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环境(精选8篇)
农业经济环境篇1
一、重庆市休闲观光农业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区位条件。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多为山地和丘陵，土地类型多样；重庆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为多种动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生物资源非常丰富。2006-201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由31%提高到37%，并顺利建成了58个自然保护区，其总面积约占全市的10、8%。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为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此外，重庆与川、湘、鄂、贵、陕五个省份交界，交通运输非常便利，并且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2、发达的旅游业。重庆共有自然、人文景点300余处，4A级以上的有47个，自然景色集山、水、林、泉、瀑、峡、洞于一体，文化景观熔三峡文化、巴渝文化、陪都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据一项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2013年共接待过夜游客6388、13万人次，同比增长高达5、86%；接待入境游客223、63万人次，旅游创汇收入高达11、78亿美元。
（二）劣势分析
1、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匮乏。休闲观光农业主要依靠当地村民进行投资和管理，但由于农村地区长期教育水平落后，思想较为封闭，导致该产业的管理和服务人员素质偏低，经营和发展目光短浅；此外，由于该产业处于发展期，各大中专院校对该产业关注度不高，专业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导致该行业的高端人才急缺，技术支撑相对薄弱；从而对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推动休闲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模式同质化，缺乏特色。重庆目前的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大同小异，主要模式集中在“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看农家生活”。同质化使得经营户不仅很难培养自身客户的忠诚度，而且容易形成恶性竞争，不利于休闲农业观光的健康发展。例如：北碚区缙云山上的“农家乐”将近上百家，但娱乐方式单调，缺乏新意；像“美丽乡村嘉年华”这样能够提供垂钓、花卉观赏等集休闲度假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旅游点少之又少。
（三）机会分析
1、“假日经济”带来发展机遇。国家推出“黄金周”等各种法定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旅游提供了时间保障。据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市民周末以及黄金周更愿意到郊区去游玩。可见，城市居民渴望在节假日等闲暇时间能够回归大自然，呼吸乡土气息，释放学习、工作上的压力，并且能够亲自购买新鲜的农产品。因此，未来强劲的市场需求将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2、政策扶持和区域经济的建设。休闲观光农业可以通过整合农村资源，满足人们对亲近大自然的需求；同时可以达到关注“三农”、协调“三产”、发展“三生”农业的效果，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它是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政府大力扶持的项目。此外，随着“成渝经济区”以及“西三角经济区”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把重庆塑造成中西部地区的一个旅游集散中心。
（四）威胁分析
一方面，有些景点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超负荷接待游客，同时部分游客存在破坏环境等不文明的行为；外来游客的素质和观念会影响到当地的淳朴民风，同时由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商业性质，也可能使原本纯朴善良的居民失去原生的品格；这些都影响着休闲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重庆的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还受到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威胁，其中来自四川的影响应该是最明显的。因为四川无论是在地理、气候还是自然环境方面都和重庆非常类似， 这对重庆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构成的威胁不容小觑。
二、重庆市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建议
（一）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打造自有品牌。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制定优惠政策，有效利用现有科技、人才、资金等资源，推动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对休闲观光农业的相关税收，鼓励经营者开发特色产品。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当地特有的历史以及乡土文化的内在本质，依靠西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对特定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包装，提高休闲观光农业的档次水平，同时利用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这些特色产品的知名度。
农业经济环境篇2
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农业文化特征与心态。从经济意识来看，“天下重农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把农业放在首位。农业的兴旺衰败一直是衡量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是否稳定与富足的重要标志。中国在古代社会中，生产力较为低下，人口日益膨胀，生存者温饱问题一直处于首要地位。因此，农业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极力解决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亩，春种秋收，世世代代，年复一年。这种生产方式，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形成独出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这种农业文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重农尚农、重农抑商一直成为治国的长策
统治者认识到社会安定是以农耕的稳定为基础。商鞅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重农抑商；《吕氏春秋上农》[1]：“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管子》把农业作为“本”，工商为“末”，劝戒统治者“务本”，“重本”、“抑末”[2]。重农抑商的观念在中国式的农业社会根深蒂固。
（二）土地的多寡成为衡量人的地位、财富的标志
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出于现实需要还是出于对理想追求，土地都成为整个社会成员梦想攫取的内容。《孟子•梁惠王上》“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是第一位的。土地不仅仅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衣食之资，而且成为身份高下的体现，它代表着财富、荣誉和地位，所以，人们遵守“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信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值》[3]：“人生不可无田，……有天方有福，盖‘福’从‘田’”。从中可以看出农业文化的民众心态。
（三）重实际、黜（chù）玄想的务实精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倾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无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收获。农人的务实作业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化，君子务实”，是中国贤人倡导的精神，反对华而不实。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的思辨体系，因而被西方人赞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四）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样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他们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状态。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住有定，耕作有时，安土重迁是他们固有的观念，《礼记•哀公问》“不能安土（安居在土地上），不能乐天（以天赐的命运为乐），不能成其身。”所以，在古代背井离乡总带有悲伤之感，游子思乡是永恒的题材，皇天后土代表人们的信仰。“重耳流亡时，野人与之殃。”
