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心得体会(6篇)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网络思潮；意识形态；有理原则；有利原则；有节原则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6）02―0138―05
Abstract：Inthediversifiedandcomplexenvironmentofnetworkideologicaltrend，itiscrucialforInterne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oachieveunifieddominationandcoexistenceofmultiplicity，lead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underMarxistIdeology，andadheretothescientificguidanceandproblematicorientation.Mostimportantly，applyfortherulerational，beneficial，andrestraint.
Keywords：Networkideologicaltren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rationalprinciple；beneficialprinciple；restraintprinciple
随着网络时代的产生和发展，网络思潮日益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冲突也相当激烈，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中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那么，如何正确引导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实现多元化发展与一元主导相结合，是党和国家有识之士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谈及引导工作，有三个问题必须重点认识和把握：“谁来引导”、“引导谁”、“如何引导”，然而，贯穿这些问题始终的，关系引导工作能否实现针对性和有效性，彰显吸引力和感染力，合理法则的运用至关重要。
一坚持科学指导与问题导向兼容并重
（一）前提：科学指导
“科学指导”是前提，是保证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方向性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来源纷繁复杂，在信息洪流中各种网络思潮犹如泥沙俱下，这无疑给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引导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也严重威胁着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我国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用体现时展诉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承载中华优秀文化、彰显以人为本价值追求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元化网络思潮。毋庸置疑，这引领者的归属必须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既是主流又是主导，其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仅仅来源于它牢固的哲学基础、它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所赋予的理论生命力，更来源于中国实际发展成就所彰显的实践说服力。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积极探索和把握意识形态引导的规律和方法，正确处理和解决网络思潮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提高党引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以来，针对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做好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正如，书记曾谈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社会主义核心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灵魂。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就是抓住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命脉，就是抓住了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核心和主线。
（二）关键：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是关键，是解决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深刻变革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一场社会变革。然而，技术是中性的，人性社会却有善有恶，互联网的能量同样让人性恶的一面破坏力放大，很多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简单问题变成复杂问题，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交锋、舆论斗争、、意识形态安全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突出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网”而生、因“网”而兴、因“网”而增。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凭借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和科技实力，输出其文化思想意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西方敌对势力公然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幌子，叫嚣“普世价值”、“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模式”等，通过网络新媒体等各种传播途径，企图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遏制，这给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互联网更成为了青年网民跨越地域随时随地联系互动、讨论问题、并对西方国家借机炒作的诸多热点问题频频发声的主要平台。正如，读书要以问题为中心把握作者的生命和思想。我们要想读懂网络思潮意识形态这本书同样要以问题为中心。近年来，就互联网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很多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都紧扣了意识形态领域最核心最迫切的问题，都切中了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矛盾和问题的焦点。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是我们的网络空间晴朗起来；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4]2015年12月16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修复网络生态。”[5]这些都是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强劲声音最深刻最有力的应答。
二坚持“有理引导、有利引导、
有节引导”交织共存
网络意识形态战场早已是没有硝烟却竞争激烈的新型战场。要想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赢得话语权，合理的作战原则必不可少。曾经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作战原则，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赋予了这一思想法则新的时代内涵和意蕴。“有理”，“理”即为理论基础，意指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要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有利”，“利”即益处，意指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要始终有益于网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有节”，“节”即为度，意指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要有度，要把握分寸，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理”是基础，“有利”是目标，“有节”是保障，三者交织共存，缺一不可。
（一）基础：导之有理
“有理”原则是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基础。理论基础犹如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体系的基石，从根本上制约着引导体系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引导的内容、原则和方法的理解，确保着引导的方向性和可行性。
1.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理论在人文社科理论研究中的深度地位和在实践指导中的导向作用，既为我们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也是我们辩证思考虚实关系、人机互动模式、主客体交叉融合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其中，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学理论、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共同支撑起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哲学基础。其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引导工作中网民思想行为的形成过程，揭示其思想变化规律，取得其思想认同，培养其正确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和现实的途径。事物内部联系原理启示我们，必须搞清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体系的构建需要哪些要素及这些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事物外部联系原理启示我们，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体系的构建单靠某一学科以及实践活动是无法完成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原理及方法以及网络衍生学科相关原理和方法都为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活动来检验和完善引导体系，并根据新特点、新矛盾、新问题适时调整和优化引导体系，从而推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体系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辩证发展。
