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例(3篇)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文篇1
20世纪80年代，AT＆T公司副总经理ArchineMcgill创新的将美国网球教练TimothyGallway所创造的“教练”同企业管理相结合。一种崭新的管理技术即教练技术诞生了。教练技术作为一种管理理念逐渐响彻西方，随着教练技术在心态、态度、人格、情绪、素质、技能、人际关系、亲子教育等个人成长及家庭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广泛传播，各大高校学校也逐渐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重要性，纷纷开启与其相关课程或讲座，部分学校如CapellaUniversity，UniversityofMinnesota，GeorgetownUniversity，OxfordBrookesUniversity等已将其纳入教学课程计划中，并给予这类课程相应的学分。英国剑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BrookesUniversity）则设立了“教练与导师实践硕士学位”。在国内，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在不断开展相关培训、专题演讲，部分学校也开始逐步计划将教练技术作为教学课程纳入计划之中。[1]教练技术引入高校，被高校学者、教授等逐步认可，并不断的将其应用于高校管理、教育、就业以及各个专业之中。教练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就是其中之一。
二、研究现状
教练技术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2000年）
20世纪90年代，教练技术被引入中国。教练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于企业：一种是在华跨国企业将其在北美或者欧洲的教练技术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一种是外国管理咨询公司及其在华的子公司或者办事处在企业中推广教练技术。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教练技术凭借企业这一平台逐步为广大人士所认可，其中部分人士开始尝试将教练技术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家庭、个人、高校等领域。2001年，“21世纪企业教练发展论坛”在上海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教练技术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
（二）发展期（2001年至今）
随着教练技术理念在中国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高效性，中国香港和大陆的一些咨询机构开始引进和提供教练技术课程，并颁发相应的证书。部分高校已开设教练技术相关课程。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据陈国海在《中国企业教练技术》一书中阐述：“迄今为止（2010年），在教练技术的研究方面，国内翻译出版有二三十多种书籍”，比如：Logan，David＆King，John著，赵宏涛译的《教头革命》；佩里•佐斯，苏珊娜•斯基芬顿著，王莉等译的《人力资源训练工具箱》和《人力资源训练完全指南》；托马斯•G•克兰著，陈霜叶译的《企业教练法》等。国内研究著述的书籍也在不断的出版，比如陈国海的《企业心理教练》和《中国企业教练技术》；李中莹的《重塑心灵：NLP一门使人成功快乐的学问》；徐敬东的《唤醒沉睡的舞者／中国式NLP———灵性成长学》；胡谢骅的《把快乐还给自己Ⅱ：NLP创造开心的秘密》等等。相关论文献研究也在不断的发表出版，以CN－KI检索为依据，自2002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教练技术论文文献147篇，其中企业类教练技术论文有83篇，占总数量的56．46％，其内容主要是以介绍和引入国外企业教练技术的实践和研究成果为主，内容涉及教练技术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实施教练技术的必要性、如何做好下属的教练、领导的教练职能等。比如：陈国海的“欧美企业引进教练技术的模式”，文章分别介绍了基于性格工具度反馈以及教练技能等三种引进企业教练技术的主要模式，并且运用具体案例对欧美企业引进教练技术的实际操作和成果进行了阐述。刘宗强的“教练技术在新员工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分析”，文中以教练技术为核心，分析了在新职工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范晓禹的“企业教练技术再认识”，文中通过科学再认识企业教练技术，引导中国企业对教练技术的定位从单纯的培训课程转向企业各级管理者必备的管理技能，使教练技术本土企业化，有效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高校类教练技术论文有28篇，占总数量的19．05％，其主要内容涉及高校管理、教学、人才培训、素质教育、就业、学科应用等方面。例如：何华宇的“企业教练技术应用于学校管理的思考”，文章在对企业教练技术介绍的基础上，讨论在学校管理中应用教练技术的渊源，进而说明在学校管理中实施教练技术的步骤和途径，最后指出了运用教练技术应注意的问题。李慧的“教练技术在大学生职业指导中的应用”，文章主要内容介绍了T－GROAS职业指导模型，教练技术的应用的五个阶段（营造良好关系，使彼此信任；明晰自身需求，厘清职业目标；正视现实问题，明晰可能影响；发散思维空间，创新可行路径；制定行动计划，实现理想愿景）进行研究。丁雯的“论教练技术在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中的应用”（2012年），文中论述了企业教练的理念和方法对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的影响；从目标制定与达成技术“心理教练技术”能力测评工具”激励方法手段等方面，阐述了教练型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内容。刘素婷的“教练技术在大学生潜能开发中的应用”（2013年），文中在分析教练技术的内涵、角色定位、核心原理、步骤与技巧的基础上，探索教练技术在大学生潜能开发中的应用，提出大学生潜能开发的具体策略，旨在通过支持大学的心态改变，促进大学生实现从平凡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类教练技术有6篇，分别是王富强，贾铭的“教练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启示”（2013年），文中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启示，
1．遵循NLP前提假设，教师应以学生为本。教师进行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个前提就是“学生是没有问题的”，教师应该作为协助者，帮助学生自己成长。相信学生自身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他可以做得更好；
2．教师以成果为导向的理念来进行教学和教育；
3．教师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把自己作为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9]王富强，贾铭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2013年），文章主要阐述了教练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刘向辉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以课堂教学为例”（2014年），主要概述了教练技术的概念、起源以及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和应用性；王富强，李玉祯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应用”（2014年），主要内容是教练式沟通、逻辑层次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案例相结合的应用实践研究。王富强，申秀秀的“教练技术指导下教师如何实现教学主体性———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例”（2014年），主要内容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教师在教练技术的指导下，通过问话式教学提高课堂掌控力，运用教练技术的逻辑层次理论解决教学困惑，运用三脑理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更好的把握教学活动，实现教学主体性。[12]王富强，李玉祯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应用”（2014年），文章主要内容是在教练技术的指导下学生通过思维方式、学习心态等方面的改变，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从而实现自身的主体地位。迄今为止，大量教练技术相关书籍以及文献的研究出版，表示着教练技术在中国正以良好的趋势发展着。
三、文献研究特点
源于上世纪80年美国的教练技术，现如今已成为欧美企业家提高生产力的有效管理技术，其研究成果也颇丰，然而教练技术在中国还仅仅处于初步阶段。由上图表可总结得到，当前教练技术在中国的研究特点：
（一）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领域特点
教练技术的研究重点虽然仍然在于教练技术与管理的研究，但是研究领域在不断的向外、向深处扩展。由图1数据可以看到，在CNKI中有关教练技术的论文总数为147，而其中有关管理方面的教练技术则占到了总数量的56．42％。也可以看到，整体上企业类相关论文一直高于其它类领域论文数量，教练技术的研究重点仍然集中于企业类的相关研究。从2002至2008年，教练技术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类和其它，高校类论文为零，但是自2009年开始，高校类的教练技术相关论文开始发表，占到了总数量的19．05％，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教练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的扩大。2013年，思政类教练技术相关研究也开始在不断的深入，论文数量占到高校总量的17．65％，而且研究还在继续发展。
（二）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内容特点
