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趋势(精选8篇)
家庭教育的趋势篇1
关键词： 教育券 学校选择 价值分析
教育法制建设的价值理想之一是具有可选择性，其基本含义包括受教育者（包括家庭）有选择教育――何种类型的学校、何种类型的课程，以及何种类型的教师――的权利和机会。①可选择性是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必然的一个价值选择。重视和尊重选择意味着重视和尊重个性。在尊重个性和主体性已成为人类社会和世界教育主旋律的今天，可选择性作为教育政策价值标准符合人类社会和教育尊重与张扬个性、主体性的趋势。我国教育不断发展，教育法制建设价值之一的教育可选择性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这也与世界教育改革的趋势相符合。在教育法制建设过程中，与可选择性相关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基础教育阶段家长的教育（学校）选择权，其本质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前提下对教育条件和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也是对学校和教学方式的选择。
近年来，中小学择校的热度不断升温，同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富裕或地位优势家庭的孩子能够凭借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选择优质的学校，得到较好的教育机会。而经济条件有限和弱势家庭中的孩子就很少有机会选择优质或适合自己的学校，由于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差距很大，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得到的教育机会少而且质量不高，造成大部分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失去进入优秀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近年来，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2011年所有新生中更是少有来自农村。照此发展，我国教育不均衡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两极分化将愈演愈烈，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埋下一些不稳定因素。因此，尽力消除教育不公平现象，给每个孩子公平接受相同教育的机会成为当务之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禁止学生择校，采用微机排位的方式分配学校，这违背了学校具有可选择性的要求和世界教育改革趋势，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关系腐败丛生，学生为了能进好学校，学习奥数等课程，希望能具备进入优质学校的优势，这给学生带来了过于沉重的学习负担。寻求更为科学公平的方法让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教育法制建设中学校可选择性的权利，都有机会选择优质学校或适合的学校则是必经之路。教育券就是让学生都有选择学校的权利，能有机会接受到公平的教育，也让教育法制建设更与时俱进。
1、教育券
教育券是由弗里德曼提出的，就是由原本的政府直接拨款给公立学校，转向政府以教育券（代金券）的形式拨款给学生和家庭，再由学生或家长选择就读的学校，而学校在招收到学生后，才能获得学生手中的教育券，从而得到相应的教育经费。教育券使学生及其家庭能够利用公共基金自主择校入学，人们常常把这一思想的提出归功于弥尔顿・弗里德曼，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汤姆・佩恩。教育券其实是市场经济自由化以来，公共事业或准公共事业领域也开始实行市场化，不再由政府计划式调控，而加入更多市场选择的因素。然而，学校选择运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地区相对成功和类似教育券的计划的引入却是一种新现象。美国和其他地区在这方面的大规模行动已经拉开序幕。在美国密尔沃基进行了教育权计划，“允许1000名低收入……学生使用州政府基金选择一所私立的、无宗教派别的学校。该基金所提供的数额每年都会进行调整”。克立弗岛和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也实行了相类似的计划。同样，佛蒙特州允许居住在没有公立学校的74个城镇的学生就读于“公立的或被认可的独立的私立中学，学生父母可在本周内外选择学校，并由诚征学校委员为支付学费”。②在中国浙江省长兴，也曾试行了教育券计划，对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一次性发放面额5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该县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券的功能，又将教育券功能扩展到扶持贫困学生上，确定了自2002年秋季起，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获得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获得300元的教育券。长兴教育券制度试行一年来，其显著成效已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但是还有些方面考虑稍显欠缺。
2、教育券的价值
2、1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弗里德曼所设想的教育券制度中，传统上在公共教育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替代选择（政府决定拨款给谁和拨款的数量）将转变为公民社会选择（家长和学生决定把教育券投向哪所学校），同时又伴随学校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这样学生和家长权利增强，使得学校由之前的以学校为主体的管理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管理，更注重学生的权利和学生的效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学生和家长的选择，获得教育拨款。管理模式的转变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权利――对学校信息的知情权，对学校管理建议决定权，在学校得到尊重的权利等，这能有所缓解目前学校中学生权利薄弱，学校占主导地位的不平衡现象。
管理模式转变是学校更为人性化，更注重学生的利益，这对学生权益及学校服务质量提升起着关键作用，使学校的垄断权有所动摇。由于教育经费的有限，使得学校薄弱的管理机制，无效的科层结构必须进行改革，最大化、最大效率地利用教育拨款，这样学校的资源利用效率会大大提升。完善学校机制，更为有效地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程度，即提高学校生产效率，并足以抵消学生带来的负面配置效应。学校要获得学生手中的教育券，就必须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学校必须开设多样性的课程，适应学生的需要，才能吸引生源。
2、2竞争中的价值
学生和家长持有的教育券可以选择学校，学校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经费，所以各学校之间会为了生源开始竞争。这种供给者之间的市场选择和竞争机制能创造更高的效率。良性的竞争促使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注重多样性。学生也能通过各学校的竞争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对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这样能促使更多的民办学校的产生，使学生的选择进一步增加，对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起重要作用。根据弥尔顿・弗里德曼提出来的，对公立学校的税收支持，曲解了学校教育消费者和提供者的动机。学校消费者的动机被曲解，是因为在学区内居住的孩子，被鼓励到本学区内的公办学校就读，而不是民办学校或者其他学校，这样就赋予了公办学校对学区内的居民进行地方垄断的权利。③因此，即使公办学校不能提供给家庭所需要的教育类型与教育质量，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招收到学生。而教育券使得家长和学生有权用脚投票，教育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适合和教育质量高的学校就读，这样更多学生选择高质量的民办学校，接受更为适合和优质的学校教育，并且能促进高质量私人民办学校的产生，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办学。
2、3促进社会公平
当前教育体制下，中小学学校选择存在很多问题，富裕家庭选择的学校范围大，他们可以通过选择好的学区房或者进入优质民办中学或通过关系来实现学校选择。而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选择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到私立民办学校或变更居住地到优秀公立学校的学区，经济能力受到制约，不太能实现。因此，在教育起点上和教育机会上就不公平。而通过教育券，学校选择权利有限的人就可以为子女找到更好的学校，或者利用杠杆原理来改善他们子女目前所就读学校的教学环境。（美国教育部，1991，P41）这样才能改善目前教育不均衡不平等的现象，从而缩小贫富家庭的教育差距，教育机会更平等，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另外，使用教育券后，学校的选择不再受居住地限制，人们对居住地选择也不再受学区的影响，使得贫富家庭的选择房屋时不受学区的限制，也能抑制学区周边房价过高增长。
3、实行中的配套机制
3、1教育券面值大小影响学校的选择
根据美国教育券计划的实行，教育券的面值大小影响了教育消费者对学校的选择。当教育券的面值较小，大大低于民办学校的学费时，家长需要支付多出来的教育经费，家长还是倾向选择相对薄弱的公办学校，而不会选择民办学校。而当教育券的面值跟民办学校学费差距不大时，家长可能会更多地选择适合孩子的学校。
3、2交通费用纳入教育券考虑范围
美国的教育券计划中，即使在有教育券的情况下，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低收入家庭也很少愿意或有能力支付交通费用去其他学区的学校，他们仍然选择居住地附近的学校。因为，弱势家庭不能够负担搬家或者交通的费用，也不习惯于迁徙和长途交通，他们就不会选择离居住地较远的合适的学校。这样，政府在进行教育券计划时，应考虑对低收入家庭的交通补贴机制，并健全学生上学交通的体系，让低收入家庭真正有能力选择其他学区的学校。
3、3信息机制的健全
实行教育券后，各学校的信息对于家长的选择来说尤为重要。如果社会和家庭不能充分了解学校所提供教育的有关信息，学校教育市场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对货物的分配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即消费者和公司充分了解预期产品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和物品或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不对称，那么市场的优势就不能清晰地显现，市场竞争就无法保证物品或服务提供者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④学校教育的消费者和提供者无法享有对等的信息，因为信息不对称是教育的固有特征，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因此政府应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缺失的信息，然后引入市场行为。政府应对教育内容进行公共监督，并传递给学生和家长。
