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范例(3篇)

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二、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范文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许多发达经济体都步入了财政压力时代，政府对养老金的承诺大大高于财政收入，政府为了实现承诺将利用发行新债务进行融资，这将带来未来的高税收预期。随着债务水平和税率水平的上升，人们对税收的容忍度将下降，从而触碰财政限制的可能性增大。在采取固定税率情况下，调整税收不再能稳定债务，必须采取政策转变来应对。在财政限制之前债务增长与政策调节如何相互作用，若采用货币政策的被动调节来满足稳定债务，那么政府债务将影响到通货膨胀，从而使货币政策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进而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通胀问题。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财政限制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94-06一、引言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着一个“财政限制”――税收不再上升，政府支出也不能进一步减少。在这种限制下，财政盈余是最大的。根据传统的债券估值推理，这些最大盈余的预期现值，产生了经济可以支持的政府债务的最大价值。财政限制可能由经济压力或政治压力所致。经济体面临的财政限制，是因为对要素收入大部分税收都服从于拉弗曲线，这意味着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上限。根据Trabandt和Uhlig的稳态分析（2009）表明，许多欧洲国家可能会接近关于劳动税的拉弗曲线的峰值。当然，拉弗曲线实际上是复杂的研究对象，它会随受到经济冲击而移动，所以实际对税收的经济限制是未知的。在财政限制的支出方面，大多数社会都已经决定了他们希望政府发挥的最小作用，设置一个低约束的支出。在极端情况下，一些最低限度的支出是必需的，只是为了维持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满足政府债务的利息偿还。在实际情况下，税率的有效限制在低于拉弗曲线峰值的位置。在欧洲进行的财政改革，无论是在法国的退休年龄的增加，希腊的政府养老金的削减，或在瑞典的失业补偿要求收紧，可以理解为在经济上接近其财政限制的政治反应。对改革的阻力可以放在政府支出项目的下限上。更普遍的是，财政限制将被政治议程所驱动，政治进程决定了如何规避社会高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商品和服务的社会价值有多少。显然，财政限制是国家特定的，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安排，以及随时间变化，经济变化和经济波动带来的政治冲击。虽然财政限制的状态依赖性从概念上讲是明确的，但它们难以衡量和量化。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减少财政限制影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私人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预期以及经济成果的潜在核心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当政府融资需要表现出稳定的波动时，财政限制可能会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即使政策并没有立即调整以稳定债务，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终会出现像过去一样稳定。通过扩展，这意味着在正常时期内，能够很容易地根据过去的财政行为进行未来财政政策预期。迄今为止，除少数例外，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里都体现了这个正常的时代特征，但正常的时代即将结束。许多发达经济体正进入一个财政压力的时代。随着人口老龄化，政府承诺的养老待遇要比政府实际提供的养老待遇多。在这样的一个财政压力的时代，过去的政策行为对未来行为的引导可能不会很大，因此，对政策预期的帮助也很小。当财政压力尚未解决，财政期望是不固定的，人们不得不猜测未来的政策行动。Leep（2010）强调，不固定的财政期望能破坏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并且影响通常状况下的经济活动[1]。Eusepi和Preston（2010）得到了关于在掌握财政政策制度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类似结论[2]。本文描述的财政压力时期来源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政府向民众承诺的政府支出占GDP份额比重的增加。在这个模型中，最初的政府承诺是完全兑现的，通过政府债务新的销售进行融资，这也带来了未来更高的税收收入。随着债务水平和税率的同时上升，民众对税收的容忍度下降，达到财政限制的可能性增大。在财政限制下，固定税率被采纳，并且调整税收不再能稳定债务。这种形式的财政限制，反映了债务稳定的两个政治经济特点。第一，虽然经济低于拉弗曲线的峰值，这意味着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是可行的，由于选民对高税收的不满情绪变得越来越不情愿，因此政治领导人要求增加税率的意愿也会下降。第二，应对财政限制的可能性做法取决于政府债务和税率的经济条件，以及随机性的政治结果，因为选民对财政决定的反映与政治选票相挂钩。未来财政调整的不确定性是发达经济体进入财政压力时代的一个关键特征。一个没有政府违约的理性预期均衡，要求公众相信在财政限制时政策最终将调整至债务稳定。Davig，Leeper，Walker（2010，2011）认为，要么当货币政策以通胀为目标时，调整转移支付使转移支付比承诺的少；或继续兑现承诺，但货币政策为维持债务价值会牺牲通胀目标，每一个国家都会或用财政政策或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债务[3]。在一个存在高度盖然财政限制的经济体中，短期不稳定的政府债务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后果，这种高盖然的财政限制包括了公众对税收容忍度的限制。财政行为可能会削弱央行控制通胀的能力，而央行对通胀控制的损失则不是由于央行缺乏解决通胀的决心。此时通货膨胀就不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要更多地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胀。二、相关文献在任何动态的经济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两个任务：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政府债务价值稳定。在这种传统的理论下，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政策分配是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以维持债务的价值。这种传统的分配至少可以追溯到Friedman（1960）和Woodford（2003）反映的现代新凯恩斯模型。然而，这两种任务相互替代是可能的。财政政策可以被分配来控制通货膨胀，让货币政策维持债务的价值。Leeper（1991），Sims（1994），Woodford（1995），Cochrane（1999）提出了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税收无法跟上战争开支，导致政府债券发行的迅速增加；美联储盯住名义利率，以确保高债券价格，努力帮助战争进行债券融资。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国家的政策也可能属于这一类。在降低政策利率或接近其“零下限”后，许多中央银行开始了非常规业务，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与货币政策的转变相一致，财政当局实施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有时赤字水平达到了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Leeper（1991）文章认为，一个自由追求目标的政策是“积极的”，而受约束的政策行为称为“被动的”。一个积极的政策不重视政府债务的状态，可以按其认为合适的自由设置其控制变量。被动政策会对政府债务冲击做出反应，被动政策是受私人优化和主动行为政策的限制。在传统任务分配中，货币政策是“主动”并用于控制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是“被动”且用于稳定债务。那么相反的情况是，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可以自由地追求它的目标，如产出稳定，而货币政策“被动”维护政府债务的价值[4]。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货币高速增长，Samuelson（1967）描述了1961～1965年美国政策一项由支持货币政策提供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他看来，货币政策调节财政扩张，以抵消加息会挤出的投资[5]。Olivera（1970）和Black（1972）定义了一个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外生的货币存量，和一个被动货币政策下的外生的价格水平[6]。在Sargent（1986）对李嘉图制度的描述中，货币当局是“占支配地位的”，财政当局“紧跟”增加税收以平衡预算，这与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是一致的[7]。Sargent和Wallace（1981）提出了货币主义算法，他们认为，财政限制用最大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水平来表示，在限制之前的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积极的，设置货币存量与基本盈余外生。政府债务增长直到它在时期T触碰到限制，在这一点上货币增长是内生的，并且取决于需要服务的债务水平b（T）。在财政限制之前，政策是双重积极的；在财政限制之后，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这个制度是一个吸收状态，政策的长期预期被这个吸收状态所牵制[8]。在财政限制之前的时期，税收政策被动地提高利率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债务，而货币政策通过泰勒规则积极地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在财政限制处，税率是固定的，所以税收政策是主动的，并且货币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也继续变得主动。这三积极政策与Sargent和Wallace关于政策假设在时期T之前是一致的，三积极的政策是持久的，但在我们设置中却是短暂的。每一阶段的政策可以改变成被动货币和主动转移支付的混合政策或主动货币和被动转移支付的组合政策。