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的目的(精选8篇)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1
关键词：法律论证的合理性；逻辑层；论辩层；程序层；
在法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法学将法律时常表现出来的苍白无力推到了极致，法律的严谨之于鲜活的司法实践，从条文到判决的过程不具有逻辑真值的属性。为使人们信服这个并不唯一真的过程和结论，而非恣意擅断：法律论证理论应运而生。
法律论证具有合理性。它是人们在对法律认识理性化的过程中，引发的关于法律的确定性、正当性和可预期性的问题。法律活动从法律规范出发来商谈和论辩各自行为的理由，有着共同的前提和基础，使得论辩各方更容易理解和接纳对方的主张；论证中法律主体依据逻辑规则和法律规则进行的说理及证明，具有逻辑上的说服力和法律上的正当性；法律论证的基本形式推理，排除了主观臆断及猜测的成份，使法律论证的结果具有较高的预期性。
法律论证是一种作为过程的论证,对这种过程的论证合理性评价是多层次的。根据普拉肯等法律论证学者的观点，这种多层次构造可以分为：逻辑层、论辩层、程序层。
一、逻辑层
葛洪义认为法律论证主要涉及的是如何通过合乎逻辑、事实或理性的方式来证明立法意见、司法决定、法律陈述等有关法律主张的正确性和正当性。【1】一个法律论证总是以逻辑论证为基础的,合乎逻辑是法律论证的基础,也就是说,基于论证的论述可以被重构为一个逻辑有效的论述。“只有通过有效论述,裁决(结论) 才能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前提) 中导出。因而逻辑有效性是法律论证可接受性或合理性的必要条件。”【2】这可使论证立足于一个坚实的基石。
“我们在对案件的探讨中离不开三段论,但不能把它绝对化。其他方法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不能代替三段论的基础作用。这是我们对法律逻辑的基本态度。”【3】很多学者也都认识到了法律推理的过程并不是那种纯粹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严格证明，而是内含价值判断的过程。比如麦考密克就认为，像司法三段论这种“演绎证明并不做详细阐释，它只是一个由各种价值构成的框架中的作用，正是这些价值，使得演绎证明作为终局性方式有了坚实根据"。【4】
二、论辩层
法律论证在司法判断的过程中尤为重要。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的交互对话和商谈的过程。对法官来说，法律论证使其所做的司法裁判不仅具有了法律上的根据，而且也获得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保障，从而能够为当事人双方和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对诉讼当事人而言，在相互论辩的过程中，他们得以通过法律论证这一过程为自己的主张、为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明，以说服法官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即使没能达到最初目的，因为法律论证过程已经给双方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当事人一般也会服从法官最终的裁判。
麦考密克在分析合理性的限度时曾论及：“一项合理的法律程序要求旨在支配一群人的行为的规范，从给这种行为提供严格的评价标准的意义上是规范。为了保证把这些规范经常和持久的适用于个别的情况，就必须在有关的社会内任命一些人担任司法职务。”【5】同质性较高的法律职业群体，特别是法官群体，在司法过程中日渐形成了一套自己职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并趋于统一。“在这个共同体内，存在着一些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标准(虽然这些标准是随时间和社会变迁而移动的)，这些标准告诉共同体的成员，哪种法律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哪种论据处理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哪种思维方法是可以在同僚中取得共鸣的。而律师和法官便在这些专业性、社会性的规范中进行他们的工作——一种修辞学的、以在这个解释性共同体内发挥说服力和赢取支持为目标的论辩性、对话性的实践。"【6】
三、程序层
在法律论证中，适用法律者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或者关于法律同题的判断，都必须从现行有效法规范为出发点，而不能运用法律以外的任何理由。阿列克西所说，“法律论证的合理性在其为制定法所确定这个程度上，总是与立法的合理性相关联。司法判决的绝对合理性似乎也将以立法的合理性为前提条件。”【7】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自始至终是根据法律进行的论证，都是在现行的有效法秩序内进行的，现行有效的法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场域。在法律论证中，论证者论述自己观点、主张或者关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时，不能运用法律以外的任何理由，政治的或者道德的根据在法律的论辩当中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说明不符合法治基本精神，只能以现行法律为根据，寻找恰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既要求能对客观事实的审查要满足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也要求法律的适用符合现行法律的规范主张。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8】法律论证的相对合理性最终得到的结果是许多人所共识的看法，即在法律问题上没有正确答案，更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有的是一个可以为法律职业群体所接受的答案，而且这种答案必须经得起法律职业群体的反复追问。所以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是司法裁判正确性形成的理性缘由。
参考文献：
[1] 葛洪义、试论法律论证的源流与旨趣[j]、法律科学,2004 (5) 、
[2] [荷]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张其山,焦宝乾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5、
[3] 陈金钊：探究法治实现的理论——法律方法论的学科群建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总第121期)、
[4] [英]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5] [英]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3页、
[6] 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于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7]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第352页、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2
原告诉称，其乘公交车并缴纳所规定的票款，已与公交公司达成客运合同，按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要求公交公司支付医疗费 6900、9元，误工费4550元，护理费4635元，共计16798、9元。原告购票乘坐公交车，这就与公交公司形成了实际上的客运合同关系。从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看，作为承运人的公交公司对受害人伤亡不负责任的情形，只有“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在本案中，原告所受到的伤害，是在运输过程中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不属于公交公司承担责任的两种例外范畴。
被告认为，虽然原、被告之间已形成合同关系，但双方的这一客运合同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属于一般的承运合同，而是城市公交运输合同。而城市公交客运是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和福利性质的，因而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应作限缩解释或称为合理解释，承运人只应承担与“运输业务有关的”伤害责任，否则就会使城市公交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并可能因承运人负担过重而影响公交业务的开展。所以，应将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理解为与运输业务有关的伤亡，而不应包括明显由违法、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判决书称：“原告于2000年9月18日乘被告所属12路公交车，双方形成客运合同关系。在这一合同关系中，旅客负有支付运输费用的义务，承运人负有安全运送和尽力救助遇险旅客的义务。这里的‘安全义务’应仅指承运人不得因其自身的运送行为而使旅客的人身财产处于危险的境地或者受到实际的危害。本案原告在乘坐被告的公交车时，被车上其他乘客用刀刺伤，该伤害的发生与被告的承运业务无关，被告在双方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如约履行了运输设备安全、行驶安全和救助义务；城市公交属社会公益事业，我国现行法律对公路运输没有最高赔偿额的规定，因此在公路运输中发生的与业务无关的伤害不应比照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规定由承运人负责；原告在与他人发生争执的过程中，并未告知司乘人员对方为不法分子，被告在正常行驶中到站停车开门，加害人趁机刺伤原告并夺门逃跑的责任也不在被告，而且在原告受伤后，被告与司乘人员立即将其送至医院救治，履行了救助义务。综上所述，被告对第三人给原告造成的伤害不负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的请求，理由不当，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的各项赔偿请求”。二审调解结案。
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笔者对法院的判决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其中也有一些担忧。法院的判决明显地属于创造性运用法律，运用的是司法的能动主义理论。其创造性表现为，法官在本案中限缩了第三百零二条关于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赔偿的范围，在法定的两项例外条件中增加了一项，这就是：对由于犯罪或违法对乘客所造成的损害，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可以不承担责任。对于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能动主义，笔者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而是认为正是法官的创造性，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法律的僵化，使普适性的法律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但笔者所担忧的是，如果每一位法官都可以不附带条件地、“自由”地、创造性地运用法律，那么法律意义的安全性就会受到挑战，法治理念将可能成为泡影。所以，笔者认为，司法能动主义理论的应用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法官创造性地运用法律，必须经过充分而系统的法律论证。如果没有有说服力的法律论证，创造性的运用或解释法律就可能为司法专横留下缺口。
在本案中，法官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正面问题，把对第三百零二条规定的“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的争论变成了对安全运送的论证。法官的意图很清楚，是想绕过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的字面含义而应用法律（判决书中也引用了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把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限定在与运输业务有关的范围内。但其体系解释的方法运用的结果是对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进行了限缩解释。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有如下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
法官是否有权对法律进行限缩性解释，或者说是否有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的权力
我们知道，严格法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法官必须忠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实际上是在理论上封杀了法官创造性地应用法律的可能性。但法律应用的现实告诉我们，法律中并不包含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成文法律哪怕是体系完整的法律，也只是法官等办案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有些案件中是清楚的，而在有些案件中是不清楚的。原则在这里意味着法官必须尊重法律但又不可能完全拘泥于法律。因为成文法律尽管很完善，也不可能完善到对每一个具体案件适用哪些法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因为事情很明显：（1）人们的行为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如犯罪分子不可能按照刑法的规定去犯罪，违法者也不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去违法。同时，人类的行为不仅有很大的随机性，而且每一个案件都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指南，只是对了解法律并愿意遵守法律的人来说的，而对不受其支配的人来说只是提供了一个他人进行评价的标准。（2）法律是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而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当法律条款与复杂的社会关系遭遇，会有许多需要重新解释的东西。所以，试图用普适性很强的法律去衡量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案件，就不能没有创造性的发挥，法官处理案件就不能没有能动主义的发挥。因而，我们必须承认法官在个案中有限缩或扩张解释法律概念的权力，这种权力也可以称为自由裁量权。但在这时，我们一定得警惕法官对法治的姿态。创造性地应用法律，决不是不要法律，而是要使普适性的法律适应个案的情境。为维护法治起见，法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法官创造性地应用法律必须经过详细论证，从论证的结果中寻找可以被接受的答案。而法律论证的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判决理由的证立过程，同时也是说服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听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谁要表达法律判断，谁就得以规则为依据。而这里的规则既包括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也包括法律规则以外的更普遍性的规则，法律应用既是从规则涵盖事实的思维，也是把事实普遍化的过程。这就是说法官应该具有创造性应用法律的权力。但谁确定了某一个带有创造性的命题，谁就负有命题证立的责任。结合本案来看，笔者认为法官的论证是不够充分的。按照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的理论，对某一命题的证立，可以进行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其中内部证成主要源自现行法律规范的支持，而外部证成则主要源自法律规范外的道德、价值等的支持。对创造性应用法律，关键是外部证成，即如何从第三百零二条以外的普遍规则证成该判断，但对此法官论证语言不详。但在关于此案的审委会记录中，笔者看到了一些提法，法官也在朝着论证的方向努力，只是还没有自觉地运用法律论证方法，因而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理由起码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化。
如何证立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意义的限缩解释
