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两则(6篇)
文言文两则篇1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
，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
文言文两则篇2
模具毕业论文
本文的主要围绕两方面内容:
提出一个基于模板的统计翻译模型以及相应的训练和翻译算法;
根据这种算法模型实现一个汉英机器翻译系统.
首先,我们将提出一个基于模板的统计机器翻译算法.这种算法是传统的基于转换的方法和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有效结合.克服了现有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忽视语言结构的缺点,同时又继承了其数学推导严密,模型一致性好的优点.
然后,在我们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根据以上算法,提出一个完整汉英机器翻译系统及其测试系统的实现方案.
本文第一章是对已有的各种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方法以及机器翻译评测方法的一个综述,第二章结合我们已有的工作,提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思路——基于深层结构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第三章给出一个具体的汉英机器翻译系统的实现方案,第四章是总结.
综述
机器翻译方法概述
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其他技术一样,机器翻译方法也主要分为两类:人工编写规则的方法和从语料库中学习知识(规则或参数)的方法.从目前的趋势看,从语料库中学习知识的方法已经占到了主流.当然从语料库中学习知识并不排斥人类语言学知识的应用,不过这种语言学知识的应用一般不再表现为直接为某个系统手工编写规则,而更多的是通过语料库标注,词典建设等大规模语言工程的方式体现出来,应该说,这是一种计算机研究者和语言学研究者互相合作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方法主要有: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方法,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混合(Hybrid)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各有特点.其中,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由于其数学推导严密,模型一致性好,可以自动学习,鲁棒性强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中提出的机器翻译方法就是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中的一种.
根据我所查阅的文献,我把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平行概率语法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用一个双语平行的概率语法模型,同时生成两种语言的句子,在对源语言句子进行理解的同时,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目标语言句子.这种方法的主要代表有Alshawi的HeadTransducer模型和吴德恺的ITG(InversionTransductionGrammars)模型以及Takeda的Pattern-basedCFGforMT.第二类是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这种方法是由IBM公司的PeterBrown等人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后来很多人都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改进工作,这也是目前最有影响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一般说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都是指的这一类方法.第三类是德国Och等人最近提出基于最大熵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这种方法是比信源信道模型更一般化的一种模型.
机器翻译的范式
机器翻译经过5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范式(Paradigm),大致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如下图所示:
直接翻译方法:早期的不经过句法分析直接进行词语翻译和词序调整的方法;
基于转换的方法:基于某种深层表示形式进行转换的方法,典型的转换方法要求独立分析,独立生成;注意,这里的深层表示既可以是句法表示,也可以是语义表示;
基于中间语言的方法:利用某种独立于语言的中间表示形式(称为中间语言)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
基于平行概率语法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这一类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用一个双语平行的概率语法模型,即两套相互对应的带概率的规则体系,同时生成两种语言的句子,在对源语言句子进行理解的同时,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目标语言句子的生成过程.
这一类方法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有明确的规则形式;源语言规则和目标语言规则一一对应;源语言与目标语言共享一套概率语法模型,对于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不使用概率模型进行描述.
以下我们分别介绍这一类方法的有代表性的几种形式.
Alshawi的基于加权中心词转录机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有限状态转录机(Finite-StateTransducer)和有限状态识别器(Finite-StateRecognizer)是有限状态自动机(Finite-StateAutomata)的两种基本形式.其主要区别在于有限状态转录机在识别的过程中同时可以产生一个输出,其每一条边上面同时有输入符号和输出符号两个标记,而有限状态识别器只能识别,不能输出,其每一条边上只有一个输入符号标记.
中心词转录机(HeadTransducer)是对有限状态转录机的一种改进.对于中心词转录机,识别的过程不是自左向右进行,而是从中心词开始向两边执行.所以在每条边上,除了输入输出信息外,还有语序调整的信息,用两个整数表示.下图是一个能够将任意a,b组成的串逆向输出的一个HT的示意图:
基于加权中心词转录机(WeightedHeadTransducer)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是由AT&T实验室的Alshawi等人提出的,用于AT&T的语音机器翻译系统.该系统由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语音合成三部分组成.其中机器翻译系统的总体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在加权中心词转录机模型中,中心词转录机是唯一的知识表示方法,所有的机器翻译知识,包括词典,都表示为一个带概率的HeadTransducer的集合.知识获取的过程是全自动的,从语料库中训练得到,但获取的结果(就是中心词转录机)很直观,可以由人进行调整.中心词转录机的表示是完全基于词的,不采用任何词法,句法或语义标记.
