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6篇)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1
论文关键词:汉文帝;法律思想;肉刑;依法治国;改革
一、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汉文帝,名恒(前202—前157年),是汉高祖的第四个儿子,在位二十三年[1]。他是历史上最厚民宽仁的皇帝。汉文帝简朴,宽厚,大度,这样的君王在封建王朝中是仅此一家的。他在位期间的一系列措施,使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大汉王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汉朝从国家初定逐步走向繁荣昌盛,这些措施体现了汉文帝独特的法律思想。
1.减轻刑罚
首先,进一步废除了肉刑等一些严刑苛法,并规定了徒刑的刑期。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令“除肉刑”(《汉书·文帝纪》),即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2]。还将秦法规定的: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终身服劳役的规定,改为根据犯罪情节轻重,改为有期限的刑罚;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
其次,废除收孥相坐律。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孥相坐律”。文帝即位前,这些法律都被保留下来了。文帝二年(前178)制诏丞相、太尉、御史,要求讨论废除收孥①相坐律,虽然遇到了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强大阻力[3]。但文帝还是于前179年颁“尽除收孥相坐律令”[1]。
汉文帝还是封建帝王中唯一的一个废除肉刑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在前元十三年五月颁布的“除肉刑法”之诏,就体现了文帝不株连无辜、不摧残肉体的人道精神。结果使万民感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结果府库充盈,汉朝的政权得到了巩固。
此外,汉文帝的法律思想中针对刑罚的苛酷而废除肉刑,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其内容是将沿用秦代的墨刑、劓刑和剕刑改为笞刑,为从奴隶社会的五刑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奠定了基础。
再次,废除诽谤妖言之罪。汉文帝还鼓励人们向朝廷提意见,即使咒骂皇帝也不加治罪。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皇帝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早在我国夏、商、周三代,“诽谤”一词,原是个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然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天下后,听从丞相李斯的上书增加了诽谤罪。秦法,犯诽谤罪者,在斩首之前,还要先割掉舌头。“诽谤”二字,也就从此成了贬义词。
汉承秦制,汉王朝建国伊始,诸事草创,基本上都是模仿秦代朝廷制度。相国萧何将秦法稍加删节,就成为汉法,所以秦代若干严刑峻法,包括诽谤罪,在汉初都保留进汉法了。汉文帝为了听到治理国家的不同声音,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下了一道取消诽谤罪的诏书[6]。
第四,还废除了其他苛法及陋俗。例如,前元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即除去擅征捕之苛法。
2.与民休息
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赋税是田租。田租是政府对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土地税。据史载,高帝时,田租的征收是十五税一[4]。汉文帝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实开三十税一之先河。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前元元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各郡国的岁贡,等于间接减轻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
前元二年九月,再下重农之诏,并以“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的办法以劝农(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其中在文帝前元十三年六月,又下重农之诏,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并颁“除田之租税”的诏令,即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2]。免收全年田地的租税,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除赋税外,西汉的徭役也非常繁重。据史载,西汉的人民,凡年二十三以上,五十六以下者,每年须提供一个月的无偿劳动,三天的戍边兵役。凡不服徭役者,则课以免役税[4]。后来,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前元十三年,颁布“除戍卒令”,等于取消劳动人民的戍边之役。客观上减轻了劳动者的经济负担。
汉文帝的这些措施,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汉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十二年,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并实行金融自由主义政策,低税收,少干预,自由开放,依法治国。
还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的单一经济经营户,正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薑韮”的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其中无疑包括文帝时期。
至于“千亩漆”的经营者的兴起,无疑是漆器制造业兴起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推动漆器制造的发展。上述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装饰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漆器制造业的发达水平。
西汉前期新产生的大冶铁业主,则更是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的直接产物。如吴王刘濞,就是在文帝时期“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邓通,亦于文帝时“铸钱财过王者”,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
3.后宫改嫁
这是汉文帝在婚姻制度方面的改革。文帝生活极为简朴,他在位期间,宫室、园林、服饰和御用器具没有什么增加,他穿粗糙丝绸的衣服,宠妃的衣服也不许拖地;他节俭敦朴,严于律己,在封建帝王中是做得比较好的。在位期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很少增添。有一次他想修筑一座露台,一算需花费黄金100斤,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就作罢了。
他反对厚葬,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的旁边,称做灞陵。修筑时顺着山陵形势挖掘洞穴,不再加高,陪葬品全用陶器,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他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
汉文帝死于公元前157年,死前告诫太子不要禁止百姓娶妻,祭祀,饮酒,不要万民哭。可见文帝的贤明。不怪史学家评价“功莫大于高祖,德莫厚于汉文”。
4.实行依法治国
汉文帝是依法治国的榜样,即使是皇帝也不敢把君主个人意志加于法律之上。《汉书》记载:一次,汉文帝马队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惊了汉文帝的马,被抓,交给法官张释之处理。张释之依律,判此人罚款。汉文帝很生气,说这人惊了我的马,还算这马温和,不然不伤了我吗?你怎么只是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要加重处罚,就不能取信于民。文帝思考后说,法官说得对。汉文帝想加重处罚,但最后不得不依法办事,这就是依法治国的表现。这些法律思想和措施,使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期间,出现了一个大盛世,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二、汉文帝法律思想的历史背景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不是先天赋予的,也不是他个人的爱憎好恶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众所周知,秦的苛法与暴政,是导致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秦末农民起义,就以“诛暴秦,伐无道”为号召,可见秦法与暴政是当时劳动人民所反对的核心问题。刘邦入关后之所以立即与关中父老相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正是顺应当时关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心态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刘邦的这一作法只是临时性措施,他并没有来得及“悉除去秦法”,同时也无条件在推行这一措施,故秦的苛法如故,据史书记载:到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正月,高后还在说:“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更明显地证明从汉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5]。
三、汉文帝法律思想的根源
实际上,汉文帝的一生都在切切实实地为铲除亡秦暴政而努力为之;也在不声不响地为清除诸吕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不懈奋斗;还在为维护与巩固刘邦开创的政治基业而煞费苦心,更在为不断实行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租税徭役负担和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各种措施。正是通过他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踏踏实实地奠定了西汉前期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开创了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的良好基地,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局面,为景、武二帝时期准备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也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勤政爱民的典范。
注释:
①孥,既奴。收孥,西汉时就是籍没某些重大罪犯的父母、妻子及兄弟姐妹为官奴婢。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卷10[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9-433.
[2]林剑鸣.秦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0-272.
