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6篇)
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1
关键词：小农研究
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历史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处处体现着小农的特性，所以，研究中国就得深入研究小农经济。到目前为止，有关小农经济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笔者99年曾在《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等有关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研究小农经济的文章，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下面再谈两点新认识，供学术界同仁参考批评。
一、小农经济不是平均主义的根源，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原因
平均主义，亦称“绝对平均主义”，就是指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思想。平均主义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别的方面不说，就从中国封建社会历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仙芝、黄巢的“均平”，从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到近代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几乎所有的古代和近代的农民起义军都以“均平”、“平等”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而且唯有“均平”的口号和旗帜最能打动农民的心扉，最能引起农民对现实的不满，最能鼓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最能成为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根据。所以，平均主义在中国可谓渊源流长，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但是，意识的基础是社会现实，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必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根源。从学术界讨论的情况来看，一种普遍的解释是认为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对平均主义一条写到：“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的平均主义》一书中，对平均主义的根源也写到：“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再如袁银传著《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也写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还有葛承雍等著《金色帝国的耕耘人》一书中也写到：“农民的这种平均平等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笔者认为，平均主义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根源。下面谈谈理由。
1、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追求结果的平等
首先，从人自身所享有的权利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基本权利，一种是非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指每个人因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如生存权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基本权利会有所扩展，如政治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将会纳入人类的基本权利中，但不管怎样，生存权始终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非基本权利是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所享受的较高层次的权利，如发财致富权、当官致贵权、成名成家权等。而满足上述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就构成了社会应对个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对社会成员非基本权利的满足就构成了社会应尽的非基本义务。
其次，对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的追求，人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基本权利的追求，人们普遍追求结果平等，追求一种完全的公平。因为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最低都应该得到做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一分子、一个人所应得到的东西，即应享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即基本权利。并且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享有，不应因人而异，而应完全平等。因为每个人做为社会的一员，都参与了缔结社会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基本贡献。所以，分配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与那些名振环宇的大总统同样多的基本权利，决不是什么恩赐，而是社会必须偿还的债务。潘恩说得好：“社会并未白送给他什么。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43页）所以，基本权利就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股东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因为每个人只要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而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股东，所以，基本权利又叫做“自然权利”，是人人与生俱来、自然赋予的。所以，对“自然权利”的追求，体现完全平等精神也就是“自然”的。但对非基本权利的追求则不一样。人们在基本权利得到满足后，将会更多地依据贡献或机会平等来分配非基本权利。
第三，不管是基本权利的实现，还是非基本权利的满足，都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只能追求基本权利的满足。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类社会只能以一种完全平等的办法分配食物。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农民只所以大都以“均平”作为自己的口号，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丧失了维持生存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而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仅仅是达到满足农民基本权利的程度。所以，对基本权利的满足，也就成了历代中国农民的理想目标。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基本权利将会得到较好的满足，届时，对非基本权利的追求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这时机会平等将会更多地成为人们追求的公平目标，而体现结果平均的绝对平均主义将会显的无足轻重。
2、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并不等同
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二者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小农经济结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属于生产力水平的范畴；但二者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分析问题时，绝对不能将二者等同。
首先，二者体现着不同的实质内涵。生产力水映的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实质上看，就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转换力，即将自然资源转换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结构则不然，它实质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是小农经济结构还是其它经济结构模式，资源禀赋状况起很大作用，尤其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的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得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下具有一定必然性的一种特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下的要素配置方式。主要原因是：（1）人多地少；（2）交通困难，运输工具不先进；（3）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剩余有限；（4）由于交换的不发达，使有关保证交换的制度也不成熟，从而使交换更难以健康发展。
在上述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当然有些同志也指出了小农经济结构的落后性，但问题是判定要素配置结构合理性的标准只能依据特定的要素禀赋状况。在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两种要素禀赋情况下，肯定会有不同的要素配置结构选择，而不能用前一种结构的标准去判断后一种结构的优劣，或用后一种结构的标准判断前一种结构的优劣。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落后的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是生产要素的转换力不发达，而不是小农经济结构即要素的配置结构落后。要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力水平是根本。当然，要素的配置结构也应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否则，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生产力是本质，小农经济是形式；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小农经济具有不同的现实表现。
