源链、价值链和生态链循环有机联系起来，构建造纸工业的循环经济系统。从根本上缓解直至消除造纸工业对资源、环境与生态的负面影响，同时增强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促进作用，从而实现我国林纸绿色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具体目标
根据以上总体目标，我国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具体发展目标可进一步分解和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降低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各环节的单位资源和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
（2）加快纸产品废弃物的回收和利用的产业化进程，提高消费过程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
（3）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要求，采用先进的环保型工艺技术与设备，在造纸工业企业中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降低污染物的发生量；
（4）加强造纸工业生产过程中“三废”的物质循环利用，促进造纸工业企业内部“小循环”的良好运行，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污染物的输出量；
（5）改善造纸工业环境保护的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提高“三废”处理率和污染物的去除率，以降低污染物的最终排放量；
（6）调整和优化造纸工业的原料结构、产品结构、规模结构、资本结构，推进造纸工业的产业升级和绿色化进程；
（7）根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减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以及4R+D模式（除3R外，还要考虑再制造remanufacture和废弃物处理disposal），将产、加、销、林、工、商等环节有机整合，构建并完善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的资源链、价值链和生态链循环机制，推进造纸工业循环经济向纵深发展；
（8）构建并完善促进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的政策法规，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支撑体系。
此外，在造纸工业循环经济发展和演化的各个阶段，还需要确立符合各阶段特点及要求的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二、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绿色共生特性
从林业造纸的原理上看，林纸绿色供应链具有发展共生型循环经济的良好的技术经济条件和产业组织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料的可再生性
现代造纸工业的主要原料为木材纤维，属于可再生资源。这类资源不像矿物资源那样越采越少，只要运用绿色共生的思想，加强科学管理，使森林资源培育和造纸工业之间相互协调，形成共生发展的良性循环，造纸工业原料完全可以实现永续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也完全可以实现健康发展。这在造纸工业发达的国家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芬兰造纸工业非常发达，是世界第二大纸和纸板出口国，而芬兰造纸工业发展百年来，森林覆盖率不降反升，已达到70%。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将市场机制和行政管理机制有机结合，使企业做到“每砍一棵树，栽活三棵苗”。如今，芬兰森林资源的年增长量，要比采伐量高出1/3以上。
（二）纸产品的可回收性
造纸工业绝大多数产品可在使用后加以回收和再利用。例如，各种废纸经回收后可代替木材原料再次用于造纸，大大节约了原生木材资源，从而缓解木材原料的供需矛盾。因此有人将废纸称为“第四种森林”（其他3种森林为原始森林、天然林和人工林）。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废纸原料占造纸原料的平均比重约为40%。我国从2000-2009年废纸原料占造纸原料的比重平均为52.4%，其中国内废纸占废纸原料的59.1%，进口废纸占40.9%。我国的废纸进口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本国的废纸回收率则比较低，只有30%。而日本的废纸回收率为78%以上，德国为83%，芬兰城市里的旧报纸和杂志回收率几乎达100%。由此可见，我国废纸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
（三）对非环保材料的替代性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纸产品的生产和需求正朝着数量不断增加、品种不断丰富和质量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各类新型的纸产品不断涌现，不仅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有效地替代那些不可再生的、稀缺的和难以降解的非环保材料制成品，从而达到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环境报告测算，每年环境污染给大陆地区造成的损失达54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8%，几乎冲抵了我国的年经济增长量。以塑料垃圾为例，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达1.7亿吨，我国达11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6%。我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人每天使用一个5克的塑料袋，全国每天将产生6500吨，即每年产生237.25万吨的塑料垃圾。因此，用纸产品替代塑料制品可以大大降低日益严重的白色污染。此外，用建筑纸、纸钢、农用纸地膜、泡沫纸等特种纸替代多种非环保材料。
（四）环境污染的可控性
在传统的制浆造纸生产技术和装备条件下，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而目前我国一些大型的现代化造纸企业已基本掌握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的治理技术，先进的生产线、清洁生产技术和相关环保装备已在许多造纸企业得到应用。同时，造纸工业中的化学品及废料的综合利用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不仅减轻了污染治理的压力，同时也使企业在回收利用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近年来，一些新的低污染的制浆造纸新技术正在相继涌现，并被推广和应用，如深度脱木素技术（包括MCC、EMCC、ITC、低固形物蒸煮、快速置换加热间歇蒸煮RDH等技术）、低固形物蒸煮技术、无元素氯（ECF）漂白技术、活性污泥法废水处理技术、生物制浆造纸技术、爆破制浆技术等。这些新技术的采用可以从源头上减少造纸工业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发生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为造纸工业实施循环经济模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五）生产用水和废液的可回用性
造纸工业一向被视为“用水大户”，因此水资源紧缺是制约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近年来，一些实现制浆造纸水循环利用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被陆续采用。诸如中浓技术、全无氯漂白技术和外排废水的高效深度处理等技术的开发，极大地降低了清水的消耗量。有些产品和生产线通过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甚至可以实现废水的零排放。
另外，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中的废液也可以进行回收和综合利用。例如：碱法制浆蒸煮过程中所产生的黑液，经过回收处理后可以回收纤维、碱、石灰和热能等，并可再回用于制浆过程。同时，在黑液的回收过程还可以得到胡敏酸铵、二甲亚砜、塔罗油等有用产品。这样，既可以降低环境污染，又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将碱回收过程所产生的蒸汽用于制浆和发电（即下述热电联产特性）。
（六）能量的自给性——热电联产特性
热电联产是指既生产电能又生产热能的能源利用形式，具有能源消耗低、利用效率高、供给质量高、灵活性强等特点，是提高企业能源综合利用率的有效利用方式。造纸工业对电能和蒸汽的需求量很大，且消耗量比较均衡，因此可以通过热电联产等方式实现能量的自给。这方面已有成功的范例，一些现代化的商品浆制造企业都有高效的能量回收系统，可使其所需能量实现自给有余。一些浆纸联合企业的能量自给率也可达到57%以上。美国在近20年间，凭借其制浆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下降了20%，自产能量在总能耗中的比例提高了16个百分点。另外，巴西的Aracru浆厂、德国的Stendal浆厂、印尼的Kerinci浆厂、芬兰的Joutseno纸浆厂、德国的Rosenthal浆厂等企业都拥有先进的热电联产系统，通过碱回收锅炉产生高压蒸汽，一部分回用于制浆，一部分用于发电，除了保障本企业的用电外，还有14%-48%的富余电能外卖。
（七）供应链的可拓展性
造纸原料木材的生物学特性导致其具有较长的培育周期，而林木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木材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尤为重要。同时，林纸供应链呈现出较强的可拓展性，供应链的长度、宽度、网络化程度和价值链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扩展空间，这将有利于循环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通过提升产品的加工深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深入挖掘其经济效益，可以使得相同的资源投入产生出更高的经济价值。换句话说，可以使得产生同样的经济效益所消耗的资源量最小。
林纸供应链除了涉及林木种植、木材采运、制浆、造纸、纸制品生产、纸产品销售等一系列环节外，还与木材加工业、农业、机械制造、化工、印刷、包装、物流、环境保护、资源回收等诸多产业有较大的关联度。因此，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结构可以从企业内部逐步拓展到企业外部，从单一行业拓展到多个行业，甚至融入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系统。而林纸绿色供应链的快速发展和链条拓展，不仅会使得供应链各企业得到较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必将带动地区或更大范围内相关行业和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八）循环形态的多样性
传统的造纸工业以产品为导向，为实现产量和利润的最大化不惜耗费更多的资源。而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强调节约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不能简单地直接排放或丢弃，必须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从废弃物中发现资源的残留价值。为此，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多重逆向反馈结构，形成资源利用的多重闭合回路，以实现“物尽其用”的循环经济思想。这些回收、处理、再利用和再循环环节有些在造纸企业内部开展，有些则会进入林纸供应链的其他企业或其他行业，既有线状结构，又有环状和网状结构，并由多个错综复杂的资源链、价值链和生态链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低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双赢，从而促进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共生发展。
（九）与生态环境的共生性
造纸工业一方面是木材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人工林的大规模培育，并通过污染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等方式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如果运用循环经济的共生发展模式，可以使得造纸工业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造纸丁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循环经济的价值链循环为林纸绿色供应链共生模式的形成、稳定和完善提供了客观条件及可能性，是促进林纸供应链的资源链和生态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纽带。价值链的完善将极大地激发林纸绿色供应链各环节中的营林企业、林农和营林投资者（如造纸工业企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环境、建立和培育工业原料林的积极性，进而促进资源链和生态链的形成和发展，使得森林资源不断增长，并使得森林生态效益得到很好发挥。
三、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5R模式
从以上分析可知，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不仅要遵循3R原则，还要应用循环经济的4R+D模式。根据上述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目标和特性，并通过大量的实际调研，可以设计出图1所示的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5R模式。为了简化该模式的系统结构，我们把4R+D模式中的再制造（remanufacture）纳入再利用的范畴，废弃物处理（disposal）纳入再循环的范畴。这样，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系统包含了5个子系统：减量化子系统（reduction）、再循环子系统（recycle）、再利用子系统（reuse）、再分配子系统（re-distribution）和再营林子系统（reforestation）。其中，再分配子系统、再营林子系统是一般循环经济系统所没有的，是独具林纸绿色供应链特色的循环经济要素。它们在实现造纸工业和森林生态绿色共生发展的过程中将起到关键的作用。下面，对各子系统的功能分别进行进一步设计（图1）。
（一）减量化子系统
减量化子系统由制浆造纸生产过程、营销过程和消费过程组成。造纸工业企业通过林纸绿色供应链内部的原料供给或从资源市场上购置木材资源以及生产所需的各类资源，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出的纸产品进入纸产品市场销售；然后，纸产品进入消费阶段（包括最终消费或用作其他产业的原材料）。减量化子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减量化：减少各环节的资源消耗量、废弃物的产生量、污染物的发生量、CO2的排放量（降低能源消耗）、纸产品营销（含物流和销售等）过程的损耗量和纸产品的使用量等。
制浆造纸生产过程输出废料或废弃物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循环重复使用，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减少生产过程的整体资源消耗：①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制浆造纸的废余原料（如废品纸、裁切余料、黑液等），通过企业内部的再利用子系统（如碱回收、纤维回收系统等）的资源化处理后，得到再生资源或能量，又回用于生产过程；②企业外部的大循环：制浆造纸的废弃物（如污水、污泥、废渣等）通过再循环和再利用子系统处理后，再用于生产过程，或通过再营林子系统间接地用于生产过程。
（二）再循环子系统
产品消费过程产生的废纸和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通过废旧物品回收市场等回收渠道，对废弃物进行分拣，可利用的废物资源进入再利用子系统，不可利用废弃物经污染处理后进入最终处置环节。回收的废弃物除了上述造纸业的废弃物外，还包括来自其他产业的可用于造纸的废弃物，如废弃家具、废弃的建筑板材和人造板、废旧木地板和其他木制品等。这些废弃物的种类、来源、产品结构和使用过程等比较复杂，有可能因腐烂、被有害物质侵害、难以拆解等原因而无法再利用，成为不可利用的污染物，需要对其进行防污染处理。可以利用的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或再制造后的剩余物成为不可利用的污染物，也需要进行防污染处理。经过防污染处理后的物质，在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后，就可以通过某种恰当的方式排放到大自然中去，如填埋到土壤中，或分散开来排入具有自净能力的河流和湖泊中等。
（三）再利用子系统
再利用子系统对来自减量化子系统和再循环子系统的废弃物进行处理和再利用。根据循环经济的4R+D模式的运行过程，按照分级或分层次多次使用的方式，再利用过程分为以下3个层次：①对于可以直接利用的旧产品或旧原料，可以通过旧货交易市场或实物捐赠等渠道进入使用过程，延长产品和原料的服务时间，避免这些资源过早和过多地成为废物和垃圾。例如，旧书刊的再利用等；②再制造，即对使用过的废旧纸产品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略有瑕疵的不合格纸产品，采用高技术修复和改造后，使再制造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合格新产品，然后进入使用过程；③对于无法使用和再制造的废旧纸产品，或可提取有用成分的生产废弃物，可以通过资源化处理将废物再次变成可用资源，实现资源的再利用，以减少最终的废物和污染物。
举例来说，制浆造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如蒸煮废液、废汽、废水、污泥、废纸和剩余能量等，可以进行以下处理和再利用：①在制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黑液，通过蒸发和燃烧处理后产生的蒸汽可以回收利用，一方面再用于制浆蒸煮过程，另一方面可用于发电和供热，进行能量回收，再用于制浆和造纸过程；②黑液通过蒸发和燃烧处理后产生的绿液，经过苛化和石灰煅烧处理，可以产生白液，进行碱回收，再用于制浆过程；③通过酸析法提取木素；④造纸过程产生的白水也可回收，用于制浆过程；⑤制浆造纸过程产生的污泥和废水，经过加工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和富含有机营养物质的再生水，返回到速生林培育过程中；⑥造纸生产过程产生的次品纸和裁切废纸，可以作为制浆原料，重新进入生产过程；⑦木材加工剩余物，经处理后可以作为制浆原料；如此等等。
（四）再分配子系统
尽管在森林资源培育、纸产品生产、销售、回收、再制造等各环节之间的交易过程中，已经有过一次利益的分配，但是各环节的价值增值量是不同的，尤其是森林资源培育的价值量较低。这就是为什么林木资源供给量不足已成为我国造纸等产业的发展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再分配子系统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使得各个环节获得公平合理的收益，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投资或从事森林资源的培育。当初始分配不合理时，需要通过循环经济系统的协同层进行利益分配的优化与协调，尤其是提高森林资源培育环节的利益分配，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和林农投资和从事营林活动的积极性。此外，还需要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碳汇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等机制，对从事森林资源培育、森林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的地区、企业、林场和林农等进行利益再次分配，使得全社会因为资源、生态和环境的改善而获得的利益能够回馈森林资源培育和生态建设。