整个知识获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双语语料库结构对齐的过程.句子的结构用依存树表示(但依存关系不作任何标记).他们经过一番公式推导,把一个完整的双语语料库的分析树构造并对齐的过程转化成了一个数学问题的求解过程.这个过程可用一个算法高效实现.得到对齐的依存树后,很容易就训练出一组带概率的中心词转录机,也就得到了一个机器翻译系统.不过要说明的是,通过这种纯统计方法得到的依存树,与语言学意义上的依存树并不符合,而且相差甚远.
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1.训练可以全自动进行,效率很高,由一个双语句子对齐的语料库可以很快训练出一个机器翻译系统;2.不使用任何人为定义的语言学标记(如词性,短语类,语义类等等),无需任何语言学知识;3.训练得到的参数包含了句子的深层结构信息,这一点比IBM的统计语言模型更好.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语音翻译这种领域比较受限,词汇集较小的场合.
吴德恺的ITG模型
InversionTransductionGrammar(ITG)是香港科技大学吴德恺(DekaiWu)提出的一种供机器翻译使用的语法形式[Wu1997].
这种语法的特点是,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共用一套规则系统.
具体来说,ITG规则有三种形式:
A[BC]
A
Ax/y
其中A,B,C都是非终结符,x,y是终结符.而且B,C,x,y都可以是空(用e表示).
对于源语言来说,这三条规则产生的串分别是:
BCBCx
对于目标语言来说,这三条规则产生的串分别是:
BCCBy
可以看到,第三条规则主要用于产生两种语言的词语,第一条规则和第二条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产生两个串语序相同,后者产生的串语序相反.例如,两个互为翻译的汉语和英语句子分别是:
比赛星期三开始.
ThegamewillstartonWednesday.
采用ITG分析后得到的句法树就是:
其中,VP结点上的红色标记表示该结点对应的汉语句子中两个子结点的顺序需要交换.
通过双语对齐的语料库对这种形式的规则进行训练就可以直接用来做机器翻译.
吕雅娟[Lü2001,2002]基于ITG模型实现一个小规模(2000个例句)的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这个系统利用的英语的单语分析器和英汉双语词对齐的结果来获取ITG.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Takeda的Pattern-basedCFGforMT
[Takeda96]提出了基于模式的机器翻译上下文无关语法(Pattern-basedCFGforMT).该模型对于翻译模板定义如下:
每个翻译模板由一个源语言上下文无关规则和一个目标语言上下文无关规则(这两个规则称为翻译模板的骨架),以及对这两个规则的中心词约束和链接约束构成;
中心词约束:对于上下文无关语法规则中右部(子结点)的每个非终结符,可以指定其中心词;对于规则左部(父结点)的非终结符,可以直接指定其中心词,也可以通过使用相同的序号规定其中心词等于其右部的某个非终结符的中心词;
链接约束:源语言骨架和目标语言骨架的非终结符子结点通过使用相同的序号建立对应关系,具有对应关系的非终结符互为翻译.
举例来说,一个汉英机器翻译模板可以表示如下:
S:2NP:1岁:MP:2了
————————————
S:beNP:1beyear:NP:2old
可以看到,这种规则比上下文无关规则表达上更为细腻.例如上述模板中如果去掉中心词约束,考虑一般的情况,显然这两条规则不能互为翻译.与实例相比,这个模板又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因为这两个句子的主语(NP:1)和具体的岁数值都是可替换的.
该文还证明了这种模板的识别能力等价于CFG,提出了使用这种模板进行翻译的算法,讨论了如何将属性运算引入翻译模板当中,并研究了如何从实例库中提取翻译模板的算法.该文作者在小规模范围内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源于Weaver在1947年提出的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解码的过程.其正式的数学框架是由IBM公司的Brown等人建立的[Brown1990,1993].这一类方法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成了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同义词.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只把它作为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中的一类.
IBM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
基本原理
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把机器翻译看成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用一种信源信道模型对机器翻译进行解释.假设一段源语言文本S,经过某一噪声信道后变成目标语言T,也就是说,假设目标语言文本T是由一段源语言文本S经过某种奇怪的编码得到的,那么翻译的目标就是要将T还原成S,这也就是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
有两个容易混淆的术语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一般谈到机器翻译时,我们都称被翻译的文本语言是源语言,要翻译到的文本语言是目标语言.而在基于信源信道模型的统计机器翻译方法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是相对于噪声信道而言的,噪声信道的输入端是源语言,噪声信道的输出端是目标语言,翻译的过程被理解为"已知目标语言,猜测源语言"的解码过程.这与传统的说法刚好相反.
