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精选8篇)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1

关键词: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关联分析 滞后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学者对中国股市的波动做了一些研究，其基本结论与经验判断证明，目前我国股市仍然是“政策市”，推动股票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仍然来自相关政策。也有一些学者利用 1990—1998 年的沪深股市数据资料，分析了中国股市的运行特征，认为我国股市目前已经初步具有了成熟股市的基本特征，股市运行曲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活动可以发现，GDP 增长率、GNP增长率等反映经济基本状况的指标呈现周期性特征，同时零售物价指数也在短期内表现为周期循环。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化必然会对股市产生影响，从而使得我国股市与其他发达市场一样，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运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二者有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2、 无论是短期抑或长期，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都存在着单向Granger 因果关系。

3、 就长期历史平均而言，中国股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态势;但就短期历史动态而言，并未达到可作为“经济晴雨表”的程度，甚至出现了背离宏观经济的现象。

二、实证分析

1、 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98年-2006年的GDP值、上证指数以及二者之比:证券化率。

证券化率(securitization ratio)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测度了证券市场在该国(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当证券化率越高，证券市场在该国(地区)经济体系中越重要。一般，发达国家(地区)的证券化率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券化率较低。尽管短期或许存在不稳定性，证券化率仍不失为权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度的较好参考指标。

2、 对反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数据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① 主成分分析:第一个主成分(以下称实体经济主成分)可以解释固定资产投资年度累计、进出口总额年度累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工业增加值这四个变量，是和实体经济相关的指标，称之为实体经济主成分;

第二个主成分(以下称金融市场主成分)可以解释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M1、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这四个变量，是和金融市场相关的指标，称之为金融市场主成分;

第三个主成分(虚拟经济主成分)可以解释收盘价、上证指数、股票总市值这三个变量，是和虚拟经济相关的指标，称之为虚拟经济主成分。

本文只研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也就是第一类主成分和第三类主成分)各自的发展规律和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对于金融市场方面我们在这里不做研究。

② 建立ARIMA模型，以显示虚拟经济的变化规律:

可得出虚拟经济变动规律方程式表示为:

Xt=-0、131+0、077 Xt-1

依据方程式(1)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虚拟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宏观方面，其预测结果分析可以减少股市不规则波动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一定程度上避免股市的大幅度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微观方面，预测结果也可以作为投资者们进行投资的一个参考。

③GDP时间序列变化规律分析:

可得出GDP变动规律方程式表示为:

Xt= 64、863-1、002Xt-1-0、973 Xt-2-0、951 Xt-3

依据这个方程式(2)我们可以对GDP发展趋势进行简单预测，其预测结果分析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经济策略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④滞后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势与其国家的政治环境及经济景气状况的变动周期是高度相关的，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走势的预期心理会首先从股市上反映出来，因此人们称股票市场为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但是股市预测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滞后性。

所以，我们选取股票总市值作为虚拟经济的一个代表指标，GDP作为经济发展状况的代表指标，检测股票总市值变化反映GDP变化的滞后性。

三、研究结论

第一，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虚拟经济中具有代表性的股票总市值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对实体经济的一些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解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显著相关的，虚拟经济指标的变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实体经济的变动。

第二，虚拟经济主成分和GDP的变化规律都符合ARIMA模型。利用该模型得出的虚拟经济变化规律可以对虚拟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测。预测结果可以反映股市的未来变动，政府根据这个变动可以对股市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减少股市的大幅波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这个预测结果也可以作为投资者们进行投资的一个参考，降低投资者投资风险。用GDP作为实体经济的代表指标，构建GDP变化规律的ARIMA模型。它可以作为一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个依据，使国家宏观经济快速、平稳地发展。

第三，股市虽可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但它的预测作用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根据我们滞后回归分析的结果，我国股市对经济发展预测的滞后期是三个季度。滞后期的验证为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做了进一步的优化，使经济预测的结果更合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制定都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参考文献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2

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微观经济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活动过程，考虑总收入、总体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宏观经济学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又包括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机制，还包括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效应。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则是用于理论验证、政策效应检验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管理。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微观基础的缺乏。

