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例(12篇)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1篇1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价值理论是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又一贡献，尽管他的价值理论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艾尔斯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还原为价值导向的科学。艾尔斯的价值导向的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被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引导的。这种价值理论明确了价值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从凡伯伦开始，价值问题就是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凡伯伦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总要面临“好”和“坏”的评判，技术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为什么是坏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价值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凡伯伦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在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哲学基础之后，又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更为明显。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及；三是当前这场由美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急剧演进。从现在起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世纪，世界将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化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级房贷，深层原因是金融体制漏洞和政府监管不力，而在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却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页）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的推广与深化，在行业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垄断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扩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当今非但没有消逝，且在新形势下有了新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更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3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文化生产力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转贴于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等。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产业性与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4
关键词网络经济国际税收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
2000年1月27日,3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1020位世界一流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聚瑞士小城达沃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本次年会以“新开端,新思路(NewBeginning,MakeDifference)”为主题,对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网络经济以及由此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等令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讨,再一次显示了网络化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网络经济时代的特征是企业成为“网上实体”,企业对于产品与服务的制作销售方式和实施方式、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目标、企业之间竞争的动态关系以及企业的财务处理模式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空间的无国界特征,使得跨国贸易避开了海关的监督和检查,贸易对象的数字化则为商品和服务从有形转为无形提供了条件和途径。微观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足以动摇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宏观国际税收结构的基础,使基于以往经济结构和信息结构的传统国际税收理论和制度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各国都在努力进行着税收制度的调整与创新,其结果是促使传统的国际税收理念发生了若干具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税基的可移动性与税收收入国际分享机制的建立
传统的国际税收制度主要是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实施税收管辖,通过居住地、常设机构等概念把纳税义务与纳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居民与非居民身份的主要判定依据是纳税人在一国有无住所,其中对居民自然人的界定是以永久性住所和居留达一定时限的居所为标准,对居民公司的界定也是依据“住所”原理,以成立登记地、管理控制地或者经营地、供应地为标准。
但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跨国经营动摇了“住所”的基础概念。因为网上交易不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必须在交易地点出现,外国企业利用互联网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很多情况下也无须在该国境内设立常设机构,这使一国政府失去了作为收入来源国针对发生于本国的交易进行征税的基础。网上交易的高度流动性和隐匿性,严重阻碍了税收当局获取信息的工作,使得政府无法全面掌握纳税人经济性活动的相关信息。这种由网络贸易造成的“税收失灵”正在成为更多纳税人尽早加入网上经营的推动力。
显然,网络经济对国际税收制度的第一大冲击就是动摇了各国的税基,使税基具有了高度的可移动性。各国政府如若继续固守传统的税收管辖属地原则,沿着传统征税思路,不惜代价地跟踪纳税人行迹,以达到保住原有税基、维持原有税收模式的企图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现在,一些网络经济的先发国家如美国、OECD成员国等,凭借自己的先发优势,力求在新一轮国际税收游戏规则的制定上占据主动,对网络贸易实行了极为宽泛的税收优惠政策。1998年5月14日,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以41票比0票的全票通过因特网免税法案(简称ITFA),决定对网上交易实行三年免税。同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又签署命令,把该法案上升为法律,这使得美国的网上厂商和消费者大获其益。美国还制定了若干网上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1)课税须保持中性,不致影响电子商务的发展;(2)课税应简单、透明、易于执行;(3)尽量减少繁杂的帐簿记载要求;(4)能够运用于美国及其国际伙伴;(5)产品及劳务如经因特网传送者,应予以豁免关税。这些原则体现了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对于推动美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扩大其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美欧等网络贸易的净出口国相比,其他国家的网络贸易尚不发达或正在起步,他们属于网络贸易的净进口国。美国等国家对网上贸易的免税举措,实际上是在借大多数国家面对网络贸易对本国税收管辖权的冲击束手无策之机,极力扩张自己在网上的地盘,先发制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网络经济将会使全球的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向少数国家手中集中,从而进一步拉大富国与贫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出席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1000多位世界知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50%对此表示认同。
有鉴于此,必须建立与税基的可移动性相适应的国际税收新理念,即建立税收收入的国际分享机制。随着网络贸易的不断普及,世界各国应协力探索网上贸易相关国依据交易收益的最终流向和流量分享税收收入的可行方法,协商制定税收分享的计算公式,以便在贯彻税收中性、不伤及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各国政府能够充分享有自身的税收权利,切实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国在国际税收范围内的平等地位。二、税收凭证基础的削弱与国际税收信息系统的建立
长期以来,税收一直是以会计信息系统的核算、帐簿记录、凭证等作为征管、稽查的基础的,然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电子商务却呈现出无纸化特征。其一,税收征管、稽查所需的原始纸制凭证,如帐簿、发票等均不复存在,被数字化信息储存和处理介质所取代。其二,向计算机输入的数据与计算机输出的数据之间越来越缺少一一对应关系。在一些内部联网系统中,采用联机数据输入技术,输入数据时并不产生和留下原始凭证;在另一些系统中,由于采用实时文件更新技术,各原始数据在输入计算机后,立即就加以处理,数据文件随时都在更新,其打印结果极可能有滞后性。其三,保留在计算机中的电子凭证可被轻易地修改,并且不留任何痕迹。会计信息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得交易难以追踪,征税无所依循,审计失去基础。
与此同时,在网络经济的无纸化贸易中,电子货币(ElectronicMoney,简称EM)的应用也为货币资金的逃税开辟了新的途径。电子货币是一种被数字化、电子化了的可转换货币,其类似于现金货币,交易成本低廉,可以迅速转移,且不易被监督。从税收的角度看,电子货币应用的普及极有可能对税收的稽征与核算产生重大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导致逃税的可能性空前增加。
