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的传承范例(3篇)

历史文化的传承范文篇1

一、牛在台湾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千百年来牛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台湾岛耕作的早期农民多系闽粤移民，由于闽粤两省山地丘陵多，形成了地狭人稠的结构。大多数在大陆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以渡海去台。在台湾荒芜的土地上辛勤耕作，从而不可避免的使台湾人民与作为重要农业生产动力的耕牛产生了密切联系。牛被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运输、耕田、蔗糖加工、渡河甚至用于战争。应用于运输主要指台湾的牛车，《小琉球漫志》称：“台地车轮，用坚木板铺平，横凿孔，用坚木穿贯，无轮与辐之别。”《彰化县志・杂俗》亦有“台地多雨，潦水停涂，有辐障难行，不如木板便利。“另外《台湾通史・邮传志》也有在台地运输中运用牛车的相关描述”且台之陆运仅借人力，未曾以车马往来，其驾牛车者，但为载糖输谷之用，日行二三十里。牛车之制，夹以两轮，轮径几二丈，每辆可载十石，笨重难行。”对于利用牛来渡河的记录在《番社采风图考》上有两幅先民渡溪图，均绘有三种渡水工具：竹筏、葫芦，还有一种是牛，这表明牛也曾是人们的渡水工具。然而将牛用于战争则最早见于康熙六十年(1721)二月爆发的朱一贵起义“连日战于鲲身、濑口、涂堑埕、洲仔尾，皆捷。十有九日，贼大攻安平，以数万众拥牛车，驾列盾为阵，大队冲突而至。廷珍亲督大孢，连环进发，倒翁飞虎乌龙旗，遂破牛车阵，由是贼退保府治不复出。”

由于牛在台湾人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对其进行保护。台湾“故例禁杀耕牛，食之者寡，而谈果报者且以食牛有罪。盖以祀天祭圣，始用太牢，平日未堪食此，以其有耕田之劳也。凡宰牛者谓之牛户，例须纳税，乡间每私屠之。若遇祈雨求晴之时，官必禁屠，而民间之建醮祀神者亦多断荤，以寓斋戒之意。”同治五年十二月，在凤山县参府衙门东壁立《禁止私宰耕牛碑》称：“万物惟牛最灵，惟牛最苦。佐民耕稼，有功与世。”对于“偷盗私宰，例禁綦严。”“如有病毙牛只，亦须赴辕禀报验明，不得私自开剥，致干提究。”由此可见，不管官方还是民间都非常重视对耕牛的保护，牛对于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间接或直接的作用。因此对于牛在台湾历史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也就有了必要性。

二、台湾牛的来源考

对于台湾牛来源的考查，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来自印度与大陆；亦有人认为其来自大陆与澎湖；至今也没有人专门考证过台湾到底有没有野牛，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即台湾远古时期确实存在过野牛，但后来在有文献记载之前台湾野牛却因为全球气候变化等某些原因已经消失。所以近代以来台湾岛上的耕牛主要来自东南亚、印度、大陆、澎湖。

台湾在远古时期是有野牛分布的，这一事实我们根据现有的考古研究可以证明。地质学者在对台湾第四纪地层剖面与古生态环境的调查中发现“更新统早期的头山期，含前后两个亚期。前亚期通霄亚期，相当于多瑙冰期，约200至100万年前。……通霄层中含有中国犀牛、东方剑齿象、野牛属，普通象、古鹿等哺乳动物化石……”另外在台湾左镇地区第四纪采集到的哺乳动物群化石中发现“所采集到的这些哺乳动物化石主要包括：明石剑齿虎、台湾猛犸象，早板犀牛、中国剑齿象、台湾四不象、步氏羌、新竹鹿、鹿、水鹿、猪、猕猴、豹、水牛等。”由水牛化石在台湾考古中的多次发现充分证明了，台湾曾经是存在野牛的。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了野牛在台湾的绝迹，这可以从后人对于台湾物种的相关记载中证明。关于台湾物产的介绍，最早见于《隋书・流求传》：“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然而后人明代陈第在其《东番记》中也记载台湾“有大小豆，有胡麻”，“无马、驴、牛、羊、鹅、鸭”虽然这两种文献相隔年代甚远，但两者中对于台湾物产的记载却是惊人的一致。另外在荷兰人与台湾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每当少数民族被迫与荷兰殖民者讲和时，经常被要求的条件就是要献出若干头猪，却没有关于牛的记载。若是台湾山中有原始野牛，祖祖辈辈生活在岛上的先民不可能不将其驯化用于日常生活；急需农业生产动力的荷兰殖民者也不会不向其索取。

