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精选8篇)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1

一、文化影响具有单向渗透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接触、影响一直都在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对等的。在社会延伸、互动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理论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对方，但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经济、政治是高度融合的，文化上的优势离不开经济、政治上的优势，这使得理论上应该双向、平等的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输出。由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对等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影响方向上的单向性；二是影响方式上的自然渗透性。

（一）文化影响方向上的单向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充满了结构性差异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里进行的，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差异。用多林•马西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权力几何学;，在这一架构中，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多的掌管着它；有些人开始了流动与运动，而其他人则没有；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受益更多；有些人更实在的受到了他的限制;。[12]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一些民族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媒介力量遨游在网络世界的时候，另一些民族却不得不为生存奔波；当那些具有优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成员跨越空间将自身的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狭小空间中解脱出来时，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成员则日益局限于他们生活的地方性文化环境中；当富裕的人们可以自由游走于世界、到处去看时，大量的人们受制于他们的阶级与性别地位被留在了他们原来的地方;，[13]只能被看。这一不对等的结构，使得全球化变成了单向的化;与被化;的关系，由此决定了文化影响的不对等性和单向性。尤其是随着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的融合和一体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几乎总是运用它的经济、政治和技术优势向其他社会推进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14]当今的全球化见证了这一被少数强势力量主导的过程，一些在经济、政治、技术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力量，已建立起了文化霸权，掌控着着全球化的话语权，他们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被上升到了具有普适性的高度，并被视为全球经验四处扩散，就如考林•海和马修•华生所指出的：虽然世界也许确实全球化了，但是某些人的经验显然比其他人的更加全球化;[15]。当那些居于经济、政治、技术力量中心的民族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全球化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民族往往因为经济落后和生存的原因无可选择的被置于外来文化模式的影响之中，因为生计层次根本不容许他们拥有任何一丁点、最微量的文化权利，因为贫穷已经是最具强制性的力量，他们只能先求生存。[16]这在现代旅游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旅游从来都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社会行为，与民族旅游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不变主题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利用民族文化特色实现民族社会的富裕目的，其一以贯之的模式是将那些能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进行展演、销售。在这里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同时得以展现，一方面，民族文化特质从民间风俗到节庆仪式被当成商品包装向游客展演，一些与民族社会的重大事件、历史经历有关的地方节庆、甚至过去被视为神圣的仪式变成了观赏性的，甚至被娱乐化。另一方面，那些传统的未被现代污染的民族设施和地方被要求完整的保存下来，以满足跨文化旅游中外来者田园牧歌式的体验。经由这一过程，原本充满活力的文化与民族及其历史之间的联系被消解，文化的内涵被抽走，只留下外壳。就连时下流行的那些一向被认为最能代表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文化，也越来越远离其主体，既与这些民族文化的历史本相缺乏联系，也与文化的拥有者的主体需要无关，而是蜕变为满足那些厌倦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优势群体对异文化好奇的工具。而其过程，正如有研究表明的那样，是受制于外部那些拥有权力的优势群体，是被原生态;化的。[17]可见，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尤其是弱势的民族文化，已经失去了意义和相互联系。一些文化特征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的濡化过程，而是成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其他功利性目标的手段，指涉民族差异的文化特征正在趋于表面化。[18]这样，旅游在给不同民族的交流提供机会的同时，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影响和涵化。