[3]徐世虹.中国法制通史[M]: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92
[4]翦伯赞.秦汉史:第2版[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9-204.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私学古代私学发展
一、先秦私学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教育制度的大变革时代,它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私学兴起的时代。这次私学兴起于春秋中叶,繁荣于春秋与战国之间,鼎盛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归于衰落。官学衰败是此次私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另外,社会经济繁荣和政治多元化也为私学发展创造了条件。出于争霸称雄的需要,春秋诸侯竞相招贤纳士,人们竞相为士,私学即应运而兴。春秋末私学主要有:郑国人邓析“学讼”私学,鲁国孔丘儒家私学,与孔丘齐名的有残疾人王骀和少正卯私学。
二、秦汉私学
秦代政策坚持巩固统一和加强法制两个基本原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主张,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禁私学事件,堵截了文化传播的途径;秦代专门制定了挟书律,禁止人们挟带、收藏《诗》、《书》等书籍,毁灭死的文化载体;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将儒生460余人坑杀于咸阳之西,毁灭活的文化载体。秦时,私学普遍遭禁止,“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汉初由于朝代更替,无形中解除了秦代对私学的禁令;汉初的黄老政治放松了对文化教育的限制,其表现之一是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了挟书律,为汉初文化的繁荣与教育的发展扫除了人为的障碍。汉初政府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官学尚未创立,私学实际上担负起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发展学术的责任。于是私学便蓬勃地发展起来。汉初私学继先秦百家争鸣之遗风而再度兴盛。首先,是儒学得到恢复和传播;其次,是黄老之学学习者和传授者甚众。
三、魏晋南北朝的私学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阶段。在这种长期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魏晋南北朝的官学难以担负起教育发展的社会任务,它也不再能够成为社会的教育中心。与汉代相比,这一时期教育的中心已由官学向私学转移,而私学担负了教育发展的主要社会责任,从而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又一次“学在四夷”的私学繁荣局面。
魏晋南北朝私学的主要特点有:(1)多元化。从教育内容看有儒家、道家、佛教、科技、史学、艺术等私学。(2)兼容性。有的私学大师或既是儒者又是佛家或道家,更或兼为史学家。(3)灵活性。因其受政府控制较小,其办学自由度比官学更大,其办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均较灵活。
四、隋唐私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鼎盛期。尤其是当国家发生政治动荡、战争变化时,官学常常受累而不兴,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履行教化等职能,往往有赖私学。
隋唐私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科举允许社会普通人士通同赴考,大大刺激了社会的办学积极性。另外,政府出于推崇儒学和教化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办学采取支持、鼓励的政策,为私学兴办提供了政策条件,如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诏“许百姓任立私学”。
隋唐书院大体可分为属于启蒙性质的村学,由一般家庭的父母和亲属长辈给予子弟发蒙的家学,隐居读书士人开办的书院及学问广博,造诣精神的学者设学开讲的学者授徒四种形式,以上4种形式的私学在不同层次,从不同方面发挥着教育的作用。隋唐私学具有随和性、灵活性、散在性和流动性的特点。教学内容上具有丰富性,教学形式不拘一格,私学内部管理松散,私学的招生没有身份等级的限制。不过隋唐私学表现出遵循国家文教政策的特点,如唐太宗时颁布的《五经正义》,唐玄宗颁布的《孝经》,唐文宗颁布的《开成石经》等从道德规范和教学内容上影响和控制了私学,另通过科举考试,尤其控制了私学。
五、宋代私学
宋代私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尤其是蒙学遍布城乡。宋代私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有:(1)宋结束了五代以来的战乱与割据局面,社会稳定,经济恢复,中小地主数量增加,自耕农的生活情况有所改善,教育的对象进一步扩大。(2)宋初政府致力于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无心顾及学校教育,虽设官学,而规模有限,一般士人无求学之所。(3)宋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明态度,只要私学遵守国家政策,不违背伦理纲常,就允许其存在和自由发展。(4)私学比官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其具有灵活性,分布广,入学方便等优点。
宋代书院的繁荣是其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书院是高级私学,是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它产生于唐代,发展于五代,兴盛于宋代。宋代统治者出于对人才的需要和宣传儒家思想的需要,对书院的发展加以鼓励。北宋的几个大书院,都得到过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宋代书院日益发达。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书院,是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
宋初是书院发展兴盛时期,但未能一直持续下去,至庆历兴学,令州皆立学,有部分地方书院转属官学,官学的经济条件优越,士人为切身利益,转向官学,于是书院便衰落下来,但书院讲学并未停止。以程颢的明道书院和程颐的伊皋书院,对后世颇有影响。
六、辽金元私学
辽代在政治上实行“因俗而治”“番汉分治”,这深刻地影响着辽代的文教政策。辽圣宗时社会较为稳定,儒家教育进入繁荣发展阶段,统和年间,圣宗把科举制推向全国汉人居住区,几乎年年开科取士。推动人们通过学儒做官,对社会风气由崇武向崇文转变起了积极作用,从而可推断私学的存在与发展。金的学校教育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部分。金的各级各类学校渐次设立。从制度上说,金代地方官学只办到州一级,县一级的学校教育听任各县士庶自愿办理(即私学)。元代的学校教育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部分。它的私学主要包括民间自办的书院和元代农村社会基层组织所办的社学。
七、明代私学
明代是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个典型代表。它的私学主要有书院、社学、宗学、义学。明初,书院繁荣,著名书院有洙泗、尼山二书院。正德年间,心派代表人物王守仁,湛若水极大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万历七年,内阁首府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在社学上,明承元制,在乡村设置社学,具有民办官助的私学性质。宗学是民间同一宗族之内为教育本宗族子弟而立的学校。而义学是由个人投资兴建,或群众集资兴建的学校,程度较低,是中国最早的普及教育的形式之一。
八、清代私学
自清朝建国至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阶段。其间,书院的发展因清廷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清初,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清朝统治者怀疑臣民留恋明朝,会利用书院讲学来聚众结社,鼓动反清复明,因此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康熙年间,清廷自感统治地位趋于稳固,对书院逐渐放松限制。雍正年间,清廷积极利用和发展书院,诏令各直省省城,均设立书院,使书院的发展开始走向官学化。
参考文献: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秦汉/四川开发/城市体系
【正文】
巴蜀在先秦时代就已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开发，并在开发中创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城市体系。秦汉统一王朝时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在经济上扩大对巴蜀地区的开发，中央朝廷把原来的巴蜀王国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为若干个郡，郡下辖县，从而促使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随着国内统一的形成和统一局面的加强与稳固，巴蜀地区的内外交通日益发展。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又给巴蜀地区的商业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其蓬勃发展，达到空前兴盛的水平。这些，不仅刺激了都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为都市文化注入了无限生机，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气象，从而促成了驰名海内外的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为秦汉及以后历代四川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造就了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基础（注：本文所说四川，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
一、城市体系的新格局
秦灭巴蜀以前，川东巴地曾先后以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并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体系。川中和川西的蜀地，则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辐射于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网络。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
秦并巴蜀后，将巴、蜀分别置为巴郡和蜀郡，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41县（注：此据《汉书·高帝纪》。据《华阳国志》，则为31县。），以便更好地实施行政、军事管理和经济开发。汉初，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郡东部置广汉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蜀郡、巴郡及夜郎地区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四川凉山州地区和阿坝州南部置越巂郡；在今四川阿坝州置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罢置汶山郡）；在今四川雅安地区及甘孜州置沈黎郡（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罢置沈黎郡）。这样，在两汉之际，原巴蜀境内共置有巴、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6个郡，除汉中郡在今陕西省境，以及广汉郡、犍为郡和越巂郡中有8县分属甘肃、云南、贵州等省而外，其余5郡全部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再加上属于南郡的巫县，总计有59县[2]。至东汉中晚期，由于政区的一些变化，在上述5郡内共置62县，加上南郡之巫县，总计63县[3]。