网上无纸贸易的发展,还使税务登记制度受到挑战。按照传统的税收管理体系的规定,纳税人必须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手续,税务机关依此控制纳税户数和对纳税义务人进行监督。税务登记制度还规定了纳税人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等税务登记事项的详细要求,以便保证税务管理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而在网络经济下,这些规定都变得毫无意义。网上公司的各种交易活动可能随时发生,随时结束,或随时转变,其经营活动呈现出一种即时性或随意性,这就使得传统的税务登记制度在实施对网上实体进行有效的监控与管理方面无计可施。
面对网络经济对税收凭证基础的侵蚀,各国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沿着维持原有税收征管制度不变的思路,设法建立以国别为单位的更加严密的税收实时监控系统,运用更为先进的电子化手段,跟踪随意性极强的网上潜在纳税人的经营性行为的全过程。在建立这样一种高技术支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监控系统的前提下,制定适合网络贸易特点的纳税人登记制度、会计核算凭证保留制度和电子货币流通记录凭证留查制度,使得纳税人在确信无空可钻的情况下采取纳税依从的态度,主动保留并适时提供所有凭证资料,以使税收征管制度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几乎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样做无论是对作为征税主体的各国政府而言,还是对作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人而言,其实施成本都太高了。这样高额的税收征纳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会使网络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大打折扣。
另一种选择是改变思路,探讨建立全新的网络时代国际税收信息系统,即“在国际税收会计标准的方法方面谋求国际一致性———实行会计公司的全球化”。这一理念的重要创新意义在于,它全面提升了税收计算依据的信息源层次,使得汇集和传递税收相关信息的领域大大拓宽,时速明显提高。这既可以对网上跨国经营企业的构成税基的交易额和所得额提供国际一致的度量依据,也可以为各国税务当局提供税务审计合作与协调的基础。随着网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建立这样一种信息体系的要求势必愈来愈迫切,其最终出现将为时不远。
三、世界税基的形成与国际税收组织的建立
网络经济时代到来之前,国际税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处理各国因税收管辖权重叠而对流动于国际间的资本和个人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方面的问题,在网络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化已使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呈现多层面的相互交织过程。在急速扩张的跨国交易中,国别概念已经日渐淡出,几乎每个国家的税收都紧随其贸易跨出了国门,与其他国家的税收交汇于一处,从而形成了税基的“世界性”,并由此构成了远远大于以往国际税收范围的新的国际税收范围。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全面、更深层、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即构建一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更具一体化特征的国际税收制度新框架。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5
关键词网络经济国际税收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
2000年1月27日,33个国家的领导人和1020位世界一流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聚瑞士小城达沃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本次年会以“新开端,新思路(newbeginning,makedifference)”为主题,对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网络经济以及由此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等令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讨,再一次显示了网络化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网络经济时代的特征是企业成为“网上实体”,企业对于产品与服务的制作销售方式和实施方式、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目标、企业之间竞争的动态关系以及企业的财务处理模式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空间的无国界特征,使得跨国贸易避开了海关的监督和检查,贸易对象的数字化则为商品和服务从有形转为无形提供了条件和途径。微观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足以动摇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宏观国际税收结构的基础,使基于以往经济结构和信息结构的传统国际税收理论和制度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各国都在努力进行着税收制度的调整与创新,其结果是促使传统的国际税收理念发生了若干具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税基的可移动性与税收收入国际分享机制的建立
传统的国际税收制度主要是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实施税收管辖,通过居住地、常设机构等概念把纳税义务与纳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居民与非居民身份的主要判定依据是纳税人在一国有无住所,其中对居民自然人的界定是以永久性住所和居留达一定时限的居所为标准,对居民公司的界定也是依据“住所”原理,以成立登记地、管理控制地或者经营地、供应地为标准。
但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跨国经营动摇了“住所”的基础概念。因为网上交易不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必须在交易地点出现,外国企业利用互联网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很多情况下也无须在该国境内设立常设机构,这使一国政府失去了作为收入来源国针对发生于本国的交易进行征税的基础。网上交易的高度流动性和隐匿性,严重阻碍了税收当局获取信息的工作,使得政府无法全面掌握纳税人经济性活动的相关信息。这种由网络贸易造成的“税收失灵”正在成为更多纳税人尽早加入网上经营的推动力。
显然,网络经济对国际税收制度的第一大冲击就是动摇了各国的税基,使税基具有了高度的可移动性。各国政府如若继续固守传统的税收管辖属地原则,沿着传统征税思路,不惜代价地跟踪纳税人行迹,以达到保住原有税基、维持原有税收模式的企图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现在,一些网络经济的先发国家如美国、oecd成员国等,凭借自己的先发优势,力求在新一轮国际税收游戏规则的制定上占据主动,对网络贸易实行了极为宽泛的税收优惠政策。1998年5月14日,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以41票比0票的全票通过因特网免税法案(简称itfa),决定对网上交易实行三年免税。同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又签署命令,把该法案上升为法律,这使得美国的网上厂商和消费者大获其益。美国还制定了若干网上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1)课税须保持中性,不致影响电子商务的发展;(2)课税应简单、透明、易于执行;(3)尽量减少繁杂的帐簿记载要求;(4)能够运用于美国及其国际伙伴;(5)产品及劳务如经因特网传送者,应予以豁免关税。这些原则体现了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对于推动美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扩大其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美欧等网络贸易的净出口国相比,其他国家的网络贸易尚不发达或正在起步,他们属于网络贸易的净进口国。美国等国家对网上贸易的免税举措,实际上是在借大多数国家面对网络贸易对本国税收管辖权的冲击束手无策之机,极力扩张自己在网上的地盘,先发制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网络经济将会使全球的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向少数国家手中集中,从而进一步拉大富国与贫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出席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1000多位世界知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50%对此表示认同。
有鉴于此,必须建立与税基的可移动性相适应的国际税收新理念,即建立税收收入的国际分享机制。随着网络贸易的不断普及,世界各国应协力探索网上贸易相关国依据交易收益的最终流向和流量分享税收收入的可行方法,协商制定税收分享的计算公式,以便在贯彻税收中性、不伤及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各国政府能够充分享有自身的税收权利,切实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国在国际税收范围内的平等地位。二、税收凭证基础的削弱与国际税收信息系统的建立
长期以来,税收一直是以会计信息系统的核算、帐簿记录、凭证等作为征管、稽查的基础的,然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电子商务却呈现出无纸化特征。其一,税收征管、稽查所需的原始纸制凭证,如帐簿、发票等均不复存在,被数字化信息储存和处理介质所取代。其二,向计算机输入的数据与计算机输出的数据之间越来越缺少一一对应关系。在一些内部联网系统中,采用联机数据输入技术,输入数据时并不产生和留下原始凭证;在另一些系统中,由于采用实时文件更新技术,各原始数据在输入计算机后,立即就加以处理,数据文件随时都在更新,其打印结果极可能有滞后性。其三,保留在计算机中的电子凭证可被轻易地修改,并且不留任何痕迹。会计信息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得交易难以追踪,征税无所依循,审计失去基础。
与此同时,在网络经济的无纸化贸易中,电子货币(electronicmoney,简称em)的应用也为货币资金的逃税开辟了新的途径。电子货币是一种被数字化、电子化了的可转换货币,其类似于现金货币,交易成本低廉,可以迅速转移,且不易被监督。从税收的角度看,电子货币应用的普及极有可能对税收的稽征与核算产生重大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导致逃税的可能性空前增加。
网上无纸贸易的发展,还使税务登记制度受到挑战。按照传统的税收管理体系的规定,纳税人必须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手续,税务机关依此控制纳税户数和对纳税义务人进行监督。税务登记制度还规定了纳税人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等税务登记事项的详细要求,以便保证税务管理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而在网络经济下,这些规定都变得毫无意义。网上公司的各种交易活动可能随时发生,随时结束,或随时转变,其经营活动呈现出一种即时性或随意性,这就使得传统的税务登记制度在实施对网上实体进行有效的监控与管理方面无计可施。
