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6篇)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1

时至年中，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即将出炉，世界期待从“半年报”中读懂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业已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字当头，动力强、后劲足，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51.7%——近日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显示，6月份PMI升至年内次高点，并已连续9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高位。

进入7月，中国大江南北全面入夏。和持续升温的天气一样，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得以延续，结构在调整中优化，动能在转型中升级。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来看，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均体现“稳”的态势

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已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之间，增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在5%以下。上半年CPI同比上涨1.4%，物价涨势温和。货物进出口回稳向好，6月末外汇储备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回升。

从经济结构来看，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优化，展现“进”的新意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二产业高25.6个百分点。服务业主导、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初显。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提高，实体经济活力正在增强。

从发展态势来看，企业效益、市场信心进一步改善，释放“好”的暖色

5月份40个工业行业里有34个行业同比价格在上涨，行业供求继续改善。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7%，增速比4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6月份PMI分项指数中，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达到58.7%。

“中国经济运行‘稳’是主基调，‘进’是关键词，‘好’是总态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如此评价。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2

根据经济学原理，人们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考察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差别。在多数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当前的四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明显大于消费，消费如何才能取资成为“驾辕之马”？

每一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

假如我们将经济增长速度按高、中、低三档划分，并且认为速度在7%以上时为高速增长，在4～7%为中速增长，4%以下为低速增长，那么，在每一阶段中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完全相同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尤其是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投资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的贡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5～1979年，现价GDP年均递增近30%，而同期现价投资年均递增37.8%。日本、亚洲其他四小龙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国在1990～2011年的12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2006年以来投资率连续超过50%，2009～2010年更是超过67%。相应地，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5.07个百分点，高于最终消费0.51个百分点，更远高于净出口4.48个百分点，稳居第一的位置。

经济中速增长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高于投资

步入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后，最明显的特征是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时候处于第二的位置。而消费由于具有稳定性更好的特点，虽然也受到投资下降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有所下降，但幅度要比投资低得多，因此消费逐步取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增长速度不高的年份，消费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如1980年、1990年、2000年三个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年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投资高出1倍以上。

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

在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则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最典型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4%已经是很快的增长，相应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不仅消费率占生产总值比重普遍高于70%，而且在新增加量中也普遍高于70%甚至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当然，越是消费过度和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如2009年，希腊消费率为91%，西班牙消费率为77.8%，美国的消费率为88.6%。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49.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建立在高储蓄率上的投资增长，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或者叫“次高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逐年加大。

四川进入消费拉动为主的阶段有一个过程

目前，四川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全国，需要加快发展才可能缩小与全国差距，投资必然成为拉动增长的最大动力。同时，四川需要投资的领域广阔，保持投资快速增长也有很大潜力。为此，四川在2008～2011年4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8343.2亿元，年平均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元，年均增长26.8%。4年投资总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7年投资总和的1.5倍。预计2012年将完成投资总额1.8万亿元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一般不会完全同步，投资的效果往往要在滞后一段时间表现出来。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建设周期较长的产业项目投资，要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要么受投产时间长的限制，滞后效应更为明显。四川近年来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一定会在未来几年发生显著作用。有关部门对滞后效应测算后发现，理论上与当年高投资增长相对应的是3年后的GDP高增长，显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

回顾过去10多年的经济增长，四川一直处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格局之中。200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6%左右，投资的贡献也在66%左右，而在2005～2009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达到74%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40%多。最近两年，投资的贡献比消费的贡献仅高1～2个百分点，有逐步接近的趋势。

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分析，由于四川省的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和城镇化步伐继续加快，投资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暂时居于首位，这是发展阶段规律性作用支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年提高，面向国内外的“净出口”由负转正，也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川需增强消费能力

尽管四川当前的消费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逐年上升，我们要积极适应这种变化，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推进消费大省建设，为消费早日成为“驾辕之马”创造条件。

进一步扩大全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除抑制消费的障碍

当前，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提升速度较快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增长，尤其是要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较快的重点县城和集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专卖店、网络交易、城市社区商业等的规模。积极配合国家支持农村扩大消费的政策条件，推出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企业发展多样化的商品促销方式，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建设乡镇商贸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

深化户籍、流通、金融、土地、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四川正在大力推进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以及积极培育“多极多点”，将会促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我们要主动适应农民进城的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人口管理制度。研究实施信用消费政策，鼓励更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支持不同收入群体增加消费的金融品种。根据国务院力促流通减负的精神，减少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减低各类商品的流通费用。