根据Bayes公式可推导得到:
这个公式在Brown等人的文章中称为统计机器翻译的基本方程式(FundamentalEquationofStatisticalMachineTranslation).在这个公式中,P(S)是源语言的文本S出现的概率,称为语言模型.P(T|S)是由源语言文本S翻译成目标语言文本T的概率,称为翻译模型.语言模型只与源语言相关,与目标语言无关,反映的是一个句子在源语言中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该句子在句法语义等方面的合理程度;翻译模型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有关系,反映的是两个句子互为翻译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P(S|T),而要使用P(S)P(T|S)这样一个更加复杂的公式来估计译文的概率呢其原因在于,如果直接使用P(S|T)来选择合适的S,那么得到的S很可能是不符合译文语法的(ill-formed),而语言模型P(S)就可以保证得到的译文尽可能的符合语法.
这样,机器翻译问题被分解为三个问题:
1.语言模型Pr(s)的参数估计;
文言文两则篇3
论文关键词：浑言，析言，名词，同义词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它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给国人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对理解古书上的词义有很大帮助。自其问世以来直至清初，在我国文字学史上逐渐形成了以它为中心问题和学术基础的潮流，这个潮流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了极盛。当然，期间也出现了许多集大成者，其中就有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段玉裁，其代表著作就是《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段注也是今人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词汇又是语言中与人类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最重要的建筑材料，故古今词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不同之处。我们在整理段注中训诂术语浑言”、析言”所系之词时，对这一点会有比较直观的认识。浑言”、又称统言”、散文”等，析言”又称对言”、对文”等，是训诂学中用来系联同义词的重要术语，我们在统计段注中浑言”、析言”术语所系名词时发现，古人在对待同义词的态度上与今人有所不同，下面我们选取几组比较有代表性的词加以分析，以探求古人在同义词的认定和使用上的基本类型，并简要分析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原因。
一、同物异名所形成的同义词
同物异名即两个名词所指事物实为同一事物，但由于某些外在的不同而有两个或多个名称，这些名词在古代往往被看作是同义词。例如：
菡萏、夫容一下艸部：萏，菡萏，扶渠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夫容。”段注：此就华析言之也。《陈风》：‘有蒲菡萏。’《尔雅》、毛传皆曰：‘其华菡萏。’此统言之析言，不论其未发、已发也。屈原、宋玉言‘夫容’不言‘菡萏’，亦犹是也。许意菡之言含也，夫之言敷也，故分别之。高诱曰：‘其华曰夫容，其秀曰菡萏。’与许意合。华与秀散文则同，对文则别。”由许书和段注可知，二者实则是为同一个事物荷花所命名的，只是菡萏”是指未发”的荷花，夫容”是指已发”的荷花。二者所指一物，浑言不别；由于外部形态不同，析言有异。
膍胵、百叶这两个词都指牛胃。四下肉部：膍，牛百叶也。”段注：鸡鸨皆有脾肶，谓胃也，即许所谓鸟膍胵也。……谓之百叶者，胃薄如叶，碎切之，故云百叶。未切为膍胵，既切则谓之脾析、谓之百叶也。……《广雅》云：‘百叶谓之膍胵论文提纲怎么写。’浑言之也。”由段注可知，膍胵”、百叶”均指牛胃；只是膍胵”指外形完整未切”的牛胃，百叶”则指外形细碎已切”的牛胃。
菡萏”与夫容”，它们所指本为一物，根据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是不会为了同一个事物创造两个名字的，提到此物，人们会想到荷花”，夫容”也已少用，菡萏”就更少见了。膍胵”与百叶”也一样，现在人们在表达牛的胃”这一器官时，会先联想到胃”这一器官，然后再加以限定为牛”的胃”。
这类词还有如盐/卤、郷/牗、枝/條、牙/齿、阖/扇等，它们的特点是所指之物实为一种东西，实则没有必要为同一个物体命两个名字。
二、同类异物所形成的同义词
同类异物即名词所指代的事物是同一类事物，故都有其共同之处，古人在此共同之处上，会把它们看作是同义词。这类词又有如下几种情况：
1.外形相似
例如：
苏、荏一下艸部：荏，桂荏，苏也。”苏，桂荏也。”段注：‘苏，桂荏’，《释草》文。《内则》注曰：‘芗苏，荏之属也。’《方言》曰：‘苏，荏类。’是则析言之则‘苏’、‘荏’二物，统言则不别也。”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荏”所指代的是不同的两个事物，只是它们同属于草类，从而可以统言不别也，古人在使用时可以混用。
橘、柚六上木部：橘，橘果，出江南。”橙，橘属。”柚，条也，似橙而酢。”段注：按：‘今橘、橙、柚三果析言，莫大于柚，莫酢于橙汁，而橙皮甘可食。《本草经》合橘柚为一条，浑言之也。”这三个词都表示树上所结的果实，虽都不是同一物，但外形很相似，因此古人也常常会对它们浑言”运用。
这类词在段注里是很多的，比如槚/楸、萧/蒿、莙/藻、猴/蝯等，它们实为同一类的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古人对同类事物或者外形很相似的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如现代科学，故运用起来也比较宽泛，即使为异物，有时也可通用。
2．功用相同或相似
例如：
簦、笠五上竹部：笠，簦无柄也。”段注：汪氏龙曰：‘笠本以御暑，亦可御雨。’故《良耜》传：‘笠所以御雨。’《无羊》传：‘蓑所以御雨，笠所以备暑。’《都人士》传：‘台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三传相合。”竹部：簦，笠盖也。”段注：笠而有柄如盖也，即今之雨伞。……按簦即亦谓之笠，浑言不别也。”这两个词都指古代以竹制成的御雨防暑的用器，笠”即今天所说的竹笠、斗笠，簦”即雨伞，由段注可知，笠”与簦”因为具有相同的功用，故有时用法上浑言不别”，即可以当成同义词来通用。