面对网络经济对税收凭证基础的侵蚀,各国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沿着维持原有税收征管制度不变的思路,设法建立以国别为单位的更加严密的税收实时监控系统,运用更为先进的电子化手段,跟踪随意性极强的网上潜在纳税人的经营的全过程。在建立这样一种高技术支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监控系统的前提下,制定适合网络贸易特点的纳税人登记制度、会计核算凭证保留制度和电子货币流通记录凭证留查制度,使得纳税人在确信无空可钻的情况下采取纳税依从的态度,主动保留并适时提供所有凭证资料,以使税收征管制度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几乎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样做无论是对作为征税主体的各国政府而言,还是对作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人而言,其实施成本都太高了。这样高额的税收征纳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会使网络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大打折扣。
另一种选择是改变思路,探讨建立全新的网络时代国际税收信息系统,即“在国际税收会计标准的方法方面谋求国际一致性———实行会计公司的全球化”。这一理念的重要创新意义在于,它全面提升了税收计算依据的信息源层次,使得汇集和传递税收相关信息的领域大大拓宽,时速明显提高。这既可以对网上跨国经营企业的构成税基的交易额和所得额提供国际一致的度量依据,也可以为各国税务当局提供税务审计合作与协调的基础。随着网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建立这样一种信息体系的要求势必愈来愈迫切,其最终出现将为时不远。
三、世界税基的形成与国际税收组织的建立
网络经济时代到来之前,国际税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处理各国因税收管辖权重叠而对流动于国际间的资本和个人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方面的问题,在网络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化已使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呈现多层面的相互交织过程。在急速扩张的跨国交易中,国别概念已经日渐淡出,几乎每个国家的税收都紧随其贸易跨出了国门,与其他国家的税收交汇于一处,从而形成了税基的“世界性”,并由此构成了远远大于以往国际税收范围的新的国际税收范围。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全面、更深层、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即构建一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更具一体化特征的国际税收制度新框架。
在这一新的制度框架中,处于基础层面的,应该是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国际税收信息系统。它应当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对与网上交易当事人(包括自然人和经济实体)的涉税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进行实时跟踪、汇总和处理,在网上公开,为各国提供税收的基础性信息服务。
建立在这一信息系统基础之上的,应该是若干由各国税务专家和税务官员组成的专题性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其任务是关注网络经济条件下税种结构、税率制定、税基流动、税收分配以及国际间税收利益协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现状、趋势和问题,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与改革方案,供各国政府讨论、协商,以便各国据以做出自己的调整。
位于这一新制度框架最上层的,应当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税收领域的国际组织,我们姑且称之为“国际税收组织”。同类国际组织中已为人们所普遍熟悉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其成功运作经验完全可以成为国际税收组织的参照系。实际上,建立国际税收组织的建议早在十年前就被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维托·坦兹先生提出,近年来他又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具体归纳出国际税收组织所应具有的八项职能(详见:bulletinforinternationalfiscaldocumentation1998,89)。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的一些专业人士的同类呼声也时常出现于各类专业期刊的文章当中。这足以说明,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建立相应的国际税收世界性组织,以协调国际税收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税收界人士的共识。
网络经济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冲击,势必会影响到我国。以上论及的国际税收新理念,是在网络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生成的,我国要在国际税收新制度的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发言权,最根本的是要尽快地发展网上贸易,在新一轮国际经济增长进程中尽量争取主动。正如日前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科技教育界代表们所呼吁的那样,对于网络时代,错过一段时间可以原谅,最可怕的是错过一个时代!只有我国经济跟上了网络时代的步伐,税收方面的国家权利和利益才能获得根本的保障,才能削弱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在国际税收的新格局中拥有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位置。
参考文献
1黄京华:《电子商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2维托·坦兹:《经济全球化对税收的影响》(王逸译),《税收译丛》,1999年1期。
3陈卫东:《电子商务发展对现行税制的影响》,《税务》,1999年10期。
4安德鲁·c李:《最后的新领域———对电子商务应怎样征税》(罗宁、杜毅辉译),《税收译丛》,1999年5期。
5雷超:《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冲击和挑战》,《税务研究》,1999年11期。
6朱炎生:《论网络经济中的国际税收问题》,《涉外税务》,2000年2期。
7胡浩:《oecd渥太华会议有关电子商务课税的讨论》,《涉外税务》,1998年8期。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1篇6
关键词实证方法；理性主义；现象学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方向的转变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主流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和数学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将“经济人”假设(人有理性，利己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整个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前提性假设和基础性假设，并以其作为全部理论构架的逻辑支持点和方法论原则。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为目标。也就是能够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因此，在西方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的中流砥柱。而罗宾斯主张经济研究不依赖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把实证主义方法看作是经济学至高无上的方法，
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方法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因此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但是近年来，实证主义的方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因为实证主义仅具有唯一的教条格式，其典型特点是：开头“引言”，接下来是“模型”或者其变种，之后是来自“经验的结果”，最后是结论。但是，如果对照现实，世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实证主义则一无所用。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所以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就是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自2001年诺贝尔奖授予阿克劳夫之后，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便开始从“不完全信息博奔”和“拍卖理论”逐渐向其他方向扩散，而新涌现的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即经济学开始“面向事实本身”。其实。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早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科斯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首先要针对真实世界本身。然后才是理论本身的易于处理的需要。“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研究的问题。”科斯认为如果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当为了“易于经济学的处理”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是，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做法。
所以经济学绝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搬经济理论而去解决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异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的多维性。
二、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正在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抽象的理论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不错，经济学仍然要研究在给定了“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以及“制度安排”之后，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问题，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不得不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他们就不得不思考远比“效率”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也即思考“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方面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内在本质是非常切合现象学的口号“面向事实本身”的。正如胡塞尔所言“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胡塞尔为现象学方法规定了目标，即“面向事实本身”。对于这个口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是要求我们更充分更如实地倾听现象。这个纲领有否定的方面，也有肯定的方面。从否定的方面看，它表现为反抗一种对待哲学的态度，这种态