2.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直接理据。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工作是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延伸和发展，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工作合理法则的探究也必须要建立在传统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相关原则的基础上。（1）方向性原则。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方向性是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所决定的；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要求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确定思想宣传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我们将其概括为党性原则；这是我国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必须坚持的最根本原则，也是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根本区别。（2）服务性原则。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始终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培育人的工作，旨在培育政治导向正确、思想品行健康的网络人，这就是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服务性原则的体现，这不仅仅是开展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发挥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依归。（3）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即要运用掌握的科学理论客观分析实际情况，并仔细探究个中规律及本质，用以指导实践活动，并根据实践反馈不断激发理论创造力。具体来讲，引导主体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和引导受众的实际状况，回答受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解决受众的实际困难，引发受众的内心共鸣，增强其对引导内容的接受度和认同度；受众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其网络思想修养并外化为行为，最终实现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的育人目标。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使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做到有的放矢，推动引导工作实质性的发展。
3.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学科借鉴。对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对象的深层次剖析和归纳，除了依靠科学的指导理论，还必须从网络相关学科的理论中吸收营养，侧重对网络传播学、网络心理学、网络政治学、网络社会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相关理论进行探索。网络传播学、网络心理学、网络社会学等都是时代与技术共同发展的产物，都是网络和相关传统学科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衍生内容，这是它们的共性。同时它们又有自己的个性。网络传播为引导方式提供技术和手段，网络心理为了解引导对象提供专业指导，网络社会为融入和了解共生环境提供虚拟空间和交互平台。（1）网络传播学相关理论借鉴。网络传播学以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探索和揭示人类网络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包括网络传播媒介、网络传播技巧、网络传播环境、网络受众和网络传播效果等要素。从网络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有利于全面而深入地剖析其引导活动的过程和效果。其中，“把关人”理论以及“议程设置”与“议程融合”理论更是对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主体构建及内容构建具有直接指导作用。（2）网络心理学相关理论借鉴。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过程中，引导主体要根据引导受众的心理活动规律，把握受众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行为表现及其心理特点。因此，网络心理学中关于互联网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影响、互联网对人格形成改变和重建的影响、瘾症形成及戒断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引导对象的思想行为特点有着重要的启示。（3）网络社会学相关理论借鉴。网络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网络人与网络社会的关系问题，基本任务是协调网络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目的是使网民意识形态与网络社会主流价值观要求得到统一、协调发展，因此，网络社会学中网络行为互动模式、网络社会秩序、网络人际关系等理论有助于认清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所处的话语环境，把握主体和受众在引导互动中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从网络社会性层面来研究引导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及其管理权。
（二）目标：导之有利
“有利”原则是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引导一定要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离开了这个“有利于”来谈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引导则会失去固有意义。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6]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因此，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中，首先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套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作为价值体系发挥作用并使人民认同现存制度，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7]然而，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实现，仅仅凭借主观意愿是不可能的，这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通过正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使它们认识到党的政策、纲领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和共融性，从而，将引导要求自觉内化为思想行为准则。其次，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言论权和表达权，将互联网打造成为民权参与、民情反馈、民意表达最快捷、最及时、最畅通的平台和载体。
2.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力；在全球化、网络化、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多元多样的意识形态势必会在激起思想火花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和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做好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大力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努力破除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为中心的错误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扫清思想障碍。
3.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家园，文化是凝聚人心、弘扬精神的力量，同时，文化也是西方国家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载体。因此，我们必须在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各种网络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激烈的今天，更加主动、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一是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充分尊重文化的多元多样，积极倡导先进思想文化间的学习与借鉴、交流与合作，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包罗万象的气势共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景象，共建主旋律引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和谐画面。二是要始终坚持文化自信是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基础。强调，“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8]三是要始终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4.要有利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十报告指出，我国要确保在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在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提高的同时，要让人民越来越享有更加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然而，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运用与推广，极大地拓宽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方式，丰富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但是，网络资源中的各种不良信息却给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中国网络呈现出全民娱乐之风，庸俗、低俗、恶俗的网络文化充肆其间，泛滥成灾，优秀网络文化星光黯淡，反而式微。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网络文化意识形态的引导，抵制一切不利于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信息和内容，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保障：导之有节