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的限缩解释也属于创造性地应用法律，因而法官不能进行直接的法律推理，而必须对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进行论证。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的论证可以有分析实证法学、社会法学两个方面的进路。首先，从分析实证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放到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说明。从合同法的结构看，“运输合同”一章中第一节属于一般规定。我们窥视“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的含义，就必须探究这些一般性的规定，否则就可能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在属于运输合同一般性规定的第二百八十八条中申明，“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从判决书中法官引用该条的用意来看，法官试图说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运输合同，而不是别的合同。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法官引用这一条是想说明，所谓安全运送指的是运输期间的安全运送，是与其业务相关的安全运送。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讲的也是与运输业务有关的安全运送义务，试图说明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有救助义务，而不可能把运输过程中的所有安全都包括在内（例如乘客在乘车途中被盗，运输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法官推论，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应是与运输业务有关的伤亡。
在本案中，旅客由于受到犯罪分子的伤害，其直接责任应由犯罪分子承担，而当犯罪分子不能抓获时其受伤害的经济责任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及保险合同进行赔偿。当然这样做也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公交公司完全有可能因为不用承担经济责任，而不尽其运输业务过程中的注意义务。如公交公司可以拒绝安全检测器材，可以疏于对乘客携带危险之物进行安全检查，使犯罪分子很容易把属于管制刀具之类的东西带上汽车。按照体系解释，公交公司可以不承担由于犯罪行为或其他乘客的违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公交公司应承担因其他乘客犯罪、违法行为而带来的损害，把诸如此类的与运输业务不直接相关的乘客损失都由公交公司承担，那么公交公司若要运营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成本，从而也必须大幅度提高票价满足运输资金。而大幅度地提高票价，很可能使公交公司远离市民的生活。公共交通业务的开展，本来就是为满足、方便一般低收入市民的需要而进行的。公交公司又没有那么多的财力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因而它所能承担的只能是与运输业务相关的伤亡责任。但由于其没尽相应注意和救助义务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其次，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证，法官可以要求公交公司列出每年的收支盈利情况、该公交公司每年发生多少起由违法、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亡情况，并把二者进行比较来说明公交公司的损益，以及公交公司的公益事业属性，并由此说明难以承担的诸如此类的连带赔偿责任，而不是说，“我国现行法律对公路运输没有最高赔偿额的规定，因此，在公路运输中发生的与运输业务无关的伤害不应比照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规定由承运人负责”。
限缩“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的范围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按照严格法治理论，法官解释法律应按常意（即平意）来进行。但是如果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这样，便可能出现法律的僵化，达不到法律调整社会的目的。现在，许多人仅强调法治对法官的行为的约束，但这仅仅是法治的目的之一。在社会中实行法治是件好事情，但法治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也就是通过法治限权并不意味着人是法律的奴隶。法治的目的除限权外，还应追求诸如自由、秩序、平等、效率等法律价值。这就要求法律应用者在解释法律时，可以根据法律的目的进行限缩或扩张。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与现实生活融合，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在上述案件中，如果不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进行狭义解释，公交公司设立的目的可能会失去。立法者本想通过设计其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的责任，督促搞好服务质量，但由于一系列诸如此类的案件判决，使公交公司无法生存，这决不是立法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者法官可以不考虑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可以保护的利益，我们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设置相关险种来解决。但这种险种的设立也不能以大幅度提高票价的方式来解决。另外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提出可保护利益，是因为在公交车上，乘客的有些利益是无法由公交公司来保障的。如财物的丢失，当事人难以举证，即使容易举证，法院在许多情况下也难以认证。另外，限缩解释或扩张解释还可能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等。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3
1、1、1 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国的法治实践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成就，但是十年**，使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都陷入了低谷。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也都走上了正轨，尤其是我国已经建成了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种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但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争的过程中。首先，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是自上而下建构而成。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重点受到关注的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合理性，而社会事实以及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使得很多法律规范要么因其与百姓的现实生活无关而被无视，要么因其与社会风俗、生活惯例不同而没有得到人们的自觉有效的遵守。其次，西方权利话语的力量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被人为放大，而传统的道德因素却被排斥在法院门外，导致了像《秋菊打官司》中主人公秋菊那一类人的彷徨和无助，而原本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恶人”却能逍遥法外。形式法治在法治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
针对法治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也是指导我国法学实践的基础理论面临的难题。目前中国的改革进程已步入深水区，面对着快速发展和变化着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如何能够保证我们的立法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妥善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又能够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给百姓合理的预期；如何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既排除了其它干扰，保持形式法治的纯洁性实现程序正义，而又不以牺牲传统道德、社会习俗为代价。面对诸多难题，笔者认为仅仅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对法律的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结合法社会学的实证调查、自然法学的价值研究等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才能摆脱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面临的困境。而作为分析实证主义的一种新的修正形式的制度法学在法学领域能很好的融合道德和事实，通过制度事实理论，能够综合的运用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因此，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如果能被我国法学理论界认真研究、借鉴和吸收，或许能很好的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除此之外，本人因在读书、上课，参加学术沙龙、读书会的过程中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启发，带着深刻的问题意识认真阅读了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论》，并对制度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也广泛收集了一些有关制度法论的材料。这也是选择本题的背景原因之一。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吸收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精华的同时，对法学展开解释学的、社会实证的研究，并把这几种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法学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也对中国的法学理论界自觉的开启一个研究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学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实意义：在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今天，如何更好的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传统之治向规则之治的转变，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挑战。而在向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现代精神与地方传统、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国人的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则是问题的关键。而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实现了道德、规则和事实三者之间的沟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文献综述
笔者在将近一年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针对本文的论题做了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工作，资料搜集的范围也广泛的涉及到了中外着作、网络期刊等各种形式的资料。仅就本人能力范围之内搜集到的资料而言，目前中外法学界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研究还相当的薄弱。而对于制度法学的理论，学界的普遍态度还是认为其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我目前接触到的资料来看，有关制度法学的理论，以麦考密克本人的作品居多。而爱丁堡大学也曾专门针对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理论召开过研讨会，会后还曾以一本书的形式发表了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本人能力所限，不能得到这手宝贵资料，对于研究制度法学的理论来说实为憾事。
就国内发表过的有关制度法学理论的文章数量来看，也只有几篇，研究者较少。笔者收集到的制度法学的学术期刊论文共 7 篇，但是只有唐仲清的《对‘制度事实’的法哲学思考》、陈金钊的《法律事实的定位与制度性事实--评制度法论》、温博的《事实与价值的调和--制度法学的方法论》三篇期刊文章谈到了制度法学中的制度事实理论。其中发表在南京大学法学评论上的陈金钊的文章还专门谈到了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陈金钊教授把有关法律事实的学说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前提说，一类是对象说，还有一类是本体说。陈教授认为关于法律事实本体说的提出者就是制度法学的作者们，它认为，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事实其实就是一种制度事实。同时，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他还明智的指出了我国法学理论在法律事实领域研究的薄弱现象。因为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有关法律的制定、解释、适用技术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主要片面的强调对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法律事实的研究。而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的理论无疑会增加中国法学研究的深度以及回应司法实践的能力。
在上述期刊文章中对制度法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过全面的阐述的当属张文显所写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制度法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文章指出，制度法学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对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超越，其主要原因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观，即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并在方法论上对传统法学流派（主要指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实现了突破和重组。其余几篇文章的内容大同小异，对制度法学的功过是非做了客观性的评价。而对制度法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实践理性”以及实践理性与制度事实的关系做出独到而深刻的探讨的是梁晓俭教授所着的《实践理性：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究》一文。在文中，作者精到的指出制度法学的作者们提出的关于“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的理论体现了制度法学的作者们希望在法学的研究中结合分析法学和社会学法学的用心。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事实，既有规则和规范在思想客体意义上的存在也有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存在。因此，对法学的研究，要综合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制度事实的存在依靠的是规则对客观事件的解释，而法律规则的背后体现的必然是制定规则的立法者的意志和目的，体现了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所以要想知道规范具有何种性质，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理性行为的性质，而这里的理性行为便是实践理性。通过实践理性，制度法学把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法学研究之中。最终实现了制度事实和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