二、微观基础的基本含义

对于微观基础需要局域怎样的属性、宏观经济学需要怎样的微观基础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权威性的回答。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学科领域，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对象方面都自成一体，二者界限分明，这种情况导致一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努力都非常困难。通过为宏观经济提供微观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种理论相互脱节的现状。经过综合分析多家观点，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含义包含着三大要点。首先宏观经济理论下需要定义个体行为的行为规则，从而使其具有微观个体行为基础，具体包括多种形式，例如风险形式、决策形式等等。其次，宏观经济基础需要具有适当的微观结构基础，微观结构基础是由许多重要假设组成的，比较常用的有完全竞争假设、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完全信息假设等，这些假设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参照标准。第三，与微观经济行为个体的表述方式相连接，即宏观经济在保证积累的前提下，宏观总体与微观个体之间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总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目的是要在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总体行为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相似性和协同性。从而使宏观总体获得合理的行为载体，通过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来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并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三、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基础所涉及的“代表性个体”、“预期机制”、“计量验证”等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分析。代表性个体是最为常用的模式之一，其目的是将微观分析加总转化为宏观总量，从而实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作为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核心概念的代表性个体的假定就存在问题，因为这种代表主体的代表性意义只存于同质主体当中，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异质主体占有绝大部分，因此，代表性主体的代表性就受到质疑。第二，总量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代表性个体假定是合理的，那么该分析模式中的加总行为依然存在问题。由于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而且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很难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因此将微观分析结论直接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的方法在宏观上可能是不成立的，所得结论的精确性也是值得质疑的。第三，从物理经济学来看，社会个体是数量庞大，千差万别，代表性个体分析很难穷尽每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社会个体情况复杂，仅从微观个体性质出发来推断宏观经济性质也必然出现较大误差。

2、理性预期分析模式的问题。理性预期分析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桥梁。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的基础上，经济主体根据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选择最合理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看成是对市场拥有清晰合理把握理性人，认为他们知道市场状态的真实情况，可以在明确的信息和目标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该理论还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新凯恩斯学派也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后来，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理性经济人没有预测到货币量变化。但是，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数据多数都不支持这种理论。研究表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具有很大的惯性。后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又形成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对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理性预期分析模型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个人只往往能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而作出前瞻性的预期是非常困难的。

3、计量验证分析模式的问题。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利用实证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往往通过引进或者建立函数模型，对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检验。由于数学本身具有严谨科学的特征，因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演绎推理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逻辑分析方法，用该方法得出的经济规律也容易被学界所接受。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关键要素的量化问题。在社会经济当中，许多关键性的要素是难以被量化的，例如政策法令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其次，随意性比较大。在计量验证分析中，许多要素信息的选择是由研究者主观确定的，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三，前提假设存在问题。在经济模型中前提假设往往脱离实际，存在理想化的问题。

四、结语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3

[关键词] 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highly correlated、 Sustained and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will form a strong push for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ransition provides sufficient labo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cale effec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qual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study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率越高的国家更富裕，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并且综合各国发展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所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城镇化的表象和本质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或乡村形成城市。笔者认为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好的入手点是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山东为例，对城镇化进程概念和经济发展条件进行分析，再阐述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最后通过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解读，得出山东推动城镇化建设能够达成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结论。

一、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概念阐述

在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对城镇化进程的表现与经济发展的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解读，以更好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是指大量的农村人口向乡镇聚集形成城市，其间伴随着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即农业（第一产业）向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第四产业）转变。城镇化概念的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人口转化。城镇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化。从“量”上讲，即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从“质”上讲，即转移人口由农业转而成为拥有新的适合城市发展需求的经济观念、价值观、职业技能等。

2、产业调整。正如概念所述，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调整的过程。现代化城市拥有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城镇化进程，正是劳动力由农业解放出来，聚集到城镇，大量的投入第二、三、四产业中去，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城市体系

3、资本聚集。城镇化是一个多元化概念，还表现在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土地、劳动力、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也被聚集在一起。

4、科技进步。大城市拥有更广阔的信息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才储备，因此城镇化相对于原有的乡土社会来说还表现为生产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形成科技创新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5、区域性。城镇化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往往在一个地区内进行。其成因有两种，一种是外力推动，如政策等，将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聚集到一起形成城市；另一种是，区域内某一地区拥有更好的资源优势、就业优势等，自发的拉动周边的劳动力向此地聚拢，形成城市。

（二）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其包括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经济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1、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物质财富或者物质产出的增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其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劳动、土地和资本）和生产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决定要素生产率）。

2、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克拉克，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表述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3、经济质量改善。经济发展还表现在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区域经济体经济效益的提高、稳定程度的增加、制度的进步等。

二、山东城镇化进程概况

据统计，2005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3年的53、75%，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2、97%。“山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主体，7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89个小城市、1086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格局。”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宋军继在接受中国日报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根据2014年10月9日山东省省政府颁布《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山东将继续扩大其城市化规模。规划提出：“到2020年，山东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努力实现7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三、山东城镇化对于山东经济发展的推动分析

（一）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按照规划内容，推进改革户籍制度，从2015年起山东每年实现转移农业人口100万，到2020年实现700万农业人口与1000万城中村居民市民化。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姜清海表示：“为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我们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和定点培训机构，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培训以及创业培训，以解决农民工城镇化后的基本诉求。2015-2017年，全省每年培训180、7万名农民工。”可见，山东省城镇化能为城市建设，社会生产提供大量的、适合各岗位需求的新增劳动力。

