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6篇)

时间：2025-09-03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矛盾

[作者简介]张昊，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00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2-0044-04

2005年12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所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四大矛盾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原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世界整体以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实质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整体性是最容易遭受忽视和受到损害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受损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被肢解、被否定、被片面化。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惯用的手法。他们通过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否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制造各种对立，如“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诋毁恩格斯的历史地位，把马克思和列宁刻意区分开来等等。还有人以肯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来否定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独立的部分等。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困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整体看待。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涵，抵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片面化，提高自身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受到损害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受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三篇题目名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以及列宁在1913年为《启蒙》杂志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人们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想法，恩格斯和列宁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刻意把马克思主义分为这三个部分；--是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企图制造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裂。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被损害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比如割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关系，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形式化，进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忽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科学，忽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功能，也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学习掌握内在矛盾关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捍卫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深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完整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理论特质，即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是其面向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学科、各个阶段的。内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现实实际达到的相互改造、相互转化的矛盾状态，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觉面对实践的挑战和世俗的偏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发展的整体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体现了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体现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矛盾关系有：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

(一)内在矛盾关系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其发展历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从马克思内在矛盾关系人手，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遇到的瓶颈和难题，既能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特点，又能从微观上透视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

(二)内在矛盾关系是从理论自身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具有“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特点。内在矛盾关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矛盾关系，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新挑战面前避免分裂的命运，从而保持马克思体系上的完整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之间的联系，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途径。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这些矛盾关系能够及时解决现实问题中的理论困境，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内在矛盾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和发展阶段紧密联系成了整体，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特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度。

三、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有很多。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学科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层次结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角等等。这些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化。除此以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理论体系。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理论也不是僵化的，其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德国其他哲学严格区分开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统一起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环环相扣的整体。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这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于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二)从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功能、两种基本价值：一是意识形态功能及其相应价值；二是文化功能及其相应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功能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我们探寻真理的认知功能、提高人们素养的道德功能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功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可分割，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特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和对科学真理的具体阐释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旧的制度提供了可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体现了鼓舞无产阶级斗志的意识形态性。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努力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给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工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结合，决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从物质和意识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唯物主义科学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有利于人们在实践中理解世界的本质，把握世界的联系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基础。

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物质与意识关系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问题；物质和意识关系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二者区分开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于物质和意识关系中，只有承认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地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物质和意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四)从原因和结果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从原因和结果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的，是一种“合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实和理论期望在同化过程中不断成长的结果，这个生成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和历史的整体；另外，马克思主义也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天才性的智慧和劳动以及马克思以后的共产党领袖、经典作家共同追求真理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传统理论、时代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必然的，是深刻的思想和实践来源。把握好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由来和脉络。

四、把握内在矛盾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四大矛盾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把握内在矛盾关系的目的是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一)从内在矛盾关系视角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意义

从内在矛盾关系视角出发，有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思想的逻辑性，能够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由来，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功能的整体性等，有利于我们更完整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同时，从内在矛盾关系出发，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方法论原则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49-04

自从党的十七大召开以来，学界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展开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视域，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整体性的观点、方法认识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具体阐明如何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世界观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统一性，即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可称之为深层的或内部的整体性；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辩证联系，可称之为表层的或外部的整体性。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层整体性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层整体性关联，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上的连续性。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8年至1934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和理论酝酿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以后，他又系统介绍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35年至1977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确立并产生思想的阶段，其主体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是什么等基本问题。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这是继承发展和继续产生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阶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整体性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整体性关联，主要体现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联，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个层面，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例如，思想中关于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的思想，关于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工业化建设，实际上也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学说，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的根源和理论基础，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关于经济建设必须搞综合平衡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法则的思想，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个层面，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例如，思想中关于国体、政体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基础；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仍然得到坚持和遵循；思想中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理论，提出和总结的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为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些原则和方针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另外，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优良作风和党员干部教育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科学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建理论是同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综合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层整体性关联。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整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根本依据，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三大基本问题的实践创造为基础，通过逻辑的形式，再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及其固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宏伟实践的历史进程，再现了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认识过程，从而形成了彼此相互联系、逻辑层次分明的理论框架。其逻辑结构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研究在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理论，而首要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指出：“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他领导全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延续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究其实质，这三个科学的理论，是基于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任务，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的不断展开和具体化，体现了思想传承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三个重大理论成果在理论主题上的整体性。