秦、汉王朝分割巴蜀为6郡数十县，直接目的在于缩小行政区划，以便管理、控制和进一步开发。但是由于新的行政区划之间互不统属，各郡直接对中央王朝负责，这样，事实上就造成了新的城市体系的产生，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及其网络由此而形成了新格局。
在川东地区，以江州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从过去的巴国5都扩大到十多个县城，覆盖面遍及全川东，东至长江三峡，西抵涪水流域，北有嘉陵江流域，南据乌江下游，形成区域城市网络。在川东城市网络体系之内，由于受土壤、气候等生态环境的制约，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有江州、临江（治今重庆市忠县）、垫江、朐忍（治今重庆市云阳县）、阆中、安汉（治今四川省南充市）等县，这些城市大多拥有盐铁、桑麻、丹漆、鱼池之利，又产多种经济类作物，稻作农业比较发达。其余诸县地，多是土地贫瘠之区，“无蚕桑，少文学”，多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农业，有的还以狩猎为主要经济类型。
虽然如此，由于区域城市网络的建立，给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如像盐、铁等必需用品，尽管在离县城较远的地区，也能经由市易获取。尤其离郡治江州较近的临江、安汉等较大县城，“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输送到其他县城。当时川东商业亦较前有所发展，“薪菜之物，无不躬买于市”[4]，许多乡、亭置有商业网点，销售人们生活上的一应用物。
不过，秦汉时期川东城市体系的发展还是有限的，所发挥的诸如组织、协调地区内和地区之间生产与贸易等经济功能还不充分。加上郡境广远，而山区交通又不方便，以及各地殊俗、性情不同等因素，给民事、农事、刑事的检查、管理和政府的上计、考绩等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而致使城乡连续体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中心城市也难以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所以，终秦汉之世，川东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的状态。
在蜀地，秦以前已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网络体系，并在成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分别形成次级城市，同各地进行商品贸易。秦汉时期，在蜀地分置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5郡数十县，作为地区内和地区之间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进一步扩大了蜀地的城市网络，使城市经济加速发展，并由此带动了盆地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在蜀郡，成都是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大都市，丝织、布匹、漆器、金银器、铁器、竹木器，以及其他各类手工业高速发展，内外商业十分繁荣，文翁以后又建有学堂，且有不少私塾讲堂，大街小巷，市肆酒楼，灯红酒绿，加之成都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沟通各地，因而充分发挥了组织地区内外工商业交流往来的经济功能。同时，“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5]，对于推动成都平原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广汉郡和犍为郡，原为古蜀国之地，秦时均属蜀郡。汉代，此两郡“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称望”，时人将此两郡与蜀郡相提并论，号为“三蜀”[6]。从汉代画像砖的图像可以见到，广汉郡工商业极为繁华，加之有盐、茶、水稻之利，的确不愧为“三蜀”之一。犍为郡有盐铁、灌溉之利，又有经济林木之饶，水陆交通亦颇发达，因而发展比较迅速。
越巂郡主要是邛都、徒、笮等濮越系和氐羌系的少数民族居地，其中多有耕田的定居农业，亦有移徙的游牧业，并有半农半牧之民。秦汉时期，由于蜀郡中心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大批铁制农具、工具以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越巂郡各地，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当地各部“豪帅放纵，难得制抑”[7]加上境内多大山恶水，因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般说来，近蜀的地区和交通线路附近，经济发展较快，接受汉文化熏染也较快较多，边远地区则长期处于缓慢发展之中。
位于成都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西汉时曾一度置为汶山郡，后省郡并入蜀郡北部都尉，东汉时曾几度置郡而复省。这里主要是氐羌系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同成都有频繁的交流往还。从不久前在茂县牟托发掘的墓葬可以看出，本区经济文化虽然带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但接受汉文化的熏染却较深厚，尤其物质文化方面多仿汉器，反映了对汉文化的追求和向往。秦汉时期，蜀郡制作的铁器大量销往岷江上游地区，而当地“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部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8]。这就表现出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对于边地经济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强大推动力。
由于川中和川西城市密布，交流频繁，各郡的郡治不但基础深厚，而且区位优越，其辐射力往往不限于本郡，还影响到相邻的郡县；尤其成都经济文化的发展，辐射力十分强大，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和盆周山区，因此带动了全蜀经济的增长。而全蜀经济的增长，又进一步刺激了成都经济的跃进，因而使成都发展成为一座有名的西南大都会。
就整个巴蜀的城市体系来看，秦汉时期东西两部分的发展步伐是不一致的，发展程度也不平衡。川东巴地仅有一郡，郡境广大，而县城只有十余个，县城与县城之间距离遥远，“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而县内“乡、亭去县或三四百里，或及千里”，“加以水陆艰难，山有猛兽，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9]，严重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往还。当时人们就以郡大殊不方便为由，几度奏议提出分郡。江州虽为郡治，经济亦颇发达，但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难以将巴郡十余县的城市体系统一协调和组织起来，使其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从而迅速而全面地提高川东的发展水平。
与川东巴郡不同的是，蜀地一分为五（其中汉中郡今属陕西省，故此不论），仅在成都平原就分别形成了蜀、广汉、犍为三郡，号为“三蜀”。三蜀各辖数县，成为三个相互接壤而连续分布的城市体系网络。三蜀内部，先秦时就有基础良好的城市，秦汉时不但继承并扩大了内外网络，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郡治的中心城市功能，以至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之说。三蜀虽然行政区划不同，经济独立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往来，“三蜀之豪，时来时往”[10]，就从大工商之间相互的经济往来方面说明了这种情形。三蜀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三蜀经济文化共同形成的强劲辐射力，便成为秦汉时期四川盆地经济文化全面高涨的重要推动力。
二、内外交通的扩大
秦汉时期巴蜀经济的大发展，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内外交通的扩大和发展。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变“四塞”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1]，加强了同内地和边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巴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大致说来，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多依赖于长江水系的水路和山间谷地。这些交通线路早在先秦即已开辟，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乌江等水路，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庆）、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市）、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以及从江州北至汉中，南至涪陵（今彭水）的陆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12]秦汉时期，出于统一事业的需要，巴蜀内部的水陆交通经过进一步整治和扩建，较前更加发达。但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川东平行岭谷间的崇山峻岭和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以及川西南山地的雄浑群山，交通的改善程度并不太大。相反，由于川西平原河渠纵横，秦时李冰又“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13]，又在青衣江、岷江合流处“通正水道”，以利行驶舟船，还疏通了文井江、白水河等水道[14]，使川西平原通往巴蜀各地的水路更加便利，军令、政令的畅达和经济文化的交往因此而更加迅速便捷。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较之先秦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巴蜀的对外交通，主要有通往关中、陇西的北方数道，和通往越巂、滇、夜郎的南方数道，以及由南路通往缅、印等南亚诸国和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
北路数道是巴蜀与中原、陇西相联系的最重要通道，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交通大动脉，主要由褒斜道、嘉陵道、子午道、灙骆道、剑阁道（亦称金牛道或石牛道）、米仓道，以及阴平道等数条线路所构成。褒斜道开通甚早，商王朝伐蜀曾达于此，殷卜辞中“伐缶与蜀”就证明了褒斜道已经畅通（注：殷卜辞中的“缶”，即褒，在今汉中褒城。“伐缶与蜀”，表明褒、蜀之间道路畅通。），秦时又加以进一步整治，“栈道千里，通于蜀汉”[15]，使之更加畅达。嘉陵道又称故道或陈仓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开辟，西周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分封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故道[16]。商周之际，蜀文化就曾沿此故道北上播染于宝鸡附近。虽从蜀入关中，故道较之褒斜道为远，但由于故道较之褒斜道安全，民居亦较多，所以汉代及后世官员商旅多经此道出入于巴蜀与中原之间。其余如子午道、灙骆道、剑阁道等，都从不同方向沟通了巴蜀与中原的联系。至于阴平道，则可能初辟于秦灭巴蜀以后，但由于此道艰险，官员商旅很少沿此道往来，倒是善用兵者多沿此道取蜀，以攻其不备。
