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常识范例(3篇)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篇1
人们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许多都反映在民俗上，民俗蕴藏着大量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注重挖掘有关民俗的教材内容，将语文教学与民俗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可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更多的语言、礼节、历法、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使实现《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目标成为可能。古代礼俗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知识。在古代，人们见面行礼方式主要有“揖礼”和“拜礼”，“揖礼”又称“拱手礼”，分为“天揖”、“时揖”、“土揖”，属于日常之礼，礼节较轻。
“拜礼”则用于祭祀或者是非常郑重的场合，《周礼•春官•太祝》中说：“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小学语文一些课文中也写到礼仪习俗，如人教版的《孔子拜师》，“拜”是古时候常用的礼仪，课文中也出现了“行礼”这一词语，在授课时讲解这些礼仪民俗知识，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中孔子的品行，也能让学生获得礼节知识。我国古代的历法知识也大都以民俗的形式保存着。干支纪年法是现在我国农历仍然沿用的古代纪年法。它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依次组合，六十年为一个循环。一般来说，夜半12点（24点）就是子时，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依此类推有丑时、寅时的卯时。在小学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套教材中都有关于十二地支的历法知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给学生讲解这些民俗知识，那么学生将可以积累到这些民俗知识。
2民俗文化有利于在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民俗内容的篇目有很多都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好素材，如苏教版的《安塞腰鼓》、语文出版社S版的《雪顿节看赛牛》、人教版《草原》等等，这些课文展示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民俗，这些民俗文化各式各样，让人赞叹，可利用这些素材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感情。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是群众的遗风遗俗，一个社会风范和道德的产物，总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氛围相联系，积淀了人们的思想、志趣、道德规范等诸多思想元素。”小学语文教材关于民俗的文章涉及到民间故事、传说、风俗习惯、民间技艺、口语等民俗风物，这些在德育方面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
（一）教材对民俗文化渗入的限制
首先，当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过于空泛，缺乏适用内容。当前的中国民俗教材有《中国民俗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节日与民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教材除了个别版本附有多媒体教学光碟外，多数都只是书面讲解，不足以表达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力。体例也和语言教材相近，分章节介绍的形式较适用于环环相扣的层层递进式教学，而民俗文化教学，则应多以专题形式出现，才会让学生们保持新鲜感，活学易用。其次，教材中对民俗文化元素关注不够。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来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阅读教程I》（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韵味：中国文化泛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谈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是对于文化讲阳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内容很少见。作为文化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第三，教材没有体现民俗深层教学意图。当前教材全部是从拜访、礼俗、禁忌、饮食、节日、见面、送别等民俗事项入手，忽略了实际效果的反馈，忽视了内在的民俗文化知识的深层次立体介绍，难以让学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甚至让学习者对学习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内容感到索然无味。
（二）教师专业素养对民俗文化渗透的影响
教师对于民俗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很多汉语国际教育院校都将民俗文化课随便安排，几乎没有专业的民俗学教师。不少人认为民俗属于生活，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细微小事。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随便一说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课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闲聊的时候可以随意，但上课则必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民俗教学是一门严肃认真的课程，需要理论指导和框架支撑，绝非一时兴起就决定讲课内容或者心血来潮便能办讲座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方能让异域学生感受到同异质的文化，让学生对民俗文化和汉语知识更感兴趣。要时刻多了解本民族的丰富民俗文化，否则将出现被学生问倒的尴尬窘境。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师妥善处理文化冲突，也容易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渗入的民俗文化内容
（一）俗语中的民俗文化
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俗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传递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语中，能够反映民俗语义的词汇有很多，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俚语、惯用语等，能反映民俗的数不胜数。例如：“二百五”“东郭先生”“马大哈”“炒鱿鱼”“铁公鸡”“绿帽子”“黑吃黑”等。还包括问候语、祝福语、道谢语、禁忌语、委婉语等，如：“请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龙套”等。由此说明，民俗词汇的生动形象是很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向学生讲解词汇的深层民俗含义，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民俗词汇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强其语言感悟力。俗语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汉族人“结婚”时常常说“请吃糖”，这里就体现了发喜糖的风俗习惯；近邻日本人却说成“请吃馒头”；韩国人则说成“请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词汇完全不同，但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又如汉族过的“清明节”，即“二十四节气”之一，要在这几天里扫墓和踏青。其他还有“春联”“冬至”“端午”“闹新房”“做寿”等等。