其次，始终不变的价值取向：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虽然带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它们都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原则。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如何评价改革的成果，什么是姓“社”、姓“资”等争论，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重要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3］279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坚持以人为本”时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4］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共同的价值取向。

第三，坚定不移的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贯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始终不渝的方法论原则。延安时期，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着重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这一口号后来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经典表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识和科学态度，针对当时党内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现实状况，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根据世纪之交新的时代特点，着重强调了与时俱进的重要性，认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3］537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确立的思想路线，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并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和纲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钥匙。保持方法论原则的不变，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结构的整体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重要关系

根据以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外在的历史连续性，还是从内在的逻辑结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表现出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我们必须坚持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重要关系：

首先，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与特殊性研究的关系，要看到，整体性研究不能代替特殊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括的三大阶段性成果，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在同一理论主题下，它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历史地位，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理论特色。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性架构的组成部分，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和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发挥着长远的奠基性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组成部分。这种开创性作用突出表现在：顺应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科技信息化的历史潮流，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视野，启发和引导人们在更加自觉地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意义突出表现在：既积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时展潮流，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整体性，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特殊性。只有准确地把握各个理论形态的特殊性，才能更加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时代与现实价值；只有结合特殊性研究，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与开放性研究的关系，要看到，整体性研究必须与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就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贯通性和内在逻辑性，研究这一理论体系内部各个部分的整合问题。但是，理论的整合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封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自我封闭，从不保守僵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在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这种开放性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从全人类的高度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积极吸纳当今世界各种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是指引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理论形态。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继续进行新的理论创新。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所提供的只是观察、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现成的具体的结论。因此，它必然表现为指导功能上的开放性。正是由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开放性的品格，才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开放中不断丰富发展。我们既要从整体性上来把握其开放性，脱离理论的整体结构与整体功能，单个的理论观点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从开放的角度来发展整体性，脱离开放性，整体的理论就会固步自封，最终被时代和实践所淘汰。

第三，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的关系，要看到，整体性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必须与对实践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一源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发展阶段，无不深刻地体现着实践性的本质特征，无不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结晶。实践性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的关系。要有效地实现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局面，应该把握好以下两点：其一，以对问题的研究来推动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践中出现的和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是理论体系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创新源泉。其二，以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来拓展对问题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理想的科学理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理论体系的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高度统一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分析，这将使我们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拓展对问题的研究，从而更好地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上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几个理论的简单罗列、堆砌或杂糅，而是在理论体系的深层结构上体现了高度的逻辑自洽。从整体性上阐明其逻辑结构，深入剖析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构成体系的各个部分间的内在一致与发展轨迹，并进一步探究这种内在一致性是怎样形成的，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这种内在一致性，应是进一步深入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7.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篇3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篇4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是接受美学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接受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借鉴与转换;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得到了全面研究和系统开掘，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

在人类文艺理论史上，历代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过艺术的本质与特点，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更加突出了艺术创作自由自觉的生产本性，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是人类文艺理论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一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借鉴与转换

过去，理论界在谈到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时，一般都认为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欣赏的观点。传统文学理论虽然没有将读者放到重要地位，没有形成系统的接受理论，但却有零星的欣赏、接受方面的论述。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净化说”，已接触到了文学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效果问题。中世纪阿奎那对基督教徒接受《圣经》的论述:无论虔诚者接受什么，他们对真理和上帝的启示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理解的，这已涉及到了接受的能动性问题。随后，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解释，以及他在《汉堡剧评》中对戏剧观众的重视，都对接受美学提供了启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性质与特点的论述，也为接受美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二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我们理解任何东西，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接受，而是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也就是说，阐释是以我们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种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有解释者自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成分。在文学作品的解释方面，伽达默尔的看法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作品本文所固有，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相接触时的产物。他说: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历史对人的意识活动的重要影响，否定了作品具有恒常不变的绝对性和理解的唯一正确性，把解释看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同时还注重了读者对意义的创造作用。可以说，阐释学理论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直接的启发①。当然，也有人认为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不止以上两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概括地说:“对接受美学有所影响的前人理论大概有: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2.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3.茵格尔顿（应为英伽登——引者）的现象学美学;4.加达默的解释学。”②无疑，过去理论界对接受美学两个理论渊源或四种理论影响的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生产与消费关系论，也是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接受美学关于作品在读者的阅读中才最后完成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产品在消费者的消费中才最后完成观点的借鉴与转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在把产品消费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的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③马克思关于“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的论述，包含着四个重要观点。即: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最后完成，只有主体——消费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需要和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和生产对象的主观形式——意象性产品。

