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范例(3篇)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范文

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这些举措有的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有的是记载祭祀和占卜的事务，有的是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这些石刻文字比其他材料更加易于保存，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石刻文字资料也比较丰富，这些石刻上的文字称为碑刻文字。

东汉碑刻的隶书，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一类是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严谨，有放纵不羁的特点。前一类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另一种则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第二种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书写随意，字形大小参差不齐，不受规矩法度所束缚。另一类由于书写在崖壁上，因不平整的石势而分行布白，呈现自然不拘的趣味。

属于第一类平正端庄风格的碑刻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曹全碑》等等。《乙瑛碑》为众多学书者所推崇，它完美地体现了隶书的风范。在结构上利用左右开张的笔势求得了整体的平衡。平稳又不板滞，《乙瑛碑》的字有伸有缩、有俯有仰、有开有合，自然生动，而这些伸缩、俯仰、开合等等艺术特色更多的是为了相互配合，而不是作为一种夸张的手段来强调，或作为一种风格来渲染。初学者要更多地学习此碑方整的一面，而不是刻意地求动荡，求变化。

《礼器碑》也属于平正风格的典型，它与《乙瑛碑》不同，更加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笔画上具有很明显的特征，笔画粗的很粗，细的很细，方劲有力，粗细对比强化，然而又不显得突兀，整体仍十分匀称。从全篇来看，它又不是以粗笔而是以细笔为主要特色。尤其是波挑的笔势更加凸显出了粗细的对比，以及结体上的动态跳跃之势。《礼器碑》以险峻的波势有力地反衬出整体的平正，这更加富有艺术魅力。

《曹全碑》的书法表现出一种飘逸、圆润、俊秀之美。此碑的笔画纤劲而流美。此碑的结体舒展自如，笔画放纵飘逸，这便构成了《曹全碑》飘逸风格的独特个性与具体内涵，而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隶书碑帖的一个特点。

第二类是书写比较随便，似信手拈来，流露出朴拙自然的意趣的碑刻。

在丰富多彩的东汉碑刻书法中，有一种书刻在摩崖上的隶书，石面的特殊条件造成了书法特殊的效果。摩崖上的文字，一般都是就地选取较平的岩壁来书写镌刻的，有时书者必须在高低不平整的石面上，根据石面的自然状况来布白。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等。《石门颂》为摩崖石刻，它打破了一般隶书过于严格整齐的形式，将点画的伸展和结体的开放一任自然。在笔画上力求简捷圆润，线条挺劲，挥洒自然。同时，隶书中的波挑之势也有所减弱，捺画含蓄平稳，只在自由的起伏中表现横向的波势。《石门颂》以瘦劲而放纵长竖的笔画组成疏朗开放的结体，这种瘦劲的笔画在空间上显得更加扩大与延伸。特别是在包围结构中笔画连与断的处理上，它不把空间封死，多以断笔使其内外相同，使得结体显得更加疏朗。这便形成了《石门颂》豪放的艺术风格。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范文

关键词：大理古碑；整理研究；思考

1.大理碑刻历史价值与整理研究现状

1.1人类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出现了石刻文化。石刻是人类普遍使用过的一种文字载体。石刻一般都具有纪念性，其目的均是为了永久保存才专门制作。石刻文化艺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新的门类，如碑、碣、摩崖等。从而出现了各个不同时期的石刻文化，由此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经济、民族、风俗的特点。石刻文化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折射出了人类文明的光辉成就。