除了上述所列的学术期刊之外，笔者目前没有搜集到任何有关制度法学研究的专着性文章，此外对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在博士或者硕士论文中进行专门研究的也较少。在笔者搜集到的有限的资料中，山东大学的博士生杨建军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法律事实》中的第一章“法律事实的概念”里曾有一小节来专门讨论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关系。他认为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不同，制度事实是立法者为了实现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整，而经过理性的抽象所概括出来的事实。因此，制度事实是立法者通过对复杂的具体事实进行抽象的概括而形成的抽象事实。所以当具体的法律事实发生以后，法官就能依据法律规定的抽象事实对具体的纠纷做出裁决。一个法律规范一般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而他认为制度事实就相当于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而且他还认为，法官能够对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规定的疑难案件做出格式化的分类和处理，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制度事实不仅概括在法律规则之中而且它还概括在法律原则之中，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案情变化时，法官可以依据原则中的制度事实对案件进行格式化的裁决。而法律事实与制度事实完全不同，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事实。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能够导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因此，他认为制度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事实是一种立法角度上的事实，而法律事实是司法角度上的事实。
在笔者搜集到的有关制度法学研究的 5 篇硕士论文中，其中有三篇论文的作者是出自同一个学校，西南政法大学。他们分别是论文《法律和道德的制度性结合--制度法基本理论研究》的作者席琳，论文《制度法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修正》的作者夏菲以及论文《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制度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作者徐海同。还有另外两篇，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的赵建兵写的《浅议麦考密克的制度法理论》和重庆大学贾哲写的《制度法论创制规则问题研究》。总体上，这些论文把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了对制度法学思想的梳理介绍方面，包括制度法学产生的哲学背景、制度法学的内涵以及制度法学的理论价值等等，鲜有文章讨论过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对制度法学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结合收集到的关于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有限材料，认为各个学者大部分的讨论都是集中在有关制度法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制度法学与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的内在联系。而对于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的来源、特征，以及它是如何解决以往法学流派的困境从而成就了制度法学，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建设意义等方面却鲜有论述。本文的写作目的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便在于此。制度法学体现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本体论和多元的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能够很好的融合和超越三大法学流派的分歧，也能够为中国走出目前法治建设的困境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从改革开放至今，在短短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便建立起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这种在立法方面取得成绩，并没有掩盖司法现实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如反映法律与道德之争的“泸州二奶继承案”、反映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张力的“吴英集资案”、（虽然案例并不新颖，但是如果我们不做改变的话，谁能保证日后就不再发生了呢？）以及法院遇到的一系列的执行难的问题等，这种种问题处处都在暗示着一种没有道德支撑的、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只依赖强力而存在的法律规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软弱无力。但是，我并不是在否认离开强力的法治是可行的。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种建立在形式法治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强力。而我国在形式法治的建设方面，付出的努力虽然可圈可点，但取得的成效，却不尽人意。因为大量的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案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如最近改判的发生在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以及各种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问题。
我国目前的法治困境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如何才能够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实质法治的理想成分；如何能够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也满足实质正义的要求；如何能够将国家颁布的法律转变为人们心中的法律？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那问题又出在哪？我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最终，在魏因贝格尔和麦考密克的《制度法论》中找到了答案。
在西方，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为理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形式法治的大厦不断的受到来自新自然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甚至是现实主义法学派的攻击。自然法学派以新自然法学的面貌重新出现，并再次强调法律的道德基础；经济法学派则更重视法律背后的成本收益分析；社会法学派注重对影响法律的社会现实因素的考察，甚至提出“活法”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强力挑战。它们的产生本身便说明了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旨在建立一种能够融合道德、法律、事实的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应运而生，并很好的满足了实践的需求。
而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进行很好的结合，并处理好形式法治理念与百姓心中传统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的矛盾。这是时代给我们的任务。而这一情形又与制度法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颇为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法学体现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的本体论和多元的方法论上的开放性特征，能够很好的融合和超越三大法学流派的分歧，也能够为中国走出目前法治建设的困境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考察、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搜集和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丰富的素材。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自己收集到的文献认真的阅读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旨在通过对制度法学制度事实理论的解读，指出制度事实对制度法学的本体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法学运用制度事实理论实现的对以往法学流派瓶颈的突破。最后论述了制度事实理论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制度事实范畴研究；第三部分是制度事实对法律本体论的贡献；第四部分是制度事实对于法学方法论的贡献；第五部分是制度法学的制度事实理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4
关键词：法律逻辑学；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策略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与推理和论证相关的法律类工具学科，其主要的任务是让学生能够厘清各种逻辑理论的具体内涵，以及灵活地运用各种逻辑方法于司法实践当中。而法律思维是指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认真地观察和分析各种法律案件的思维方式，其与法律逻辑学的主要任务具有相关性，所以法律逻辑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法律逻辑学可以培养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是社会公众的行为规范准则，其承担保障社会正常运作的职能，同时人们还要依靠法律来保证自身的权益不受侵犯，同时惩治社会犯罪行为。所以法律的严谨性和准确性非常重要，否则法律的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就要求法律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完全依据传统的逻辑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状况而产生的，其主要的教学内容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分别是法律逻辑的基本规律、基本概念、逻辑推理、逻辑论证、案例论证和反驳等知识，学生通过学习法律逻辑学能够掌握普通的逻辑分析方法，同时形成较强的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能力是指以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职业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观察、分析法律事实的能力，搜集和判断法律证据的能力，归纳、概括案件争执焦点的能力，判定案件性质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正确阐释法理和适用法条的能力，严谨进行法律推理和论证的能力。一般来说，法律思维能力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才能形成，但是学生通过学习法律逻辑学，可以初步形成法律思维能力。
二、法律逻辑教学的开展策略
法律逻辑学的主要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将法律逻辑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法律思维能力，所以学生必须要掌握将逻辑理论知识转化为法律思维的技能和方法。但是从当前的法律逻辑学来看，其教学内容普遍以“形式逻辑原理”+“法律实例”的形式展开，但是从实质上来看，这种教学模式并没有脱离形式逻辑的范畴，并没有有效地将法律逻辑理论与司法实践结合在一起。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现重点探究法律逻辑教学的具体开展策略，希望能够切实达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目的。
1、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方法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法律逻辑学包含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比如法律推理的标准，法律推理的技术准则，演绎、归纳、类比推理的形式推理方法等。其中形式逻辑推理是法律中最基本的、普适性最高的推理方法，但是在实际的案件当中，单纯运用法律形式推理的案件几乎不存在。辩证逻辑推理是对法律形式推理的必要补充，学生通过学习辩证逻辑推理，能够有效地拓展法律职业思维的广度和加深法律职业思维的深度，进而保证法律思维的逻辑严密性。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也应当将形式逻辑方法与辩证逻辑方法结合在一起，使得学生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两类方法开展法律推理。
2、强化批判性思维训练
批判性思维是指在理性思维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带有怀疑性质的、创新的思维，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和推理已有的认知和事实，而形成一种与别与常理的见解，从而达到探求真理的目的。批判性思维属于创新性思维的核心内容，其既具备强的逻辑分析性，又具有高度的辩证性，所以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就是强化学生对于多种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综合运用的熟练程度。