巴蜀以南的数条对外交通线，主要有通往南中的旄牛道（灵关道，又作零关道），通往云贵高原的五尺道，以及经由贵州夜郎（今安顺地区）通往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的牂柯道。这三条线路，在方位上正好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东出成都，在今合川沿赤水南下，经习水，跨娄山关，过夜郎，经红水河而达番禺。蜀地独产的枸酱，就是蜀商沿此道销往南海地区的。中路为五尺道，先秦即已初通，秦汉时进一步维修整治，并沿道分置邮亭，这是巴蜀联系贵州和云南东部的要道。西路为旄牛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达于今凉山州，进一步入滇，这是从蜀入滇的最重要交通线路。
巴蜀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国内段以南方数道为干线，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分别从成都经旄牛道和五尺道入滇，至云南大理（从蜀入南中的道路，汉代又称为“西南夷道”），向西经保山，出瑞丽，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达于缅甸，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入印度等国家，这条线路又叫“滇缅道”、“蜀身毒（印度）道”。中路，从成都经旄牛道，南下至越巂（今西昌市），出云南礼社江、元江，利用红河下航进入越南北部，即秦汉的交趾地区。东路，从成都沿五尺道南下至昆明，再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入越南河江、宣光，进一步抵达河内。
从上面可以看出，四川盆地的内外交通，主要以成都为中心，呈辐射状向东西南北延伸，连接全国各地和南亚、东南亚地区。成都之所以形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古代国际大都会，交通（即商道）的四通八达为它所提供的无比优越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空前发展的商业
秦汉王朝的统一，结束了全国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开辟了新前景。由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日益巩固，打破了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划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封闭状况，造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因而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又因为交通事业的发展，促使商业贸易更加兴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巴蜀商业的活跃以至空前发展，正是海内统一、道无不通所带来的重要成果。秦并巴蜀以为郡县后，在迅速恢复巴蜀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积极整顿并发展了巴蜀的商业。虽然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在事实上，由于秦“除井田，民得买卖”，“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17]商品关系发展更为迅猛。吕不韦为相时，由于他是“阳翟大贾人”[18]，更加重了秦王朝的大商人大地主政权性质。秦始皇对于以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巴地世擅丹穴之利致富的巴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19]，司马迁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足见秦对于大工商还是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并非一味抑制。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并巴蜀后，很快就在川东巴地修建江州城池，《舆地纪胜》引《图经》等古籍又说秦还在阆中筑城。《华阳国志》记载秦在蜀地同时修筑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池，规模很大，尤其成都城池，“与咸阳同制”。秦在巴蜀筑城的目的，首先在于加强政治统治，但同时也是将各座城市作为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来对待的。对此，《华阳国志》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将商业集中在少城以内，使得商贾云集，分门别类地开业经商。其他各座城市，情形大致与此相同。如临邛城，“其民工于市、易贾”[20]，也形成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并有大批行商坐贾在当地经商，或坐列贩卖。
秦始皇时，将大批六国豪民迁入巴蜀。所谓豪民，多为工商之家，他们进入巴蜀后，继续其工商本业，推动了巴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卓氏、程郑等，就是在临邛冶铁，倾销于滇、蜀各地，以致“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21]。
楚汉之际，中原战乱，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以致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2]。但在巴蜀地区，由于未直接遭受战火侵害，因而工商业继续在较高水平上稳定发展。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知道，汉初巴蜀的丝绸、漆器等商品，大批销往长江中、下游各地，占领了当地的市场；巴蜀生产的铁器，也大批倾销于滇、越巂等西南民族地区。巴蜀商品的大量外销，一方面更加刺激了巴蜀工商业自身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在汉初经济残破的形势下，起到了稳定全国经济形势、恢复经济发展的作用。
两汉时期，巴蜀商业持续高涨，官私贸易都十分发达。通过褒斜道等道路，巴蜀北与中原、秦陇进行贸易。通过长江水路，巴蜀商品东达三楚。通过贵州、广西地区，巴蜀特产东南销至广州。通过南方商道，巴蜀一面输出铁器、竹木等货物，“南贾滇、僰”，一面进行“僰僮”、“笮马、旄牛”等交易。《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所载大致相同。《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巴蜀民间贸易中，有一种枸酱，“独蜀产”，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食蜀枸酱，而南越乃从夜郎输入，夜郎的蜀枸酱又是蜀商“窃出”交易。该篇还记载巴蜀有大批行商坐贾，“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由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秦汉时期巴蜀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商大贾。前面提到的卓氏、程郑等大工商家族，从秦始皇时一直兴盛，至西汉中晚期方始衰落。而“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欺。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23]。又如东汉时，广汉巨富折象家族，“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24]。
当时富商大贾经营的商品，种类众多，规模很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他书所记，最重要的有盐铁之利和采铜铸钱之利，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并统一铸币后，则主要经营酤酒业、酱园业、屠宰业、粮食业、薪炭业、造船业、竹木业、造车业、油漆业、铜器业、铁器业、牲畜业、筋角丹砂业、布帛业、绸缎业、皮革业、生漆业、油盐业、鱼业、干果业、皮毛业、毡席业、蔬菜水果业、高利贷业、节驵会，等等。这些商业种类，绝大多数可以在巴蜀看到。例如，“酤一岁千酿”，“屠牛羊彘千皮”，“木千章，竹竿千万”，“木器髹者千枚”，“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糵曲盐豉千答”，等等，以及其他许多商业门类。巴蜀富商大贾之所以能够“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原因于此可见一斑。
巴蜀的官私商业及其商品不仅在国内享有名望，而且还跨出国门，大批销往周邻国家或地区。由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制造的精美漆器和釦器，多销往今朝鲜境内的乐浪，并为北方草原匈奴贵族所喜爱。而个体商贾则往往铤而走险，常常沿南方丝绸之路进行边境贸易，还将蜀布、丝绸、邛竹杖等“蜀物”直接贩运到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和身毒（今印度），而又从南亚诸国购入西方的真珠、琥珀、珊瑚等宝物，以为奇货可居，在中国市场出售，赚取倍称之息。
秦初并巴蜀时，对巴蜀地区流行的巴蜀货币“桥形币”采取不予取缔的宽松政策，即令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货币时，巴蜀桥形币仍可在境内见到。秦政府对巴蜀地方货币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巴蜀地区原有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秦政府也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货币“半两钱”，并允许民间私铸。汉初，民间继续私铸铜钱。汉文帝赐蜀郡南安人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25]。但随着不足值的私钱的泛滥，商品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26]，所以汉政府数度下令禁止私铸钱，不过终两汉之世，货币发行始终比较紊乱，黄金白银纷纷流入官僚和富商大贾手中，而百姓则屡遭其难，在巴蜀地区同样如此。
秦汉政府对巴蜀商业的管理，主要通过市官来实施。秦时，在成都设置市官并长、丞。汉承秦制，亦设市官并长、丞。汉初的成都市官不仅有管理市场的职能，还有管理部分手工业如漆器等业的生产和销售等经营职能。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内出土的大批漆器上，多有“成市”、“市府”、“成市草”、“成市饱”等烙印戳记。所谓“成市”，即“成都市”的省称，草假为造，饱假为*[漆+包]（再次髹漆）。这表明了成都市府对漆器所拥有的生产和销售职能。汉武帝以后，始将地方手工业的经营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工官经营，所以武帝以后不再有成都市府加盖烙印的巴蜀漆器行世。市官职能的这种分化，表明中央对手工业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对市官主持市易的职能循而不改，仍由地方政府管辖，则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商业仍然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所以，汉代商业发展很快，而成都得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都市和著名国际贸易中心，就不奇怪了。[27]