度将由传统承袭下来的一些凝固的信仰和理论当作出发点，而传统往往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永远保持下去；它要求验明并蓄意消除理论上的构成物和符号表现形式，以便转向纯粹的现象。在这些偏见中，“思维经济原则”是最有害的一个，它受到实证主义者的特别拥护。这个原则可以远溯至“奥卡姆剃刀原则”，即若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公允地说。实证主义者拒绝兑换夸大其辞的形而上学术语的支票，除非它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以具体材料的硬币清偿，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将具体材料局限在“感觉材料”上，结果是既缩小了事实的范围，也更加远离了事实本身。
但是，现象学的意图不只是批判，更重要的是丰富和重建。“面向事实本身”，这个口号首先具有一种积极的目标，它要我们转向那些被它们面前抽象的理论模型从视线中遮盖掉的现象。当我们拘泥于理论本身的结构或特质，当我们受限于原先的理论范式时，事实本身就已被污染或歪曲。因此，“悬置”先入为主的理论偏见和认知模式也是现象学方法的题中应用之意。
但是什么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事实本身呢?“事实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或直观之物，它是在自身显形和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哲学所应探讨的实际问题本身，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给予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经济学的“事实本身”是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能够被人们直观到的，甚至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经济的“事实”。
细究起来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抵触。在这种场合里理论预言的没有发生，而公认不会出现的事实却偏偏会出现。这就需要对“公认”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现象学的批判不是反－驳，不是反－证，而是去理解被批命题，理解这些被批判命题的意义起源在哪里批判就是听出真正的动机。”显然现象学方法就是要去理解被批判命题，理解它们的起源和意义，把它们还原到它们得以奠基的经济事实本身。
三、真实世界的多维性
了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庞杂文献的人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宁可把自己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体系之内，而不愿意冒风险进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不过，既然像科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看到主流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缺陷，既然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要求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早已取得的成果，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实证主义的迷雾呢?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和实证方法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不适宜的泛滥的趋势。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
因此经
学必须走出日益禁锢自己的话语壁垒，降低“进入”的门槛，同时也融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当经济学走出自己的领域时，它将发现社会科学其实是沿着两个维度而非单一的维度发展的，它将发现“价值的维度”对社会科学解释世界的能力至关重要，它将发现“意志维度”是人类行为的内在依据。
(一)价值维度下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学不会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样。首先，当代经济学已经预示了“经济学帝国”可能达到的最大疆界一凡是“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可以被同时接受的研究领域，在原则上都属于“经济学帝国”。其次，在“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同时成立的领域里，“理性”的含义与“实证”的含义都已经遭到了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例如阿克劳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挑战。第三，新的综合早已经开始了，综合的经济学或许也可以叫做“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和“法律学”，按照不同的理性假设和实证程度假设，按照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阿马蒂亚·森显然是有勇气走出当前主流经济学困境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以哲学家的气质和情怀将伦理考虑嵌入经济学前提预设，直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真实行为。从而强调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福利经济学新的多元评价准则，对关涉贫困的发展问题进行全新的界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森的经济哲学思想都趋向于一点：对真实世界的无限逼近。因而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称作“经济学的良心”。如果说其他的经济学家偏倚实证的数字化的发展，那么阿马蒂亚·森却是以实证的分析为基础，将伦理考虑、哲学思索融入经济学，显示出他在学术研究中难得的执着品质，自始至终体现出他对真实世界的关注。
伦理学的嵌入：将核心预设复归真实的努力。在主流经济学以不由分说的态度牢固占据经济研究方方面面的时代中，森始终以难得的勇气对经济学施以伦理关怀，“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他将伦理考虑作为一种内在价值重新嵌入经济学预设，而非仅仅作为经济学核心预设的辅补充，从而将经济学重新复归到注重人的价值和非理性因素的道路上。”
实际上从斯密开始，利己就不是人的甚至不是经济人的唯一的动机，自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的误读开始，经济学就只研究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学将事实与价值二分、进而将价值判断剔除在经济学的考察范围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学的信息基础受到了限制，而且也影响着它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预测，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见把价值层面的考虑溶进经济学视线之中，将真实溶进理论预设，直面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转向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意志维度下的经济学
将人看作是“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之一。这种对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处理为经济学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理性主义经济学，而“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可以说，理性主义与资本的结盟正是经济理性主义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舞台的最终依据。资本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马克思认因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而“经济人”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抽象演绎法不过是当性主义“抽象对象性”特征的固有属性，经济理性主义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过是资本增殖属性的必然要求。
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兴起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行为经济学不仅在分析范式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而且通过意志理性替代抽象理性，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它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
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从这些基本观点看，行为经济学更加强调的是人的心理的整体性、易变性、非理性等意志的特征，是与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有明显的不同。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主流经济学仅仅建立在抽象的不现实的偏好公理基础上。可见行为经济学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兴起的，它试图在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础上，讨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特征对其选择或决策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到相应的决策模式，从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变量当中。
四、结语
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困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研究的问题多为边缘性或交叉性课题，就是证明。这些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预示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7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001-02