丹尼森在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一书中，对经济增长的各生产要素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下表结果。

总国民收入增长的源泉表（1929-1982年）

资料来源：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554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4%，是其各决定因素占比最大的。由此可见，山东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由于劳动力增长的因素，推动山东城市的经济增长。

（二）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按照规划：“到2020年，济南、青岛两市城区人口达到500万左右；淄博、烟台、济宁、临沂4市达到200万以上；枣庄、潍坊等10个设区市达到100万以上；50-100万人的中等城市15个；20-50万人的小城市50个；10-20万人的城镇35个；5-10万人的小城镇50个。”

在上述表中，规模经济占经济增长权重的0、26%，表明增加规模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Henderson将美国城市按人口分为5-50万，和50万以上两个规模，研究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经济、专门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职能有着很高的正相关性。而资源配置，吸纳资本与劳动力正是城市职能的一部分。根据表1的数据显示，山东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扩大城市规模的目标，能够带动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赵锋，在发言中提到：“加快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园区的转型升级，推动符合条件的省级园区升格为部级园区，加快由单一产业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型。”山东城镇化市化规划中，提出依托园区建设，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正是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要求。

（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中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生产要素的统一规划有利于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占总经济增长率的权重为0、23%，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体系能够对总体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五）城镇化建设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

再次分析山东省城镇化建设规划，可以发现城镇化建设对与经济质量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首先，由上述分析城镇化建设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状况、形成规模经济和知识、技术进步，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即要素产出率，从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再次，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城镇的土地流转制度、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城市的基本功能等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促进制度、文化的不断进步，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最后，城镇化建设是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逐渐进行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四、结语

总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城镇化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经济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城镇化化具体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借助分析《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等经济要素变动，得出城镇化过程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的结论。

[参 考 文 献]

[1]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R]、鲁发[2014]16号文件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

[3]杨金凤、关于加速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建设教育，2006（5）

[4]罗建玲、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5]徐雪梅，王燕、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经济学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4（2）

[6]谢守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探析[C]、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年会论文集下册，2007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4

一、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经济环境适应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细分产业在第一产业内部也在逐步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这样，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货币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农村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产生直接影响。除了对金融结算工具和清算方式需求的改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加外，最主要是对货币总量需求增加，包括现金货币和准货币。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是零，就是说，这时实体经济的变动不需要货币金融的媒介。

随着信用经济的诞生，就产生了实物与货币的交换关系，这时有多大的实物规模，就决定了需要有多大的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金融需求量规模，即这时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1，这是此时的金融需求量的理论极限值。也就是说，即使在简单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率关系，即公式(1)。在公式(1)中，M表示金融需求量;K表示经济金融需求量系数;G表示经济总量，即GDP。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运行不再以简单形式出现，现代金融可以使货币和信用发生自身的乘数作用，可以使经济的金融需求量出现倍数放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生产条件下的金融———经济比率关系模型就要被扩充为。在公式(2)中，Ki(i=1，2，……n)表示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量系数。依照上述思路，田力等(2004)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按公式(2)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理论需求量进行了测算，并在考虑财政部门的资金供给量、家庭部门私人资本的净流入量以及国外资本的净流入量后得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总量，见表1。在表1的基础上，田力等(2004)使用农村总的金融性资产来替代农村金融的实际拥有量并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出我国农村金融实际拥有量(金融资产量)，见表2。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量和实际量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显示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量水平与实际所供给量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而且更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环境适应性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另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我国农业经济运行机制、运行结构也存在经济适应性方面的功能欠缺。

对于农业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在于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却没有顺应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美国学者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世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与此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基于人类理性之上，未经实践认真检验的一种人为设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求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市场化方式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且呈现出金融资本商品化、金融组织法人化、金融调控间接化与金融行为法制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实现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如哈耶克所言，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使少数人去计划千百万人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农业经济运行结构也表现出经济适应性不足。所谓经济运行结构，主要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领域与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有机组合。面对我国农村经济活动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和不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行结构，导致金融资源无法通过不同管理方式来调节资金运行及形成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及运用，从而造成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金融环境适应性分析

按照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储蓄资源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通过改变农业资金流向及流量来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发展。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尚无法达到金融环境适应性标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机构数量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显然，从事农村金融活动的机构数量有限，这将限制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业务定位来分析，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但是，其以前主要局限于粮食、棉花、菜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的信贷业务，尚未涉及“三农”建设的全部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初定位是农村金融业务，但是，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转型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信贷业务很多在县级城市区域，较少涉及真正属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乡镇区域;邮政储蓄银行从事一小部分的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储蓄业务远大于贷款业务，导致邮政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地区的资金“虹吸效应”比较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表3与表4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达到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还有待于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来进一步改进。