家长的背景及教育程度使得家长对于学校的信息不平等，低收入家庭和缺乏教育的家长可能得不到相关的信息或缺乏对信息分析能力，会误解对学校教育选择的信息，那么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很有可能做出错误的教育选择。因此，政府除了设立公共教育信息的机制，还应该设置专门信息咨询指导中心，方便家长咨询了解相关学校教育信心，从而使教育券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教育法制建设实现可选择性过程中，教育券具有很多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行教育券政策时，要确定主要的针对人群，改善他们学校选择的机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教育券具体制度进行调整，也要考虑教育券实行中的一些缺陷，从而建立配套机制进行弥补改善，使教育券制度发挥最大的效用，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注释：
①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31、
②③④埃尔查南・科恩著、刘笑飞译、教育券与学校选择［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参考文献：
家庭教育的趋势篇2
面对这一新形势，乡民政办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基层民政优势，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婚姻家庭和社会稳定工作。结合本乡实际，就近年来的婚姻家庭做法、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效和现状进行了调查思考。
一、基本现状
近些年来，家庭日趋小型化，多为4口之家或2口之家，子女结婚后多会采取与父母分家生活。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非婚同居、未婚早孕早生逐年增多，离婚率和赡养老人纠纷呈现上升的趋势。农村离婚现象日益突出，对传统的农村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20*～20*年的5年间全乡结婚267对534人，离婚9对18人
*
二、存在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现象
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困扰着我乡党政相关部门。改革开放后，婚俗和传统婚姻家庭发生了变化，由于受电视、电影、小说、录像等影响，年轻人的爱情观、婚姻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以前由父母作主或媒妁之言的婚姻转变为年轻人自己决定自己婚姻，出现了事实婚姻。还有为数不少的父母和子女法制观念淡薄，明知《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但随着青年人性生理早熟和观、性观念、性道德的变化，婚前变得越来越多，做父母的不严加管教，这成为早婚早孕早生的直接原因。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有50%以上的女青年已怀孕，少数女青年仅18、19岁就生下了一孩，等达到法定年龄再到民政办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怪现象。
三、农村家庭离婚案件和赡养纠纷增多的主要原因
1、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与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频繁向外流动，走出闭塞的山区环境，到外面寻找增收致富新路子，导致经济独立，人与人交往增多，新的人际关系因素很容易渗透到原有婚姻关系中，从而破坏了原有的婚姻关系。
2、家庭暴力是引发家庭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家庭暴力所致，离婚案件在农村有增无减。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感情不合，或因男方喜欢、酗酒等恶习，女方责骂后便经常打架吵闹，或因家庭琐事争吵而导致离婚。农村男女一般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夫妻间产生隔阂后不能及时沟通，若双方或家庭其他成员因意见异议而产生分歧后，导致夫妻感情恶化，一气之下就协议离婚或上诉法院，根本不考虑子女的健康成长。
3、婚外情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因男女双方或一方长年在外打工，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有了巨大改变，产生了婚外情。有的是原有婚姻感情基础就不牢固，外出务工后，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少数农村妇女道德观念、家庭美德、家庭责任心和法制意识淡薄，一但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就违背传统美德，不顾丈夫与孩子，离家出走，长年或几年杳无音讯。
4、农村养老纠纷增多。很多60～70多岁的老年人还自立自强地过着自给自足、无人孝敬、独立门户的日子，有部分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依靠家庭子女供给，供给采取兄弟几个共同承担，约每个老年人年均得到赡养费300—600元。有些老人一生劳碌，积下了一身的疾病，由于没有钱，只好拖着疼着忍着等着生命结束。大部分老年人苦到丧失劳动力为止，只有少数人靠儿子赡养，而且赡养过程中有的家庭兄弟之间或老人与子女之间会发生矛盾纠纷。
四、对以上存在问题的思考建议
为减少农村离婚案件、家庭暴力、赡养纠纷和早婚早育及非婚生育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加大普法力度，加大《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山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开展传统道德教育，让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人们转变婚育观念、善待婚姻、善待老人。让更多的家庭生活得美好、幸福、和谐，从而使每个家庭充满真情与真爱。
家庭教育的趋势篇3
【关键词】农村青少年；犯罪；动机；状况；预防
一、当前农村青少年犯罪的状况
（一）作为犯罪主体的农村青少年初次犯罪年龄有所下降。据统计，80年代以来农村青少年犯罪人的平均年龄较过去降低了1至2岁，14岁至17岁已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发年龄段。据相关的专家调查研究表明：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呈现的是很清楚的低龄化趋势。而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农村青少年犯罪中，有54人为14-16岁这个年龄阶段，占12、4%的比例；有181人为16-18岁这个年龄阶段，占41、5%；201个18-25岁的人的年龄，占46、1%。从调查数据和图标，在14 -16岁的年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呈上升趋势；16-18岁一般少年犯罪人数有增加的趋势；和18-25岁这年龄，农村青少年犯罪的数量，显示浮动的趋势，所以更大的灵活性有201人为18-25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占46、1%。时而呈现上升趋势，时而又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有效的防护措施若能够在此阶段采取，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青少年犯罪，能够取得较好的功效。综上所述，我认为，农村青少年大多是由于城乡经济差距的加大，使农村的教育资源、教育能力和教育水平有限。作为教育部门，应该广泛地对农村青少年加大法制教育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应该对14-18岁这个犯罪人数呈上涨趋势的年龄阶段，因为青春叛逆时期就正好是这个年龄段，所以我们更加需要获得更多的法制宣传教育，防止这些长期生活在农村，涉世未深的农村青少年误入歧途。如果这个年龄的罪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我相信在这个阶段18-25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将有所下降。总之，不仅犯罪趋向年轻化，犯罪率也有所增加。
（二）农村青少年犯罪的类型。在农村青少年犯罪中，常见的有盗窃、故意伤害、非法斗殴等。最为突出要数性犯罪。由于农村的娱乐方式有限，青少年的生活枯燥乏味，时常以电视剧和书籍作为消遣。书刊和黄色影碟在农村管制得又不如城市里严格。所以很容易流传到青少年手中，诱惑腐蚀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对两性关系产生错误认识，而好奇心强于自制力差等因素的结合，往往容易导致性犯罪。
（三）形态逐步变化的农村青少年犯罪。（1）以犯罪团伙形式的犯罪这种情况十分突出。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出，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大约有超过80%的团伙犯罪。由于农村青少年少不更事，单独行动不易成功，所以结成团伙实施犯罪行为，再加之农村青少年所受的教育水品有限，学历低、经历少、阅历浅，所以作案毫无顾忌，这使得在他们所犯案件性质恶劣。
二、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世界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都有着自己生产、发展的变化的原因。而农村青少年犯罪为什么值得大家高度重视，也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作为农村青少年，往往他们的社会经验很浅，并且活动范围也有限，所受的影响也一般来自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以及他们个人自身这几方面：
（一）家庭作为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
家庭，是作为对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家庭教育是不能被其他任何教育取代的。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家庭教育。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比较小，所以对家庭的依赖性很强，与身边的人长期居住生活在一起，往往也更容易受他们的习惯、性格、行为的影响。所以，把家庭作为出发点，防止青少年犯罪，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父母扮演着孩子第一人老师的这个角色，他们一方面不仅要用科学，健康教育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应该注意生活中的细节，不要求胜心切，需要耐心与严格兼备。遇到孩子犯错时，应该理性的去分析原因，帮助其纠正自身的错误。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对孩子的成长有显着的影响，所以作为父母更应该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而家庭环境一般来说，也被划分成大约两种类型：