“有节”原则是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的重要保障，是保证引导工作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之举；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则会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如果管得过硬过死，则不利于人民民主意识的发表，因此，我们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中，必须把握好“节”，必须把握好“度”，既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要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侵蚀。
1.必须正确认知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合理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该是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网络思潮中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取向总是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好多元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一元主导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中，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引导工作就会失去方向性，最终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性，又必须通过网络思潮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来体现，否定了这些差异和多样，又将会失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因此，在坚持网络思潮意识形态一元主导的同时，要充分尊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差异性。
2.必须同一切敌对意识形态作斗争。中国自成为成功接入国际互联网国家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剧，各种网络思潮竞相登场，其中，不乏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网络思潮。众所周知，“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民思想下手”。剧变、中亚国家“”的发生，虽然其原因极其复杂，但是，忽视意识形态安全和软实力作用是“维护”革命发生，导致政权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要认真借鉴剧变和中亚“”的历史教训，洞察网络思潮中西方敌对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的形式与特点，探究其本质，及时遏制西方腐朽思潮的侵蚀，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
3.必须坚持“疏”与“堵”的巧妙结合。网络思潮多元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是网络思潮发展的趋势，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任何一个政党或国家，都不可能将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思想言论完全“一棒子打死”。一味地封堵，则不利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和自主言论的表达，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民众的接受心理，激发其逆反心理，引导效果可能适得其反。面对汹涌而至的网络思潮，对一切分裂国家统一、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敌对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坚决依法封堵；对大力弘扬先进思想文化的主旋律意识形态，则积极倡导；对无涉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利益的网络思潮，允许其存在并加以正确引导。这样“有所为有所不为”，疏与堵的巧妙结合，才是正道。
因此，在网络思潮意识形态引导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指导与问题导向兼容并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交织共存，也只有这样，党和国家才能有效地把握网络思潮的导向性和方向性，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和主导作用，真正掌握网络思潮意识形态的主动权、领导权和管理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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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2
布哈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一职，长期分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他在1921年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这本书原是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介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通俗教材，但是，“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他们进一步加以发挥。”[1]2在布哈林看来，理论的停滞不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那么，布哈林究竟在什么方面加以发挥，又是如何对问题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呢？其中一条就是社会心理，这是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对社会心理有过论述，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零散的、不系统、非理论化的特征。他肯定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社会心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只是将社会心理思想包含于唯物史观的有机框架之中”。[2]76这个观点符合事实。然而，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阐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思想，这个事实也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研究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有助于抓住社会心理的内核，加深对唯物史观体系中社会心理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启示。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布哈林是第一个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明确地给社会心理下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分析了社会心理的特点，研究了社会心理的显著形式――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心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布哈林认为，社会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不论何种心理意识只要形成一定的社会规模就可称之为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称为集体心理或社会上的心理。狭义的社会心理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以单个人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情感和生活习惯等。
社会心理具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社会心理具有未系统化的特征。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社会心理未经人们深思熟虑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一种思想、情感、情绪、生活习惯，以杂乱无章、闪念的、片断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因此，也称“日常思维”。第二，社会心理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种类繁多，如阶级心理、集团心理、职业心理等。二是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掌握高度技能的工人贵族、受过普通训练的工人和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壮工）等，他们的社会心理就存在差异。三是一些内容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比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敌对的两个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愿望、情感、诉求等，“而它们的心理的形式――异常的激情、急躁性、斗争狂热、甚至英雄心理的特殊形式，又可能相当近似。”[1]249
2、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1]246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
（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1]24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
（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1]247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1]246