1.2云南石刻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相对集中于一些地方，由此也可以反映出云南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1]。石刻文献又可称之为碑。碑的原意是指无文字的竖石，后来，凡刻有文字的石头皆可称碑，这大约是汉以后的事。如今，除刻帖之外，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包括碣、墓志、塔铭等皆称碑。当然，原来狭义所指的碑（家墓之碑等）及刻石也包括在内。石刻文献是珍贵古代文字记录。古代云南碑刻较多，经1981-1985年全省文物普查核实，现存古代碑刻约有2000余通（处），且内容涉及到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关系、民俗等各个方面。从这些碑刻文化中可以窥视云南历史发展的轨迹，是考史、证经和书法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1.3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碑石刻虽数量不多，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关系、历史人物以及宗教、官制、纪年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南诏大理国时期石刻在云南石刻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近年来除了修复前人搜集到的碑刻拓片外，大理州的文物部门、高校图书馆及有关单位对全州11个县市的所有古碑石刻作了系统与专题的调查，各文物、高校单位还有目的、有计划的作了重点搜集，经过多年的调查、拓印、筛选、抄录、校勘，搜集到大量的碑刻资料，其中有：《大理国段氏三十七部会盟碑》、《段政兴资发愿文》、《祠记山花・咏苍洱境》、《石宝山记》、《洱河祠碑记》、《董氏本音图略序》、《大理喜洲弘圭山赵氏基土铭》、《高兴兰若篆烛碑》、《高姬墓铭碑》。等等，这些大量碑刻资料的搜集大大地弥补了白族史料的严重短缺，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史料。除了系统地搜集整理外，有关部门和个人还出版了《大理古碑研究》、《南诏德化碑注释》、《元世祖平云南碑注释》、《山花碑注释》、《山花一韵碑注释》、《大理白族古代碑刻和墓志选辑》、《大理金石录》等专辑，其中《大理金石录》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为研究南诏大理国石刻古碑提供了重要参考。

2.大理地区古碑石刻研究整理中应亟待解决的问题

2.1搜集整理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是关系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事。大理地区古代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研究，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机构和专业队伍。从目前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现状来看，文物部门、博物馆、图书馆、专业学会，对挖掘、保护、整理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十分重视，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各个部门、各个专业人员中间没有一个相应的机构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和协调对白族古籍的系统搜集整理。缺乏统一规划与机构，现阶段对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的源流、普查等方面的问题，各部门心中还不明确，仍处于各自为阵的被动局面。

2.2专业人才是大理古碑石刻文化研究整理的基础。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的专业人员的培养，是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研究开发的重要保证。从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的人才队伍来看，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专业队伍的素质、人才的培训更是无从谈起。作为大理州来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联合地方高校、图书馆、博物馆、非政府的民间学术团体机构，设立一个专门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机构来统一、协调全州各部门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并且对热心于这项事业的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地进修、培训，使这项工作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大理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事业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发展，大理州政府成立了“白族学学会”、民间成立了“南诏学学会”，大理学院的有识之士经过努力，终于把“大理文化研究基地”落户于大理学院的民族文化研究所。为大理历史文化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3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是古籍文献整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古籍搜集整理不能仅局限于现有的文史哲方面。白族碑刻文物涉及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方方面面，学科范围较广。从目前大理地区整理的状况来看，大多数局限于文学、艺术、族谱、金石、历史类目，对古碑石刻文化的搜集整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古碑石刻文化、古建筑、佛教道教庙宇、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历史文化名人保护抢救等方面，有的虽然在各系统中作了小范围的搜集整理，但其学科涉及面还不广，无法形成体系。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保护等形式严峻，急需早做规划。

2.4搜集整理后的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应该编制出一套完整的书目供研究人员及有关部门检索利用。编制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目录是关系到搜集整理后的文献资料藏与用的关系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出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的作用，这样才是搜集的目的。应充分调动图书馆、档案馆的力量，将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各种大理地区古碑石刻文化搜集整理、按文献管理和科学整理方法编制书目，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大理地区碑刻文化搜集整理的作用。

3.大理古碑研究整理的思考

古碑石刻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历史发展的见证。因此，碑刻文字有意无意间所展示出的诸多不见于史书的珍贵资料，有补史乘之缺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很多碑刻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载的，内容涉及历代的历史事件、民族关系、历史人物以及宗教、官制、纪年、民俗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古碑石刻中有所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罕见史料。毫无疑问，这些资料是其他类型史料根本无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之不足。