一、引言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波及范围也最广,而其动用金融救助方案,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仅有的。全球救助正在竭力防止美国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但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仍在继续,并在国际间不断传导。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欧洲主要股票指数连续暴跌,亚洲、香港恒生指数,日本日经指数跌幅超常……。
这场危机使西方人重新想到了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也导致了《资本论》突然在欧洲一些国家热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石,给人类指出的是规律性的东西,难怪现今的欧洲人“困而知学”,又重新回到马克思语境中来。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资本论》为基石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逐渐在全球引发的深层原因。
二、全球金融危机深层原因分析
(一)资本主义制度产物
当代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在马克思以后的百年间,在国际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殖,垄断已成为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特征在当代依然没有变,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它的剥削和统治形式也更加完备,垄断组织也不是马克思年代的“国际托拉斯”,而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以及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子公司。
与这种庞大的跨国公司相适应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金融资本的冷却下,资本和财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空前巨大的财团,寡头和超级富豪。它的表现形式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世界金融体系。
《资本论》中指出:“关于进口和出口,应该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卷三,556页)
(二)全球化误导
在《资本论》中,“一切国家”、“世界市场”等概念,随着对资本扩张的叙述,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马克思所指范围,大体近似于当今的“全球化”概念。可今天“全球化”却有它特定的内容,特定的背景,它已经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经济模式,这次危机与这一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上面提到的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推向全球的过程。
全球化的三大支柱是:新自由主义,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些理论和机构虽然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就都已存在,但只有到了“全球化”时代,它们的作用才得到充分发挥。
1.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来源于古典主义,它看上去仅仅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复活,但是它流行的背景更值得注意,它最初是作为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剂药方,而为当权者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曾经指导过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面对危机无能为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纷纷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才得以渡过危机,并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似乎是从反面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于是新自由主义又开始从学术和理论逐渐走向政治化,并发展为西方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和意识形态,它在国际实践中表现为“华盛顿共识”――即要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放任政策。
2.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组织分别管理着全球经济中货币、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世界经济具有无比的影响力。虽然它们头顶着“国际”或“世界”的帽子,但它们都掌控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手中。比如,在世界银行内部,美国一家控制着16%以上的投票权,对世界银行任何一项重大决议都拥有否决权。并且按照惯例,世界银行行长的职务均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始终由美国人担任。由此看来,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因而它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
3.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离我们很近,麦当劳、索尼、微软、西门子等等就是跨国公司的典型代表。那么跨国公司究竟是怎样的机构呢?我国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象征和标志。其实,跨国公司就主体而言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为止最有技术水平、最具经济规模、对社会经济生活最有影响力,也最具破坏力的代表性企业。
新自由主义、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是全球化的象征和标志。其中,新自由主义是主导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国际经济组织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资本正是借助它们的力量在全球疯狂扩张。在今天,资本矛盾表现为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正是资本矛盾的日愈尖锐使全球经济停滞和衰退,最终将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三)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
1.虚拟资本极度泡沫。按《资本论》所述: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二重形态,使整体的国民经济划分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部分,这两类经济本应大体一致。
虚拟资本的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并且使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以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能直接引发金融危机。
2.美元霸权的形成。冷战结束后,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都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而美元不仅继续充当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充当国际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霸权的形成使美国能够以资本账户盈余消除国际收支失衡。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今天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着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用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这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那就是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国内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到美国,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3.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一种恐怖的平衡状态,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彻底崩溃。正是害怕彻底崩溃,全球金融体系的上层国家,例如,欧洲和日本,虽然已经感受到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的危害,但是却不敢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替代方案来动摇美元霸权,世界金融体系陷入日益混乱而脆弱的状态,危机四伏。
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美国通过美元杠杆等于把国内危险转向国际市场。现行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公共牧场”,当美国这样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把风险往里面转移时,各国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均受影响和动荡。
英国《观察家报》称:“心术不正的华尔街正威胁着世界经济,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将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影响,这不仅是美国的危机,也是全球的危急时刻。”
三、结论
综上所述,按马克思学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概括说有三点:
1.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者群众有支付手段需求不足的矛盾对抗性暴发,即资本主义性质使然。
2.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即全球化运动。
3.作为国际资本主义核心力的美国,它所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欺诈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即美元霸权及其国际金融体系。
这三点简单说,一是资本主义性质,二是全球化运动,三是美元霸权及国际金融体系是这次暴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郑良芳.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成因剖析和十点警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7,(66).