1、 家庭结构不完整。在农村，很多父母外出误工，许多都是干的非常辛苦的重体力活，容易发生意外事故，还有的父母长期分隔两地工作，导致感情不和婚姻破裂。而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家庭结构不完整，包括了父母丧偶、父母离异、父母再婚这三种情况。而留守儿童们长期缺乏正确引导，他们不能够理解父母的离异、再婚，无法接受父母丧偶的事实。在同龄人中他们会觉得十分自卑，性格往往比较孤僻，易多愁善感，心理上经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缺乏父母照顾未成年人，时常会感到周围的人际关系十分冷漠，会带着这种偏见，误认为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他们离开了父母的身边，进入社会，如果一旦受到外界的不利影响，抵抗力较低的他们，也会使悲剧也随之发生。
2、 家庭环境恶劣。由于农村夫妻文化水平有限，父母作风不正或行为不轨等问题又经常引起双方互相打骂，使青少年产生了对家庭、婚姻的恐惧。而有的家长整日忙着工作、应酬，有的家长整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违法乱纪的，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顾。心理畸形发展的青少年通常也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中被迫形成的，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和欺骗他们或者利用他们，很容易使他们误入歧途。
（二）教育作为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农村的教育水平有限，并且为农村提供精神文化资源的师资力量也十分薄弱，因为农村的环境异常艰苦，所以导致教师资源严重流失，而很多在岗的教师也心猿意马，想着如何走出大山，没有优秀的教师，没有良好的教育，再加之贫富差距的加大，农村青少年更容易犯罪。
（三）社会环境作为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
1、 社会就业率低。有的农村青少年刚出社会，由于现今就业率低的局势，使他们无论是从学历还是能力来看都无法胜任当今社会的工作，这使他们倍受打击。就业不仅体现出了经济的意义所在，还从精神需求方面反映出他们的需要。他们往往产生的一些消极的心理反应，一部分也是因为生活中的困难所在，而更重要的是，就业的不公平，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阻力。首先，人数多岗位少是当今就业的趋势，并且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不平衡，行业不平衡，也是导致城乡就业不公的重要原因。其次，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未完善，企业等用人单位存在暗箱操作、透明度不高以及各种对农村青少年就业歧视的现象。这些问题都使得农村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就业的恐惧心理。未就业的农村年轻人都可能遭受不良的诱惑，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 青少年的自身原因。青少年不管是从生理或者心理发展都是是位于特殊的时期，所以有极差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非常容易冲动，而且在面对困境时不能拥有良好的情绪，鲁莽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之一。年轻人自己的应该注意提升自己的素质，因为其好或坏的品质，是确定是否犯罪的关键。一些年轻人自身素质，应变能力，这往往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加上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有限，缺乏法制观念，所以一旦受到外部因素，刺激，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三、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一）预防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原则
1、 对于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必须“立足于教育和保护”，城乡结合，把教育和保护原则相结合。所有青少年的犯罪预防工作都应该重视青少年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把保护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作为出发点，以实现预防青少年犯罪达到教育和保护青少年的目的。教育和保护，如果我们能做到有机结合，一定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2、 对于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问题来看，我们应该从孩子小时候着手。这里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它应该从一个年轻的年龄抓起，因为童年是孩子第一个成长阶段，就想保护水资源一样，从水流的源头开始保护，才能够更加有效地避免河流的污染。其次，因为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在小事上，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而且也有助于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品格。
3、 对于如何看待农村青少年的不良行为这一问题，我们采取的方式应该从预防和纠正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积极的预防措施是应该被有效采取的，这样才能预防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并制止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严重不当行为被实施时，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及时矫治。（矫治：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防止或纠正严重不良行为）。
（二）预防减少农村青少年犯罪的措施
1999年6月28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并决定，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是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从中国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实际出发，找到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和它对危害未成年人的危害，在保护青少年基础上所归纳总结的。这是在中国的法制建设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的法律，结合当前的新形势下，找到最好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
1、 我们应该从提高家长的素质着手，提高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学习、生活的摇篮，而父母也是是孩子的在成长路上的第一任老师，也就是说，家长的素质会影响他们的孩子，家庭教育也对预防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质量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创建一个不仅健康而且积极的生活环境，家长应该加强对青少年心理学，教育学，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法律意识，培养高雅的爱好，注意自己的言行，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
2、 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也应该坚持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作为老师，应该对道德教育充分重视，不仅要关注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也不能歧视成绩差的学生。在具体工作中，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校对于法治教育的问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并且将其制度化。其次，是要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持有崇高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第三，努力提高教师的法律质量，每位教师要真正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要任务，决不允许体罚学生的现象出现，
3、 我们应该加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因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部门应该研究和制订农村青少年法制教育计划，提高农村青少年的法律制度和教育工作。同时要加强农村的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农村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
农村青少年犯罪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不仅直接损害了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农村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遏制农村青少年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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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趋势篇4
关键词： 青少年 犯罪 特点 原因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然而近十几年来，少年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席卷全球具有共同性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面临着青少年违法犯罪增到，犯罪率上升的严重状况。
一、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呈现出“六多”态势
