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游记范例(3篇)
敦煌游记范文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K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001-05
Abstract：Sincethe1960s，theauthorhasbeenworkingtogetherwiththestaffoftheDunhuangAcademytoimproveconservationworkattheMogaoGrottoesheritagesite.Frominitialbasicmanagementtotheintroductionofadvancedmanagementstrategyandconservationphilosophy，evenincludingcollaborationwithforeigninstitutionsonseveralartifactconservationprojects，theculturalrelicconservationandtouristmanagementatMogaohasrisentoaleadingpositioninChinaandevenintheworldthankstothepersistenceandhardworkofbothdomesticandforeignexpertsengagedinconservationworkatMogaooverthepastdecades.Thispaperpresentsabriefintroductiontothisprocess.
Keywords：Dunhuang；MogaoGrottoes；culturalrelicconservation；management
因多年向往敦煌艺术，而于1962年我争取到莫高窟实习的机会。此行既满足了心中的夙愿，又导致我第二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如今已在此工作了53年。
一第一阶段（1975―1984）
我初到管理岗位，不懂什么是管理，也没有什么想法，以为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
那时我只能做到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
二第二阶段（1984―1997）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扩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建制、更名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决定，为敦煌研究院的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的领导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传播的新阶段。
1986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我负责撰写莫高窟的申遗材料。撰写莫高窟申遗材料给了我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初步懂得了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及意义、其保护管理的重要性及如何保护管理。更重要的是，这督促我开始经常对国内和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关注，也促使我开始对莫高窟的保护管理的钻研、思考和探索。
作为莫高窟的管理者，我在申遗过程中和申遗成功后，就把有效保护和管理莫高窟的国家责任以及《操作指南》指出的“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须确保其在列入名录时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完整性和真实性在之后得到保持或提升”的理念，作为我心中和敦煌研究院不懈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科学理念，并为此持续地探索和实践。
申遗又使我知道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缔约国之事，也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事。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的大力帮助，开始与美国盖蒂基金会及其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国际文物保护机构开展保护管理合作（图1），此后还逐步扩大到与其他国家保护研究机构的合作。
在国际合作中，对文化遗产地的共同保护研究、参观考察和讨论都是极好的学习。这使我和我的同事可以学习和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一）我的思考
敦煌研究院如何使世界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管理实现国际标准确定的目标和理念：
前辈们多年奠定的保护研究基础和铸成的可贵精神要继承和发扬；
造成敦煌研究院闭塞的氛围，缺乏人才，缺乏仪器，较差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改变；
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加固和修复上，而要开展包括莫高窟本体及其周围环境的保护；
要对威胁莫高窟保护、保存的自然和人为因素进行研究；
已对公众旅游开放的莫高窟，应按《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发挥好它的教育和传播作用；
要对使用和旅游开放洞窟实施管理。
（二）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1.保护方面
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始在莫高窟建立全自动气象站；
对莫高窟开放洞窟微环境及赋存的自然人文环境的监测；
对莫高窟崖体裂隙的监测；
对莫高窟薄顶洞窟的加固修复和研究；
对壁画材质和病害的调查研究；
对威胁莫高窟保护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调查研究；
对威胁莫高窟保存的风沙进行监测、研究和治理；
为保护研究配备仪器设备；
为永久保存莫高窟壁画，试验制作敦煌数字档案；
设置窟区安全防范技术设备；
安装洞窟窟门和玻璃屏风设施（图2）；
拆除了莫高窟窟区近现代添加的构筑物，迁移了窟区前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护了窟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和景观。
2.管理方面
开始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和培训一支专职的讲解员队伍；
制订使用和旅游开放洞窟的管理制度；
扩大编制、增加部门、汇聚人才、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
三第三阶段（1998―2014）
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
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大幅度增加了经费投入和科技手段，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加大了国际交流。因此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管理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