3.1大理是历史上南诏（唐代）、大理国（宋代）的首都，是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至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以苍洱大地为核心建立起了南诏大理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由于自然的原因，更出于人为的毁坏，目前，有关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民族风情的文献资料十分阙如，文物古迹保护情况也不容乐观。人们对南诏、大理国的研究热情与关注却与日俱增，迷雾重重的南诏、大理国文明正在等待我们去破解。古碑石刻研究整理，对大理地区民族历史变迁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可填补文献的不足。1993年出版的《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大理地区及其有关的金石资料,上起古代下迄民国时期,包括钟鼎、砖瓦铭文,以及官印、造像、经憧、摩崖、石窟题记等各种拓片。该书为研究大理地区石刻古碑研究提供重要条件。随着文物石刻古碑的不断出土，新的石刻古碑研究又摆到了桌面。搜集整理新的石刻古碑，是对《大理丛书・金石篇》最好补充。《大理丛书・金石篇》在整理出版时，相继又有一些石刻古碑被发现或没有被收录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为损毁，大理地区石刻古碑搜集、研究、整理、保护就更为紧迫。

3.2石刻古碑是历史文化的见证，对古碑进行抢救保护性整理，是我们这代从事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的年轻人应继承的事业，云南省内原来许多对大理古碑石刻有研究和有造诣的人，许多人年事以高，有的人以不再人世，要传承他们的学术造诣，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保护性的抢救。保存延续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要做好石刻古碑的保护工作，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整合地方资源，加强地方政府、专业学会、博物馆、图书馆协作，加强领导，密切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做好石刻古碑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服务。

3.3大理，山光水色优美宜人，历史文化丰厚，是人杰地灵的文献名邦。这里，唐宋时期曾为祖国西南南诏、大理国民族地方政权五百多年的古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南诏文化和大理文化。由于地理区位和历史地位，大理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与文物，铭碑石刻是其中重要部分。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丰富多彩，南诏大理国时期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多元文化时期。石刻文化也具有多元性、交融性以及民族间的宽和兼容的文化心态、文化气度。是大理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份宝贵财富。尤其是遗存在白族地区的古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当我们拂去它岁月的尘埃，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将看到历史上那一幕幕精彩的瞬间。

南诏德化碑:

在云南大理古城之南约7公里处，有一座仿古建筑的两层碑亭，碑亭内保护着一块云南省现存最大的唐碑―――南诏（唐代大理地方政权）德化碑。此碑和太和城一起，为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诏德化碑高4米，宽2.4米，厚0．6米，青石质，碑额已佚。碑立于赞普钟十五年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是南诏王阁罗凤被迫叛唐投吐蕃以后，为说明“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表达南诏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南诏为此“收（唐朝）亡将士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希望日后能得到唐朝的谅解。碑文内容丰富，叙述南诏初期历史及其唐王朝的友好关系，并详及天宝战争的起因和经过，文章婉转动人，词藻华丽，书法遒劲。传为南诏清平官郑回撰文，唐御史杜光庭书。碑文系汉文骈体散文，楷书。碑阳刻正文40行共3800余字，今仅存312字可读。碑阴详列南诏官员职衔和姓名，41行，约3000余字，现仅存556字，正书。此碑埋没地下近千年，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金石家王昶发现，由于风雨剥蚀，仅存800余字。

德化碑歌颂南诏王阁逻凤文治武功的业绩和记载天宝战争（唐王朝和大理的战争）的起因：开列了引起这次战争的导火线―――云南太守张虔陀欺压、挑拨和诬告南诏的罪状……在这次战争中，南诏虽获大胜，但南诏王阁逻凤想到的是“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遂收亡将等尸，亲而葬之，以存旧恩。”《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阁逻凤的话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这就是其立碑的目的。希望“怨终”仍归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赤子之心如托碑间。这一愿望，在贞元十年（794年），终于实现了。德化碑是一块象征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平昌盛的丰碑。

碑文还记载了南诏的政治、军事、农业、水利、物产等社会情况，叙述了南诏与唐朝、南诏与吐蕃的关系，为研究云南和地方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对贞元十年（794）的“苍山会盟”南唐复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碑之碑文写得流畅典雅，有情有理，委婉动听，说服力强；书法流利挺拔，秀逸可爱，有晋人笔意兼具李北海遗风。特别是碑阴的职官题名，说明南诏早期设官，多采用官朝官制，兼袭吐蕃设官。与《樊书》、《新唐书・百官制》所载南诏官制基本相合，但史书所载亦有缺遗，如碑阴职官中的告身，为吐蕃的官制，其中大颇弥和小颇弥为史书所无，因此碑阴的职官题名，可史书的遗漏。王昶、陈寿祺、方国瑜均写有《跋文》。