三、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分析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组织文化、制度文化与信用文化方面的适应能力。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运作载体主要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在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层面已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起步较晚，信用文化建设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信用秩序更为混乱，这可能与农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关联。农村信用文化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与比重。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水平，尤其是对信用文化的适应性，将成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路径。对此，中央多次对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至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虽然目前农村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但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效益，而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支持农村经济无利可图，还可能带来金融风险，金融业对农业支持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制约因素。例如，作为政策性支持农业生产的农业发展银行，尽管有人民银行给其提供贷款，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人民银行为减少呆账坏账也不愿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毕竟风险很大，而农业发展银行为自身利益又不愿把贷款发放给农民，转而用于其他商业贷款以获取利润。最终的结果则是，农业发展银行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违背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宗旨。诸如此类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适应性缺陷，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虽然已具有农村金融的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但是，尚缺乏一个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文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具备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特征。金融不仅加速社会资金的周转运动，而且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实践证明:金融作用的充分发挥，一靠制度，二靠科技，三靠文化。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如对失信行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对粉饰财务报表进行骗贷的行为缺乏一定的制约性，对金融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等，这些都不利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目标。通过表5与表6的分析可以发现，因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农业方面的中长期贷款业务比重明显过低，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5

民资再度进场，与房地产调控不放松之下土地财政不彰，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剧减，以及国企利润下滑、投资乏力有着很大关系，因而有着较浓厚的救场意味。

外界担心，此前每逢投资遭遇资金瓶颈，从中央到地方便会对民资青睐有加，而一旦资金面好转，则“国进民退”时有发生。如何让民资心甘情愿进场，决策者需要审慎考虑，不能仅限于某些临时性口头表态或政策措施。

一方面，这取决于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能否真正放开那些“含金量”大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从而让民资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充分保护，彻底免于进场、救场、出局的宿命轮回。而能否真正对民资“让利”“护权”，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公有和非公经济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到底想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符合长远发展需求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

由此，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表述变化的轨迹，并与时俱进地根据新的形势完善相关表述，就有着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1978年，除14万个体户从业人员，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而30年后，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经济制度的表述与时俱进地经历了四次变化：从个体经济是补充（中共十二大），到私营经济是补充（中共十四大），到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五大），再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共十六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新格局（中共十七大）。

经济制度表述的每一次突破，都导致宪法的相应修改，如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每一次新表述，都经历了不少争议。而每次争议的解决，都给非公经济发展带来更大推力。当前，民营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与此相适应，国有、集体、私营等经济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形式。

一些人对此持怀疑和批评态度，指责其违背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要求，提出要控制民营经济的领域和比重。面对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我们更要继续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界定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做出符合实际的新表述。

新表述可以根据新的现实，明确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目前国有经济在数量上已不是主体，但它控制了经济主要命脉，在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与骨干作用。民营经济已占GDP的三分之二，数量上已是主体，今后比重还会上升。这些客观现实，应当承认并顺应。

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体现，不应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上，而应更多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使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通过国有资本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有进有退”来实现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进而体现主导地位（详见《财经》2012年第13期“国企改革再清源”）。

也可以保持公有制经济的原有内涵，但表述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内涵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和集体及集体控股企业经济，目前占国民经济的约五分之二，数量上已经不是主体。与公有经济相对应的各类非公有经济约占国民经济的五分之三，数量上已经是主体。这些客观现实，同样应当承认和顺应。

还可以继续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应重新解释公有制经济内涵与外延。中国有相当部分的私营企业已变成股权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司，其产权社会化程度已超过集体企业和许多地方国有企业，已成为一种“准公有”企业。经济中大量存在由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基金公司等建立的经济组织，其产权是多元的、公众的，公有程度超过集体经济和地方国有经济，这类企业的经济属性是社会所有制或公众所有制，是一种新兴的公有经济。

如果将公有制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加以完善，由仅限于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及集体控股的经济，拓展为包括前述的新兴的公有经济，继续提“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理论、政策、法律和实践上都不会出现大矛盾。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6

摘要:市场经济的前沿问题,就是指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所产生的最新动态。既包括经济理论上的最新动态,也包括经济实践上的最新动态。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引发了我国经济体制在实践上的根本性变革,同时也使我国的经济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改革 发展 前沿问题

市场经济的前沿问题,就是指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所产生的最新动态。既包括经济理论上的最新动态,也包括经济实践上的最新动态。这些最新动态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过程及内容,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及趋势。