3、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1]252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1]25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三、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1]253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3]6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1]244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1]244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3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但由于我们过去对意识形态做纯认识论化和纯理论化的理解，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本性缺乏应有和足够的理解。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是在人的需要、意识、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所以意识形态也只有融入大众、融入日常生活、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才能转化为实践的精神动力。文艺则集中而生动的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
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
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政治行为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Ideology）的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沉寂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关当代政治现象如美国大选的研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的研究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开始复苏。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角度，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末为第一阶段。Adorno，Frenkel-Brunswik，Levinson和Sanford（1950）对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经典。受Adorno等经典研究的影响，这一阶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Jost等提出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为标志，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研究重点。2008年左右至今可以归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研究设计更加科学和深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过程、心理机制及神经生理机制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2009～2012年间，西方心理学界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认知神经机制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领域为重点，推进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在有关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及评价的基础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心理学视域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及结构
2.1心理学视域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
英文ideology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最初是指有关于思想的科学（seienceofideas）。1846年，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中使用。在这里，意识形态具有两重不同意义（Jost，2006）：一是相对中立的意义，指用来解释或判断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贬义的意义，指歪曲或违反现实的思想网络体系的表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1950年代起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逐渐摒弃了否定性的概念而从中立的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即将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相对稳定的、前后连贯的信念系统加以研究。如Adorno等（1950）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思考人和社会的方式。Rokeach（1968）认为，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这种信念和态度体系或多或少具有制度化特点并且为一定的群体所共有。Jost（2006）进行有关文献梳理后发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非心理学家，其对意识形态定义本质上都是心理的，即意识形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综合来说，心理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以下含义：（1）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体系；（2）意识形态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3）意识形态具有组织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驱动行为并且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作用；（4）从内容上说，意识形态包含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特指政治意识形态。Tedin（1987）将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Ideology）定义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有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一定义因其简单、概括、中立而得到西方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本质以及秩序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工具信念，即如何实现和达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因其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已有文献来看，心理学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即研究和探索特定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原因及机制。虽然有个别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和人格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进行了解释，但不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和主流。其次，从个体层面出发，可以分为普通个体和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两个层次。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精英尤其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者的政治精英的心理机制鲜有实证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人的信念系统、操作码（OperationalCodes）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信念系统、操作码等与意识形态虽然同属观念层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重叠和不一致之处：且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普通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
2.2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单维结构还是多维结构。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即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具有两极性，左倾与右倾（美国等国家普遍使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替“左倾”、“右倾”）分别位于单一维度的正反两极。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左倾”还是“右倾”主要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倡导还是抵制社会变革；（2）拒绝还是接受不平等。
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和经验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200年来最简便和有效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有关研究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常常分别受不同的潜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变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与二者分属单维变量两极的理论观点不相符合。许多研究者认为仅用一个维度来阐述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不够的，因而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二维或多维结构理论。如Duckitt（2001）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过程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包含右翼极权主义（RWA）和社会优势取向（sDO）两个维度。右翼极权主义（RWA）以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一极，以个人的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为另外一极；社会优势取向（sDO）以经济保守主义及对不平等、权力的信仰为一极，以社会福利、社会关注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为另外一极。但由于SDO和RWA的得分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意识形态的二维SDO-RWA结构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观点的冲突，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性的观点，即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如Federico（2007）提出，具有较好的政治知识和强烈的评估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者更可能遵循单维的结构，相反具有较少的政治知识和较低的评估需要者则更有可能遵循二维或多维的结构。Jost等（2009）提出，对于政治活动能力和动机较强而且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政治知识较为精通者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更有可能遵循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