目前，我国对于教练技术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性研究、理论研究和价值研究，理念研究相对较少。在具体的查阅论文之后发现，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方向一般是集中在教练技术的概念研究；教练技术的技能研究；教练技术与其他辅助技术的比较研究（教练与传统培训；教练与心理咨询和治疗；教练与指导辅导）；教练技术的起源发展研究；教练技术的应用性研究等方面。目前，国内对于教练技术的理念研究相对较少。
（三）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数量特点
教练技术相关文献总量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从上述曲线图表“总量”线可以看到，自2002年教练技术相关论文研究以来，每年都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至今为止已发表有147篇论文文献，年平均量为约为12篇，虽然总数看起来不多，但是发展势头良好，而且总体上论文总量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从此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对教练技术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
四、发展趋势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文
作者简介：乔凯，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蚌埠医学院药学系讲师；朱平，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芜湖/24100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生成与实现机制：以‘三观’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08BKS05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功能及其实现研究”（项目编号12YJC710080）的研究成果。摘要：质性研究是与哲学思辨、定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一种新取向，其基本特征是强调深入自然情境、主要采用深描方法、具有归纳研究取向、崇尚整体研究策略和极为重视研究关系；主要理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解释主义；目标旨趣是理解事件、情境和行为对于身处其中的特定人群的意义、认识研究参与者采取某种行为所处的特定情境以及情境对行为的具体影响、了解无法预测的现象和作用，并对此后的现象提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说明事件与活动发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在结果推论方面，具有较强的内部概括力，没有也不刻意追求很好的外部概括力。最后，分析了质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质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定量研究质性方法是一种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常使用的研究取向，国内社会科学界应用此种研究方法也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就国内而言，人类学、社会学早在20世纪初期曾运用质性方法取得令世界称赞的优秀研究成果，教育学也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掀起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热潮。但是，对于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而言，质性方法仍是相对不为人熟知的研究手段。而质性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未能获得广泛的运用，主要原因并不是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水土不服，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走近质性方法并进而发现它的独特魅力。因此，系统地阐述质性研究方法，拨开其“神秘”的面纱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重要。本文试从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理论基础、目标旨趣和结果推论等方面进行简要评介，并分析质性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
一、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与理论基础
质性研究，在英语中为qualitativeresearch，常被译为定性研究。但是，定性研究在我国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基于思辨的、形而上的传统，包括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习惯性和随意性。而qualitativeresearch遵循的传统、分析的方式与定性研究有很大不同，二者无法对应起来，故将qualitativeresearch译为质性研究更为妥当。究竟什么是质性研究？这是一个很难得到确切回答的问题，众说纷纭，言人人殊。我国学者陈向明的定义，获得部分学者的认同，她将质性研究理解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
显而易见，单从定义本身并不能窥出质性研究的概貌，通过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来认识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理解，我们认为质性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强调深入自然情境。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坚持给研究对象施加影响是一种正常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采用实验方法的定量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者通常会人为创设一个情境，按照实验程序操作，进而计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甚或因果关系。[2]而质性研究者常常是悄悄地进入研究现场，不会刻意对研究情境的结构和研究对象的态度施加影响，因此常被称为田野工作、现场研究。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本人，通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根据一定的研究框架或取舍标准，进行整理、归类，逐步将研究问题聚焦，进而提出理论。这种强调深入自然情境的研究态度使人们的生活世界、机构的日常运作等得以具体呈现。
2.主要采用深描方法。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通常是结构式访问、问卷调查和量表测验，主要用数字和量度来描述现象和表达结果。定量研究这样做的意图是提高研究的效度和可解释性。质性研究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象征、隐喻、特征和含义的理解和描述，主要用实物、文字和图片来描述现象，而非数字和量度。[3]研究者依据这些描述性的田野资料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并向读者清晰、完整、具体地呈现出事物发展的过程。当然，读者本人也可以对这些资料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性理解。
·学科与专业·质性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取向3.具有归纳研究取向。定量研究的逻辑过程与演绎推理更为相似，即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的情景中去。而质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与归纳推理更为接近，即从特殊情景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4]质性研究关注的并不是命题的证实与否，而是从客观事实中发现什么，通过对具体过程的调研，把握背景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事物的发展与变迁，也就是说，深入地“理解”社会事实是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主动深入实地，在不干预现状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它非常适合于对人的思考过程、方案的实施过程和运动的发展过程等问题的探索。[5]
4.崇尚整体研究策略。定量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静态研究，选择一个时间点将事物固态化，然后进行测量、分析和统计，以达到揭示事物本质的目标。与之相反，质性研究则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研究，重点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聚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人们为何如此思考、行事。质性研究的这种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将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采用系统的观点方能窥探研究现象的全貌，对事物的特征及其变化进行立体解读和多维认知。
5.极为重视研究关系。定量研究者坚守价值无涉的立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排除主观判断的介入，没有任何价值偏好是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质性研究遵循解释性理解的原则，非常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质性研究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质性研究者认为价值问题不应被回避，价值中立是一种理想追求。当然，质性研究者通常会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价值立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研究顺利开展和结果推论等造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反省。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多变的，其演进的过程更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一种具有洞察力的研究策略。质性研究的这些特征使得其具有这种洞察力，既可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及其改变进行深入探讨，也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和革新进行全面把握。