然而，最终，经济收敛到一个吸收状态，即货币政策积极地以通胀为目标，并且财政政策被动调整以稳定债务。Sargent和Wallace的研究结果，认为在货币经济中，货币政策可能不足以控制通货膨胀，发挥其吸收的状态，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被约束以满足财政政策的需要。一个Cagan（1956）式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将未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损失带到现在。相反，我们研究吸收状态中的一种情况，货币政策可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和长期预期是因为锚定在这个积极货币/被动转移支付政策。Leeper（2010）探讨关于养老经济，在已知的未来日期T，税收达到最大并保持不变。在财政限制之前，货币政策积极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且税收随着债务被动上升；在财政政策限制之后，切换到货币政策被动盯住短期名义利率，而税收达到最高限制不变。在时期t≥T，产生了价格水平均衡的财政理论。在没有财政限制的情况下，在时期t≤T，政策会产生传统的泰勒规则结果，货币政策成功地控制通胀目标。然而，财政限制和前瞻性经济行为的存在，使财政理论平衡引入到财政限制之前时期，将产生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使是在财政限制之前的时期，货币政策不能再控制通货膨胀。在时期T之前，税收对债务更强烈的反应是引发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在财政限制之前的时期，更强硬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胀预期更脱离通货膨胀目标。在Davig和Leeper（2011）的文章中，财政限制时间是不确定的，模型表现出一些看似有些反常的结果。例如，税收对债务更强烈的反应缓和了财政限制的内生上涨概率，推迟其影响。货币政策继续失去对实际和预期通胀的控制能力，但控制能力的损失是微妙的[9]。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与通货膨胀往往提到“通货膨胀”，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且在之前的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也依据此理论进行建模分析。随着FTPL的提出，我们越来越多地将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相联系，试图能更真切地了解通胀与财政政策的关系。通过一些文献可知，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同情况组合下，通货膨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节通过设定模型来描述不同组合下的通胀特征。（一）模型假设一个经济体由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一个金融机构、一个财政部门组成。家庭支付一次性税收τt，收到一次性转移支付zt，并持有一期债券，支付无风险名义利率Rt。选择消费和债券ct，Bt，最大化：（二）“主动”和“被动”的政策意义由于主动的政策是不受当前预算条件的限制，它是自由选择一个取决于过去、当前或预期未来变量的决策规则。一个被动的政策受到消费者的优化和主动政策的行为约束，因此它必须产生足够的税收来满足平衡预算。因此，被动政策规则必然取决于当前状态的政府债务，总结当前和过去变量。主动政策前瞻和被动政策回顾与“规则与政府的辩论”相一致（西蒙一致（1936））。弗里德曼（1948）主张反对“应对周期变动的自由行动”，因为它要求决策者准确地预测在没有政府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经济变化。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决策者们对预测这些参数的过程太无知。然而，在他的1948个提案中，弗里德曼并不反对财量对经济活动波动的自动响应。自动响应作为被动设置政策工具，作为当前和过去的变量的函数，这并不需要知道真实过程产生的冲击。这种观点认为，政策规则的选择讨论不同于政策函数的本质。当然，规则与政策的争论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制定政策，以减轻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通过关注于政策当局对政府债务做出的反应，该模型描述的主动和被动行为比在早期的辩论中所设想的要窄，但与之前的设想是一致的。政策的选择是货币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博弈结果。例如，萨金特（1986）强调，货币当局是“主导者”，而财政部门关注的是提高税收以平衡预算，这是积极的货币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萨金特和华勒斯（1981）的货币算法来自一个协调方案中，“财政政策主导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当局所面临的政府债券需求强加的限制……”，这相当于积极的财政行为和被动的货币行为。（三）货币政策主导的区制下（M区制）：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通过式（4）与式（5）结合，可得该制度下的均衡：这些政策描述可能显得极端且特殊，但这个性质指出可以推广到其他被动货币/积极的税收政策。根据费雪关系式（4），央行采用盯住名义利率的政策，可得到：这就是中央银行采取货币政策要达到的目标，预期通货膨胀锚定通胀目标。通过式（3）的政府预算约束与式（4）费雪关系，并采用向前迭代方法，可得如下的均衡条件：对于未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预期，t期的政府债务价值是确定的，从式（10）可以看出，提高固定税收水平或降低未来转移支付路径预期，都会提高当期的政府债务价值。等式右边的第一项的系数11-β是常数，11-βτ*代表t时期税收收入的名义价值。等式右边的第二项是从t时期开始的初始财政余额的预期现值，这是外生的。当税收收入大于初始财政余额的预期现值时，如果R*Bt-1>0，则一定存在Pt>0。通过式（11）中的价格水平，利用费雪关系式（4）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货膨胀率。这一观点导致了价格水平确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分歧：货币政策仅盯住名义利率R*来选择价格水平进而决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然而在这种选择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出现来决定实际通货膨胀率。这就是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FTPL）的本质。（五）讨论在M区制下，货币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并通过财政政策来确保政府债务的增加产生更高的税收预期。更高的税收可以用来偿还债务，使债务回到目标水平，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任何财富效应，因此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这种李嘉图式的财政调整是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如果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出售债券进而外生增加利率，这种紧缩的政策会产生预期未来税收增加，以稳定通胀。如果不预期税收上涨，提高利率会带来债券持有者的名义财富增加，这将增加名义需求进而提高通货膨胀。因此在M区制下，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可以控制通胀的。在F区制下会出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同样的紧缩货币政策，在F区制下就失去了对通胀的控制力。通过（11）式可得F区制下均衡时的通货膨胀：式（12）显示：如果央行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名义利率R，不但不会控制通胀，反而更会同比例提高通货膨胀。更高的名义利率R会给债券持有人带来更高的利息收入，而税收水平固定在τ水平，更高的利率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税收预期，这使得民众的财富得到增加，进而会增加消费需求，当产出固定时，更高的消费需求会很容易提高通货膨胀。通过式（12）的表述，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已经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一种财政现象。当转移支付预期上升或固定税收水平下降，都将产生通胀上升。四、结论及对策在处于财政限制时期的经济体，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往往是来自于财政政策，在该时期对于通胀的预防和治理相对于货币政策主导时期更为复杂。通过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近10年正处于财政政策区制下，以传统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我国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也不大，因此对于通胀的控制应该转向财政政策的运用。要通过对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的控制，来控制通胀水平，进而达到物价稳定的目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趋显著，中国也达到了财政限制水平，价格决定进入财政政策区制，从而通货膨胀也将不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如果单一的依靠央行采取货币手段控制通胀，结果可能是无济于事，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非李嘉图预期的存在而出现价格上涨。20世纪80年代在巴西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治理通胀应从财政政策入手，通过税收增加进而增加财政收入来改变非李嘉图预期。我国近十余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当，较好地维持住经济平稳运行以及物价的基本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指导要求，这就要求加强财政部门和金融体系的配合，完成控制通胀的目标。财政部门应加强税收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控制好财政支出，避免财政赤字过大，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央行应该尽可能保持独立性，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当达到财政限制时期，财政部门与央行应积极配合，共同面对通胀难题。