3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建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等视角研究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心理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关注某一特定个体为什么受自由主义的吸引而其他个体却被保守主义所吸引等问题。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正如Adomo等（1950）所说，“个体的信念系统不仅仅是匆促忙乱地从意识形态环境中捡起的观念的集合体，而是其人格特点的反映”。
3.1遗传及生物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遗传学研究不断证明政治和社会事件态度受遗传因素影响，影响范围在20%～70%之间，这部分地解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差异。如Alford，Funk和Hibbing（2005）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40%～50%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异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同卵双胞胎较异卵双胞胎具有更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Bouchard和McGue（2003）、Bell，Schermer和Vernon（2009）；Kandler，Bleidom和Riemann（2012）关于双胞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在近几年开始兴起，如Amodio，Jost，Master和Yee（2007）用事件相关电位法对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被试的认知神经功能进行研究发现，被试的自由主义取向越强，其与冲突相关的扣带前回活动越强，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取向强的个体对惯常反应模式的线索的敏感性更高。Oxley等（2008）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对突发噪音、威胁性视觉图像具有低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外援、自由移民、和平主义和枪支控制；而对这些刺激表现出高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则更可能支持国防、死刑、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战争。Kanai，Feilden，Firth和Rees（2011）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ACC（活性碳酸钙）的体积越大越趋向自由主义；右侧扁桃体状神经丛越多则越趋向保守主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生物学基础的认识。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政治意识形态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是学界共识，但二者孰轻孰重、关系怎样则鲜有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遗传和环境在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交互作用问题。如SeRle，Dawes，Christakis和Fowler（2010）对个体自陈的政治意识形态状况、刺激寻求有关基因（DRD4-7R）及友谊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具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在青少年时代朋友数量越多，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越强：而没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其朋友数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3.2人格因素
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科学家对法西斯和反犹太现象的解释。1950年Adomo等开展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研究，成为人格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经典。此后，人格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Carney等（2008）在左倾，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和大五人格结构理论框架下对70余年来关于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发现几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最具有相关性，自由主义通常开放性较高而保守主义通常尽责性较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不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相关关系。为验证文献研究结果，Carney等（2008）开展了一项包含6个类别、样本容量为19884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为-0.25，尽责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为-0.07，随和性、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与政治取向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在6类样本中，自由主义者在对经验开放性上的得分的确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尽责性上的得分高于自由主义者。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Jost等（2003a，2003b）提出的关于开放性一封闭性是左倾，右倾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心理变量的观点。
J.Block和J.H.Block（2006）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即具有人格特征差异，远早于其政治取向的形成。他们发现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善于表达情感、合群、自我独立、复原力强和冲动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而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相对拘谨、犹豫不决、胆怯、易受伤害、刻板、过度自控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保守主义。虽然这项研究因不可能控制所有无关变量而受到质疑，但许多学者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Sibley和Duckitt（2010）则在二维SDO-RWA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关于大五人格对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极权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随和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配取向有预测作用，而对经验的开放性则对右翼极权主义有预测作用，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没有预测作用。4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
Adorno等（1950）提出：“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程度。”此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格和环境变量能影响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一些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需要及动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4.1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MotivatedSocialCognitionModel）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建立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起源于1950年Adorno等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的经典研究。近十年来，以Jost为首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认知，即人们对左倾或右倾意识形态的选择源自于一定的动机性需要。Jost等（2003a，2003b）对12个国家44年来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性回顾整合后得出，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由三类主要的心理变量组成：认知性动机、存在性动机和关系性动机。
