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例(3篇)

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齐拉西酮;利培酮;精神分裂症;老年期

中图分类号：R749.1+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2409(2008)03-0440-03

齐拉西酮和利培酮均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要考虑疗效和安全性。笔者将齐拉西酮与利培酮进行临床对照观察,评价两药对老年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为2006年7月至2007年11月在本院住院治疗或门诊就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PANSS≥60分，未经系统治疗或首发者，对兴奋、冲动症状明显及治疗依从性差者不纳入，排除酒精物质滥用、严重脑器质性和躯体疾病。共计60例随机分为两组：服用齐拉西酮组30例，其中男17例（56.7％），女13例（43.3％），平均年龄（64.9±3.1）年，平均病程（5.3±4.1）年；服用利培酮组30例，其中男16例（53.3％），女14例（46.7％），平均年龄（66.1±4.2）岁，平均病程（6.4±3.9）年。两组性别、年龄及病程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治疗方法

药物清洗期为7d，齐拉西酮组(江苏徐州恩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片剂，商品名思贝格，规格20mg／粒)起始剂量20mg/d，根据病情逐渐增加剂量，1～2周加至治疗量60～120mg/d，平均剂量(51.1±26.9)mg/d，最大治疗剂量120mg／d。利培酮组（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片剂，规格1mg／片)，由起始剂量0.5mg/d起，亦根据病情逐渐增加剂量，1～2周加至治疗量1~3mg/d，最大治疗剂量5mg/d，平均(2.8±1.1)mg/d，疗程为8周，治疗期间如出现锥体外系反应或睡眠差可酌情使用抗胆碱能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不合并使用其他抗精神病药。在治疗前和治疗后每周进行血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检查1次。

1.3评定工具

采用PANSS量表评定疗效，PANSS评定由精神科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进行,评定人员之间一致性训练检验Kappa=0.85。以总分减分率

1.4统计分析

全部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

2结果

2.1PANSS量表评定

两组治疗前后PANSS各因子及总分比见表1,治疗前各因子分及总分两组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4周两组各因子分及总分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按PANSS总分减分率来判断，治疗8周后齐拉西酮组：痊愈14例，显著进步9例,进步2例,无效5例,有效率为83.3%,显效率为76.7%。利培酮组：痊愈16例,显著进步8例,进步2例,无效4例,有效率及显效率分别为86.7%、80%。经χ2检验有效率及显效率两组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两组在治疗后第4周末起显效，PANSS总分及各因子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下降,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2.2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见表2。

不良反应：在8周的治疗过程中，齐拉西酮组主要表现为恶心7例，头晕、头痛8例，窦性心动过速4例。利培酮组主要表现为锥体外系反应(EPS)11例,体重增加5例，失眠5例，窦性心动过速4例，便秘、嗜睡各3例。两组在EPS、头晕、头痛、恶心、体重增加发生率差异均有显著性(P

3讨论

齐拉西酮是哌嗪衍生物，为5-HT2A受体和D2受体阻断剂,是一种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对精神分裂症阳性和阴性症状均有效,尤其对阴性症状的效果更好。齐拉西酮是通过对D2受体和5-HT2A、5-HT2C、5-HT1A及5-HT1B/1D受体等联合阻断作用而发挥作用。其5-HT2A的亲和性远高于奥氮平、喹硫平、氟哌啶醇以及氯氮平；对D2受体的亲和性高于奥氮平、喹硫平以及氯氮平，但低于氟哌啶醇。对5-HT2A的亲和性是对D2受体亲和性的10倍，对5-HT2C、5-HT1A、5-HT1B/1D也有很高的的亲和性［1］。所以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有效。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疗效显著，可能是与中枢5-HT功能的提高以及DA功能尤其是前额叶DA功能的下降有关。典型抗精神病药尽管也能阻断5-HT受体，但阻断强度较低并且作用部位局限。齐拉西酮的作用部位除了中枢边缘系统以外还有前额叶，在前额叶主要阻断5-HT2受体，解除了5-HT2对DA的抑制作用，调节前额叶DA使其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治疗阴性症状的目的［2］。齐拉西酮对5-HT2A受体强的亲和性与对D2受体弱的亲和性的比值(5-HT2A/D2)比值高，比值高EPS小［1］，故几乎无锥体外系（EPS）不良反应,也不引起催乳素升高,安全性高［3］。有研究表明，喹硫平的剂量达到20mg／d时可能出现EPS，齐拉西酮则需达到160mg／d［4］。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表明,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的阳性、阴性、认知及情感症状均有良好作用，在一项为期1年精神分裂症的齐拉西酮与安慰剂对照研究中，齐拉西酮在延迟复发时间、降低复发率方面的疗效都比安慰剂显著［5］。