（二）文化影响方式上的自然渗透性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消费社会里，通过被大众媒介主导的消费主义实施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个时代，消费代替生产成为社会运行的中心。消费不仅上升为经济领域的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关键，而且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关键。作为人类经历的核心部分，消费一方面植根于经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地位及其文化。消费社会是通过培养人们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维持的，这孕育了其主导文化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关注人们的消费欲望，随时准备予以点燃。它不断向人们暗示，拥有了某种商品，就拥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和人生价值，因为这种商品就是意义和价值的化身；而如果错失，就将面对生活的遗憾。[19]在这个社会里，不仅要确保人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消费中去，而且什么都可以出售，不仅所有的商品都是符号，符号都是商品。[20]对于消费社会，所有的消费活动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象征的，符号价值甚至比它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还要重要。人们消费的某一物品，不仅具有与物质相关的有用性，更显示着我们的偏好与价值，以及我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和文化。消费社会的运行，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媒是关键的一环，它凭借其对话语权的垄断和专业化的舆论技术，既促销商品，也培植与之相关的文化。大众媒介利用舆论和广告，在推销商品的同时，连同与之相关的态度和价值也一起打包出售。这是一种被斯克莱尔称之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生产者在提供商品的同时，也提供了创造与维持商品需求的价值与态度。[21]因此，优势群体不仅控制着人们的物质消费，而且控制着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赫尔曼与麦克切斯尼声称跨国传媒的权利不仅仅是经济式的和政治式的，而且延伸到了一些基本的设定和思维方式之中。;[22]这正是他们将其《全球传媒》副标题定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的原因。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影响是在一个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里通过大众传媒及其主导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实施的，使得人们身不由己地进入到了消费主义社会的运转之中，并以一种几近自然的方式置于被影响的过程之中，对象往往不是被改变，而是自愿的、积极的追求，主流群体的产品、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被当做先进的生活方式被追求甚至崇拜。这使得过去文化交流影响中的冲突不存在了。人们被同化了，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娱乐为表征的文化工业的作用下，面对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侵袭，人们乐在其中。[23]与以往强制性改变导致的依从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变迁大多是主动的，民族自身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过程。针对这一现象，有研究者提出了文化稀释的概念，并指出：稀释是完全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强制性同化的情况下，通过现代社会的正常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在不知不觉间被稀释。对于各民族文化来说，这一过程并不是被动的，他们自己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24]由于民族主动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并非是强制的依从，具有内化的特征，从而变化得也最深、最彻底。

二、民族文化呈现出日益式微的态势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2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众说纷纭的经济全球化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局部经济全球化到全面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资本首先实现了全球化，从而开始了局部经济全球化。当时发达国家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应世界各地消费”，闭关自守被“互相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外国债券为主的借贷资本也实现了全球化。20世纪初，英、法、美、德四国的金融资本占全球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成为这四国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2]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经济垄断同盟，瓜分殖民地和经济领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均衡性，才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崛起，并奔向全球，到处投资，从而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进一步加深了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必然产生全球融资需求，于是跨国银行兴起，完全新兴的全球借贷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也应运而生。于是，一个完备的、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注：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是各种资本形态都实现了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二重作用。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的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区分局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全球化。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特殊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3]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3

【关键词】全球化/当代民族主义/并行相悖

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和震撼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我们透视全球化，感受凸显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的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主义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性功能。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和分析。

一、发展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

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问题，已有很多论述见诸于报刊，尽管至今对两者的概念性解释仍众说纷纭，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此已予以极大关注。这里不准备就概念问题再作讨论，而是首先看一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强烈影响。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到来的。它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各国各地区被全球化这条无形的链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间的距离大大缩小，彼此交往和依存的程度迅速增强。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它使国际关系的框架和内容得到调整，其“双刃剑”效应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不断扩大，对国际及国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规模扩大、步伐加快；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历史积怨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广的范围和领域展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动交融，一国经济的发展及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国内现象，既受到外界国际环境的多层面影响，又向外产生多方位的影响；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日显严重，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两极结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结构也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显著增强，传统主权观念、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利益的内涵受到强烈影响和撞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伙伴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建构亦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内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这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如果说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话，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则更多地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裂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摩尔多瓦民族冲突、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1](P87)

2、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本质特征的差异性。

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世界贸易规模扩大，世界市场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发展起点相近，但其运行轨迹及本质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异性。

第一，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始于近代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为动力，以主动扩展的态势向前运行。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优势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较多地融入西方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它在发挥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化”的功能。

第二，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强调共同利益和超国家利益。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传统主权观念受到冲击，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主权国家有时需要以主权的某种让渡为代价，这已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合作关系，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说全球化寻求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那么，民族主义呈现的则是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政治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排外主义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人口变迁背景下出现的，是当地民族为抵御大量外来移民迁入、“净化”本民族生存环境而采取的行动。“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这种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当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是与全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并行发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实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4]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民族主义起了刺激增长的作用。弱势民族国家为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经济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权的侵袭，追求本民族利益的体现。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以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由此显现。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欧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经济集团，强调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并组建成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某种超民族国家机构，由此形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经济集团“内外有别”的经济政策具有某种封闭色彩，对内放开市场，对外则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得到体现并被强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由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是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5]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与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发挥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功效。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货的热情和对外来货的冷淡使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大国难以仿效，只有望洋兴叹。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唤起了民族主义。