参考文献：[1]Leeper.Equilibriaunder'active'and'passive'monetaryandfiscalpolicies[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1，27（1）：129-147.[2]EusepiandPreston.Debt，policyuncertaintyandexpectationsstabilization[J].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2010，10（2010-20）：860-886.[3]DavigandLeeper.Monetaryfiscalpolicyinteractionsandfiscalstimulus[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11，55（2）：211-227.[4]Leeper.Equilibriaunder'active'and'passive'monetaryandfiscalpolicies[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1，27（1）：129-147.[5]Samuelson.StabilizationpoliciesinthecontemporaryU.S.economy[A].MonetaryProcessandPolicy：ASymposium，1967：3-11.[6]Black.Activeandpassivemonetarypolicyinaneoclassicalmodel[J].JournalofFinance，1972，27（4），801-814.[7]Sargent.Reaganomicsandcredibility.rationalexpectationsandinflation[M].Harper&Row，NewYork：1986.[8]Sargentand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a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9]DavigandLeeper.Monetaryfiscalpolicyinteractionsandfiscalstimulus[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11，55（2）：211-227.[10]方红生，朱保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49-57.[11]方红生.FTPL对于通货膨胀治理的政策含义：一个述评[J].当代经济管理，2010，（9）：15-19.[12]张志栋，靳玉英.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J].金融研究，2011，（6）：46-60.（责任编辑：铁青）