（二）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
与定量研究身上富有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不同，质性研究主要基于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实证主义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虽有差别，但也有诸多共同点，即都认为研究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相互参与的过程，研究者选择问题的立场和视角、研究的现实情境、研究关系的和谐程度等都会影响研究的进展和结论。
1.后实证主义。质而言之，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波普、库恩等。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率先向实证主义发起挑战的是波普这位“否证论”的创始人。波普认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是否具有证伪性，如果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就不能称其为科学。波普认为理论是对过去的总结，并不能有效的预知未来，理论的本质终究只是科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设想。为否定经验实证原则，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后实证主义，即认为经验事实的归纳并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变革也不单纯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
2.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是一种“历史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等。马克思的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可以说表明了这个理论范式的基本立场。在本体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中存在矛盾，矛盾使事物发生变化，进而形成否定之否定。在认识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现实。因此，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产生。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提倡相互合作、批判反思，应该摆脱情绪困扰。同时，这种范式带有强烈的道德取向和政治立场，也反对把专家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必须经由意识的启蒙。[6]
3.解释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不同，解释主义持相对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有狄尔泰、韦伯、舒茨、加芬克尔和伽达默尔等。狄尔泰的名言——“自然需要说明，而人需要理解”，可以说是解释主义的经典注脚。在本体论上，解释主义认为正是行动者的解释与理解使得社会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有意义的行动等同于服从规则的行动，研究结论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在认识论上，解释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理解社会世界有意义的秩序，这种理解只是一种解释性的理解。换而言之，解释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交往取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呈现主体间性的状态。在方法论上，解释主义从行动者的视角界定及解释人类的行动，通过“本质直观”发掘一般人前反思的自然态度，在特定情境中揭示常识理性，主张阐释循环，通过主体间性达到视域的融合。[7]
正是这三大理论基础使得质性范式非常重视研究对象对问题的理解和说明，给研究参与者或合作者以关怀和尊重，从而使得研究贴在地平线上行走，与现实生活世界更为接近。
二、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与结论概括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不是完成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途径。相反，它们的作用和逻辑不同，通常都适合各自不同的问题和目标，研究结果的推论范围也迥然不同。
（一）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
研究目标通常包括学术目标和应用目标，前者关心的主要是解释——充分揭示现象发生的过程和原因，或者回答某些前人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后者关注完成——满足某种需求、改变某种情境或者达成某个目标。[8]
1.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旨趣。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而言，特别适合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主要有：一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对于置身其中的个人或集体在动机、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意义。如果研究者不仅关注客观发生的事件和行为，而且关注研究对象如何理解这些事件和行为以及他们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运用质性研究非常合适。二是描述研究对象采取某种行动所处的特定情境和具体情境的影响。质性研究聚焦的常是较小的群体，甚至是个体，并且会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研究者可以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思想、行为和事件是如何受到特定情境影响的。三是探索性了解所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获得初步印象和感性认识，同时为以后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质性研究是一个“即时”进行的过程，比较灵活，需要反复“修改”研究设计，以解释新发现的资料。四是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演变态势，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质性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与定量研究有很大不同，关注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定量研究者通常关心的是，变量x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变量y，而质性研究者更关心x在产生y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9]
2.质性研究的应用目标旨趣。前述的学术目标以及所要求的归纳式、开放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质性研究在达成下列三种应用目标时具有相对优势：一是通过研究得出对于研究对象和其他群体都能理解的信度较高的结果。比如，采用开放式问题来评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比起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更为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研究多是哲学思辨的，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没有联系。二是进行旨在提高实践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研究。比如，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在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评估，结论大体一致，就是有效性不高。其实，我们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放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评估，唯如此，才具有针对性。三是与研究参加者或具体实践者进行合作研究。质性研究的“表面效度”以及它对特定情境、其中个体的意义的关注，使得它特别适合与研究参与者进行合作。当然，质性研究需要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在资料收集、分析和传播的过程中设计的伦理问题通常要顾及到研究对象的处境和感受。
（二）质性研究的结果推论
推论是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概率抽样即从总体随机抽取一定样本的目的就是追求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但是质性研究没有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所以不可能将样本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总体。质性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一个情境或个体，采用目的抽样或理论抽样而非概率抽样，其结果是否可以推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将研究结果的内部推论和外部推论区分开来。