突破本省市场消费的局限，大力发展境外居民的消费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3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著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4结论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4

一、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水平总量跃居世界第三

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1949年以前,我国战乱不止,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经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2008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00亿美元。1960年,达到614亿美元。之后,每年的GDP总量呈稳步小幅上升态势。1972年突破1000亿美元,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达到2022亿美元(1982年)。从此以后,我国GDP总量逐年稳步大幅增加,2008年达到38600亿美元。从1960年到2008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大幅上升。1960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4.6%,1987年曾一度跌至1.6%,此后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7%提高到2008年的6.4%。

1978年,我国GDP总量居世界第11位。2000年,我国GDP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是美国的12.3%,日本的25.7%,德国的63.1%,英国的83.1%,法国的90.2%。2005年,我国GDP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是美国的18.1%,比2000年提高5.8个百分点;是日本的49.3%,接近一半,比2000年提高了近一倍;是德国的80.5%,比2000年提高17.4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GDP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但已是位于世界第2位的日本的78.6%,比2005年提高29.3个百分点。6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长了38.6倍

建国6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高,人均GNI水平也大幅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1962年,我国人均GNI只有70美元,到1978年也只达到190美元。但改革开放后,人均GNI水平大幅提升。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8年又迈上新的台阶,达到2770美元,比1962年增长了38.6倍。人均GNI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197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1%,200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3%,比1978年提高了22.2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居世界的位次由1997年的145位提升到2008年的130位。

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工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但这段时间,我国的工业生产及主要产品产量在世界上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工业生产力,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迅猛增长和工业产品的极大丰富,各项工业产品产量先后跃居世界前列。

2007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49年相比均大幅增加。棉布产量增长了35倍;煤产量增长了78倍;发电量增长了762倍;原油产量增长了931倍;水泥产量增长了2061倍;钢产量增长了3057倍;化肥产量增长了9707倍。电视机产量从无到有,1978年只生产4000台,到2007年已达到8478万台,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60年来,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均大幅提升。钢产量1949年居第26位,1978年提升到第5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位。煤产量1949年居第9位,1978年提升到第3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1位。原油产量1949年居第27位,1978年提升到第8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5位。发电量1949年居第25位,1978年提升到第7位,2007年进一步提升到第2位。化肥、水泥、布等产品产量飞速发展,目前均稳居世界第1位。

建国初期,我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60年后,无论是从经济结构还是城乡人口比重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是农业大国。但6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1961-2007年,我国谷物产量增长了3.2倍,肉类产量增长了25.9倍。1949-2007年,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茶叶、甘蔗分别增长了1.5、9.3、13.5、16.3、27.5、41.8倍。水果产量增长了150倍。主要农产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领先地位。1949年,以上农产品的产量均在世界前5位,2007年,除甘蔗、大豆居世界第3位和第4位外,其余均居世界第1位。

四、进出口贸易取得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少。1950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亿美元,居世界的第28位。1950-1977年累计,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只有1606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6.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贸易交往逐年增加。到2008年,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1950-197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而改革开放后,1978-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7.4%,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8.7%高8.7个百分点;比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平均增速高9.3个百分点;比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平均增速高5.1个百分点。尤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八年中,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更是在高位上逐年大幅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2.4%。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提高。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到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已达25615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9%。与美国、德国的差距逐渐缩小。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只相当于美国的6.4%,相当于德国的8%。2008年已分别提高到73.9%和95.9%。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位次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世界的第29位,1990年提升到第15位,2000年提升到第8位,2004年提升到第3位并保持至今。近几年,与第2位的德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差距逐年缩小,2004年两国货物贸易差额为4711亿美元,2005年为3261亿美元,2006年为2544亿美元,2007年已缩小到2122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缩小到1099亿美元。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贸易十分落后。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贸易以年均17.7%的速度增长,获得了巨大发展。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43亿美元,居世界第34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为0.6%;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扩大到66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为2.2%;到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扩大到2556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4%。

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前列

1978年前的29年,我国基本上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1979年我国FDI总量只有8万美元,1980年为0.57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34.9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60倍;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07.2亿美元,又比10年前增长了近11倍;2008年我国的FDI达到了924亿美元,比2000年又翻了一番多。1979-200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8526.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