箪、笥五上竹部：箪，笥也。”笥，饭及衣之器也。”段注：《礼记·曲礼》注曰：‘圆曰箪，方曰笥。’《礼经·士冠礼》注曰：‘隋方曰箧。’许曰：‘箪，笥也。’又匚部曰：‘匧，笥也。’许浑言之，郑别言之也。”这两个词都表示盛物的竹器，正因为二者用途相似，故古人往往不会细分，从而可以浑言通用。
这类词在段注中比例也很大，如有篦/梳、棚/栈、鐏/镦等，它们的特点是用途相同或相似，这类词使用起来有时会侧重于其相同点，故可以同义混用。
3.整体与部分
例如：
股、髀四下肉部：股，髀也。”段注：骨部曰：‘髀，股外也。’言股则统髀，故曰‘髀也’。”四下骨部：髀，股外也。”段注：肉部曰：‘股，髀也。’浑言之。此曰：‘髀，股外也。’析言之。其义相足。”由段注可知，股”指整个大腿；而髀”则指大腿的外侧，只是大腿的一部分；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古汉语中二者有时可以同义互训。
皮、革三下皮部：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段注：剥，裂也，谓使皮与肉分裂也。云革者，析言则去毛曰革析言，统言则不别也。”三下革部：革，兽皮治去其毛曰革论文提纲怎么写。”段注：皮与革二字，对文则分别，如‘秋敛皮’、‘冬敛革’是也；散文则通用，如《司裘》之‘皮车’即革路，《诗·羔羊》传‘革犹皮也’是也。”由段注可知，析言之，皮”指带毛的兽皮，革”指去毛的兽皮，革”实为皮”的一部分；而浑言之，皮”与革”无别，可以通用。
这类词在段注中也有很多，如臀/尻、腨/胫、袪/袂等，整体与部分之间往往也可以同义互用，这点在现代汉语中也是存在的。
4．同一物体的不同组成部分
例如：
肓、鬲四下肉部：肓，心下鬲上也。”段注：《左传》：‘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贾逵、杜预皆曰：‘肓，鬲也。心下为膏。’按郑驳异义云：‘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贾侍中说‘肓，鬲也’，统言之；许云鬲上为肓者，析言之。鬲上肓，肓上膏，膏上心。”由段注可知，肓”与鬲”实为二物，只是因为它们同属人体的内部器官，且位置很接近，故古人往往会笼统起来说，因此二者才会形成同义通用的用法。
止、踵八上人部：企，举踵也。从人止。”段注：止部曰：‘止为足。’《说文》无‘趾’，止即趾也。从人止，取人延竦之意。浑言之则足称止，析言则前止后踵。止鐏于前，则踵举于后矣。”可见，止”即脚趾，踵”即脚跟，二者都是人足”的组成部分，故也会形成同义通用的用法。
这类词在段注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脇/胠/膀、桴/栋、榦/桢等，即两个名词同属一个事物的不同组成部分，实则不是一个事物，但由于位置很接近，往往可以当成同义词来互用。
当然，段注中浑言”、析言”所系名词之间的同义关系远不止上面这几种，比如段注中艸”与木”、饴”与饧”、瘉”与病”等等，可以看出，上古汉语在同义词的使用上是很宽松的，我们在这里只是选几类很有代表性，且在段注浑言”、析言”术语所系之名词中占有比例比较大的词加以分析，从而对我们阅读古籍有所帮助，同时我们也深知，要想得出更有科学性的几轮还有待于进一步穷尽性分析。
三、原因浅析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析言，古人对于同义词的用法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说是比较宽泛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古人对同义名词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观的视觉感受，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上古时期生产力的落后是其根本原因。正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还处于初级阶段，故对于事物的认识还局限于很简单、直观的感性层面上，从而对事物的认识还不是很科学。比如第一组词中，实为一物，只是因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由于外力作用而变形等，所以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形状不同，据此人们会给一个事物冠以两个甚至更多的名字，从而形成了一组同义词。又如第五组词中，也是由于古代科学不发达，限制了人们的认识，所以才出现了不同事物却可以混为一说的现象。而在现代科学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则更趋于理性，比如就植物这类来说，人们会分得很细很科学，像橘”和柚”，现在人们会很明确的知道它们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水果。
当然，这也与语言自身的发展演变有关，古汉语词汇发展到现代汉语词汇，其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单音词为主演变为以双音词为主，而单音词的抽象、概括能力远没有后来的复合词那么发达，故古汉语同义词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也期待进一步地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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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两则篇4
[关键词]目的论商标词文化内涵
德国学者Hans.J.Vermeer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先提出目的论（Skopostheorie/skopostheory）后，便成为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以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认为翻译是人类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interculturalinteraction）的一个次范畴，同时还指出了目的性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rule)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必须遵守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性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endjustifythemeans）。