从历史过程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大体经过了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几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古典小农的兴盛期大约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宗族制度史上的一个“空白时期”（见郭政凯：《家长制的兴衰》手稿），三代宗法已废，中古族权未兴，社会上几乎没有宗族组织。家庭之小而独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古典小农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主，古典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建立在从氏族共同体解体中形成的独立生产者——古典小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生产力低水平基础之上的。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很严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体系与能力分化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交换关系的发展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某种属性——劳动力变为商品，相反，却使劳动者自身变成了商品，从而造成古典“自由经济”与人的非自由化趋势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使古典经济走向自己的反面：作为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且无法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经济，被包含众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取代。这样，古典社会便异化为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自由农民也演化为中世纪的宗法依附农民。
宗法小农是小农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宗法小农所属的时间区间大约为公元5世纪到公元16、17世纪；在我国大约为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宗法式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其次，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构成这种依附关系之下的分配关系的二位一体的两个特征。这是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只有在共同体解体，独立的个人所有权与“纯粹的私有财产”产生后，这种分配才会被以所有制关系和“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为基础的分配所取代。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宗法小农向商品小农演进，这一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于是自然经济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消失，而演变为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从而使宗法小农演变为商品小农。
商品小农形态是小农系统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大约产生于17、18世纪；在中国大约产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开始时间应当是1978年以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大多数都是商品小农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正处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形态，有的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中国目前仍处在商品性小农阶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
商品小农的运行基础是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契约关系逐渐成熟，竞争规则也日趋平等。同时，小农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分化和分解。随着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把“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到这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的飞跃成长，正是近代文明得以冲破封建樊篱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全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虽然为人的自然个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它的极端发展却走向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造成人的异化，亦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所以，商品小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是依附的。总之，现代小农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小农。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一些特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小农的现代化。
第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总是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结合在一起，所以，也容易造成人们一种分析上的错觉。因为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看，如果A+BC，则A和B都有可能与C有关，所以，必须再进一步分析A和B分别与C的关系。从上述分析过程看，虽然形式上有：落后生产力水平+小农经济平均主义，但从当代一些具有小农经济成份的发达国家的现实看，平均主义并不盛行，即有：先进生产力水平+小农经济平均主义，所以，生产力水平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原因。
3、生产力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解释变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变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所以，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其深层次根源只能存在于生产力水平之中，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生产力水平是决定平均主义意识和观念的根本所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的源远流长，根源在于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水平长期的不发达和人们只能处在维持基本权利边缘的缘故。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根除平均主义的良方。
二、以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小农经济（以宗法小农为主）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所以，信用中国的打造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
机会主义是建设信用中国的顽敌。而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渊源。
首先，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无”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因为虽然“博弈”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但一方没有必要担心另一方的主动“报复”，从而也就在无形中助长了传统小农意识的机会主义倾向。另外，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也促使了传统小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传统小农最现实的选择是“拾到篮里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行为等等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看，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有的是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我们知道，分工本身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与自然的“博弈”变为人与人的“博弈”。这种人与人的“博弈”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它是一种“有为”对“有为”的“博弈”，“博弈”的双方都具有主动性，一方的不守信和不负责任必然会得到另一方的有效“报复”。所以，分工有助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消除，从而也有利于信用体系的建立。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只有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少社会分工，所以，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使传统小农意识中只会产生家庭内部的信用而不会产生充足的在全社会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所以，在传统小农社会，家庭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发达与社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构成了明显的对比。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也就必然导致了机会主义在全社会范围的泛滥。