由此可见，在有关于台湾具体的文字记载时代，台湾的野牛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后人的大量文献中却发现许多关于台湾生牛与野牛的记载，这一疑点将在下面专门另做论述。那近代台湾人民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耕牛来自何处，则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关于此一问题，大家各持己见，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台湾牛最早来自郑芝龙的移民台湾行动，“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有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舍开垦荒土为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郑芝龙移民台湾是1628年而早在1627年甚至更早，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已经在岛上饲养牛马了。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自从1627年，牧师GeorgiusCandi－dius就住在新港试着传扬福音。公司也租用了该社在大员湾的部分沿海地区，用于饲养公司的牛和马。”对于这一记载可以从1639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得到印证“有几个本馆的议员代表长官阁下前往赤要去管理公司的牲畜工作，看到那里有415头牛，即：192头母牛(Koebe－esten)、72头阉过的牛(ossen)、12头公牛(bullen)、139头小牛。”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台湾的首任牧师，乔治・干治士于1627年5月4日到达热兰遮城，并在赤嵌城以北七英里的新港社定居下来。开始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于1628年12月27日写成了《台湾略记》。其在记述当地物产时写到“南部广大平野，与其谓为耕地，甯谓系熟练园丁精心设计之广大庭院。马、羊与山羊均不多，于中国极多之猪，在此地亦甚属高价。惟鸡、鸭、鹅等则甚多。众多牛，乃为马、驴、骡之用。经短速驯教即成如最佳马匹，可令其轻快步行。以络索与鞍羁驯之。有极高价者。中国人骑之，犹如欧罗巴人骑其最精良马匹，见其骄傲姿态，颇为饶趣。”干治士来台湾传教要早于郑芝龙1628年春季的移民行动，其对于台湾岛上饲养牛的记载也应早于郑芝龙“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的移民行动。由此可见认为台湾最早的牛是来自郑芝龙的移民活动是不恰当的。

台湾耕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向：印度、

大陆沿海、澎湖。由印度引进黄牛，记载于伊能嘉矩的《台湾文化志》：“往时荷兰人据台之时，宣教师DanielGravius，于1647年至1651年间，自东印度公司借4000Reaal，从印度购入已的黄牛121头，交付给其教化区及萧垅的平埔地番使用，不仅土番得到好处，而且汉族移民也受益。”台湾牛从大陆与澎湖的引进主要是在1640年至1655年的15年间，《热兰遮城日志》对此有详细记载。现将相关记载统计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1646年以后大陆移民也陆续运来一些牛到台湾，并且在1648年共有20次关于大陆移民携牛来台的记录，运至台湾的牛数达到了279头，可见大陆沿海也是台湾牛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为台湾牛最重要来源之一的澎湖，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在荷据时期关于运牛来台的记录多达88次，运来台湾的牛只数更是多于1221头。澎湖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之多的耕牛，是与其长期开发与发展分不开的。澎湖的开发要远远早于台湾岛，在北宋(960－1126)大陆东南沿海的渔民已抵居澎湖。……王象之在其所撰《舆地纪胜》中，即称“自泉晋江东出海闽，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而在“1200至1300年间前后，大陆南海一带，已开始有较多的渔民聚居澎湖、白沙、中屯、渔翁及八罩等大岛上，他们主要是以捕鱼采贝为主，但也有畜养猪、牛、羊等家畜及种植农作物者。”元代周游世界的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在其所撰《岛夷志略》载：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问，坡垅相望，……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燕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可见早在宋元时，已有大量沿海人民迁居澎湖进行传统的农业定居生活并饲养牛羊。修于光绪甲午期间的《澎湖志》记载曰“灶无薪木，以牛粪干炊灶，名日牛柴。”这些都有力的证明了澎湖岛屿上牛的数量之多。关于澎湖的人口“据史籍载，澎湖汉人人口在一二九七年(元大德元年)有一千六百人，至一六六一年(明永历二十二年)增加到五千六百人。”由此可见，第一，较早时期澎湖已有大量人口居住进行农业生产并放牧大量牛羊；第二，澎湖距离台湾岛距离较近，运输上相对便利。以上两个条件促成澎湖成为台湾牛最重要来源地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台湾岛上的牛主要来自印度、大陆沿海、澎湖，上述地区运进的牛是近代台湾牛的最初来源。以后台湾对牛的品种改良、生产应用也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三、关于台湾的“生牛”与“野牛”