一、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人们在一起谈论社会经济体制的时候,一般都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似乎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庞大体系,但实际上社会经济体制有两个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是财产制度,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制度,有时也叫所有制结构,财产制度反映社会经济成分的状况及构成;另一个是资源配置方式,即社会通过何种方式配置资源,例如,是采取计划经济方式,还是采取市场经济方式,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所谓社会经济体制,主要是由财产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两个部分组成的,财产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构成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最基本框架,社会经济体制的其他构成部分都是由这两个组成部分而演化出来的,是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延伸和具体化,最终都是由这两个构成部分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谈论所谓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时候,虽然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但实际上主要的是指社会的财产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

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财产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有着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特殊表现方式。首先,财产制度现在主要体现在企业体制上。也就是说,财产制度往往通过企业的所谓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等内容表现出来。其次,资源配置方式在现在就是表现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市场经济这种配置方式。因此,人们要研究现在的社会经济体制,当然就既要研究企业体制,同时也要研究市场经济,因为这两个内容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最基本的框架。

二、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极为重要的主线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实际上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或者说有两条极为重要的改革主线,这两条改革主线贯穿于改革的整个过程。

第一条改革主线是以财产关系的改革为中心,可以称之为以财产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主线,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所有制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承认非公有经济的作用及力量,大力推进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强调深化国有制企业改革,实行股份经济,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构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性所有制结构。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主线,实际上就是指围绕财产制度的变革来推进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另外一条主线,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改革,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改革,我们叫市场化改革,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条主线来推进我们的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全部内容及过程,当然也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研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当然就要研究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沿动态。

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们虽然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离最终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比较遥远。因为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建立市场体系及制度的问题,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企业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农业经济体制、区域经济体制、宏观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也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改革的任务是极其庞大和繁重的。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还相差甚远,还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不是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就会马上形成,非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很快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需要较长时期的艰苦努力的。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并末真正建立起来,还需要加速市场化改革。为了深化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我们必须要研究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沿问题。也就是说,为了回答下一步我们怎么样深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而有序地尽早建立起来,我们就必须要研究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沿动态的问题。

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虽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它仍然是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形式,因为它一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断变革。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它仍然在变革和发展。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也在随着生产力发展及国际化进程而变化。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7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价格法；劳动市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040-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界开始关注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试图描述和解释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内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就业和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主要指标的截面差异和动态演变路径。从定性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性研究主要从收入（工资）收敛性分析的角度展开，研究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1～2]。杨涛和盛柳刚（2007）从区域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收敛速度快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术型工人[3]。从定量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或一体化指数进行测算，测算方法主要是价格指数法。赵奇伟、熊性美（2009）利用价格指数法测算了1995―2006年中国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发现中国各地区各类市场的分割程度都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认为中国市场日趋整合[4]。赵三武、钱雪亚（2014）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我国1997―2010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稳定的逐步提高的趋势，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整合[5]。

二、实证研究

本文参考相关学术成果[6～8]，从定量角度利用价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本部分利用商品相对价格的绝对值|ΔQkijt|来计算方差，其中：

对相对价格ΔQkijt统一取绝对值可以避免两个地区位置调换将引起ΔQkijt的符号反向变化，从而影响到Var（ΔQkijt）的大小。随后剔除|ΔQkijt|中由商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即假设：

其中，αk仅与商品种类k相关，εkij与两地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若要消去αk项，应对给定年份t、给定商品种类k的|ΔQkijt|求其均值，再分别用|ΔQkijt|减去该均值，令qkij为其得到的差，由qkij所得方差为Var（qkij）。其方差Var（qkij），则可以反映由市场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套利区间的大小。这个区间越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越大，则说明区域市场分割严重。然后可以用一个省市与所有接壤省市的Var（qkij）的均值来表示这个省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即：

其中，j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所有省市，m表示省市名称，N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省市组合数目。最后，在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构造本文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以integ表示，m仍表示省市名称）如式（5），显然，市场分割指数与市场一体化指数之间呈反向关系。

在得到各个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之后，用区域内所有省市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均值来表示这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9～11]。具体数值（如下页表所示）。

由下页表可以看出，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各省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表现出较为剧烈的波动的趋势但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地区劳动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为平稳。从2011年开始，长江中游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开始加深，近两年来有明显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减弱，而外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加强，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结论刚好相反，近两年有所改观。从长江经济带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与外部接壤省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高于与内部接壤省份的一体化程度，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劳动力内部自由流动存在障碍。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表现出与上、中、下游区域划分相一致的结论，内部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不规律性，这就要求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视野来消除障碍，加快整个区域一体化进程。