[3]徐凡.美国次优抵押贷款危机的回顾与展望[J].国际金融研究,2007,(9).
RestudyofDasCapitaltoInterprettheDeepReasonoftheGlobalFinancialCrisis
FANGLiang
(SportsandMilitaryDepartment,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Qiqihar150001,China)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驱动因素分析
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需求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生物能源。二是供给因素，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产量、库存消费情况和生产成本变动。三是货币因素，尤其是美元指数走势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同时，也穿插着短期波动因素，主要包括极端气候、政策因素和投机炒作。相对而言，这些短期因素对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趋势影响较弱，在长周期价格预测中可以忽略不计。
（一）需求因素：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生物能源
长周期看，国际农产品价格需求驱动因素主要由经济增长和人口因素决定。进入21世纪，随着生物能源的快速发展，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大幅提高，目前生物能源也可视之为国际农产品价格需求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1、经济波动通常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走势保持一致
经济波动带动需求变动。具体表现为，经济上行带动农产品需求增加，在供给保持不变情况下，需求增加会快速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反之亦然。图1可以验证上述传导机理。在图1中的阴影年份，世界GDP增速与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保持高度一致，呈现出同升同降特征，只是升降幅度表现出了一定差异。例如，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需求大幅减少，带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行；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效应开始逐步显现，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农产品价格同步实现反弹。
经济波动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图1中的非阴影部分价格走势可以验证上述论点。以具体年份为例，1974年，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时期，由于通胀效应大于经济减速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表现出了“逆势”上扬特征。再如1999年，在艰难度过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砥砺前行。但由于产能过剩原因，世界物价水平总体处于通缩状态，相应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处于筑底阶段。
2、累计人口增长率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趋势正相关
人口因素变动会通过口粮与动物饲料两个渠道引致国际农产品消费量变动，进而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从人口增长率看，近50年世界人口增长率处于下行通道，人口增长率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呈现出趋势负相关关系，说明国际农产品价格短期波动主要由人口之外因素决定。但从人口累计增长率来看，近50年世界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累计人口增长率与国际农产品趋势价格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进行预测分析时，应采用累计人口增长率作为解释因素，而非是人口增长率。
3、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加剧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
当化石能源价格高于生物能源生产成本时，企业就会增加农产品向生物能源的转化，在需求拉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会进一步上升；而当化石能源价格低于生物能源生产成本时，企业就会选择在盈亏平衡点处停止生产，由于需求的降低，国际农产品价格会出现下降。研究发现，2001年之后，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扬，在化石能源替代战略下，美国生物乙醇快速发展，玉米用量占美国（世界）消费量的比率已由2001年的6.5%（2.1%）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41.9%（12.7%），相应的世界银行农产品价格指数也由2001年的46.9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106.3，这意味着生物能源发展会大幅增加农产品需求，同时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二）供给因素：产量、库存和成本
长周期看，产量增速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较弱，而库存则会在特定时期平抑或放大国际农产品价格，代表生产成本的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往往则与国际农产品价格保持一致。
1、产量增速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并非直接有效
由于农产品易受自然灾害、病疫和极端天气等偶发因素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短期内波幅往往较大。长期看，由于存在库存的缓冲机制，国际农产品产量增速往往又表现均值回复特征，对长期价格趋势影响较弱。研究发现，自1960年以来，除1983年和1984年受极端天气影响外，玉米产量增速主要围绕均值3.5%，在一定区间震荡。除玉米以外，大豆、小麦、稻米等国际农产品也表现出了类似特征。这意味着在建立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趋菰げ饽P褪保不宜过多关注产量增速这个供给变量。
2、库存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表现出显著负相关性
回顾历史数据发现，国际农产品价格大涨背后往往是库存消费比处于历史低位，而当库存消费比处于相对高位时，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往往较为平稳，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从趋势上看，库存消费比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往往呈现出负向关系特征。
3、原油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基本亦步亦趋
研究发现，20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通过生产成本渠道和流通领域渠道，大幅抬升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位势；20世纪的后20年，国际原油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基本呈现出周期性同步波动特征；进入21世纪，国际原油价格蓄势待发，不断创造历史记录，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主要为生物能源和经济增长）共同作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连创新高；2012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原油价格下跌，国际农产品价格也表现出趋势性下降特征。总体而言，国际农产品价格走势基本与国际原油价格保持一致，预测分析时，应着重关注国际原油价格这一重要变量。
（三）货币因素：美元指数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多数时期，国际农产品价格与美元指数之间呈现出反向关系。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调整则通过美国国内物价水平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水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两者线性关系较为模糊。
1、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大致呈反向波动关系
两者大致呈反向关系在于国际农产品主要以美元计价。具体表现为，美元指数走高，美元购买力增强，相对压低国际农产品价格，反之美元指数走低就会推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受到供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在一些时间段内，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会呈现出同向波动特征。研究发现，多数时期内，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呈现出反向波动关系。特别是1987年以来，两者反向波动特征较为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第二次石油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实现短暂反弹，在美国经济增速的带动下，美元指数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同时实现了上涨，而在美国经济反转被证伪后，上述两者又同时实现了下降。总体而言，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反向关系较为显著。
2、美国利率在2008年后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微乎其微
回顾历史数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为应对通货高企，美联储相应调高联邦基金利率，同时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上涨，而当遭遇两次石油危机时，为防止经济衰退，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在预期作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应声回落。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调至历史低位，并持续七年之久，期间联邦基金利率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微乎其微，而美元指数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则较为显著。在进行价格预测时，考虑到美元指数与联邦基金利率存在相互因果关系，为避免内生性问题，计量模型中，本文只考虑美元指数这一货币变量。
二、预测结果
面向2030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中枢将趋势性上移。图2给出了四种情形的模型预测结果。需求驱动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生物乙醇技术推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中枢将在2017至2030年呈现出趋势性上移特征。与此同时，指数波动幅度也将逐步扩大（置信区间范围逐步扩大）。供给驱动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库存消费比和石油原材料成本影响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中枢将在2017年至2022年表现出连续下降趋势，之后10年将会开启上升模式。货币驱动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美元指数影响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中枢将在2017年开启下移模式，直至2025年完成筑底，之后将开启上移模式。需求、供给和货币共同驱动模型表明，在上述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将进入上升通道。分时段看，2017年至2022年，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将在92点附近徘徊，2025年指数波动中枢将升至96点，2030年突破100点，来到105点，这一价位水平与2013年基本持平。考虑到需求、供给和货币共同驱动模型具有较好的样本内预测结果和其他优良性质，本文倾向于使用这一模型预测结果来判断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未来长期趋势。
三、政策建议
（一）优化农产品种植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目前，我国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种植结构较为不合理，粮食作物稻谷、小麦与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而豆类和薯类则逐年减少。近些年，大豆自给率不足20%，饲料原材料豆粕也主要依赖于进口。种植结构的不合理，使得我国部分农产品更加依赖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农产品出口大国。在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中枢上移过程中，我国应加快构建粮经料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深化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通过开展粮改饲、粮改豆补贴试点，补齐农业种植结构短板。同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二）保障农产品和食品供应稳定，保持CPI平稳运行
目前，我国大豆、豆粕等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偏高。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性上涨将会通过贸易渠道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食用油、饲料等农产品，间接影响到猪肉、奶制品、水产品等食品。现阶段，我国CPI食品和农产品权重占比较高，波动幅度较大，对CPI拉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为保持CPI平稳运行，应健全农副产品供应保障机制，以问题为导向调整优化补贴方式和额度，确保农副产品有序生产和平稳供应。同时，完善食品价格监测体系和联动机制，强化对各类“高频”数据的采集与校验，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平抑食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