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8万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16亿美元,只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德国的3.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65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位,相当于当时世界第1位日本的47.7%;2001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9460亿美元,比第二位的日本超出9423亿美元。1979-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年均增加648亿美元。尤其是2001-2008年,年均增加2226亿美元。

六、国际出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收支规模不断壮大

1978年以前,我国出入境旅游人数较少,国际旅游收支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到我国旅游观光的外国人逐年增多。1978年,我国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为72万人次,到2008年已达到5305万人次,比1978年增长了73倍,每年平均增加174万人次。30年来,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1987年我国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首次跨过1000万人次大关,此后,用了7年时间跨过2000万人次大关,又用了6年时间跨过3000万人次大关,用了4年时间跨过4000万人次大关,用了3年时间跨过5000万人次大关。

国际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居世界的位次大幅提升,由1995年的第7位上升为2007年的第4位。同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迅猛,由1978年的2.6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411亿美元,增长了157倍,年均增加14.1亿美元。占世界国际旅游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4%,提高了2.2个百分点。国际旅游收入居世界的位次由1995年的14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7位。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出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多,国际旅游支出快速攀升。1995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只有452万人次,到2007年已达到4095万人次,比1995年增长8倍,每年平均增加304万人次。12年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呈加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我国出境(过夜)旅游人数首次跨过1000万人次大关,此后,用了3年时间跨过2000万人次大关,又用了2年时间跨过3000万人次大关。2007年,突破4000万人次大关。2008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4584万人次,比上年增加489万人次。

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居世界的位次大幅提升,由1995年的第17位升为2007年的第6位。同时,国际旅游外汇支出增长迅猛,由1995年的37亿美元增加至2007年的333亿美元,增长了8倍,年均增加24.7亿美元。占世界国际旅游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0.8%,提高到2007年的3.6%,提高了2.8个百分点。

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极大地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5

活力就是生命力，以创造财富为使命的经济体活力，就是它创造财富的能力。

为此，我们将活力的内涵界定为：生命及其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成长能力；从量化操作上将活力评价界定为：在一个评价时间段中的增长率和增长率稳定性两个指标的加权综合（详见本刊网站）；测算公式为：活力指数=0.6*平均增长率+0.4*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评价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数据库，拥有30年发展数据的181个国家均参与评价排序。）

中国活力高居榜首

在本刊“1978-2007年世界各国GDP活力评价排行榜”上（见附表），中国活力高居榜首，且遥遥领先。在活力构成的两大因素中，GDP增长率中国位居世界第三，GDP增长的稳定性世界第一。即使将这两个活力指标的权重作调整，在很大幅度内也不会改变中国活力第一把交椅。中国被世界赞誉为“中国奇迹”是实至名归的。

中国的发展活力使得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也给世界GDP增长做出了贡献，从1978年对于世界GDP增长2.4%的贡献率，逐步增加到2007年的17.7%的贡献率。同期，美国贡献率从1978年的32.8%逐步减低到2007年的14.4%。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期间逐步超过了美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效率与公平（包括城乡、地区、阶层之间的公平）是激发人的活力的两大基本因素。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归结为依靠以提高效率为主导的制度变革，激发了经济活力，实现了GDP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但一个国家过去的活力不等于未来的活力。当前，中国公众诉求集中在分配的公平问题，严重不足的内需，其实质上根源于分配不公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公平和增长成果的更合理共享，已成为效率提高的迫切要求，而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是中国活力面临的外部挑战。中国开始实践的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以更加公平为导向的改革以及“中国制造”的升级转型来应对挑战的进程。我们相信，这两大进程将释放中国蕴藏的巨大潜力，让中国赢得下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30年。

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

各国活力排行榜的首尾都聚集着发展中国家。

以参评的181个国家为基准，其平均活力位次为91位。其中，47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活力为102位，要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排行榜上我们看到活力前10名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占有了3个席位，而在最后10名的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占了5个。47个国家的活力，有13个国家的活力处于上游，有11个国家处于下游，有22个国家处于中游。这说明，市场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导致了两极分化。影响这些国家活力的主要问题是稳定性不足，平均位次为116，比平均位次低了25位。政局不稳以及政府缺乏宏观调控能力是导致这些国家增长起落的主要原因。

2005年，世界银行宣布8个进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中，有4个国家30年活力位居世界上游，有4个国家位居10年的上游，说明激发活力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动力。实践证明，作为各国发展过程的活力状况包含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能动性，借鉴和分享其他国家丰富经验提高自身的活力。