认知性动机来自于对认知、评估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由于具有理解、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如在几个国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在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政治意识形态。Jost等（2003a，2009）总结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对确定性、秩序、结构和闭合性的需要者更可能持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存在性动机来自于应对死亡焦虑、威胁及厌恶情绪的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事件心理反应的研究证明，当环境不安全感增强时，人们更趋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如Bonanno和Jost（2006）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后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研究发现，38%的被调查者报告变得更加保守；Wilier（2004）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2001-2004年间，每当政府提高恐怖主义警戒水平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Echebarria-Echabe和Femfindez-Guede（2006）研究显示，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与袭击事件之前的基线相比，调查参与者在极权主义测量中得分更高，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Jost等（2003a）文献回顾发现，对死亡的恐惧、系统性威胁和对危险的觉知与保守主义信念呈正相关。
关系性动机则源自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需要。Cohen（2003）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参与者会由于自己的政党支持某项政策而支持某项政策，不管政策的内容合理与否；而且为了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会根据自己所在政党的立场而参与精心策划并且有失偏颇的政策信息加工过程。Jost等（2008）在理论整合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关系性动机会使得人们选择某一确定的人际关系或群体所持有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oteat，Mereish，Liu和Nam（2011）研究发现，同辈友谊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政治意识形态能预测个体间建立友谊的可能性，且预测效应强于个体对同性恋态度的相似性。
4.2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建立在二维的RWA-SDO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其核心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SDO和RWA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社会优势取向（SDO）起源于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右翼极权主义（RWA）则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具体来说，权力动机、强硬和缺乏同情心的人格特质会使得人们将社会性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凶狠的世界，进而强化人们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追求，形成社会优势取向（sDO）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服从的人格特质则使人们将世界知觉为充满危险的存在，激发人们的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形成右翼极权主义（RWA）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Duckitt，Wagner，duPlessis和Birum（2002）及Sibley和Duckitt（2009，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RWA和SDO具有不同的人格基础，与双重过程动机理论观点一致。
概括而育，上述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本质上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人格、生物、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动机驱动性社会认知，所不同的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观点和具体动机结构内容。
5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作用
5.1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但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出现，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激发集体行动的能力，政治行为不再由思想的热情而是由实用主义需要所决定。而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仍然不断证明，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选举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Jost（2006）对1972～2004年间美国的总统选举行为研究发现，政治思想取向对选举行为有强烈的影响：80%的自认为“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的被试选择候选人；80%自认为“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被试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在对政治现实和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Jost（2006）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激发政治行为的作用，即个体根据其政治意识形态而采取行动。当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Glassman和Kamo（2007）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行为的辅因素的观点也许更为合适。
5.2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
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二战后的20年间曾被大量讨论并纳入实验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和升级，使得关于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概括来说，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3种主要观点：
（1）政治意识形态能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价值观、意义和行为指引，从而增强人们在压力情境下有效应对的能力，对创伤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Laufer，Solomon和Levine（2010）对有过恐怖事件经历的以色列年轻人调查研究发现，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创伤后的成长呈正相关；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暴露水平及创伤后的心理成长具有调节效应；政治意识形态还具有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政治和宗教信念对逆境下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的观点，强调政治和宗教信念对成长的作用以克服创伤的影响。
（2）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起到缓解和保护作用，而是起相反的作用。Laufer和Solomon（2010）对2999名7-10年级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持右翼思想的年轻人抑郁症状轻于持左翼思想者；但是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意识形态倾向越强，心理症状水平越高。Oren和Possick（2010）对326名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加沙地区的犹太人的研究发现，强制驱逐者较自愿撤离者有着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PTSD症状水平。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自由主义者。如Bonanno和Jost（2006）对9.11幸存者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右翼极权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转向者普遍出现PTSD和抑郁水平缓慢增高。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2005～2007年间，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但只有47%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Subramanian，Huiits和Perkins（2009）通过对来自29个欧洲国家的个人水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者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持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者。Napier和Jost（2008）研究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鸿沟”不仅仅有人口学因素（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还存在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由主义可能由于喜欢反思和内省而容易不满现状：二是保守主义由于认可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具有缓冲剂的作用。Schlenker，Chambershe和Le（2012）进一步发现保守主义具有更强的个体自理性（personalagency）、更乐观的心态、更超然的道德信仰和更广泛的公平信念，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更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幸福鸿沟”。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与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有关。在正常社会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认可现状而对一般的压力具有缓冲和保护的作用，从而健康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不善于变通、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较差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