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2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一市场。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犂耕—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犂价格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租佃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
姜守鵬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貎虽相似而实不相同。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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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3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大国，人口众多，这也凸显了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提高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才能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本文主要分析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大环境给农村经济体制带来的突出影响，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大发展、大繁荣。
1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回顾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农村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很难得到发展和提高，虽然国家提出"分包到户"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一直被打压，没能真正实施。直到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十八位农村率先开始尝试分包到户的新型农村经济发展形式，彻底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经济，这是一次农村经济的胜利，这一次"包产到户"的彻底实施，打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用创新的经济体制，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被国家誉为"中国农村的伟大创造"，并作为基本国策被确立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馆面临巨大选择和抉择的历史时期，敢于尝试做第一人的创新精神，迈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小岗精神，被誉为现代农村继续发扬的重要精神。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使用，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增产增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经济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第二阶段，1985年-1992年，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阶段，农业大丰收，卖粮难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统收和派购的形式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农产品开始面向市场，农产品价格施行"双轨制"国家积极推进和鼓励多种经营模式，优化种植结构，鼓励和支持农民从事非农生产，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三阶段，1993-1998年，经济转轨期，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将农业经济推向市场，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改革从经济改革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改革过渡，中央也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改变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把城市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2）农村经济改革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在改革和调整的趋势下，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中结合农村经济改革的四个阶段内容，分析总结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首先，维护农民利益，加大支农惠农政策的投入，农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农民占有庞大的基数，所以支持和维护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利益，是保证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其次，改革发展的循序渐进性，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国家根据具体国情，分步骤的开展农村经济改革，从表及里，从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展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国家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最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显著，农村落后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农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城乡二元制结构，拉大我国城乡的经济差距，国家还应该加以重视和解决。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成就和问题
我国农村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进步，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我国农村经济高速发展，农产品产量有明显的提升和增加，受到我国农产品供给问题的影响，我国开始大力扶持农产品的增长和提高，从增速来说，特别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农产品有了明显的增长和提速，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例如，粮食增收、棉花产量都大幅提升，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值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个百分点，切实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彻底改变了我国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实现了长期的供给保障，基本解决了我国人口温饱问题。
农业的综合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速，各种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时农村经济改革的一大亮点和成果展示，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稳步提升，保障我国经济的长远、快速增长，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保障。但是面临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的改革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农业经济的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缺陷，所以结合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总结农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得出以下关键问题，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程度较低，层次较低
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受到小农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较小，基础薄弱，层次和发展的水平还不能和其他经济相匹配。一个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放宽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限制，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和不足，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规模，农业生产集中程度、规模效益程度低，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明显不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导致农产品价格备受压制和制约，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影响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信息收集和反馈能力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
（2）农产品市场体系相对落后，竞争能力较低