第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地位，不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广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规则，向发展中国家要资源、要市场，同时也输出西方人权、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力度，使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不仅其民族经济的发展遇到压力和挑战，经济自主权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与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也遇到外来势力的插手。西方大国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对他国的民族问题指手画脚，大大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其结果不是以国家分裂而告结束，就是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前苏东地区多民族国家裂变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国家民族分离势力活跃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西方大国支持“民族自决”、保护“人权”活动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对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小国而言，其传统民族意识、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冲击，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在实力弱小、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全民族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时代反映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国际格局的裂变、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沉积的原因等。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宗教信仰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可能发生，但难以构成突发之势，如此迅猛而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种矛盾总爆发时期，其中，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看到，时代大变动、格局大变迁，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东欧地区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垮台，也出现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由此形成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格局建立，世界又发生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这次浪潮中彻底崩溃，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虽然不是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之后，但是仍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可见，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具有规律性的催化作用。

然而说到底，世界格局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抗的两极力量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世界旧格局的崩塌。因此，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强是造成世界政治格局变更、民族主义膨胀的重要原因。

三、两大浪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各领域的激烈竞争，但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提供了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不是享有均等的机会；促使各国谋求观念、体制和制度的创新以适应发展，但相应的衡量标准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并非能够体现公平。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虽然从根本上讲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但却导致同全球化本质相悖事物的发生，造成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

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

第一，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6](P48)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我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应当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民族主义是复杂因素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其性质绝不是单一性的，其功能和效应具有负面和正面双重性，如果简单地以“反动”或“进步”去定性它是不科学的。[7]王逸舟曾指出：“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1](P128)这说明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功能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4

【摘要题】经济全球化

【英文摘要】ResearchintothescientificmethodofMarxisteconomicsisofsignificanceinscientificallyprobingintotheproblems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eapplicationofMarxistoverallmethodologyrequiresapproachingeconomicglobalizationfromcertainaspects、Itshouldalsobeincorporatedinthenewstud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Tendencytowardsbeingnon-socisl,non-institutional,andnon-historicalineconomicglobalizationstudyinoneofthemainrootsofobstacles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rxisteconomics、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总体方法论

Marx/economic/globalization/overallmethodology

【正文】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严密地构思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构问题上重大突破的内在势能，就是《导言》所创立的总体方法论。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笔者就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

