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代表人物(6篇)
儒家代表人物篇1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儒家代表人物篇2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儒家代表人物篇3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均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必须与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儒家思想相契合，从内容到形式都转变为具有中国时代气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正如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契合研究，对于认识和学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群众路线”有着重要作用，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更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根植于西方的先进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文化传播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拥有上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今对广大群众的行为规范及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作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指导原则的儒家思想并不互相抵触，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契合，既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又有助于带动儒家思想现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这就需要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必要性。
（一）中国存在的文化问题当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多层次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进行传播和实践；文化冲击与文化迷茫，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思想与文化的缺失；传统伦理道德的缺失，导致信仰与行为的鸿沟。解决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用大众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一个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先进理论作为它的精神臂膀，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基础之上，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要体现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体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实践中，体现在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中。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就必须从儒家思想中找到共生点，二者的契合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
（一）理论上相契合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有着某种连贯之处，这种连贯为二者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皆强调世界本原统一于物质，如儒家代表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虽然，荀子的古代朴素唯物论概念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高度，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内在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在认识论方面具有相通性。儒家思想中强调“知行统一”，如《中庸》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行”是“知”的基础，“行”是衡量是否掌握真知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虽然儒家思想中用于内省、修身的“知行观”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但在一定程度上“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二）社会实践上相契合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不仅仅理论上具有可能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也充满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命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为出发点的。虽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开放性理论，但如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最恰当的发展和继承，其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载体是儒家思想，目的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如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为二者的契合提供了可能性。“儒家思想现代化”的理论说法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提供可能性。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走向没落，原因在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科学理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及复兴的道路和途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对儒家思想起到一种扬弃作用，留精华，去糟粕，使儒家思想在民间大众中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实践为二者的契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原则，要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用包容的思维辩证地对待儒家思想。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刘云山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3]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要把儒家思想放在无足轻重的次要位置，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儒家思想进行辨析，选择性的对儒家思想进行扬弃，这也是儒家思想现代化转变的根本条件。
（二）辩证对待儒家思想指出：“我们绝不能不区分精华和糟粕，对于传统文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应该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4]这表明，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批判继承地把儒家思想中合理命题、合理观念融合到时代文化、时代精神中，使其成为新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以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将二者契合的理论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中去考查，考查其是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是否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改善起到良好效果；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契合理论，才能成为引领大众文化和时代文化的标准。
四、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典范——“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实践化的发展与创新，其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儒家思想“民本”思想的结合和交融。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对“群众观”和“民本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契合进行研究。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如孔子提出的“勤政为民”、孟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思想。“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在“群众观”和“民本思想”二者基础之上提出的，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群众路线的基本立足点和最终归宿。
（二）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的关系“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民本思想”中对君民关系也进行了类似阐述，如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荀子提出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思想。“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表明了群众是价值主体，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历史人物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且其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
（三）人民群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依靠力量“群众观”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力量；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太宗李世民承袭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他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内容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依靠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群众路线”思想不仅仅是“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延续，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与灵魂。从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法不尽相同，但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民群众的关键作用，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前进发展的内涵始终没有变。所以说，群众路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典范。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层面分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需要。从实践层面分析，二者的契合既是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文化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且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刘云山.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人民日报,2007-10-29.
[4].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儒家代表人物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坚强个性服务意识宽厚待人修身践行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85-02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瑰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闪烁智慧的光芒。她的影响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渗透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中学生思想，中华民族的伟大是因为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里都传承着这种美，这种儒家思想的美丽在中学教材中集中体现，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对当代中学生的个性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儒家思想对学生坚强性格的影响