商标的翻译是种目的性很强的实用性文体，目的在于传递信息、引起译语消费者的兴趣和关注、促进销售。据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理论，翻译的过程分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检验。在商标翻译的阶段中，目的论渗透到其各个环节。
一、分析阶段与目的论的忠实性法则
目的论中，“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语际连贯，即译文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Nord，2001：29－32）。忠实的前提是了解和分析原文。众所周知，商标除了识别产品、提供信息外，还象征商品的声誉和质量，承载着广告宣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值观念，赋予同一商标词的文化寓意亦有所不同。译前的分析着重于充分理解原文所表达的信息，承载的文化内涵、源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等，并充分领略原商标给作者带来的感受。这是目的论忠实性法则的一种体现。
又如张美芳教授所言，“翻译过程中，语言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是第二位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把语言承载的信息最大程度的传达出去。”可见，分析阶段是忠实性的一种表现，并为转换阶段奠定了基石。
二、转换阶段与目的论的连贯性法则
目的论中，“连贯性法则是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也就是说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Nord，2001：29－32）。在转换阶段，将翻译的目的和原语及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与情感交流过程。他通过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的方式帮助译语使用者了解原作者意欲表达的信息内容并获得与原作者大致相同的感受，以达到帮助操不同语言的交际者进行信息与情感交流的目的。”（范忠英，1994：13）转换阶段中，译员要充分将中西文化联系起来，实现不同文化内涵间的成功转换。
功能翻译理论“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谢天振，2001：4）。即在翻译结过程中，译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行为和意识直接会决定了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商标的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以香港著名男士服饰品牌“GOLDLINE”为例，第一阶段分析原商标词所包含的信息和文化内涵，英语中“Gold”是金子，代表财富；“Lion”为狮子，百兽之王，代表男性之雄风与英姿飒爽。充分的分析为下阶段的成功转换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在转换阶段，应该在汉语分别对于“金”和“狮子”的理解，在汉语中，他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涵。
三、重组阶段与目的论的目的性法则
重组阶段是把对原文的理解和转换后用译语表达出来，被看作是翻译的核心阶段。此阶段中，应充分领略译语的语言风格、消费者的感受并尊重译语文化习惯，了解译语文化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重组阶段中要遵照译语习惯，做适当的文化转换，以便为目的语的消费者理解和接受。商标词的翻译根植于原商标词，却不囿于以源商标词。在此阶段，应该遵照目的论的目的性法则。
“目的性法则是指翻译行为取决于翻译目的，即结果决定方法；在三大法则之间，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同时，这两大法则又最终取决于目的性法则。”（参见Nord，2001：30）。目的性法则下，翻译行为取决于翻译目的，即结果决定方法。即商标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其方法，可以采用直译、意译、音译或者是臆造新词。如Nida所说，“因为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符号所指的意义或语言符号的排列方式都会有差异。可以说，语际之间没有绝对的一致。因而，也就没有绝对准确的翻译”。商标的翻译是跨文化传达的，在目的性法则的要求下，译语必须是译语消费者所喜闻乐见的，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迎合目标语言人们的文化审美心理。遵照目的论，为了实现商标的交际目的，可以突破忠实和连贯法则，不囿于传统的“功能对等”“忠诚”“等效”原则，推崇“目的性法则是最高法则”，完成商标词的“交际”使命。
四、检验阶段与目的论
“检验阶段是对前三个阶段的理解与深化，对原文内容的进一步核实和对译文语言进一步推敲。”（张培基，2001：15）检验阶段应立足于目标语的受众，联系商标的达意、审美和呼唤功能，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关注度和购买力直接决定了翻译是否达到目的。检验阶段应以“目的性法则为最高法则”为指导原则，坚持“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同时，这两大法则又最终取决于目的性法则”。检验过程主要是译后的商标能否真正立足于受众国的消费者，满足其消费心理、兴趣爱好、语言习惯、文化因素、价值取向、宗教观念等。翻译的最后一个阶段，认真检验，是大有裨益的。