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5

格局决定结局，格局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我们一直认为，理解这个时代，读懂变革中的中国，需要一个横竖结合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横轴是世界，纵轴是历史。风物长宜放眼量，用历史眼光、国际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中国在坐标系中处在一个略显黯淡的点，经济“L型”下行，金融系统性风险始终存在挑战；然而，这个点的运行轨迹依旧处于上升通道之中。世界格局在变，中国格局也在变，中国的崛起大势依旧明朗。从格局之变看2017年，中国经济虽然依旧面临长周期下行的挑战，但“减速增质”的核心特征进一步凸显，需求侧刺激性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侧搭配”进一步细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强化。尽管人民币贬值、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市场脆弱性等风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但冲刺小康、消费升级、微观崛起和改革深化将有力支撑起发展的大局。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2017，底线稳固，特点突出，格局之变带来的长期机遇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的外部格局之变。时间是连续的，市场是短视的，所以，人们往往身处历史拐点而不自觉。2016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接踵而至，市场波动剧烈以至于陷入麻木的疲态。我们认为，2016-2017年，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层变革的重要转折点：第一，全球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相互催化的宏观乱纪元，市场波动性的长期中枢明显上升；第二，英国退欧打开欧洲一体化倒退的潘多拉魔盒，欧洲的长期混乱和欧元的地位下降愈发确定；第三，特朗普时代美国开启内敛战略，基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美国将适度收缩在亚洲的存在，放缓或放弃TPP等一系列“针对性”贸易协定；第四，新兴市场的分化深层加剧，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尽失“金砖”成色，印度和中国的领跑地位得以强化；第五，全球治理变革进入重要阶段，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标志中国金融开放迈出关键一步，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权力制衡加速推进；第六，全球从低利率时代缓步迈向高赤字时代，全球政策进入效应衰竭、深层挖潜的阶段。我们认为，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崛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深层凸显：首先，中国经济具备“系统稳定性”，在全球宏观乱纪元中，中国和美国将发挥“双核稳定作用”；其次，中国政策具备“相对先行优势”，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政策层转向谋求赤字增长之前，中国早已确定并实施以基建稳增长为重要抓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全球结构性政策匮乏的背景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已从顶层设计阶段进入贯彻落实阶段；最后，中国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性机遇”，尽管贬值心魔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较大干扰，但放眼长期，欧元的长期没落给人民币创造了迎难而上的机会，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中国经济的内部格局之变。历史是厚重的，但改变每一天都在发生。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每一点变化的发生最终积累成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之变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实体经济的物质积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规模第二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物质积累既给未来继续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又削弱了追赶效应，并带来了中等收入陷阱等新问题。第二，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界限日趋清晰，阶级固化的挑战不断加大，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得和收入增长问题同样重要，利益藩篱则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最大障碍。第三，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三十多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成果不断积累，量变引致质变，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经济的转型需求日趋强烈，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m发展的核心命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长期崛起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而新格局下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打破利益藩篱，改变阶级固化，通过重建微观激励机制来激活市场经济内生调整的动能，最终平稳跨越各类发展陷阱。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6

一、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

公共管理的广义界定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和管理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民主科学的方式行使公共权力，依法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活动。人来社会自从产生就有公共管理，古代的庠序之教;，近代的商业协会，现代的公共事业单位都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执行单位。在公共管理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公共管理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和特征。公共管理的内涵主要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合作性、管理性。

1、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主要是从五个方面体现出来的。第一、从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上来看，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的组织机构，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市政府所设立的，代表公共的权力和利益，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利。第二、公共管理的客体，也就是公共管理主要应用的对象是社会上的全体成员，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享受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服务性和方便性。第三、公共管理的职责主要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文明的建设，通过公共管理机构的调节和补充，增加政府公共管理的全面性，促进社会和谐，增加社会的公平和平等，将代表正义公平的信息传播在社会的角角落落。第四、从公共管理的活动范围来看，公共管理涉及的都是公共事务的领域，是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事物管理，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方向和目的，不同于私人的以盈利为主要的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第五、公共管理的权利使用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不仅是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组织形式的权利，同时也需要其他的社会组织的公众参与进来，实现共同管理的职责，在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的相互沟通合作之间，实现对于公共事务的全面合理的管理。例如今年两会的召开，就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协商沟通之下，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提出的建议和提案。

2、合作性。对于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机构而言，公共管理的部门职权主要是作为我国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而部门职权的最初授予者就是公众的间接授权，所以公共管理部门主要是公民权利的一种特殊的转化形式。公共管理部门主要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如果在某些地方公众的权益受到损害而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和维护，那么公共管理部门的权力就会受到质疑，公共管理部门的合法性地位就会失去支持的权利基础，所以在公共管理事务中，必须要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合作。只有政府和公众之间实现合作才能保证公共管理事务的平稳有效开展。公共管理的合作性主要的体现就是政府通过和公共管理机构的合作，实现社会的管理，这里的公共管理机构不仅是政府设立的公共管理机构，比如说民政局或者工商局;还有公众自发组织的机构，比如说书画协会或者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只要这些代表民众思想和意愿的机构和政府实现合作，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公共管理的时代性

公共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时展趋势的影响，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有时代的特色和气息。现在公共管理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这个时代中发展，必然会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的影响。公共管理的时代性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公共管理的范围。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公共管理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依据市场的需求重新配置，公共管理对于资源的配置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省市扩大到全国，由全国扩大到全球，并且实现了全方位的合作。在政治方面，各国之间的对话和交往更加密切频繁，公共管理除了对于中国公众事务的管理，还包括由于国家间的密切交往而来到中国的非中国公民的管理，比如说对留学生或者来中国旅游定居的外国公民都是公共管理必须要涉及到的管理领域。在文化方面，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不同文化的创新与合作，公共管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外来文化交流的管理工作都是增加的事务，整个地球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公共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要求公共管理部门的不断提高竞争的能力。