（五）历法、民俗节日，都与农事密切相关
夏历的二十四节气紧紧和农事气候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的“蜡祭”等等。总之，无论政治、制度、哲学观念、精神气质、民风民俗，都和农业文化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与土地打交道，生活俭仆之中，却有着乐观精神，这种环境精神也培育出“安平乐道”生活观念。人民对生活不抱过多的奢望，常反省自己是否知足，是否能够安于天命，知足也就心安。这与农业文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着内在联系，是一种与当今时代不相吻合的保守的人生哲学，使人不思进取，满足现状，碌碌无为。知足常乐，靠天吃饭，它不能给人以前进的激励，只能给人精神上的麻痹。知足不进，不进则退，人生存就要奋斗，随遇而安永远不能改变现状，固步自封永远不能达到目的。
（六）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异观念
中国人受着对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及四时、四季、春夏秋冬、日出日落因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使之产生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易传》“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的朝代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各种变换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公式，便是循环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哲学表证。农业社会中，社会运行缓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求久”观念应运而生。《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4]，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述。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历代王朝与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这种守旧和永恒意识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落后。
二、古代农业经济、文化的启示对“三农”经济、文化的开放
古代经济、文化的落后，给中国农业经济、文化造成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了农业经济环境，使“三农”经济、文化发生一系列变化。
一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变为总需求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食品消费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使农产品供给增长在受到资源的约束的同时，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农业结构问题凸显，农产品价格低迷，增产难以增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往往容易产生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忽视耕地保护等倾向，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可能导致农产品供求出现新的波动。
二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动也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提速，农村劳动力加快由种植业向养殖业转移，由农业向非农业流动，由农村向城镇集聚。据统计，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大批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进入城镇经商务工，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社会发展中对良好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农民就业观念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日益增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和流动的动因也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外出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是轻而易举的事了。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由过去一人进城到现在的全家进城，由暂时居住到购房定居，由从事简单劳动到从事技术工种，由离乡不离土到离乡又离土。有的进城农民，正在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企业工人和工商业经营者。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格局将继续呈现农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急步上升、外出就业的势头还会加剧。
三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了变化。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基础，但收入增长的来源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农民收入由主要来自农业转向农业和非农业并举，农业收入由主要来自种植业转向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举，农民增收由主要靠增加产量、提高价格转向主要靠提高效益，扩大就业。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工资性收入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60%。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四是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各国农业联系更为紧密，农业专业化分工日益明显，农产品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加入世贸组织，既为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为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农产品出入创造了条件，也使我国农业发展更加直接地面临来自国际市场、国外产品和技术的严峻挑战。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我们对国际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农产品生产的丰歉、价格的高低、品种的多少、质量的优劣，往往直接影响和冲击着国内的生产和市场。特别是一些地区、一些品种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已非常密切，农产品进出口已成为一些地区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五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在农产品短缺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产量、保障供给，但往往忽视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在农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主要发展农村经济，往往很难顾得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和自身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农业和农村发展，不仅要保持数量增长，而且要注重改善结构、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不仅要开发利用资源，而且要重视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要繁荣经济，而且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发生的重大变化，既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气象和新机遇，也带来了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对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面临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双重挑战，面临着农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双重调整，面临着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的双重目标，面临着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事业的双重任务。我们必须全面理解新阶段的内涵，深刻认识新阶段的特征，准确把握新阶段的规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快农村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倡导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新的。