四、成都：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
先秦时代，成都已初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内外贸易枢纽。秦汉时期，随着成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速度发展，使它最终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
汉初，“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人口急剧减少。但巴蜀偏安一方，未遭战火摧残，所以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28]。巴蜀不仅以其殷富解决了大批饥民的生存问题，而且它本身的人口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东周时代成都约有户55970，口279850，[29]经过西汉初、中期的发展，到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成都人口已大为增长，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按“一夫挟五口”计，约有口381280。从东周到西汉末，经过四五百年，成都人口增长超过10万，即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东汉时，历史文献虽然没有关于成都人口的直接数据记载，但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蜀郡人口来计算，较之西汉末增长的比率为47%，参照这个数据计算，东汉时成都人口约有53万之多，在138年之间增长人口达17万，大大超出西汉时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水平。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汉代成都经济繁荣昌盛的状况。
东周时代，成都的城市地域内尚有大量农田，城市中也有大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秦时筑成都大城和少城，以居官府、手工业者和商贾，农田和农业人口则绝大多数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太平寰宇记》卷72引《蜀王本纪》记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张泳《益州重修公宇记》引《图经》说：“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蜀郡城，方广十里，从周制也，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居商贾。”大城为郡署之所在，少城为县署之所在，大城少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少城又分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集市亦在少城内外。成都时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汉代成都的布局，基本与秦时大同。武帝元鼎二年又“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30]，更加雄伟壮丽。
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注：《华阳国志·蜀志》谓孝文帝末年以文翁为蜀守，误。此从《汉书·文翁传》。），在成都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选择成都官吏子弟作学生，以学习文学为主。又派遣隽士张叔等18人到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31]，学成归来后，以其所学教习其他学生。自此以后，成都文风日甚，“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32]，风气焕然一新。
秦时，成都“与咸阳同制”，是秦的一大经济中心。汉代，与长安相比，成都虽非京师，但于汉家地位十分显要。两汉之际除京师外，名闻全国的有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中，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成都县“下属十二乡、五部尉，汉户七万”，远远超出汉代“县大率方百里”的制度，而成都县所辖各乡，在当时也是特大的乡。
考古资料证明，汉代成都建有若干个贸易市场，城内有“成市”（成都大市）、“北市”，城外有“中乡之市”、“南乡之市”等等。市场非常繁华，云集了大批行商坐贾。出土于成都西郊和新繁的两块同模所制的市井画像砖，刻绘了当时成都市的规模和盛况。市的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围以市墙，三面设有市门。左面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三字，北面市内亦隶书题记“北市门”三字。市内正中有重檐市楼一座，为市府之所在。市内四隧，沿隧两侧列肆，又有市廛、市宅等建筑。[33]正如左思《蜀都赋》所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墆鬻，舛错纵横。”扬雄《蜀都赋》描绘成都市，“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市上所售，不但有巴蜀商品，还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这些，都表明成都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汉代成都之成为西南大都会，除了它本身经济昌盛、文赋纷华而外，还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发展。沿着这条国际商道，成都生产的蜀布、丝绸等源源不断地销往南亚的印度，又辗转贩卖于中亚阿富汗等国，再转卖于地中海的希腊、罗马等国度。而西亚、中亚的商品，如琉璃珠、肉红石髓珠等宝物，也沿南方丝绸之路国际商道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起点，成都国际贸易的发达不难想见，可谓盛极一时。
由上可见，统一的国内市场、良好的区位、密集的城市网络、四通八达的交通、持续增长的工商业、昌盛的文化，以及频繁的国际贸易等因素及其交互感应和作用，是汉代成都得以发展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的几个主要原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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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汉书·文翁传[M]．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4
一、我国境内的早期人类包括：1、元谋人：云南省元谋县，约170万年前，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2、北京人：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约70——20万年前，已具备了人类的基本体质特征（四肢），但仍保留着一些猿类的特点（头部）。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使用打制石器（被称为“旧石器”）。食物来源于打猎和采集，住山洞，会使用天然火（取暖、照明、烧烤食物、驱赶野兽）。3、山顶洞人：约18000年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洞穴里，模样同现代人基本一样，已经掌握磨制、钻孔技术，能人工取火，缝制兽皮衣服。二、原始农耕文化的代表：1、河姆渡遗址：约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代表南方长江流域），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耒、耜，从事原始农业生产，种水稻，饲养水牛，定居（干栏式建筑）。2、半坡遗址：约6000年前，陕西西安半坡村（代表北方黄河流域），广泛使用磨制石器，种植粟、麻、蔬菜，纺麻织布，制作彩陶，住半地穴式房子。3、大汶口遗址，有随葬物，出现贫富分化。三、远古的传说1、黄河流域两大部落：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黄帝打败炎帝，结成黄炎联盟，构成华夏族的主干，它是汉族的前身，所以中华民族尊奉炎帝和黄帝为人文始祖。2、禅让制：部落首领们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先后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有尧、舜、禹。3、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法。四、夏朝和商朝1、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由禹建立，是我国的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奴隶制）。禹的儿子启继位，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最后一个夏王是桀（暴君）。2、商：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的首领成汤在鸣条打败桀，建立商朝。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河南安阳）。商东到大海，西到渭水上游，南到长江流域，北达辽河。最后一个王商纣（暴君）。五、西周的兴亡1、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建都于镐京（西安）。2、分封制：周王让自己的子弟、亲戚以及功臣和古帝王的后代在各地建立封国（统治者叫国君，或诸侯），叫分封制。目的：巩固周的统治。诸侯要向周王进献财物，服从周王调遣出征作战。3、西周结束：公元前771年，犬戎族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六、春秋争霸1、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都城到洛邑，即洛阳）——公元前476年。2、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3、齐桓公首霸的原因：①管仲改革：发展生产，改革内政，整顿军队，使齐国国力更加强盛。②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齐桓公称霸的标志：葵丘会盟。4、晋楚争霸：城濮之战（退避三舍），楚败，晋文公成为霸主。楚庄王（一鸣惊人、问鼎中原）5、吴越争霸：吴王阖闾任用孙武打败楚，成为霸主。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七、战国争雄1、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韩赵魏由晋分裂而成。2、战国时战役：围魏救赵（齐国孙膑）、长平之战（秦将白起）3、合纵与连横：合纵（合众势以攻一强）以苏秦为代表，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以张仪为代表。八、商鞅变法：1、背景：①战国时生产力发展，标志为铁器普遍使用和牛耕推广。②秦国相对落后。③秦孝公决心变法图强。2、变法：公元前356年，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开始变法。主要内容有：①改革土地制度。②重农抑商。③奖励军功。④迁都咸阳，推行县制。⑤严明法令。3、性质：商鞅变法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影响：①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秦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②秦国战斗力提高。③秦国社会经济得到发展。4、战国后期，秦国修建了都江堰和郑国渠。九、秦朝的统一：1、“秦王扫六合”（统一全国）的原因：①秦国实力超过东方六国。