1.内部推论与外部推论的区别。内部推论指的是将研究结果推论到所研究的情境和群体内部，可以在本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推论。在收集资料环节，我们可以将此时收集到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信息推论到彼时或较长一个时期。在分析资料环节和撰写研究报告时，我们也是运用内部推论的原则筛选具有代表性的材料。外部推论指的是将研究的结果推广到同类的其他情境和群体中，这一概念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中的含义类似。很显然，内部推论是任何研究具有价值的基础，也是讨论外部推论的前提。对此，古巴和林肯曾明确指出：“根本没有必要去考量无意义的信息是否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10]
2.质性研究的结论概括。当我们讨论质性研究的结论概括问题时，内部推论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甚至应作为研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当我们进行的是质性个案研究时，其研究结果的描述性、解释性及理论性效度都依赖于这一个案整体的内部概括力。假如对某一教室师生互动的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只关注部分师生或者某些类型的互动而忽略其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将这个教室视为整体的认识就是错误的。通常情况下，外部推论不被视为质性研究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进一步说，将从样本中得到的结果推论到总体本来就不是质性研究的目标所在，不追求外部推论反而使得质性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质性研究一旦刻意把外部推论作为重要目标，必将扩大研究样本数，故而不能对小样本进行全面、动态、深入的研究，质性研究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11]这并不是说，质性研究永远不将结论推广到超越研究所关心的情境和群体中。首先，质性研究总是具有表面概括力，因此，其研究结论完全不能推广到更广的范围；其次，质性研究的外部推论一般依靠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境或者群体的理论模式，而不是基于对目标群体的抽样方法；最后，质性研究的很多特点使得其也可能具有外部推论性，其中包括研究对象自己对推论的评价、和其他情境在互动和限定方面的共同性、预想的所研究现象的深度和共性以及来自其他研究的证据。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质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外部推论性，但是，仍不足以确保其具有定量研究那样的外部推论性，即将研究结果从样本推论到总体。[12]
三、质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应用前景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一直是以定性的、思辨的研究范式为主导，人们习惯于从哲学的、逻辑的和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直到20世纪末，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才对在其他社会科学大行其道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且存有分歧。支持者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应建立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反对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性，认为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不可取的。近年来，定量研究方法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广泛认同，很少有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反对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采用定量方法开展研究的并不多，而且基本上停留于百分比等简单的统计分析，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的微乎其微。[13]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定量研究范式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过，当我们开始选择定量的研究范式时，国际社会科学界却已经对定量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并对质性研究范式大加推崇和运用。客观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不仅没有赶上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而且也落后于国内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运用的潮流。
当然，我们强调将质性研究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其他研究方法的价值。哲学思辨、定量调查和田野工作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使用的研究范式，均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这些研究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是否合适之分。研究方法的取舍与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者的哲学立场及其自身条件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怎样运行、如何发展的所有问题，成果最丰富的研究往往是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单靠主观感悟和哲学思辨研究方法不能有效获取这两个规律，必须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田野考察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结构应该是均衡的，质性研究、哲学思辨和定量研究处于三足鼎立的态势，而不是某种研究方法一枝独秀。通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哲学思辨研究方法占据绝对的主导局面，惟有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变量问题和过程问题也都活跃着它们的身影，这不仅无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而且有损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重视质性方法的同时，结合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运用质性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过程等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势在必行。我们也冒昧估计，质性研究范式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产生重大影响，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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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文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6-0017-05
学科发展的状况在于其学术研究的积累程度。为了增进学科发展，有必要检视其学术研究的状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审视其研究的进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探索历程和成绩
在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是近20年的事物，但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应该说早已存在。随着开眼看世界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思想和活动。许多教育家把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介绍到中国。解放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外社会文化的了解更为迫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必然了解的内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分支研究就必然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是其中的分支之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审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研究