6评价与展望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对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复苏，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社会政治精英建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考，也为更加深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方向。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方法局限。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的研究多数为相关研究而非因果关系研究，因而不能说明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孰因孰果，虽然相关的理论整合已进行了一定的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仍需要开展因果关系研究加以验证。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具有足够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如Verhulst，Eaves和Hatemi（2012）在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未来如果能采用多维方法开展专门小组研究，探索人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童年期至成人期的发展轨迹，对研究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将会是无价的。
二是研究样本集中于西方文化背景，缺乏东方及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如Jost等（2003a）所进行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献研究跨越了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Freeden（2010）在对Jost等的著作《意识形态及系统公正化的社会和心理基础（Socialandpsychologicalbasesofideologyandsystemjustification）》评论中指出，除了少数研究外，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类行为的著作。
中国目前还几乎没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本土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如何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拓展本土化研究，对相关理论建构和解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引领等现实问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作用等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部分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基础之上开展，但如前文所述，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受中庸、和谐、大同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西方左右对立的二元区分是否具有适应性。因此，未来本土化的研究需要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出发，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两条路径研究中国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特点。
（2）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的科学依据。西方国家关于遗传、环境、人格、需要等因素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效果的研究以单变量研究为主，多数是就某一个因素如人格、情境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展研究，且对情境因素的探索比较单一，可见的成果主要以对9·11等恐怖事件的影响研究为主。有必要开展多因素多变量研究，将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生物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其交互效应；同时对媒体接触、教育、政治知识、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以研究，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5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houniaoyun”为你整理了这篇网络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培训班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2年10月，我有幸带队参加了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网络意识形态和新闻宣传培训班，虽然时间不长，但收获颇丰，近距离聆听了厦门大学部分专家学者的授课，深深折服于老师们高屋建瓴的思想、深邃广博的视阈、扎实渊博的学术积淀、妙趣横生的知识讲解，其中新闻宣传方面的三个专题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启发很多，引发了个人对安顺所新闻工作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省安顺所新闻宣传中心于2019年6月正式成立，所党委非常重视，工作人员也干劲十足，工作起步较快，进步明显，氛围很好，工作成效也可圈可点，但基于此次学习中接受的知识和方法来认真审视和回顾工作，用“挑剔”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不难发现我们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四不”：
一是目标指向不够清晰，找不到宣传工作“灵魂”；
二是宣传手段不够丰富，方法载体单一，缺少与社会媒体的“互动”和“融合”；
三是宣传内容不够生动，内容流于形式，对受众没有“吸引力”；
四是文字材料不够精炼，经不起观众读者的“推敲”。
之所以提这些问题，不是对我们新闻工作的否定，应该说成绩和进步是主要的，我所新闻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不能“躺在成绩上睡大觉”，成绩不讲不会跑，问题不改不得了，如果忽视问题和不足，新闻工作将失去创新和发展内生动力。因此，我们要直面问题，找准方向和定位，不断砥砺技能、创新思路、丰富载体，努力把基层戒毒机关新闻宣传工作做好、做强、做出特色。
新闻工作的创新发展，既需要组织层面建立健全相关培训、考核、激励工作机制，更需要我们新闻工作者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加强学习思考，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结合培训中学习汲取的知识，新闻工作者应怎样通过提升素养来有效推动工作发展，本人作了一些粗浅的思考，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本着“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弱就强什么”的思路，从六个方面来加强和提高：
一是思路要“清”
思路不清，累死三军。“文章合为时而著”，新闻宣传更是如此。思路清，首先体现在方向的正确上，我们基层戒毒机关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要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总体框架下展开，要接上“天线”，把握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弘扬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发出好声音。其次要把“落脚点”聚焦到宣传工作的目的意义上，坚持目标和需求导向，围绕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价值和目标来做，切中肯綮，“有的放矢”地报道好戒毒工作，讲好戒毒好故事。
二是笔力要“强”
文字是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载体，“笔力”体现在文字能力上，就新闻宣传而言，可以说“得文字者得根本”，新闻宣传的成败，更多考验的是新闻宣传工作者写作的功底和功力。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应成为一名优秀的“笔杆子”。“空腹挑不起硬担，无才写不出好文章”，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博览群书、勤于练笔，要多看多读、多写多练、多思多悟，在文章的章法结构上锤炼、在语言文字上精炼、在叙事析理上凝练，努力写出有文采、有内容、有思想的好文章。同时作为单位文字工作的主力军，要勇于自我加压，提高自我要求，不但能“盘好”信息简报的“豆腐块”，也要能驾驭“大部头”的文字材料。
三是素材要“活”
要深挖戒毒工作素材，宣传报道要有鲜活的事例和素材作为依托，要找得准“宣传点”，抓的准“新闻眼”，宣传的内容要有亮点、有温度、有支撑，推出人们感同身受、观众喜闻乐见、对读者有吸引力的东西，不要“新瓶装老酒”，或者“换件马甲又上来”，粗制滥造、不加鉴别、毫无指向，把一些常规工作当作宣传内容来“堆砌”，这样容易把新闻宣传报道办成单位工作的“流水台账”，数量看上去是上来了，但质量却不高，读者也不会“买账”。
四是审编要“细”
新闻宣传报道的素材大多来自基层一线实战部门，很多信息材料基层单位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整理和加工，但因为工作侧重的不同以及人员专业能力素质的差异，可以说报上来的材料良莠不齐，这就要求我们专职人员不能简单当一名“二传手”，一转了之，要做负责任的“深加工者”，要“把好关”，精修细辑，既要从宏观上把好宣传的导向，还要帮助理清材料的逻辑、推敲准语法结构、斟酌好字句符号，不出原则性错误，不犯低级错误，使我们推出的东西经得起读者的“挑刺”。
五是业务要“专”
新闻宣传的本质，是为大局和主业服务的，戒毒机关的新闻宣传理应围绕戒毒矫治工作来展开，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不但要提升“笔力”，还要钻研戒毒工作相关业务，清楚戒毒工作的目的任务，了解戒毒工作的模式流程，谙熟矫治工作的方法手段，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贴近实际、言之有物、有血有肉，不讲“外行话”。
意识形态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布哈林；社会心理；当代启示
一、引言