（三）加快国际农产品定价中心建设，力争农产品定价话语权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理论阶段性特征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和一大突出贡献，就是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并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按照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全党正在分期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以期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清醒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客观依据和现实针对性，从而清醒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最终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们都知道，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超越历史和落后于现实，都将影响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深入考察和科学分析，并据此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大约100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提出目标、制定政策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实际、超越阶段。我国处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一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贯穿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理论正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逐步展开，并发展成为一个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发展阶段问题、根本任务问题、发展动力问题、外部条件问题、政治保证问题、战略步骤问题、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等等在内的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显然，科学发展观作为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理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重要理论依据。
二、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历史借鉴
人类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由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一些国家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此后，世界各国均十分关注发展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后，基于世界发展实践的不断演进，人类探索发展问题的理念也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择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经济增长论。其基本观点是，工业化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国发展的主要标志，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发展规划是实现工业化和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但是，这种发展观不能体现分配制度的改善、社会结构的改良，也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利，却使一些国家出现政治腐败、分配失衡、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的状况，被学术界归纳为“有增长无发展”现象。二是增长极限论。其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应该制止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理论，主张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看待发展，较之单纯的经济增长论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也内在地蕴含着对人类把握自身命运能动作用的忽视。三是综合发展观。这种理论认为，发展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文明、科技进步、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一种“整体的”、“内生的”综合发展过程。它强调发展应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人的发展。这种由物转向人的发展理念，是发展观的一大进步，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当代人的发展，忽略了后代人的发展。四是可持续发展观。它肯定发展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利，但推动社会发展时必须注重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它主张代内公平，但也主张解决代际公平的问题，最终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外，关于发展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理论，比如循环经济理论、自由选择与实现权利的发展观、真实GDP、人类发展指数，等等。
总之，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理念到新型发展理念的转变，使人类发展由以物为中心，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教训、充分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我们说，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
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是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而言的。也就是说，考虑中国问题，从一个长期的时间段来看来，必须以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为理论论据。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从一个中期的时点来观察中国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演进规律。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当前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科学发展观提出最为重要的现实依据。
那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的阶段性特征？这必须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经过全国各族人民近30年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我们党回答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执政党如何成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科学的指导思想。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去2000美元；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重要工农业产品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温饱向小康的跨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大范围、多层次、宽领域的大改革大开放格局，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迸发，中国社会活力空前增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改革开放的决心更强、信心更足、行动更加自觉稳健。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不断增多，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增大、质量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多，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均表明我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第二，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七大报告从从国民经济、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协调发展、民主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建设、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深入分析。从这八个方面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发展条件，面临着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这是主要的方面；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将给我们带来空前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新起点、新机遇和新挑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当前的具体表现，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期正经历的“四个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把握了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把握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了这“四个深刻”变化，就把握了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现实依据。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特定的现实依据和明确的历史依据。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3］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11
关键词：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失衡经济失衡经济失衡
2005年以来，全球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失衡，“失衡并增长着”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最令人迷惑难解的现象。虽然不断有学者提醒，持续失衡的世界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但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过去的四年里(2003年～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接近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世界经济形势“从未这么好过”。那么，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界还不停地在“盛世”中发表“危言”呢?是居安思危，还是别有所图。