本研究表明，齐拉西酮和利培酮两组有效率、显效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同时两组治疗后PANSS评分也无明显差异，另外,两组的PANSS阳性症状、阴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性症状评分治疗后第4周末比治疗前均有明显下降,提示两药对老年期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等多种精神病性症状均有效，临床疗效确切且相当,与文献报道一致。齐拉西酮的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头晕、头痛等，而利培酮组的副反应主要表现为EPS。老年人对EPS和抗胆碱能效应敏感，齐拉西酮的低EPS和低抗胆碱能作用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很理想。近年来Murad作了一项研究：喹硫平、奥氮平、利培酮等新型抗精神病药能使体重增加,血糖、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升高［6］，而有关齐拉西酮的研究显示:齐拉西酮在改善精神症状的同时还可以使患者体重减轻(平均3.6kg),血甘油三酯、胆固醇水平降低(P≤0.05)［7］。本研究也表明齐拉西酮对老年精神分裂症体重无影响，这点对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总之，齐拉西酮不良反应少而轻,依从性好，耐受性好,可作为一线临床药物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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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齐拉西酮注射液；氟哌啶醇注射液；精神分裂症；激越症状

[中图分类号]R7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2）10（c）-0009-03

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常伴有急性激越症状，可能伤害自己、危及他人，很难遵从医嘱，多拒绝口服药物治疗。对激越症状快速、有效的治疗是精神科医生经常面对的难题。新型抗精神病药物齐拉西酮注射剂型可能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国外已将齐拉西酮注射液应用于临床。目前，国内尚无进口的齐拉西酮注射液的疗效、耐受性和安全性资料。本研究以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氟哌啶醇注射液作为对照，应用进口的齐拉西酮注射液（由美国BenVenue公司提供，商品名是注射用Zeldox）肌内注射治疗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控制其激越症状，旨在评价齐拉西酮注射液对于精神分裂症激越患者的有效性、耐受性和安全性，为齐拉西酮注射剂型在国内临床推广提供资料积累。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8年12月～2009年4月连续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入组标准：（1）年龄18～65岁，处于精神分裂症急性期；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符合ICD-10中精神分裂症（F20.X）标准；（2）受试者入组时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riefPsychiatricRatingScale，BPRS）评分≥40分；（3）受试者本人或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筛选期前3个月内接受过齐拉西酮口服或注射治疗；（2）入组前12h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2周内或1个循环周期内使用长效抗精神病药物，入组前3个月存在药物滥用；（3）有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失代偿性心力衰竭病、癫痫史，ECG提示有QTc间期延长超过500msec。

2008年12月～2009年4月共入组60例受试者，试验组、对照组各30例。试验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20～54岁，病程2～21年，BPRS量表总分41～59分。对照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20～54岁，病程1～23年，BPRS量表总分41～58分。两组间性别构成、年龄、病程、BPRS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配进入齐拉西酮试验组和氟哌啶醇对照组，分别予以肌内注射齐拉西酮或氟哌啶醇治疗3d（72h）。试验组齐拉西酮注射液的初始剂量是10mg，可根据需要追加剂量，总剂量不超过40mg。对照组氟哌啶醇注射液首次剂量为5mg，可根据需要追加剂量，总剂量不超过20mg。

研究访视包括筛选访视、基线访视以及肌注第一剂药物后的2、4、24、48h和72h的访视（将肌注第一剂药物作为治疗起始，治疗后72h作为治疗终点）。整个72h研究期间评价患者的疗效和不良事件。

疗效评价采用简明精神评定量表（BPRS）总分从基线到研究终点的改变。安全性和耐受性评价采用Simpson-Angus锥体外系反应量表，同时登记不良事件，均检测血液常规、生化、心电图等。

评定者在研究前接受一致性培训，于每次访视时对患者进行有关量表的盲态评分。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试验组、对照组的正态分布数据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试验组、对照组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的t检验，对治疗前后的BPRS量表总分进行比较。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试验组、对照组治疗前后BPRS量表总分的比较