从少年违法犯罪主体的年龄、性别、身份等因素来看，表现出“六多”的态势。一是文化水平低的多。二是低年龄主体呈现增加趋势。三是女性青少年犯罪增多。女性少年违法犯罪以及在整体少年违法犯罪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四是独生子女的犯罪主体增多。1993年全国查获的在校生犯罪人员中，80%是独生子女。五是无业和辍学少年、在校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六是青少年犯罪后又重新犯罪的人数增多。近年来，我国每年查获的少年作案成员中，居于再犯的占30%左右。
（二）少年进行严重犯罪日益突出
青少年犯罪性质呈不断恶化的趋势，杀人、伤害、抢劫、、绑架人质等重大恶性暴力犯罪增多，对社会危害加大。以往青少年犯罪主要以盗窃、、伤害等为主，近几年来出现了抢劫出租汽车、吸毒贩毒、制贩物品等新的犯罪类型。最近才发生的合肥少年被毁容案更是骇人听闻。据有关统计，某省1994年上半年少年犯杀人、抢劫、、重伤和重、特大盗窃罪的分别比1993年同期增加50%、40%、11%、9%和27%。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少年进行严重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
（三）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智能化和团伙犯罪现象严重
近年来少年犯罪手段有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较之过去隐蔽、狡猾、反侦察、逃避打击的能力明显增强。他们作案特别是作大案如抢劫金融场所、盗窃、抢劫机动车、盗窃商店、撬保险柜时，往往是先有预谋、有计划，作案后尽可能地销毁现场痕迹，给公安机关破案制造障碍，以逃避打击。除此以外，少年采取团伙形式作案的越来越多，且有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有的已形成“专业化”的盗窃团伙、抢劫团伙、性犯罪团伙等。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一）青少年身心发展不平衡
青少年时期，心理的发展与生理上的急剧变化、突飞猛进的发育不能协调、同步，表现出较明显的身心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入不安、苦恼、忧虑和矛盾的状态，而这些矛盾冲突就可能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动因。其具体表现如下：
1、 旺盛的精力与调节能力低的矛盾
青少年生理机能的迅速发育，使他们的活动量增大，日常的生活、学习之余仍有大量的剩余精力、体力，而大脑对其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又相对薄弱，因而，旺盛的精力常常用之不当，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影响时，就可能用于暴力性犯罪活动中。
2、兴奋性和控制能力低的矛盾
青少年时期，内分泌系统的迅速发育对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情绪的影响更大。这是由于青少年腺体的发育，内分泌非常旺盛，大脑常常处于兴奋状态，导致青少年的情绪兴奋性高，容易冲动；但由于青少年的大脑皮质尚未完全成熟，自我控制能力低，容易出现冲动性和情景性犯罪。
3、性发育成熟与道德观念缺乏的矛盾
青少年时期，随着身体突飞猛长，性机能逐渐发育成熟，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性意识和性感，有接触异性的要求，有了性的欲望和冲动；然而他们又缺乏组建家庭和负担家庭的法律道德责任与经济能力，从而产生了性生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如果在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不能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他们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两性关系，就可能放纵自己，进而导致性方面的犯罪。
（二）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
家庭对于青少年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庭是青少年最先接触和了解到的社会，是青少年一生中所面临的第一所学校，是其健康成长的保障。因此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
1、 亲情过剩
亲情过剩即溺爱。在我国城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这些在独特的家庭生活环境中长大的独生子女，从小就被过度的亲情所包围，在家中俨然一个“小皇帝”，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中的一些人因而养成了不良性格，形成了不良的意识和行为习惯，他们对社会、家庭缺乏责任感，无奉献意识，对他人缺乏同情心和爱心。
2、 疏于管教
一些家长对子女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与不自觉地放弃了对子女的管教义务，只是家庭教育功能丧失。一些家长对子女身上的缺点错误，或总是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或打骂了事。生活在疏于管教家庭中的子女因的不到父母及时而悉心的管教，生成不良品格，终由小错而大错直至违法犯罪。
3、 家庭暴力
对生在暴力家庭中的少年来说，因耳濡目染，或者亲身体验过暴力侵害，心理受损明显。发生在父母之间的暴力冲突，使家庭弥漫着紧张，甚至恐惧的气氛，其暴力场面，往往给子女留下阴影；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暴力现象，在使子女一次次成为暴力行为的直接受害者的同时，也易使子女养成仇恨、冷酷、撒谎、逆反等不良性格。
4、 单亲家庭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离婚率的升高，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这对青少的成长极为不利。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单亲家庭中的父或母性格异变，缺少过去对子女的关心、体贴、爱护、管理、教育，有的家长甚至对婚姻的不满发泄到孩子身上，对其进行打骂和虐待。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一些子女因此变得孤僻、抑郁、自卑、冷漠或烦躁不安、任性、仇恨父母，他们对生活、学习、家庭失去了信心。这使青少年很容易的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学校管理教育方面的缺失
家庭教育的趋势篇5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学生人数下降 教育问题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117-02
1 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持续下降的现状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农村出生人口逐年下降趋势明显。就农村学校学生来说,数量逐年下降,一些学校的学前班或一年级学生人数很少,个别学校甚至出现“零”现象。就拿笔者所在学校会宁县老君乡谢岔中学来说,大致在2000年左右学生人数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会宁县老君乡谢岔中学初一级一班学生人数变化(图1)和笔者所在地附近会宁县平头川乡中心小学的人数变化(图2)所显示的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减少的趋势非常明显。
学生人数持续下降,不是个别县或个别乡的现象,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的普遍现象。由此而引发的教育问题不得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2 学生人数持续下降引发的问题
2、1 学生人数持续下降,打破了教育的区域平衡性,抢招学生现象比较严重
由于学生人数持续下降,一些条件好规模大的学校也感到生源不足,开始千方百计地抢招学生。学生是学校的生命线,是教师的上帝。一所学校能否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数量与生源质量。抢招学生,无疑是利益的驱动,因为我国现阶段教育管理部门每年按照学生人数配备教育资源。因此一些城镇等条件较好的学校大范围抢招学生。虽然教育行政部门一直阻止中小学生跨大区域就读,但这些措施效果不力,加之现代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高要求,他们不惜代价追求名校,也导致学生向条件好、办学质量高的学校聚集。
2、2 农村寄宿制成必然趋势,复式班将再度兴起
目前,一些学校学生人数由几年前的二、三百人下降到几十人,平均一个教师教几个学生或十数个学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学校合并在所难免。合并后的学校,部分学生距学校较远,走读是不可能的。住宿制正在试行,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要在短期内大规模投建足够的寄宿制学校依然有较大困难；一些落后偏远的农村人民生活水平仍很低,供学生住宿财力不足；年龄在12岁以下的小学生本身,生活自理能力差,又非常恋家,也给住宿制带来相当难度；农村中小学校也缺乏住宿制办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有一部分学校,由于十分偏远,不宜撤并,只能惨淡经营,保持现状,此类学校,学生几十人、年级五六个,势必要设复式班,复式班将再度兴起。
2、3 学生向名校集中趋势明显
由于传统观念及现阶段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每个家庭“望子成龙”心切,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值非常高,加之目前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部分家庭一人在外打工的经济收入,基本可以保证一两名中小学生上学的开支,所以一部分条件允许的家庭,托人情、走后门,千方百计地把子女转到城镇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就读,家长也就成了学生的专职“厨师”与“陪读”。在当前政策还有漏洞的情况下,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此发展的结果,使名校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一部分处于劣势的学校渐渐出现恶性循环。
2、4 农村中小学教师面临失业压力
由于学生人数持续减少,部分学校的教师面临失业压力,教师队伍诚惶诚恐,严重影响教育质量。如果政府部门适时出台相应政策,农村中小学教师就可能优胜劣汰。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优胜劣汰,对教师个人来说压力很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面对危机,农村中小学教师必须努提升自身素质,以便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合并学校,固然可改善办学条件,但也应考虑第4次生育高峰已经来临,以后的七八年内,学生人数可能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3 农村教育的应对措施
面对上述现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农村教育问题,我们应如何应对？
