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概念(6篇)
医学伦理学的概念篇1
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及传统医学思想教育的困境
1．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
医学名著《千金方•大医精诚》中系统的阐述了为“医大者”应具备的素质要求和职业操守。《大医精诚》在要求医者具有精湛医术的同时特别强调“医乃仁术”的观点和要求。儒、释、道诸家道德观在《大医精诚》中均有体现:儒家———“医乃仁术”、佛家———“大慈大悲”、道家———“无欲无求”，为行医者树立了可谓“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的美德风范。“大医精诚”对医生群体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医生的要求过高甚至太过苛刻。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环境下，医生作为职业人，也有形形恰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阐述的各类现实需求。一味地强调为医者必须“大慈大悲”“无欲无求”，并且会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凡是医生就必须看好患者的病，且必须‘无欲无求’，不计付出和回报”的不良氛围。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应用和保健服务不断更新升级面临种种全新的、现实伦理问题需要应答，而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多元化让我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层面陷入困局。
1．2传统医学伦理学“译介－嫁接”方式在本土医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困境的探源
中国的医学伦理最先引介于西医，是一种“译介－嫁接”的舶来品。这种“翻译－引介－消化－推广”的方式，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水土不服”:西方崇尚“自由”“实现个人价值”，医学伦理学也充斥着职业人观念，互利互惠;而我国传统医学道德观———“大医精诚”要求行医者“无欲无求”“大慈大悲”“精诚仁朴”，两种观念有一定的冲突，在实践过程中让医生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翻译－引介－推广”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造成观念滞后于社会现实。在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材范式层面，现行诸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概念欠规范，内容不准确”“内容较为雷同，目的性不强”“重知识，缺能力培养”。目前大致有三类范式的教材:其一，罗国杰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之范式;其二，在美德伦理框架下，强调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范式，该种范式以廖申白教授相关作品为代表;其三，王海明教授将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规范伦理学在个人和社会视角下相结合的范式。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习惯采用“4+1”，即四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一门形式与政策课，以教师讲述为主，多为大班教学，缺乏师生互动和社会实践。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思想教育”的培养方式，更让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为薄弱环节。早在1983年，一些医学伦理学家就呼吁将医学伦理学引入大学课堂，帮助医学生确认并澄清生物、医疗过程中的相关道德问题。尽管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但其教学成效欠佳。
2“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2．1协同教育是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效途径
生命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及其各自的传统伦理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视“舍生取义”“重集体协调、轻个人理想”，形成了极端重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的内在修养提高。而西方文化重视自由、平等以及效率，追求个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个性自由。西方社会在宗教的长期影响下，强调社会成员享有在一定约束下的最大个体自由。相应的医学伦理学是一种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约束，医生享有在约束下的最大自由。但是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文化上的各自封闭和相互独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提倡尊重、宽容、合作以及相互消融，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理想追求。
2．2有利于重构医患和谐的良好局面
医患矛盾突出已成为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不争的事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约为7万件左右，每一起事件都会令眼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患矛盾突出在溶蚀医(护)患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关系的同时，也招致社会舆情对医生职业群体的污名，并摧毁着医生“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医生职业群体形象的塌陷除了个别媒体不良渲染和推波助澜外，与医生的道德素质滑坡有着极大的联系，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失败。“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为学校开展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出便捷、可行的教学范式，为医学生提供出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为政府和社会营造出和谐的医疗环境。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等诸多利益主体相互协调，寻求达成各方互惠互益的共识条件。