三、结论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于长江经济带长期稳定增长，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指数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且程度较低。总体来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长江下游地区最优，长江上游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较差。但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劳动力市场合作，一体化程度稳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间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没有有效形成。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相关省市可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关保障措施，降低劳动力的流动各项成本，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自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四省会城市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这将对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起到积极的作用。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以致整个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也可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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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斐，张建清，杨刚强，孙元元、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6，（4）、

[3] 杨涛，盛柳刚、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J]、经济学，2007，（3）、

[4] 赵奇伟，熊性美、中国三大市场分割程度的比较分析：时间走势与区域差异[J]、世界经济，2009，（6）、

[5] 赵三武，钱雪亚、基于价格指数法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1）、

[6] 范斐，杜德斌，等、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比较优势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2，（8）、

[7] 范斐，孙才志，等、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模型的构建及应用――以大连市为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2）、

[8] 贾燕军，李晓春、大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J]、南京]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9] 范斐，杜德斌，等、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格局[J]、地理学报，2013，（10）、、

经济一体化的表现篇8

关键词：金融一体化；测度；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09-05

一、文献回顾

(一)金融一体化衡量方法

从现有文献来看，金融一体化测量方法较多且不一致。具体而言可从两个层面衡量：微观测度与宏观测度。金融一体化的微观测度是指具体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它反映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产品价格趋同程度，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等。衡量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方法具体又包括价格法、Feldstein-Horioka法、欧拉方程法和动态计量方法①。金融一体化的宏观测度主要指跨境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和真实资本流动现状或是反映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下面简要概述金融一体化宏观衡量方法。

最早从跨境资本流动角度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的是《IMF汇率制度与限制年度报告》(AREAER)，该报告列出从1966年至1995年间各国货币当局是否对资本流动存在法规限制，并采用虚拟变量方式应用到以后的实证研究中。由于虚拟变量无法准确反映各国资本管制程度的差异，一个标准的改进是通过AREAER构建一个变量反映资本流动无约束年份占总样本年份的比例，即份额测度(Share)。但改进之后面临的问题是不能反映实施或取消资本控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反映货币当局政策的反复变更。

Quinn(1997)在IMF方法的基础上对资本项目收入与支出分别给定分值来反映资本项目控制强调(即Quinn方法)。通过特定计分原则②，Quinn在研究中计算出OECD(1950-1977)和部分发展中国家(1958，1973和1988)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一体化总体趋势。但该指标隐藏了同一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显著差异性。因此，在Quinn增长回归中使用了金融一体化指标的增量(AQuinn)。Klien和Olivei(1999)在Quinn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11个分类项目，更详细地反映OECD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Montiel和Reinhart(1999)基于15个新兴市场国家年度数据构建资本控制强度来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指标(MR方法)，将对资本项目控制强度分为无限制、轻度和严格限制三个层次，从而勾勒出不同国家金融一体化水平。此外，一些学者基于上述类似方法构建了对股票市场一体化测度的方法③。上述方法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角度建立衡量指标，这些方法实质是从定性角度获得衡量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数量尺度，优点是能直接反映一国资本控制程度，缺陷是不能准确反映资本控制的效率和程度，并带有一定主观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不少学者从资本实际流动角度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如Kraay(1998)使用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量与GDP比值来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使用累积的证券和直接投资存量与GDP比例来衡量不同年度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此类方法将上述比值作为金融一体化信号，比值越高，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由于可能存在较多因素影响到资本流，所以上述比值不能完全代表一国金融一体化程度。但与第一类方法相比，其优点是适用范围较大且不受主观影响，特别是适合分析单独衡量一个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在分析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时，我们采用此方法来测量。

(二)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无论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从效率市场和完全市场理论视角来看，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多种渠道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基本生产要素，资本的缺乏将约束一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地理差异，进而促进各国经济增长。Fischer(1998)认为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的资本自由流动，国际闲置资金流入到资金贫乏的国家或地区，提高了资本的全球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一体化除了通过直接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外，随着股票市场国际化与一体化的推进，金融一体化极大地促进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从而提高一国股市流动性和资本配置效率。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认为北南资金流动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国家发展的资金瓶颈，增加其国内储备和投资。这不仅为闲置资本提供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而且降低了吸收资金国家的无风险利率，从而达到双赢福利状况。

