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精选8篇)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1
采用滑坡风险评估三要素的方法，即:风险区划(R3)、风险概率(RP)、风险损失(Rh)，对汶川大地震极震区10个县市26000km2面积区的震后滑坡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区内高风险区仅占9、03%面积，但承担42%的滑坡发生概率和滑坡损失风险贡献;较高风险区占14、61%面积，承担25%的风险贡献;中风险区占22、28、%面积，承担19%的风险贡献;低风险区占37、93%面积，承担11%的风险贡献;无风险区占16、15%面积，承担3%的风险贡献。震后由于采取了有效的避险措施，滑坡风险明显降低的结果。
关键词:
汶川8、0级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评估
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相比多了“地震”因素条件，在评估的结构和方法上两者的不同之处何在?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可供参考的文献极少［1－3］。笔者认为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两者的区别主要应该体现在风险评估结构模型(即:风险区划=危险度评估×易损度评估)中的危险度评估。评价地震滑坡风险只能通过滑坡危险性评估指标因子与地震相关因子的结合，才可能反映地震因素的影响作用。地震滑坡是在地震瞬间被地震动诱发的，地震动能量通过震源和发震断层释放，一次地震过程中距震中或断层不同距离上分布的滑坡数量和规模差异性很大。因此在危险度评估中，可以通过增加地震滑坡震中距和发震断层距等与地震相关的作用因子，来提高地震滑坡危险度评估中地震与滑坡的关联度。而在风险评估中，地震因素的直接作用不能被直接反映。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建筑物基本都提高了抗震结构设计标准，区域空间的建筑承灾体的易损性都明显降低。随着灾区建筑物的易损性普遍降低，统计指标中也难以体现出与常规易损性指标的差别。只要在危险度评估中增加了地震因子作用，建立在滑坡危险度和易损度区划基础之上的地震滑坡风险评估，就可以反映出地震因素的作用了。因此，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的主要差别应该体现在危险度评估中滑坡与震源相关性因子选取上。本文选择汶川地震极震区(I0≥ⅩⅠ)10县市(面积26175、77km2)为研究区域，探索了地震滑坡风险评估方法。
1地震滑坡风险分布(Rs)
根据文献［4］中的滑坡风险分类方法，不同类型滑坡风险的研究深度不同，应用范围也不一样。因此滑坡风险研究应该具有不同的目标性和实用性，可以针对不同层次需要，采用不同阶段的风险研究目标和方法解决需求。不同阶段的风险评价方法也不相同。按照文献［4］中的风险层次链实施阶段划分，笔者在完成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区划的基础上［5］，根据滑坡风险综合评估三要素的原则。式中:RS为风险分布;RP为风险概率;Rh为风险损失。对汶川地震极震灾区(I0≥Ⅹ)的汶川、都江堰、彭州、茂县、什邡、绵竹、安县、北川、平武、青川10县市(面积26175、77km2)进行了地震滑坡风险综合评估。其中，地震滑坡风险分布是采用地震滑坡风险区划方法确定;地震滑坡风险概率，通过对震后降雨滑坡发生概率统计方法确定;地震滑坡风险损失，根据滑坡受灾面积的损失率方法确定。地震滑坡风险评估与常规滑坡风险评估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滑坡风险区划的要素中，而其它要素中是难以反映出地震因素的作用。汶川地震极震区的滑坡风险分布可通过全区滑坡风险区划获得。采用GIS技术在研究区1:5万DEM、DRG、20万地质图、1:5万土地利用图的基础上，分别对滑坡危险度的10项因子指标、承载体易损度的5项因子指标进行权重叠加，按照5级划分标准经过区划划分，获得地震滑坡风险的分布结果。
2地震滑坡风险概率(RP)
地震滑坡风险概率与滑坡发生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滑坡随机发生的次数越多，存在的风险概率越大。从宏观区域滑坡发育规律分析，大地震诱发的滑坡后期复活主要受降雨因素的控制。因为再次发生大地震或余震具有不确定性，作为诱发因素参加滑坡事件概率统计的难度太大。震区降雨型滑坡后期活动是转化泥石流并造成大面积受损的主要致灾因素。所以，地震灾区的滑坡风险概率应该由震后降雨滑坡的时间及空间分布概率所决定。
2、1滑坡时间概率采用文献［6］中的降雨滑坡概率计算方法，可以分别得到降雨滑坡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概率。时间概率表示在给定降雨临界值和时间的情况下，发生滑坡的时间概率。
2、2滑坡空间概率空间概率表示按风险区面积为单元的滑坡分布概率。式中:P'为空间概率;x为降雨滑坡分布密度系数(x=md/s、其中m为不同危险度区降雨滑坡数;d为样本分区区间;s为不同危险度区总面积。采用式(5)，对极震灾区10县市震后的降雨滑坡与地震滑坡进行统计计算，获得空间概率。
3地震滑坡损失评价(Rh)
在地震滑坡风险区划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各风险区滑坡受损面积与滑坡风险区面积之比，评估滑坡灾害可能造成的受损率。受损率不是经济指标的评价关系，仅仅代表滑坡破坏范围的概率。受损率预测对灾区人员伤亡情况是难以准确评估的［7－13］，因为这与人们防灾意识和政府防灾管理程度密切相关。根据文献［3］中的滑坡受灾面积统计模型，可以对滑坡风险分布区内每一处滑坡受灾面积与滑坡风险区面积进行受损率统计。在实际滑坡风险损失评估中，由于在获取当地经济产量和固定资产资料信息的限制，如，经济总量、建筑物、基础建设、农业、林业、工业、水利等等，所以得出的经济损失评估结果往往可信度较低。之前采用各种方法作出的经济损失评估与实际情况一般差距较大。所以对区域滑坡灾害发生前的损失预测评估，可以采用滑坡直接受损面积与风险区面积的比率Rh评估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根据式(6)，可以统计汶川地震极震区全区滑坡风险区的滑坡受损情况(表7)。以上统计结果，无论对极震灾区全区的滑坡风险受损率，还是极震灾区各县市滑坡风险受损率，都可以看出未来滑坡风险的受损率一般不是太高。全区的高风险区受损率仅可能达到11%，其他风险区的损失率更低。
险综合评估(R珔)
在完成以上准备之后，可以对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表1、图1表示的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分布，表2、表3表示的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概率，表4表示的汶川地震极震区滑坡风险受损率的统计结果，评价5类滑坡风险区可能分别承担的风险损失概率。式(8)表示风险综合评估(珔R)是评价5类滑坡风险区域面积中(Rs)，将可能(概率Rp)分别对应承担滑坡风险损失(受损率Rh)的贡献率(γ)。采用式(8)，可得到表10、图3所示的综合评估结论。式(9)说明，随着滑坡风险区的等级变化，综合风险贡献与风险等级呈线性函数发展关系，并且相关性好。采用以上方法，对汶川地震极震区各县市滑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也可获得各自的评估说明和规律曲线模型。