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当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渗透批判性思维，让学生能够养成自由思考的习惯，通过长期自觉理性的判断，使得学生不会盲目迷信“标准答案”，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势的局限。在课堂上，教师可以经常出一些存在错误的案例，让学生主动地纠正其中存在的法律逻辑错误，从而让学生形成辩证的法律逻辑思维形式，增强学生法律逻辑思维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学会提出恰当的问题，学会对所列示的证据材料提出合理的质疑，能够及时地识别其中存在的错误，并且用可靠的证据进行论证，最终得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3、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形式逻辑训练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应当重视这两方面内容的讲解。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方面，教师首先要开展生活化教学，选择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真实案例与教材的文字知识结合起来，在课堂上为同学们详细地分析一些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社会热点问题及有趣的逻辑典故。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书面知识直观化，使得法律逻辑学教学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实用性；另一方面，也便于学生将抽象化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理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知识实践运用能力。其次是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要选择一些案例来开展法律逻辑教学，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法律专业性、真实性以及可讨论性，能够引发学生产生不同的观点。只有教师在课堂上引用具有可讨论性的案例，才能使得学生之间产生不同的思维碰撞，以此来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法律实践能力。最后是运用论辩教学法，即引导学生针对某个具体的理论、实际的事例进行辩驳与争论，以此充分锻炼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教师在采用论辩教学法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独立地思考问题，并且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思考和理解。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地思考和分析，通过课堂所学的知识去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方法，最终得出合理的结论。这样的论辩过程，可以很好地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逻辑分析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思维的敏锐程度，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论证个人论点或反驳他人观点的能力，同时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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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证的目的篇5
关键词：法务会计 会计调查 诉讼协助 司法会计
一、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
法务会计实践的发展离不开其理论的指导，会计理论早期对法务会计的研究，是随着会计人员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而产生的。虽然国外关于法务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对法务会计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框架的探索则非常少，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侧重于对法务会计实务的探讨。而在我国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教授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下基本理论是研究及构建法务会计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础。
(一)法务会计的定义 自美国会计师默瑞克・派勒博特(1946)首次提出“ForensicAccounting”(法务会计)一词以来，关于法务会计的定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有很多阐述。如美国著名会计学家G・杰克・波罗格纳与洛贝特・J・林德奎斯特(1995)认为，法务会计是运用相关知识，对财务会计事项中有关法律问题进行解决处理，并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不管这些证据是刑事方面的，还是民事方面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召开的主题为“舞弊与法务会计”的全球化研讨会(1998)上将法务会计定义为：通过财务技能的运用以及对未决策问题的调查方法，将证据规则与此相结合的一种会计学科。我国学者盖地(1999)分别从学科和实务两个角度对法务会计进行定义：从实务角度定义，法务会计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会计资料为凭据，处理涉及法律法规的会计事项，或者以法律法规和相关会计知识审查、监察、判定、裁定、审计受理案件、受托业务；从学科角度看，法务会计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融会计和法学于一体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这些定义存在以下共识：法务会计的理论基础是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是会计学和法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性学科；法务会计所运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会计知识、法律知识以及审计、调查的技能；法务会计的目的是为法律事项的解决服务的。同时这些不同的定义存在的分歧在于阐述法务会计的角度或者出发点不同。笔者综合上述定义并从法务会计的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属性五个主要方面对法务会计做出如下定义：法务会计是受委托的特定主体针对法律事项中涉及经济纠纷的会计事项，综合运用法学和会计学知识进行会计调查、分析并做出会计解释，最终为法律鉴定提出专家意见或在法庭上作证的一种会计活动。
(二)法务会计的目标 法务会计目标是法务会计体系框架的最高层次，法务会计及其理论是建立在其目标的基础上的。法务会计目标是指法务会计信息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的，法务会计为哪些人提供何种会计信息以满足其哪些需要。盖地(2000)认为不同领域(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公检法等机关)的法务会计有其不同目标。赵如兰(2001)将法务会计的目标概括为：对经济活动(或者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供专家意见，以供法律鉴定或者在法庭上作证。戴德明、周华(2001)认为法务会计的目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约束会计职业行为使之符合恰当的法律规范；二是保护会计职业界使之免受不公正的制裁。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下，我国目前法务会计的目标，主要是为法庭审判也就是诉讼支持服务的。法务会计的其他服务如企业舞弊调查等，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目前我国法务会计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向法务会计的委托人或者授权人提供法律事项中所涉及的经济问题的会计学解释和专家意见，以有助于其对此法律事项做出决策。法务会计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法务会计业务范围和职能的不断扩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法务会计的目标也将发生变化。可以预见，我国将来逐步向西方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转变，如准许民事诉讼的原被告提供专家证人，法务会计的目标也相应会转变。因此，在确定法务会计的目标时，应在立足本国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三)法务会计的职能 法务会计的职能是法务会计本身应具有的功能。李若山(2000)按照法务会计的主要工作领域、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将法务会计的功能概括为：确认财务问题；调查财务问题；收集财务证据；解释财务信息；表达测试结果。冯萌等(2003)认为，法务会计的具体职能是专家证人、法务会计咨询和法务会计鉴定。而西方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法务会计具有两大主要职能：调查会计(Vestigative accounting)和诉讼支持(Litigation support)。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务会计职能应参考财务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同时结合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现实情况，并借鉴国外的研究，将法务会计的职能概括为两大基本职能，即会计调查和诉讼协助。会计调查是指对法律案件的经济纠纷或犯罪的调查。会计调查的工作内容是调查并分析与法律事项相关的财务事实，主要涉及调查犯罪行为证据、要求获得或拒绝给予赔偿两个重点领域。诉讼协助是指法务会计在诉讼程序中发挥作用，是指法务会计工作人员作为专业人员为协助法庭或类似司法机构做出决策，提供法律事项中的会计事实的解释并提出专家性意见。
(四)法务会计的特征 从以上对法务会计的定义和职能的探讨中，并考虑到我国具体法律体制、经济环境和会计制度，本文概括出法务会计的如下特征：一是学科综合性。法务会计涉及学科广泛，同时涉及会计、审计、法律、金融等多个领域。法务会计人员还要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具备会计知识，才能通过企业财务报表和会计凭证了解经济活动内幕；熟悉审计和调查技术，才能发现问题，指出疑点，深入调查，挖掘出问题的根源；具备刑事、民事等法律知识，才可能综合施展才能，充分利用自身发现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客户利益。二是法律服务性。法务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解释和处理法律事项中的经济纠纷或涉及财务、会计的问题。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法务会计是围绕法律事项开展业务，最终是为法律事项的处理或解决提供专家性意见或出庭作证，是会计工作者对法律工作者或当事人的专业支持，而非直接处理或解决法律事项，这是由法务会计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这也划定了法务会计的空间活动范围。从我国目前实践看，法务会计最根本的业务还是诉讼支持，这也是构建法务会计理论框架的主要立足点。三是会计学属性。法务会计是在法律事项的范围内主要运用会计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调查和分析取证的工作。从法务会计的工作内容、程序以及手段来看，其归根结底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
(五)法务会计的基本假设 法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也有其假设条件，法务会计基本假设衍生于法务会计环境，是会计报告发挥作用的限定性条件，是法务会计工作的先决条件。笔者认为，法务会计作为法学和会计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其假设应该具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应有以下四个假设：一是法律事项。类似于财务会计中的“会计主体假设”。在财务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会计主体假设规范了会计工作的范围。会计工作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而法务会计的业务范围限于法律事项(即指等待处理的涉及财产权益的案件、纠纷或未决事项)。法务会计不可能遵循会计主体假设，而应遵循法律事项假设，即事先明确为哪个法律事项的处理提供专业服务。二是犯罪留痕。此假设条件是假定法务会计所实施的对象，即法律事项中的经济问题所涉及到的财务会计资料和信息中留有犯罪痕迹，犯罪痕迹中蕴含着犯罪信息，只有犯罪留痕假设，法务会计人员才得以恰当地运用有关的技术与方法，对财务会计资料和信息中发现的有关犯罪线索和犯罪事实进行会计调查和分析取证，来证实和揭露犯罪与欺诈行为。三是可验证性。是指法务会计人员所收集的财务资料等证据是可验证的。这类似于莫茨和夏拉夫等所提出的“财务资料是可验证的”这一审计假设。该假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脱离可验证性假设，法务会计人员的结论就没有可以依靠的证据，也就根本无从检验其真伪。可验证性假设包含了对法务会计活动的证据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则要求。证据界是指一切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都属于证据；证据能力是指证据的适格性，即证据资料可以被采用为证据的资格，如物证必须是原物的规则等；证明力是指证据的价值，如仅凭口供不得作证等。四是货币计量。法务会计关注的是法律事项中涉及经济纠纷中的会计问题，特别关注的是金额方面的事项，要查实法律事项涉及的财产损失、纠纷金额、犯罪金额等财务数量信息。因此，其与财务会计一样需要货币计量假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法务会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法律鉴定或法庭作证提供专家性意见的证据，为了将调查结果恰当准确地表达出来，注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双管齐下”，计量中也会参考运用法学、证据学方面的计量方式，如调查表、流程图等计量手段，同时也会用实物指标反映，另外还可以用文字叙述来说明具体原因和情况。
二、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关系
司法会计在我国产生相对法务会计要早，20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传入我国。而在1996年《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关于“法务会计”成为美国最热门工作的报导之后，将“Forensic Accounting”译为“法务会计”就在会计学界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并成为研究热点。法务会计源出于英美法系的“ForensicAccounting”，“Forensic”一词的原文即“法庭的，辩论的”，有人将其译为“诉讼会计”。而大陆法系有一个词“Judicial Accounting”，一般译为“司法会计”。
(一)司法会计的概念 在我国司法会计发展的过程中，对司法会计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先后出现了“一元论”、“专业论”、“二元论”的观点。较为科学合理且目前被司法实践所接受的是“二元论”司法会计观，其将司法会计活动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前者以诉讼中侦查原理为依据，借鉴审计方法，将“勘验检查”与会计查账相结合，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检查技术；后者以司法鉴定理论为指导，将司法鉴定与会计要素结合起来，建立司法会计鉴定学。对司法会计的定义，目前也还没有统一的结论。顾洪涛(2000)将司法会计定义为：所谓司法会计，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为了查明经济案件或其他案件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依据法定程序，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审核、检查和验证，对照法律、法规和一定标准收集证据并且提供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武汉大学、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课题组(2003)给司法会计下了一个相对简略的定义：司法会计是为了解决案件或经济纠纷中涉及财会的专门性问题，根据诉讼主体的委托，由公安司法机关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对相关财务账证进行检查鉴定，从中收集证据并做出答定结论的独寺诉讼活动。
(二)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关系 对于两者的关系，我国会计界一直以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司法会计就是法务会计，将两者视作等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平行的、不同的，如黄申(2000)、谢玉爽(2003)从法律体系、理论来源、定义、主体和人员资格、工作划分以及具体工作六个：疗面进行论证，认为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存在区别；第三种观点认为司法会计包含在法务会计内，如赵如兰、戴建宏、喻景忠、盖地；第四种观点的代表是戴德明，认为法务会计是司法会计的一种，当司法会计的目的是为在法律框架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联系。从学科角度来看，两者都是会计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操作，都需要操作者有较强的会计理论知识和尽可能多的法律常识。从服务内容和目的看，两者都是为法庭的诉讼活动服务的。法务会计人员与司法会计人员工作的最终价值都是在法庭上体现出来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法官能够根据自己提供的报告对整个诉讼案件做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判决。