接上例，据“忠实性”和“连贯性”法则，“GOLDLINE”，对所承载的文化寓意而言，译为“金狮”，毋庸质疑。然而，考虑到粤语习惯中，“狮子”与“死”和“蚀”同音，代表了不吉利，晦气，因此，在目的论的关照下，突破了“忠实”和“连贯”，坚持“目的性最高法则”，完全以目的语消费者为导向，突破“等效”“对等”原则，最终译为“金利来”，“狮”被“利”所替代，满足目的语消费者渴求财富、寻求吉利的心理要求。
文言文两则篇5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两岸四地的词汇问题、词典编纂和语法的差异与融合。主办方邀请到了目前内地两大相关词典，即《两岸常用词典》和《全球华语词典》的主要编纂、管理人员，就词典编纂的缘起、过程、主要理念，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及今后工作的目标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比较深入的探讨。《两岸常用词典》大陆方主编李行健、副主编王铁琨以及主要编写者仇志群、徐复岭等参会，而《全球华语词典》则有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周洪波等人与会。
除词汇与词典问题之外，与会者还就其他比较广泛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有一些问题是以前的研究中没有或很少涉及的，比如湖南师范大学曾常红的海峡两岸学术论文标题用语异同的比较，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郝琳的两岸对外汉语教学政策、策略和方法异同的比较，中国传媒大学何伟研究团队的两岸语音韵律差异及识别的实验研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的香港法律语言用词研究等。来自澳门的程祥徽用格律诗的形式记录了大量港澳地区特有新词语，更是别开生面、引人入胜。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两岸四地现代汉语的差异及对比研究等相关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提出了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理念：
第一，在研究中应当强调和突出层次性。山东大学葛本仪在发言中，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着重提出了这一点。葛本仪实际上是把层次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思想和原则提出，同时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两岸四地现代汉语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叠加构成的相当复杂的集合，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应当而且必须从不同层次的划分入手，否则就只能流于粗放和粗疏。
第二，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储泽祥基于两岸语法对比研究提出这一重要的研究思路。所谓多样性，是要全面考察两岸四地某一或某些语言现象的全部形式和用法，以求取得全面的认识；而倾向性的选择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特点。两岸四地诸多语言现象的差异主要并不表现在有无区别，而是多少之别，因此无论差异还是融合，都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换句话说，通常都表现为一种倾向性。因此，抓住了这样的倾向性，实际上就等于抓住了差异的最主要方面。
第三，关于语料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问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立足于香港法律语言研究提出了这一问题。现有的研究中，语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来源复杂、同一性较差，这样自然不利于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就香港的法律文书而言，一是内容丰富，涉及的语言现象众多；二是稳定性强；三是规范性强。因此可以作为香港书面语言的代表性语料。如果把以上几点作为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语料选取原则或重要的参考依据，相信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所改观。
文言文两则篇6
关键词：口语交际；礼貌原则；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作为语用学的主要内容之一，Leech（1983）提出的礼貌原则挽救了Grice（1967）合作原则的不足之处给不能用合作原则加以解释的一些语言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礼貌原则产生后，我国许多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刘润清（1987）提出了他对该原则的四点疑问，徐盛桓（1992）和何恒幸（1994）分别根据该原则提出了礼貌原则的新构想和“对方中心论”。而我国语言学者顾曰国（1990，1992）又在Leech礼貌原则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出了与我国语言文化联系更紧密的五条礼貌准则。这里暂且不将其他原则包括入内，仅对Leech与顾曰国的礼貌原则进行分析。那么，这两种礼貌原则有哪些异同呢？他们的这些异同与英汉文化间存在的差异又有些什么联系呢？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根据英国的文化特点，在Brown和Levinson面子论的基础上效法Grice的合作原则，提出了礼貌原则。该原则包括以下六条准则：
得体准则：减少表达有损他人的观点。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多使别人得益。
慷慨准则：减少表达利己的观点。尽量少使自己得益；多让自己吃亏。
赞誉准则：减少表达对他人的贬损。尽量少贬低别人；多赞誉别人。