接受美学关于接受对作品和创作影响的主要观点，直接受到马克思消费对产品和生产影响有关论述的启发。接受美学认为，接受活动对作品和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品通过阅读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品。“例如一部小说，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只不过是一叠印着铅字，经过装帧的纸张，就象一部电影在与观众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是一堆正片胶卷;存放在博物馆仓库里的雕像，只不过是一块具有某种形态的石头、或者木头、金属一样。”④第二，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接受美学认为，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在未经过主体——接受者的参与和接受时，仅仅是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点的“框架结构”，只有当这个“框架结构”被接受者体验、加工、补充和创造，作品才最终完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才得以体现。诚如姚斯所强调的那样:“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形中，读者绝不是被动部分，绝不仅仅是反应连锁，而是一个形成历史的力量。没有作品的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仅仅是通过他的中介，作品才进入一个连续的变化的经验视野之内，在这里面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从消极到积极的接受，从公认的审美规范到超越这些规范的新创造的永恒转变。”⑤这种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用伊瑟尔的话说，也就是从“艺术极点”向“美学极点”的转变。“文学作品就有两个极点，我们可称之为艺术极点和美学极点。所谓艺术极点是指作家创作的作品;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过程。这种极性使得文学著作既不与其本身等同，又不与其实现等同，而应该介于二者之间。著作不仅仅是作品，因为作品只有被实现才会显示其活力。实现过程依赖读者的个性——尽管他反过来受到其他格式作品的影响，作品与读者的融和使作品得以生存。”⑥第三，接受活动促进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产生。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会反作用于作者，是作者产生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推动力，是影响作者具体写作活动的潜在因素。用接受美学的表述方式，就是“隐含读者”理论。伊瑟尔在《读者作为小说结构的重要成分》一文中说:“在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⑦

在接受美学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与消费关系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科学的接受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如上所述的各方面的理论内容都可以移入对文艺生产与接受现象的分析中”⑧。当然，在这种理论框架建构和理论内容的移入过程中，接受美学又实现了从经济学批判向美学分析重点的转移，从物质生产的生产—消费向艺术生产的创作—接受的理论发展。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继承与发展

艺术生产，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文艺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认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其全过程都具有生产特性:“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只不过有物质性的生产性和精神性的生产性之别。”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弘扬，特别是瓦尔特·本雅明、皮埃尔·马歇雷、特里·伊格尔顿等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论的基本内容是: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一种特殊生产活动，即它们同样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构成，同样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制约。”⑩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创新性的地方是充分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作用，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艺术发展与艺术普及的新的生产力，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新的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发展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进步。本雅明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提出艺术生产同

物质生产一样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构成了艺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代表了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本雅明关于艺术生产技术与艺术生产关系的论述，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其一，“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11本雅明认为，艺术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形式与内容，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艺术生产整体性问题。艺术的倾向性，不仅仅取决于艺术家的世界观，而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是否运用进步的艺术生产技术。其二，“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12。本雅明认为，对一个先进作家的基本要求不仅是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且追求艺术生产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后者甚至是前者的基础。其三，作家要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艺术生产，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器械”13。概而言之，艺术生产中的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艺术作品倾向性、艺术家政治进步性的必备条件和必要基础。第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普及。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生产技术的变革对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机械复制，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生产的普及。他说:“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14