（五）再营林子系统
再营林子系统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于因森林资源的采伐而减少的林木，需要及时进行树木补种；对于因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灾害等因素而减少的林地，需要进行森林培育，努力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蓄积量；对于因造纸工业发展而不断增长的木材原料需求，需要提前进行营林规划，有计划地扩大原料林基地建设的规模；对于日益降低的森林生态效益，需要按照科学营林的方法，避免单一树种、单一林龄、统一采伐的人工林对森林生态的破坏，努力提高人工林的生态效益。通过以上措施，森林资源培育环节能够大幅度提高其固碳制氧的功能，为造纸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木材原料，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和环境容纳量。
六、我国造纸工业实施5R循环经济模式的建议
根据上面对造纸工业绿色共生特性和5R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可见，造纸工业不仅适合推行循环经济，而且通过其独特的再分配和再营林子系统的有效运行可以实现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目前我国造纸工业实施循环经济主要集中在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的传统3R子系统。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0年我国制浆造纸业的水重复利用率为35.3%，2004年为45.8%，2008年为55.2%，循环用水成效显著。2000年我国废纸浆比重为40.9%，2004年为51.7%，2008年为60.3%，废纸回收利用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自2000年以来，为了加快制浆造纸工业现代化的步伐，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大大提升了国内制浆造纸企业的装备水平，一些大型造纸企业的污染治理已达到国际水平。此外，5R循环经济模式的实施已初现端倪。近几年，造纸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规模迅速扩展，湖南泰格林纸集团、山东晨鸣纸业集团、山东华泰集团、金光集团APP（中国）、宁夏美利纸业集团等公司先后开展了林纸一体化建设。截至2004年，全国制浆造纸原料林造林面积已达113.3万hm2，2008年达到114.5万hm2，为制浆造纸工业实现绿色共生型5R循环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
为了克服我国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目前存在的资源回收利用范围较窄、纵向资源链长度较短、横向资源互补尚未形成、林纸“一体”而不“共生”、价值链促进资源链和生态链良性循环的机制比较薄弱等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进一步实施5R循环经济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传统3R子系统
在传统3R子系统建设方面，制浆造纸企业首先要牢固树立绿色共生的战略思想，切实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建设规划，摆脱污染产业的制约，走绿色产业之路。其次，要完善纤维原料、水资源、能源和化工原料，以及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回收和循环利用系统。同时要实行清洁生产，加大污染治理，减少污染排放。再次，将产、加、销、林、工（纸）、商等环节整合成一个有机联系的一体化系统，并不断延伸和拓展林纸供应链，形成更大范围的循环经济系统。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废纸回收利用政策和相关的实施细则及管理办法，从立法、税收、社会宣传等方面人手，支持废纸的回收和利用。建议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加快制定国家废纸分类标准及有关质量检测标准，以保证废纸回收的质量，改变废纸原料主要依靠进口的局面。
（二）优化再分配子系统
在再分配子系统建设方面，首先要以经济和环境效益为综合目标，以纸产品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制浆造纸企业为核心，以纸浆原料林基地为依托，以利益分配为驱动力，通过营林和造纸投入的资本纽带和共同利益的契约纽带将制浆造纸企业、营林企业或其他投入主体联系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良性循环的多层次绿色供应链系统。其次，要通过相关政策的导向和法律约束，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对于生态林和发挥了显著生态作用的人工林的贡献者或地区给予必要的生态补偿。再次，要完善营林投资的优惠政策，以调动各类营林投资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此外，要建立碳汇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将优化利益分配与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三）强化再营林子系统
在再营林子系统建设方面，首先要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和森林管理措施，培育出优质、价廉的制浆用材，提高造纸用木材纤维原料的比率。其次，要优化林木采伐政策，一方面，针对造纸原料人工林的采伐制定比生态林适当宽松的采伐政策，以调动企业和林农的营林积极性，并适应制浆造纸生产的特点；另一方面，人工林的培育与采伐也不能毫无约束，也要注意发挥其应有的生态价值。再次，生态林的禁伐也不能绝对化，为适应森林管护的自然规律，科学开展抚育性采伐和优胜劣汰式的间伐。此外，要鼓励人工混交林的培育，以避免单一树种的生态风险，提倡自然力和人力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近自然林业。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6
从理论和实践来说，开展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实现规模生产和参与竞争提升技术水平来实现多个方面的利益。
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生产规模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规模，而在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生产规模取决于世界市场的需求。为世界市场生产，一则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的规模限制，发展以世界市场需求为基础的生产。这样，不仅可以发展大产品大市场，也可以发展小产品大市场，这对于那些国内市场狭小的小国来说特别重要。在此情况下，只要生产的条件具备，产品具有竞争力，就可以实现小国大产业。同时，规模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则可以突破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发展面向国际市场但国内没有需求（或需求甚少）的产业。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没有需求，则不可能生产，或者需求有限，产生资源的剩余。而在面向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则可以完全不受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仅为国外市场生产，或者把剩余的部分作为出口。这对于那些新产品来说特别重要，可以一开始就面向国外市场，对于拥有丰足资源的国家来说，则提供了资源的利用空间（出口）。同时，生产的条件也可以突破国内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引进外资进行生产。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利用本国的要素资源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或高起点产业。
这样，通过发展规模产业，可以实现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对于一些小国来说，这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贸易交换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空间。一种产品进行交换首先要有需求，但是，在存在多方交易参与的情况下，需求的实现就要通过竞争来实现，即只有那些符合需求条件的最优产品（价格、质量）才可能被接受。如果没有竞争，生产者就不会改进产品，因为在市场保护的情况下，需求也被压制在一种静态的空间。而在竞争条件下，产品改进的动力不仅来自供给竞争者，而且也来自不断变化的需求压力。
竞争的过程就是提升的过程，因此，对于出口者来说，必须不断对产品进行革新（包括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进性能或品位），以使其具有竞争优势。这样，国际贸易就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竞争成为产品（产业）不断提升的推进器。
技术提升不仅会推动出口产业的升级，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出口部门对国内其他部门的竞争压力，迫使其不断跟进；二是出口部门的技术向其他部门的扩散。因此，参与出口的产业往往成为国内经济的领先部门，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提升。技术进步是经济效益增长的源泉，因此，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拉动整个经济效益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
出口的增长可以成为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由于出口面向国际市场，出口部门的增长可以摆脱国内市场的制约，因此，出口部门能以比国内部门快得多的增长速度发展，这样，出口部门就可以成为整个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出口之所以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因为出口部门的增长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出口越是增加，则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越快。鉴于此，出口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同时，出口部门往往会创造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提高国内的购买力水平，增加国内的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①。
成功的例证
鉴于对外贸易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各国都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一项经济发展战略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世界贸易的增长量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的三倍多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积极推动对外贸易的政策，国际贸易规则推动了各国市场开放。
从各国采取的对外贸易政策特点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进口替代政策；二是出口导向（或称出口带动）政策。尽管两者都是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但是，前者是重视进口功能，而后者是重视出口功能。
进口替代政策主要是通过进口设备，发展国内所需的相关产业，最终以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大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高关税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试图通过进口生产设备及技术，发展独立的产业。尽管局部进口替代可能会是有益的（比如部分重要战略产业），但是，作为一种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却难以成功。因为，在没有开放竞争的情况下，进口替代容易产生进口依赖，往往出现“等距离”，甚至“拉距离”跟进。由于不能通过竞争实现技术的提升，靠进口设备发展起来的产业会很快变得落后和老化。同时，持续的进口必然增加外债负担，在没有出口换汇支撑进口的情况下，也容易发生债务危机。比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都曾在20世纪60～7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最后或者因为发生债务危机而使整个经济陷入停滞，或者没有实现产业提升的目标。
出口导向政策的核心是以出口为先导，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出口导向政策对出口产业的发展给予特别重视，给予重点扶持并提供优惠。在对外贸易的安排上，往往是进口为了出口，这与进口替代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出口部门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必须不断革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鉴于此，出口部门在一国经济中往往是发展最快、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益最好的部门。出口导向使出口产业保持动态提升的发展态势，从而保持了出口部门的活力。同时，出口部门的发展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的发展积累外汇，弥补了资金技术的缺口，因此，出口部门的发展成为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由此，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往往取得经济起飞的成功。亚洲的日本、“四小龙”、中国等都先后实行了这种经济发展战略③。
当然，出口导向所体现的是一种政策取向和发展结构，并不是以出口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为标志。一般来说，在较小规模的经济中，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比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外贸易额大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而大国经济中，尽管贸易总量很大，但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一定很高，比如在日本，尽管绝对出口量很大，但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较低。
在实践中，日本等国在政府的支持下，有选择的发展高起点出口产业（从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了出口的高端竞争优势，因此，出口部门成为整个经济中的技术领导者。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电器产品、汽车，90年代的电子、电讯产品等，都成为对美欧具有很强竞争力的部门。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大大扩展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空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收益，而且也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提升，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四小龙”是实行出口导向政策，迅速实现经济起飞的又一成功案例。“四小龙”都是缺乏自然资源、内部市场狭小的经济体，都实行鲜明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出口部门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韩国实行的是保护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在大力发展出口产业的同时，对国内的市场加以保护。为了保证出口产业的领先性，甚至限制国内的消费。在政府的扶持下，韩国的出口产业迅速由劳动密集型（20世纪60～70年代）向资本密集型（80～90年代）与技术密集型（21世纪初）转移。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则实行开放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在大力发展出口产业的同时，开放内部市场竞争。由于实行双向开放，出口产业与面向内部市场的产业完全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发展，实现了产业的迅速升级。不过，这些经济体的内部市场规模较小，出口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因此，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面向出口的。出口企业在竞争中形成产业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做大，成为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台湾是最典型的例子。出口产业从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迅速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电脑配件产业，发展起供应世界市场的庞大出口链。以供应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生产，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的许多电脑产品，如显示器、集成电路板等，甚至占到世界市场70%～80%的份额。
“四小龙”利用出口导向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的案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范例：一国（或经济体）在存在资源与市场限制的条件下，可以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实现发展的跃升④。