谦逊准则：减少对自己的表扬。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低自己。
一致准则：减少自己与别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增加双方的一致。
同情准则：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增加双方的同情。
关于Leech的礼貌原则，我国语言学者顾曰国在其论文中指出了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的不当之处，并提出了修改建议。他还总结出了与汉语语言文化有关的五条礼貌准则（顾曰国，1992）：
贬己尊人准则：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称呼准则：指人们出自礼貌，在相互称呼时仍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往往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而出自礼貌，人们的不同言语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镜又会影响到称呼的改变。
文雅准则：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是“选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
求同准则：关系到脸和面子，指说、听者在诸多方面力求和谐一致，尽量满足双方的欲望。
得、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增大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由此可以看出，顾曰国的五条礼貌准则包含了Leech礼貌原则的全部内容，而其每一条准则都是从对话双方考虑，体现了双方在交谈中的相互关系。他将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归纳为得、言、行准则，认为Leech的这两条准则只不过是从使役言语行为和承诺言语行为两个不同角度说明了同一准则。Leech的赞誉准则和一致准则其实也都是为了求得一种对话双方的和谐一致。而Leech的谦逊准则则被顾曰国归入了贬己尊人准则。
顾曰国对两种礼貌原则作出的对比固然体现了其理论的全面性和条理性，而这两种礼貌原则间的联系还可作以下补充：
1.赞誉准则包括a.少贬低别人，b.多赞誉别人。从b的角度来说，该准则与求同准则有一致性；而从a的角度来说，该准则也可归入贬己尊人准则，与谦逊准则构成贬己尊人准则的两个方面。
从中英双方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受传统价值观念影响较大，而使用英语的人比中国人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因此中国人对别人讲礼貌不仅会在对话中对别人表示尊敬，有时也对自己进行贬低，而英语的使用者在对别人表示尊敬时不会贬低自己。比如在听到赞美之词时，中国人往往先对赞美之词提出否定或怀疑，以示自谦，而英美等国人则多表示接受。因此，在中文中有以下对话：
1）贝克：小王，你对中国人的姓名很有研究，是吗？
王刚：哪里，我不是很有研究，我只是很有兴趣。
2）李华：……我一直把你看成是我最好的朋友。
田野：是吗？……‥‥
3）格林：屋里真干净！
王老师：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
格林：这儿很舒服。
王老师：你喝茶还是喝咖啡？
……
格林：这咖啡味道不错。
王老师：现在离六点还差十分钟。你在我这儿吃晚饭吧。……
对话1）中王刚的回答和对话2）中田野的“是吗”分别是对对话者话语的否定和怀疑，而对话3）中王老师的三处回答都是将话题转移到了别处，对格林提出了邀请。中国人这样做往往也是一种自谦的行为，而西方人往往会在转移话题之前对对方的称赞表示肯定或感谢。所以，在英文中人们往往会象这样说：
1）A：Umm…thismeal’sreallyverygood.
B：I’mgladyoulikeit.
2）A：Well，thatwasdelicious！Thanksverymuchindeed.Iknowthatyou
areareallygoodcook.
B：Thankyou.Wouldyoulikesomethingtodrink？Acupofcoffee？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观念也在改变。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过分的谦虚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而他们在听到他人称赞时多数不马上拒绝（见《中英（英语国家）文化习俗比较》，P150）。所以，我们应避免以下这类对话：
AForeigner：That’salovelydressyouhaveon.
AChinese：No，no，itisjustaveryordinarydress.
这种回答往往会使西方人觉得你认为他们没有鉴赏力，在西方文化里实际上是一种不礼貌的回答。
2.同情准则也可以归纳入求同准则中。根据同情准则中的细则，对话要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增加双方的同情，也就是要使对话双方和谐一致，互相满足。求同准则中包括进赞誉、一致和同情准则，而这三条准则根据中英文化的不同又会在中英文礼貌用语中有不同的体现。那么中英文化中，语言的礼貌在赞誉、一致和同情这几个方面是如何体现出求同的呢？先看下面的例子：
1）高明：我父亲七十二，我母亲六十八。
田中：他们看上去好象刚过六十。
2）玛丽：你这个房间朝北，我真是越坐越冷。
叶平：是啊，朝南就好了。
3）B：…Ihavethousandsofstampsfrommostofthecountriesintheworld.
A：Oh，that’sgreat.…
4）B：Thatsoundsnice.Andhowmucharethetickets？
A：Oh，let’snottalkaboutmoneynow.It’saninvitation.
B：Well，wecanargueaboutthatlater.…
5）A：…I’veonlybeeninthiscitytwodays，soIreallydon’tknowmywayaroundyet.
B：Oh，Iknowhowyoufeel.Wemovedhereayearago，andIstilldon’tknowwhereeverythingis.