发展科学技术关键是培养人才问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首先是解决为“三农”服务的人才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及有关部门已多次指出：“发展教育是最好的扶贫，办好职业教育是最直接的扶贫”。发展职业教育是为“三农”服务的有力措施。中国的职业教育是农业现代化动力，而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把建立在直接经验和手工工具基础上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即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手段和设施装备农业的过程，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经济活动的过程，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武装农业劳动者的过程，也是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的过程。其本质是农业劳动观念的现代化、劳动技术的现代化、劳动管理的现代化和劳动工具的现代化。由此可知，“三农”的新变化，是“三农”经济环境的影响，使中国经济、文化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三、问题与研究
由于近代农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中国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不够完善、不够全面、不够稳妥，因此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探讨和研究。首先值得研究的是农民与土地问题，中国农民是主体，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十多亿人口吃饭问题全靠农民解决，农民全靠土地生产粮食，俗话说“：土地是无价之宝，土地生黄金。”土地是衡量农民的地位和财富，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没有土地，结果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解放后，通过，农民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得到了合理经营和开发利用，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国土地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也是农村农民问题的一次大的变革。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可是对土地的使用率下降了。主要表现在非农业生产用地过多，把大量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和房屋开发，同时随着农村经营形式的改变，有一大部分农民转入城镇务工，有些还在城镇定住，造成部分农田闲置，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已采取了如何保护耕地面积的措施，但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靠城市建设和房屋开发部门，按照国家的整体布局，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不搞一统而起，一时而散，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已是很多了，对当前的房地产热国家必须采取调控措施，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否则再过若干年后，中国人只能到月球上去生活了。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造成土地闲置无人耕种，这主要靠改善农民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年年增产增收，生活舒适安定，把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为“农闲而出（外出打工），农忙而归（回家务农）”的劳作方式，让这批农民队伍成为“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主力军，这样他们既有农村的农业经济收入，又有外出务工的辅助收入，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他们既居住在农村，又有一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让这批农民队伍构筑起一座城乡网络的桥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自然缩小了。由此看来，农民与土地问题相继也得到了妥善解决。
农业经济环境篇3
随着我国人口总数的不断增加，经济发展压力巨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扩张不仅使得城市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也遭到极大破坏，极不利于农村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情况来看，工农业污染严重，导致农村人口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因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正确。采用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在有效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进农村经济的生态化、高效化发展，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道路。
1 走生态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性
农村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人口的当前生活质量，还将决定其未来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村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就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情况来看，不仅耕地面积减少，且资源问题日益严重，生活生产污染加剧。走生态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改变传统的粗放式、污染式发展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当前的污染形式，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还能逐渐走出一条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极大改善农村人口的物质生活和生存环境[1-2]。
2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
2、1 耕地面积下降，能源水源不足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下降和能源、水源的不足。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耕地面积原本较小，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急剧扩张和农村建筑占用耕地现象频发，使得耕地面积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北方农村的水资源严重缺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巨大需求。这就导致农村的农业生产受阻，经济发展水平很难得到有效提高[3-4]。
2、2 生活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
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废弃物大量增加。由于国家和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不够，且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不足，导致无论是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还是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电子废弃品、电池等均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到环境当中。土壤和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2、3 工农业生产加剧生态环境污染
为降低生产投入成本，避免对城市造成环境污染，化工业企业往往将企业建在农村地区，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三废”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和废水污染不仅造成粮食减产，一些耕地甚至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农业生产同样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化肥、农药等药物的使用不仅严重影响农产品品质，还造成对农村土壤和水质、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3 改进生态环境基础上促进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策略