在大国经济发展中，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功，也是与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的。我国经济的两个发展制约，即资金和技术，就是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逐步破解的。我国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是丰富的劳动力供给。通过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创造局部优化环境，实行“两头在外”和大力吸引外来资金（最初主要是中国香港的资金）的出口导向政策，迅速发展起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已占据了很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引进外资，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到21世纪初，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开始增加。迅速发展的出口，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的收入为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出口型企业也充分利用成长起来的国内市场，发展起了综合型经营，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由于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核心，这就利用了我国最具优势的资源，通过大量使用劳动力，既增加了就业，又实现了收入的扩散，从而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印度是利用局部出口导向发展优势产业的另一个典型。面对世界软件业的崛起，印度利用本国的优势资源（技术型劳动力和英语），把发展软件业作为突破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发展出口导向型软件产业，利用外包市场，迅速发展起具有优势的软件产品，形成以软件产品为核心的连带产业群。软件出口成为印度最具竞争力、收益最高的产业。
从各国（或经济体）的成功案例来看，顺时实现产品的革新与升级是至关重要的。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一方面要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市场，即不断开发新产品，因为同类产品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要应对后来者的进入竞争，而且往往是低价竞争。因此，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面对着压力很大的发展环境。同时，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因此，外部环境（价格、经济下降、对出口的限制等）的波动或危机，往往会引起整个经济体的剧烈波动（乘数的负效应）甚至是危机。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有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以出口电子产品为支柱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在遭遇电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之后，都出现了贸易赤字剧升的局面，这是导致公司债务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尤其是在当今出口竞争激烈、产品技术升级迅速和更替速度加快的形势下，出口的风险加大，出口部门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增强。
我国的外向发展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概括而言，改革就是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和世界市场发展自己。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的2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的影响，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经济体制僵化，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如何走出困境，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鉴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时间，有效的办法是划出一个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进行体制外循环”，这就是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战略性布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诞生于1979年7月，一年后扩大到汕头、厦门；1984年开放扩大到所有沿海地区，建立了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建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沿海开放带扩大到华北、东北，一大批沿海县市被列入开放经济区，同年，海南被列为经济特区；1990年，又一重大举措出台——开发上海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⑤。
经济特区的初期发展都基本实行“三头在外”（资金、技术、市场）的发展道路，利用“三来一补”加工出口，“滚雪球”似的扩大发展。这个方略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借助了中国香港的投资和出口渠道。在短短几年内，由于内地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中国香港的大多数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在广东的一些县市，如中山、顺德、东莞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中心。随后，由于中国台湾投资的进入，加工产品由服装鞋帽扩大到电气电子产品。引入的加工出口投资为内地迅速发展起了一大批使用“先进设备”、“实行现代管理”、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化”企业群，同时也培养了工人队伍和管理人才。利用这个基础，我国出口加工业迅速扩大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出口加工业不仅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实现了“产业升级”，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发展到引进加工和制造，从轻工产品（纺织服装、箱包、鞋袜）扩大到电气、电子、电讯产品，既包括成品，也包括零部件。
同时，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环境的改善，外资不仅投入到沿海经济特区，也开始进入其他地区：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以及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投资我国，其中既包括“四小龙”的优势加工业，也包括美日欧的综合跨国公司。到2005年，我国吸引的外资投资总量接近7000亿美元，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企业逐步成长起来，尤其是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迅速，生产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到21世纪初，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出口基地，出口企业也已融入全球采购供货体系。到2005年，我国的出口已跃升到全球第三位，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6%⑥。
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和结构，可以发现：其一，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而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在全国的出口中占的比重最大。这表明，沿海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出口经济的发展。
其二，在全国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这表明，出口的增长是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其三，外资在我国的出口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外资企业出口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出口所占比例已达60%以上。外资企业出口的产品结构由前期的简单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这是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四小龙”提供了一种在缺资源、缺市场的情况下，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实现经济成功起飞的范例，那么，我国所提供的则是另一种经验：在我国有资源但缺少利用资源的体制，有市场潜力但没有启动起来的情况下，通过“给政策”在局部范围创造、利用条件，通过加工出口实现“外循环”，在发展过程中推进技术、管理的扩散和国内市场的培育，实现经济由局部发展到整体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启动与支撑作用。
面临的新挑战
我国实行外向发展战略，依靠不断扩大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发展战略也遇到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是世界上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也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出口增长受到了来自国外的巨大阻力。我国为什么遭受如此多的反倾销？概括起来无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贸易歧视，利用反倾销对我国日益扩大的出口趋势进行遏制，阻止我国产品进入；二是我国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出口产品在一个市场过分集中，或者我国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过度压低价格。
尽管世界市场越来越开放，但是，世界市场的贸易远不是自由的。除了传统的关税保护外，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仍然大行其道。我国作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后来居上者，在一些产品领域拥有特殊的竞争优势。我国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几个优势要素基础之上：供给丰足、低成本和优质的劳动力，大量的外资进入，以及动态开放的经济体制与政府的强势管理与支持。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是许多国家不可比拟的。我国的出口发展快，竞争力强，优质廉价的商品不仅对发达国家形成竞争，而且也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的压力。我国的竞争性产品既有劳动密集型的，也有资本密集型的，以及技术密集型的（目前主要是中等技术）。对发达国家，我国冲击的主要是其具有社会含义的“保留产业”（夕阳产业），对发展中国家，我国冲击的主要是其具有发展意义的“竞争性产业”（新兴产业）。按照经济竞争分工理论原理，各国应该只生产那些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品，而放弃那些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但是，从国家的角度，出于经济—政治—社会综合发展的考虑，必须“不惜代价”保护一些特殊行业。为阻止我国商品扩大在当地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的产品进行限制，比如，设置技术壁垒（安全标准、卫生检疫等）、实行数量限制（限额、配额）、反倾销等。比如，1995年世贸组织(WTO)成立以来，我国遭受了700多件反倾销，全球每7件反倾销就有1件涉及我国，每年涉及的反倾销金额高达400～5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近一半遭到反倾销或调查。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的主要是美国和欧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的行列。比如，在2005年上半年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例中，发展中国家就占到60%以上⑦。看来，如果我国的出口继续保持目前的势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商品设置障碍，进行限制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
当然，我国商品受到反倾销也有自身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出口商品类别过度集中，升级换代进程慢，同类商品数量持续增长，并且在一个市场上份额过于集中。比如，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占世界出口的13.9%，服装占26.5%。按现在的趋势，随着2005年纺织品服装协定落实，对纺织服装配额的取消，这个比例还会增加，因为我国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⑧。我国的部分商品在一些国家的进口中占到很大的比例，有的甚至在90%以上。这往往成为对我国商品进行限制的理由。同时，我国由于国内存在地域发展差别，生产的国内结构调整空间大，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把生产通常先向中部继而向西部转移，这样对于国外市场来说，我国的产品结构调整期太长，导致一种产品在单一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更多的同类商品挤进一个市场，从而造成出口的过度膨胀。
第二，我国出口走的是加工制造模式，大进大出，加工后再出口。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加工贸易进出口。比如，1993年，我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占48%，到2004年升至55%；1993年，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占总进口的35%，到2004年升至46%。从市场结构来看，贸易争端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出口的结构错位。以2004年的数据分析，我国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36%来自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而加工后出口到这几个市场的比例仅占24%。这就是说，从东亚这几个市场进口的加工产品经过加工后出口到了别的市场，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欧盟。2004年，我国从美国的加工品进口仅占我国进口的3%，而出口到美国的加工品比例为13%，从欧盟进口的加工品占4%，而出口的加工品占7%。比较东亚与美欧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加工品进出口差额（12个百分点）在美欧市场得到了弥补（进出口差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的加工产品在东亚是逆差，在美欧是顺差⑨。我国的出口市场矛盾有着鲜明的区域产业结构转移背景。也就是说，原来美欧与东亚“四小龙”以及日本在出口上的矛盾，转移到了我国（日本虽然与美欧也是顺差，但结构不同）。
我国的对外贸易建立在“加工出口中心”这样的结构上，导致了两个突出结果：一是出口严重依赖进口，二是加工的利润很低。比如，我国60%的出口要依赖进口支撑，这样进口成本的变动对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加工利润往往只有4%～5%。我国出口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巨大的能源与原材料需求，以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很低，这有利于进口保持低成本；但目前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已经暴涨，预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将处于上升阶段，这给我国坚持加工制造为主的出口带来巨大的压力，出口商面临着利润大幅度降低的局面。
同时，尽管扩大出口对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资源消耗型生产的增长——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资源—产出利用系数较低的因素——会带来其他许多问题。其中主要包括：资源进口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加大，资源消耗型生产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出现了出口扩大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我国面临三个选择：其一，大幅度降低出口赢利，这样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停业；其二，环境生态恶化，导致发展成本增大；其三，转变生产结构和市场战略。显然，前两个选择是不可取的。
第三，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口增长加速，除个别年份外，出口的增长都大大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使得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提高。1990年，我国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6%，而到2001年升到23%，到2004年进一步升至36%，估计2005年已超过40%⑩。这一趋势表明，国内内需提高缓慢，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出口。如果从部门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尤为严重。
经济过分依赖出口使经济变得脆弱，外部市场环境变动必然对国内经济产生巨大的压力。如果出口受限，增长率降低，则整个经济的增长就会以更大的幅度放慢（乘数效应）。同时，如前所述，因环境变化（原材料及能源价格上涨），出口收益降低，也必然影响整个经济的效益，从而形成高产出低效益，加剧我国的数量型增长弊端。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出口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仍然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然是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
发展战略的调整