莫高窟保护的任务越来越繁重；面临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逐年攀升（附表），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
改进提高莫高窟的保护管理工作已时不我待。
这个阶段，我作为敦煌研究院全面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管理者，更关注学习国际和国内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新法规、新技术和新经验，国际文化旅游和国内旅游法律。另外，我经过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保护研讨、参与起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进一步加深了对保护管理世界文化遗产理念的理解。这时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经过反复思考，我意识到重要的是要改进和加大对莫高窟科学保护管理的力度，必须遵循《世界遗产公约》和我国《文物保护法》，运用法律武器，才能确保莫高窟的突出普遍价值；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立足长远和全盘统筹考虑和部署，只有制订规划，才能保障莫高窟长远、全面、健康地发展。
还要进一步加大对莫高窟保护的科学性和旅游开放管理的力度。
1.制订《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3年批准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该《条例》采纳了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理念，明确了莫高窟的保护对象、范围；明确规定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和保护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明确规定了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在保护莫高窟方面的权利、义务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责任。这个专项法规的颁布为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
2.制订《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所合作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下称《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审批，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规划》根据《世界遗产公约》、我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遵循真实、完整、可持续地保护的理念；对莫高窟文物本体以及环境要素的价值作了全面评估；又对莫高窟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别作了系统科学的评估；制定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按照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四个方面制订分项规划的目标和对策，编制主要措施与分期实施计划，最后提出规划实施支撑体系。《规划》为保护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依据，提高了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的水平。
3.建立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科学保护技术体系
通过多年与国内外保护研究机构的一系列合作研究，我们对莫高窟壁画衰变劣化的病害和机理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针对不同病害，研究出不同的保护修复技术。特别是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对莫高窟第85窟病害壁画保护研究修复的共同攻关，建立了壁画保护修复的程序和步骤；研究筛选和运用保护修复材料、修复技术和修复工艺的规范；以及日常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现在已建立了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
在风险管理理论指导下的预防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也已初步建立。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之始，开始对莫高窟窟区自然环境监测记录，逐渐向风沙活动、洞窟微环境、洞窟崖体、洞窟壁画和彩塑，游客参观的监测记录延伸，长期积累的莫高窟本体与赋存环境的监测数据，为及时发现和辨别本体壁画、彩塑和赋存环境的变化，及早实施应对保护给出依据，为进一步开展莫高窟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预防性保护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的提高，不仅提升了莫高窟保护的科学水平，而且还被甘肃省、国家文物和科技主管部门命名为省级和部级壁画保护基地，依托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我国不少省区的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提供了技术指导和支撑。
4.创新旅游开放管理
将原来单纯的旅游开放管理，与洞窟保护管理结合起来，采取了旅游开放管理的新举措。
在开放洞窟中安装传感器，常年监测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开展旅游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与洞窟壁画病害相互关系之研究，为开放洞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共同完成莫高窟日游客承载量研究，得出莫高窟开放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ppm、开放洞窟不能小于13平方米、每批进洞参观游客不能超过25人、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为3000人次的准确科学数据。
游客承载量研究
准确的莫高窟日游客承载量，促使我提出了将以往游客单一进洞参观，改为观看敦煌影视节目和参观洞窟相结合的敦煌艺术展示的提案。国家拨款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图3）。游客先观看展示中心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从影视中体验敦煌艺术之美，然后到莫高窟实地适度观赏洞窟。这种新的展示方法，既能减轻洞窟压力，又使游客得到更好的参观体验，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实施有效的游客管理，制订有利于保护洞窟文物和游客观赏的洞窟开放标准和洞窟开放使用管理制度、预约制度、洞窟监控办法。针对旅游旺季，制定有效疏导和控制游客数量的游客参观线路。还定期向游客发放问卷调查表，以利及时发现和纠正旅游开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游客管理服务质量。
5.人才培养
培养不同层次人才，是莫高窟持久发展的根本保障。