可以说，本刊推出的“1978-2007年世界各国GDP活力评价排行榜”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先后分批焕发活力而起飞的图景。

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责任

1978-2007年的30年中，领导世界的G7国家的平均活力为94位，处于世界活力的中等偏低水平。同时，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活力位次为85位，要高于世界活力的平均水平。

发达国家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平均110位，居中等以上水平，但发展的稳定性平均38位，处于上游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处于发展的前沿，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需要探索前进，这就限制了发展速度。发达国家不仅社会比较稳定，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宏观调控也富有经验，因而发展的速度稳定。但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跟进，才不会被掣肘。在资本的援助上，在降低本国农业的贸易岐高的保护上，在知识成果的黄金分配原则基础的共享上，在劳工市场更大开放上，发达国家应当更有作为。

世界活力是各国活力构成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的增长活力居71位，位于各国及发达国家的上游。其中，其增长率108位，居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但增长率的稳定性20位，高居世界前列。美国的长期繁荣依赖于20世纪70年代主导建构的世界金融制度安排，这使得财富的分配倾斜美国并将增长的不稳定转移到他国。这种金融体制走到尽头，最终引发美国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最终损害了各国活力。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篇6

1998年9月，亚洲金融危机最危险之时，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立场很简单：在步履蹒跚的世界，美国无法成为繁荣的绿洲。

诚然，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年已经步入疲软复苏的轨道。很多人认为，当发达世界步履蹒跚，美国称得上坚韧之源。与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时不同，如今人们普遍希望美国成为中流砥柱，为世界提供支持，战胜欧元危机。

2009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在“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中终于触底，此后，出口在此轮反弹中贡献了足足41％的经济增长。在经历了最大的消费狂欢后，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回天，美国经济需要大量依靠外国市场才能生存。而现如今，外国市场麻烦重重，美国可能很快也无法独善其身。

亚洲、拉美和欧洲三个市场加起来，占美国过去三年出口导向增长势头的83％。不足为奇的是，亚洲的贡献首屈一指，过去三年亚洲贡献了美国33％的出口增量。而这其中，最大的需求源是贡献了15个百分点的大中华区。不用说，中国经济日渐减速正在威胁美国最大的出口复兴源。

拉美是美国出口复兴的第二大源头，贡献了美国过去三年中对外销售的28％。巴西和墨西哥加起来贡献了出口增长的19个百分点。这两个国家的增长均在显著放缓，特别是巴西。但由于墨西哥生产和美国消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其经济的任何反弹都不会长久。

最后，欧洲（占美国过去三年累计出口增长的21％）的状况可谓悲惨。在欧洲问题上，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说服力可能不足，因为只有部分国家的数字公开了。英国、德国和法国加起来，只贡献了美国2009年初至今总出口增长的3.5％，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英国。这表明美国的欧洲出口增量集中于所谓“国”。显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做预测总是有风险的，但不少“假定”情景有助于我们分析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前景。2009年二季度以来，美国年化真实GDP增长率平均为2.4％。其中大约40％由出口贡献，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增长率只有区区1.4％。

如果美国出口持平，即没有增长，且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相当大胆的假设），总体真实GDP将趋向1.4％。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样的增长率都不可不谓疲软——可能造成失业增加和消费信心的进一步受损。

另一个情形是出口温和下降，在四个季度的时期内真实出口下降5％。在该情形下，真实GDP增长将滑到1％的“失速速度”临界值之下，美国经济随时都有可能再现衰退。作为参考，出口下降5％的假设与2008年-2009年所发生的真实出口猛降13.6％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样说来，这一“假定”倒称得上对外部需求疲软导致的下行风险的谨慎乐观的估计了。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正在带来显而易见却被忽视的影响。欧元危机是一次严重冲击，正在全世界制造连锁反应。欧洲是出口导向的中国最大的外部需求源；中国不好，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亚洲国家就不会好；而从这里出发，反应环还将延伸到日渐依赖出口的美国经济。最近的就业和零售数字的疲软状况显示，这一反应环已经发生了作用。

格林斯潘1998年发出警告时，出口只占美国GDP的10.5％。如今，随着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将宝押在出口导向复苏，这一比重上升为历史最高的14％。当前的全球减速与20世纪90年代末不同，与三四年前破坏性更大的冲击也不同。但绝不能认为当下的全球减速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