针对目前的问题，有必要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增加内需拉动力，降低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拉动的依赖。这里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总体依赖程度，主要是指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二是部门依赖程度，主要是指一个部门的出口／产出的比率。这里所说的降低比率，首先是指总体比例的降低，目前这一比例过高，而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要首先实现保持目前的比率不变，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增量主要来自内需增加。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实现这一点要做很大的努力。此后，通过进一步调整，把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到25%以下。至于部门的出口依赖，要区别对待，有些部门会高些，有些部门可以大大降低。比如日本，是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大国，可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高，但一些部门，如电子、电气、汽车出口的比例较高，出口增长是部门增长的重要或主要动力。比如我国的纺织品行业，许多类产品的出口／产出的比率也已很高，外部主要市场占有率已经很高，进一步出口扩张面临困难，因此出口战略主要是稳定主要商品的市场占有率，这要通过转换产品结构，实现品牌与质量的提升来实现。
由于我国拥有市场、劳动力和技术的独特优势，其作为地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的地位还会保持下去。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出口贸易是保持我国对外贸易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继续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保持出口竞争力、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必须注重质量升级而不是进一步靠数量型扩张。数量型扩张既降低收益，也消耗资源。我国现行的出口结构中，资源消耗型产品比重太大，劳动密集型并不等同于资源消耗型，应当发展劳动精细型产品，减少粗放型产品。像服装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出口的纺织品比例过大，服装比例较小。同时，在出口市场的分布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必须限制一般制成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避免对当地生产造成毁灭性的竞争，应扩大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这样既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又可以扩大当地市场。其实，这样的生产还可以带动劳动力输出，包括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尽管现在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出口大国，成为第二出口大国也指日可待，但是，在我国的出口中，外资占的比例太大，加工贸易占的比例太大，附加值太少。这种大规模低附加值的出口是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不断发生贸易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加出口产品中的本国价值创造比例，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尤其是机械、电子、电气、通讯产品的出口。目前，尽管我国出口中制造业产品以及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很高，但附加值低。要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使这种情况有较显著的改变。
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走出去战略”的意义在于：除扩展资源供给需要外，主要是为了扩展外部市场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要充分利用我国的区域合作优势，尤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我国所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0多个国家，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要使企业充分了解这些市场，利用直接出口和对外投资，扩大对这些市场的进入。目前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包括投资和服务领域，要透过投资增加出口，尤其是增加服务业的投资和出口。
注释：
①SeePaulM.Romer,"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1986;RobertE.Lucas,"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uly1991.
②余永定、李向阳：《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关于对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理论性评述，参见多米尼克·萨尔瓦托：《国际经济学》，中译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④安忠荣：《现代东亚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⑤作为这个战略的继续，2006年又开辟天津滨海经济区，旨在拉动华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提升。
⑥中国商务部网站。
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0日。
⑧KazutomoAbe,"GeneralandCross-sectoralEconomicEffectsofCJKFTA",astudyreportforinternationalsymposium,Beijing,Sep.26,2005.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7
城镇职工失业下岗持续时间的半参数计量经济学分析
国际移民与发展:以中国为例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消除贫困
中国城乡迁移的哈里斯—托达罗修正模型
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分析
欠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发展陷阱
中国劳动经济学网站开通
《中国劳动经济学》投稿体例
主编导读
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因子分析
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来自中国的证据
还有人能外出吗?外出务工率的地区差异研究
农村劳动力从业多元化及收入非农化
人口流动和中国城镇化的空间分布
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划分研究——以内蒙古为例
广东省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治理结构和模式选择
收入分配与代际流动的均衡理论
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进展:国际经验和新的研究方向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改革的选择和取向——中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劳动经济学网站开通
《中国劳动经济学》投稿体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户消费行为
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健康变量的讨论:以农民工健康状况研究为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患者就医地点选择的决定因素——基于安徽、江苏两省的调查
中国农民“轻保健、重医疗”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高校毕业生择业行为的实验经济学分析
金融危机对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影响——基于珠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调查
收入流动性:收入分配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劳动经济学》征稿启事
中国劳动经济学网站开通
《中国劳动经济学》投稿体例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教育回报率的一致性
中国农民工供给的数量分析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政策:覆盖、瞄准与成效——以失业严重地区为例
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
资本结构和管理报酬的业绩敏感度:基于自由现金流理论的实证分析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各省内部工资不平等
人口老龄化与医疗卫生费用
老龄化对未来医疗卫生费用的影响
《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评论
《中国劳动经济学》征稿启事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1篇8
关键词：外部性；生育行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08-04
一、研究背景
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首次以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人口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解释。进入20世纪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排挤出经济体系之外，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使得他的人口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发展经济学的盛行，人口增长理论是才重新进入经济学体系。而这一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是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不同范畴的理论。另外，在方法论上，它运用了微观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点给新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外部性理论迅速引入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之中。其中，生育外部性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因为生育既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基础，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也是一种可以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实质性影响的社会行为。
经济如何决定生育行为至今仍然是人口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是，曾作为发展经济学契机的人口经济理论，却着力于弄清发达国家出生率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决定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正是发展中国家中重要的一员，中国人口出生率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二十多年来，一系列的人口统计指标均显示出人口计划的作用，以至人们忽视了另一种市场自发力的调节机制。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还是随经济基础变化自发演进的结果，或是孰轻孰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否越来越有条件发挥市场在调节人口需求中的功效？由此可见，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大有裨益。
二、文献回顾
1.生育行为。生育行为在人口科学辞典中的定义为：一种在生育动机支配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吴忠观，1997）。目前，国内外对于生育行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此外，经济学也开始基于理性人假设对人的生育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
人口学针对生育行为的讨论较多地体现在了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中，即生育意愿抉择理论，探讨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根据生育意愿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或者家庭生育决策进行预测。一些生育研究学者（如Bongaarts，2001，2002）认为，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生育意愿意味着预测（想要几个孩子）和选择（最终要了几个孩子）。一方面，个人的意愿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实现意愿的努力也是有条件的，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妇女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会遭遇不孕不育的可能性，也会受到结构和社会规范的约束（Hewlett，2002）。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妇女远远比男性更容易丧失生育能力；从社会角度看，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与其他活动（包括劳动就业、后续教育、政治机会等）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西方的研究学者发现，生育意愿的抉择有两种模式：同步模式（One-DecisionModel）和序次模式（SequentialDe-cisionModel）（Udry，1983）。同步模式假定，夫妻在结婚时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要生几个孩子，并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努力实现该意愿。在这个过程中，夫妻已经掌握了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的全部资料，了解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BarberandAx-inn，1998），故该决定不会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序次模式。有些研究发现，人口学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低孩次意愿，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高孩次递进（杨菊华，2008）。
在社会学中，一些学者（风笑天、张青松等，2002，2004；庄渝霞，2009）也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与思维去解读生育行为，对生育行为进行多纬度的思考，并给出相应的建议。首先，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多生。该理论认为，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很低的，而从长远来看，孩子长大后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可以超过，至少抵得上抚养他（她）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次，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按照社会行动理论来分析，需求、动机的建立是个体性社会行动的出发点（帕森斯，1937）。生育率是由夫妇的生育意愿所驱动的。想要孩子的动机和期望导致了高生育率，在这个时候，即使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与设置十分完善合理，也很少被人们自觉采用。因此，该理论认为“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政策必须以‘需求’为导向，试图去影响决定夫妇倾向、期望和动机的因素。”
2.生育外部性。外部性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并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加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有效的界定（幻华民，2002）。它分为外部经济（即正的影响）和外部不经济（即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未能适当地反应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是没有在正常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高鸿业，1999）。