上述已经证明了岛上没有原生的野牛。但是在后人的一些记载，尤其是明郑与清朝统治时期的相关文献中却频频出现关于台湾存在着大量“生牛”与“野牛”的记载。郑成功开发台湾时，寓兵于农，鼓励将士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措施之一就是“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随郑成功入台的卢若腾在其《海东屯卒歌》写道：“海东野牛未驯习，三人驱之二人牵，驱之不前牵不直，偾辕破犁跳如织。”黄叔在《台海使槎录》引《居易录》曰：“台湾多野牛，千百为群。”高拱乾《台湾府志，风土志》亦有“深山中多野牛，教而驯习，可用以耕田、驾车。”

这些所谓生牛与野牛的出现，据有关文献记载是由于荷兰人引进并在台饲养繁殖耕牛的活动造成的。《台湾通史》记载：“荷兰之时，南北各设牛头司，放牧生息。归清以后，尚多野牛，千百成群，擒而驯之。”《小琉球漫志》引述陈小崖《外纪》说：“荷兰时，南北两路设牛头司，取其牡者驯狎之，阉其外肾以耕，其牝则纵诸山以孳生。”王必昌纂修的《重修台湾县志》卷15《杂纪》称：“台人买牛纵之山，使生息，犊大成群，设栏围之，俟其馁，乃渐饲以水草，由是驯服，可耕可挽。”

由上述似乎可以说明山中出现大量野牛是因为荷兰人与台湾人将所买种牛采取放入山中任其繁殖的饲养方式所致，此种说法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事实是否如此还须进一步商榷。如其上所说，我们可以试做推断，荷兰人与台湾人将其所买种牛采取放人山中饲养，等其大量繁殖再将其捕捉驯化后，用于农业生产的作法是否可行。第一，台湾岛多山，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有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和台东山脉，五大山脉。关于台湾的气候，北回归线横穿中部偏南地区，北部属亚热带气候，南部属热带气候。上述地形与气候决定了其以高温多雨、山高林密为特点的自然环境。在如此环境之下若将种牛纵人深山饲养，且不论其是否会被台湾向以勇猛著称的少数民族所捕获宰杀，仅再次将所繁殖牛只捕捉的难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荷兰殖民者对于其所饲养之种牛是十分重视的，这可见于上文《热兰遮城日志》关于公司所饲养牛只的统计数据的精确性。在1655年9月13日的日志中也记载“6月25日和26日，那边刮起强烈的暴风，以致在卑南和Sapat的公司的住屋遭受损坏，不过都已经用最少的经费建造起来了。公司的牛，已经增加到了大小合计98头了。”如是若将牛纵入深山饲养，要想取得如此详细的牛只统计数据是谈何容易。第三，在荷据时期，荷兰殖民者也经常会将公司的牛贷给贩商与大陆移民使用。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急需大量耕牛，荷兰人在每年一次的少数民族头领长老会议上经常提到不许放养狗以免咬伤农民的小牛。可见在当时耕牛是非常珍贵的农业生产资料，若荷兰人将种牛随便放人山中任其生长，可想而知必将会有人进入深山偷捕牛以牟利。荷兰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失，这是其所不允许的。对于偷牛行为，荷兰人也是采取了一定措施。“因为最近听到很多关于在福尔摩沙的乡下偷牛的怨言，因此也决议，将来还没有来此地取得税务单位宰牛的许可证以前，任何人都不得宰牛，要来申请许可证的人，必须将要宰的牛一起带来给指定的人看，以便由指定的人在大员以及赤编列清单，用以查明偷牛的情形。”

