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例(3篇)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科技保险；政府补贴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只有具备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促进一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由于科技创新项目资金投入的回报高度不确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低。为了完善市场化的科技风险互助和转移机制，促进科技与保险的结合，2006年12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保险，构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保险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并着手实施了科技保险在北京、重庆、武汉等试点城市的推广工作；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险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服务的通知》等政策，想方设法鼓励科技保险的实施，科技保险迎来了最佳的发展时期。
由于科技保险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且在现阶段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和政策性特征，不仅在其推广过程中难以借鉴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成熟经验，而且国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要解决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问题，无疑需要保险理论的重大创新。虽然众多学者对科技保险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这些文献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同，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本文从科技保险的涵义、运作模式、险种设计、政府补贴和实施绩效等多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试图在对该领域的理论全貌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供科技保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工作借鉴。
二、科技保险的涵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到了保险在分散科技创新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发出许多规避科技创新风险的保险产品，例如环境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知识产品保险等等，K.J.Arrovo（1995）等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保险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可以显著提高参与创新者的人数，激发科技创新的热情。但国外理论界并没有明确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可以说，科技保险实际上是我国政府和学界为了加强保险在高科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保障和融资功能而率先提出的，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保险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谢科范（1995）是较早关注科技保险的学者之一，他从科技保险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科技保险是在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下实现科技风险社会分摊的一种有效形式。此后随着科技保险试点的陆续展开，学者们对科技保险的涵义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邵学清（2007）认为科技保险是为了规避在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品推广等过程中，由于内部能力的局限和诸多不确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科技活动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而设置的保险；陈雨露（2007）指出，科技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则将科技保险定义为是承保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项目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项目失败、终止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价值实现风险的一揽子保险的统称；等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对于科技保险仍没有一致性的定义，但就其内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科技保险已经远远不是狭义上的单纯承保科技创新失败风险的险种，而是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承保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包括创新失败、成果转化失败、产品责任、知识产权侵犯等）风险的广义概念。科技保险内涵的明确界定为科技保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科技保险的推广路径与运作模式
欧美国家普遍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来推行科技保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为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特定风险设置单独险种，如用于转移侵权风险的知识产权保险（也称专利保险）、用于转移责任风险的过失与疏忽保险，以及转移与电子信息安全有关风险的网络保险等等；另一种是向从事特殊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业提供组合保险服务，例如美国丘博保险公司针对生命科学行业提出的解决一揽子解决方案，具体包括财产和营业收入保险、一般责任保险、失误与过错保险等等。
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对科技风险的承保经验不足、中小科技企业的保险意识不强、资金缺乏等原因，目前我国的科技保险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在其推广过程中直接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是明显不合适的。针对科技保险的本质属性，国内学者探讨了适合于我国现状的科技保险推广模式：谢科范、倪曙光（1995）创新性地提出了投保-理赔、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四种运作模式，并给出了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从易到难的三步走路径；任伟、胡安周（1997）认为科技保险的发展应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针对可控性强、损失不大的领域开展科技保险服务，比如技术转让保险、新产品投产阶段保险、新产品质量信誉保险等等；第二阶段将其拓展到对研究和开发活动全过程的保险，比如技术改造综合保险、开发项目全过程保险等等；第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以风险投资为主，普通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风险分散体系；王剑锐、陈培忠（2007）论证了目前试点阶段宏观上采用政府引导和商业运作相结合模式的合理性；孙珊（2008）在分析科技创新活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常规保险、担保保险和投资保险三种承保模式；刘骅、谢科范和赵湜（2009）在谢科范、倪曙光（1995）的基础上，给出了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三种运作模式的详细流程，并针对目前科技保险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分类定率、逐批递减和总额控制的工作推进机制。
四、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
1.科技风险相关研究。对科技风险种类和特点的研究是科技保险险种设置和费率厘定的前提。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科技风险的种类和特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国外学者对科技风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科技类保险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Fedra和Weigkricht（1995）开发了一个科技风险评估的信息系统，帮助评估科技发展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风险；Stirling和Mayer（2000）针对现有风险评估中忽视文化和社会影响的弊端，提出了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多目标定位风险测量方法；Cannice，Chen和Daniels（2003）以美国在亚洲的高科技公司为例，探讨了如何测度和管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风险问题；Alan和Robert（2006）将高新技术发展风险的识别过程划分为开发模型和技术、收集数据、评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相关利益人的决策分析四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互联网访问的技术风险评估协作系统以便于在技术成功的可能性评估方面征求专家意见；MARAandVLAD（2009）将自然和科技风险分析方法拓展到了对私人公司经受的矿难相关灾害的分析上；Tulbure（2010）使用生命周期评估（LCA）以及环境管理系统，评估了产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可以供环境责任险的设置借鉴；Musee（2010）从废物管理的角度探讨了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问题；Juraj和Damir（2011）评估了沿海集装箱班轮运输过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和装卸技术所带来的不同风险等等。