（二）古典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常需要通过民俗心理、时代背景的深层挖掘才能使学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准确使用。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有精卫填海的悲壮举动，更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有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汉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动植物意象来体现人的美好品格。这一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学生相对比较好理解，例如韩国也同样喜欢以兰花来比喻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教师在讲解“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时候就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不同文化圈的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会对其产生误会。此类民俗内容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应适当加以注意。
（三）风俗习惯
中华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外国友人与中国朋友初次见面时，常会被问起年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等等个人信息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主动为没有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介绍异性，这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的范围，属于不礼貌的行为，而在中国却很正常，甚至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关心、显示亲近的方式。所以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不仅应该透彻了解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更应该多多涉猎“异域风情”，与外国民俗文化多作比较，找出共性与差别，才能较好地理解外国人的民族心理，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学生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进而了解民俗词汇，最后轻松愉快地学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三、民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民俗文化教学与渗透的常用方法
俗语对于教学中民俗文化渗透而言既是内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语的意义比较好理解，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有些则需要在课堂中有目的地介绍一些涉及俗语或民俗词语的历史名人及其事迹，以此使学生了解民俗词语或俗语的本意。可以用归类法介绍与人名有关的成语、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既生瑜、何生亮”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产生兴趣，进而去读《三国演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义词归类。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妈”“太太”“夫人”“贱内”“拙荆”等一系列汉语中表达“女性配偶”一义的词，我们可将其归为一类，通过形成要素、地域等分类标准将一些俗语归为一类，集中教学。又如谐音类的民俗，我们常常在年画中会看到蝙蝠、鱼等动物图案，分别语义“福气临门”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这四样东西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贵子”，花生又有寓意为“花插着生”即儿女双全的意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因为谐音“分离”；送别人礼物不可以送雨伞、时钟，送男士礼物尤其不可以送乌龟或者是带有乌龟图案的东西或者是绿色的帽子等。
（二）风俗习惯教学
民俗学的解释：中国婚俗为图喜庆、吉利，多为红色，加上吹吹打打声势极大，如此显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盯上新人。为了防止“脏东西”骚扰，就在井盖上铺上红纸意图平安；原本红纸上没有东西，但是一旦有风红纸即被吹开，难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红纸上摆上苹果（苹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变为红色砖头代替。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必然出现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较。而学习者的目的多样，有的真心仰慕中华文化，希望能够多学习，完全融入当今中国社会，也有的只是学汉语，将民俗文化仅作为提升汉语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至于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他们。作为引导者，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态度和选择。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际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称呼语的使用，在中国的北方，很多人习惯用亲属的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以示亲近，但外国人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反过来想，若他们真的称呼我们二叔、大伯，我们听起来也不自然。又如中国人的送礼方式。在讲解的时候应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礼和收礼。比如我们常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这三个“意思”是否一致？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让学生觉得感兴趣而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再如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上联是贴左边还是右边、春联上下联的平仄、春联内容与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着贴等等，都应提醒学生注意，逐一进行了解和掌握。
（三）从文化精神出发展开民俗文化的渗透