对照组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治疗后2h观察点与基线比较，试验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试验组、对照组其余各个治疗时点与其基线比较，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试验组、对照组各个治疗时点组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耐受性和安全性评价

试验组、对照组在基线和治疗后72h内生命体征平稳，所有患者QTc间期均不超过500ms。两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973，0.585）。对两组基线QTc值进行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9）。对两组患者基线的QTc值作为协变量，对治疗后的QTc值采用协方差分析，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4），表明两组治疗后QTc间期的差异可能源于入组患者样本的偏倚。

2.3两组不良事件比较

试验组共发生不良事件11例（36.7%），为嗜睡、恶心、呕吐、头痛、头昏，均为轻度，未予特殊处理，试验组未出现锥体外系反应；对照组不良事件共发生16例（53.3%），有恶心、呕吐、头昏、锥体外系反应，程度轻到中度，其中对照组发生锥体外系反应11例（震颤1例、急性肌张力障碍7例、静坐不能3例）。两组间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

试验组、对照组Simpson量表评分治疗后72h与基线的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试验组在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而对照组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试验组、对照组治疗前后Simpson量表评分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基线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治疗后72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表明锥体外系反应试验组轻于对照组。见表2。

3讨论

3.1齐拉西酮疗效分析

本研究试验组BPRS量表总分在治疗后4、24、48h和72h与基线的比较，症状改善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对照组两组间在各个时点BPRS量表总分、各时点相对于基线的减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齐拉西酮注射液能够有效地控制精神分裂症激越症状，疗效与氟哌啶醇相当，并与既往的文献报道一致[1-2]。

BrookS等[3]将急性激越的受试者随机分配至齐拉西酮注射液（n=90）治疗组和氟哌啶醇注射液（n=42）治疗组，为期3d不定剂量肌注治疗，盲态下于基线和每24小时进行采用BPRS量表评估，发现齐拉西酮组BPRS减分百分比为14%，而氟哌啶醇组BPRS减分百分比为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控制激越症状，齐拉西酮注射液的疗效优于氟哌啶醇注射液。本研究发现两组疗效相当，齐拉西酮注射液未显示出疗效更优越，推测可能与试验组齐拉西酮注射剂量偏低，部分患者未能达到充分的治疗效果有关。

试验组齐拉西酮治疗2h后BPRS量表总分与基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症状改善不显著；而氟哌啶醇对照组治疗2h后BPRS量表总分与基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齐拉西酮起效没有氟哌啶醇迅速。但国外资料表明齐拉西酮在注射2h后即可改善症状。笔者推测本研究中齐拉西酮起始剂量为10mg，剂量可能偏低，建议对于兴奋激越症状严重的患者，齐拉西酮注射液起始剂量即可为20mg。DanielD等[4-5]也认为齐拉西酮10mg可能存在治疗不足。

3.2耐受性和安全性评价

试验组不良反应轻微，未出现锥体外系反应，显示了齐拉西酮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未出现锥体外系反应，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既往研究表明，与氟哌啶醇比较，齐拉西酮导致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静坐不能等副作用轻微，从而提高了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有学者指出，齐拉西酮能够减少锥体外系反应的机制源于其对五羟色胺2A受体的高亲和力（是多巴胺D2受体亲和力的11倍）[6]。

QTc间期延长是齐拉西酮较为常见的不良反应。本研究试验组QTc值最高为461msec，统计分析显示齐拉西酮对QTC间期并无明显影响。本研究所有受试者中均无严重的心脏疾病史，故结果尚不能推广到有心脏疾病史的患者。国外也有将齐拉西酮用于有心脏疾病病史的患者。其研究表明，具有QT间期延长病史的患者（包括先天性长QT间期综合征），近期出现急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应禁用齐拉西酮。齐拉西酮禁忌与在药效学方面能够延长QT间期的药物，或者在处方信息中禁用于有QT间期延长患者的药物合用[7-8]。