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区别。两者的区别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法务会计的法律基础属于英美法系，而司法会计的法律基础属于大陆法系，两大法系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法庭委托制度不同。法务会计不是一种诉讼活动，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法务会计人员通常接受法律事项的当事人委托，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就案件涉及的财务问题发表专家意见，法律事项的当事双方可各自同时聘请法务会计人员提供专家证言，这与普通证人的证言在法律效力上是一样的，只有被法官认可后才能作为证据采用。而受法官授权或委托的司法会计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可直接作为证据被采用，对法官的判定具有很大的的影响力。作用结果的差异也导致了研究角度的差异。实践中，一般将法务会计视为会计学中的应用会计学，主要由会计界人士研究，文章也多见于会计专业期刊，主要研究会计问题，兼顾法律。而司法会计则被认为是法学中的一门应用学科，主要由法律界人士学习和运用，相关书籍和文章也多站在法律的角度，兼顾会计问题。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6
关键词举证责任分配基本要求体系建构
引言
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制度之一。其设立目的主要是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裁判问题。因为当事人为使法官确信自己主张的事实存在，虽竭力举出证据证明之，但这种事实毕竟为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具有不可回溯性，所以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结果；而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行使者，须保障民众对国家所享有的司法请求权的实现，必对当事人的请求做出答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即是产生于这种需求。
本文拟通过对两大法系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理论或制度规定的考察，总结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些基本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研究和立法现状，在文章的最后，尝试对我们如何完善该制度作一构想。
一、两大法系举证责任分配考察
（一）大陆法第淮责任分配的考察
大陆系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学说众多，形成了大陆法第法学研究的一大奇观。大陆法系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尤以德国颇丰，其他各国均从德国引入，而实现理论的本土化。所以，本文拟以德国为重点考察对象。
1、罗马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
罗马法学家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提出了两大原则：（1）原告应负责举证义务。原先不负举证义务时，应做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先尽其举证义务时，被告应以反证原先所提出的证据；（2）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认之人。
2、19世纪末的学说发展
罗马法的上述两原则经中世纪寺院法之后，逐渐演变为原告就是其诉讼原因事实举证，被告就其抗辩要件事实进行举证。这一原则作为一般原则仅在法律有推定和主张事实为消极性主张两种情形下，才可例外。19世纪的举证责任分配实践一直沿用这项规则。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原则已不能再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至此，学者纷纷努力创立各种不同学说，期能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按研究方法的不同，可把其分为两大类：待证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
（1）待事实分类说
这类学说总的特征是根据待征事实证明难易来分配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就是凡主张的性质或内容上难以或不可能证明事实的当事人无须举证，反之，则须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不同的标准，待证事实分类说又可以分为：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
（2）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指专就个别具体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按法律构成件的性质内容，以不同的价值目标进行分类，凡归属于同一类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当事人就该项法律事实负担举证责任的学说和理论。①也就是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并不是单指某一种学说，而是多种学说的一个统称。该类学说在待证事实说兴盛时期，就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存在，但由于受消极事实说和推定说的抑制，其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待证事实分类说不断受到批判时，学者们才更多地从此角度思考举证责任的分配，直至该类学说最终完全取代待证事实分类说。这类学说按研究角度不同，有多数说和少数说之分。
①多数说
主张法律效果的当事人，就引起法律效果发生要件事实中属原因性、通常性、特有性的，负举证责任：反之，如不属原因性，例外的事实或欠缺一般要件的，则由对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而在法律效果发生后，主张该法律效果消灭的要件中，属原因性、通常性、特有性的，则由对方当事人举证。多数说包含有因果关系说，最低限度事实说，通常发生事实说和特别要件事实说。
②少数说
又称全备说，德国学者莱昂哈德认为应在实体法条文中获得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凡权利发生法律要件的一切事实，都对法律效果的存在有所影响，所以不能强行把权利发生要件的事实区分为一般要件事实及特别要件事实，积极事实及消极事实，原因事实及条件事实，从而也不能以此种分类分别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因此，莱昂哈德建构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主张法律效果成立的当事人，就发生该法律效果所必须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应负举证责任。对方就该法律效果变化或消灭所必须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应负举证责任。”②
3、举证责任分配新说
进入20世纪后，现代民法转而追求实质正义和社会妥当性，举证责任分配新说应运而生。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a、危险领域说
危险领域说乃德国学者普霍斯首倡，他认为若危险领域出自加害人所控制的危险领域，通说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受到限制而不能适用，此时，被害人对于损害发生的主观和客观要件均不负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就损害事实发生的主观和客观要件不存在负举证责任。
b、盖然性说
该说亦首创于德国，代表人物是莱纳克。该说认为在具体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时，必须依据待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低、统计上的原则及例外情况，才能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具体而言之，就是如果依据人类生活经验而统计数字、待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相对人就该事实不发生负举证责任。
c、多原则说
主张按照多个实质性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并且迄今为止影响最深的是德国学者瓦享道夫。他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以实体法所欲规律的实质价值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分配系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抽象原理，但由于公平正义本身过于抽象，必须将其具体化。
（二）英美法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考察
英美法系对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研究不如大陆法系那样透彻，它们更注重从一种务实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司法实践中，一直把提出肯定性主张事实的当事人有举证责任作为一项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但当依这一规则背离公平正义时，英国近代许多判例也指出应凭公平合理、方便和政策等方面的理由确定如何分担举证责任。
美国传统中一般认为在诉讼中主张肯定性事实者或对争点持肯定主张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在的美国通说则认为，举证责任分配不存在一般标准，只能在综合若干分配要素基础上作个别性决定，这些要素主张包括：（1）政策；（2）公平；（3）证据所持或证据距离；（4）方便；（5）盖然性；（6）经验规则；（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证明责任等等。③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要求
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要求，就是指举证责任分配所取决于的价值因素。它横跨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两大法域，所以，在从价值层面谈及举证责任分配要求时，应包括实体性和程序性两个方面具体言之：
（一）实体性要求
作为调整社会私生活的法律规范，民事实体法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但这种价值取向有些其自身是无法实现的，相当一部分必须借助于诉讼制度（尤其是举证制度）才能得以落实。这就需要举证责任分配要求与实体法的价值取向保持相对和谐，如此才能从程序上保证实体法的贯彻实施，否则，如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则必然阻碍实体法目的的实现。因此，民事实体法势必关注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包括实体法自身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对实体法实施后所达至的法律效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指：
1、法的安定性
社会经济生活虽然处于复杂的变动中，但大多数情况下不变是常态，变化是非常态，加之人们偏要稳定和惯性的心理总是希望保持现状，所以法律就以保护事物的现有状态为维护法秩序的根本。
举证责任分配乃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之间的一种风险责任划分。承担举证责任就意味着于举证不能时必定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让希望变更现状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就意味着加之于更大的风险责任，目的在于维护法的现有状态。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待证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还是英美法系的利益衡量说在这一点是一致的。
2、实现实体法的目的、政策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有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④无论是整个民事实体法，还是其中的某项具体制度某项具体规则，无一不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制定的。政策是指尚未被整全于法律之中的政府政策和惯性。⑤法官在进行裁决案件时，原则上应以法律为依据，但是在实体法规定模棱两可或未作规定的情形下，政策便构成了法官可以诉诸的非正式的法律渊源。更为重要的是适用政策裁决可以弥补现行法的不足和僵硬性，使司法能够适应纷繁的社会生活。因此，既然举证责任规则可以使实体法规则完全不起作用，实体法目的、政策又在司法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举证责任分配必须考虑实体法目的，政策。
3、使裁判最大限度贴近真实
诉讼证明活动的目的是争议事实真实地再现于法官面前，以使法官裁判建立于最大限度贴近真实基础之上。诉讼中使裁判最大限度贴近真实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诉讼过程中促使当事人尽力举出证据。因为在诉讼中让获知或能够获知案件真实情况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就能促使其举出证据，以使法官获得最高限度地内心确证。另一种情况就是确定需要利用举证责任下裁判时，如将举证责任置于否定高度盖然性事实的一方，远较置于主张高度盖然性事实一方更具有合理性，从而更能达到裁判的真实，如依据生活经验，当双方当事人为意思表示时，不撤回的意思表示远较撤回意思表示为高，故主张撤回一方应负举证责任。
（二）程序性要求
1、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是民事程序法的首要价值。无论是整个诉讼制度的设计还是某项具体诉讼程序的建构，都应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亦不例外。
程序公正最主要的条件是确保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当然这种参加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参与诉讼，实施诉讼活动它还要求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具有充分的实质性内容，所谓实质性内容，就是双方能以对等的力量展开积极的攻击防御。所以，程序公正要求在分配举证责任时不仅要明确何方当事人举出证据，而且要注意其能否举证和这种举证是否会增加其额外负担。程序公正具体要求有两项：
（1）原、被告双方负担的举证责任大致均衡
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举证责任略重于被告是合理的，但原告举证责任略重于被告并不是说要原告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要想摆脱败诉的风险，就必须能够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而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提出证据后，可有两种选择：当对方举证充分时，须举出反证；反之，只须简单的否认即可。很明显，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负担较轻。所以要让原告负担讼中的全部风险，就会使原告负担过重，处于明显劣势，造成原、被告的诉讼地位不平等，无法在对等力量基础上展开积极的攻击防御，从而违背程序公正原则。
（2）应当将举证责任置于有条件有能力举证的一方。
如果说保持双方举证责任大致均衡还可以理解为形式意义的程序公正的话，那么将举证责任置于有积极作用能力的一方其目的就在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程序公正。诉讼实践表明在当事人之间实际上往往存在着法律知识上或社会经验上的种种差距，以致于当事人就裁判所必要的事实及证据的收集、主张或举证，未能处于真正的平等地位，无从贯彻武器平等原则。再者，让较少有条件获取证据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正。所以只有将举证责任置于有能力、有条件举证的一方当事人，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