2．3协同教育是对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医精诚”医学人文精神的至高要求，是对历代医家医术医德的高度概括，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的具体体现。“大医精诚”既要求医生要有精湛的医术，又要求行医者有高尚的医德。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是医务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准则，也是对医师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要求的经典概括。大医精诚精神的重塑和重视，极大地传承和发扬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文明薪火传承的可贵写照。在“协同创新”被提出的当今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不仅是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必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批判吸收先进文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资源平台，实现知识共享，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多样化的协作，促成文化的跃升。在吸收西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教学经验的同时，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将中医文化精髓之“大医精诚”精神融入生命伦理学，是做好我国本土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明智之举。
3协同中西医人文精神并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
3．1合理引导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以营造良好的氛围
信息时代，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影响公众价值判断、触发社会焦点事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积极引导、合理动员、正确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中西医文化协同发展，并充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例如，一些医学伦理学科研组织或机构，利用网络平台，普及“大医精诚”和生命伦理学知识，关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针砭时弊，提出促成“大医精诚”与生命伦理学协同创新，共同作用于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
3．2重视生命伦理学科研的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的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不佳，学校重视不够。在国家“政策之窗”尚未打开———问题源流(ProblemStream)尚未形成、政策溪流(PolicyStream)尚未面世、政治源流(PoliticalStream)尚未萌发的状况下，仅仅呼吁政府为“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应该致力于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探索，并促成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例如，相关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组织可以召开主题研讨会，通过广泛参与、多方讨论、集思广益，促成中国医学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协同发展，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参考样本。又如，相关科研平台可以公开招标，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目前处于研究薄弱环节但亟待改善的医学生思想教育相关问题。
3．3利用MOOC、“翻转课堂”等革新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医学伦理学的概念篇2
关键词：生命伦理生命科学伦理生命伦理建设
一、历史上的生命伦理问题
作为一种观念和价值，人类对生命伦理的理性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遥远的传统社会中，宗教一直包含在对当代生命伦理意义上的生命生成的追问，人作为一种宗教动物的存在状态本身说明了人的生命生成观对宗教的服膺，科学技术的应用只被局限在医学治病救人的领域内。
这种宗教式的人的观念被基督教继承了下来。基督教有一套更为完备的关于生命伦理的观念。“上帝造人论”和“原罪说”把人置于一种卑微于神的境地。启蒙运动所催生的“人神之争”，第一次确立了人在神面前的主体地位，实证主义的怀疑论也将矛头指向了神性。青霉素、阿司匹林的发现，进化论的提出，对血型的识别，以及近年来器官移植试验的成功，转基因技术的改进和克隆技术的突破，等等，我们就知道人类为什么会不自觉地崇信人的理性创造能力。然而，随着技术理性的滥用，技术理性的弊端日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生命药物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人类免疫能力的下降，基因图谱的认识为恶意改造人的基因组成创造了可能，无性繁殖的发展使得和生殖脱离了必然的联系，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在增加了作物产量的同时也为人类的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生命科学实验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应该如何取得生命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与创新，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在科学进步与生命伦理之间取得平衡，让科学进步充分考虑到生命伦理的重要性。
二、生命科学伦理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源于197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PansselarPotter对“生命伦理”概念的提出：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科学，它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因此认为是一门应用科学，不具有规范性的科学。RannanGillon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这样说：“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