2、信息网络化加深了公共管理的深度。科学技术的发展衍生的是计算机和数字化的智能设备，通过信息网络化的形式对于人类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度。一方面，信息网络化以高速的传播和灵活的使用方法为公共管理提供了很多的方便。比如以更具民主性和快捷性的信息化网络平台的搭建，促进公共管理的利益最大化，公共管理信息的全面化，并且可以让公众在平台上畅所欲言，提出对于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的评价以及意见建议，对于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工作的开展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以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来推动科技的发展，才能有效地进行公共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深层问题才能提出解决性的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7

[关键词]时代主题；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3-0102-05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特征的自觉把握。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代依据。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要求，解决时代问题，引领时展，开辟了符合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马克思在《序言》中深刻地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时代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首先明确提出要把时代特征作为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考察，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实践。他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提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邓小平根据时代特征发生的变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指出：“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进一步提出：“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根据。”“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率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重大判断。1984年10月，他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1985年3月，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_他认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提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开篇就明确提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始终没有变化，这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有明确的认识。在2004年明22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言。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科技革命”的准确把握

早在1958年1月就明确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1963年12月他又说：“科学技术这一仗，―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邓小平一贯重视科技工作。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时就曾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

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总结了新科技革命发展以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陕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陕。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用宽广的世界眼光看到了新科技革命的勃兴，由此制定了科技和教育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宏伟战略，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多次论述了新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发展科技，才能事半功倍。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确定的这项国策，必须在各级干部的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来，切实贯彻执行，长期坚持下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正是基于新科技革命勃兴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在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这是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正确抉择。”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把科教兴国战略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多次论述了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关键在创新的思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人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也步人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时期。发轫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也引起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奋起直追。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高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地位，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四、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全球化”的高度自觉

邓小平虽然没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但是始终用全球化的思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为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提供了时论依据；提出了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为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对外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参与全球化的基本途径，为中国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强的基础；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强有力的国际环境。

多次论述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特征，并以此作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依据。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果能够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稳定。”“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位置。”“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取。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自己。”

加人世贸组织，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决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新形势，继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在2003年6月指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市场更为开放，资金、技术、人才等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更加广泛和

迅速，为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共同发展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南北差距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大，全球环境继续恶化，跨国犯罪严重，面对挑战增加了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刻，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求同存异、扩大合作，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方向演进。”“经济全球化，既给各国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努力使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制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五、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多极化”的深刻认识

邓小平在1990年3月3日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应做好明确的定位。

多次论述了世界多极化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世界多极化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称霸和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一走向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世界多极化看做是一个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并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重大战略理念。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和谐世界”思想再次写入中央正式文件。2007年10R，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和谐世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

六、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发展”的坚定意志

中国共产党人_贯重视“科学发展”这一时代的要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邓小平论科学发展》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两本书，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自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进一步界定后，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成为引领时展的理论指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典型的时代特征。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认清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认清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认清了世界各种经济体制的长短利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惟一选择；认清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上，等等。我们才制定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政策，才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整个世界还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献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是科学的、自觉的，并一以贯之地、坚定地把时代特征作为制定国内外大政方针的主要依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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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篇8

因为世界经济持续走低，一些西方大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关于经济全球化倒退的言论近来甚嚣尘上。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全球化逆转论调再起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大众对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由于这种模式倡导建立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因此也引发了民众对全球化的批判。与全球化特征明显的“离岸”一词相对应的“向岸”一时间成为热词。

2008年以来，出现了两个阶段的全球化批判和反思，第一个阶段是2008-2010年，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民众基于自身福利的考虑而自发进行的以游行示威、学术探讨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潮流。第二阶段是2011年以后，这一阶段以各国政府出于维护本国利益而推行各种保护性壁垒政策为特征。一些国家政府甚至推出了一些明显违背全球化精神的排外政策。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称，金融危机以来，G20国家共推出了3500多项新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中的81%现仍在执行。