2、程序效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分析与诉讼法律之间的融合，使效益概念被引入诉讼法律领域，导致了诉讼成本与程序效益观的产生。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效益指的是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比例越小则效益越高，二者的比例越大则效益越低。它包括成本和收益两个因素。诉讼中的成本称为诉讼成本，就是指程序主体在实施诉讼行为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收益亦称诉讼收益则指当事人预期利益的实现或预期不利益的避免。程序效益影响程序主体主体参与程序的选择。所以各国在进行各种诉讼制度设计时，皆力求能以既定的诉讼成本投入获得更大的诉讼收益，实现程序效益。
举证责任分配与程序效益的关系在于：“举证责任的不同配置直接影响到诉讼的节奏，它可以加速或延缓证明的过程。”⑥诉讼节奏的快慢与诉讼中时间和金钱投入的多少即诉讼成本并行增减关系，所以说，举证责任的不同配置直接影响诉讼成本的投入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年程序效益实现与否。
3、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原属于私法上的概念，是为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及复杂的需要而引入诉讼法领域的。起始，在民事诉讼中就是否能够适用诚实信用存在很大争议。但现在，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已把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诉讼上与诚实信用原则联系最密切的为“真实义务”它是指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在诉讼中应负真实陈述的义务。真实义务在诉讼中主要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谷口安平先生把其存在形态分为多种形态。但体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主要是指用不正当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具体包括两个方面（1）故意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2）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唯一证据灭失。诉讼中，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当事人从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中获取利益，显然有悖于民事诉讼目的。为实现程序正义，更好保护善意方利益，在这类行为发生时，必须消除其给当事人带来的举证困难，方法是让实施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行为的当事人承担某种不利益的法律后果。
三、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评析与重构
（一）理论研究评析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重建法制，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被视为旧法观念长期遭到冷落。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举证责任被简单地理解为指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举证责任分配还被认为是法院和当事人之间提供证据责任的分配。当然，这些错误认识目前已经得到纠正，举证责任分配这一问题已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远远落后的。目前，关于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我国有以下观点：
1、谁主张、谁举证
这一观点被视为通说⑦，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既然主一观点是为立法所采纳的观点，所以关于它的评析我们将在后文立法评析中进行。
2、特别要件事实说
它是我国理论界在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表示质疑后引入的首个学说。它认为法证责任应作如下分配：a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必须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由对方当事人举证。b凡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应当变更或消灭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原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但过去几十年，我国民事实体法习惯于对法律条款即法律要件事实作粗略、笼统的规定，很少考虑到实体法的诉讼功能，尤其是举证功能。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把特别要件事实说引入用作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与我国目前国情是不相适宜的。
3、法律要件分类说
该说认为在我应实行法律要件分类说。⑧实际上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者忽略了法律要件分类说是一类学说的事实。诚如前文所析，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多种学说的统称，这些学说由于构架于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价值要求之上，各自强调的价值要求，举证责任分配的结果甚至存在着冲突。所以，在没有理顺这些相互冲突的学说之前，即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会给人一种不知所以然的感觉。
4、综合说
我们在此称这些学说为综合说，是因为这些学说都认为单凭某一学说是不能实现举证责任分配的，只有考虑多种要素，才能予以公平地分配。依其所涉及要素不同，可分为二种观点：
（1）法律有规定的依法律；无法律规定但可依经验法则的，依经验法则；二者皆无的，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⑨这咱观点把法律、经验法则、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种组合，并认为三者之间是一种优先适用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回避了规范说的矛盾，可以实现举证责任的公平分配，但仔细推敲，仍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就法律规定而言。叶自强先生把其限定为包括法律和司法解释，且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须明确划分了举证责任。可是这种规定毕竟是少数只能作为一种例外。其次，我们再来看经验法则。经验法则是指日常生活常识、生活经验或科学知识、科学原理、科学定理。由于经验法则是对社会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所以经验法则就常常被用来推论某事实的存在与否，以代替对某种事实的直接证明。但是经验法则本身并不能分配举证责任，所以经验法则不能作为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最后，就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来说，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前文已提及，它主要适用于妨害举证的行为。公平本来是举证责任分配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之一，如把其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标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公平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并且，举证责任分配价值追求不仅包括公平，还包括效益。如果仅仅把公平作为分配规则，是有悖于举证责任分配要求的。
（2）形式标准为主，实质标准为辅。具体言之，形式标准包括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契约、法律要件分类说，这四种标准依据上述先后顺序予以适用。实质标准则是形式标准的补充，它适用于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分配标准，当事人之间又无举证责任契约或举证责任契约因违法而无效，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又违背公正的情况。这种观点一方面力图避免法律要件分类说的缺陷，另一方面又恐完全适用实质标准，造成法官裁量权过大，从而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总体而言，笔者是赞同这种思路的。但这种分配方案也不是无瑕疵的，它既忽略了对效益价值的考虑，也忽略了法律要件分类说乃多个学说的统称。
（二）立法评析
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在实体法中就少数具体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做出规定，大量地则在诉讼中让法官根据实体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法学家的有关学说具体决定如何分配；另一种则在法律中对举证分配做出原则性规定，并就某些具体问题的举证责任在实体法中加以规定。我国采取了第二种立法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通常简称为“谁主张，谁举证”。从表面上看，这款规定似乎解决了当事人于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的风险责任划分问题，但细加分析，其不完善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举证责任分配意在由法律预设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由谁来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它应具有指引法官正确裁判的功能。然而从这款规定来看，它并不能完全体现这种功能。以致于使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对究竟由谁来承担败诉责任无所适从，从而也使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无法发挥裁判规则的功能。
第二，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正上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要求，其具体要求有两项，其一是原、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大致均衡。然而，“有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过于抽象的原则根本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其二是将举证责任置于有能力、有条件举证的一方，但“谁主张，谁举证”亦不能满足这一点。
第三，它违背了程序效益原则。由于“谁主张，谁举证”没有明确划分何方当事人应何种事实举证，因而同一项事实可能需要双方当事人举出证据。根据程序效益原则，在诉讼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增大诉讼成本必将导致程序效益的降低。最后，它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谁主张，谁举证”坚持主张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所以在诉讼中出现妨碍举证的行为时，根本无法实现对善意当事人的救济。
正是由于对举证责任分配根本原则的这种模糊理解，导致了人们对诸多相关问题的错误认识。如认为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分配举证责任不公平时，可以利用举证责任到置来调整原有举证责任配置，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是指特殊类型的诉讼中，将本属于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于被告，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举证责任转换方式。⑩它是为弥补规范说的缺陷而提出的，所以说，二者应是形影相随的。
我们再来分析上述观点，首先，就举证责任倒置基础来说，举证责任倒置，是置于规范说基础之上的，而“谁主张，谁举证”既不是规范说，又无规范说之功能。其次，假设我国司法解释中举证责任倒置可以成立。从我国立法规定来看，举证责任倒置与“谁主张，谁举证”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在我国立法层次上，后者属法律，并且无关于“例外”情况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必须提出证据予以说明，而前者属司法解释，效力上低于后者，却规定了对自己的主张可以不提出证据，而由对方举证，这难道不是司法解释对法律的一种背离。最后，前文已提及，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有两种立法例，我国采取了第二种立法例，即一般原则在诉讼中规定，具体例外规则于实体法中规定。《若干意见》第七十四条所例各种情况，在《民法通则》各其他法律中或特殊侵权行为或作为特殊情形予以规定，也就是说，立法者已利用例外规则对这些事项的举证责任进行了配置，在《若干意见》中再作为举证责任倒置予以规定有无必要？
（三）我国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系的重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重新构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确有必要。但改革现行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离不开对将要设立的制度进行合理定位。我国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建构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与我国国情节严重相适应的,符合举证责任分配基本价值要求的分配制度。
首先，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应与我国目前国情相适应。尽管制度超前可以引导社会的走向，但它是以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牺牲现实利益为代价的。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构筑一套适用性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系去解决当前司法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公，所以这套规则体系必须适合我国目前国情。
其次，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的基本要求。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要求是在分配举证责任时所考虑的一些价值目标，它是举证责任公正、合理分配的基础。但符合基本要求并不是要求每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要符合所有的要求。所以说，任何一个案件最终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只能符合与这个案件本身相适应的一些价值要求。在构建我国举证责任规则分配体系时，应选择一种相对灵活的思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系可作如下构建：法律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有举证责任契约的，依照举证责任契约；在既无法律规定又无举证责任契约的时，首先依事件类型，考虑个性特征，确定事件所需满足的基本要求，其次，依特别要件事实说予以下分配，分配结果符合按其事件类型所确立的基本要求的，遵守之，不符合的，适用利益衡量说。以下就其内容及其适用作一阐述。
1、法律规定
指立法者对举证责任的配置在实体法中做出的直接规定。这部分规定虽然比较少，但它体现了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和意图，所以应该是法律效力最高的标准。
2、举证责任契约