生命伦理存在的本质根源在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具有自然性，同时更具有社会性，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将技术视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的总和，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活动；二是技术成果，包括技术理论、技术工艺与技术产品（物质设备）”。但是随着对科学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作为人类解放工具的科学逐渐变成了异化、奴役人类的工具。
近几年来，关于“死亡标准”、“试管婴儿”、“人类库”、“安乐死”、“无性生殖”等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学界如火如荼，而且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概观这些学术讨论和民间争议，生命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生命生成观。“生命生成观”主要解决的是“人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人是什么”、“何谓人的本质”这一问题。近代以来的生物科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命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人类是生命演化的最高阶段。但是人类仍有许多问题未达成一致，甚至在生命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何谓生命的开端”是一问题就众说纷纭。在西方，各种争论也是围绕生命伦理问题展开的。例如，“妇女有没有自主堕胎权”这一问题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女权主义者认为，堕胎权是妇女们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保守主义者认为，怀孕意味着生命的开始，堕胎是对人类尊严的损害。
2.安全性与责任性。生命伦理观不仅关照生命的生成问题，而且考虑生命的存在、维持过程。因此，生命伦理观不允许任何力量以任何借口来肆意制造生命生存环境的不安全性。生命科学技术的大量运用在本意上就是加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减低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脆弱性。然而，生命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却客观上加剧了“人伤害人”的局面。转基因技术的发明虽然增加了作物的产量，丰富了物种的多样性，增强了物种的气候适应性，但是也诱导了许多疾病的发生。
3.公平公正。人人在享用生命科学技术面前并不是平等的。医疗资源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愈来愈向少部分人和大医院集中，相伴随的是与“人人享有保健”这一理念的矛盾。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对生命科技应用的不平等机会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公平性危机”。
三、生命伦理建设的基本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伦理治理”（EthicalGovermance）概念来统括这些复杂的生命伦理问题。伦理治理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联系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伦理治理作为一整套机制，是由生命伦理基本观念、组织构成、操作路径和监督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组成的。
1.生命伦理基本共识。生命伦理的基本共识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本的层次，就是“为什么要追求生命伦理”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如何保障生命伦理的问题。
2.生命伦理的组织机制――生命伦理委员会。相对于伦理共识而言，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种固定了的、常态化了的、组织化了的生命伦理保障机制，它涉及委员会的组织性质、机构设置、功能分配、代表分配等问题。
3.生命伦理的保障机制――惩治性的还是预防性的？大量耸人听闻的生命伦理事件的发生，促使许多学者呼吁加快针对生命伦理的立法工作，希望通过法律性的惩罚手段来达到制裁违背生命伦理现象的发生。可以说，伦理立法工作的要旨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一种制裁手段，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负面的激励手段来促进生命伦理观念在全社会的传播和推广。应该说，这种他律式的制约手段有利于社会伦理良知的存有和发展。为保证生命伦理的长效作用，我们必须努力从哲学思考上改造人的内心思想，这种哲学的转变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改变现代社会兴起以来商业逻辑和科学逻辑对人类思想方式的统治地位，批判性地接受现代社会，恢复传统着哲学理论中丰富的深邃的对于人之生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波特.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
［2］Chadwick，R.F.EncyclopediaofAppliedEthics.London：AcademicPress，1997.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31.
［4］黄顺基等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1：184.
［5］王庆彬，刘树生.坚持以客户患者为导向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中国科技信息，2005，12，44.
医学伦理学的概念篇3
关键词道德难题人道主义功利主义义务论
MedicalMoralPerplexity:theConflictbetweenUtilitarianismandDeontology
Abstract:Thedisputingbetweenutilitarianismanddeontologyisbasicconflictinethnics’theory,withthesamesoasthemodernmedicalethnics.Medicalhumanismisalwaysthebasicspiritofmedicalethnics,confrontingtheutilitarianismandaxiology,howtoresolvethecontroversyhasdifferentattitudes.Amongthem,thegeneralviewpointistomeditatetheconflict;someoneevenattemptstouseurelativeethnics,eclecticethnicstoresolvetheconflictatall.Thisattemptisactuallyinvain.Theutilitarianismledintothemodernmedicalethnicsorbioethicscannotdisplacethemedicalhumanismintokenofdeontology.Inmoderndiversifiedmedicalmoraltheories,howtopursuit“reasonablebalance”basedonmedicalhumanismisthefundamentaloutletofthecontemporarybioethics.