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著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直至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对外政策协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才正式提出了世界经济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随后国际经济学界即对这一问题展开热议。当下，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正在持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中国持续猛增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巨额贸易财政“双赤字”。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并导致南北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仍没有迅速得到扭转，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缓慢。1990年～1993年，非洲经济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1.5％、0.7％和1.7％，拉美经济增长率分别仅有-0．1％、2.9％、2.8％和3％，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最后导致人均国内产值明显下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反映在南北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据联合国《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说，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82．7％的收入，而占世界人口60％的发展中国家，却只拥有世界总收入的5．6％。有关资料统计，196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贫困国家的30倍，而1993年的这一差距扩大到62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洲的经济贫穷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每年人均国内产值为负增长。1992年非洲人均国内产值比10年前下降15％，其中一些贫穷国家下降幅度达30％。近几年，由于非洲的人口1∶3增长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3％以上，加上多年的战乱和灾荒，非洲难民人数增至118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就加重了非洲的贫穷。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国际直接投资与金融证券投资的二元分裂。但是，当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天平向发展中国家这边倾斜的时候，全球的资本流动却仍然偏爱高收入国家，尽管中低收入国家资本总流量(双向)对GDP之比从1990年的6．5％提高到了2003年的13％，增长了一倍左右，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仍然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一半。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从总体上讲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国际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国家时也是高度不平衡的，2003年中国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要占到该投资流量(以流入量计)总额的9％，占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5％。这种失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加工制造的地位、发达国家处在资本运作与科技创新的地位之国际分工模式凝固化的主要根源。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12
关键词：课程特征；大学生国际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如何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改革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摆在每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程为例，谈谈如何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促进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任务特征
所谓“国际观”，一般是指在某个阶段某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即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水平、总体评价和总体看法。本文所说的大学生国际观，是指在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的，当代大学生对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状态。
培养中国公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国际观”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贸易大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因此树立与当今日世界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的国际观已成为现实需要。
因此，在21世纪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当代”课程要特别关注大学生国际观的培养问题，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形势、更新观念，切实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观。
“当代”课程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独具特色的一门课程，根据教育部2005年的高校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该课程不仅对文科大学生开设，而且将其扩展为面向理工科学生的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它主要讲述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与格局演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思想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因此，“当代”课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完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作为对大学生进行国际观教育的主阵地，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当代”课和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一）理论性强。“当代”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基本观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教育。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国际知识的介绍，也不是一般的形势报告，而是要通过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去分析、研究国际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二）综合性强。“当代”课函盖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三大学科的基本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涉及中国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力量的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
（三）政策性强。“当代”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因此，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四）现实性强。“当代”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讲起，直到当前活生生的国际现实。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等都要在课堂上反映出来。
二、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教学创新
对大学生进行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教育，培育大学生正确的国际观，在准确把握“当代”课程的任务、特征的基础上，要深化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一）正确地把握“当代”课特点，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处理好四个结合：
1.理论与政策相结合。“当代”课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但我们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正确判断和分析形势，要学会这些理论原理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我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如在讲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对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它的利弊得失的了解，来认识我国提出的“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的战略思想。
2.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当代”课有很多篇幅要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历史。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历史上，更重要的是讲现实。只有做到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才能使“当代”课贴近学生、贴近现实，从而受到学生的欢迎，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3.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当代”课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最基本的领域。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研究工作中所贯彻的主要方法之一。[1]（P.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所以，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有赖于对世界经济运动的认识。因此，不能单从外交现象或政策本身分析国际问题，而应致力于挖掘国际事件的经济根源。
4.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面对新形势，作为思想教育主阵地之一的“当代”课，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即解决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遇到的重大的实际问题作为重点，必须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形势，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正确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便将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要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不断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
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立体化教学”。任何单一的教学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实施“立体化”教学方法，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优势。
具体来说，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当代”课的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包括：
1.实施专题教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根据多年的教学改革的实践，我们感到，在课堂上组织专题教学，是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方针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处理好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理论性与针对性、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关系。专题教育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现实性、时代感、针对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的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专题教育不是脱离教学大纲和教材，而是对它的深入、丰富与完善。确定专题大纲和专题内容，既不能漫无边际，也不能随意取舍。应遵循的原则是，既要与统编教材在基本体例和基本观点上保持一致，又能紧密结合党的创新理论、社会发展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2]专题本身也可以有大有小，灵活多样，自成体系，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深受学生欢迎。
2.开展读书活动。开展此项活动，其关键是教师能挑选出反映本学科主要内容、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在“当代”课中，我们要求学生除了阅读、邓小平、、的经典著作和讲话以及党的重要文献外，还要求学生阅读一些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专著，既学习理论文献，又掌握人文知识。在阅读的基础上，让学生写出读书报告，可以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3.搞好主题讨论。我们在对大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时，必须面对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有些问题，教师可以直接讲授，有些问题可以安排学生进行主题讨论。如“经济全球化：如何达到共赢与共存？”、“世界格局演变与中国外交战略转折”等。实践证明，通过开展主题讨论活动，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激发同学们积极关注国际时势，引导、帮助大学生回答理论上的困惑，解决思想上的疑虑，形成教学一体、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4.使用现代技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3]（P.65）现在，由于教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多媒体教学技术已在课堂上普遍使用，教学手段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为此，我们积极地开发了“当代”课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该课件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要把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景治，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