举证责任契约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发生前订立的关于特定法律行为中要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担问题协议。它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种属性，它既体现了实体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又体现了程序法上的处分权原则。所以只要契约的内容不与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法院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决定，按举证责任契约进行分配责任。
3、依事件类型，考虑其个性、特征，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要求
对于举证责任分配法律既无规定当事人又无约定的事件占事件的大多数，如何解决这部分事件的举证责任配置，笔者认为这部分案件就当首先按事件类型确立其基本要求，只有先确立基本要求，才能衡量最终的分配结果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也为具体的分配过程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
4、依特别要件事实予以分配，分配结果符合按其事件类型所确立的基本要求的，遵守之；不符的，适用利益衡量说。
特别要件事实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统一规则尽管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把其作业一条置于于要求之下的辅助规则应是可行的。首先，特别要件事实说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绝大数要求，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实现举证责任公平合理配置的；其次，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具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一旦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的分配反而不容易为当事人接受，当事人会把不满抛向法官，应当说特别要件事实说能够很好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吸收当事人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不满。但是如果按特别要件事实说分配得到的结果违背按其事件类型所确立的基本要求时，可由法官适用利益衡量说裁量之。
结束语
容置疑，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非常艰深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并非在于为法官提供一套操作性强的分配规则，其意在从基本理论层面对纷繁复杂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进行一次梳理，并期望能在此基顾上为我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体系构建提供一种思路。
对于这种思路，笔者认为大体认为是可行的，可是它可能仍然会受到这样一种挑战，即如何防范来自于法官方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个方面予以解决。首先，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功能。由司法解释对民事事件进行分类，确立每一类事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要求，并对于某些典型事件的举证责任配置做出规定。其次，对于举证责任分配需要法官自由裁量的案件，在诉讼开始之初，法官就应向当事人予以阐明，让当事人在诉讼之初就知道举证责任的归属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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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见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式，第374页。
②参见前引陈荣宗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第21页。
③参见陈刚著：《美国证明责任法理序说》，载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从》（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7页。
④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译本），中国政法大水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⑤参见前引参见[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465页。
⑥参见石志泉著：《诚信原则在诉讼上之适用》，载杨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⑦参见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⑧参见前引李浩著：《民事举证责任研究》，第140—141页。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7
关键词：法律事实；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推理
案件链接：
涉诉地块位于上海外滩，介于豫园和十六铺世博水门之间，占地约4、5万平方米。上海证大2010年以92、2亿元投得该地块，刷新了当时的“地王”记录。
2011年11月，上海证大以95、7亿元向海之门出售外滩地王项目。截至2011年11月2日，上海海之门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浙江复星、证大房地产、绿城及磐石投资分别直接或间接占有50%、35%、10%及5%。
到了12月29日，SOHO中国公告，通过从证大、绿城和磐石收购股权，从而持有了上海外滩8-1地块50%的股权。这也意味着，SOHO中国将与复星共同持有外滩地王项目。
在SOHO中国收购之前，复星一直掌握外滩8-1地块的控股权。但SOHO中国40亿元的收购，使得该项目变成了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
直至2012年5月31日，复星国际宣布正式就上海外滩8-1地块的权益向有关各方提出民事诉讼，以保障公司在项目上的优先认购权。
2012年11月29日，外滩8-1项目股权纷争案在上海一中院一审开庭。
一、法律事实的认定
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此处的事实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而是指法律事实，即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是经过法官的筛选后确定的作为判案依据的事实。面对具体的纠纷， 法官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法律事实的认定，以之作为判案的依据，即寻找所谓的小前提。法律事实是法官依法认定的事实，在这一认定过程中也包括了当事人以及证人等的参与。但是，诸多的事实资料最后却只能交由法官依法进行“剪裁”（普通法系交由陪审团裁定），由法官享有法律事实认定的独断型权力，从而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作出法律评价与确认。可见法官在法律事实的认定上具有独断性和权威性，虽然这并不表明法官的认定总是准确无误的。
本案中，对法律事实的认定一直存在争议。在11月29日的开庭中，有关复星是否有股东优先购买权以及复星的股东资格是否适当成为当日庭审焦点。
复星诉称，复星与证大五道口的母公司证大早在2010年4月签署了一份《合作投资协议》，根据这个“母协议”，“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该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复星的律师在法庭上宣称，SOHO受让股权的行为没有得到复星的同意，因此此项交易违反了“顶层协议”的约定。
SOHO中国、证大、绿城对此反驳称，此次证大、绿城只是把其持有海之门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转让与SOHO中国，而不是直接出售海之门股权，因此复星不拥有优先认购权。
复星方面则反驳，在该交易中，SOHO为此交易特别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构――通过收购目标公司（海之门公司）的上级公司股权，并剥离这些上级公司的资产，使其成为仅拥有目标权益公司的壳公司，其用意是绕开复星在目标公司内的优先认购权。
在合资公司中，复星、证大、绿城、磐石的股份都由下属公司持有。但是SOHO在收购复兴外的50%股权时，并没有直接收购这些下属公司持有的股权，而是收购这些下属公司的再上一级公司股权。表面上看，这种收购似乎是在上一级公司之间进行的，但目的就是为了收购下属公司的部分权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法官对于这一设计如何认定。由于本案的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像一些典型的事实一样直接归类于某一事实范型中。而是可能归类于某几个事实范型中，这就需要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公平正义观念作出权威性的认定。《公司法》确实明文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认购权。在庭审中，作为被告一方的证大方面单独辩称，在去年的11月份期间，证大就与SOHO中国达成意向交易曾两次发函给复星，但复星都没有给予回应，并且证大之所以向复星发函，只是一种交易告示，并不是向复星承认其拥有股东优先权。显然，《公司法》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只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实际操作只能由法院具体裁决。
二、法律发现
法官在裁判案件之前必须在错综复杂的法律规定中选择要适用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发现。法律事实的认定和法律发现是三段论推理最主要的最基础的工作，小前提和大前提确定以后才能按照推理规则得出相应的容易为人们接受的结论。法官发现法律首先应从制定法中寻找，这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第一步。可见法律发现的主要场所是制定法，这有利于保持法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但首先在制定法中进行法律发现并不否认在特殊情况下适用其他的法律渊源，，如在出现法律空白时可以适用公平正义观念、公序良俗、公共政策等。
本案原被告双方在法律发现上存在重大分歧，原告复星认为应该适用《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而被告却不以为然。我国《公司法》第72条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所谓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购买其他股东的权利。这种优先购买权是有限责任公司定的一种权利，公司法为了保证有限责任的股东的权利和利益，规定股东可以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种规定不仅是一种对老股东对公司的贡献的承认，也是为了在股东之间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维护公司当中的人合性。如果认为本案适用《公司法》72条的规定，质言之，如果认为复星没有行使优先认购权，意味着承认了复星的优先认购权。而如果复星优先认购权的诉求获得法庭支持，SOHO中国所在的被告一方将陷于被动。
三、法律解释
法律发现的结果可能是明确的规范也可能是模糊的规范。法律的模糊乃法律三大病灶之一，如果发现的法律是模糊的那就有必要进行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大前提具有明确性，为处理具体案件提供法律依据。法律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找到立法者的原意，而在于为案件找到合法、合理又适合于个案的判决理由。通过法律解释来明确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这一过程应由法官这一主体作为权威性的解释主体， 同时法官也必须根据法律进行解释，而不是任意进行解释。因此，法律解释具有独断性特征，这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秩序，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赖，也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即法律解释的方法。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法治原则要求法律解释首先要接受法律字面规定的约束，而不能脱离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随意解释。文义解释具有客观性，符合法治的原则和要求，因此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首先要考虑进行文义解释。只有在具有排除文义解释的理由时，才可能放弃文义解释。文义解释的严格遵守法律进行解释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其具有机械性和僵化性， 在一些情况下需要通过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来克服这一缺陷，实现法律解释的目的。
本案中一个引起广泛争议而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复星是否有股东优先购买权。《公司法》第72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公司法规定的优先购买权对公司原有股东具有普遍性，主要体现在：原有股东对于对外转让的股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同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协商不成时按各自出资比例行使权利。公司法没有规定内部股东之间转让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但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条规定给股东优先购买权留下了丰富的设计空间。
股东优先购买权，对于投资者来说具有以下意义：
1、限制外部股东加入。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 的特点，为维护公司股权结构和经营运转的稳定，投资者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设定前置程序――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设定限制条件――其他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只有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才能实现。
2、确保和增强投资者股东地位。除公司法设定的对外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外，投资者还可以要求内部股东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对内对外股权转让的最优级优先购买权，从而确保和增强自身的股东地位，甚至取得控股法律地位。
根据本案，对于复星来说，实现优先购买权利益最大化方式是，协议取得优于现有股东和未来股东的最优级优先购买权。即未来海之门公司任一股东转让股权，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转让，复星都作为第一顺序受让人，复星有权选择行使协议约定的最优级优先购买权，购买转让股权的全部或部分，在复星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其他股东才能行使次级优先购买权。如果复星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则无法协议约定复星的优先购买权。原因在于《公司法》第13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该强制性条款排除了章程的自由约定，投资者没有股份对外转让的优先购买权。因此，就本案而言，对《公司法》的第72条应该作出何种解释，取决于复星与证大在设立合资公司之初，在“母协议”中究竟是怎么约定的。
四、法律论证与法律推理
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是有区别的。法律论证是论证大前提的合理性，目的是解决大前提的缺陷，而法律推理则是根据推理规则推导出结论。司法必须要以法律为准绳，一方面法官也不能随意选择法律进行断案，另一方面在选定了法律规范之后还必须依照一定的推理规则进行。法官在选定了法律之后，要对选择适用的法律作出合理的论证，为什么用这条法律，而不是其他的，即论证大前提的合理性，属于外部证成。在认定了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寻找到了法律依据这一大前提，并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使大前提具有了明确性和合理性之后，再依据推理规则进行法律推理得出最终结论，属于内部证成。