马歇雷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生产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加工;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生产，变成了文学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生产并生产意识形态。他说:“作品确是由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像复制那样）;它或多或少总是矛盾的。一部作品既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而写的，也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作品将含蓄地帮助把意识形态揭示出来。”15换言之，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对抗意识形态和瓦解意识形态。基于对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矛盾关系的认识，马歇雷十分称赞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认为两位大师的创作就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生产利用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诘难的矛盾性特征。他进一步发挥了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有关思想，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一种思想内容，但它赋予这一内容以特殊的形式。即使这一形式本身也是思想性的，思想体系便借助于这种加倍而出现了内部换位:这并不是思想体系在思考自己，而是暴露了思想缺陷的镜子效果在揭示差别和混乱，或是显著的不一致。”如果借用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却是被打碎了的镜子，它没有反映出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均匀性、连贯性，而是撕裂、对抗、偏离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使托尔斯泰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相矛盾，“借助作品，它变得有可能逃出自发的思想体系的领域，摆脱对于自己、历史和时代的虚假意识。”16一句话，马歇雷的艺术生产理论，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思想，它“贯穿着一条揭示文学创作和批评同现存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的基本思路，……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突出文学艺术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关系的思想暗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精神”17。

伊格尔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观点，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其艺术生产论的基本观点是艺术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基础属性，艺术生产既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又是经济性质的生产;其艺术生产论的创新之处是对艺术生产多重属性、多种关系的高度重视和辩证分析。伊格尔顿提出:“如何说明艺术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8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它包含在意识形态之中，但又尽量使自己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我们‘感觉’或‘觉察’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19。另一方面，“作为生产的艺术”，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艺术家作为生产者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艺术生产作为经济生产是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品作为市场流通物是一种商品。当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作为生产的艺术”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它们具有多重属性、多种形态。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的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20。伊格尔顿建构了以“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并兼及诸种意识形态成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探讨了生产方式的多种共时结构，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概念并分析了它的运动原理”，克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套用政治经济学的现成定义来注解艺术现象”21的弊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创造性表现在，他们“发掘了马克思有关论述还没有展开的思想原点，明确地提出艺术生产问题，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运用到艺术中”，研究了艺术生产与艺术生产力、艺术生产与现代技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的思维空间、理论空间”22，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新领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理论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原意，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生产，但同时强调它是一种个性化、创造性的精神生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生产时，则对艺术生产的精神性、特殊性注意不够，并有将艺术生产等同于意识形态或等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倾向。即使如此，我们仍应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毕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发展并使其走向了丰富。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艺术生产论在现代西方社会合乎逻辑的延伸，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三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关注是很不够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术界讨论过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但是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场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匆匆收场。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旧话重提，继续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讨论，但在层次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入，范围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扩展。真正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系统构成和重要意义，并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是董学文。从1983年至1985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理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及其理论》、《艺术生产论》等多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科学性与方法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概念，不是一个多义性、含混性的日常用语，而是严格规定的科学语言。这个文艺学和美学的新名词，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司空见惯，但它的产生和发展，它的真实含义和基本内容，以及在文艺学和美学上的变革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建设的是程代熙、肖君和等一批学者。程代熙于1985年发表的对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的述评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艺术生产力问题。他认为，艺术生产力主要指从事艺术生产的艺术家，发展艺术生产力也就是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生产力——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解决我国当前艺术发展中新问题、新要求的需要。而艺术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文艺是否繁荣上;而怎样发展艺术生产力，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文艺领域的生产关系”23。肖君和1986年发表的《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一文提出:“人们都说，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反映论。这种说法对吗?不对。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论，而不是反映论。在文艺观念更新的今天，我们应该用生产论代替反映论，以便对文艺思想、文艺创作进行有效的指导。”作者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生产论指导下的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定会出现“一个开放的繁荣兴旺的新局面”24。