充分借助国际国内交往多的有利条件，选送中青年专业人员到国内外高等院校进修学习。
利用与国外同行一起工作的机会培养人才，使他们尽快提高水平。
鼓励青年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从而继续深造。
逐步建成了一支理工、人文、艺术多学科的专业人才队伍，为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事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四小结
对我而言，保护管理莫高窟是一个管理者的应尽职责，为了尽好责守，唯有在大家的帮助下，坚持不断地学习、探索、实践。我能为莫高窟保护管理做些工作是我的幸运，但非我一人之力而能为之，也非我个人有过人之处，是因为适逢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莫高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我自己得到了前辈的培养；又与国内外许多保护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大力合作并得到帮助；又与本院广大职工共同努力，才使我能为莫高窟的保护管理做了一些工作。
今天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帮助、关注和支持过敦煌研究院保护管理工作的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近30年来长期支持莫高窟保护管理工作的盖蒂基金会、盖蒂保护研究所以及盖蒂中心的各位专家、学者！
敦煌游记范文
摘要：敦煌文化艺术，是以佛教经典为依据，以现实世界的反映，摄取现实生活为素材所创作的艺术。从此意义上讲，历经一千年创造的敦煌艺术，它不仅是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库。
关键词：学生社团；敦煌文化；发展现状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都必须以时展要求为主，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植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中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所以，目前为增强学生社团对敦煌文化的熟知和感知力，打造传承敦煌文化的学生探究社团，已经成为推动我校教育水平提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并且完善我校学生社团的敦煌文化传承能力也已经逐渐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校学生社团的发展现状
北街小学成长在甘肃省敦煌市这片土地上，敦煌具有得天独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0项之多。我校自2012年8月建校以来，积极开展兴趣小组建立活动，鼓励学生根据特长爱好，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小组学习。同时更依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课程建设要求，开展了以社团活动为载体的校本课程。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我校社团起步较早，造成了其体系不够完备的问题，但现阶段我校仍旧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完备的学生社团活动、评价体系、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的道路上前进着，已成功建设学生社团有二三十个，其中有敦煌舞社团、小记者探究社团、小导游等有浓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团活动。同时，这些学生社团为培养学生成为敦煌文化艺术传承人，积极利用我市的丰富文化资源，利用敦煌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开设以弘扬敦煌传统文化、实施艺术审美教育为主的20多个学生探究社团，整合多方力量，与社区联手，邀请民间艺人到校“传经送宝”，在学生社团中全面培养敦煌文化传承人。
二、学生社团传承敦煌文化的措施与成果
1.将敦煌文化融入校本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将培养小学生传承敦煌文化的首要路径。敦煌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深深融入了数千年。它早已成为国家和人民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部分。充分发挥传承敦煌文化的重要手段，就要从丰富敦煌文化校本课程，增添教学内容出发。比如，在社团校本课程中进行有关敦煌诗歌欣赏，以及用诵读的方式学习积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并在社团内定期组织敦煌传统文化知识竞赛，充分挖掘校本课堂体系与敦煌文化多元关系，从多角度传承敦煌文化，培养学生对敦煌文化的全新认知。
2.鼓励学生体验文博盛会，自觉成为敦煌文化传承人
2016年，首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隆重开幕，敦煌迎来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时刻。这次参加文博会的代表团高达两百多个，规模之大、规格之高，让全球瞩目，文博会举办期间更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又见敦煌》《敦煌盛典》等优秀剧目，传承优秀敦煌文化。而此次文博会的主题，更以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为主。借文博会在敦煌举办的契机，我校大力鼓励具有敦煌文化元素的学生社团积极参与文博会，自觉地成为宣传敦煌文化小使者，特别是敦煌舞社团、小记者探究社团、小导游等有浓郁敦煌文化特色的社团活动，更要深入感知文博盛会的魅力，自觉成为敦煌文化的传承人。
3.培养学生掌握文化的传承技能，创立敦煌文化的学生探究社团
优秀文化的教育工作，不能只是对文化知识的教学，要想小学生能够真正认识、熟知敦煌文化，并掌握传承技能，就必须将敦煌文化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将敦煌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增强小学生对敦煌文化的适应性和理解能力，从而在这一基础上有效地实现小学生文化传承能力的成功塑造。同时，敦煌文化还可适当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在提升学生对“中国梦”伟大复兴热情的同时，激钛生规范自身思想和行为。在学生心中为培养自身文化传承施加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压力，有力确保教育信息和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实现培养的目标。
总之，在中国，敦煌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和敦煌地区人民的血液中，并且经过这千百年的流传与发展，在数代中国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传承下，敦煌文化也已变得更为优秀，成为敦煌地区的首要文化特征。在敦煌这片土地上，培养和教育学生就必须紧密结合敦煌文化，让敦煌文化的思想精华引领学生成长，感知家乡热情，从而自觉地成长为敦煌文化传承人。
参考文献：
[1]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6）：26-31.