当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后，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从苏崇德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出版后，陆续出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1999年出版了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出版了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2001年出版了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5年出版了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8年出版了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11年出版了苏振芳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和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果重点比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思想流派、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革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即使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名著选读课也要求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因此，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方面。赵康太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综合比较前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理论“发现”与“改造”、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与越南、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济全球化与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剧变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思想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在世界的传播、社会主义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2.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研究
对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王学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傅安洲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王学风说明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嬗变、学校德育现状和特质，并与美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学校德育比较，分析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学校德育的个性与共性，提出了“多元一体”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则详细阐述了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问题、变革与发展，指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傅安洲等人对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德国不同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和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等。
3.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侧面的研究
对个别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过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居多。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对美国道德品质教育、社会研究课程、服务学习、学校建设活动和公民教育思想等方面。
一是品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品质教育复兴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品质教育就是学校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如尊重事实、智慧、诚实、同情心、勇敢、勤奋、自律等，让学生成为好公民的活动。对品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其一，界定品质教育。品质教育的本质是赋予学生美德，如“重视品质同盟会”将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等品质作为青少年的六大支柱品质。其二，品质教育的时间活动形式，如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道德规范、塑造校园文化和建构课堂德育情境等。其三，品质教育的原则、课堂策略和实施方案。其四，品质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分析。其五，品质教育的传统与沿革。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课是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而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对美国社会研究课程标准、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的介绍。高校的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也逐步展开。唐克军总结了美国大学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验、教学模式，并分析了作为美国高校公民教育方式的领导能力发展计划。
三是服务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服务学习是近20年来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其一，界定“服务学习”的内涵，即把知识运用到服务工作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其二，说明服务学习的实施程序，如准备、服务和反思。其三，服务学习的形式，如高校有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
四是学校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校的建设活动是美国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途径，在这方面也有涉及，如唐克军说明了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具体分析了美国纽约BerkeleyCarroll学校通过全校性的伦理讨论构建伦理学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说明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如塑造荣誉体系、传递学校故事、确立学校的仪式和设计体现学校价值追求的物质文化等方式。
五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如高峰阐释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指出美国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其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日本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有关日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日本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具体说，研究包括如下方面：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研究指出日本德育的特色在于在思想上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强调东西合璧的道德教育且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突出道德教育的主导地位；实行全面主义的学校德育途径；建立大德育的社会教育体系；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
在日本德育的课程方面，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道德课、社会课、公民课、生活课和特别活动等。其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说明了日本德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如谷峪分析了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指出日本现行的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征，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凡故事中传承日本文化，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利用实际例子，既让学生可以接受，又增强师生互动，同时提供适当的道德要求。周宏芬分析了日本小学新道德教育课程标准，指出这一新标准考虑强调道德教育内容适应儿童的日常生活，注意创设学校和班级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环境以及争取家庭和社区的合作，通过服务活动和自然体验活动从内心培养学生的德性。赵亚夫考察了日本哲学社会课教育目标的出台背景和内容变迁，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方法在日本社会课课程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社会课教育在学科的构成上是综合的，在学习方式上相对开放。