3、1 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
保持教育的平衡性,限制学生跨大区域、超远距离流动。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学籍管理或行政命令、下发文件、督促检查等不同形式加强管理。但根据目前情况看,这种限制似乎力度不大,学生向名校聚集已成一种趋势,优胜劣汰在所难免。教育行政部门应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保证教育的平衡性,防止过度集中给社会带来的浪费与危害。
3、2 部分处于劣势的学校应奋力拼搏,以质量求生存
一些当时勉强能立足的学校,应识时务奋力拼搏,树立学校良好形象,力求以质量取胜,赢得生源。周边社会力量也应尽力维护支持薄弱学校的发展。乡村基层组织在这方面应发挥足够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划片就近入学、学籍管理等措施给薄弱学校予以支持,同时也应从人力财力各个方面加强薄弱学校建设,使其得以发展。
3、3 政府应撤销合并部分学校
教育行政部门应撤销部分十分不景气的学校,就近合并到条件较好的学校,以壮大条件较好的学校。就目前撤并学校的现象看,教育行政部门与地方群众有一定的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撤并学校,而地方群众要求保留学校。客观来看,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考虑当地实际,虽然有些学校学生寥寥无几,由于这些地区过于偏远落后,撤销学校势必给当地群众造成学生上学不便的困难。有关资料表明,四川等地的山区有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的学校仍然存在。这些学校一旦撤销,当地学生上学就相当困难。
家庭教育的趋势篇6
关键词：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健康；缺失
一、当前我国社会家庭生活的改变
（一）家庭中的人际关系趋于单纯
我国现代家庭中，祖辈到孙辈人口基数呈现递减趋势，传统大家庭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逐渐消失。美国家庭问题专家沙波特指出，家庭中人际关系的复杂程度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数目。他引用‘N=（x?-X）/2’的公式计算家庭关系数，其中N为家庭关系数，X为家庭人口数。依此来算，一个十口之家，就存在有45种关系，而三口之家，则仅存三种关系。家庭成员相对减少，使家庭人际关系由复杂走向单纯。这也使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领会不到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交往关系，当然也就体会不到较为全面的家庭生活所呈现的社会经验。
（二）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
目前，城市中小学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按照国外“智力汇合”理论，独生子女比多子女家庭更易受到父母在经济物质、精力、时间上的干预与过分关爱。有利的一面是，双亲对独生子女倾注的感情和教育精力可达到最大的可能值。不利的方面是，这又容易造成双亲对于子女的过度关心、过高期望及以溺爱子女为表征的不良教育状态，这样不利于孩子的心智成熟与发展。
（三）中国父母的教育状态存在欠缺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大发展，我国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一部分中国父母认为为孩子提供衣食无忧的环境，让孩子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便万事大吉。另外一种观念便是在提供充足物质基础之上，按照成年人的想法或个人的思想意愿为孩子安排大量的干预性活动。例如，父母本着“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不顾孩子兴趣爱好的趋向发展，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钢琴、英语、围棋等培训班，剥夺孩子空闲时间，使孩子失去自由发展的空间。种种不正确的观念便直接导致教育孩子的状态存在欠缺。
（四）大众传媒迅猛普及
随着电视、电脑的大量涌入家庭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社会影响进入家庭领域的途径越来越多，周期越来越短。现代家庭如何调节和控制社会影响，如何行之有效地在教育子女方面实行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的良性组合，就成为家庭教育值得思考的问题。
上述社会家庭生活的多种变化和趋向，都对家庭教育的功能及其效果产生着众多复杂的影响。事物存在两面性，这种复杂的影响会存在好的作用，但是根据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负面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正面的影响，致使家庭教育存在严重的缺失现象。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家长言传多于身教，促进孩子形成错误的价值观
家长对孩子说教不断，整天对孩子唠叨做人的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不厌其烦。而他们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却按不同的原则处理问题。如此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经常使孩子的心理从产生强烈的疑问发展到不信任父母讲的任何道理，直至心理发展的扭曲，形成不了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
（二）过于看重智育，阻碍孩子心理健康的发育过程
家长很舍得投资教育。家长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以后就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自己为人父母的任务就完成了。在他们看来，成功的家庭教育就是成功的智力教育。而这样做完全忽视了孩子潜在的天赋，使孩子体会不到自己创造性发展的乐趣和意义，阻碍了他们正常的心理发育。使孩子觉得学习不快乐，生活没意思，容易产生厌学心理和对父母的逆反心理，甚至逃离家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家长将社会压力强加给孩子，使孩子的心理发生扭曲
家长在长期的社会工作中，难免会有产生压力的时候。家长自己在社会中形成的不满和压力，形成情绪。回到家庭生活中去时，由于家庭成员构成十分简单，唯一可以释放情绪的就是孩子。家长长期向孩子灌输自己的不满情绪，重复给孩子强加一时的不良情绪，使孩子在儿童时期便产生愤世的心态，使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来自父母的迷茫和质疑。这种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扭曲孩子的心理发展，甚至导致青少年的心理变态。
（四）强势的教育方式和错误的保护欲，抑制孩子的自信心形成
如今的父母生怕自己的孩子走上错误的道路，一旦发现孩子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父母的正确观念，便会强势地把孩子拉过来，教育一番。其实，在孩子独自做事情的时候，家长只需要在静静地在一旁观察就好，孩子有做错事的趋势时，观察他自己会不会有自我反省的过程，从而扭转事态的发展。如果孩子没有那种分清是非的能力，家长再启发性地引导孩子。
父母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欲，但是孩子们需要成长，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自己发现成长的意义。孩子们需要自我心理成长和强化的过程。来自父母的强势的教育方式和错误的保护欲，不仅在引导孩子做正确的事的方面没有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抑制孩子的自信心，使他们不敢想，想而不敢做。
三、结语
长期以来，家长只重视孩子身体的健康、知识的进步，严重忽视了孩子心理的变化规律，忽视了要教孩子如何与人交流、沟通、合作，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忽视了要为孩子自身心理成长的过程提供空间等问题，家庭教育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家长们应该做的是认识自己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的错误观念和缺失，勇于突破陈规旧念，在新形势下培养出新的科学的家庭教育思想，进而形成正确的家庭教育状态。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有赖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心与爱护，更离不开家庭教育的完整与滋养。
参考文献：
[1]王楠、现代青少年亲子关系产生冲突的原因及解决策略[J]、时代教育，2009（1）、
[2] 张改叶、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人格特征、应付方式的影响[J]、新乡医学院学报，2006，23（6）、
家庭教育的趋势篇7
关键词：（中）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与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因对人口老龄化担忧的考虑，引发了学者们对现有人口政策的争论。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处于“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1]。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渐凸显，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邹至庄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微乎其微的，即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反倒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因为人口政策约束了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并引起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减弱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与此同时，也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跨期，这些都将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7]。很多学者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人口总量扩张并加重当代人的负担，导致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8～10]。