金融一体化能有效促进国际风险分担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收入和消费波动较大的国家，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来增加国民福利，减少消费、产出的波动，其原因是一个国家能通过多元化来消除与国内消费波动相关的具体国家风险。van Wincoop(1996，1999)通过对OECD国家基于金融一体化风险分担的增益为11％至35％之间。Obstfeld(1995)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消除消费波动，其福利增益在054％至531％之间。金融一体化除平滑消费波动而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用外，众多学者还分析了基于股票市场一体化的国际风险分担及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增益。Martin和Rey(2000)认为股票市场一体化能起到风险共享，降低融资成本，消除投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如换汇成本)和信息成本。金融一体化能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外国直接投资能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进而推动该国经济更快增长(Borensztein，De Gregoria和Lee(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随着一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专业化水平也随之提高。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专业化所带来的单一产品结构意味着其产出受消费波动的影响增大，企业将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分散集中的风险，减少一国经济波动。Kalemi(2001)等分析了发达国家之间金融一体化能有效地分散专业化所带来的风险。此外，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亦能产生众多益处。国内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为国内提供流动性和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刺激投资和促进该国经济增长。Mishkin(2005)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金融全球化能促进国内金融发展，进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直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而且能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如通过提高金融行业竞争程度促进本国银行改善金融服务能力和提高其资金效率(包括学习外国银行管理经验和引入先进技术，levine，1996；Goldberg，2004)；有助于提高一国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有效地改善国内银行的监管水平与能力(Mishkin，2003)；促进一国制度优化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缓解国内金融抑制而促进一国经济增长(Rajan and Zingales，2003)。

从理论分析来看，金融一体化能改善经济外部环境和调整内部经济效率而促进该国经济的更快发展。但是，经济现实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上述潜在的益处。相反，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伴随着国内经济剧烈波动。Razin和Rose(1994)分析了138个国家从1950-1988年间金融一体化对产出、消费、投资波动的影响，认为金融一体化程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ndoza(1994)使用随机动态周期模型发现产出与消费的数量变化对金融一体化程度具有较小的反应。Baxter和Crucini(1995)发现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消费波动减少而产出波动增加。Gavin和Hausmann(1996)研究了1970-1992年发展中国家产出波动的来源，认为外国资本流入与产出波动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并不存在一致性结论。

二、中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测量

分析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是如何测量金融一体化水平。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若从跨国资本流动的法规限制角度测量金融一体化进程，将无法分析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因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法规性限制并没有差异。即使发生较小的法规修改，其测量的可操作性仍是较低。相反，以实际资本流量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既具可操作性，又能反映我国资本项目渐进改革进程。我们选择的衡量指标包括以下几个：

1、资本总流量。该指标反映流入流出资本量与GDP比例。Kraay(1998)使用该指标来测度一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由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对资本流量具有较大影响，故此指标可用来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该指标从总体上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但不能分别反映资本流入和流出占GDP的比重，所以还必须包括其他指标才能全面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水平。在分析中，流入和流出资本量用FDI与证券投资之和来反映④。用公式表示为：fil=(OFCt+IFCt)/GDPt，其中，OFCt表示第t年本国资本流出量，IFCt表示第t年外国资本流入量，GDPt表示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

2、外国资本流入量。该指标等于各期流入的外国资本量占GDP比重。与资本总流量指标不同，该指标没有包括本国资本流出量。由于相对于本国流出资本而言，外国资本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为了反映外国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此指标反映我国金融开放度。用公式表示为：fi2=IFCt/GDPt。

3、资本总存量。上述两项指标均是从流量角度反映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但仅仅从资本流量角度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不够的，一项更直接的指标是外国资产和负债总量占GDP的比重。该指标等于流出资本存量与流入资本存量之和占GDP比重来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fi3=(TOFCt+TIFCt)/GDPt。其中TOFCt表示从样本开始到第t期本国资本流出的总额，TIFCt表示从样本开始到第t期外国资本流入的总额。

4、外国资本流入存量。同样地，为了单独反映外国资本流入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用累积的外国资本流入总量与GDP比重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即用一国对外长期负债占GDP比重表示一国利用国外资本的程度，进而反映金融一体化水平。用公式表示为：fi4=TIFCt/GDPt。我们将其发展趋势表示如图1所示。

图1：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测度指标

从上面四个指标结果来看，金融一体化存量指标比流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更高，且稳定性更高，这与Prasad、Rogoff和Shang-Jin Wei(2004)的观点一致，即资本存量比资本流量更能反映一国金融一体化的实际水平。故后面的分析中，本文采用存量来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

三、金融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考虑到一个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国民产出(Y)的增长依赖于物质资本(K)、劳动力(L)及全要素生产率(A)。这样，得到C-D生产函数：

该模型将增长的源泉分为两类，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生产效率。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弥补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改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质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改善国内金融服务与效率等，通过影响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国内储蓄水平与投资水平大体相当，而从1995年开始，国内储蓄开始高于国内投资。但即使在国内资金剩余的情况下，外国资本还是快速流入国内。因此，我国吸收外国资本主要目的是提高国内技术与管理水平，改善国内宏观环境，即金融一体化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后者。为此，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源分为两部分：金融一体化和其他因素。并假定金融一体化对生产效率具有指数形式的作用⑤。表示为：