[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
[3]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A].季羡林学术精粹：第1卷[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105-111.
敦煌游记范文篇3
谷歌地图上，敦煌市东南20公里处，一片梭型的小绿洲，就是莫高窟。这天，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散步至窟区。
与日落前游客如织的情景不同，这时候的莫高窟空无一人。空寂的沙漠中传唱着呜呜的沙砾声，樊锦诗驻足在九层楼前，回想白日的喧嚣和远去的斑斓，如影随形盘桓在她脑海中的问题又具体了起来：如何才能将莫高窟过去的鲜活展示给现在和以后的人们呢?每个人都知道，或者真的有一天，时光会将这处神迹消磨于沙海……这是个让人沉重得不敢多想的问题。樊锦诗眼中的整个莫高窟，都处于一种留存永世和记录当下的紧迫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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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坐落于莫高窟东向，大泉河东岸的沙丘之后一公里处。每天早晨，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穿过这里，前往莫高窟。他们要做的事是经过摄影采集、拼接处理、定位测量纠正误差的过程，把整幅敦煌壁画百分之百按原样存储下来，延长莫高窟的生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敦煌女”樊锦诗首次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想法。1998年，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李最雄和时任摄影录像部的吴健去了一趟美国。受美国西北大学之邀，去讨论如何把莫高窟壁画更好保存下来的问题。莫高窟在世界文化保护史上具有独一无二性，双方在如何把敦煌石窟进行高保真信息存储上，达成了尝试性合作。最初是用135胶片相机拍摄196窟。拍摄完成，将胶卷送到美国冲洗，再拼接、扫描，存底。一年后，数码相机开始引领潮流，莫高窟壁画的拍摄转由数码相机进行。从1999年到2004年，莫高窟的数字化团队在摸索中拍摄完成二十余个洞窟。这段时间是敦煌数字化的最初阶段。下一个开始是在2006年，这也是敦煌数字化的真正开始。与此前的合作保护不同，以摄影录像部为基础，数字中心正式成为敦煌研究院旗下的一个独立部门。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设备技术到人员配备、从拍摄流程到后期拼接，敦煌数字化的工作完全由研究院自主操刀完成。
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守望了半个世纪之久，从前任院长段文杰到现在的樊锦诗，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水平越来越走在行业前端。但在樊锦诗眼中，经过自然风化和氧化，敦煌壁画的形状和颜色都在恶化。她手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的壁画照片，已经明显不同于现在。“如果现在开始用数字相机每年采集壁画，就可以让一百年以后的人们看到今天的样子”。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创业”，因为在全球文物保护界，敦煌的数字化没有可复制性，他骄傲的是，这个世上，还没有一处地方能与敦煌的神奇相媲美，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在2011年完成了一整套数字化保护的流程规范。
2006年至今敦煌数字化的1：1原图输出从75dpi升级至15dpid，2010年升级为300dpi。再到2011年，一年内拍摄18万张图片，数字化完成20个洞窟。如何让稀世珍宝莫高窟停止退化的脚步7如何让千百年后的后人还可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这些让莫高窟不容回避、让守候莫高窟50年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忧心不已的问题，随着莫高窟40个同窟的数字化保存，终于不至于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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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三五个由一名摄影师和两到四名摄影助手组成的拍摄团队进入洞窟，调试相机，踩上梯架，开始拍摄。然后，再将拍摄完成的局部壁画图像送到电脑机房，由四到五名后期电脑制作人员开始拼接处理。这个流程完成，一幅敦煌壁画便在电脑屏幕上新鲜出炉。流转的色彩和飘动的衣带，如同神工妙匠的画笔和颜料一样，给这些