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创造了优美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精神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闪烁着不尽的光辉。在《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面对秦王的欺诈和骄横狂暴，表现机智勇敢、不畏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唐雎的儒家思想彰显了我们民族典型性，坚强性、韧性、智慧性，学生通过学习《唐雎不辱使命》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自然就形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文天祥在《过伶仃洋》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视死如归的英雄品质对当代中学个性的形成起到很强的影响力，作为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赏析诗歌的美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深入诗歌内涵，挖掘出诗歌具有人性光辉的一面，让文天祥这种坚强的个性在我们当代中学生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手自笔录，计日以还。”表现幼年求学的艰苦；以“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表现成年求学之难；以“行深谷，穷冬烈风……四支不能动”表现求学的艰苦，教师教授此文时，以此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坚忍不拔的个性，学生的性格就在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起坚强的个性。正是这些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我们民族性格的优秀的一面，逐步使我们的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以坚强的性格开启我们民族复兴的大门。
2儒家思想对学生服务意识个性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天下为公，大公无私，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服务民众，热心为民是一条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优秀人物的伟大精神汇成的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河，从遥远的亘古一直绵延到今天。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服务意识，表明范仲淹把为民而想的思想发扬光大，他这种矢志不移的性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学生的价值取向，通过教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天下为公，服务大众的个性。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襟怀，这种儒家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对后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成为流传千古的佳句，他的儒家思想对后人的发扬和传承儒家思想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今的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代对初中学生思想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感染作用，很多学生以此作为自己座右铭，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龚自珍的《已亥杂诗》中的千古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许多学生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涌现出众多的青年志愿者，在初中学生这幼小的心灵中耳闻目染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促成学生道德品格的形成。李商隐的《无题》中传唱千古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爱情观是坚贞不渝，同时也展示古人对事业尽心尽责的高尚情怀，以此教育学生要有天下为公，服务社会的大局意思，对事业尽心尽责的公心意识。语文教学之中始终坚持了这种儒家思想为导向的思想原则，为学生个性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3儒家思想的宽仁待人，厚德载物对学生个性的影响
厚德载物意思是人的德性也应像大地一样宽广，力量也应
同大地一样深厚，这要以仁、义、诚、信为基本内容。仁者爱人，尊敬长辈、诚信待人，就是人的高尚品德，又是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在《论语》中就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佳句，指自己讨厌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人，这种儒家经典的待人接物的思想对当代中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具有积极的鞭策作用，对学生“厚德”积累增添底蕴，最后达到“载物”之力，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坚强支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以此可以看出刘备的宽厚仁爱之心，惜才和爱才之心若渴，正因为刘备的宽以待人感动了诸葛亮，以至于诸葛亮为之奔走效劳二十一年。诸葛亮的厚德成就了蜀汉几十年的江山社稷，《出师表》不仅展示了诸葛亮的厚德的儒家思想，更让这种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深化。刘备、诸葛亮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杰出人物，也是传承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通过教授《出师表》，使当代中学生更好地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培养学生宽厚待人，厚德载物的民族个性。在《醉翁亭记》中“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也”展现了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同时也集中体现了欧阳修宽厚待人的儒家品格，在那个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能够走民布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欧阳修的儒家思想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对于现代中学思想的影响有很好的激进作用，对现代中学生以自我为中心，鄙视贫穷落后，盲目攀比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让学生在学习欧阳修的作品中，学会宽厚待人，厚德载物的思想。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经历无数风雨的洗礼，儒家思想愈发变得灿烂无比。
4儒家思想对学生修身、践行个性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需要懂得与人相处，懂得谦让别人、谅解别人、欣赏别人。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关于做人的学说。在《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现出儒家思想把与人交往当做是一件快乐的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阐明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儒家代表人物篇5
关键词：儒学；儒学精华；儒学槽粕；儒学的社会作用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054－04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桃李遍野，著述等身，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著名大师。刘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曾写成一本新奇论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此书的副标题为“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刘先生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学者于19世纪80-90年代广泛流行的“既得利益”（Vestedinterest）这个新概念来证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的既得利益，这个社会就很难实行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由皇室和儒生阶层这两个组成部分所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力图维持现存社会秩序，因而成为抑制社会变革与变迁的阻力。在书中，刘先生还考察了儒学政治统治演进的历史进程，认为儒学思想及其社会主张具有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功能，它强调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经济上扶助农业抑制工商，文化教育上尊经崇儒、克板守旧，三个方面相结合，进一步梗塞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刘先生早年受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冯友兰诸位名师，既掌握了西方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的实证方法，又熟悉“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我国传统治学路径，对儒学经典也颇有研究。所以他对近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学统治能够做出鞭辟入里、直捣黄龙的条分缕析，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儒学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该书启发我们深入思考究竟应当如何全面评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的儒学及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今年5月13日是刘先生九十九周岁白寿大喜和百岁嵩寿华诞大庆。值此良机，重温刘先生的观点和思想，于儒学刮起“复古”之风的当下社会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不仅能够表达对先生的诚挚贺忱和崇高敬意，也确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儒学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儒学本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崛起的一支文化流派。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学被奉为正宗官学，其余诸家遭到罢黜。到汉元帝时推崇儒学五经的官方学派已增至14个，并且形成代代“师传”；东汉以后进而变为“家法”，家家传承。到魏、晋时期，出现以道家的玄远、虚无思想来修补儒家的玄学。随之而来的道家的复兴与佛家的繁荣构成对儒学的严重挑战与威胁。然而儒家依靠北周和隋唐皇室的支持得以重建其统治地位。同时，儒学又善于吸纳道学与佛学的精华，从而又削弱了道、佛的影响，尤其是宋朝理学的崛起使儒学得以重新振兴。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既保留了儒学关注现实政治、注重人伦道德教化的本性，又采撷了道、佛对天道物理的精深思考；既克服了儒学的单薄与肤浅，又避免了道、佛的虚妄与空寂，将儒学中的“善”凌驾于道家的道和佛家的“心”之上，自成了儒学的新体系。朱熹之后，儒学在明、清两朝代又有过三次大转折，即明末王阳明（原名守仁，因筑室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人称之为阳明先生）鼓吹的心学，清初兴起的汉学以及清末今文经学的研究。这三次转折后儒学虽然已经愈益玄远衰微，但其遗害余毒却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长久深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
儒家代表人物篇6
关键词：改革开放；儒家文化；继承；批判
一、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三、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1.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才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2.要复兴而不要复古
儒学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决不是民族文化的复古。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在新的世纪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多极化。但是复兴与复古有着原则区别。复古就是简单的肯定，而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复兴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时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善于运用好“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做到“保存形式、丢弃内容”。
3.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不要再图文化主导的地位
儒学从其固有的体系来说是适应了宗法小农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在新的世纪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居于文化主导的地位。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碎儒学固有的体系，只有这样儒学的精华才有可能得以彻底的“解放”，而不至于被固有体系所窒息；另一方面，应当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将被“解放”出来的儒学精华有机地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只有这样，儒学在中国才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才能融汇到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去，融汇到世界先进文明中去，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功能。
参考文献：
[1]郭齐勇.近20年中国大陆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评述[J].
[2]胡锐军.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6]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
[7]冯国瑞.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文化哲学的先驱者[J].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