3、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生态环保意识
为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促进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应首先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加大对农村人口的农村生态环境科普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并使其认识到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消除传统落后观念带来的不利影响，避免人们过分关注眼前利益，消除乱砍乱伐和盲目发展行为。同时，加强学校教育，从小普及生态环保知识。
3、2 强化立法监督，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
强化立法监督，一方面落实生育政策，避免人口数量激增造成人均耕地数量的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在强化普法力度的同时，对于恶意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行为严厉监管和打击。如明确工业生产中废弃物处理细则，避免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
3、3 加大资金投入，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建设
由各级政府牵头，加大生态农业建设的资金投入，并通过宽松的政策制度鼓励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同时，通过政策手段，推动环境产业的发展。如一方面让企业享有环境治理收益权，并享有环境治理的资源再利用权，以有效激发企业的环境治理热情，并极大推动环境产业的发展。此外，通过生态农业试点县和村的建设，发挥其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示范带头作用，让更多的县和村的农村人口投身到生态农业建设当中。
3、4 加大科研力度，开发绿色农业与生态旅游
当前农村对于生态农业的认识水平仍较低，其在生态农业的发展上缺乏明确方向和技术指导，为此，政府应通过资金投入以加大科研力度，有效推动绿色农业和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加强生态农业应用型技术研究的同时，加大其在农村的推广力度，使广大农民能够认识并懂得如何利用先进技术从事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生产。此外，不断优化农村环境，抓住当前的生态旅游热点，开发农业生态旅游。既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还能扩大生态农业经济发展范围。
4 结语
在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优化的同时，发展生态农业经济，是当前和未来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政府在不断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的同时，强化立法监督，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此外，还应加大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开发绿色农业与生态旅游，并有效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建设。激发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热情和积极性，引领农民走上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5]。
农业经济环境篇4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很小。
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屯率先开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一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行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一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屯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算。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块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是以劳动力补偿的方式进行偿还。这种砍甘蔗的互助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一）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基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庄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1]。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J村正处于一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甘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基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2]，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很少有村庄政治精英参与农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以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查，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四）低层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淡化了村民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围，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4]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着村庄治理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和控制。
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庄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息、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
农业经济环境篇5
一、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思维的转变，提高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也开始走向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传统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变化，由此也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思维的转变，而现代农业管理方向的转变就是其一个重要的体现。目前我国农产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中都已经渗入了农业经济管理的痕迹，并且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农业产品质量与安全保障方面，农业经济的深加工方面，这些都成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目标的提出，传统农业的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在这种发展规划和目标的引导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和方式的转变也就势在必行。相关农业管理人员在思维转变的基础上还必须重视对农业经济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加强他们在专业知识和能力上的建设，同时促进他们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使他们在意识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以及农业经济管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树立对农业经济管理重视的态度。
二、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一个必经的核心途径，因为农业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完善能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保证，对其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障碍能够进行有效地扫除。在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从而在财政预算方面加大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国家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宏观调控制度方面也要加强及建设，建立相应的农业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制度和风险应急预案；并且要重视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农业经济管理服务体系，调整在农业经济结构，促进高新农业技术的研发活动，开展对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培训，创新农村经济制度，这些措施既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水平的关键措施。