相对而言，我国对科技风险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基本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很少，作为支撑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还远远不够。例如，周勇（2001）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其主要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吴涛（2003）提出了基于风险因素创新过程和决策层次的技术创新风险三维分析框架，并介绍了将其简化为三个二维矩阵的方法；姜钰（2006）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新技术项目风险评价的多层次模糊聚类评价模型；刘骅、方荣军（2010）探讨了科技风险的基本规律和科技保险的运行原则；等等。
2.科技保险的险种设置。如前所述，国外科技保险活动涉足的领域多种多样，除了以单一险种的方式承保外，还经常采用组合保险的方式帮助科技企业分散风险。我国在于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现阶段重点推广的六大险种：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产品研发责任险、出口信用保险、营业中断保险、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体健康保险以及意外险。这六大险种涉及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领域，对基本险种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善。在此基础上，有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科技保险的产品创新进行了探讨，例如刘骅（2010）通过界定科技保险创新行为的具体目标，给出了产品创新的原则、流程和发展方向；赵湜、谢科范（2011）针对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提出了发展研发技术人员职业责任险及其费率厘定的初步构想。赵湜、谢科范（2012）通过构建科技保险险种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在创新进化中的稳定性，进而对险种创新的若干促进策略进行了探讨。
五、科技保险的政府补贴机制
由于科技保险市场存在着外部性和价格效应，面临着失灵的危险（胡慧源、王京安，2010），导致了政府财税干预和补贴存在的必要性。谢科范等（2009）通过建立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强调了财政补贴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地方财政预算内列出科技保险配套扶持资金的建议；曹国华、蔡永清（2010）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博弈模型，发现必须通过政府实施财政补贴才能达到纳什均衡；黄英君、赵雄和蔡永清（2012）在为政策性科技保险财政补贴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以北京、重庆和武汉为例分析了补贴模式，并利用激励相容理论确立了财政补贴的最优规模。除了理论研究外，目前在科技保险实践过程中各试点城市根据本地区中小企业的特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如表1所示）。
六、科技保险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承保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国的科技保险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1）科技保险的需求不足，投保企业比重偏低，专门保证技术研发过程的险种投保比例很小（吴应宁，2010；王香兰，2011）。
（2）保险公司缺乏科技保险统计样本，精算数据不足，且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导致科技保险供给乏力（苏维娟、周红雨，2009；冯海昱、任立，2010）。
部分学者对供需不足的原因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例如彭志文、宋旺（2010）则通过对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从宏观经济、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供需不足的根源；赵俊英（2012）利用效用函数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多种解决途径。
（3）由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细则不够明确，对优惠对象的标准制定过高等原因，造成财政补贴不能按时到位（邵学清，2009）。此外，虽然已经明确了科技保险的保费支出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但由于财政、税收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该项政策的落实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七、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评价
科技保险在试点城市的陆续展开及其运行数据的积累，为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可能。实施绩效不仅是科技保险现阶段运行状况的全面反映，还可以为科技保险工作的改进和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刘骅和王朝平（2010）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率先测算了首批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并利用灰靶理论找出了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万欢（2011）则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首批科技保险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深圳和北京科技保险工作的情况较好，进而对如何提升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八、科技保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未来发展展望
对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展开研究，探索完善这一模式的途径，对促进科技保险的开展，分散转移技术创新中的高风险，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进而推动国家的技术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实际上是涉及高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的三方博弈，只有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特点，探讨实践中相关难题的解决之道，才能在保证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的纳什均衡，也才是保证科技保险长久生命力的根本之道。
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科技保险的研究涉及科技保险的需求特点和高科技企业的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等问题；在保险公司层面，涉及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和度量、科技风险的分散途径以及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途径等问题；在政府层面，则涉及科技保险的推广模式、保费补贴的最优规模、补贴资金来源以及税收优惠等问题；总起来说，可以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支持模式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1。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并对比以上研究框架可以看出：第一，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现有研究侧重于对科技保险需求的特点和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的分析，但对高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共同关注的科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方面则涉及极少，与国外对高科技风险的丰富（下转第18页）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特点展开科技风险的度量研究，不仅是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更是高新技术企业掌握科技风险规律、减少科技创新损失的捷径，值得我国学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第二，在政府层面，现有研究针对推广模式、补贴规模以及税收优惠的比例等方面探讨的较多，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补贴的资金从何而来？财政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是财政补贴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学者们可以借鉴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例如上海市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为财政补贴融资），对此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第三，客观地说，虽然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供给乏力的问题，但目前理论界对于保险公司层面的研究还非常少，不足以支撑科技保险的设计和运行。一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问题，但对科技风险研究的缺失使科技保险成为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险种设计无疑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有帮助其建立起合适的科技风险分摊途径（比如再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等），并理清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机制，才能真正调动起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但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无疑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作为科技创新活动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科技保险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因此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希望能对科技保险理论的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CanniceM.V.，ChenR.，DanielsJ.D.Managinginternationaltechnologytransferrisk：AcaseanalysisofU.S.high-technologyfirmsinAsia.JournalofHighTechnologyManagementResearch，2003，（14）：171-187.