KeyWord:moraldilemma;humanism;utilitarianism;deontology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B、生命神圣论C、生命质量论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
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据此当生命呈现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
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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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军，第八章安乐死，孙慕义，马家忠主编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3．马家忠，导论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孙慕义，马家忠主编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4．何伦，施卫星，主编．现代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53
5．施卫星，何伦，黄刚主编．生物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
医学伦理学的概念篇4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
医学伦理学的概念篇5
[关键词]美容医学临床教学医学伦理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观念的更新、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以及法制观念的提高，临床医学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困惑。如何既能满足医学生教学又符合对患者的伦理学要求，已成为困扰临床医学教师的一个难题。而美容医学作为临床医学教学的一部分，是要处理人们的情感、心理、社会的需要，由于经常涉及美容就医者的隐私以及其本身的心理问题，这方面的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笔者从美容医学临床教学的特点分析当前美容医学临床教学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来进一步探讨其解决途径。
一、美容医学临床教学特点
1.美容医学的内涵
美容医学――它是由整形外科、颌面外科、口腔修复、五官科、皮肤科、中医科、理疗科等医学学科组合成的一个新型的、系统的、完整的学科，通过手术或非手术的医学手段，以人体形式美理论为指导，来直接维护、修复和再塑人体美，以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新兴医学交叉学科。医学美容学是医学、美学与美容技艺三者相结合的产物，由多种临床学科与某些非临床学科相互交织而成，是一门以应用为特征的医学新学科。
2.美容医学有别于传统医学
美容医学是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之后的第四个医学的分支学科，美容医学和非美容医学总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人们的健康而服务的，但是它们健康的含义是不同的，传统的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健康概念是属于生物医学模式的，指躯体健康即躯体结构的完好和功能正常，但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了生物――心理――社会，新的健康概念随之形成，医学除了继承救死护伤，防病治病的使命外，还需要将人的病态变为常态，将常态变为美态，以期从更高的层次上提高人体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完满状态”。如果说，临床医学的目的在于诊治已经发生了疾病的人，实施救死扶伤；预防医学的目的在于实施疾病的防治，维护人群的健康；康复医学的目的在于帮助病、伤被治愈后仍有功能障碍者尽可能地恢复正常，那么美容医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将病态转为常态，进而达到美态；或是帮助那些“健而不美”者克服体象障碍，从而获得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满状态。因此，美容医学不仅具有了维护生命质量意义，也有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功能。
3.美容医学与传统医学主客体不同
从医学技术性的角度看，美容技术是一种“非治疗性”手术，它不同传统的治疗外科手术。后者是除去病变组织，并进行必要的修复与再造，将病态转为常态。而美容技术则主要是将通常称之为正常状态的外形转变为更为完美的状态，即塑造人体的修复与再造。从社会心理角度看，非美容医学是满足人们低层次的心理要求――解除病痛折磨，恢复健康，从而获得安全感，而美容医学则是满足人们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美化自身，获得社会的承认与赞许，满足自己的爱美心理。
目前，很多美容就医者以美容为主要目的，每个人的特点、性别、年龄、种族、国籍、信仰、婚姻状况、职业、兴趣、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手术动机及心理状态、审美观、对美容知识的了解、对治疗效果的要求以及期望值千差万别，因此，对每位美容就医者的具体情况美容外科医师都应该在治疗前进行综合评估，提供合理治疗方案并进行正确的健康指导。
4.常涉及美容就医者的隐私
受文化及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整形美容外科临床教学过程中易于触及患者的隐私，如的整形美容手术、生殖器官的整形美容手术等，因而在整形美容外科教学中学生学习的权利与患者隐私权的冲突显得非常突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良好的交流能力，还对学生的道德水准有相当高的要求，不仅具备良好的医学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具备如美容学、心理学等知识，较高的审美能力及审美品位．对美容就医者提供合理的健康教育和指导。
二、美容医学专业临床教学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
1.医学生学习的权利与求美者享有平等医疗服务的权利的冲突
美容就医者是临床教学的载体，学生只有在临床实践中才能获得直接的、感性的认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以疾病为中心的医患关系已逐渐转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关系，在医疗活动中求美者有享受平等医疗服务的权利，而且事实上每位美容就医者都盼望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特别是对隐私权和治疗效果的担心，常常会将实习学生拒之门外。
2.涉及隐私的问诊及检查所带来的伦理学问题
对于医学生而言，任何一种问诊及检查都是学习的一部分，而且临床知识的掌握及临床经验的积累往往与实践的机会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当病史或检查涉及隐私时，示教者需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很难配合问诊和示教。如果在示教过程中忽视了示教者的知情权，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纠纷。这些都使得涉及隐私的问诊及检查在教学中难以完成。
三、建议与对策
1.加强医学伦理学教学
医学伦理学贯穿于医疗实践的全过程，面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强伦理学教学。
首先，应当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方法研究，打破传统理论讲授方法，改变国内传统的伦理学教学观念。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有医学伦理学的课程，但事实却是学生进入临床以前没有任何处理医患关系、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而反观国外许多医学院，医学伦理学在其整个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贯穿在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其中临床前期课“医生―病人”的主题就是医患关系，内容包括精通与病人沟通的技巧，讨论医患关系中的社会、伦理和心理问题。