不论是人口政策的积极评价方还是消极评价方都以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量的转变为出发点论述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是因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经济发展进程下，才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极大提高。认识这一点，对解决人口政策评价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模拟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替代效应角度出发，以研究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目标，来分析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形成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级标题二、理论模型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快速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在这种受约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观家庭所面临的收入预算约束必然会发生转变，进而会对家庭消费、储蓄、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子女教育与养老决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确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因此，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机制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叠世代模型为理论基础[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数量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的，研究人口转变过程中家庭储蓄、消费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
二级标题1家庭效用最优决策模型
假定微观家庭由三代人所组成，且每个人存活三期，分别是少儿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龄期（用t-1期表示）。少儿期不从事劳动，不为家庭带来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处于少儿期的子女不能自主决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决于处于成年期的父辈对其的教育投资（et）和父辈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ht）。并假定两要素的投入满足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产出的技术常数，ht+1表示少儿期的人力资本存量，ht表示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et表示父辈对处于少儿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资支出。
当个体人进入成年期，就产生生育、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数量（nt）为受限制给定的。对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仅需要抚养子女还需赡养老人，而这些会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时间支配的约束。假定成年期个人拥有标准化单位时间为1，照顾每个子女需要花费ν个单位时间，所以少儿期的子女总共耗费处于成年期的父辈的时间为νnt。而照顾老年人所耗费的时间要视老年期的预期存活单位时间（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预期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期的人用于赡养老年期的人的时间为p/nt-1，其中nt-1为t-1期家庭子女数，即父辈兄弟姐妹数。由此，每个成年期的人除去抚养少儿和赡养老人的时间就是其工作时间：
假定成年期的人单位时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t，则他获得的总收入为Ithtt。除了耗费时间，成年期的人还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赡养处于老年期的父辈，假定比例为m，则每个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赡养预期支出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况下，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将作为遗产被后代所继承，如果利率为rt，老年期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1，则养老储蓄总额为It-1ht-1t-1st-1（1+rt）。每个成年期的人所继承的遗产为：
假定成年期的人当期自身消费为ct，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率为st。当期消费额为总收入扣除储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赡养老人费用，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老年期后的消费为ct+1（远期消费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劳动，其消费主要依赖在成年期时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和子女的赡养给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预期效用函数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远期效用的贴现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数（nt-1）给定的情况下，总是追求自身当期和远期消费以及子女数量与质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该期劳动人口数为上一期人生育数量总和，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二级标题2经济增长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经济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其中劳动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资本存量来衡量，即：
其中，Yt表示总产出，D代表物质生产的技术常数，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表示物质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工资率t，（7）式中对ht求偏导，就为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同理，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贡献率即为资本租金率Rt，（7）式中对Kt求偏导，就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相等，社会总支出等于社会总产出。以上分析表明，社会总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费及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子女的抚养教育投资、老年人赡养费支出之和。即：
将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资本完全折旧的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人的因养老而产生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级标题3家庭最优决策下经济增长路径模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年人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数量，但是能够自主根据生育数量来决定自身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水平（et）。因此，对（3）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关于养老储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资et的一阶条件为：
将（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
联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养老储蓄率st的增长路径为：
以每个少儿期人的教育投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教育投资率，记为re，则re=etIthtt。将（14）式代入得到：
将（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资率re的增长路径：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分别为gh、gk，根据（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联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将（20）式代入（19）式，得到经济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路径为：
一级标题三、数值模拟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间变量（子女教育投资、养老储蓄率等）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路径进行模拟。通过给定各变量的初始值，进行100次模拟以反映人口结构变动对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参考王金营等人的相关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12]。对于远期效用贴现率A～，参考贺菊煌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成年人的消费效用的年折现率通常在001～002之间，而代际间隔通常是25年，故经过25年的折现，未来老年期的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取值为078[13]。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许多城镇地区的老人赡养仍然以家庭为主，所以笔者综合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况，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计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家庭赡养率为041，故本文将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赡养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设定为041。而根据张杰等人的研究，将照顾每个子女所花费的单位时间ν的初始值设定为003，将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B设定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令教育部门及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A=D=145[15]。