5结论
地震滑坡风险评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风险分布评价、风险概率评价、风险损失评价。而单一的风险评价不能真正代表风险评估的内容。本文根据评估的原则对汶川地震极震区10个县市的滑坡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估。地震发生后，由于政府采取了滑坡危险地带主动搬迁避让的恢复重建措施，极震灾区的滑坡风险明显降低。滑坡风险主要由全区9、03%面积的高风险区承担。其余区域的滑坡风险很小，所以极震灾区大部分区域是安全的。风险评估中，滑坡风险损失评价是一项比较难以确定的指标。目前的统计方法还达到不到包括人员在内的损失评价，只能满足固有资产的统计。因此可能使滑坡综合风险评估内容有所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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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2
关键词：风险导向审计；审计模式；适用性分析
随着国内外重大审计失败事件的不断发生，风险导向审计作为一种重要的审计理念和方法，受到审计职业界和学者的关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2004年10月了新的审计风险准则征求意见稿，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使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实施风险评估程序，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如果审计风险准则一旦正式生效，将使我国的审计风险准则与国际接轨，并引导中国注册会计师实务由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向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转变。因此，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理解以及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风险导向审计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审计方法适应审计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审计发展的早期，由于企业组织结构简单、业务性质单一，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目的是为了促使受托责任人在授权经营过程中做出诚实、可靠的行为，审计方式是详细审计。审计的重心在资产负债表，是对会计凭证和账簿的详细审计，旨在发现和防止错误与舞弊，这种审计方法就是账项基础审计方法（accountingnumber-basedauditapproach）。二是从1950年代起，以内部控制测试为基础的抽样审计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审计方法重点在于注册会计师了解、测试和评价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对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环节，注册会计师通常将其涉及交易和账户余额作为审计的重点，甚至进行详细审计；对于可以信赖的内部控制环节，通常将其涉及的交易和账户余额进行抽样审计，以提高审计效率和降低审计费用。从方法论的角度，这种审计方法被称作制度基础审计方法（system-basedauditap proach）。三是1970年代以后，由于制度基础审计方法显露缺陷，一种新的、以风险防范为基础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逐渐兴起，从方法论的角度，注册会计师以审计风险模型为基础进行的审计方法称为风险导向审计方法（risk-orientedauditap proach）。
回顾审计方法的发展历程，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已成为审计方法发展的国际趋势。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合理地扬弃了作为制度导向审计模式基础的“无利害关系假设”，把指导思想建立在“合理的职业怀疑假设”的基础上，不只依赖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所设计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检查与评价，而且实事求是地对公司管理层是否诚信、是否有舞弊造假的驱动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职业警觉，将审计的视野扩大到被审计单位所处的经营环境（微观、中观乃至宏观），将风险评估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与传统的制度基础审计相比较，主要有以下区别：
（一）审计模式不同
制度基础审计模式以内部控制为核心，对控制风险的评估仅通过确定内部控制的可依赖程度来减少实质性测试的工作量，而对固有风险的评估常流于形式；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不仅通过内部控制评估控制风险，还结合其他风险因素尤其是固有风险综合考虑，通过对企业环境、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评估，发现其潜在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并评估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以便使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
（二）审计基础不同
制度基础审计以内部控制制度为基础，根据被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及符合性评审结果，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重点；风险导向审计则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对影响被审单位经济活动的多种内外因素进行评估，确定审计范围、重点和方法，其不仅重视与内部控制系统直接相关的因素，而且重视各种环境因素。
（三）审计方法不同