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方面，有的说明了日本战后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演变，即从全面主义到特设道德课，从生活指导到新价值主义指导；有的指出了日本公民教育的阶段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重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能驰骋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方面，论者指出日本德育面临校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自杀率上升和退学率严重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脱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良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张等问题。曹能秀指出日本的道德教育存在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文化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以及学生道德危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其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国道德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研究指出韩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突出民主思想和民主参与教育；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如孙启林、梁荣华说韩国道德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既注意系统道德知识的讲授，又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的“养成教育”，要求我国要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发展多样化的德育评价模式。张鸿燕指出，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珍视传统，突出民族性；与时俱进，坚持开放性；循序渐进，重视系统；获得丰富，注重实践；齐抓共管，倡导综合性。
课程内容方面，索丰和车雪莲在《韩国现行小学〈道德〉教科书评析》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小学道德课的宗旨和学习特点，指出其《道德》课既要求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内化，又要求培养道德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行人性教育和民主的公民教育。杨敏在《韩国加强高中公民教育》一文中就重要介绍了韩国现行的高中德育课，指出韩国高中德育课程内容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部分，其中公民伦理教育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内容突出现代性和生活化；注重教学过程的情景化；教育评价体现发展性。
对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开始，如陈立思的《从人文社科课程设置看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就考察了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设置，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做出描述与分析，揭示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展示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明的政府导向以及教育形式与途径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4）英、法、德三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点。关于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者集中于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英国公民教育的管理主体由社会转向国家，公民课成为中学的正式课程，其公民教育延滞的原因在于英国存在反政治的文化导致国家忽视公民教育，教师不愿对公民教育承担责任，并介绍了英国学校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指出，法国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授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等共和国价值，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其公民教育具有凸显民族意识、重视社会整合、多种途径综合施教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特征；其内容包括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知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安洲等人对德国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分析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其政治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管理理论和学校教育理论；分析了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计的步骤；辨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指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注重对青少年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注重“知”与“行”的统一，注重政治教育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
（5）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对苏俄的公民教育研究，不仅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介绍，而且有对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反省。研究指出，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误在于忽视权利教育、割裂与传统的继承关系、缺乏开放性和先进性。如叶宗书根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分析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在于企图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付轶男介绍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张鸿燕反思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得失，说明了俄罗斯公民教育强化民主性，构建公民教育空间等方向。
除以上所涉及外，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港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唐克军等人分析了印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包括推进人权教育、公民义务教育、道德价值教育和宗教共存教育。王学风探讨了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内容和方法。另外对世界公民教育也有所关注，如陈以藏提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1）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所进行的评述，其中以袁桂林的研究最为系统。袁桂林在其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回顾了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边沁、穆勒、斯宾塞、涂尔干、杜威等人的道德教育理论，然后集中研究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观澄清理论理性为道德教育理论、道德符号理论、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教育教育理论、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十种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派别，内容包括人物背景简介、基本理论内容以及特征分析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并综合分析当代西方主要道德教育理论学派的共同特征，指出对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借鉴之处。
（2）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近年来，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虽然人们对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内容上说的，公民教育是从目的上说的。因而公民教育的研究方面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杜威等人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也包括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如唐克军还对杜威的公民教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杜威的理想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同体，就是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何晓芳专门探讨艾丽斯·杨的差异的公民资格观，指出艾丽斯·杨要求进行相互准则和积极面对和解决冲突的公民教育。胡艳蓓简要说明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公民教育思想。赵晖对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公民教育理念上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赵明玉分析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差距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可不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丰富。但这种“繁荣”下并非没有问题。这些成果有相当大的重复、狭隘，甚至有武断的结论，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与成熟研究方法要求的差距