②秦王赢政制定了正确的策略（远交近攻）。2、秦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都咸阳。意义：①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②建立了我国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2、皇帝制度的建立：内容：①确立皇帝的称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②在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③在地方，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秦朝建立起来。3、巩固统一的措施：①统一货币（秦国圆形方孔“半两”铜钱）。②统一度（长度）量（容量）衡（重量）。③统一文字（小篆，后来是隶书）。十、秦末农民起义1、原因：秦的暴政。表现在：①“焚书坑儒”（这是秦始皇专制统治在文化思想领域的集中表现）。②残酷地剥削。③严酷的刑罚。④秦二世更加昏庸残暴。2、开始：大泽乡起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是我国历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曾攻到咸阳附近的戏。3、巨鹿之战：公元前207年，项羽以少胜多，在巨鹿歼灭秦军主力（破釜沉舟）。4、秦朝灭亡：公元前207，刘邦进入关中，逼近咸阳，子婴出降，秦朝灭亡。十一、汉武帝的文治武功1、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都长安（西安）。汉武帝（刘彻）时，西汉进入鼎盛时期。2、汉武帝的文治武功：①思想方面：尊儒术兴太学。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②政治方面：颁布“推恩令”彻底解决王国威胁中央的问题。③经济方面：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④军事方面：北方打败匈奴，设置“河西四郡”，管辖河西走廊至玉门关一带；南方控制海南岛和“西南夷”。十二、张骞通西域1、西域的范围：玉门关和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2、张骞通西域：第一次，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次，公元前119年，目的是联络乌孙国。意义：促进了内地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基础。3、西域都护的设置：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西域（今x疆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十三、两汉时期的外交1、“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和x疆地区，翻越葱岭，通向西亚和欧洲。另有“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2、汉与朝鲜、日本的交流：铁器制造技术传到朝鲜，在平壤出土有汉朝蜀郡制造的漆器。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赠给日本倭奴国使者“汉委奴国王”金印。3、汉与欧洲的往来：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到达波斯湾。公元166年，大秦人从海路到中国，这是中国与欧洲第一次直接交往。十四、三国鼎立1、官渡之战：200年，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之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2、赤壁之战：208年，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打败曹操，之后，三分天下局面实际形成。3、三国鼎立：①220年，曹丕建魏，都洛阳。②221年，刘备建汉（蜀汉或蜀），都成都。③229年，孙权建吴，都建业（南京）。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十五、南方的初步开发1、南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劳动力、工具、技术和种子。2、吴国的经济：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是织造麻布（越布），青瓷，三大造船中心（侯官、临海、番禺）。230年，吴国的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到过夷洲（今台湾）。3、诸葛亮治蜀：堰官，锦官，平定南中地区（四川南部、云南和贵州一带）。4、西晋都洛阳，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都建康（南京）。江南经济发展原因：①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迁。②统治者重视发展经济。③社会相对安定。④自然条件优越。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十六、北魏孝文帝改革1、少数民族内迁：东汉末年起，匈奴、鲜卑、氐、羯、羌内迁到黄河流域。2、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①民族融合趋势增强。②鲜卑贵族用落后方式统治人民。③北魏政权面临危机。内容：①借鉴汉族政治经济制度。②迁都洛阳。③推行学习汉族文化风俗的政策（改用汉姓、改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学说汉语、推行汉族教育制度）。作用：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十七、青铜工艺1、青铜：是以铜为主要成分（铜、锡、铅）的合金，因呈青灰色而被称为青铜。青铜时代：是指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铁器时代。2、主要青铜器：①司母戊大方鼎：古代的青铜器，商朝后期铸造，特点是雄伟端庄，气势凛然，代表商朝残品的典型风格。②四羊方尊：结构巧妙，制作精细，堪称青铜器中的精品。③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立人、青铜人头像和青铜树：造型奇异，风格独特，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十八、卓越的工程包括：1、都江堰：战国后期，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位于成都附近岷江上。特点：选址合理，设计科学，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工省效宏。影响：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郑国渠：战国后期秦国建于咸阳附近，由郑国主持修建，灌溉了关中平原。3、秦长城：秦朝为防御匈奴，在秦、赵、燕三国北方防御工程基础上修筑而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古代世界的伟大工程。4、灵渠。秦朝修建，联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十九、科技成果1、造纸术：发明于西汉（世界最早），用麻造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产量增加，成本降低，取代竹木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意义：为文化的交流和保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的伟大贡献。2、数学：①《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期，书中关于负数的概念、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以及联立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在世界上都是最早的。②“圆周率”：南朝时，祖冲之在世界上最早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第7位，比欧洲早1100年。3、医学：①“医圣”张仲景，东汉人，著有《伤寒杂病论》，奠定中医治疗学的基础。②华佗，东汉人，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手术法（麻沸散），编制了五禽戏。4、农学：贾思勰，北魏时期，著有《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5、地理学：郦道元，北魏时期，著有《水经注》。二十、汉字的演变1、文字的起源：原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就是原始的文字。2、甲骨文：商朝时人们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备的文字。汉字是由它发展而来。意义：甲骨文记录了商王的活动，反映了商朝的情况，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文字材料。从商朝开始我国的历史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3、金文：商朝时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叫铭文和钟鼎文。为后人研究商周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4、小篆和隶书：秦朝统一文字为小篆，流行于秦。后发展为隶书，汉时广泛使用。5、草书、楷书和行书：出现于汉朝后期，三国两晋时趋向成熟。二十一、学术思想1、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①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出“仁”的学说，主张统治者体贴人民，人民敬重和服从统治者。他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②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扩大教育对象，打破了官府对教育的垄断；编订了《诗》、《书》、《春秋》作教材，保存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文化。教学中，善于启发诱导，因材施教。③孔子的言行记录在《论语》里。2、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①原因：战国时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形成众多的学派，历称为“诸子百家”。②最重要的学派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还有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和农家。③代表人物：儒家：孟轲（邹国，《孟子》）、荀况（赵国，《荀子》）。道家：庄周（宋国，《庄子》）。墨家：墨翟（鲁国，《墨子》）。法家：韩非（韩国，《韩非子》）。兵家：孙膑（齐国，《孙膑兵法》）。二十二、文学、史学与宗教1、诗歌：屈原，战国时楚国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品《离骚》、《天问》。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2、史学：司马迁，西汉汉武帝时期，我国古代伟大史学家，著有《史记》，记述了黄帝到汉武帝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130篇，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它是我国古代秀的史学著作，对后来史书的编写有深远影响。3、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经西域传入我国内地。对我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4、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正式创立，尊老子为教主。二十三、艺术1、战国编钟：出土于湖北随州，制作于战国时期，说明当时我国音乐已经达到很高水平。2、秦始皇陵兵马俑：在秦汉时期的美术中，雕塑的成就最为突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堪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大型陈列馆。3、王羲之：“书圣”王羲之，东晋，作品《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4、顾恺之：东晋画家，擅长人物画，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5