三、加强农业经济产业化经营
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的推行可以有效地促进其发展，并且这种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措施还实现了对农业产品基地建设的促进。在我国相关农业合作政策不断制定和颁布的条件下，各种类型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的利益政策指引下，各种组合和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个体也被联系起来，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的发展和完善，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水平。比如在一些农产品龙头企业的引领下，更多的农业产品生产基地被建立起来，在满足企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共赢，增加了收入，实现了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四、推进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农业经济环境篇6
一、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要正确分析农牧业各自对种植业的需求与生态的关系
油田开发以来，大庆地区农牧经济生态区域的增长，与农牧业发展为求得生存的需要，与油田农牧经济需求所相适应的生态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农业经济对垦殖草场的需要，牧业经济在保持自己生产方式独特性前提下对种植业的些许需要两个线索来逐一分析。当然，个中不排除农业垦殖对草原的强力推进。
从油田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与移民城市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油田一系列成功的农牧开发政策的实施，这里的农牧分布格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另外，由于畜牧业经济产品的单一缺陷，需要农业产品作为补充。也使得油田农牧业开始依赖油田开发进程，尤其随着居民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量的加大，有的农牧企业便利用临近的农耕基础而从事起简单的农业种植经济。农业争夺草场，畜牧也需要农田，所以在农牧交汇处开辟草场，改牧业生态为农耕生态的主观行为渐多，经济区域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变纠葛缠绕，彼此依存。
目前，油田农牧在经济生产方式变化的交错冲突中也相互调适，形成新的生态经济发展势态。油田产能建设占地与农牧业占地矛盾日异突出，并由此引发了工农之间的协调，政府和企业为此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总的看是利农、补农。因此农业发展自然会引起旧有生态系统的局部改变，并带给畜牧业经济一定的影响，弱化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随着新的经济类型的出现，其原有的经济布局发生改变是必然的，只是这一过程是在缓慢而不经意间发生着。类似的现象在油田的农牧业企业都有发生。
农业对草原的垦殖，是为减缓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造成的生活资料的缺乏为根本原因的。大庆地区草原农耕区域的扩大自油田开发以来就在不间断中进行着，除了生态脆弱的碱滩沙丘等不宜开垦地外，凡是有水源和土质肥沃的地方都逐渐被开垦。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有水源和能够垦殖的地方均已开辟为农田。在当时以重视农业经济为先导的形势下，垦殖草场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只能种植一两年也在所不惜。不过个别地区已有的垦区反映了这里的土壤不适合农业。这里土壤沙质，含碱性极重。一般垦地种植一次后，待土壤肥力自然恢复，若继续垦种就会影响到草原生态。所以垦殖也是时垦时荒，仅在水源充足、灌溉方便、土壤肥沃的区域，有粗放的垦种。就这一情况来看，若没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油田农牧业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油田开发，大部分原来林木较多的地区均遭到破坏。毁林毁草严重破坏了油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草原自然恢复能力减弱，农业不成，牧业不兴，部分耕地不得不被迫退耕还牧或弃耕，草场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农牧矛盾日渐突出。故时人考察后评价说“大庆极有希望之生产事业，持续发展首推畜牧业”，“故振兴畜牧，实较垦殖为得计”。
农牧业经济与油田开发双方在争夺富源方面的拉锯战，并不是一味的此长彼消，因地理气候、发展目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依然保持着某种经济成分的优势。
二、二次创业中不能忽视农牧业与油田开发双方争夺草场耕地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
不可否认，油田开发的成功，解决了我国的石油资源缺少的矛盾。为了持续发展，因发展而争夺“草场和耕地资源”的纷争此消彼长。其结果生成了新的农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生成的农牧经济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弱化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
农牧经济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相应的自然生态环境。牧业经济为了生存要争得草场，农业垦殖也需要土地，双方为争得富源，必然要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大庆在处理农牧与开发油田双方争夺水草的过程中，有保护农耕的主旨。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农牧经济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在生产周期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农业经济较牧业经济有着生产周期短、生产成本和风险小等特性，故而在双方争夺土地、水源的拉锯中更有强力，因而农牧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不过，在农牧生产方式交替演进的过程中，生态恶化已经显现。农田已经是“幅员狭隘,十地九沙”。另外，水渠所浇灌的地亩数也在减少。因生态变迁而争夺草场和水源的纷争，不仅存在于农牧业之间，在农业和农业，牧业和牧业之间也同样存在。就草原纷争来看，由于生齿日繁，过量畜牧，导致草原生态退化，也时常引发社会矛盾。上世纪以来，大庆加强了对大庆地方农牧生产的行政管理。农牧界限的推移与水土流失强度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较，农业的影响要大于牧业，这不仅仅是因为农区的人口密度要大于牧区，换句话说，除了人为因素外，植被、地表组成物质等多种多样的自然因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植被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植被的变化主要是林木面积的缩小，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油田区域的扩展，一部分草地和林地被征用，自然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和干扰，保持植被原貌的土地越来越少。
在农牧业经济的相互拉锯之中，草场开辟为农田，后又荒芜的现象也较严重。开垦、抛荒、耕地增减不定的过程，使草原大体呈现出减少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非线性过程所表现出的就是植被破坏，土壤不能有效地涵养水分，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乃至沙化。
上述从表面上看扩大了农业区，但实质上加剧了农牧矛盾，引发了发展矛盾。由垦殖而引起的农牧冲突等社会问题也早已经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并认为就大庆的实际情形来看，更“宜于畜牧”。主要表现在：（1）垦殖移民，仅解决一部分人之生活问题；于国家之立场，应为全体油田人民着
想，使其生计提高。（2）农业不宜发达；而畜牧则不受交通限制，产品亦易于销售。（3）在贸易上，牧畜可以出口，增加输出。（4）农业投入的资本较畜牧多，而大庆非兴水利，广造森林，不足以复兴农业，而牧畜则不然。（5）就地质而言，大庆大部分土地，黄土层甚浅，设行垦殖，即土层之侵蚀作用更大，则易成沙化；而牧畜，则极浅之土层，因生牧草关系，可使土层不易起侵蚀作用。因此，一味讲求垦殖，而不注重气候、地势、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抛弃畜牧的观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大庆“气候寒冷，雨量稀少，春季霜去较迟，秋季见霜过早之区，只能宜林木，不能骤事农垦。因热冷剧变，冀作物有良好之生长与收获，势所不能。”同样，忽略大庆区域土壤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而不是因地制宜地实施相宜的经济形式，也会造成生态失衡。所以在研究了大庆地区农牧业经济变迁后，所做出的总结应是“大庆地区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