生育决策过程类似一个博弈的过程，人类社会常常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当每一个家庭生育决策者都从自己家庭的角度进行最优生育决策时，往往导致宏观人口规模远远偏离社会最优人口规模，并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行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生育决策者不可能在完整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权衡下做出合理的生育决策。对个人而言由于在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时，个人所考虑的往往仅仅是他所看到的私人的利益与成本，因而就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出现了差异，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西方人口学者曾将生育的外部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存在公共资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拥挤效应或资源过速的退化。（2）对教育的公共补贴或社会保障使生育既可能导致社会净成本也可能造成社会净收益，具体取决于税收制度、贴现率及一个孩子一生预期收入情况。类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也使生育既可能导致外部净成本，也可能导致外部净收益，具体情况取决于公共基础设施是处于拥挤状态还是处于仍具规模效益的状态。（3）人口增长通常倾向于使土地和资本拥有者受益，工薪阶层受损。（4）父母在生育数量上的决策并非总是从其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特别是当父母低估了社会变动的速度和结果对其孩子一生之影响时（WorkingGrouponPopulationandDevelop-ment，198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对生育外部性的关注和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外部性的表现和后果这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陈震（1998）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大陆，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负向的：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李建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无论是从实力适度、经济适度，还是福利适度标准来看，人口规模都已超过适度规模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生育成本实际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李建民，2000）。李小平则认为，生育外部性包含了更广阔的内涵。他指出过多或过少的人口增长都会阻碍物质生活的改善。外部性大量存在的原因大致可归于制度安排、谈判与履约成本、得失对比困难、缺乏明确认识等等。另外，吕昭河（2000）从分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层面对生育的外部性问题作一些分析。（1）生育对家庭成员的负效应。在任何家庭中，增量孩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如人均居住面积减少、生活水准降低等等。（2）生育对社会的外部成本。包括公共资源与外部性成本、就业与外部成本、制度安排与外部成本（譬如，根据刘铮（1982）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城市乡镇和农村将一个孩子培养到16岁的全部直接花费中，国家或集体支出所占比例分别为32%、20%和27%。而对那些继续升学的孩子来说，公共支出的比例更高）。还有一些外部成本却是因制度安排而“拱手相让”的。凡是与生育和孩子挂钩或与家庭人数挂钩时应摊到孩子身上的公共支出都属于此类。例如，公费免疫和公共医疗、公共设施的半价或免票等；根据人口或孩子数增加住房面积或住房补贴；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等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类制度安排都为数不少。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社会福利水平高与不高的国家和地区，多数学者都强调和关注了特定区域内资源环境背景下生育行为的负向外部性，并几乎已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同一种行为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是视其具体情况、条件而定的。我们在讨论解决生育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时，主要是就其外部不经济性而言。
三、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分析
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
分析生育行为的外部性，我们首先需要认清从一般经济价值角度计算的生育孩子的经济效用。经济基础与男孩经济资本，即与男孩的价值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传统社会中，男孩作为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自古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这就决定了家庭只有依靠男劳动力，才能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生活保障系数。进入现代社会后，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体生产方式，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随着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其核心经济资本的地位开始动摇，掌握高新技能的新女性大量涌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男女两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较量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即生产力与男孩经济资本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生产力水平越高，男孩经济资本越小；而经济越落后，生产力水平越低，男孩经济资本越大。
与此同时，将经济效用观念运用到生育实践中，主要反映在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关系。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一个孩子衣食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婚姻支出等相关费用），也包括间接成本（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又称机会成本或时间成本）。“孩子的净成本”，即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的现值。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Backer）是人口经济学理论中“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家庭论》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高于孩子提供的收益，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如果孩子的净成本是负值，即父母的投入低于收益，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上升。这一规律同样能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中得到验证。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从经济效用中看到的是：养儿是光宗耀祖、家庭致富的希望；养儿是养老的保障；养儿是家业和财产继承的需要。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养育男孩除了基本的教育投入外，还要包括买房、买车、结婚等高额的投入，其收益远远小于成本投入，养育男孩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生育行为而言，在不同的产权关系下有不同的外部性。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存在排他性产权，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公共资源的领域就更为广泛，也就越容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因为，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所有决策者对其生育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权利，大部分的生育成本和收益都外在化在社会中。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就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在社会内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论生育对社会带来外部经济，或带来外部不经济，它对社会其他未参与此生育决策行为的人都产生相同的，但是并非乐意接受的影响。生育在公有制下的较大外部性在于，生育行为不具有排他产权；生育的成本和利益大部分都是外在的，与社会的全体成员和全部资源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也不可能排除其他“无关者”对生育过程和其结果的权利（李建民，2002）。由此，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就不可能独立地权衡和计算这一生育行为对自己的利弊，当然更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其成员的每一次生育的外部性都不可能在其产权关系中实现有效的内在化，而只能在一种新的外部关系中实现外部平衡（如每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平均减少）。
四、生育外部性的解决方法
“外部性”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由此，这就需要政府调用其各种职能和手段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外部性问题有多种基本途径，每种途径或手段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从理论上而言，解决其他外部性（如污染、废气排放等）的方法，都应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的问题。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将从事生育行为的决策单位（家庭）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来对待，认为家庭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的根本动机，同时又能根据市场情况和成本收益原则使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我们就剔除了特定生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将生育行为完全视作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来对待。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上述几种解决方法在解决生育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1.重新分配权力。“权力”在生育问题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生育孩子的“生育权”，一种是对公共资源的“拥有权”，这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承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此时，生育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外部性，生育决策者对其生育的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义务，个人不可能独立权衡这一行为的利弊，这时的生育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排他性产权。因此，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要消除或减少这种外部性，只有重新安排公共资源才能实现。当生育特别是过度生育导致他人或整个社会福利损失的时候，或者说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就需要诸如法律和法规等形式的社会契约来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约束，使人们的生育权利部分让渡于社会。
2.通过被影响者参与决策。在环境经济中，这一安排得到普遍应用。例如，让受污染的下游企业与上游企业进行谈判等。以米德的说法“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重组，使受到影响的人，在做出任何严重影响其利益的决定时，都能成为一个参与者而发挥作用。”当外部性涉及的当事人人数较少时，自愿协商是有可能的，但是当大量的当事人参与时，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成本就非常高，其可能性也非常小。在中国，由于人口过多和资源的严重匮乏，使得“超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要在这样庞大的、互相错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协商谈判是不太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对超生者施以罚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补偿。
3.加强政府干预影响。政府干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方式，它是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同样，政府可以利用各种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手段来改变家庭的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在这里，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抑制生育，主要方法是将家庭生育的权利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规定可生育的数量、时间与间隔，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加大生育成本，提高少生的收益。例如，政府制定独生子女上学、招工、招干，各种福利、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城市公职人员超生者，则采取降级、降工资、、开除公职等处罚，从而提高了超生孩子的边际成本。通过这些手段，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指超生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地内化到家庭当中，从而使得家庭能够遵循政府的控制生育的意图生育。
4.建立“生育权交易”。如果我们将生育行为视作一种纯经济行为，那么理论上所有适用于解决其他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都应当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中，有着许多优点的“许可证交易”理论上也可以应用于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先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理论引渡到生育行为中来，即假设生育行为相当于一种“排污行为”，政府通过发放“生育权”来控制全社会超生孩“许可证交易”。这一解决经济外部性具有明显优点的方法，在理论上也应适用，但人类生育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方法在实际操作上有着很大的困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毕竟“生育”不是“排污”，而且“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它更多地受制于文化、伦理、心理、政治等各种因素。同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已经严重过剩，因此，人口政策将生育数量限定到了伦理所允许的最低水平，例如一胎政策。这时，任何一个多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生育权可供交易，这种机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
五、结论
总之，人类的生育行为外部性同经济学中外部性的影响一样，也有着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之分。在解决生育外部不经济时，经济学中的许多方法如产权的界定，受影响者参与决策，政府直接控制等，被实践证明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生育政策对外部性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为进一步统筹解决人们的生育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希望之门。
参考文献：
[1]吴忠观.人口科学辞典[K].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124-125.
[2]Bongaarts，J.2001.Fertilityandreproductivepreferencesinpost-transitionalsocieties，inR.A.BulataoandJ.B.Casterline(eds.)，
GlobalFertilityTransition.NewYork:PopulationCouncil，pp.260-281;2002.Theendofthefertilitytransitioninthedevel-opedworld.
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28:419-443.
[3]Hewlett，S.A.2002.CreatingaLife:ProfessionalWomenandtheQuestforChildren.NewYork:TalkMiramaxBooks.
[4]Udry，RichardJ.1983.Docouplesmakefertilityplansonebirthatatime?Demography20(2):117-128.
[5]Barber，J.，andW.G.Axinn.1998.Theimpactofparentalpressureforgrandchildrenonyoungpeople’sentryintocohabitationandmarriage.PopulationStudies52:129-144.
[6]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学海，2008，(1):27-28.
[7]风笑天.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4):36-39.
[8]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5):69-72.
[9]庄渝霞.社会生育成本的构成及界定准则的探索[J].社会科学，2009，(5):84-85.
[10]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Z]，1937:38-39.
[11]幻华民.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3.
[1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33.
[13]WorkingGrouponPopulationandDevelop-ment，1986.
[14]陈震.农民生育的外部性与文化边际性:现阶段农村人口控制的理论思考[J].人口与经济，1998，(1):37-41.
[15]李建民.论社会生育成本及其补偿[J].广东社会科学，2000，(1):98-106.