一、要把握的基础知识有：西汉建立的时间、开国皇帝、都城；汉高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措施；文景之治；七国之乱。
二、通过引导学生思考“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初休养生息政策措施的实施与文景之治局面出现的关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比较秦朝征收泰半之税，即农民要将收获物的2/3以上交给国家，而汉文帝薄赋劝农，田租仅为三十税一，评价文景之治，使学生理解“治世”的概念。
三、通过对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的学习，培养学生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熟悉到西汉社会经济之所以得到恢复发展，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推动下，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和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要从思想上明确一个道理：经济上的发展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统一是国家强大的先决条件。。
教学建议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这是我们理解为什么“秦亡汉兴”的重要内容。汉初之所以形成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为后世所称道，就在于汉初的统治者直接来自于秦末农民起义，能够认真吸取秦朝暴政速亡的历史教训。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内容比较多，和随后出现的“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紧密相连，成为本课的重点。
汉初封国与西周封国的比较
通过比较汉初封国和西周封国的异同，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作为巩固中心政权的手段，西周和汉初的封国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封国大多是由统治者的亲属把握，享有很大的自治权，甚至成为国中之国，最后都酿成了叛乱；不同点也比较明显，由于周王室统治末期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国力衰落，无力控制封国，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与战乱的局面，而汉初经过休养生息，国力强大，采取有力措施，对王国的叛乱进行了果断的镇压，解决了王国问题。比较两者的异同，既要看到历史的表象，又要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去分析问题，难度较大，可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适当把握。
地位分析：
本课讲述的是西汉从建立到逐渐兴盛的历史，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速灭的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汉文帝、汉景帝进一步推行了这一政策，景帝时平定了“七国之乱”，形成了“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为后来的汉武帝达到“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后世王朝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教法建议：
1．关于“西汉的建立和休养生息”一目。
首先，教师应让学生明确这一子目讲的是建立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内容。其次，教师应让学生理解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必然性与目的性。可以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与秦朝进行对比分析。
2．关于“文景之治”一目。
教师可充分利用课本上引用的史料和“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进行讲述，让学生理解“文景之治”的成因：一是重视农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赋税、徭役轻，农民有相对宽松和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三是吸取秦亡教训，听取意见，减轻刑罚，减少冤狱，吏治清明。
3．关于“七国之乱”一目。
教师可与“西周分封制”对比分析，如可从分封目的、分封对象、受封者的权利与义务分封结果等方面比较分析。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文景之治
难点：汉初封国与西周封国的比较。
教学思想：
注重知识的前后联系与对比分析，从而初步培养学生通过分析历史现象得出历史结论的能力。
教学过程：
复习导入：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它迅速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帝位，进行了四年的什么战争？结果如何？公元前202年，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的废墟上，建立了西汉王朝，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课。
请学生看课前提示，了解将要学习的内容。
一、西汉的建立和休养生息
1．西汉的建立（前20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2．休养生息的原因和措施
1）原因
教师先解释何为"休养生息"，即在社会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者实行的宽刑薄赋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51页第三段大字和小字。
学生结合第10课内容讨论回答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
教师总结：一是吸取秦亡教训，二是汉初经济萧条，国家极度贫困。
2）措施
学生看书回答。
教师总结：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使西汉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这种统治措施，使统治者、劳动人们皆大欢喜，到惠帝、吕后两朝，经济逐步恢复，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
二、文景之治
教师出示相关的减轻租税的竹简图片和资料（见媒体资料）。学生看书，分类归纳文帝、景帝的措施。讲述"缇萦救父"的故事。
汉文帝与景帝共在位39年，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措施，使得社会安定，人民负担进一步减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后世对之评价较高，把这样的治世称为"文景之治"。然而，就在这样的治世时期，也有叛乱发生。这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景帝时为什么会发?quot;七国之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三、七国之乱
方法一：
学生集体阅读思考：七国之乱与前面所学的哪个知识点的类似？然后教师安排一组简单介绍"西周的分封制"；一组介绍"七?quot;；其余同学从中找出异同点。教师最后点评并补充，介绍对比分析问题的方法。
方法二：
（学生阅读思考回答：七国是什么国？七国为什么乱？七国之乱的条件？七国之乱的经过、结果？七国之乱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有相似之处？）
七国：是诸侯国。刘邦建立汉朝后，为了巩固刘氏天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诸侯王封地广大,他们在封地上享有任免官吏--独立的行政权，铸造钱币、收取租税--把握财政权，拥有重兵--把握军权，实际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国中之国。
七国之乱的原因：为了争夺更多的权益。
七国之乱的条件：诸侯国数量多，势力大，占地面积大--相当于西汉全国面积的一半。其中以吴国、楚国实力最强。
七国之乱的经过：由于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汉景帝时大臣晁错建议削弱王国势力，即"削藩"。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其他六个王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号召，发动了叛乱。使晁错在叛乱中被听信谗言的景帝所杀。
七国之乱的结果：随着叛乱的进行，景帝认清了诸侯王反叛的真实面目，果断的派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三个月后叛乱被平定。从此，王国势力被大大削弱，再次叛乱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教师提示学生回忆西周的封国情况，提出讨论：西汉封国与西周封国的异同。
相同点：
（1）分封目的：均为巩固中心政权。
（2）分封对象：均为亲属或功臣。
（3）封国的权利和义务：在封地上享有很大的权利，实际上形成独立的王国。都要服从天子或皇帝的命令。
（4）封国行为：最后均有叛乱。
不同点：封国的结果：
（1）西周：由于周王室衰落，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与战乱的局面。
（2）西汉：对于王国叛乱进行了果断的镇压，解决了王国问题。
结论：不管是西周还是西汉，分封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当中心政权强大时，能够控制封国，稳定统治，但当中心政权衰落时，将无力控制封国，其统治也将难以维持。
小结：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秦汉农业农业文化文化交流文化贯通
在我国的秦汉时期，人口布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新的体现和诠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跨区域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显著的增强，由此也带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互动，以及农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的共同进步。
一、秦汉农业文化贯通和交流的基础
秦汉时期农业文化的横向贯通和交流并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基础之上获得实现的。
1.技术基础