其中：efi示表示金融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指数形式作用

fi表示金融一体化水平(存量指标)

B表示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将(3)式代入(1)式，并对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本文估计的基本方程：

(二)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为年度数据，GDP、资本形成及就业人数(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其他项目数据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计量中均按各年有效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OLS方法进行回归。

(三)回归分析

在方程(4)基础上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第一，资本形成、劳动力与以存量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具有统计学上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实证结论支持经济理论的解释，也符合我们的预期。第二，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动的总体性特征。第三，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也比较明显。这说明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较大。这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紧张，也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比较优势的益处。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失衡与国际冲突。第四，金融一体化两个存量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进一步分析。以存量指标为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说明，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流入能显著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同时，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需谨慎分析。从数量上看，fi3和fi4对经济增长效应分别约为0、25％和0、34％，由于我们使用衡量金融一体化水平是与GDP的比值，在GDP总规模较大的情况下，跨境资本流必须发生较大的变化才能引起金融一体化指标发生变化。

四、动态分析：金融开放的动态冲击效应

为了反映经济增长与金融一体化之间的动态影响，下面将建立自量自回归模型(VAR)考察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一体化的动态响应。具有ρ阶滞后期的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yt为m维内生变量，A1、A2、…Aρ为待估参数矩阵，εt为扰动项且服从白噪声向量形式。由于我们主要目的是分析经济增长(LnY)对金融一体化够(fi3、fi4)动态扰动的反应，所以需推导出脉冲响应函数。假定yt满足协方差平稳条件，由(6)式可得VAR的向量移动平均MA(∞)方程：

从图2可以看出，国民产出对金融一体化两个指标的扰动均表现出相似的动态反应过程。在五期以内，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小的正向作用且在三期以后呈现降低的趋势，并在第五期以后逆转为负面效应。这说明在现有的资本跨境的制度安排框架下，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效应。对此动态过程合理的解释是：首先，从金融开放的进程来看，由于我国对金融自由化持较为谨慎的姿态，对资本项目开放采取渐近方式，故跨境资本总量与GDP比值比较低。从数据上看，1982-2003年期间外国资本流入占GDP比例在10％以下，2004年虽然提高到15％，但本文分析对象是1982-2004年的整个区间。因此，整个样本期间来看，跨境资本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其对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有限。其次，从结构上看，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有选择的政策，外国资本主要以FDI形式流入。在这样一种外国资本流入结构约束下，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属于投资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受投资水平的影响比较显著。当投资水平稳定时，前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呈下降趋势。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部投资减少，其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也将呈现负面效应。最后，我国对外国资本需求呈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影响到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我国对外部资金需求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入外国设备和技术急需大量外汇，而国内企业出口创汇能力较弱。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对实现进口替代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有效实施，外汇储备剧增带来货币供给扩张和居民强烈的储蓄倾向等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资金出现过剩的势头。在国内储蓄和投资关系出现逆转时，外部资本流入进一步降低国内资金成本，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其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呈下降趋势并出现负相关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金融开放度增大并没有内在深化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而仍然是停留在投入增长型的低层次模式上。

五、结论

首先，本文从跨境资本流的视角建立起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流量和存量指标。从样本期间1982-2004年来看，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逐年提高，反映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渐进进程。具体来看，存量指标更能反映出一国对外金融开放的程度。

其次，实证结果显示，以存量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结合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因素，认为我国经济属于要素投入型的粗放增长。其中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力要素次之，而用两种指标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幅度存在差异。这反映出现阶段金融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仍然有限。

最后，我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一体化扰动的VAR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从跨境资本流角度衡量的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表现为投资拉动式效应，而没有内在地深化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这凸显出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结构性及方向性问题。

注释

①详见《国际金融研究》“金融市场一体化衡量方法及评价”一文，2004年第6期，P28-33。

②当完全被禁止时，分值为“0”；当存在数量或法规的限制时，分值为0、5：当交易被征收高税时，分值为1；当交易税有所降低时，分值为1、5；而交易无限制时，分值为2。将两类分值加总后，金融一体化程度最后的分值是0和4之间。

③这些学者包括Levine和Zervos(1998)，Henry(2000)，Bekaert、Harvcy和Lundblad(2001)，Edison和Warhock(2003)，Warnock(2004)等。

④在本文分析中，若无具体说明，我们均用FDI与证券投资之和来表示跨境流动的资本水平。Edison，Levine(2002)在分析国际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时，采用此方法测度各国的金融一体化水平。本文采取类似方法衡量我国金融一体化水平。

⑤包群、许和连等(2003)研究我国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增长的关系时使用此方法，本文参照处理。详见《世界经济》2003年第2期，P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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