董学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较早提出者，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论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提出把“逻辑起点”确定为“生产”，似乎更贴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他“选择‘生产’为逻辑起点”，“集中组织起以‘艺术生产—艺术作品—艺术消费’三一式流程为骨架的新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25。他于1989年出版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以“艺术生产”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三个维度，建立了一个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来把握文艺现象的动态结构。其内容涉及到“文艺学的形态学考察、文艺理论诸范畴的探讨，以及现代各种文艺观的批判吸收”。该著作为一部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其成绩是突出的:“第一，它找到了文艺学从‘经典形态’（或‘历史形态’）过渡到‘当代形态’的理论起点，即‘艺术生产’;第二，探索了艺术生产理论的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接近全面;第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维的思维空间。”26如果说，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还是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毛坯”，还留有一定“空白”和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的话，那么，他于九年之后出版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已接近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品”了。该著对《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空白”进行了填补，对不足给予了完善。全书分为五编十五章。第一编: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第二编:文艺的本体论透视;第三编: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第四编: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第五编: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全书视野宏阔，体大虑周，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在“新的综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27。何国瑞也是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他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整合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有益的思想资料，改造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的有关理论观点，以艺术生产的生成、发展、特征为本体，以艺术生产者的本质、创造能力、生产倾向为主体，以艺术品的性质、类别、关系为客体，以艺术生产媒介、属性、种类、艺术性为载体，以艺术消费者的消费本质、消费心理、消费方式为受体，建构了一个具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体系，朝着“更全面、更正确地接近艺术特性、本质和规律”方向跨进了一大步28。

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复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较科学地衡定了文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的精义作了许多令人信服的阐发”，“对文学自身的规律——艺术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使文艺学理论与文艺活动的实际大大地靠拢了。”29但是，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生产论”与“反映论”的关系问题。“生产论”与“反映论”到底是何关系，“是并列、对等关系，还是矛盾、对立关系，抑或包容、互补关系，抑或其他关系?”何国瑞把“生产论对应于一般的反映论”，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石上的艺术生产论在逻辑上高于、在内容范围上大于、在性质上优于奠基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之上的艺术反映论”，因此，在对生产论与反映论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30。董学文在深化反映论，努力破解主体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机制上“多下了些功夫”，确定了“反映论与主体论之间的联系”，阐明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曲折而复杂”的“反映的关系”，将艺术反映论包容到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中31。但对反映论与艺术生产这个逻辑起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仍需进一步阐释和深化。二是“生产论”与“艺术生产”的整体联系问题。在用“生产论”来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时，如何避免“用‘生产论’来规范艺术创造，必然要把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分解成部件的艺术要素，并把艺术创作变成一种工艺流程，变为如本杰明所主张的‘文化工业’，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论述的32”。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思考更为深入，眼界更为开阔。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朱立元、王杰等人。朱立元于1991年至1993年发表了《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之关系辨析》、《艺术生产论与唯物史观》、《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等一组论文。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了立体的、综合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特别是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生产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设想33。王杰的《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一文，探讨了文化全球化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问题，全面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规定性，回答了如何使我国的文艺作品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代性”等问题3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得益于新时期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理论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这一思想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化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解放思想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外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学术思想，吸纳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去寻找新的线索，于是就开始了艺术生产论的探讨”35。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虽在某些方面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主流。相比之下，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源头上去挖掘理论资源，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生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中寻找研究课题，并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为指导去阐释并建构中国化的艺术生产论。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理论系统中的一个独特范畴，更多地属于未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⑦郭宏安等著:《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33页。

②［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译者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④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等单位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⑤⑥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85页。

⑧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⑨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⑩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11213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7、259页。

14［德］w·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15转引自童庆炳等著:《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参考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

年版，第612—613页，两书译文略有差异。16转引自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613页。17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页。18［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1920朱立元总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2—243页。

21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235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201页。

23程代熙:《一本值得一读的美学论著——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4肖君和:《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2531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3—127页。

26王德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兼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

27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何国瑞主编:《艺术生产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932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30朱立元:《理解与对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6页。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篇5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美国学者奥康纳是美国社会生态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他早期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积累的危机》和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积累的含义》中，他全面考察了二十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危机。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它转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于一九九七年出版《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书中集中体现了他的完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把“自然”和“文化”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构，形成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和“改进”

奥康纳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恢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坚持的基础上改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起点就是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而马克思主义潜在地包含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观点之中：人类不再与自然界相异化，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也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的逻辑基础之上，人与社会的协调是建立在生态学的理性生产基础上。奥康纳指出，这在理论上需要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的中介――“劳动”――作为关注的要点。他所理解的“劳动”与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不同。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奥康纳系统论证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必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关注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需要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构”来实现。

奥康纳指出，关键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主体与当代文化和自然的主体相融合，系统说明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进而构建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文化与自然维度。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缺陷的，“它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但是，奥康纳认为可以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改正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所以，劳动、文化、自然是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