有的学生仅仅是为了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或者是对中医十分感兴趣，就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将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现象同本国的文化内容相对比，甚至有时要将两种文化一分高下。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对两种文化的内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师拥有一颗平常心，在学生的思想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断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中的诸多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毕竟尚未能够成为让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具体的民俗现象极富民族特色，差异让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惊异，而相同使人类得以沟通。我们习惯将差异性当作重点，常忽略同一性与相同点，这是不可取的，二者协调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礼物时，西方人习惯当面打开礼物并赞美一番，而在中国这样做会显得主人贪婪、无礼。在中国人家里吃饭时，不应把饭菜吃得精光，否则会有失礼节等等，诸如此类。
针对不同地域的施教要因人制宜。朝、韩、日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环境与中国很相似，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除了语言不通（日语尚存在很多汉字，韩语、朝鲜语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汉字词，很多词汇的发音甚至语法都和粤语很相似），待人接物的法则差别相对较小，可以使用成语、歇后语、典故等具有深层次引述作用的民俗文化概念。教师可以相应地多讲一些打招呼、做客、送礼、请客等关乎生活礼节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既是学生关心的，也是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运用的。
风俗文化常识范文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宋朝;文学雅俗观;文化成因
雅俗观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作品风貌的展现。雅俗观自形成之初便有崇雅黜俗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雅俗观也在不断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与宋朝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前者经历着大变革、大动荡，封建社会拉开帷幕，文化变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后者紧承封建鼎盛时期的盛唐，与中晚唐一道成为中古至近代的转折点。两断代在继承崇雅黜俗雅俗观的同时，也表现出“雅俗对立”与“雅不离俗”的焦点性差异。
魏晋南北朝雅俗观，一方面在文学形式上对雅俗观进行革新，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儒家“雅正”观念的“雅丽”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玄学的盛行，文人多追求高蹈爽利的精神自由，表现出睥睨世俗的“雅俗异势”的雅俗观。宋朝一方面承袭了魏晋风流，将绝妙风神的高雅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将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渗入到“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质量和内容”上[1]（P52）。宋代的雅俗观集中体现在“以俗为雅，已故为新”八字上。苏轼说“诗需有所作为，当已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东坡题跋》卷二《柳子厚诗》）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不同昭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差异。
由于文学从属于文化，魏晋南北朝到宋朝雅俗观的变奏，是与文化和鸣的。当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宋朝的社会背景做了详尽的论述，从中可以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文章分别从文学参与的主体、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文人精神三个方面来探讨两断代雅俗观差异的原因，并在论述中贯通文学创作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探究出导致雅俗观差异的从物质至精神逐步纵深的因素。
一、诗自分雅俗，所操之人不同
文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对文学风格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背景等所造就的个性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换言之，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变更对文学雅俗观的演变有着重大的作用。文人主体不同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与宋代雅俗观的差异。
就作者来说，宋朝文人的出身相比较魏晋南北朝门阀大族下移为地主阶层。南北朝时期门阀大族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的中心，他们的审美趣味决定着文化的趋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创造的团体多以家族为单位，而非像宋朝以相同创作追求的流派为单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森严，寒门知识分子在苛严的等级制度下也很少有进身仕途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民”，而这种由门阀士族统治文学的局面直到宋朝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宋代大举实施科举制度使布衣大量入仕，冲击并更新了传统文人团体。新进的地主文人在努力向传统雅正靠拢的同时，显示出对世俗的亲近：大量的俗词、俗题入诗，对世俗日常生活平等性的反观，对俗体文学小说、戏曲津津乐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古音与夏同，代表的是王都地域的音乐，随着雅、俗对立的发展，雅逐渐与代表边缘性地域的俗相区分，于是乡土之俗是士子们极力摆脱的。而至宋代，文人对乡土有着一种静谧的、冲淡的喜爱之情，在偏僻的贬谪之地也能怡然自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一面汲汲追求功名，一面又依托玄学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决口不言世俗，形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接受者看，宋朝的读者下移为市井民众。随着社会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有了飞跃。《京都梦华录》中楼馆亭台、勾栏瓦肆、青楼画阁目不暇接，反应了市井生活的丰富。有着庶民背景的文人创作团体其作品必然受市井生活的影响。此外，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接受者由单纯的贵族文人转向兼顾平民阶层，鉴于此，文人的创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关照大众审美，显示出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加之宋代统治者提倡娱乐，大兴养伎之风，文学的娱乐性倾向更加鲜明，俗文学创作在所难免。