2.黄英君，赵雄，蔡永清.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的最优补贴规模研究.保险研究，2012，（9）：64-75.
3.邵学清.对科技保险试点的经验总结与展望.中国科技论坛，2009，（4）：41-45.
4.曹国华，蔡永清.基于政府补贴行为的科技保险参与主体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保险研究，2010，（5）：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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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志文，宋旺.我国科技保险市场的问题、根源及对策——基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保险研究，2010，（9）：63-69.
7.谢科范，何菲，刘骅.科技保险中的企业行为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8）：96-9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企业研发网络、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项目号：71132006）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项目号：11692105700）资助。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科技创新的分论点范文篇3
论文摘要：同志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科技思想，对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同志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指出，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继承，同时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丰富和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解决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问题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同志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认为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作用。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新论点，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体现方式及其在先进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将我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但是，科学技术不会自动地或者自发地转化为生产力，而是需要形成某种机制，才能使其作为一种要素广泛渗透于社会生产力的结构之中，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力。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怎样转化为生产力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98页)现代国际的新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苏联，科学技术领域的发现和进步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几乎达到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上世纪50年代第一座核电站、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船都出现在苏联。苏联的科研开发费用占GNP之比高达3%以上，超过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但是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成果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一个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机制。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需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对此，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创新的机制。同志认为，首先，“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其次，“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第三，要“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第四，“要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同时，要“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在同志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的决定，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究开发投人，2001〕年研究开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结束了长期徘徊在0.7%的局面;中国科学院实施了技术创新试点工程，包括大学、企业、科研院所在内的一个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正在形成。中国正是带着一个有利于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步人21世纪的。
同志关于创新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指导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二、全面阐释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丰富内涵及战略部署
当今世界，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愈益明显，各国特别是大国都纷纷将加速科技发展、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1994年美国就提出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社会”的战略目标，1995年日本也开始推进“科技创新立国”,1997年欧盟宣称要“将知识放在最优先发展的地位”。面对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各国发展战略变化的新特点，制定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崭新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课题、新的考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正确驾驭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创造性地作出了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等一系列科学论断，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论述，首先深刻地回答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坚持全面的兴国观和全面的科学观，正确把握科教兴国的目标指向和依靠力量。
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们所要兴之国，就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建设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各种学科日益综合化的趋势，必须牢牢把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必须同时注重发挥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加强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
(2)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科学认识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准确把握科技工作的面向问题。
同志指出，经济建设必须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才能蓬勃而持续地发展，才能为科技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科技进步只有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才能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在深刻把握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同志明确强调，科技工作必须更加白觉地面向经济建设，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和首要目标。
(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深刻洞察科技进步的动力源泉，科学制定促进我国科技创新的策略和原则。
同志坚持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更加强调科技创新是科技进步的动力源泉。他从对科学本质的准确把握出发，强调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愈益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他从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出发，强调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同志特别强调我国科技创新的自主性、原始性、重点性和持续性。指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们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原始性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等等。同志的这些论述，奠定了我国科技创新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2、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推动科技进步的战略部署。
实施科教兴国必须正确处理的五个关系，即实行五个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结合，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市场机制与宏观管理的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同志根据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指出:“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其重要作用正在与日俱增。”“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相结合，硬件制造与软件制造相结合，传统经济与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将形成推动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实现信息化的艰巨任务。我们的战略是: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的水准，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志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开辟了一条同传统工业化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新路，谱写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光辉篇章。
三、实现了知识分子历史定位的飞跃
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关键是人才，加紧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同志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这一历史定位的飞跃，是同志对科技思想的发展。知识分子这一历史定位的变化，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展的必然延伸。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科学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讲到，“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在这里谁起主要的作用呢?是科技人员。同志把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提到“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强调要合理配置科技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