南诏德化碑以其丰富翔实的内容，高超的艺术技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有祖孙三代接连研究德化碑的世家，法国学者沙畹译此碑为法文，并为草跋。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在曲靖市第一中学新建碑亭内。此碑亦称《石城会盟碑》。三十七部主要分布在滇南、滇东及贵州普安、普定。四川的西昌会理等。公元929―937年，段思平攻占大理，灭杨干贞，建立大理国地方政权，其成功实借助于东方三十七部的力量，“故于初年，即加恩三十七部蛮，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三十七部的头目都成为世袭官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日后各领主间发生矛盾，部落起义和大理国镇压起义的事件不断发生。此碑记载大理国明政三年（971）国主段素顺派遣布燮段子曜率军讨伐东方几个反叛的部落后，在石城（今曲靖麒麟区）会盟立誓，并颁职赏的事实。大理国此次平叛活动不见于历史记载，可补史书之缺遗。碑文下段所列职官名称则可证史。如“布燮”、“督爽”、“陀西”、“礼乐爽”等多见于《蛮书》，由此可见大理国设官多本南诏。此碑行楷犬字，笔力遒劲。字经寸余，亦有李北海神韵，叶昌炽在跋语中称：“精采飞动”。

此碑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是大理国时代的遗物，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曲靖市北出土。今曲靖一中碑亭内，与爨宝子碑并列,保存完好。碑面较小，碑高1.25米，宽0.58米，厚0.61米，分上下两段。碑顶有道光二十九年喻怀信记；碑上段为正文，11行，每行13字，左行，正书；碑的下段是官衔题名，8行，皆人名，行书。此碑行款特殊，正文直行。从左至右，才能读通；上下题记、题名，又需从右至左，才合顺序。

全碑共403字，书体行楷，书法敦厚劲，历代的书法家对之评价甚高。对研究大理国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平云南碑:

云南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是著名的三月街，在这百代老街的旷坝上，耸立着一块巍峨丰碑，在苍烟落照中显得分外伟岸，这就是有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

此碑立于巨硕的石龟背上，碑通高约4．5米，宽1．65米，碑石分上下两节，中有石条挡护，边有石框镶砌，碑额为大理石，雕二戏珠，额篆“世祖皇帝平云南碑”。行文50行，上石30行，每行20字，下石28行，每行25字，共1300字。因岁月摩娑，可辨者951字泐损者74字。1966年又毁损195字。

碑立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撰文者是翰林程文海。元成宗铁木耳时，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最高行政长官)也速答儿议立此碑，歌颂元朝开国皇帝世祖忽必烈讨云南，一统南滇的圣德神功。

云南历史上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南诏之后，大理国兴，虽与宋王朝保持君臣关系，但地处边疆，宋室势力鞭长莫及，大理国实为地方割据政权。段氏大理国传有22世共315年，此间宋室不向大理派官、派兵、派款，政由段氏出，这一局面到忽必烈亲征讨平云南才告结束，云南自此归入中央王朝的区划与辖治，因而忽必烈是一个对祖国统一大有建树的杰出人物。

忽必烈灭南宋王朝的战略可称旷古未有。其行军用兵路线是从宁夏入甘肃，翻越六盘山，由甘肃入四川松潘，然后兵分三路入滇。忽必烈亲统中路大军，跨革囊，渡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从丽江直逼洱海，一举荡灭大理国。行经之地，纵横万里，多属不毛，天堑布途，非天才大略者不敢为。扫平云南后，元军分兵由四川、湖北、广西几路进逼南宋京都杭州，形成长达数万里的大迂回包围圈，从而一举灭宋。这一战略的艰险与成功，证明忽必烈是一位胆识过人的统帅。