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范文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增长过快对原材料及交通、煤、电、油、运等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此外由国债投资及其配套贷款所引发的货币贷款增长过猛所形成的通胀压力增大。因此通过国债投资的适度调整，减少对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引导银行相应地减少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等的贷款规模，从而抑制对生产资料及投资品的市场需求，并为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抑制通胀提供宽松条件。

3、财政转型有利于市场经济完善和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完善市场经济要求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发展经济而不是行政计划方法。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由国家集中发行，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抑制微观经济活力的发挥，偏离市场化改革方向。因此国债适当淡出并减少生产投资，增加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持，将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合理性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4、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克服“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当前一些领域制定的入市门槛对民间资本来说还是很高，同时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在社会可利用资本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过多的发行国债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而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不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提出2005年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三、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通过适当控制和减少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优化国债支出方向、适当增加社会公共开支，达到有效地规避财政风险，减少国债资金安排使用中的负面影响，更好地促进财政稳定增长、提高经济建设资金运用效果，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立，最终达到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

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南水北调、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增加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大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加强国债资金管理，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管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支出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当前需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3、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

要大力推进财政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第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第二，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第三，要改革和完善农业税费制度，停征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第四，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

4、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启动民间资本

要坚持“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政策上加以引导扶持，搭建民间资本进入的平台。一是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和领域，取消对民间投资竞争性行业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公共领域等。二是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增强执法的透明度，保护公平竞争，努力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和部门垄断，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三是在财政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包括规范和简化税制，防止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歧视，同时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在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同等待遇，对其发展给予资金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5、加大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发展农业，财政政策必须有所作为。要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努力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民收入仍然较低，财政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要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