两种审计模式都采用抽样技术，但风险导向审计是通过建立审计风险模型将风险量化。因此，相对于制度基础审计来说，风险导向审计的抽样技术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审计抽样，更注重利用分析性测试方法，从而可以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二、风险导向审计的两种模式
风险导向审计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个阶段，理论界把以传统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为基础进行的审计称为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而将199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推行并逐渐被审计理论与实务界接受的，以“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的模型为基础，以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方法称作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
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审计理念和审计技术方法的不同，后者是对前者的改进，其主要区别如下：
（一）审计起点不同
传统风险导向审计运用的审计风险模型中，固有风险是指假定不存在相关内部控制时，某一账户或交易类别单独或连同其他账户、交易类别产生重大错报或漏报的可能性。控制风险是指某一账户或交易类别单独或连同其他账户、交易类别产生错报或漏报，而未能被内部控制防止、发现或纠正的可能性。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方法通过综合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时间和程序，由于固有风险难以评估，审计的起点往往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如果没有必要测试内部控制，审计的起点则为会计报表项目）。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通过综合评估经营控制风险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时间和程序，其审计起点为企业的战略系统及其业务流程。如果企业的业务流程不重要或风险控制很有效，则将实质性测试集中在例外事项上。这种新模式的优点是将审计的重心前移到风险评估，这将有利于充分识别和评估会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因此，主要针对风险设计、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程序。此外，注册会计师容易全面掌握企业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有利于节省审计成本，克服因缺乏全面性观点而导致的审计风险。
（二）风险评估识别以分析性复核程序为中心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注重运用分析性复核程序，以识别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而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对于信息的再加工程度不够，其分析性程序主要用在报表分析上。分析性复核程序已成为现代风险审计方法最重要的程序，为了适应分析性程序功能扩大的要求，分析性程序开始走向多样化：在数据分析上不但要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也要对非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工具上借鉴现代管理方法，把战略分析、绩效分析、财务分析及前景分析等分析工具运用到风险评估之中，使风险因素不再惟一，变一元风险评估为多元风险评估，使得出的风险评估结果更加可靠。
（三）风险评估方式由直接评估转变为间接评估
传统风险导向审计的风险评估是一种直接的方式，即直接评估重大错报的概率。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是从经营风险评估入手，间接地对审计风险进行评估，因为经营风险越高，审计风险也越大，也就是管理舞弊的可能性越大；并且从经营风险中能更有效地发现财务报表潜在的重大错报，因为财务报表是经营的反映，如果经营风险未能在报表中得到体现，则财务报表很可能失真。此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合理性评估也只有从经营风险入手，才能进行正确的评估。
（四）审计程序实施具有个性化
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审计程序是标准化形式，对不同的被审计单位都使用标准相同的审计程序，其缺陷是没有足够贯彻风险导向审计思想，使注册会计师无法突破客户预先设置或防范的措施，难以做出正确的审计结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要求注册会计师将评估及识别的审计风险与实施的审计程序相结合，针对不同客户以及客户不同的风险领域实施个性化的审计程序。
（五）审计证据的内涵扩大
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式下，审计重心向风险评估转移，审计证据也由内部向外部转移。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充分了解企业整体经营环境，由此评估客户的经营及审计风险，同时必须从外部取得大量的外部证据来证明风险评估的恰当性。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注册会计师形成审计结论所依据的审计证据不仅包括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获取的证据，还包括了解企业及其环境获取的证据。
（六）扩充了内部控制要素
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方法下的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发现、纠正错误与防止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内部控制要素包括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下的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以及对法律法规的遵循，由治理当局、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设计和执行的政策和程序。内部控制的三要素扩充为五要素，即控制环境、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评估过程、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和沟通、控制活动和对控制的监督。