碑文歌颂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赫赫功勋，对他平定云南采取的许多政策、策略多有表述。其载：公元1252年，世祖率兵10万人甘肃，下四川，乘革囊渡金沙江而击大理。此前，元曾派使臣人大理招降段氏，道阻而还。11月，从丽江又“再使招之，至其(大理)国遇害”。于是，世祖统兵“薄其都城”。世祖为取信于民，沿途“禁杀掠焚庐舍”，三遣使臣入大理招降，“三返弗听，下令攻之”，城破，大理国主段兴智逃遁鄯阐(今昆明)，宰相高太样被元军追杀于姚州。世祖用当地人士杨公“招复散亡之民，各安其业”。公元1254年春，世祖回北方，“留大将兀良合台经略之”，是年秋，“拔都阐，得兴智以献，释不杀。”段兴智“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元宪宗赐兴智“摩诃罗嵯”(王)称号，令其回云南“同辑大理”。大理国灭后，元军父“平乌蛮部落三十七……诸蛮相继纳款，云南平”。元灭南末后，在云南建立中书行省，以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置路、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将云南有力地控制在中央政权之下，从此，云南正式成立省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大理国割据30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赛典赤把行省治所迁到昆明，大理作为云南政治中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日来读此碑，回首数百年前世祖忽必烈的业绩，令人不得不喟叹其功盖千秋，恩被百代，而歌颂其功绩的《世祖皇帝平云南碑》，无疑是一块见证历史的丰碑。可订正《元史》等书记载之误。

此碑以正楷大字书丹，劲瘦工严，有欧柳遗风。想此为颂主丰碑，记经国大事，非海内高手不可落笔。而《书史会要》一书也称其“矩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此碑是云南元碑中的精品，面洱海而屏苍山，亦颇有碑中帝王之姿。碑历元、明、清三代至今已700多年，一直保存在原地。1965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碑南侧立高1米，宽0.65米的大理石说明碑。

综上所述特别是所标列举隅的三通唐、宋、元三块名碑，说明云南大理虽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但在文化上与中原南北相通。历代内地的一些文人学士，如唐代的闾丘均、郑回、杜光庭、袁滋，宋代的进武军进士口口口；元代的程文海等在云南都有他们撰文或书丹的碑刻留存下来。至于这些碑刻的体制及艺术装饰，唐宋碑座多仰覆莲花座或束腰须弥座，以后其座多为圆雕龟跌，俗称“”；碑刻一般为回圆形，浮雕蟠龙或花纹，有的还刻有佛像。到元代以后，云南碑刻体制已不拘一格，呈现多种形式，在体形内容、雕饰方面，已无什么章法可循,随着时展，艺术风格在创作上更趋自由了。历代碑刻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许多石刻文化已成为地方的古代文化代表，成为旅游观光的重要景点。许多碑刻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史料，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碑刻文物资源，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为丰富大理文化内涵，为人们了解大理石刻代碑刻文化的学术意义与历史价值，对古碑石刻，文物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清理，先由专家评审鉴定，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抢救、修复或加固处理，不仅要保护石刻古碑本身，更要保护原址，就地保护才有意义。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反映古迹原貌，更能展示给后人，起到文化传承和历史教育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寿川.云南特色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

[2]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文化厅编撰.云南省志（卷62）文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3.

[3]周祜.大理古碑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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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琳主编。新编大理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

[6]余嘉华主编.云南风物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74版.

[7]何金龙，南诏、大理：苍山洱海间的文明。中国文化遗产，2008(6).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范文篇3

【关键词】特指性北碑学阁（刻）帖学

清代书法碑学兴盛，大有“乘帖学之微，入篡大统”之势。在理论上，阮元首倡《北碑南帖论》开碑学先锋，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确定了碑学的理论框架，而碑学理论集大成者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使碑学获得“正统”地位。在碑学兴起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碑学与帖学的争论，但是，在诸多关于碑、帖学的论著中对碑学、帖学含义的界定模糊，概念的使用混乱。

一、碑学、帖学概念运用的历史与现状

在碑学与帖学的争论中，不管是碑学派、帖学派还是中立派，在对碑学、帖学概念的运用上各自常以时间界限、形式载体和风格特征等方式加以演变与延伸，这样使各自所指的“碑学”与“帖学”都有不同的特指性，所以经常出现名相同而意相左的情况。

（一）碑学概念运用的历史与现状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尊碑》篇中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①在这里，作者将唐碑排除在外，同时也不包含秦汉碑刻。另外，又在时间与地域上加以限定，指“南北朝碑刻”，即“北碑”。

现代高等书法教育先驱之一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篆、隶分别单列，但在“碑学”一节加上副题后专门说明“通常谈碑学，是包括秦篆、汉隶在内的”。②在书体和时间上加以确定指“北碑加篆隶”。