农业经济环境篇7
【关键词】土壤环境；农业经济增长；VAR；模型
一、引言
随着农村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关于农业生产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沿用Grossman和Krueger（1993）等研究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关系所运用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验证方法，来探究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张晖、胡浩（2009）通过建立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与过剩氮污染的经济计量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均过剩氮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1]还有一类是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通过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如梁流涛、曲福天等（2013）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在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探寻了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得出经济作物比重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等结论。[2]第三类是以沈霞林（2011）为代表，选取多个因素作为农业经济发展指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测算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水平与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以给出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差异的经济解释。[3]本文正是在包含以上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展开了对农业生产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的是VAR模型，数据方面，以1994～2014年这20年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托，以农业一项的产值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指标，以化肥、农药及地膜的投入密度为基础计算出的土壤环境污染综合值[4]作为土壤污染测算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另外，考虑到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农业发展水平都有所不同，所以本文对所研究的区域进行了划分。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地理方位的不同，将研究的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一共七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5]。在基础数据处理上，为避免物价波动的干扰，本文将每年农业总产值都折算为1994年可比价，同时，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将代表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农业总产值以及代表土壤环境的土壤环境污染综合值再分别进行对数化处理，其对应形式分别为lngdp、lnsoil，而下文中的Dlngdp、Dlnsoil与D(lngdp，2)、D(lnsoil，2)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差分序列。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的前提是保证序列的平稳性，因此一般情况下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原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序列的平稳性。[6]本文选取较为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处理过的数据进行检验。通过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七个地区中，除了华东地区的lngdp与lnsoil是在二阶差分形式下同时平稳外，其他地区的lngdp与lnsoil都是在一阶差分形式下同时平稳，所以，华东地区是二阶单整序列，其他地区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为了进一步判断土壤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为此本文采取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Jo-hansen协整检验，做进一步探究。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佳滞后期，华东、西南、华北、东北地区的lngdp与lnsoil之间有协整关系，而华中、华南以及西北地区lngdp与lnsoil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这说明，前者的土壤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协整关系，而后者两者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最佳滞后期并不显著。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三个地区的土壤环境或农业经济增长已经基本达到了饱和，因此造成土壤环境的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或农业经济增长对土壤环境的变化没有显著的反应。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只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并不能明确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向。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为之前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华北、东北、西南地区的土壤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都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所以在此使用原序列进行长短期的Granger因果检验，而华中、华南与西北地区没有长期协整关系，所以在此用一阶差分形式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此外，华东地区因为是二阶单整，所以也用一阶差分形式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最佳滞后期，华北、东北地区存在lnsoil到lngdp的单项因果关系，西北也存在Dlnsoil到Dlngdp的单项因果关系，而西南地区存在lngdp到lnsoil的单项因果关系，华东也存在Dlngdp到Dlnsoil的单项因果关系，但华中、华南地区的Dlngdp和Dlnsoil并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前期土壤环境的变化对随后的农业经济增长的程度有较大影响，而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则是前期的农业经济增长的程度对随后的土壤环境变化有较大影响，华中、华南地区土壤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四）方差分解
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和度量土壤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获得不同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各个变量波动的方差贡献率构成。下表1-1、表1-2给出了各个地区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表1-1、表1-2的方差结果表明，（1）各地区经过5个预测期以后，系统就已经基本稳定。（2）土壤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均主要来自于自身，农业经济增长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都在80%以上，土壤环境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除了西南地区外也都在60%以上。（3）农业经济增长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在2%-15%之间，其中西北、东北地区所受影响最大占到了15%左右，其次为华北、华南、华东、华中，影响最小的是西南地区，仅为2%。（4）土壤环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西南地区影响最大，达到了60%，其次是华东、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影响程度在30%左右，而华中、华南地区土壤环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分别为13%何9%左右。