二级标题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间变量（主要包括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确定，那么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给定总和生育率（TFR）为1、15和2的三种情况下，进行100次数值模拟，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养老储蓄率、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结果见图1、图2和图3。
图1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养老储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养老预防动机而产生的储蓄，而子女教育储蓄动机用家庭教育投资率来衡量，故储蓄率会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长而变化。由养老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养老储蓄率呈先上升后趋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养老储蓄以维持将来的养老消费。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会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养老负担，导致其当期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养老储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养老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养老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图2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主要在三种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5和2）情况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由图2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资率越高，即少儿抚养比与家庭的教育投资率呈反比。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文献从理论角度所证实。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解释为：由于家庭养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资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但是当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资率会下降。数值模拟显示，当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为47%时，子女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图3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有着显著的差异。当总和生育率TFR=1时，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要平缓许多。由此说明在较低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沉重的养老负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与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关系，图3显示，在老年人口预期存活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当预期存活率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预期存活率的增加而减速。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3%；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6%。这种演变趋势特点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成年人将会提高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同时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费水平将提高，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当老龄化程度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照顾老人，同时成年人从老年人那里所继承的遗产将减少，这些都将减少养老储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资率，从而使经济增长受阻。
基于以上数值模拟结果来分析中国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结果见表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为9680%。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将随着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而降低。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二级标题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转换的原动力是微观家庭对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所以研究微观家庭生育水平与孩子质量的转换关系，可以全面认识生育率下降与人力资本提高的转变轨迹、发展趋势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转换路径。国外关于家庭生育数量与孩子质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面有丰富的成果。贝克尔（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经济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家长将孩子视为经济产品，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最优组合[16～17]。
为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下面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对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数值模拟。图4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与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呈负向关系，即随着生育率的提高，每个孩子分摊到的教育资源越少。这是由于当期生育数量的提高，会减少家庭当期收入，因而减少后代的教育投资。
（中）图题图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变化趋势
（中）图题图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值模拟值
图5为不同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本文模拟了三条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分别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图可以看出：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反之则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2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2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8时，当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20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口存活率为096，总和生育率TFR=118。根据以上数值模拟结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级标题3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变动机制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呈延长趋势。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显示，随着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提高，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逐渐提高。下面通过数值模拟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1-H）及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1-B）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为结合实际，本文模拟了2010年六普数据结果总和生育率为118时和大多数文献所公认的水平（16～18）中较高的水平18时，
（中）图题图6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