二、雅不足以娱情，返归于俗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处于不同的文学历史发展时期，对文学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前者文学自觉和人的自觉，要求文学不再单纯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于是出现了“雅且丽”的文学雅俗观，对用字、造句、修辞、韵律上进一步锻炼，使文学精英化超越世俗。时至宋朝，诗、文的艺术成就经过唐朝的历练已近乎成熟，宋朝的文学创作面临“不能出新”、因袭拟古的危机，这激发了文人援俗入雅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认识到“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不满于受制于唐诗，更不满于宋初沿袭五代文习，宋朝文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梅欧体”细大不捐、雅俗共荣、以文为诗、革故鼎新;苏轼矫正严守的法度弊病，以意运诗，尚奇趣、反常道（《诗人玉屑》）;黄山谷以故为新，造语拗僻奇巧，奇书异闻化入雅体，“文章最忌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中兴四家”平滑轻巧、活法直寻。钱锺书先生有言：“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他，曰以不文之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裴然成章。”[2]（P29）宋朝文学正式将魏晋以来受雅文学关注已久的用字、造句、修辞、韵律、风神进行改造，并将雅文学未曾关注的世俗事物、情感引入雅的范畴。
三、诗无雅俗，归于志趣
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山谷集》）真俗二谛相互依存，真不碍俗，俗不碍真。此种辩证意识反应在文学作品上便表现出雅俗对立统一的韵味，雅、俗本不可分，只要志趣高洁，俗皆是雅。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内涵往往规定者文学的艺术风格、审美内涵，从而规定着具体的文学创作风格。换言之，文学雅俗观在创作方法上的表现归根结底是受文人士大夫精神志趣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均以潇洒的人格魅力著称，但是两者又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内涵，以宋朝为主线分述如下。
（一）出世入世的智慧――淑世情怀下的广大、多样的人格魅力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面对政治时弊焦灼又高昂，至六朝，文学作品极少关心世态民瘼，大多隐遁避世不问俗世。正如鲁迅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3]（537），佛教和动乱的世道让门阀文人们见怪不怪。在晋朝谈玄成风，也促使文人厌弃绝俗，以清谈为务。文人视角转向脱离社会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致使文章的内容趋于狭小，文人创作上的革新主要集中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谈不上与世俗的事物结合的可能，社会和个人始终对立出现。而宋朝四海宴清，文人入仕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文人参政热情高涨，于国于民有高度的责任心，关注世态人情，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心态产生强烈对比。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的淑世情怀使文学作品关怀政治的同时在，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宋代文化开放包容的魅力促使宋代文学的内容也可以容纳世间万物，俗物自然也不在话下。并且，各种事物进入作品时，受宋人囊括宇宙气魄的淘洗时，也呈现出创作主体精神的多样性和诗风的多样性，更是“雅”的革新化展现。
（二）审美意象中的情理追求――儒释道合一语境下的以理统情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追求自由，但始终偏激、决绝，难以调和现实与个人、理性与情感。文人追求一种以玄学为旨归的放逸人格，于是诗歌徒有理言没有理趣。宋朝追求高妙诗风的同时更关心现实，在人生际遇中有一种儒释道合一的睿智。六朝胸襟仅妙欠高，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放纵;宋朝胸襟即妙且高，是一种荡涤苦难后的深淳。
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自我个性的体认，宋人的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我个性的肯定，更体现在对自我深刻的反省上。宋人追求的自由是在关注现实同时保有的人格独立性，他们自信、理性、包容，区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狂放。儒家的崇高情怀加之佛道的静观达变，在道德理想中得到“寓意于物”“不留于物”的自由。宋人求道得理并非流于清谈，而是在现实中体悟哲理;宋诗内敛、理性却不乏理趣，它与开放、复杂、情感激越的唐诗相区别，表现出来的是“外枯中膏”，淡薄宁静的情感体味。宋诗中的日常事物之俗在轻描淡写中表现出韵味无穷的雅致，有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品格。
（三）乐易的机趣――独立主体意识关照下的放任畅达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爽利，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使依附于政治强权放望，也要体现出不婴世事的平淡、高雅的心态。这种率直、洒脱与逃避政治和放望互参时，显得清高却无不表现出内心的扭结。宋代文人不矫揉造作的爽利体现在面对困境不是要与之决裂而是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态冲淡之;打通日常生活之现实与精神之高妙，游心于世俗却“不为物欲所累”。
宋代政治清平，统治者提倡娱乐，加之儒释道观照下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淑世情怀总与自由、乐易相半而生。例如庆历至元v间，馆阁以“举乐”为雅集，以“携妓游”为雅趣，以“诵猥语”为雅谈，以“惑官妓”为雅兴，以“苦风疾”为雅虐。[4]（P23）这种风流逸乐并不排斥认真地对待生活、仕途。宋人往往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宠辱偕忘，保有“乐道”品质。宋人的生活是诗化的，宋人的作品也是达意之词，那些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莫不融俗物、雅物于其中。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哲学思潮、文人心态、审美理想等现实层面和审美意蕴层面。文人阶层的变更，文学接受者的下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维度对文学活动进行干预。同时，对于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和革新，是对文人创新性的考验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此外，文人精神追求以及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精神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一代作品形成区别他时代的审美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是时代政治、经济的展现，也是文化纵深层次上人的审美意识差异性的体现。同时探究雅俗观的文化成因也为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内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式。（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