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文献法或资料法。所以有人将比较研究视为史学的范畴。“史学便是史料学”[1]，全面占有材料就是这种方法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就需要大量占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中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内容的重复。
2.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求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服务学生，让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教给学生。第一，内容要全面。从教育层次上，应包括国外小学、中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其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从教育的场所上，既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包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内容要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时代性，研究者必须紧跟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三，要准确客观。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分名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价值教育等。研究者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确切内涵，客观地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三个方面衡量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不全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涉及，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研究还不够新，对许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并未反映出来还不够准确，我们许多研究者按照我国的名称处理外国的材料，难免出现偏差。
3.研究队伍方面的差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成果的作者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依然寥寥无几，即使有些学校成立了比较德育研究所，但很少有相互的交流，一些人不得不参加比较德育的学术活动。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很显然难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因为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没有研究者的合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创新
笔者认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维水平。如果研究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把握现象的本质。
1.熟练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献法和比较法。因而研究者首先必须学会占有国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直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者要习惯于收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掌握具体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特征、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有个基本把握，然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本质和普遍趋势。
其次，研究者要掌握调查的方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各国之间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不仅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同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美国政府与公民学的教师。
2.切实提高研究的思维水平
追求真理、探索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目前虽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未能究其根本，所以提出的所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是相当粗浅的。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研究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从更高层面把握问题。哲学无疑是我们提升研究水平的阶梯。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政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3.明确树立研究的宗旨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仅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了解国外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最新发展的情况，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将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整理、分析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总结其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有自己特性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在于，其一，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其二，展示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之具有世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向学生打开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让他们欣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要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揭示出来。其三，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本质和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要透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分析其本质，通过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4.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会，也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会议，虽然有些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列为分会的专题研讨，但很少有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国际上有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各国也有着类似的研究机构和实施机构，如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委员会等。高峰曾呼吁我们应当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之发生联系，在深入探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养成教育、国家意识培养、政治社会化实施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提炼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探讨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借鉴和吸纳，为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服务。[2]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且需要它们作为交流与合作的中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