从以上各例中不难看出，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在赞誉、一致和同情这几个方面，人们都是趋向于求同以示礼貌。
虽然两种礼貌原则有以上种种相互对应的联系，顾曰国礼貌原则中的称呼准则与文雅准则在Leech的礼貌原则中并未得到体现。如顾曰国在文中所提：“称呼准则的中国特色不在于其他文化里没有这个准则，而在于用作称呼语的词项上。”也就是说英语中的称呼也体现了人们的某种社会关系，也和人们的日常礼貌用语有关。然而，正是由于中英文中的称呼分别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是他们所表现出的人际关系也不完全一致。汉语中亲属关系的称谓，如“大伯”、“大妈”、“阿姨”、“叔叔”等不仅仅可以用来称呼家庭亲属，也可以用以称呼素不相识的人以表亲切；而英语中这一类词切不可胡乱套在陌生人身上。汉语中为了表示尊敬，会在别人的姓（名）前加上职务，如“王主任”、“张校长”、“刘老师”等等；而英语里则很少有这种用法，一般人之间仅用Mr.，Mrs.，Miss（现在也有用Ms的）加上姓，或用sir，madam。
当我们听到以下对话时，不难判断：1发生在旅行社工作人员和顾客之间，B对A的称谓显示了他们之间纯粹的生意关系；而2中我们虽可判断A、B都是生意人，但是通过他们在对话中直呼名字，以及谈到收入这个敏感话题，也不难判断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1）（Inatravelagent’s）
B：Yes，madam.
A：MynameisAnneJenkins.I’vejustreceivedmyinvoiceformytriptoMombasa.
B：Yes.Mrs.Jenkins.
A：AndI’dliketoaskaboutthetotalontheinvoice.
B：Yes.Mrs.Jenkins.
2）（Inahotel）
A：Hello，George.Thisisacoincidence！Whatareyoudoinghere？
B：I’mhereforourannualsalesconference，Peter.
A：Ofcourse，youworkforGrabbitandWrunnow.Youmustbeearningalotofmoneythesedays.
顾曰国给文雅准则下的定义是“选用雅语，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与求同原则一样，文雅原则也涉及到了“脸”和“面子”的问题。雅言和委婉语的使用都是给对方面子的行为，而秽语、直言之所以被人视为粗俗无理，都是因为说话人没有考虑到对方的面子。所以无论中文还是英文，人们说话时都会尽量选用易让人接受的，文雅的语言，如中文中请人让道时说“劳驾”、“借光”，初次见面时说“久仰”，询问姓氏时用“贵姓”等；英语中也相应地有诸如“Excuseme”，“Wouldyouplease…”，“Ifyoudon’tmind，mayI…”之类的句子，比起直接对对方提出请求要婉转礼貌得多。
在中英两种语言中，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尽量注意文雅也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尤其是当涉及到各自不同的敏感话题时。中国人往往要避开有关父母、长辈的私事，因为受封建礼仪的影响，谈论长辈的私生活是对长辈的不敬。到了春节，大人们也要叮嘱小孩逢人多说吉利话千万不要说“鬼”，这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讲究，英语中的一些宗教词语，如God，devil，heaven，hell，Christ，Jesus等只有在严肃的讲话中使用才适宜（《中英（英语国家）文化习俗比较》，P243）。不同的是，西方人有不同于中国人的敏感话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党派等。人们在日常对话中即使提到这些话题，也会十分小心谨慎地用到：“Howoldareyou，ifyoudon’tmindmyasking？”“WouldyoumindifIaskhowmuchyouearn？”“Idon’twanttobeinquisitive，butdoyoubelongtoaparty？”
当涉及到死亡、绝症、外表等话题时，人们往往会使用委婉语（《中英（英语国家）文化习俗比较》，P250）。这一点不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都是十分普遍的。大小便是人的正常生理活动，但谈到时，人们会说“我要去方便一下”，“我去上一号”，“我去洗洗手”，“I’dgototheWC”，“I’mgoingtotheladies’/gentlemen’s”，“I’mgoingtowashmyhand”等等。从以上中英表达法中不难看出，由于中国封建传统对妇女的歧视、压迫，使中英表达法在某些方面具有和性别有关的差异：中文中就没有象“gototheladies’”之类的表达法。
由此，对比Leech和顾曰国的礼貌原则，我们可以找出以下联系。在Leech礼貌原则的六条准则中，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实际上都属于得、言、行准则的内容，谦逊准则和赞誉准则a细则可划入贬己尊人准则，而赞誉准则b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又可以归入同情准则。除此之外，称呼准则与文雅准则在Leech礼貌原则中虽然并没有得到表述，但在英语的口语交际中却也是十分常见的礼貌现象。顾曰国在提出这两点时强调了他们的“中国特色”，实际上，也不妨将他们扩展到英语语言中的礼貌使用。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各国间各方面交流的增多，英汉两种文化也必将相互影响，在更多的方面更加相似或一致，从而引起人们注重交往中的礼貌，尤其是口语交际礼貌语使用的一些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英汉语言的礼貌及文化有一番认识，并关注其发展变化，以促进人们的口语交际，尤其是英汉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与有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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