法院若依据《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认定复星具有股东优先认购权时，首先必须论证为什么要适用《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法院若认为证大、绿城转让其持有海之门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的行为与直接出售海之门股权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并进一步从主客观方面论证SOHO中国受让股权的行为没有得到复星的同意，违反了复星与证大、绿城的“母协议”约定，从而为适用《公司法》第72条这一大前提提供了合理性支持。
法院若最终认定SOHO中国的行为侵犯了复星的股东优先认购权，这样还必须论证证大、绿城转让其持有海之门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的行为就是直接出售海之门股权的行为。因为不能直接按照推理规则推导出这一结论。这一命题，需要加入一个新的三段论来论证，这个新的三段论即属于外部证成。这一新的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新《公司法》第72条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表明新《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属于任意性条款，只有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股权转让规则的时候才适用。这就为按照推理规则进行法律推理提供了合理的大前提。
法律推理就是指以法律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的演绎推理过程。至于对作为推理前提的论证、辩论过程则由其他的法律方法、法律论证、解释等来解决。例如，本案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可以是新《公司法》第72条的法律规定，小前提是证大、绿城转让其持有海之门公司股份的控股公司的行为就是直接出售海之门股权的行为，结论是SOHO中国侵犯了复星的股东优先认购权。
法律论证的目的篇8
关键词：法务会计理论框架
一、法务会计定义
法务会计是会计与法律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这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已取得共识。但关于法务会计的定义，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加拿大会计学家斯考特(scott)、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g·杰克·波罗格纳与洛贝特、j、林德奎斯特及我国学者李若山(2001)、戴德明(2001)、张秀梅(2002)、盖地(2003)、赵如兰(2001)等。综合国内外会计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研究和认识法务会计应以法务会计工作为中心，将法务会计工作、法务会计人员、法务会计技能或理论三方面相结合。对于法务会计人员与法务会计技能与理论，中外学者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认为法务会计是特定主体将会计、审计技术、法学知识等结合起来从事的工作，但在法务会计工作，即法务会计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上差异较大。斯考特教授、g·杰克·波罗格纳与洛贝特小林德奎斯特和李若山等都认为，法务会计是用来解决会计事项中的法律问题。根据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基本原则，法律问题应由公安司法人员或律师等法律工作者解决，一般的事实问题也由法律工作者自己承担，只有较为复杂的专门性问题才交由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处理，如医学问题交法医，指纹、脚印问题交痕迹专家，会计资料交会计专家处理等。WWW、133229、coM因此，作为专业人员，法务会计只能处理事实问题当中的会计问题。戴德明关于法务会计是从规范和保护会计职业行为进而优化会计规范体系出发。笔者认为，约束会计职业行为应依靠科学规范的职业规范体系和职业道德体系，且其将法务会计看成是司法会计的一种，有一定的局限性。张秀梅和盖地认为，法务会计既能处理涉及法律的会计问题，又能运用会计和法律知识判定或裁定受理案件，解决其中的矛盾问题，过于夸大法务会计的作用，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有可能干扰法务会计人员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也容易导致理论研究时的逻辑混乱。值得注意的是法务会计的许多典型案例是会计人员的违法犯罪案件，如“安然”事件、“银广夏”事件等，既是会计事件又是法律事件。许多学者就是从这种特殊事件的角度观察和理解法务会计的，因此难以认识法务会计的本质和全貌。实际上即使是这些双重性质的案件或事项，其处理程序依然是法律工作者处理法律及其力所能及的一般性事实问题，法务会计工作者处理会计事实问题的分工协作关系。笔者认为，法务会计研究和解决的是法律事项中尤其是经济纠纷中的会计问题，对于未解决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认定。
综上所述，笔者对法务会计的定义是：特定主体将会计、审计、法学知识与调查技术、证据规则相结合，对经济案件或纠纷中的事实进行调查、计算分析和认定，用于法律鉴定或法庭作证的新兴行业。
二、法务会计的特征
(一)法律服务性法务会计为法律事项的处理或解决服务，是会计工作者对法律工作者或当事人的专业支持，是将会计语言转换成法律语言以帮助解决法律问题，因而具有法律服务性。会计为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政府机构、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其决策所需的会计信息，表现为决策服务性；审计师站在公正立场鉴证被审it@位的会计报表，以合理保证信息使用人获得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表现为社会服务性。只有法务会计是专为法律事项的处理而协助法律工作者查证相关的事实，表现为法律服务性。由此可见，法律服务性是法务会计的根本属性，了解这一点对于法务会计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法律事项性法务会计是围绕法律事项开展业务，因法律事项的发生而引起又随着法律事项的解决而终结。法务会计是协助而非直接处理或解决法律事项，是查明或认定法律事项所涉及的事实，这是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本质区别。实际上，这里所指的法律事项相当于财务会计中的会计实体，正如会计实体划定了财务会计的空间活动范围一样，法律事项划定了法务会计的空间活动范围。可见，法务会计具有鲜明的法律事项性特征。
(三)广泛应用性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都要受到法律调整，当人们在处理经济纠纷等法律事项时只要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会计专业问题，就需要法务会计提供专门服务。因此，法务会计在行政、司法机关、上市公司及其他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个人等将得到广泛应用。法务会计人员以咨询师或专家证人的身份为法庭和诉讼当事人提供专门服务，通过对特定经济犯罪、经济过失和经济纠纷案件进行会计计量与反映，对特定的经济事项提供会计分析，从而为法庭对有关案件进行最终裁决提供重要的依据。法务会计人员诉讼支持业务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开庭前参与诉讼策略制度等准备工作，收集商业事实证据计算损失，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提供证言等。调查会计业务主要涉及调查舞弊或犯罪行为证据，为公司管理部门、律师或私人服务，帮助其了解与解决与会计有关的损失，其结果也可能与诉讼支持、保险索赔或犯罪相关。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法务会计最根本的业务还是诉讼支持，这也是构建法务会计理论框架的主要立足点。
三、法务会计目标及对象
法务会计目标作为法务会计理论框架的基础，处于法务会计的中心地位，法务会计及其理论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是指法务会计信息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或境界，法务会计为哪些人提供何种会计信息，以及满足使用者的哪些需要。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下，只有法官才能决定鉴定与否和鉴定事项，当事人虽然有权提出建议或申请重新鉴定但无权做出决定。我国的司法鉴定主要是由法官来决定的，这与英美法系中控辩双方都具有鉴定权不同。我国目前法务会计的目标，主要是为法庭审判也就是诉讼支持服务的。法务会计的其他服务如企业舞弊调查等，都处于起步阶段。法务会计的目标应当是向法务会计的委托人或者授权人提供下列信息：一是解释财务、会计和审计相关问题，以有助于法务会计委托人或授权人理解己获取信息的内容、评估已获取信息的质量；二是向法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关案件审判等决策相关的信息。法务会计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法务会计业务范围和职能的不断扩展，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法务会计的目标也将发生变化。可以预见，我国将来逐步向西方的对抗式诉讼模式转变，如准许民事诉讼的原被告提供专家证人，法务会计的目标也应发生相应转变。因此，在确定法务会计的目标时，应在立足本国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从法律的视角来看，法务会计的对象是法律事项所涉及的待定会计事实。但本文所指的待定会计事实并不仅指特定会计主体反映的会计事实，因为从法务会计调查的对象看，已经远超出会计主体的范围，如对犯罪嫌疑人、法律诉讼当事人的调查等，都属于对法律主体进行调查的范围；保险理赔、财产继承等纠纷中的损失或财产的范围与金额也可能并非会计主体记录与报告的对象。另外，从反映资金运动的情况来看，会计主体通常是分期系统而完整地反映资金运动的全貌，而法务会计一般是截取某一时段或段面，甚至是这时段或段面中的某一部分。同时，法务会计还可能跨越若干个会计期间来考察某一或若干会计实体的某一部分或全部资金运动。
四、法务会计假设
(一)法务会计主体法务会计主体是法务会计调查和鉴定的执行者，法务会计主体的活动范围和活动结果必须符合诉讼要求，其结论应有一定的权威性。法务会计主体假设实质上是法务会计前提。开展法务会计活动、提供法务会计意见必然有执行主体。规定法务会计主体对法务会计活动有其意义：在启动法务会计时，必须确定法务会计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否则法务会计调查和鉴定就没有意义，这也是法务会计的独立性；法务会计主体活动及其结果必须有所依据，这种依据或者是法律，或者是契约及准则。
(二)可验证性假设是指法务会计人员所收集的财务资料等证据是可验证的。这类似于莫茨和夏拉夫等所提出的“财务资料是可验证的”这一审计假设。该假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脱离可验证性假设，法务会计人员的结论就没有可以依靠的证据，也就根本无从检验其真伪。可验证性假设包含了对法务会计活动的证据的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则要求。证据界是指一切可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都属于证据。证据能力是指证据的适格性，即证据资料可以被采用为证据的资格，如物证必须是原物的规则等。证明力是指证据的价值，如仅凭口供不得作证等。
(三)货币计量法务会计关注的是法律事项或经济纠纷中的会计问题，特别关注的是金额方面的损失，要查实法律事项涉及的财产损失、纠纷金额、犯罪金额等财务数量信息。由此，其与财务会计一样需要货币计量假设j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法务会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法律鉴定或法庭作证提供专家性意见的证据，为了将调查结果恰当准确地表达出来，注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双管齐下”，计量中也会参考运用法学、证据学方面的计量方式，如调查表、流程图等计量手段，同时也会用实物指标反映，另外还可以用文字叙述来说明具体原因和情况。
五、法务会计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法务会计师在执行业务过程中应保持实质和形式上双重独立，确保与当事人之间必须毫无利害关系，保持客观公正的发表意见。对有关事项的调查、判断和意见的表达，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地根据调查结果，公平、公正地提供专家性意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经济秩序。我国和国外的相关法律都要求有利益冲突的鉴定人应当回避，这种要求是为了保证达到客观公正性。
(二)合法性原则 所谓合法性一是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如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不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不符合合法性标准。二是证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式。诉讼法律对证据的种类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对各种证据的型号也作出明确的要求。如物证、书证必须附卷，不能直接附卷的要通过照相、录像、制作模型等方式附卷。鉴定结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鉴定报告必须有两个鉴定人签名等。三是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收集或提供，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严禁伪造、隐匿证据。
(三)相关性原则 法务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指法务会计专家的意见或结论与需要认定的、有争议的事实相关。从法律上讲，这种相关性要求法务会计专家的意见对案件的判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必须是客观的，不存在客观联系的事实不能成为证据。法律规定对收集到的各种根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须查清证据确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外，还必须查清证据确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因此，证据调查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时，不仅要对证据是否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出认定，还必须对证据与案件是否存在相关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充分性原则 法务会计目标所依赖的证据都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内的证据数量、类别和性质状态都因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充分}生原则指必须有一定的证据量，从而保证该法务会计目标下的证据体系的定整性。在法律判案时，对证据的数量有时可以通过立法来决定。但是对于法务会计人员来讲，如何把握充分性这个度，原则上应当做到两点：一是所有法务会计人员的认定都有相关的证据去支持；二是法务会计人员所作的每一项认定之间所支持的证据没有相互矛盾。
(五)排伪法原则 排伪法是法律用语，是指利用事物的规律性来排除一些伪证的方法或法律规定，这是法务会计证据运用的原则之一。对于法务会计人员来讲，要调查清楚事件的真实性，有时候会陷入到证据的海洋之中。而法务会计人员本身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成本、精力投入，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充分的、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则必须去除那些自相矛盾的、不正确的证据或数据。这些数据或证据有些是因为被调查者言不由衷的假证，有些是因为偶然巧合形成的，容易迷惑真相。一般来讲，排伪法有关联法则，即利用证据的关联性排除伪证的法则；矛盾法则，即利用事实之司的矛盾排除伪证的法则；实践法则，即通过实践排除伪证的法则。在国际上法务会计人员常用的五步调查法中，有个步骤是系统的净化数据，这是排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五、法务会计程序及法务会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