[16]刘铮.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J].人口研究，1982，(4):41-45.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
关键词：现实资本；虚拟资本；良性互动；恶性互动
资本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存在，它从市场经济中一脱胎出来，便因为其特有的“魅力”而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资本两权分离的成功实现，资本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两种独立的存在形式——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虚、实资本的独立化是历史的必然，是资本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如今上市经济体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从本质上认识虚、实资本，研究两者怎样对经济产生影响，对我们制定政策，调控经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虚、实资本界定及表现形态
资本两权分离以后，虚、实资本界定问题自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是第一位专门提出并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不过，由于身体原因，他没有来得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便离开了人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具体的实践，我们认为，虚、实资本界定的关键在于它们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是否直接发挥职能，直接发挥职能者为现实资本，不直接发挥职能者为虚拟资本。基于此，本文对虚、实资本分别作如下界定。
现实资本指的是资本经营者拥有的，因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能直接发生作用，从而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实体。它是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基础，是内容意义和现实意义上的资本，是资本的第一重存在。现实资本的主体是资本经营者，其客体为资本的价值实体。长期来看，现实资本赢利能力的大小是反映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以现实资本价值实体的存在形态为标准，我们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现实资本，另一类是无形现实资本。有形现实资本包括有形生产资本（固定资产、材料及半成品、在建工程等）、有形商品资本（产成品、商品等）和有形货币资本（交易类铸币、现钞等）。无形现实资本则包括无形生产资本（人力资本、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企业商标、企业版权、企业商誉等）、无形商品资本（服务、知识类商品等）以及无形货币资本（交易类电子货币、活期存款和票据等）。有形现实资本主要体现在第一、第二产业，而无形现实资本则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
虚拟资本指的是资本所有者拥有的，在创造和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不直接发生作用，但因按约定依法拥有价值增殖索取权，从而能够分享价值增殖的可交易的资本价值凭证。它是依法索取的价值增殖流量的资本化形式，是从现实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形式意义和观念意义上的资本，是资本的第二重或多重存在。“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资本首先被转化为利息，然后得出这个货币资本收入的资本”①虚拟资本的主体是资本所有者，其客体为可交易的资本价值凭证，其价格主要由初始投资和预期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决定。长期来看，虚拟资本赢利能力的大小是反映一个社会配置资源能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以虚拟资本的虚拟程度为标准，我们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虚拟资本，另一类是衍生虚拟资本。传统虚拟资本和衍生虚拟资本又有初级和高级之分。初级传统虚拟资本包括债权虚拟资本（投资类现钞、存款、票据、银行贷款、企业债券、政府债券等）、股权虚拟资本（普通股、优先股等）和其它产权虚拟资本（土地产权证、房地产权证以及权证等）。高级传统虚拟资本包括资产证券（消费类、生产类及混合类资产证券）和普通共同基金证券（优化指数基金、普通投资基金、债券基金等）。初级衍生虚拟资本包括商品期货或期权、货币期货或期权、债券期货或期权、股票期货或期权，以及相应的远期合约、互换、互换期权等。高级衍生虚拟资本包括利息率期货或期权、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或期权、物价指数期货或期权及其它组合式综合价格指数期货或期权等。
二、虚、实资本基本关系
1．虚、实资本定性关系
由于虚拟资本是基于现实资本产生的，是现实资本的派生形式，因此在虚、实资本的定性关系问题上，现实资本是第一性的，虚拟资本是第二性的，其中现实资本对虚拟资本具有基础性和内容性的决定作用，虚拟资本则对现实资本具有的派生性和形式性的反作用。虚、实资本的定性关系问题是调控社会总资本所面临的首要的基本问题。
虚、实资本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会促进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现实资本创造和实现的价值增殖是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实资本的发展越健康，其创造和实现的价值增殖才会越多，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才会越坚实，虚拟资本健康发展才会有保证。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具有流动性便利的虚拟资本是促进现实资本高效合理配置的引导器，它引导现实资本流向最能价值增殖的地方，虚拟资本的发展越健康，其流动性便利就越能引导现实资本进行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例如，9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其现实资本成功地实现了以无形知识资本为核心的战略性转变，现实资本的价值增殖的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支持了其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又成功地吸引并引导现实资本流向最能价值增殖的地方——知识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美国实现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战略性转变。90年代美国虚、实资本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
虚、实资本恶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资本的畸形发展会阻碍虚拟资本的发展。现实资本的发展越畸形，其创造和实现的价值增殖就会越少、有时甚至为负，从而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会越来越小，其发展自然会受到阻碍。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会阻碍现实资本的发展。具有畸形流动性便利的虚拟资本是导致现实资本无效畸形配置的引导器，它引导现实资本流向不能有效价值增殖但却最可能撮取超额利润的地方——超级垄断资本、炒作性非生产资本等，虚拟资本的发展越畸形，其流动性便利就越能引导现实资本流向不能有效价值增殖的地方，从而阻碍现实资本的发展。例如，90年代中后期的东亚经济体，一方面，其现实资本的知识含量低、结构不合理、规模不经济，现实资本的价值增殖大大减少，有时甚至为负，从而其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小，进而最终导致其虚拟资本发展的严重受阻。另一方面，其虚拟资本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导致现实资本的无效配置，从而阻碍现实资本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东亚经济体的虚、实资本的恶性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了东亚经济危机。
2．虚、实资本定量关系
由于虚、实资本是同一资本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在产生的初始时刻，它们在量的规定性上应当是相等的，但一经产生，情况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虚、实资本在量的规定性上各自有各自的特殊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它们已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②由于虚拟资本的发展速度远远大于现实资本的发展速度，因此在社会总资本的构成比例中，现实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呈现相对减少的趋势。当虚、实资本的数量比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时，其中任何一项的正常变动将会引起另一项的正常变动。当它们的数量比例关系超过一定范围时，其中任何一项的异动则会引起另一项的灾难性异动。虚、实资本定量关系问题是调控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的工具性问题。由于初级传统虚拟资本具有可控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因此人们通常把初级传统虚拟资本作为调控社会总资本的工具变量，于是虚、实资本定量关系问题便转化为现实资本和初级传统虚拟资本定量关系问题。在虚、实资本定量关系问题上，我们采用简化的总供求分析法进行具体分析：
现实资本的总供求关系为大家所熟悉，其总供给与价格成正比，其总需求与价格成反比，价格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价格弹性成负相关（图1左）。虚拟资本的总供求关系则很特殊，它与现实资本的总供求关系不同，其总供给与价格成正比，其总需求也与价格成正比，并且价格越高，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小，反之，其价格弹性则越大，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价格疯长时的量滞、价狂升和价格崩盘时的价跌、量更跌的特殊现象（图1右）。
在图1中，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定关键点的虚、实资本价格的数量相同但单位不同，根据虚、实资本不同的数量及总供求关系，我们把虚、实资本的数量关系分为如下四类：
首先，虚、实资本黑子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AQ1Q1＇A＇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小于最低正常临界值0Q1＇／0Q1（黑子陷阱），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资本严重缩水，社会财富超常贬值，正如天体中的黑子现象，故称之为黑子型数量关系，其外在表现形式便是黑子经济，也称经济危机。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的发展严重受阻—其总需求DD曲线迅速向左下方移动—其总供给SS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其价值快速缩水—其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直至亏损破产—虚拟资本的总需求D＇D＇曲线迅速向左下方移动—其总供给S＇S＇曲线也迅速向左下方移动—其价值快速缩水—虚拟资本的发展严重受阻—现实资本的发展再次严重受阻……其最终结果是迅速导致整个社会总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超常缩水，从而形成资本黑子，进而引发黑子经济或经济危机。例如，根据IFC的1999年7月Facktbook的数据，在1996－1997年间，泰国的实际GDP（现实资本的转化衡量指标）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20．6％），其股市和汇市（初级传统虚拟资本的转化衡量指标）缩水幅度则更大（分别缩水－36％和－88％）。显然，在1996－1997年间，东南亚国家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的黑子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整个社会总资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倒退和灾难，但这种情形不会长久下去，灾难之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趋于稳定，虚、实资本的供需开始增加，比例也开始恢复性上升，当这一比列突破最低正常临界值0Q1＇／0Q1（黑子陷阱）时，虚、实资本数量关系质变为停滞型数量关系。
其次，虚、实资本停滞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除AQ1Q1＇A＇外的BQ2Q2＇B＇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大于最低正常临界值OQ1＇／OQ1但小于平均正常临界值0Q2＇／0Q2，在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缓慢升跌，故称之为停滞型数量关系，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经济萧条或复苏。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升跌停滞—其DD曲线缓慢（右下方或左上方）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地缓慢移动—其价值相应微量变化—其赢利能力相应缓慢变化—虚拟资本的D＇D＇曲线相应缓慢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缓慢移动—其价值相应微量变化—虚拟资本升跌停滞—现实资本升跌停滞……其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萧条或复苏。例如，在1993－1994年间，墨西哥GDP实际增长率为－2．6％，其股票市值实际缩水4．1％（资料来源同前）。显然，在1993－1994年间，墨西哥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停滞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也不会长久不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型之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趋于乐观，虚、实资本的供需增加，比例也逐渐上升，当这一比例突破平均正常临界值0Q2＇／0Q2时，虚、实资本数量关系质变为扩张型数量关系。
第三，虚、实资本扩张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除BQ2Q2＇B＇外的CQ3C＇Q3＇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大于平均正常临界值0Q2＇／0Q2但小于最高正常临界值0Q3＇／0Q3，在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的适度扩张，社会财富较快增殖，故称之为扩张型数量关系，其外在表现形式便是经济繁荣。一方面，现实资本的有效扩张会导致虚拟资本相应的扩张。现实资本的有效扩张会导致其价值增殖的相应增加，价值增殖的增加又会导致人们对虚拟资本未来预期收益的看好，人们对于未来的积极预期又直接会导致虚拟资本的相应扩张。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有效扩张反过来又会导致现实资本的相应扩张。虚拟资本的有效扩张会导致价值增殖的分配结构（利润率结构、汇率结构、利率结构和股价结构等）发生积极变化，从而导致现实资本的可得性和流动性增大，进而现实资本相应扩张。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良性扩张—其DD曲线向左上方正常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其价值正常升值—其赢利能力相应提高—虚拟资本D＇D＇曲线相应向右上方移动—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其价值相应正常升值—虚拟资本良性扩张—现实资本良性扩张……其最终结果是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例如，在1990－1996年间，美国GDP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2％，其利税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6％，其股票市值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18％③。显然，在1990－1996年间，美国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的扩张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整个社会总资本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关系，但这种情形不会长久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各经济主体的预期会变得更加乐观，虚、实资本的供需会进一步增加，比例也会进一步上升，当这一比列突破最高正常临界值0Q3＇／0Q3时，虚、实资本数量关系质变为泡沫型数量关系。
第四，虚、实资本泡沫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在图中反映在除CQ3C＇Q3＇外的DQ4Q4＇D＇区域，其特点是虚、实资本的比例大于最高正常临界值OQ3＇／OQ3但小于泡沫破灭临界值0Q4＇／OQ4，在这一区域内的虚、实资本总供求互动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的超常膨胀，社会财富超常增殖，正如生活中的肥皂泡沫现象，故称之为泡沫型数量关系，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便是泡沫经济。其形成机理如下：现实资本异动性扩张—其DD曲线向左上方异常移动且变得水平—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但变得垂直—其价值超常虚增—其赢利能力相应虚假提高—虚拟资本D＇D＇曲线相应向右上方移动且变得垂直—其S＇S＇曲线也相应移动并变得垂直—其价值更加超常虚增—虚拟资本超常膨胀—现实资本更加超常膨胀……其最终结果是迅速导致整个社会总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超常虚增，从而形成资本泡沫，进而引发泡沫经济。例如，在1986－1989年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分别为2．9％、4．9％、6．0％、4．6％，其东证股价指数从1986年的1324．26点上升到1989年的2569．27点，上升近100％④。显然，在1986－1989年间，日本的虚、实资本之间存在互动式的泡沫型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最令人陶醉同时又是最危险的关系，各经济主体盲目乐观，虚、实资本的需求远远大于其供给，总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疯狂升值，比例也疯狂上升，但好景不长，当虚、实资本比例突破泡沫破灭的临界值OQ4＇／OQ4时，资本泡沫会突然破灭，虚、实资本关系又进入下一轮循环。
3．虚、实资本调控关系
根据前面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虚、实资本数量关系带来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其中扩张型数量关系是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最为理想的数量关系，反映在图中则表现为除BQ2Q2＇B＇外的CQ3C＇Q3＇区域是虚、实资本运行的理想区域，这一区域也是虚、实资本调控所要达到和保持的最佳目标区域。针对虚、实资本处在不同的运行区域，调控当局可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进行综合调控以达到所需的调控目标。当虚、实资本运行在AQ1Q1＇A＇的黑子区域时或运行在除AQ1Q1＇A＇外的BQ2Q2＇B＇的停滞区域时，调控当局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升虚、实资本比例，从而使其进入调控目标区。当虚、实资本运行在除BQ2Q2＇B＇外的CQ3C＇Q3＇的扩张区域时，调控当局可采取平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持虚、实资本的合理比例，从而使其保持在调控目标区。当虚、实资本运行在除CQ3C＇Q3＇外的DQ4Q4＇D＇泡沫区域时，调控当局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降低虚、实资本的比例，从而使其进入调控目标区。
三、充分认识虚、实资本基本关系的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和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规律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根据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客观要求，我们认为，要取得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建设应坚持以下要求：
第一，社会经济工作应以现实资本为中心。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基础和第一推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而又合理的现实资本基础之上，特别是知识资本的基础之上。为此，我们应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知识资本创造能力，提高现实资本创造价值增殖的能力，从根本上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
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充分利用好虚拟资本的工具性作用和第二推动力作用。虚拟资本的健康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辅助工具和第二推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虚拟资本的辅助推动作用。为此，我们应适度发展虚拟资本，逐步推进虚拟资本的创新工作，充分利用虚拟资本对现实资本发展的引导功能，引导现实资本流向最能创造价值增殖的地方，促进现实资本的健康发展。