四、结论
农业经济环境篇8
摘要：农业技术的经济价值必须通过空间扩散来实现，而扩散效果的高低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因此，首先肯定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重要性，然后对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进行因素分析，构建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优化空间扩散环境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工作
科技进步与创新必须借助于有效的技术扩散，才能实现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农业技术也不例外。而相得益彰的外部环境是推动农业技术有序扩散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这个地区差异显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分析、评价、优化农业技术空间扩散所处的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1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作用
农业技术扩散是一个时间推移和空间蔓延的复合过程，源于某个地域单元的农业技术逐渐被广阔的地域范围所接受、采纳、应用就是农业技术的空间扩散，其扩散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发源地与技术接受地的技术落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借鉴传播论、替代论、学习论、博弈论等技术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农业技术扩散研究也全面展开，其中农技扩散时间维研究(孙振玉，1993；赵绪福，1996)比较突出，而农技扩散空间维研究则较为薄弱。相对工业，农业是一个区位自由度较弱的产业，它的区域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相同的农业技术会得到大相径庭的“待遇”，因此，探讨农业技术扩散的空间规律是研究农业技术扩散必不可少的工作。
既然是农业技术在地域空间上的传播和蔓延，那么扩散行为就必然面临各式各样的空间环境，实质上，农技空间扩散就是一个农技创新与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所谓的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就是一定时空领域内影响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各类外部因素的综合体，它具有区域性、动态性、差异性、系统性等一系列的特征。
农技的空间扩散有4种方式：就近扩散、跳跃式扩散、等级扩散、随机扩散。具体采用哪种方式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性能指标，如赢利性、可得性、风险性、可操作性等，还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1就近扩散是技术从创新源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呈现空间的连续性。扩散前提是创新源地与相邻地区有着相似的环境，联系方便，互动明显。
2跳跃式扩散是技术从创新源向空间上不相邻的地区扩散，之所以放弃扩散的邻近效益，是因为相邻地区与创新源的环境差别显著，不宜作为技术接受区，于是技术跨过相邻区，向远处适宜区迈进。
3等级扩散是创新源的技术按照中心地等级体系由上至下地进行，一般遵循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农村的次序。
决定技术扩散方向的不是距离远近，而是扩散环境对技术的接受能力，正是各级地域环境所形成等级落差推动了技术的梯度推移。
4随机扩散是一种无规律的扩散，这种无序状态是由于地区之间信息不畅，对所要扩散地区环境缺乏了解所致。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扩散环境的异质性造成空间扩散方式的多样性。技术扩散环境不仅影响扩散的空间类型，还影响扩散的效果和速度。技术扩散的动力除了来源于扩散要素的本身，即：技术创新地和技术接受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来源于扩散环境的激励，如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技术需求，政府新型的农业政策鼓励。同时，环境也会成为扩散运行的阻力，如滞后的农业发展水平，闭塞的信息环境。因此，扩散环境是技术空间扩散的外因，在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科技兴农”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技术创新成果问世，但平均转化率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操作上存在盲目性、在策略上缺乏针对性、在运行上呈现低效性。
我国的一些农业科技园区由于对当地宏观环境缺乏细致的考察，“独善其身”，溢出效益非常有限，农业园区内的成果无法带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又一轮“嵌入式”经济现象。例如：西北杨陵的农业科技园区的繁荣和园区外农村地区的落后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环境研究势在必行，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技创新源地的技术推广者更好地了解技术扩散的外部因素，从而针对地域特征采用适宜的推广模式，提高农技创新扩散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为渴望先进技术的农业地区优化和改善自身环境，积极地迎接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成果而提供决策服务。
2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要素
本文根据对农业技术扩散运行的影响程度将众多的外部因素归纳于6个子环境系统，对各个子系统及所属因素进行剖析，以便掌握系统的全貌。
（1）自然生态环境。农业是人们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依靠动植物的生理机能，促进和控制生物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将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能量转化成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农业生产的一切活动都是循序渐进在给定的光、热、水、土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的，农业所具有的强烈的季节性、连续性、周期性、地域性，使得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的农业技术需求。技术推广主体必须了解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考评生态的承载能力和脆弱程度，根据环境的自然属性，因地制宜地推广与地方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农业技术，真正实现技术对经济的带动。
（2）农业发展水平。
先进的技术总是被高水平的地区首先接受，然后再向下一个层次渗透，农业技术也是如此，因而，农业发展的水平与农业技术的等级是相吻合的，客观地评估地区现存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贡献程度，有助于明确农技扩散的方向和类型。农业的规模经营，可以使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应用达到规模门槛，因为相比小规模分散的小农经济，大规模的集中式的农业经营可以有效地积累原始资本，降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在中国地区间的土地经营规模的差异往往造成地区间技术采用的不平衡。农产品的深度开发和加工，农业产业链的延长以及农业产业链内部结构的升级都可以调动农户投资新技术的积极性。事实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激发农民新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
农产品的需求层次也可以影响农民进行技术革新的兴趣，在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的前提下，居民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却不断升级，绿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风靡促使农民通过技术手段来占据新的市场。
（3）中介服务状况。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各类农业技术中介机构是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桥梁，它们所提供的盈利性或公益性中介服务是推动技术成果在创新源地和技术接受地之间流动的重要力量。农业技术中介服务表现为：进行市场调研，收集市场信息，宣传新型技术，辅助农民选择技术；组织供应良种、新饲料、新农药等先进生产资料；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收购或推销在新技术指导下生产的农产品等等。
完善规范的农技中介机构能够与农民互动互惠，益于扩散主体与扩散客体之间建立稳定、快捷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可以减少农技扩散的随机性，促进农业科技资源在空间的合理配置。
（4）信息网络环境。技术扩散最典型的空间特征就是距离衰减效应，即随着距离的增加，扩散的强度逐渐降低，而便捷的交通、邮电、信息网络可以有效地降低距离的摩擦系数，使得技术扩散的范围扩大。