其次，应完善教学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体系，除了需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外，教师队伍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美容医学带教者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情操，不受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的驱动，并以独立、诚实、尊重的心态面对美容就医者，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医学生，通过与美容就医者的有效交流，使医学生客观认识医患关系中相互了解、相互承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内涵；在书写病历时，用词的准确可让医学生领会医生的伦理和法律责任；当病情变化并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或做一些有创诊疗操作甚至手术前，可以通过与家属及就医者的谈话让医学生了解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解决医疗纠纷时，让医学生体会医疗技术方面和非医疗技术方面各自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在讨论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时，让医学生感悟应当怎样权衡病人的权利和医生的医疗决策权利等，从而协调好美容就医者与医学生的关系，使临床教学工作得以高质量完成。
2.加强美容心理学教学
由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的提出，我们要树立整体医疗观，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变，这就要求医学生不但要掌握渊博的医学专业知识，还应掌握一定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处理问题时要全面分析，坚持人文社会知识与医学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原则。此外，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培养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思想，努力做到为美容就医者提供生理、心理、环境和生活等多种层面的人性化服务。
3.加强医患沟通，正确处理新型医患关系
提高医患沟通技巧是医疗实践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医学生医疗实践中迫切需要提高的能力之一。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突出美容就医者是医疗中的主人，倡导医患关系的共同参与型，尊重美容就医者的权利和人格，如在决定治疗之前，尤其是在使用新技术、新材料之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向美容就医者推荐合适的治疗方法，并解释说明原因及费用，征得其同意后方可进行治疗。
其次，在医疗的选择上，要了解和满足美容就医者心理情感方面的需要。由于每一个美容就医者的审美观、对美容知识的了解、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差别很大，这就要求实习学生运用美容心理学知识，掌握美容就医者心理共性的同时通过深入的交流，了解每一个美容就医者的特殊求美心理，认真细致地说明各种修复方法的特点、适应症、效果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正确引导、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尊重患者的自，这样才能获得美容就医者的信任，树立对美容治疗效果的信心，使实习学生参与具体的医疗实践获得直接的、感性的认识。
4.正确应对医学美容伦理冲突
中国的美容医学工作者对美容医学的伦理学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四项原则：整体上的无伤害原则、局部微创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及尊重和保密原则，这对整个美容医学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临床带教过程中，坚持美容伦理学原则，使实习学生明白美容伦理学原则贯穿于医学美容的整个实践过程，并应用所学知识正确处理医学美容伦理冲突，如健康与美的伦理学冲突（“三寸金莲”“束胸”“束腰”的病态美，“断骨再续增高术”等）、生命与美的伦理学冲突（“换脸术”、“脑科戒毒术”“类克隆人”等）。
5.利用先进技术改进教学方法
目前，医学院校学生逐年增多，而随着病人对医疗服务水平要求增高和维权意识增强，可用于示教病例却逐渐减少，在此情况下，可以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创设出模拟病人和模拟临床场景，以尽可能贴近临床的真实环境和更符合医学伦理学的方式开展教学。医学生可以借助这些模拟系统反复进行各种临床操作技能的训练以及综合临床思维的培养。
总之，随着对生命认识的不断深入，美容医疗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必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从事临床美容医疗和教学的医务工作者不断探索、总结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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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概念篇6
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竟能得到如此众多学者的青睐和如此迅速的发展？在筹备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活动的两年间，笔者系统翻阅、学习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和标志性著作。众多的观点、事实使我们萌发了一个认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卫生事业中居于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吴孟超院士在给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大会暨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研讨会的贺信中说“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事业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它事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全局。吴院士的这一论断，更加明确、坚定了我们的这一认识。
1医学的使命与目标：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本体之源
医学的使命是维护生命、支持生命、促进生命健康。医学的本体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医学得以存在的最终依据，人类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是促进医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显现了医学发展水平，为人的生命服务是医学的终极目的。作为医学的本体，人的生命的意义具有至高无上性和无条件性。医学实践，即与疾病和疫情抗衡与斗争的生命实践，其直接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需求。虽然医学发展经历了古代原始巫术、近代生物医学和现代社会医学多重范式的转换与变革，但是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初衷与本质并没有变。医学的精髓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同情、尊重、仁爱与体恤，是对人的生命健康的维护，是对人各种生命需求的满足，它服务于人的躯体和心理，服务于人从出生到临终的生命全过程，甚至服务于人从生前到身后的“超生命全程”。对生命的敬爱与呵护是医学的全部。生命之托，重于泰山。正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才使得医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实践。