第三，密切监控虚、实资本的互动关系，高度重视资本泡沫化和资本黑子化的发展趋势，防止并化解形成泡沫经济的风险。为此，我们应建立监控虚、实资本互动关系的指标体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力争把资本泡沫和资本黑子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
注释：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6页，第530页。
③转引自林凌、刘世庆：《利润周期与经济周期》；张文凯包建祥：《股票市场泡沫：合理范围与政策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57页，第6页；第15页，第17页。
④转引自刘玉操：《当前日本金融面临的问题探析》，《世界经济》，1997年第8期。
————————
参考文献：
?1?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2?张薰华．生产力与经济规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3?（美）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10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分析；处理措施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应用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进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潮流，并且我国传统形式上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在经济活动中凸显了诸多的弊端，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在这一时期电子商务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成效，同时也符合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因此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角度来看，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应用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电子商务的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中小型商务企业提供了同世界沟通以及了解世界经济的机会。文章针对电子商务的内容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是阐述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影响；其次是阐述传统的商务活动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再次是阐述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最后阐述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采取的主要措施。
1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影响
在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经济活动中，任何一笔交易都要通过相应的固定交易地点进行交易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调动很多的资源来完成，例如需要非常多的交易实物单据作为凭证等等。但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对对外贸易经济活动的影响和改变不容忽视。首先，电子商务的应用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运作方式的改变。在电子商务应用运行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主要通过电子商务方式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处理和交易，再也不需要采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处理。目前，对外经济贸易中电子商务的应用类型主要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完全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第二种是不完全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上述两种电子商务模式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处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其次，电子商务的应用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流程的改变。电子商务的应用已经逐渐的摒弃了原有的经济操作流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操作流程模式。
2传统的商务活动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2.1问题一：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在招标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现阶段招投标活动的逐渐增多，招投标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招投标相关的工作量也在相应的增多，大量的相关文件在人工处理的情况下会显得非常困难，同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处理模式不仅仅严重浪费了企业的人力物力，还对招投标市场的秩序产生了很大的滞后影响，很容易导致经济活动中各种矛盾的产生，并扰乱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2.2问题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在配额许可证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海关等监管部门所采用的人工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贸易活动进行的难度，导致很多不规范行为的出现而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另外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不仅工作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3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3.1安全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应用以及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如何保障电子商务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现阶段的经济活动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现阶段的主要应用，电子商务的可靠性以及安全性都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网络安全通信；经济数据的存储等问题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处理或者是加强。我国在这一问题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CA认证并没有确定的归属，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3.2融资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在电子商务应用的前期，我们需要购置大量的相关设备来支持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应用，这样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电子商务的应用。但是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大量的资金支持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此最佳的途径就只有进行银行贷款。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最主要的从事企业还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的融资途径都比较单一。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企业还没有能力通过证券等相关方式进行融资。面对着银行对贷款安全性以及风险性的进一步重视，中小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严重的制约了中小企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尝试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整体发展速度。
4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采取的主要措施
4.1在经济活动中要不断的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要想进一步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和意识，从传统的经济模式中跳离出来，采用电子商务的最新经济模式理念，让企业的经济贸易活动更加的全球化，商业化，提升企业的业务处理能力以及效率，使企业在经济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4.2在经济活动中要建立健全并且完善相应的安全体系
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参考文献
[1]黄芹.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探究[J].财经界，2009（11）.
[2]曹虹峰.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07.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11
【关键词】人口结构主成份分析教育投资经济发展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问题。而且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人口与经济理论，包括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等。这些理论都说明人口数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自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然而随着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新的人口问题即人口结构极不寻常的蜕变显现出来。如果说数量问题是20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结构问题就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关于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做了一定的研究。有研究表明，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人才，但是，人口数量的不断膨胀，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稳定，会造成人口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地方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何楠，2007）。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湖北经济发展中人口知识水平偏低对经济具有较大的负作用也体现了这一点。
一、湖北省人口结构构成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子分析
人口结构包括的因素很多：性别比、城镇化水平、产业人口结构、科技人员及人口受教育水平等，而这些方面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在此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数据的可得性，确定以下解释变量代表人口结构的各种因素：X1：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3：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4：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5：自然科技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6：残疾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7：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8：中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9：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9个解释变量全部为比例数值。由于以上考虑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广泛，而且每一个因子都是占总人口的比例数值。所以要考虑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选择湖北省的GDP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被解释变量Y。所引用的数据为湖北省1978-2006年共29年的年度资料。数据来源为湖北省统计年鉴1978-2006年的相关项目。
运用SAS软件对Xi与Y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提取因子的依据是Xi（i=1，2，…，9）的相关系数矩阵R，经过试算得出，提取5个因子合适，以方差最大法做因子旋转，回归方法计算因子得分，利用SAS软件得到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5个因子方差贡献累计达到1.0139，说明5个因子完全可以解释9个变量的信息。
由前5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正交因子旋转结果，如表2所示，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矩阵如表3所示。
由表2可知，可以命名第一因子F1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4）和自然科技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5）的综合因子即服务产业人口因子；第二个因子F2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7）和中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8）的综合因子即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子；第三个因子F3为残疾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6）即残疾人口因子；第四个因子F4为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1）即性别因子；第五个因子F5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3）和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9）即低知识水平劳动者因子。由表3可以得到5个因子变量的值，从而方便后面的模型建立与分析。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根据所做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需要，设定Y与Fi（i=1，2，…，5）之间的回归模型为：
最后得到的回归方程的R2=0.9830，调整后的R2=0.9810，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F值为482.92，P值
从以上的定量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湖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归结为3类。第一类是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子（为F2中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7）；第二类是性别因子（为F4中的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1）；第三类为具有较低知识水平劳动者因子（为F5中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3和初等学校在校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X9）。F1和F3因子由于没有通过检验，故剔除。其中由因子回归方程可以看出，第一类和第三类因子对经济的影响最大，而且教育水平呈两极化对经济进行影响，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人口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为8.5388，另一方面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这里主要指一产业从业人口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0546，两个因子都极显著，第二类因子对经济的贡献率也较大。总之，这三类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模型有较好的解释作用。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较高受教育水平因子是影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舒尔茨在其理论著作中早就提出了人口质量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一国的人口素质的高低。舒尔茨的论断不仅为许多经济学家认同，而且也为各国现实所证实。人口素质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高。在本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较高水平受教育程度对湖北省经济发展由较大的正影响，这一点是与舒尔茨的论断相符合的。一个地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该地区GDP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区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与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性别因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目前，湖北省仍然是男多女少，男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1%左右。而由于男性人口占主要，因此主要的劳动力就比较充足，因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说明湖北省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劳动密集型来促进的。低知识水平劳动者因子对湖北省经济发展有明显的负作用，关于低知识水平劳动者也是与舒尔茨的人口质量学说相印证的，而湖北省的低知识水平劳动力对经济的显著负作用也从侧面说明了劳动者素质不高是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在湖北省现阶段，提高劳动者素质对经济的正影响会大于低水平劳动者对经济的负作用。
三、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根据以上对湖北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分析，为促进湖北省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大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点在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证依据》中重点提及过：继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与人口政策相结合。要将解决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矛盾放在重要位置，将人口政策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周宏春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现状与政策建议》一文中说到提高人口素质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二，发展多种层次教育，适应不同劳动者对知识的需求。并且根据国家要求，鼓励促进职业教育，从而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大量合格的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第三，提高人口质量，改革企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自动化，控制人口增长，平衡男女比例，继续坚定不移的执行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维持社会男女人口结构，保证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何楠：郑州市人口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经纬，2007（2）.
[2]珊丹：深圳市人口结构分析与经济发展[J].西北人口，2002（4）.
[3]刘毅、张建梅、程慧：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分析――对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7（10）.
[4]西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5]汪长江：沿海地区人口结构对经济水平影响的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2）.