文字训诂学家、书法家及评论家马宗霍在《书林藻鉴》卷第十二综述中说：“嘉道以还，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③马宗霍把唐碑与秦汉篆、隶书一并纳入其中，所指的碑学应是“北碑、唐碑与秦汉篆、隶书”。

（二）帖学概念运用的历史与现状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尊碑》篇首句即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④指晋人之书迹（墨迹、真迹）。同时，康有为接着又说：“故曰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⑤又如章太炎在《论碑版法帖》中说：“法帖自《淳化》以后，虽转经传刻，其失真犹未若是甚也。”⑥他们指的是北宋《淳化阁帖》之后的阁帖或刻帖。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将“帖学”一节标明“以晋唐行草小楷为主”的副题，⑦表明沙孟海的“帖学”是指晋唐以来的行草、小楷。

从以上分析情况来看，对碑学、帖学概念的运用是不统一的。众说的“碑学”与“帖学”指向性都不一样，缺少共同“语言”，此为其一；其二，在以上具体的运用中，任何一种特定的含义都具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范围的区域性，但它是局部的、狭义的，都无法涵盖广义碑学与帖学的整体概念。

二、关于碑与帖的本义

碑学、帖学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问题的关键在于“碑”与“帖”含义太大，又有各自不同的指向性，同时又相互交织，显得复杂。要准确地探讨碑学、帖学之间的关系，界定它们的含义，笔者认为有必要理清其本体，即碑与帖的本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

关于碑与帖的本义。碑帖的本义是指作品的存在方式。唐代杜甫有诗云：“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恨失真。”他将枣木传刻与原石本这两种作品的存在方式进行比较之后，称原石本为碑。

沙孟海在《碑与帖》中说，“碑，最初在庙里是扎放牲口的石头，在墓上是安卸棺材的石头，……最后凡是刻字的石头都叫碑。”又说：“帖，本来是指帛书，后来扩大范围泛指一般笔札，包括书信及其他小件帛书和纸书……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⑧

另外，中国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启功把书法的存在类型划分为法书墨迹和碑帖两大类，他说：“法书墨迹和碑帖的区别何在？法书这个称呼，是前代对于有名的好字迹而言。墨迹是统指直接书写（包括双钩、临、摹等）的笔迹，有些写的并不完全好而由于其他条件被保存的。以上算一类。碑帖是指石刻和它们的拓本。”⑨在此基础上又对碑帖加以区分：“‘碑’和‘帖’这两个‘词’，是书法范围中常见的两项内容：碑是刊刻名山、庙宇沿革以及名贤、显宦的事迹；帖是一些著名文人、书家给朋友的书札甚至便条，后人为了欣赏他们的笔迹，把它刻在石上以广流传，所以碑的名称是指石材，帖的名称是指纸张。由于后人为了保存，常常把碑、帖的拓本裱成卷、册，以便于展观和临习，又统称之为‘帖’，这是碑、帖原名之外的第三种名称了。”⑩

为了能更准确地了解碑、帖的含义，我们可以看《汉语大字典》对碑、帖含义的训释：

碑：《说文》：“碑，竖石也。从石卑声。”bēi《广韵》彼为切，平支帮。支部。（1）竖石。①古时竖在宫门前测日影的石头。②竖立在宗庙庭院内拴牲畜（牛、羊、猪）的石头。③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的木柱，后用石。（2）刻有文字或图案，竖石以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石头。如墓碑、神道碑、界碑、里程碑、纪念碑。

帖：《说文》：“帖，帛书署也。从巾，占声。”（一）tiè《广韵》他协切，入帖透。

1.写在帛上的书签称“帖”。见《说文·巾部》。

2.铭功纪事的石刻称“碑”，书疏称“帖”。如晋王羲之《姨母帖》《兰亭帖》。又指石刻、木刻的拓本，书画的摹临范本。如字帖。

3.联语；对联。明文震亨《长物志·室庐》：“两旁用板为春帖，必随意取唐联佳者刻于上。”?通过《汉语大字典》对碑、帖含义的训释以及启功等人以上论述的情况，关于“碑”与“帖在书法领域里的概念，我们基本可以界定出它们的范畴与含义：