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缺陷在历史唯物主义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二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实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改造”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首先，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中，“自然”和“文化”的维度是缺失的，或者说没有获得其应有地位。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必须面对自然和文化的历史性积累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有双重维度，即客观性的维度和主观性的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自然性的、客观性的维度，即自然维度，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还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受文化价值规范的影响，具有把握了文化维度，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最后，他通过“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体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以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劳动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与文化的交互作用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的，也由此成为社会劳动中不可分割的双重规定性。

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改造，奥康纳建立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

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除了加深了人类社会十九世纪以来就已出现的严重不平等之外，还在资本与自然之间激起了强烈冲突。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建构的资本主义理论应该具备以下三点要素和作用。一是对生态危机能作出意识形态的阐释和社会性、科学性的系统说明；二是必须建立在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三是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的阐述之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它重新界定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双重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的根源和表现以及解决途径作出了说明。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概括为三类：分别是是外在的物质条件；生产的个人条件；公共的一般性条件。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缺乏历史文化的含义。对此，他以文化、劳动、自然一体论为基础，把生产条件理解为：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奥康纳试图恢复“生产条件”的主体化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他认为在当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由于生产条件的主体化与历史文化性被忽视而导致的生产能力的破坏所引起的危机，已经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生产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的冲突引起的，它有别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危机。奥康纳把前一种矛盾冲突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把后一种冲突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因此，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以及由它们分别导致的危机。当前，第二重危机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条件的政治化，由第二重矛盾导致的危机不仅仅是资本经济性的危机，还是国家的立法危机或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对他的“双重矛盾”以及由此已发的“双重危机”作了说明，并对这双重矛盾和危机的产生根源、表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也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由“需求不足”而引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它内在于资本之中，其表现形式是资本在使人类无产阶级化、动力异化以及外在自然集成式空间的资本化等方面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我摧毁性的，具有自毁根基的倾向。资本这种自我设置障碍的本性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由生产要素“成本提高”、资本利润减少所引起的“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发生和生产条件的破坏反过来也会引发生态运动和其他损害生产条件的社会运动，进而削弱资本的活力，损害资本的积累。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创造出一种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为要表现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只是创造了由资本主义转向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危机更多的是创造通过自我变革而摆脱危机的机会。当前的资本主义产生双重危机是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和其全球发展不均衡所导致。

三、走向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

奥康纳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必须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把工人运动与生态社会主义相结合。

第一，生态学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首先是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在理论上是有结合点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集中在两点：一是平等地分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和补充社会财富与收入的不足。生态学也有两种解决措施：一是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收入进行更加平等的分配。二是要求生产低增长或零增长，这样既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也能减少环境污染。他指出，孤立地使用社会主义或生态学举措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因为社会主义虽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却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其次是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问题也促进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结合。生态学强调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反对资本主义以利润为目的对自然的掠夺和过度开发。生态学不仅要解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更要面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新问题。而社会主义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社会内部之间物质交换的阶级性，能够弥补生态学的地方性缺陷，加强生态学在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方面的能力。最后是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全球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世界范围内有关生态环境等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结合。

第二，奥康纳指明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和原则。他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基于以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改良而确立的。他并没有对生态学作出系统论述，而仅仅是做了一些原则性界定。主要包括：1.用使用价值代替价换价值；2.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劳动工人进行经济和生态双重剥削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剥削；3.以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4.在不处级所有制的条件下，用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替代传统社会的国有化；5.通过官僚机构民主化消除精英统治，反对生态剥削；6.社会主义建设要维护保护好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具体劳动和价值重新定义。

第三，奥康纳为生态社会主义指明了具体的斗争策略，即构建“全球性阶级政治学”，走工人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变革之路。原有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运动只在理论上具备了某种“激进绿色政治学”的潜力，并有实际演变成为现实的激进生态变革运动。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要弥补生态运动的理论缺陷，将其引向激进的生态变革实践。他认为关键是建立“全球性阶级政治学”，在此基础上，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结合起来，由生态运动原先追求的地方自治转变为全球生态、经济、政治的大变革。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使工人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因为社会的生态正义和经济正义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二是把全球性和地方性统一起来思考与行动，“绿色主义者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最终，‘既是全球性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篇6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