千年的灵韵赋予了新的生命。
数字化的难处在于技术。一边是信息时代的先进摄影设备和计算机技术，一边是时间长河里磨损破碎的历史文物，如何把这两者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让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颇费了一番周折。设备在升级，从色彩到形状都百分之百忠实原图，是长期以来无法确准解决的问题。莫高窟开崖建龛，从一间洞窟到一面壁画，不存在人为设计的规整周全。也因此，至今没有一部摄影设备能完整将一面壁画不失真地全貌再现。这就需要拍摄过程极为专业和精准。每个单张的拍摄范围有限，拍摄必须分站式进行。用轨道和摄影架来确保每次拍摄点移动的精确定位，再根据实际情况，相机随轨道位移18至22厘米。运用简单的计算便是，如果拍摄长度10米的壁画，仅水平一排就需要近60张。
一个局部的拍摄范围为100平方厘米，拍摄相机使用35mm至50mm的中焦镜头，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尽可能减小了图像受镜头畸变的影响。拍摄照明是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难点。15个人在一个洞窟内停留10分钟，洞窟温度会升高5摄氏度，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大幅提高，就意味着游客过量，加速洞窟内壁画和彩塑的老化。尤其是在莫高窟目前存有壁画与彩塑的492个同窟，一半以上都经受着起甲、龟裂、酥碱、霉变甚至一些毁灭，性的“病痛”。而即便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洞窟里面也是阴蔽昏暗，照明和光线就成了拍摄中必须规范的一项环节。最初时候，一段使用点温灯照明的拍摄，现在看来几乎不应该发生。新的敦煌数字化流程规范制定出来，恒温冷光源成为唯一的光线来源，这样即最小限度地影响了壁画的生命，更是从有“敦煌灵魂”之称的色彩上控制了忠实还原。
在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在，敦煌的数字化仍然需要人工高度参与。如果说摄影需要一台专业相机和一个摄影团队，那后期的拼接合成也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组计算机操作人员，亲力亲为地完成。另一个矛盾的问题却是，摄影和拼接一样，要避免任何的主观创作，一切“以忠实原作”为最高原则，在这里，无论你是如何大牌的摄影师，个人创作不被允许。拼接的过程是对拍摄图像的再次剪切。每张图片从上下左右进行25％至50％的重合，几番重合过后，才能确保单独一整张壁画全无死角。这样，一张壁画数字化以后，它的存储量也变得相对很大，比如一个洞窟的拍摄图像如果是一万张，单张的存储量为60MB左右，实际使用一半以上拼接之后，那将是一个寻常电脑无法运行的庞大数据。敦煌数字化的应用部分在于虚拟漫游研究室。在制作虚拟洞窟漫游的基础上，虚拟漫游研究室研究如何采用更多现代化手段，结合数字媒体技术，制作出更贴近敦煌的媒体节目。在远古神韵中工作的虚拟漫游研究室由一群拥有数字媒体技术、工业辅助设计计算机应用、美术及动画制作教育背景的年轻人组成。使用一台小小的微软KINECT设备为游客开发出更自由更有趣的交互游览体验，是他们最近的兴趣所在。
两难
壁画数字化只是敦煌数字化的一个部分，在莫高窟，依山开凿的洞窟窟型结构、高窟特有风格的木胎泥塑，以及敦煌遗书，同样都是数字化的一部分。洞窟和彩塑的数字化复制相对更加复杂，因为这里涉及到三维重建。三维重建的技术路线在文化保护领域一直存有争论，没有简单统一的质量标准，在设备应用上也存在很多取舍和选择的难题。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三维重建的技术实现时，会一定程度介入人工干预，这与文物重建时“忠实于原作”的原则存有矛盾。
文化保护的人为矛盾也从来都存在两种不同的对象应用，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观众。敦煌数字化同样处于这样的两难之中。数字中心虚拟漫游研究室负责人李大丁每天用三五分钟往返于住所、办公室和餐厅，在地处偏远的这处大漠中，简约的生活和工作就这样直接地融为一体，远离物质时代的繁华。但就像这里的夏天干燥酷热、冬天撕裂冰冷一样，敦煌数字化的工作同样无法执两端而取中间，一方面是对莫高窟的留守和保护一方面是要把这片昔日的人类文明地传播得更广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