区域一体化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成为拒止域外经济体的工具，如美国积极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谈判国希望借此将域外国家拒之门外。另一方面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成为个别国家利益受损和不满情绪上升的“替罪羊”。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五国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欧元区在是否救助问题上迟疑不决，不仅严重伤害了部分欧洲国家民众的感情，也让外界质疑其有效性和存在的意义，区域化组织形象大打折扣。此外，目前欧洲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也让欧洲民众反感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对各国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英国甚至上演了一出脱欧闹剧。

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有明显抬头倾向，阻止全球化进程。有些人据此断言全球化进程已经停止，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主流趋势。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数据证明全球化仍在继续

上述逆全球化的种种外在表象的确会让人产生误解，但是大量经济数据让我们看到另一番景象，即全球化趋势并未停止，现在就得出结论说全球化发生逆转为时尚早。让我们看看以下指标：

人口流动。1960年全球人口流动规模不到7200万，2015年这一数值攀升到了2、4亿人，增长超过3倍。根据世行数据，2014年世界各国的国际旅游占各国进口总额比例较2013年都有所增加。2014年国际旅游收入占出口比例为5、998%，高于2013年的5、885%，2011年以来的升势得到保持。这说明，各国国民的国际旅游规模在上升，各国人民的交流在增加。国际间私人转移与雇员报酬持续增加。1970年该指标为19、29亿美元，2014年为5520、5亿美元，2015年为5537亿美元。从1970年到2015年这45年间，该指标增加了286倍。

能源消费。BP能源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日均进出口原油总量达6122、3万桶，较2014年的5818、2万桶增加5、2%。2015年原油进出口量在消费量中的比例比2014年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天然气贸易方面，2015年管道天然气进出口总额与液化天然气进出口总额分别比2014年增加270亿立方米和60亿立方米，增幅分别达到4%和1、8%。2015年天然气进出口总量在消费量中的比例比2014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

国际资金流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有些年份FDI增速出现了一些回落，但自1970年以来FDI的上升趋势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015年，全球FDI净流入较上年增加18、5%，197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12、9%。OECD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FDI流入较2008年提高20、4%。全球FDI流出头寸方面，2015年比2008年上升56、5%；全球FDI流入头寸比2008年提高72、3%。

科技出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高科技出口规模达到2、147万亿美元，比2013年的1、842万亿美元增加了17%。2014年技术合作捐助规模比1960年增加超过82倍，年均增长8、5%。2015年世界知识产权使用费为3165、78亿美元，而2008年时该指标为2339、75亿美元，七年时间增加了35、3%。

虽然货物和服务进出口GDP占比2015年同比2014年有轻微下降，但是该指标依然保持1960年以来的上升趋势，1960-2014年间年均增长6、33%，不能就此得出全球化逆转的结论。因为在全球贸易占GDP比例下降的同时，贸易流转效率提高了。贸易流转效率近十年来一直在加快。由此可见，尽管有些指标的增长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反复，全球化趋势整体上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

未来全球化将展现新特征

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一些国家尤其是小国不愿面对的。但是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高级手段。

有理由相信，作为对当全球化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的回应，全球化趋势将会以一种新的特征继续深入下去，这种新特征将主要表现为如何能在加强全球化的同时，注意进行公平分配，国家将会立足本国实际，在与经济发展之间重新做出权衡。

全球化新特征具体而言，首先将表现在国家将更加强调立足本国实际，在与经济发展之间重新作出权衡。事实证明，牺牲换不来经济发展，希腊在交出货币后也没有换来自身经济大发展。目前，各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纷纷强调的重要性。

其次，强调公平贸易。只有本国民众得益于全球化，才会支持全球化。因此，各国将更加重视国民福利的投入，不再为了加入全球化潮流而刻意迎合跨国公司等。对原来达成的经贸便利化条款进行修改或升级，使其更加公平合理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

第三，形成统一的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暴露出国家间经济政策缺乏协调的弊端。为了避免短期内局部最优经济政策给全局带来的负面冲击，各国必须加强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