不同B和H值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模拟了经济增长在不同人力资本贡献率下的演变路径。由图可知，经济增速随1-H的变大而变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随着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说明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经济仍有可能保持增长。由图形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速度随着B的变大而变大。由教育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随着物质资本投资贡献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存量将更高，由此说明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越来越依赖于家庭教育投资额。从以上B和H的取值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向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又受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说明，在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尽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经济仍是可持续发展的。
随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那么B和H值应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弥补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的损失呢？下面对TFR=118和TFR=180时，老年人口存活率从96%上升到98%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见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则人力资本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率（1-H）分别上升56%和3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率（B）分别需上升62%和87%才能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2显示，虽然目前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状态且人口老龄化加剧，但是如果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那么经济增长随人口老龄化而下降的趋势可以缓解，经济仍可能保持持续增长。
一级标题四、结论与建议
在当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逐渐显现，中国家庭结构所呈现的倒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未来人口总量增速将逐渐下降，老龄抚养比会继续攀升，人口老龄化将日益严重。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总量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国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借助理论模型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包含家庭养儿防老的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控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人口规模扩张的加速，并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但会降低人均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发展方向最终由两个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决定。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养老储蓄动机，家庭养老储蓄率将提高，但是如果养老负担进一步加剧，养老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过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况下）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家庭教育投资的上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据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处于最佳水平，能够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会有大幅反弹。人口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从它形成的时候开始，一直就处在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我国现行的政策并不是独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样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因此，调整体系的结构比重，可以使生育率达到最适合经济增长的水平，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至关重要，“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红利”最终将转为“人口负债”，劳动力将结束“无限供给”状态，经济增长则转而依靠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成功地开发了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然而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削弱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知识和技能已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一致认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因而是从经济发展速度最优角度而非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续研究将从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最优角度来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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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趋势篇8
1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1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
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5]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6]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7]，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8]。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1]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9]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2]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3]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4]。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1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4]，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10]，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y)，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进行分析（其中x>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0、17x-1、827×10-5x2-80………………………(1)t(11、4)(-8、1)(-3、5)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t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5x+0、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2<0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4]。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0、122x1-0、657x2-37、58………………………(2)t(17、39)(-10、83)(-2、56)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1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t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x1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x2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12]，其线性形式为：wi=i+βiln(y/p)+∑γijlnpj，其中wi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pj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13-14]。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13]和Leser(1941)[14]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β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lny-0、009c-5、272……………………(3)t(11、8)(-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t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δ<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15]，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16]；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17]，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