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6篇)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篇1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价值中立；价值关联；新闻传播；客观性；把关人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4-0138-02
在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深深影响着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媒介提供的信息成为了人们了解社会环境、认识世界的依据。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成为人们认识客观现实的重要途径，传播者如何设置议题、选择信息，怎样对信息进行编码、传送，直接影响受众对信息的认知与解读，进而影响受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同时，媒介传播的信息也会引起舆论的产生与扩散，舆论的整合与引导也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因此，传播者，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中的传播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应依循怎样的价值立场，成为媒介营造出怎样的“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拟态环境”能否尽量接近于真实的“客观环境”，能否客观公正的反映现实社会，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新闻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影响。
新闻传播应依据怎样的价值原则也是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本文亦试从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角度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
一、“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涵义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社会学价值思想中及其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旨在说明科学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价值立场与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之间的联系。现对这两个概念做简要的阐述：
（一）“价值中立”的涵义
价值中立观是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创性的贡献，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性的态度。所谓价值中立性是指，“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能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1]
此外，韦伯还认为，社会科学只能解释社会现象，不应对社会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就像自然科学家不对他所研究的自然物作好坏判断一样，价值判断等于把一种伦理强加给人们，如果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事实做出了价值判断，社会科学研究就失去了科学性。[2]
（二）“价值关联”的涵义
“价值关联”这一概念最先由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提出，他在其《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认为自然科学旨在探讨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一般规律性，属于“规范性科学”；社会科学则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个人及其行为，属于“表意性科学”。自然科学描述事实，寻求一般规律，避免人的主观介入；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与构成这一现象的人的行为有关，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价值立场上做出的选择，因此，研究者就必须诉求于一定的价值评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以最终认识社会现象本身。[3]
在此之后，韦伯也认可了经验现实对于社会研究的意义，认为人不能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纯客观的去反应社会现实、认识社会事件。
二、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体现
（一）新闻传播原则与“价值中立”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都要求新闻传播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原则，强调传播者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在新闻报道中介入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新闻业务的实施中，要求传播者弄清事实真相，不可盲目传递信息或做出判断；对于有争议的事件，要将各方的意见都平等的呈现给受众，交由受众自行判断。
可以说，这几项原则的要求都遵循着“价值中立”的立场，要求新闻传播者只是将事实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尽量不要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念，避免价值观念的介入对受众接收和解读信息产生影响甚至误导，维护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
（二）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与“价值关联”
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之后，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及相关从业人员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被传递给受众。
通过对“把关人”理论的简要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想要保持完全的“价值中立”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该理论明确指出，把关人的作用就是选取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进入传播的渠道，相反，不符合的信息则不能被传播。那么，把关人的价值标准是怎样的呢？要对信息进行取舍，则不可能避免的要涉及媒介组织的价值判断，必然会产生“价值关联”。然而，对于“把关人”而言，虽然面对的信息成千上万，但选择哪些信息进行传播也不是任意的。信息的选取与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媒介组织本身、以及具体的组织成员（编辑、记者等）的价值标准相关联。在宏观层面，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和传播管理控制体制、制度环境等构成传播语境，影响“把关”；从中观的层面来看，信息的选取则考虑传播组织所运用的行业惯例、传播价值观念、经营定位、技术手段等因素；同时，传播者个人的相关因素，如价值标准、业务素质、道德标准也会对选择哪些信息进入传播渠道产生影响。因此，从“把关人”的理论来看，大众媒介对新闻的传播，要涉及三个层面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的介入也就导致了“价值关联”。
三、“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在新闻传播中的关系
（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要求传播者保持“价值中立”，即要求传播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将真实的、不受干扰的信息传递给受众。新闻传播需要尽可能以本来的面貌反应现实，而不应加入传播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这是新闻从业者的职责所在，也体现着新闻传播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如前文所述，由于大众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存在，大众传播媒介会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来选取将要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凭这一点也可以判断，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价值关联”是存在的。虽然传播者在社会、组织、个人这三个层面都会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进行“把关”，但这些依据的标准同样也是对“价值关联”的约束。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把关人”也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以客观性、公正性为业务操作的原则，要以追求客观公正的进行信息传递为目标。因此，大众传播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相互制约，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
（二）新闻传播中，“价值关联”以客观性、公正性为前提
媒介的“把关人”虽然要依据多个层面的价值标准对信息进行取舍，但各个层面的价值标准都应在不违背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遵循，如果媒介为了自身的利益，有意通过反映某些事实、回避另一些相关的事实从而影响或歪曲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将媒介的价值观点介入信息的编码和传递中，违反新闻传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则是应当被制止和更正，并承担相关责任的。所以说，新闻传播者不可避免的会处于“价值关联”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应当是在保证信息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前提下的。
（三）新闻传播中的“价值中立”不是绝对的
另一方面，“价值中立”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价值中立说”强调的“一旦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理想状态，人对于事件或现象的描述都会以一定的“先验”经验为依据，而这种“先验”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某种价值判断或选择。
此外，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单从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角度来看，“价值中立”是传播活动的规范和基准。但出于传播监测环境、进行社会协调的功能考虑，若涉及到意见整合、舆论引导等问题时，则传播活动不能依据“价值中立”任由事态自行发展而仅仅只反映客观事实，通常还要以一定的价值标准来整合和引导舆论，维持社会稳定。
四、新闻传播中传播者应持有的价值立场
通过对“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的概念阐述，以及对于两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及相互关系的简要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是一对相伴相生的观念，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联系的。
在新闻传播中，“价值中立”或“价值关联”不能独立的存在，“价值关联”要以“价值中立”为前提，保证传播的客观性、公正性；“价值中立”要以“价值关联”为依托，表达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不同类型的媒介组织也会根据自身特点依据特定的价值观念传递信息，协调社会、引导舆论。所以，在新闻传播中正确对待两种价值立场是很重要的，两种立场不是绝对的分隔和对立，传播者在进行大众传播活动时要同时考虑到两种立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依照特定的立场处理和传播信息，这样才能既维护新闻传播的原则，又体现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承担社会责任，对受众和社会负责。
参考文献：
[1]王效仿,高薪.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对举而不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2]尹广文.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之研究方法准则[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6).
[3]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J].社会学研究,1995(3).
[4]肖昭理.论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2).
[5]陆自荣.“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韦伯思想中的一对张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篇3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播出特点看体育的社会化趋势》（《体育科学研究》1998年2期）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社科研究常用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初期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的研究主题与话语表达，在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圈子里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整个大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主题，有着相当的距离。
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5月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篇4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篇5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篇6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