市场经济下，对于农产品市场的要求明显提高，但是从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农产品的市场体系相比其他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不足，导致竞争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化程度较低，制约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和层次水平;其次，交易方式单一，农产品的流通体系还不健全;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影响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3）农村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硬件设施的发展和维护，但是从目前农村硬件设施看，农村配套设施相对落后，信息化水平明显不足，农村经济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这对于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小的挑战和约束。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还没有建立和形成，缺乏专业化服务和配套设施，农村经济的融资困难，农村经济的实际效益相比其他经济来说差距明显，金融服务体系的落后，对于农村企业的阻碍和制约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规模不能扩大的基本原因。
（4）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制的结构，二元制结构有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收入的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增加了社会矛盾，其根本原因是农产品的价格偏低，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巨大的威胁，城乡收入的差距，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也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增产增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收入的增加还不能赶上物价的增加，这导致农民的收入不增反减，这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是不得不重视和改变的重点问题。
3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措施
（1）继续坚持和完善现有农村经营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也在大政方针政策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保障，并确立了以下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不动摇;保障和维持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发展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农民加大田地的整合，发展规模化、效益化农业，扩大农村经济的产业化，调整农村经济的结构;最后，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应该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提高农村挤经济的服务水平，例如专业经济技术合作社、以及其他的基础配套措施，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2）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剩余劳动力
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看，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较多造成的所以解决农业人口过剩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农民去城市就业，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状，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首先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村土地扭转也要深化改革，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提高农村的就业能力和水平，不再仅仅依靠一亩三分地维持生活。
（3）切实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增加农民的收入是缩小城镇差距，减少矛盾的关键内容，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增产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体现，农民的腰包鼓了，收入增加了，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首先，理清收益分配关系，减少农村负担，从国家农业税取消到现在的支农惠农政策，无不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其次，加快农村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随着农村企业发展，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农村企业的发展，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变农村经济将基本依靠农业的面貌，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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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4
当前，乡域经济发展面临着经济总量较小、特色产业少、民营经济发展慢、全民创业意识不强、创业的氛围不浓、乡镇干部更新观念不够等难题，这是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乡域经济发展方面必须破解的：
一、抓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乡镇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以抓工业的思维来抓农业，用发展企业的理念改造农业经营模式。一方面要调整农业生产布局，重点抓好优势农产品基地的建设，突出特色，扩大规模，形成品牌，大力搞好农产品的转化增值，重点是从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等方面培育农副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带动乡镇经济的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加强产业实用技术培训推广，积极探索“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和订单生产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专业协会组织，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增强主导产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基地化、市场化、品牌化、生态化”的发展方向，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实施土地整理工程，确保按时间高质量完成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农田林网等建设内容，改变土地零碎、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的现状，为农业现代化夯实基础。二是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建设优质、高效农业生产基地。着力打造农产品加工销售、畜禽养殖、无公害蔬菜、特种林果加工等农业生产基地，加速推进市场农业建设。三是加大品牌农业建设的力度，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实施品种创新、品质创优、品牌创响工程，强化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积极培植有规模、上档次、品牌响的农产品，让特色更特，优势更优。
二、抓工业经济发展壮大坚持工业立乡。乡镇经济实力的提升，关键要靠工业经济的支撑，乡镇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业强乡作为第一方略，坚持大招商、上项目、扩总量、增效益，加快工业化进程。一要招商引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把推进招商引资作为乡镇发展的强力支撑，力量上要聚合，措施上要激励，要素上要倾斜，环境上要优化，实现招商工作的良性循环和引资层次的不断提升。坚持“大中小项目一齐上、突出招引重大项目”的思路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以项目的支撑和带动，促进乡镇工业经济发展。对已经签约和在建的项目，要强化服务推进，克服要素制约，千方百计促进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打造乡镇经济新的增长点。二要做强载体，以园区带动乡镇。多渠道筹措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除政府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多种筹资方法，例如引导扶持民间投资和外来投资;争取上级部门的项目补助和财政转移支付等。三要培大乡镇企业，增强工业竞争力。积极鼓励现有企业重组扩能、投大靠强，着力培植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三、支持发展民营经济。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乡镇发展的根本出路，“抓大促小带中间”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激励促动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同时还要充分开发人力资源，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务工中，学会务工经商的本领，扶持有技术、有信息和有实力的“小能人”回乡创业，发展乡镇经济，掀起“人人忙创业，户户忙增收”的热潮。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乡镇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结合乡镇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等综合因素，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整体推进，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本乡镇发展的新路子，形成布局合理、区域集中、专业化程度高的产业格局。:
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5
关键词：县域经济
乡镇经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行政区间内或其经济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党的十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举足轻重。只有占全国国土面积94%，占全国总人口73%的县域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因此，找准发展思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增强区域综合实力和经济竞争力，促进地方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战略意义。
县域经济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之一，县域经济是“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亮点和热点。县域生活着大部分人口，是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单元；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枢纽；县域兼农业与非农业产业，是宏观和微观，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党的十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当前，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近9亿是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前30年，中央政府采取的是集中财力、物力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对农业投入不足，而且采取了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将农村大量的资源转移到城市。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实现联产承包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经济杠杆作用及各类政策影响，大量的资本、资金投入和资源仍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经济虽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但是资金却通过多种渠道在城乡间流动。按经济学的观点，农村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如果不存在政策偏差或制度扭曲，应该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但现实情况却是劳动力和资金同时流向了城市。
一、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是资金、人才等都重点集中于城市之中，而县域经济的发展却面临着资金匮乏，人才缺少。
2.是教育资源失重，国家的重点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之中，而县域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县域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使教育后续无力，导致思想意识落后，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对于上述的问题一些部门不是积极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而是千方百计的去回避。有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只有解决了问题才能使我们以前瞻性的目光来看待问题，才能找准切入点，才能把县域经济，融入到大市场经济中去，才能有效的解决好三农问题。
二、如何解决上述的问题
我认为：一是国家应该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方面做到真正的向县域经济倾斜，使其经济发展要有资金上的保证。积极鼓励大学毕业生特别是本土地毕业生回乡就业创业，为他们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平台，而不是让他们回去“拼爹”拼钱，从而提高他们献身家乡建设的信心。
二是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力量要保证向县域倾斜，使广大农民工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做到资源共享。
当然仅仅做到上述事情远远不够的，县域经济还要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只有经济实力上来了，发展也就更有前途可谈的。
三、如何发展县域经济
一是根据本地资源，努力打造地方品牌效应。如我们嘉荫县，可借助于，部级森林生态园茅兰沟，这一有北国“小九寨沟”之称的旅游品牌，大力开发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保证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逐年上升。
二是在开展山产品鱼类加工销售的基础上，逐步向山产品鱼类产品深加工发展，使之能产出更大的经济效能。特别是要加大工商管理与监督，打击假冒伪劣的产品商品销售，保护地方品牌，给自身经济创造一个长足发展的空间。
三是使耕地由分散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自从农村以来，广大农户一直以分散经营为主，虽然近几年来不少村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成立的农业合作社，但那也是相对于落后于集约化经营的。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农户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把现有的耕地转作租给有耕种与管理的种田大户来管理经营。将闲置的劳动力集中起来，从事绿色粮食，绿色食品的加工，要以纯原始的方法加工生产，以保证需要产品的天然化，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可挖。
四是鼓励农民由村屯迁居乡镇和县城居住，实行小区化住宅，这样卫生资源，教育资源相对集中起来，达到资源共享，同时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少有所教，居有所安，老有所养，这样才能保证小城镇化的目标的实现。
我认为只要从以上四点得以实现，才能找到最基本的切入点，也就是县域经济融入大市场经济有了立足之点。如果要使县域经济得以真正的融大市场还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大力组织学习宣传党的十关于经济建设与实现小城镇化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户中去，使全体农民认识到实现这些方针政策能够给他们与子孙后代带来利益，因为农民是现实主义的，只有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他们才会积极响应，所以就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在思想认识有所提高，进而才能有所行动。
二是政府要经常性的组织农业专家深入到农村，对农民进行技术上的指导，鼓励他们进行科学种田。同时还要保证财政，信贷资金的有效投入，并且要注重信息与反馈，做到种地跟着市场走，使农产品获得更大的商品价值，使农民达到增产增收，增强自身切入大市场的主动性。
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6
[关键词]县域经济农村发展
党的十七大之后,全国各地的县域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高速发展的县域经济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资金来源和财政支持,其发展壮大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许多地方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诸如增长速度不均衡、发展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因素较多、缺乏特色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
一、不断优化县域经济结构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是指各个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相互之间质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它既是国民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基本条件,也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在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县域经济不同程度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的各种行业发展不平衡,有的各行业联系不紧密,有的重复投资,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那么,要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必须靠优化经济结构。优化县域经济结构的关键是根据实际,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集聚,扩大其规模效益,以此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1.扩大资源产业
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县域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资源型经济,这些经济部门大多依赖于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不断发展壮大,并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从目前情况看,依托经济资源,发展壮大资源产业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条捷径,这一方面可以就近取材,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经济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利用本地的资源,充分发挥一些地方的资源优势,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可谓利多弊少。