医学实践是一种德性实践。医学的德性，是医学的本质之一，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中医思想明确提出“医乃仁术“普救含灵”。现存最早的中医文献著作《黄帝内经》即言“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内经灵枢》）阐释了医者对病人应满怀同情与仁爱之心，尊重与珍爱病人的生命。晋代医师杨泉之作《医论》更是对从医者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能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古代中医广泛渗透着博施济众、普同一等的伦理思想。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第一戒中即指出“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欲往而不往，平为平易。”古代西方医学亦同样蕴涵着善意的本源和德性的要求。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开业医生要遵守一定的职业戒律，《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近代，医学虽以科学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它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医疗实践必须以生物医学为其坚实的基础，这是医学的科学属性;然而，医学的对象不是孤立的生物个体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这是医学的人文伦理本质。美国著名的医学教科书《西氏内科学》将现代医学定义为：“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医学“致力于借助任何有效的方法实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并隐含地为人们的幸福承担义务。”诚如杜治政前辈所说，医学的道德性，是医学固有的，是医学内在的，是医学的本性。
医学的道德本性决定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医学目的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也向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提出了不断转变伦理思想的以适应医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传统的以“治愈疾病’、“阻止死亡，，为目的的观念下，医疗资源被大量用于消灭疾病、征服死亡；然而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公，且大多数人未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1992年由丹尼尔拉汉领导的哈斯廷斯中心正式提出了重新考虑医学目的的命题。经过研究和多次国际会议，1996年，由14国参与拟定的《医学的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报告，提出了现代医学的四个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疾苦；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现代医学的目的有效地遏制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医学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医疗的可及性。同时，也推动着医学伦理核心思想由追逐生命延伸转变为实现医疗的公平与公正。
2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社会之基
“公益”（PublicWelfare)是一个西方舶来词汇，它相对于“一个人之私利、私益而言”，社会公众追求公共利益（卫生、救济等福利事业）的活动和共同善的向往。公益性着眼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旨在满足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需求，是以人类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机制。公益性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核心价值。医疗卫生事业同教育、环保一样同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这是因为：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健康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尤其是群体健康直接关涉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单是对单个人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是个体的生命遭遇和生命救赎，更是一种全民性和社会性的生命救助和医疗实践活动，全民性和社会性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特性。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满足人类需求，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因此，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并不是看其所能产生的经济利润与经济价值，而是看它对人与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看它在预防与治疗疾病和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方面的价值。医疗卫生事业特有的公益性质决定了维护和实现医疗活动的公平公正，应当始终作为贯穿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全过程的基本伦理价值取向。
然而，在现实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却存在着公益性缺位或公益性式微的严重现象。特别是现代性背景下经济主义的膨胀，M医疗卫生事业的盈利性逐步取代了公益性。这种盈利性其深层根源是医学资本的主体化。所谓资本主体化，就是指医疗服务以追求资本为目的，将利润当作主体目标来追求。医学资本的主体化运作把医学引人了歧途，给医学发展带来了众多消极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过度医疗。资本的趋利本性，使得一些富裕阶层和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优越的健康保健服务，而一些贫困人群却无钱医治普通的疾病。另外，医学资本的主体化动作，还导致了欺诈性医疗不道德行为，对基本医疗和初级保健的挤压，对预防与公共卫生的忽视，对高额医疗费用的催化等。
回归公益性是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价值呼唤，是医学伦理学不容推辞的道德责任。公益性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与公正。卫生事业的公平与公正主要是指卫生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分配的合理化以及人们享受基本服务方面的合理性。199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即强调指出：卫生健康应保证增强公平性等“人人健康”的价值观。实现这一价值观念就必须按照医学伦理原则去制定和实施卫生政策、分配卫生资源与规划区域卫生，使人人享有法律承认的卫生保健的权利，并且按照社会公平原则去实现这个权利。医学伦理在这里起着价值选择、促进社会公正与合理的作用。