齐拉西酮针剂是一种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药。该药除了对5-HT1A受体具有高度亲和力和激动作用外，同时对D2受体、5-HT2A受体、5-HT2c受体和5-HT1D受体具有高亲和力和拮抗作用，其对组胺H1受体具有中等亲和力，对包括M胆碱能受体在内的其他受体、结合位点未见亲和力。齐拉西酮注射液主要是通过拮抗多巴胺D2受体和5-HT2A受体以改善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急性激越症状等，而对其他相似亲和力受体的拮抗作用可能是导致其他治疗作用和不良反应的原因[9-11]。

对于急性激越患者的成功治疗是短期和长期预后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表明齐拉西酮注射液能够快速起效，疗效与氟哌啶醇注射液相当，在耐受性方面相对于氟哌啶醇又有明显的优势，这都提示齐拉西酮注射液能够用于替代传统的抗精神病药注射剂型。齐拉西酮注射液疗效确切，安全性高，依从性好，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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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篇3

关键词：中西儿童教学差异比较研究

中西儿童文学有着迥异的历史演进历程。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并确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又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著，作品的风貌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诸多评论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并深入探寻了个中原因。

一

中西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评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罗列了诸多区别。

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1］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2］。但他在该文中补充道，即使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针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杜隽在《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3］中的总结则更加全面。除上述区别之外，他还认为，西方童话中的环境被虚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比较而言，汤锐的论述最为全面也更为深刻。他在《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中国的儿童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哲学观念的表现；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及规范意识的灌输，而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个体性的原则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突出“和谐”与“平衡”的观念，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充满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

在微观方面，冯昀的《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5］，从狐狸这一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着手，以小见大，得出了与王黎君类似的结论：西方的儿童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则看重“载道”、“树人”的使命感和重视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6］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童话教育功能的重视：《稻草人》的叙述主体显而易见，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叙述视角，控制力非常强；而《快乐王子》则不然。李红叶在《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7］中，通过中外两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属于文体层面的影响，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孙大公的《大千世界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8］，从中西不同的动物观出发，认为在西方童话中，动物与人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且两者的关系处于对等状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动物往往充当纯粹的配角或陪衬式的角色，两者处在依从关系中。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价值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反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作品。

二

在对中西儿童文学艺术面貌的差别进行原因探析时，评论者多数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着手找出答案。而文化传统中，又侧重从宗教、神话、道德伦理等方面展开论述。

杜隽指出，早熟的中国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家为本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功利性的强调，以及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导致“五四”之前中国的童话作品寥寥无几。但同时他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有的作品摆脱了一贯的说教风气，把教育与幻想结合在一起，还吸收进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表现方法上，新时期童话中的幻想存在着放射型幻想和内倾情感体验型幻想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究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9］，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各个评论者的结论大同小异，其中王松鹤的《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11］角度较新。在该文中，他从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演进历程角度出发，解释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很早，加上拥有诸多进步的儿童观，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却较之西方晚得多，儿童的精神世界被长久冷落，所以即使产生了儿童文学，也因封建传统积习较深而陷入创作困境。此外，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发轫之始到新时期对西方（包括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借鉴的历程及其创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得从西方引进的进步的儿童观得不到生长的土壤，“它（中国儿童文学）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一味从传统文化积习中寻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错位的另一原因，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多数作者只论述了中西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但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3］便是例外。在该文中，他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三驾马车”：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点经验均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途径，且可行性较高。但在指出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告诫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否则，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便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准。

但此种解决方案对西方童话采取的仍是仰视态度，仍侧重于学习和借鉴。王小浩的《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14］提出，舒伟教授在《中西童话研究》中探寻了解决困境的另一出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以试图建立中西童话之间互相沟通与借鉴的平等对话关系。舒伟认为，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和《西游记》等都含有鲜明的童话因素，这些童话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话作品相媲美。于是，他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进步。

尽管探寻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仍只局限于叙事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则关注很少。黄诗海、郑芷芳合著的《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15］就是例外。该文选取中西诗学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英诗以音为主，对词的磁性、结构、事态等都非常严谨，故描述的对象更加直观；而中诗主张天人合一，注重诗歌的“性灵”、“风骨”，注重表现其含蓄内敛的风格。此外，因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的不同，英诗中反映孩童苦难的作品往往以对宗教的信仰结尾，而中诗是现世的，因此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往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及艺术理念。

三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文学界多以叙事型体裁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而忽视了对儿童诗歌、寓言、儿童小说等领域的关注。的确，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重阵，也是为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文体样式。但是，在诗歌、寓言、小说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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