由此可见荷兰人与台湾人将种牛纵其入山任其繁殖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最有可能是在近山适合种牛生长繁殖地区划定地域，进行围栏饲养，待牛繁殖到一定数量便进行驯化用于农业生产。而在明郑与清代山中出现大量野牛的原因，应该是在围栏饲养时由于管理不当或因战争等其他因素导致许多饲养之牛窜入深山，其在深山中大量繁殖便出现了明郑与清朝统治时期所谓的大量野牛。

历史文化的传承范文

【关键词】建筑遗产；孝义文化；郑义门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倡导“百善孝为先”。“尊孝崇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义乃是发展的存续之道，如人不知孝义廉耻，何谈社会的存在。家庭有孝，尊老爱幼，其情融融；单位有孝，上行下效，竭忠尽智，事业兴旺；社会有孝，人人抱有一份尊重情怀，社会便会和谐。“郑义门”古建筑群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是融古代建筑、儒学思想、孝义文化于一体的典型历史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郑义门”古建筑群的历史背景

“郑义门”古建筑群，以郑门宗祠为主称，包括沿向麟溪两岸分布着的十桥九闸、东明书院遗址、建文井、圣谕楼、老佛社、昌七公祠、九世同居碑、孝感泉等古建筑，始建于南宋末叶，全祠共64间两弄，占地5000多平方米，分设门廊、师俭厅、中庭、有序堂、拜厅、听训堂、会膳厅、寝室、粮仓、制膳房、总理室和厢房等，功能齐全、规模宏大，有千柱落地，蚊蝇不生之说。师俭厅前院中，有元代古柏九棵，粗可合抱，枝若苍虬，传为宋濂手植。师俭厅内，还挂有历代名公巨卿的匾额、楹联；四壁有碑记多方。郑义门古建筑群在南宋时期的规划还相当简陋，仅供岁时祭祀之用；元至正（公元十四世纪）时，同居七世祖郑钦建祠堂五间；随着郑氏家族同居规模的不断扩大，郑氏宗祠的建设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在郑氏同居最为鼎盛的元末明初，在宋濂（曾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参与下，按照儒家的教义思想对宗祠进行了规划建设，从而形成了存留至今的规划布局形式（主体建筑东朝西面向白麟溪，主入口仪门座北朝南）。此后的郑氏宗祠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和发展；到清康熙年间，在族人的捐资下，扩建了九间寝室及十八间厢房，并将原寝室改为拜厅。清乾隆年间（公元十八世纪），因为郑氏宗祠的部分建筑被洪水冲坏，于是，重造了有序堂和仪门，新造池上石桥；嘉庆三年（1798年）重造过厅和师俭厅，并将木柱换为石柱，嘉庆四年（1799年）重修了寝室。由于郑氏家祠结构宏敞，风格古朴。宗祠内高悬众多历代名人题匾和联语，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前厅及拜厅天井内有尊为明初文臣之首宋濂手植的古柏，枝干虬劲，上薄云天。景区内尚有孝感泉、九世同居碑亭、东明书院、“十桥九闸”和玄麓元代摩崖石刻等古迹遗址二十余处，内容丰富，蔚成群观。而入口区象征九世同居的九座牌坊，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和含义之丰堪称全国之最。195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专文署名保护“郑氏义门祠堂碑记”。