3国内外医改的成败得失：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实践之维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失去了其制度基础，市场机制逐步被引人医疗卫生行业。随着经济利益诱导作用的不断强化，盈利越来越成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主动追求，医疗机构逐渐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在市场机制主导下，“看病难“看病贵’、“高消耗’、“低医保”等一系列医疗问题相继涌现，使我国卫生事业的绩效下降，最终导致了“非典”这样的卫生危机表明了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成功。2009年3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正式出台，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实施短短几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医疗的高费用低效率使美国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开始成为了美国社会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每年人一16一均7000美元的高额医疗卫生费用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健康指标最高的国家。据联合国的有关数据，日本人人均寿命大约83岁，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人均寿命78.3岁，居第36位。而当其他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不断提高国际排名时，美国在这方面的排名却在下降，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是新加坡，日本、瑞典、挪威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低于千分之3.5，仅是美国的一半。
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没有建立公平可及的由国家主导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而是通过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来解决居民的医疗需求。
面对医改的成败得失我们必须从伦理的角度提供辩护，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医改的重重障碍，真正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回归。美国医改充分体现了社会制度弊端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迟滞，市场崇拜和有限政府是美国深人肌髓的意识和传统。而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我国医疗改革，总体设计从一开始便定位为经济体制问题，缺少道德坚守和伦理辩护。殊不知，“单纯的利润动机同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同社会价值是有冲突的；同人道主义是有冲突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传统，同中国几千年追求公平的传统，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冲突的；同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冲突的。”“一个社会需要追求的不应当是如何让利润动机凌驾于所有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之上，而是如何让利润冲动在符合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的框架中运作。”国内外医改的得失成败告诉我们：在医改过程中，医学伦理不但不可缺席，而且其基本原则也是医改的指导原则之一；否则就无法保证医改价值取向的正确性，致使问题丛生、事倍功半。医疗卫生事业本身包含的伦理道德属性也决定未来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能违背人道主义和伦理精神而丧失公益性、丢掉公平性。
4“德源资产”“道德资本”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现实之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道德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道德作为资产或资本范畴，正逐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
早在1998年，李恩昌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就提出了“德源资产”的概念，指出“医德医风对于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来说，绝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和说教，而是能增强其活力和竞争力，给其以实际收益的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如果要给这种无形资产一个概念的话，是否可把其称为‘德源资产’？’德源资产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2000年，王小锡将道德作为资本提出，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人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是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是投人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道德资本是一种投人经济过程中促使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特殊生产要素。”道德作为一种资产或资本，并没有亵渎道德的高尚境界和完美形态，而是充分体现和回应了道德的社会价值属性。它回答了伦理学存在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即“不关注现实问题，不讲求道德的经济社会效应，伦理学就失却了存在的理由，伦理学家也就没有必要去做研究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巳经清醒地认识到德源资产与道德资本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医学伦理学作为“德源资产”或“道德资本”，是医疗卫生事业不容忽视的资产来源和资本结构，对于推动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医学伦理学作为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其表达形式是复杂的和多元的，除了传统的医德医风外，还包括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效的医际沟通、规范的伦理原则、正确的价值判断、合理的伦理选择等。今天我们积极致力于建设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督，规范医疗科研行为，也是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确保了医疗产品和医学科研的质量与效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种资产，它能够使医疗单位的物质资产和技术生产增值，使医务人员自身价值获得增值，提升其感染力和亲和力；而作为一种资本，它能够实现医学服务的保值与增值，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逻辑起点一公益性，没有向善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的，医疗卫生事业就缺失了其道德根基，演化为一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