碑：1.指凡是刻有文字的石头（包括碑的拓本）。

2.指石材（与纸张相对）。

帖：1.指墨迹或真迹。即启功先生说的法书墨迹（包括双钩本、临本、摹本等）。如陆机《平复帖》、王峋《伯远帖》、坡《寒食帖》、神龙本《兰亭叙》等。此外还包括朱书、墨书，如朱书陶瓶，以及一些写而未刻的墓志、墓砖，如吐鲁番出土的《中兵参军辛氏墓表》等。

2.阁（刻）帖、北宋《淳化阁帖》之后的官、私刻帖，即沙孟海先生所说的“五代以后公私汇编历代名家书迹摹勒上石，以广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为帖”，在书法史上称阁帖或刻帖。如北宋《淳化阁帖》、宋代《大观帖》、清代《三希堂法帖》及私刻的米芾《宝晋斋法帖》、文征明《停云馆帖》等。

3.字帖指碑石以外可以作为书法临摹与学习的范本。

4.指纸张（与石材相对）。

三、关于碑学与帖学的含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界定出碑与帖的范畴与含义，进一步延伸为碑学与帖学之后，都具有广义与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碑学亦称“碑版学”，是研究考订碑刻起源、体制及新旧异同等学问。狭义的碑学，指清代阮元、包世臣提倡北碑后，学书崇尚碑刻风气大盛，遂有北派碑学、南派帖学之分。同样，广义的帖学指崇尚魏晋以下，如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等书风体系的学派，以区别于碑学。狭义的帖学指研究考订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字迹真伪的一种学问，指向性是刻帖。

四、康有为碑学、帖学概念的特指性

在清代兴起的碑学理论中追根溯源，自阮元与包世臣提倡北碑后，学书崇尚碑刻风气大盛。但是阮元只是在碑、帖的风格特征上进行了大体的区分。如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同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也只是确定了碑学书风的理论框架，只有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里才明确提出了“碑学”与“帖学”的概念。虽然他在概念上用法也比较混乱，但综观全篇，我们还是基本可以得出其概念。

（一）康有为尊碑抑帖的矛头并非是指向广义的帖学，即王羲之等书风体系，反而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推崇有加。他在《广艺舟双楫》（宗南第九）中说：“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盖隶、楷之新变，分、草之初发，适当其会；加以崇尚清虚，雅工笔札，故冠绝后古，无与抗行。”?

（二）康有为在论述尊碑的原因时明确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广义的帖学书风原迹流传至清代已凤毛麟角；二是宋代《淳化阁帖》之后的刻帖经反复传刻至清代已面目全非。《广艺舟双楫·尊碑》篇：“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

（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尊碑》篇中接着又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显而易见，其所批判的是“阁（刻）帖”，所推崇的是不包括唐碑的“南北朝碑”，即简称“北碑”。

如此以来，我们可以把清代康有为所提倡的“碑学”，实际上有时间的前提，就是研究考订南北朝碑刻起源、体制及新旧异同等学问，简称为“北碑学”。而其所批判的“帖学”，实际上是指崇尚魏晋以下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等书风体系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载体——北宋以来的“阁（刻）帖学”。

五、北碑学、阁（刻）帖学范围界定的合理性

自清代碑学兴起以后，其间争论不断，而许多的争论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的。将清代兴起的碑学、帖学笼统概念落实到具体的“北碑学”与“阁（刻）帖学”，可以抓住争论核心问题的实质，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可以说，康氏对帖学“二王”宗师是怀有虔诚之心的，其所批判的是唐宋而下的《阁帖》。既然碑学提倡者批评的对象是“阁（刻）帖”，那就不是否认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可以免去广义“帖学派”对碑学的种种批判。

当然，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碑学与帖学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碑学派书风追求的是质朴之美、刚健之美和雄强豪放之美；帖学派书风追求的是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和妍媚之美。笔者以为，今天的书法学习者应汲取各方面营养，兼顾吸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并使之发扬光大。

注释：

①④⑤????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56，754，755，630，804，755，756.

②⑦⑧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M].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52，44，515，517.

③马宗霍.书林藻鉴[M].文物出版社，1984：193.

⑥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C].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71.

⑨⑩启功.启功书法丛论[M].文物出版社，2003：2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