居住于此的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名冠天下。据资料记载.郑氏家族以孝义治家，自南宋建炎年间始，历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长达360余年，时称“义门郑氏”，其孝风义行多次受到旌表，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美名。据《郑氏宗谱》记载，郑氏家族三朝旌表，173位郑氏子孙入朝为仕无一贪渎，仅明太祖朱元璋一代，郑氏子孙被委以要职者都多达47人，最高者官至礼部尚书，他们出仕的途径无一出于科场，这是史无前例的；郑氏家族以《郑氏规范》治家，以《郑氏家仪》约束，有《功德录》、《劝惩薄》激励族人；郑氏家族十五世同居，历宋、元、明三朝计332年，其家族的管理模式堪称原始共产主义的典范，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综上所述，郑义门古建筑群是一个融古代建筑、传统民俗和儒学文化为一体的典型，它所留存的文物古迹，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三性价值；而且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礼仪治家的典范和缩影，对研究中国儒家史、伦理史、教育史、管理史和宗族发展史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二、“郑义门”古建筑群的保护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大遗址面临厄运。过分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对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的破坏，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日益突现。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确立以保护为主的思路，在保护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适度开发，通过开发促进遗址的保护，使二者相互协调，实现古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早在80年代初期，浦江县政府、郑宅镇政府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浙江省文物保护条例》等，多举并措，县乡联动，进一步明确文物工作肩负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开展文物普查，陆续将郑义门古建筑内的郑氏宗祠、东明书院遗址、建文井、老佛社、昌七公祠、九世同居碑及孝感泉等7处建筑遗产列为“浦江县文物保护单位”，及时抓好自然和历史文物的抢救、传承，留住文化遗产。2000年当地政府又积极将“郑义门古建筑群”建筑遗产申报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和“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引进民营企业资金对“郑义门古建筑群”进行初期的保护开发。2001年“郑义门古建筑群”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建筑遗产的依法规范管理及合理利用，加速发展旅游开发又进了一步。2004年根据国家文物局文件，县政府出巨资从民营企业手中购回景区经营权，随后在遗产保护和更新过程中正式启动保护规划。2006年，“郑义门古建筑群”保护开发规划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编制完成，“管委会”请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人员对古镇实地踏勘，编制了古镇白麟溪两岸传统民居、新建民居等各类建筑的保护规划和改造方案。规划围绕“一区二路七个景点”，进行保护开发。“一区”即新建入口区，配套停车场、入口广场、游客中心、办公大楼、九块牌坊群。“二路”即麟溪路和义门路。通过对麟溪路和义门路部分段两边的房屋立面按照灰墙、黛瓦、坡顶、木排门等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进行整治，再现明清时期浦江民居的传统风貌。“七个景点”即孝感泉、昌三公祠、郑氏宗祠、建文井、昌七公祠、木牌坊、十桥九闸。孝感泉主要展示义门的孝义文化；昌三公祠主要体现郑宅婚嫁礼仪文化；郑氏宗祠主要体现宗祠的宗教文化，展示老宅作为部级文化保护单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的作用；建文井主要反映建文帝逃难的场景；昌七公祠主要体现古镇的衣食风俗文化，展示郑宅特色的着衣制度和用膳风俗；木牌坊主要体现展示古镇的远古；十桥九闸是改造白麟溪还原江南古镇别致风景。在项目管理上，成立“郑义门”古建筑群管委会，协同郑宅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负责工程建设；在资金拼盘上，坚持财政倾斜、市场运作、社会募捐多途径筹措来保障；管理上改由政府开发，责任和利益关系为县旅游局进行门票管理，县文物管理部门负责对古建筑进行维修。经过有序开发和利用，“郑义门古建筑群”先后被授予现为国家4A级景区、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郑义门”古建筑群的传承与发展

建筑遗产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传统聚落地域建筑保存，对当地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都有极大之帮助。近些年来，通过“韩国郑氏后裔祭祖”、“郑义门集体婚礼“、”郑义门孝义文化诗歌赛“等文化宣传交流，“郑义门”古建筑群被视为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而成为吸引国人与国际观光客或学术团体拜访或游览该地域的重要观光资源。但在开发和保护建筑遗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保护经费投入不足；人为破坏建筑文化遗产依然存在；建筑遗产保护方法过于传统，片面注重单体保护；全民保护意识有待提高等等，亟需进一步传承孝义文化，加快推进保护利用和创新发展步伐，以促进当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的双赢发展。

一要确定政府在传承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现阶段古建筑的传承与发展尚处于启动和起步阶段，社会力量还有待进一步成长，需要有效确立和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出相关的法规政策、建立健全相关机构、设立专项基金、培养人才及社会宣传等举措来建立政府主导的机制，为古建筑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政策环境、制度保障、资金支持、人才储备和社会基础。