外资经济的例子范文篇12
才有持续创新的能力
20O9年，一位哈佛商学院华裔教授史兆威（WillyShih）在《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论文《重拾美国的竞争力》，力倡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必要性，在美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甚至成为奥巴马总统提出制造业重回美国政策的理论基础，史兆威也因此声名鹊起。2012年10月，这位当红的管理学者与另一位哈佛教授皮沙诺（GaryPisano）又合作发表一本最新专著《制造繁荣：为什么美国需要一场制造复兴》，同样引起世界范围，包括台湾产业界的极大关注。
史兆威祖籍中国河南，出生在美国，略懂中文。他曾在IBM工作十多年，也在迪吉多、SiliconGraphics等顶尖公司担任过高层主管。2000年后，曾担任柯达数字产品部门主管，负责数码相机研发和市场营销，因此与台湾科技业联系密切。
2007年，他由商转教，加入哈佛商学院后，在台湾前工研院院长史钦泰牵线下，从2008年开始与台湾清华大学合作，多次访问台湾，深入研究台积电、广达、华硕、台达电、联发科、奇美电子等有代表性的台湾高科技企业，并与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合作撰写哈佛案例研究。
史兆威新书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产业公共财富”，该概念其实与业界熟知的产业生物链、群聚类似，即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外移，会带动相关产业一起出走。个别企业短期内虽会因成本下降而获利，但长期而言，整个产业竞争力会因此受极大影响。
以台湾为例，其制造外移便导致不少负面效应。如传统上都认为拥有丰富的工厂管理知识是台商的强项，早年大学工业工程科系学生课余都要到工厂实习，但近几年制造业大量外移后，学生只能到台积电等少数企业去实习，积累的知识便相当有限。这点与史兆威“制造业是公共财富”的概念呼应。
史兆威书中的另一主要论点是，许多科技创新需要与制造业群聚互动才会发生，尤其是某些复杂的高科技产品，要从研发转移到生产是件繁琐的工作，要靠研发和制造双方极为紧密沟通和学习转移。因此，失去制造能力，就失去创新能力。
他认为，传统上人们将制造和创新视为产业频谱的两端；一个是靠脑力的高薪工作，一个靠手工的低薪、低技术工作，然而，这样的二元化思维是个迷思。如果不保持一定程度的制造能力，会影响其创新的能力。
例如在上世纪6O至70年代，美国制造商开始外包电子产品的制造组装工作，先是到日本，然后移到台湾。这些厂商包括RCA、飞歌等，结果是导致美国的消费电子产业链从此萎缩了，所有的零组件，包括很多后来的技术创新，例如随身听，都是来自日本而非美国。
此外，随身听最重要的零部件是电池，美国厂家主要研发的是碱性电池芯，赚了很多钱，但是随身听之后的下一波技术创新是家用摄影机以及笔记本电脑，需要用到品质更佳的充电池。虽然是美国发明的镍氢电池和锂电池，但因为需求是在日本，所以美国科学家将这些电池的基础专利授权给索尼和三洋，这些充电电池在日本变成商业产品，它们成为世界主要电池供应商。到了最近，因为电动车的开发，锂电池一下子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例如雪佛兰的电动车VOLT，全车50%的价值都在锂电池，但发明该技术的美国却没有几家可以从该领域分到一杯羹。
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也是一个很好的明证。这项技术是美国柯达公司发明的，但要达到商用化，制成显示器，就需要低温多晶硅电晶体（LTPS）的配合，而美国当时已经没有研发生产显示器的企业了，柯达就无法将这项技术商业化，从中赚到钱，而且柯达最后倒闭了，现在韩国三星成为全世界唯一能量产OLED显示器的厂家，并大发其财。这也说明“产业公共财富”对未来技术创新打好基础的重要性。
台湾现在社会的观念是对制造业挑肥拣瘦，只想挑好的产业留在岛内，把不好的外移出去。但是产业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如当初将最耗费人力的电脑组装厂先移到海外，一开始不觉得对台湾有什么影响，但厂商慢慢外流，最后便将整个产业链“磁吸”过去。
史兆威形容：这些个别的决策分开来看，每一个都很有道理、很完美，但是逐步累积起来，就对整个产业和个别公司产生严重的后果。刚开始，台湾还是供应链的核心，上游在台湾，下游组装在大陆，两者分工合作。可是渐渐的，下游厂商觉得上游没有在旁边问题很多，就慢慢整个都到大陆去了。2OOO年的时候，台湾接单海外生产的比率是30%，但到2011年已到50%；以资讯电子业来看，比例更高达80%，最后连耗费人工相对少、适合留在岛内的机壳、印刷电路板等产业也被迫随之过去。而填补空缺的其他产业，例如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因此拉低整体的薪资水平。这种情况与美国颇有相似之处。
台当局不遗余力
吸引台商回流
其实，吸引“台商回流”的话题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当政时期，台当局就唯恐台商外流导致岛内产业和人才日益“空洞化”，通过调整两岸经贸政策，强化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对不少知名赴大陆投资的台商进行管制和政治恐吓，甚至诉诸法律手段，打压所谓“违规”台商，同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措施，组织举办“建构全球营运基地，赢回台商心”座谈会，鼓励台商返台投资或台商回流。
2006年9月，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成立“促进台商回台湾投资专案小组”，2007年7月进一步成立了“台商回台投资服务办公室”，以专人专责协助有意回台投资的台商寻找厂房，介绍投资机会，提供投资优惠方案与升级转型的咨询辅导，安排回台投资考虑等服务。财经部门与各县市政府“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积极合作，建立服务网络。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对台商回台投资还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优惠措施，如对在特定工业区投资的台商提供土地租金“006688”优惠方案，即投资前两年零租金，第三、四年租金打六折，第五、六年租金打八折；释放公有企业台糖公司土地给返台投资的企业，租有公有土地投资建厂租金实施“四免六减半”；直接提供融资经费，即提供政策性专案优惠货款，提供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国发基金”拨款100亿元新台币投资中小企业，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还专门提供2000亿元新台币的“台商回台投资优惠专案”；有关部门就台商回台投资公布详细的“申请程度及投资机会”。
此外，台湾财经部门还谋求建立证券交易的“创业板”或“国际版”，推动台商回台上市。如台“金管会”就提出建立“国际板”计划，鼓励台商回台上市，后因人事调整与建立台商回台上市机制与有关大陆经贸政策配套政策的争议等，迟迟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2007年底，台有关部门重新提出建立“国际板”计划，仿照香港、新加坡模式，以较低的挂牌标准吸引海外台商与海外新兴企业赴台第一上市，以吸引海外与大陆台商回台上市，达到吸引资金回流的目的。
尽管当局推动台商回流已有多年，但总体上台商返台投资的情况不多，规模不大，较具规模的投资只是极少数。据台“经济部投资处”统计，2002年到2006年，每月仅有一家台商申请回台投资；到2007年上半年，有73件返台投资计划，其中大陆台商“回流”占三成多，也即不足30件，而且投资项目以传统产业、观光旅馆与建材业为主，平均每个月仅有7家台商“鲑鱼返乡”。据台湾“总统府月会报告”显示，到2007年11月，已确定回台投资项目91件，估计投资金额88亿元新台币，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43件，投资金额62亿元新台币，主要为电子电器、机械、化学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依此数据，累计回流台商投资金额不足2亿美元，与2007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近100亿美元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同时与台有关部门于2006年底调查有意向回台投资的台商401家及投资金额357亿元新台币也有很大差距。
上任后，采取新的策略吸引“台商回流”，包括大幅改善两岸关系，两岸经贸逐步迈向正常化，实现直航和“三通”，改善岛内投资环境，希望以此鼓励台商将在大陆生产的半成品或成品能够运回台湾做更前端的加工，台湾和大陆形成分工，增加台商在台湾的投资。
为此，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修改“促产条例”，加强促进民间投资策略，给予中小企业新增投资及创业优惠，扩大5年免税至传统产业，工业区廉价租售政策延长1年；在台中、屏东等加工出口区设置“台商专区”，区内享有营所税“五免二减半”优惠，外来劳工聘雇比例限制提高为40%；台商海外盈余汇回台湾时可免征所得税，且并入最低税负制；对“偷跑”台商从宽处罚，采取最低罚款方式，吸引台商投资进驻。
此外，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还连年举办“台商投资台湾高峰会”，高调实施台商回台的倍增计划，松绑台商投资台湾的金额，放宽台商到大陆投资的限制，协助台资企业拓展大陆内需市场。
特别是台当局2010年同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与大陆进出口贸易早收清单减免关税的政策，让大陆方面免除或降低台湾大约500项商品的关税，吸引在大陆的台商回台投资布局。也因此，ECFA签署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立即率人马不停蹄地拜访大陆各地台商，促使其回台投资付诸行动。
台商回台
台湾经济的强心针
几年来，台湾在吸引台商回流方面不遗余力，确实取得不小成效。部分在大陆事业有成的台商看好两岸关系发展与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红利，纷纷回台投资与返台上市，形成一番全新多元化、多形态发展格局。
特别是2012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大陆经济环境出现变化，一些台资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导致台商对大陆投资呈现明显明显放慢态势。2012年共三次组织“台商服务团”到大陆的台湾“经济部投资处”处长丘一彻发现，无论是在北京、天津还是广州佛山、东莞，以及浙江温州、宁波等地，很多台商不约而同向他传达：想要回台。就连9月28日在台北举办的“2012台商投资台湾高峰会”换场的空档，也有好几个台商围着丘一彻问：台湾有什么投资机会？
依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1至11月共批准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428件，同比减少19.3%；批准投（增）资金额98.3亿美元，同比减少20.8%。
另据“经济部投资处”的估计，1至8月台商返台投资金额419亿元新台币，预计全年超过500亿元，创下新高。处长丘一彻指出：这还不包含没来投资处登记的企业及上市公司在台湾扩产的规模。
曾任“经济部工业局副局长”的郭年雄评价说：此刻台商回台投资，对台湾来说，仿佛是低迷气氛中的一丝希望，不仅可以增加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充实产业能量，甚至可以说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第二个机会。最直观的影响是提升就业率，制造业回流还会带动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并进一步提高全民薪资。多了薪水，便会刺激消费，整个经济就活络了；GDP上去了，是良性循环。“台商回流”不仅带回大笔资金，还将不断释放促进制程研发、人才培训等事业的“蝴蝶效应”，不必担心台湾出现产业“空洞化”，各项产业将越来越茁壮。
台商回台投资金额逐年增加
年度2006年9至12月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011年2012年1至8月总计
件数（件）23731271061076245543
投资金额（亿元新台币）231402043624094694792，026
投资金额增长率（%）--45.777.512.98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