因此，区域必须具备开放性，拥有四通八达的外联网络，为技术创新方与技术接受方相互交流所产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自山流动提供物质载体。在农村，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除了亲戚邻里的口头言传，还依赖各种信息媒介，有传统的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影、电视，还有先进的互联网，这些信息渠道能够消除山于信息不充分而造成的技术扩散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扩散的成功率。特别是快捷的互联网平台可以轻易地克服空间的阻隔，大幅减少农技空间传播的时间和成本。
（5）农业科技政策。
“科技兴农”是我国加速农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一系列的完整规范的科技政策和行为规范作为支持。科技政策是农业技术扩散的软环境内容，引导、协调、规划、扶持着各项与农业技术有关的行为。正确的农业科技政策导向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快技术传播扩散的保障。在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中有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组织政策、对外政策以及农业科技成果的评估、奖励、转换制度等组分。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多数技术又具有公益性，研发和推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灵活的融资渠道，因此，财政优惠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关键组分。
（6）社会文化环境。
新型技术的接受度与地区的人口素质、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偏爱喜好、心理素质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较高者一般是新技术先驱者，而文化水平较低者都为新技术的追随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接受者掌握技术的水平和运用技术的熟练程度；年龄构成中，青年者居多则倾向于高风险、高报酬的技术，老年者居多则倾向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机械化技术。在民风民俗中，如果社区氛围过于封闭，农民则会对于生产条件的改善、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反应迟钝，对新技术采取保持常态，规避风险的做法。
3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评价
根据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定性分析，本文遴选出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因素作为环境评价的主要考量，以便从定量角度来完成对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如附表所示。在指标体系中，每个因素都有相应的参考解释性指标，其中一些不具备具体数值的定性指标，可以通过模糊价值评判进行量化分级。
继而，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主成分法等方法来确定各个因素的权重值，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到一地农技扩散环境的综合评价值。
4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优化
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极大地制约了技术扩散的效率，因此，推动农技空间扩散有必要从环境的完善与优化入手。根据环境因素在整个技术扩散系统中的重要性与可控程度，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展开。
（1）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机械化、石油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波及全球，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问题，例如：耕地退化、土壤板结、作物病虫害加重、农产品安全性下降等。因此，为了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环境，必须走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特色农业的道路，选择绿色农业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无废少废技术，通过构建循环型农业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
（2）消除地区与部门之间的扩散屏障，促进技术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地区的开放与合作是推进农技空间扩散的动力，而行政保护、部门垄断、地区封锁是阻隔农技空间流动的桎梏。因此，必须打通地区间农业科技资源的交流“壁垒”，使技术扩散所需的各类资源在自山流动中得到最优配置。进行技术市场的有序化与规范化建设，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激励技术交易。整合和集成固有的农业技术资源，建立有效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将一个个异构的、封闭的农业创新与推广的小系统，链接成为联通与互融的区域农业科技大平台。
（3）将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加大农业技术推广政策的优惠力度。农业是基础性产业，比较利益低，需求弹性小，农业技术又多具有公益性或外部性，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完全解决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问题，因而必须将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合。政府的调控主要表现在：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技术市场运行，保障技术供给方和使用方的合法权益；在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为农民采用技术提供更大的政策优惠，以降低农民技术革新的风险。对于环保型农业技术的传播考虑支付部分资金补贴，以经济利益激发农民保护生态的自觉性。在财政政策中，保证农业支出的涨幅高于财政收入的涨幅，大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建设，增强造血机制。
（4）提高技术推广机构的空间渗透力，构建体系健全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为了适应技术扩散的空间特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空间上的布局应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结构，但是，我国现有15、5万个农技推广机构多设置到县一级，真正需要技术指导的乡村却成为技术推广的盲区。因此，为了与实际地域系统的等级体系相吻合，应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队6个层次的技术推广体系，省设立农技推广总站，统筹全省农技推广工作；市、县建立推广中心，承担管理和推广双重任务；乡、镇成立农技服务站；行政村成立农技组，配备农民技术员；大队建立科技示范户，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满足农民经常性、多样性的技术需求。
（5）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拓宽信息渠道，促进技术交流。互联网技术可以省略交流的中间环节，将技术扩散的网络组织结构扁平化，增强扩散传播者和技术接受者之间的可知性和透明度。
同时，互联网对于地域空间的超越性特点非常适合乡村分散的居住模式，因此，应通过信息化建设为农技传播构筑平台。在我国农村应继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农业信息标准，丰富农业信息资源，降低信息使用成本。完善现有的农业信息中心、农业信息数据库、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逐步将科研院所的信息化推向农村与农户的信息化，为普通农民提供决策服务。
（6）普及农业知识、开阔农民的眼界，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在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技能缺乏是制约农技空间扩散的主要原因。今后应继续贯彻落实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根据农民素质的层次性选择相应的推广方法，深入浅出地进行农业科技宣传，开展中级农业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培养农民对外界的新技术、新市场反应、判断、理解和正确决策的能力。在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农民参与农业技术研究过程，研究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新技术。
参考文献：
［1］胡虹文、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技术扩散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5）
［2］赵维双、技术创新扩散的环境与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