二要完善有效的古建筑文化管理办法。古建筑的管理保护是一件严谨细致、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增强科学意识，讲究科学方法。

当今信息社会时代，在采用收集、整理、贮存、出版、展示等传统方法的同时，还需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古建筑实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三要提高公众保护建筑遗产的意识。在实际的古建筑保护过程中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进行保护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广大民众更应该成为保护事业的主体参与者。因此，有必要让广大民众了解建筑文化遗产情况和保护知识，将建筑保护观念深入到民众的意识中，让全民都积极加入到古建筑保护的队伍中来。要通过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对建筑遗产进行管理，将保护开发所产生的间接收益，全部用于建筑遗产的修缮和保护，并且政府的投入逐年有所增加。

四要提高郑义门古建筑群的知名度。郑义门古建筑群有三朝旌表的辉煌历史、有建文帝避难的传说等等，给郑义门古建筑群增添了浓厚的帝王文化气息；郑义门古建筑群形成了很多的民俗文化，如加冠礼、三献礼、翘脚灯、洗水龙、同居饭等等；郑义门古建筑群虽然是个家族，但其管理模式已超出了家族的范畴，从《郑氏规范》和《郑氏家仪》中，可以充分体现其管理模式和生活形态，展示孝义、和谐、德治等内涵，是难得可贵的文艺创作素材。相关部门可以探索通过拍摄电视剧、举办全国性的书画、摄影和征文比赛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古建筑的知名度，增加文化旅游的含金量。

五要构筑建筑遗产与旅游开发和谐发展的平台。历史建筑遗产保护工作是文物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益性事业。在保护建筑遗产的同时，应特别注意挖掘再利用的因素，通过改变传统建筑功能、增加服务内容等方式，使传统建筑达到可持续发展，并赋予古建筑新的活力。如除了将古建筑作为旅游景点、展览馆等用途之外，还可以作为教育实验基地，不仅可以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素质教育，还可以对大学生特别是建筑类专业学生进行专业教育。

参考文献

[1]《二十五史》卷七《宋史》上、孝义、郑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二十五史》卷九《元金辽史》、孝义、郑文嗣，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二十五史》卷十《明史》孝义、郑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历史文化的传承范文

【关键词】古装历史剧文化传承文化教育社会化

在众多电视剧类型中,古装历史剧是影响最深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类型片。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具有商品属性、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及文化艺术属性。在当前文化经济环境下,古装历史剧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起它的社会责任,即文化传承与文化教育的责任呢?

针对古装历史剧文化教育责任的问题,根据调查显示,关于中国历史知识的题目,受访学生的平均正确率不超过30%,而之前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四个城市的14―28岁之间的1065名青少年问卷调查得知,按满分100分计算,全体受访者所得的平均分数仅为27.69分;按60分为及格分,全体受访者的及格率只有15%。调查结果显示,在了解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主要途径中,影视剧超过历史课本、史书、网络以及其他方式,占到了20.6%。以上调查事实说明了两点:一是目前我国的青年学子历史知识较为缺乏;二是影视剧是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感悟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古装历史剧应当承担起传承中国文化以及文化教育的作用。

古装历史剧的定义不甚相同。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的由杨秉林主编的《电视词典》中释文“历史剧――以历史时间和任务为基本材料而创作的电视剧。这种电视剧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容许适当的虚构,但剧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符合历史史实”。①从艺术门类和表现手法上来说,历史剧本质上是借助于电子化的声像符号系统这种艺术语言载体和电视屏幕上演剧这种艺术叙事载体对客观社会生活进行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艺术样式,一种演剧艺术作品。②我们所指的古装历史剧时间上是在民国之前,除了历史正剧如《雍正王朝》等,也包括戏说类如《戏说乾隆》等。在我国,围绕历史题材创作和改编中“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一直都有争论。历史剧应该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还是可以虚构,学者均认同历史剧可以用“艺术”去“演绎”历史。历史剧如何在尊重历史与艺术虚构之间追寻其社会价值的提升,承担起它对传承文化以及文化教育的责任呢?