秦汉时期的农业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至少在其以前的历史进程中尚未企及。比如，在农业用具方面，大量的铁制农具、牛耕器具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方面，秦汉时期的农业耕作已经基本完成了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的转变。并且，在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周边区域，为了解决农业干旱和水害问题，包括耕作栽培、施肥改土和选种育种等环节在内的旱地农业技术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全国获得了推广。
2.经济基础
不可否认，在秦汉时期，我国经济的支柱并非工业，而是农业，并且在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一状况都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当时的境况下，农业文化的传播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就是农业经济和社会整体经济水平获得提升的最主要的动力，而在秦汉时期，恰好实现了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耕地面积得到了拓展，农业生产总量和生产效率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被最终确立，具有典型封建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初步形成；“小农生产方式”被最终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的繁荣；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手工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品的规模化经营初步形成，农产品商品化生产趋势已经显现。毋庸置疑，这种农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同时呈现出的蓬勃势头，对秦汉时期中国农业文化的横向贯通和交流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3.政策以及政治基础
在秦汉时期，实行了“重农政策”，这种政策的影响是全面的和长久的。首先进行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开疆拓域，然后是紧随其后的农业的全面开发。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秦汉时期的农业区域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几乎将一切可能用于农业的土地都开发了出来。不但如此，在这一土地“规模化进军”的过程中，农业的生产结构和组成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期间的调整和优化以及达到的效果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为农业科技和以其为基础进行的农业文化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已经完全确立，这无疑使农业政策的推广和推行得到了必要的强化，使秦汉农业文化的外延性传播得以实现，并据此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致使周边的国家和民族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这又从另一个层面促进了我国农业文化的大规模和远距离传播。
4.交通基础
纵观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传播，无不伴随着艰难的交通阻塞，但是即便如此，也前后形成了鉴真东渡、玄奘西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文化和时代壮举。与此相比，秦汉时期农业文化的向外传播是轻而易举的。在当时，交通的发展和发达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的史料记载，为了保障有关道路交通的政令得到畅通无阻的执行，当时的政府竭尽全力地强化中央的控制能力。从秦朝开始，就已经将兴修道路交通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要事项，到了两汉时期，更是出现了对“秦道”的大力修复和开拓，使道路交通更加通畅，贯通全国的道路交通网络基本构建完毕。与此同时，秦汉时期的海运技术和海运网络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局面，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不断得到更新和发扬。至此，贯通全国的水陆交通网络体系已经形成，而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建立起来的科学、先进的交通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更是让世人刮目相看。这些工作不但巩固了中央集权，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为农业文化的广泛交流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以上所述为秦汉时期中国农业文化获得外延流与传播的必要的基础。有了这些基础，我国的农业文化得以走出国门，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播和吸收借鉴，共同促进世界农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多以农业文化的横向贯通与交流的形式出现，而中国与西方、印度的交流和中国与日本的交流最为典型。
二、中印农业文化的贯通与交流
中印两国是世界公认的两大文明古国，虽然两者是在各自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对人类精神的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健康的成长。
1.种植业的交流
中印双方农业文化的交流首先体现在种植业的交流方面。这种交流活动的实施往往是通过僧人或者商人实现的，有关这方面的佐证材料十分丰富。当时，印度僧人东渡中原、中国商人西行至印度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古籍可供考证，而且现代考古发掘也可提供确凿的证据。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学者作出了推断，印度实际上是稻作文化西传的中转站之一，并且我国原始稻作农业西传的路径似乎已经清晰，即从云南西部、西南部出发，经由的东南部，进入到广阔的高山峡谷地区，由此传到印度。
2.农业工具的交流
在印度境内广泛分布的细石器，一般可以分为具有几何形状的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的细石器。前者多以梯形和三角形为主，带有石刃是其主要特征；后者形状不规则，以细石叶为主，石刃多为半月形，带有锥形或柱形的细石核。这两种类型石器分属于不同来源，并且其发现地分别是我国的和印度地区，这说明两者的发展应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的细石器还曾进入过印度的东北部，到达了恒河中下游地区。这是因为，在南亚次大陆，几何形细石器较为多见，而这些石器（比如发源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等）往往是循我国西路南下，流向了东南亚各地和南亚各国。而非几何形细石器只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存在，比如在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以及西孟加拉一带，当地的细石器大部分就属非几何形类别，而这些石器大多受我国高原的影响。
3.农产品的交流
通过考古发掘可知，在秦汉官道开通之前，沿丝绸之路向北流传的中印农产品已成一定规模，这些农产品经由次大陆进入到我国当时的楚、蜀等地，并进一步流入到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相关的史料记载，在当时，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印度方面似乎更加主动一些，由印度流入我国的物品除珍木稀草、奇禽异兽之外，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如皮毛制品）和农业技术也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中日农业文化的贯通与交流
中印农业文化的贯通与交流集中在中国向西的方向，农业文化向东的传播和交流也在同时期繁忙地进行着。其中尤以稻作技术、家畜及其饲养技术、桑蚕的饲养技术
为主。
1.种植业的交流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日本列岛无野生稻种，通过这一基本事实就能够断定，将日本作为稻作农业的中心起源地是不准确的。但是为什么如今的日本稻作农业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呢？其中的原因要从其近邻――中国农业文化的植入讲起。中国距日本海上路途较近，是时至今日世界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发源地之一。并且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精英正在完成着对杂交水稻实际性难题的突破，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即将取得的成就必将为人类的存续提供坚实的保证。而日本的早期稻品种以短粒型的粳稻为主，这类稻种早在秦汉时期我国长江流域地区已经广泛的种植。从当前的考古资料推断，在我国同时期农业技术（水稻种植技术）的影响下，日本的稻作技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稻作农具及其器形发生了与我国几乎一致的同化，农田水利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水稻的移栽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特征正在形成，这些与我国同时期的农业发展势必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
2.养殖业的交流
在中日养殖业的交流方面，主要体现为禽畜的驯养和桑蚕的养殖。在禽畜的驯养方面，我国的经验是世界瞩目的，我们的祖先率先完成了对野生猪的驯养，并最终使其成为现代农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无论是在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还是在我国象形文字的释义方面，都可见一斑。因此，在稻作技术传入日本的过程中，禽畜的饲养技术也可能也随之进入了日本，因为这两者之间紧密的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依然能够轻易地理解。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日本的弥生文化遗址中，大量家猪的遗骨相继被发现。经证实，这些家猪主要用于农耕礼仪和食用，这与我国秦汉时期的习惯极为吻合。此外，日本的蚕桑丝织技术来自于中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有关中国蚕桑技术如何进入日本尚存争议，但据史料可知，秦汉时期日本的蚕桑丝织技术已经有了中国农业文化的痕迹。
我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极为长久，到了秦汉时期，它已经存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农业种植技术、养殖技术还是农具的使用和耕作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已经达到了较为先进的水平。并且在农业技术的支持下，在政治力量的护卫下，我国的农业文化开始在东西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贯通和传播，并由此使自身获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冷鹏飞.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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