布哈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一职，长期分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他在1921年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这本书原是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介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通俗教材，但是，“在某些相当重要的地方，作者没有采用对问题的通常解释；在另一些地方，作者认为可以不局限于人所共知的一些原理，而是把他们进一步加以发挥。”[1]2在布哈林看来，理论的停滞不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那么，布哈林究竟在什么方面加以发挥，又是如何对问题做出“不寻常”的解释呢？其中一条就是社会心理，这是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对社会心理有过论述，他认为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零散的、不系统、非理论化的特征。他肯定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社会心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心理’的概念，只是将社会心理思想包含于唯物史观的有机框架之中”。[2]76这个观点符合事实。然而，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阐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思想，这个事实也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研究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有助于抓住社会心理的内核，加深对唯物史观体系中社会心理的认识，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有所启示。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布哈林是第一个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明确地给社会心理下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分析了社会心理的特点，研究了社会心理的显著形式――阶级心理，用形象化的语言说明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心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布哈林认为，社会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不论何种心理意识只要形成一定的社会规模就可称之为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称为集体心理或社会上的心理。狭义的社会心理是指占统治地位的、以单个人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情感和生活习惯等。
社会心理具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社会心理具有未系统化的特征。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社会心理未经人们深思熟虑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整理的一种思想、情感、情绪、生活习惯，以杂乱无章、闪念的、片断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因此，也称“日常思维”。第二，社会心理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社会意识种类繁多，如阶级心理、集团心理、职业心理等。二是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存在掌握高度技能的工人贵族、受过普通训练的工人和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壮工）等，他们的社会心理就存在差异。三是一些内容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比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下，敌对的两个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想、愿望、情感、诉求等，“而它们的心理的形式――异常的激情、急躁性、斗争狂热、甚至英雄心理的特殊形式，又可能相当近似。”[1]249
2、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1]246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
（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1]24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
（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1]247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1]246
3、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1]252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1]25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三、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1]253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3]6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1]244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1]244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
（二）搭建新媒体时代网络交互平台，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交流互动
当前，要加快建立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交互平台。究其原因，第一，社会心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指出，社会心理由于未系统化、非理论化，所以是低级层次的社会意识。布哈林也指出社会心理在科学性上与意识形态相差甚远。意识形态往往反映官方或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和灌输。社会心理则不同，它本身是非理性的、片面的、矛盾的、甚至是不科学的，更多地代表着平民的意志，是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因此，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思想地位上，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比都处于一种当然的劣等。然而，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普通公民的民主意识日益觉醒，从而使得社会心理日益带有强大的民意力量。这种“裹挟”民意力量的社会心理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能量，表现出要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起平坐”的强烈愿望。第二，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天然地存在交互关系。布哈林在论述两者的辩证关系时，已经表明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交互性：一方面，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意识形态是凝聚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随时都处在凝结或凝聚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基于上述两点原因，促进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平等对话、双向流动是大势所趋。新媒体时代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我们要主动搭建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新媒体（NewMedia）是指与传统媒体如杂志、报纸、电视、广播等相对应的新的媒体形态，典型代表就是网络。网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交流互动搭建重要平台，实现传统交互向现代交互的三个转变：一是地位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官方哲学或意识形态掌握话语权，民众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社会心理很少有机会在传统媒体上“发声”。传统媒体扮演着意识形态向民众单向灌输的“传音筒”。在新媒体时代，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都具有身份和地位的平等，因此，社会心理也取得了与意识形态平等交流的资格，并且与意识形态一起共享话语权。二是制作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精神产品的制作过程复杂严格，所需的技术高端、设备成本高昂，社会心理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不符合传统媒体的制作要求，天然地被排斥在主流媒体的门槛之外。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只需进入特定的软件和界面，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将自己的作品哪怕只是一个表情、几行文字、无厘头的情绪宣泄都可以立即传送到网络。低门槛、零成本、发表快、随意性等优势使得社会心理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三是形式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以理论性和系统性著称，在形式上往往长篇大论，理论性强。在新媒体时代，社会心理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任意表现，往往获得超高的点击率，受到网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然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大量沿用了程式化、概念化、说教式的叙述方式，常常引起人们的厌倦和疏远，以致形式‘拖累’了内容。”[3]7社会心理第一次取得了相较于意识形态的明显优势。这种发展情形却是始料未及的。这也促使意识形态加快实现身份、内容、形式上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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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军.我国社会心理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J].前沿，2012（13）：4-7.
[4]罗甜田，邓淑华.从强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看中国先进文化建设[J].社会科学研究，2012（02）：53-5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