自1980年由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录制的单本剧《鹊桥山》以来,我国的历史剧长兴不衰。1989年,《三国演义》在央视开播,取得了空前的收视成绩。从那时起,“古装历史剧”成了中国电视圈里公认的投资最大、收益最高的电视剧类型。这种历史剧经久不衰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历史经验和教训是现实的借鉴,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有对新鲜的、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审美追求与渴望。更重要的是,尊重和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是每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必需。

但在历史剧发展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题材单调重复。国产热播古装历史剧,大都是讲述王朝兴衰,帝王奋斗或者后宫争斗。从传播效果看,由于王朝故事的久远以及表现手法的局限,观众产生了收视疲倦,一味重复的题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欣赏需求。二是古装历史剧难以与历史史实相匹配,引起观众和学者的不满,尤其是针对与史实相悖的地方。三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兼顾。许多影视剧为了收视率,不惜大投资、大明星、长剧集、反复重拍,结果是浪费资源,观众却不买账。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历史古装剧,如2006年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几乎创造了中韩两国的收视奇迹。首先从取材上它的入手点是一个宫女,而非中国剧目中常见的帝王后妃,贴近大多数现代人的平等观念。二是它以饮食、医学为载体,既吻合了当代人健康生活理念,也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展现了出来。反观中国古装历史剧,大多讲述帝王后妃的豪华生活以及争权夺利,缺乏现代社会理念和生活气息。三是《大长今》中穿插的权利争斗,也是着眼于人性的角度。另外,大长今这一人物在史书上并无大量记载,编剧可以进行大量的创作,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所以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优秀历史剧,都是在历史和神韵上最大限度接近当时的社会面貌,情节契合当代人的心理和文化需求。美国学者赖特提出了大众传播的四种社会功能: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提供娱乐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但是其社会化功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社会化指的是个体由自然人发展为社会人的过程。一个人只有通过一定的社会学习和社会生活实践获得适应人类生活的社会性,形成人类的心理结构和行为动力系统,并且获得明确的自我概念,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自我引导和自我控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即完成了社会化。③影视剧既然成为人们了解社会历史的重要途径,无疑将承担起社会化的功能,它所传播的内容将对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产生重要影响。古装历史剧所承载的历史史实、历史文化以及历史观等,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判断、道德取向以及审美情趣,都会对受众产生重要影响。

古装历史剧,一方面可以直观地反映历史,由于影视所特有的表现手法,能描绘出具体的历史情景,较之书写词语,它更易于我们像透过一扇窗子一样直接凝视过去的事件,身临其境地感受其人其事。④另外一方面,它比电影的播出时间持续性要强,所以影响范围更广、时间更长。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先秦百家争鸣、唐诗宋词,中医文化,饮食文化、各种民间艺术等。一部优秀的展现中国文化的电视剧,定能使中国的优秀文化散发出更加持久的魅力。然而,透过一些古装历史剧,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因素却微乎其微。我国的热播剧大都以帝王后妃为题材,而以表现某一文化现象的剧目大都是小成本、小制作的戏说类,很少将其提到“正剧”的高度,很难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现在一些古装历史剧遭到观众抵制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其缺乏文化内涵,观众难以获得真正的精神享受。

从受众角度看,观众收看影视剧或是为了休闲娱乐,或是了解信息,或是审美思考。在审美以及引发人们思考上,历史古装剧应该多下功夫,它所特有的服装、环境、人文气息应当成为其特色。在文化传承和教育作用上,较其他剧有难以替代的作用。而现在许多古装历史剧被戏称为穿着古代衣服的现代戏,失去了它本身的创作意义。

影视剧品味的提升,将促进大众品味的提升;大众品味的提升反过来又会促进影视剧自身文化艺术品味的提升,形成影视剧创作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影视剧创作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历史、文化、人文素养,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另外,在影视剧的审查方面,鼓励以文化为主题的古装历史剧的创作,为此类作品创造宽松的环境。古装历史剧只有拍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受到观众欢迎,也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明,才能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①②曾庆瑞:《电视剧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P448,P453

③赵春梅,《影视剧的社会功能与审查》,《北京电影学院报》,2003年第5期

④罗伯特.A.罗森斯通:《影像中的历史、词语中的历史――反思历史真正进入电影的可能性》,《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