2.壮大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是指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主导作用的产业。在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历史十分悠久,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很多地方结合本地特色,形成具相对集中的支柱产业,这些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地方发展的龙头产业,发展县域经济不可能避开这些已经形成并发挥着优势作用的龙头产业。最明智的作法是不断壮大支柱产业,进一步发挥其龙头作用,带动地方经济不断发展。具体操作时,支柱产业的选择不仅要立足于县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基础,而且还要从全国乃至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寻找产业的定位,同时,要避免一哄而上的同构现象,要实施错位竞争发展战略,构筑起分工明确和联系密切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群,促进县域经济不断发展。
3.开发新兴产业
由于资金少、规模小等原因,许多地方的县域经济往往技术含量较低,竞争力不强。为了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能力,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这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以下几因素:一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有条件地开发高新技术农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传统产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通过新技术加以改造,促其升级换代。三要开发新兴行业。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实际开发特色农业、旅游业、花卉业、观赏农业等新兴行业,不断拓宽县域农业的发展路子,为农村现代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在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壮大县域经济,必须按照市场化的发展思路,对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以市场化带动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扩展农业的发展空间
实践证明,扩展农业的发展空间是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的有效途径,也是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举措。当前,扩展农业的发展空间就是要把农业由传统层面向立体多维层面扩展,尽可能地利用自然禀赋扩大农业领域的包容量。具体来说,在操作时,要重点考虑延长产业链和开发项目,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产出率,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辐射面广、效益显著的农牧渔林优良新品种及种植、养殖、加工技术,重点抓好农业生物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集约化高效养殖技术、农产品保鲜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等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农业科技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农业明星企业和明牌企业。在有条件的地方,要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的外部空间,为我国农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2.发展特色农业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对农业发展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大力发展农业,必须立足于特色,做特色文章。就拿小麦来说,我国是小麦生产大国,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走向世界的优质小麦在我国又十分缺乏,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内能够达到标准的优质专用面粉数量很少,我国国内市场对强筋力小麦、中筋小麦和弱筋小麦的需求量分别为20%、60%、20%,做面包的强筋粉要长期依靠进口,这就不可避免造成农产品成本的上升,所以依托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势在必行。各地要根据区位优势和自身特色,或发展高效农业,或发展畜牧业,或发展林果业,但不管是发展什么部门,都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特个性,要以鲜明的地方特色赢得市场,促进发展。
3.培植一批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
在农业经济的众多部门中,加工企业下连种养业,上连市场,是农业生产的中间和中介,因此,大力培植农村产品加工企业是壮大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国际上农产品加工产值一般占到农业产值的3倍以上,我国大多在1倍左右,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潜力很大,市场也很大。当前,各地要根据实际,走出传统加工的老路,向高、新、特方向发展,培植一批内联农户、外通市场的加工龙头企业,通过发展加工企业,真正解决农产品的卖难低效问题,并为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开辟出路。
三、抓好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处在城乡交汇点,具有功能城市化、规模小型化和与农村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等特点,在推进经济市场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有着十分特殊的作用。因此,必须把发展小城镇,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放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切实强化措施,抓紧抓好。在具体指导上要考虑以下几点:
1.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
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来筹措。要建立以个人投资为主,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建设的投资机制,大胆将一些基础建设、公用事业推向市场。要树立大开放思想,以开放促进大开发,确立县外、镇外就是“外”的观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到政府出政策,市场出资金。建立以地建市(镇),综合开发,滚动发展之路。对城镇土地可通过集体土地的转让、作价入股等方式,积累建设资金。
2.加快建制镇建设
目前,我国的乡镇一级建制数量多,又比较分散,造成了公务人员多,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对此,要着手进行改革,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快建制镇建设。建制镇要研究自己的兴镇支柱是什么,产业重点在哪里。根据自己的产业特点和区位优势培育发展一批商贸型、旅游型、工业型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包括供水、供电、通讯、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教育、卫生、文化设施等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小城镇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时,要更多地引进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投资和建设县域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对于国家、集体投资建设的项目,有条件的要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实现企业管理和商业化运作,实现有效维护和运营。加快城区道路、供气、供热、通讯、电力和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及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高辐射带动功能,争取以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早日实现农村城市化。
四、千方百计增加县级财政收入
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发展县域经济的投入严重不足。据资料统计:我国2200多个县中,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亿元的县共有631个,占总县数的28.6%,而贫困县占27.3%,地方财政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县969个,占44%,两者合计占到71.3%。因此,我国大部分县市财政还是吃饭财政,没有更多的条件发展经济。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走发展、提高的路子,舍此别无他路可循。
1.要在培植新的骨干财源上下功夫
解决县级财政收入偏低问题的一个关键是要培植新的骨干财源。要按照“依靠科技,面向市场,突出重点,培植支柱,注重规模,系列开发,提高素质”的总体思路,改善财源结构,逐步建立起具有强劲实力的效益型财源建设体系。要大力扶持支持新的财源建设项目,把“蛋糕”做大。要注意从长计意,避免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2.要加强对县级财政的科学管理
一要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要解决税赋不公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偷税漏税和变相偷漏税问题,强化征管,堵塞漏洞,真正把该收的收上来。二要抓好收支两条线管理。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财政管理方式,建立严格的预算约束机制,落实预算外资金、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提高县级财政调控能力。
3.要减少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