（七）对注册会计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注册会计师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其重心从会计、审计知识转向管理和行业知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下审计结果主要依赖风险评估，风险评估的各种分析方法要求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行业知识（包括市场、研发、生产等方面），这对注册会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册会计师应该是复合性人才，不但要掌握一般常用分析工具，还要接受现代管理知识和行业专业知识训练。
三、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是审计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2003年10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通过了新的审计风险准则；中注协也在2004年10日了修订后的审计风险准则征求意见稿，不仅将使我国的审计风险准则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为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审计风险准则一旦正式生效，将引导中国注册会计师实务由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向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转变，会对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理念、审计程序及审计责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然而，目前要在我国推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还存在一定的制约条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成本与效益问题
实施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前提是成本能得到补偿。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审计计划阶段和执行控制测试阶段，注册会计师关注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导致工作时间和审计成本的增加，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成本的增加往往不可能过渡到收费的同步增加。此外，还需要一定的投入来培训注册会计师，使他们掌握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等有关方面的知识。如果这些成本得不到补偿，就会使一部分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在竞争中无法生存。
（二）信息系统的建设问题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重要特征是审计重心前移，注册会计师必须首先执行风险评估程序，充分了解客户整体经营环境，然后针对风险不同的客户、客户不同的风险领域，设计个性化的审计程序。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建立强大的信息系统，以便注册会计师在风险评估时了解企业的战略、流程风险管理、业绩衡量等。而目前国内很多事务所对行业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缺乏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不够充分，信息系统的建设还达不到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导致风险评估不准确。因此，风险导向审计的运用仅限于老客户，对新客户还是将大量时间用于实质性测试。
（三）审计从业人员素质问题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审计理论和实践经验，还要具备必需的管理学知识和经济学知识，能够运用系统的、战略的观点充分了解、分析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状况，对有可能导致企业会计报表错报风险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将审计视角扩展到内部控制以外，从较高层面上评估风险，而不是仅仅注重企业会计处理的细节。
（四）辅助审计软件的使用与完善问题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中分析性程序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辅助审计软件的使用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运用分析性程序的条件是辅助审计程序的开发和运用，它可以直接对数据库进行加工分析，依据软件模型自行处理数据，使运用分析性测试程序成为节约成本的重要手段。另外，采用审计软件使统计抽样的样本更具代表性，审计抽样风险可控，为风险导向审计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我国在审计软件的开发和使用上不够理想，还有待提高，而且大部分注册会计师缺少相应的技术准备，在现阶段推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上所述，目前在我国全面推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还受到许多制约，尽管它有很多优越之处，但在我国还不能够普遍推行。当前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主要是以制度基础审计模式为基础的，而且相当一部分从事小规模企业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基本上仍然在运用账项基础审计模式。但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实行是一种理念的改变，我们可将制度基础审计与风险导向审计有机结合。即使在现行审计准则仍然主要以制度基础审计模式为基础的情况下，吸取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基本观点和做法，则是完全可行的。通过把风险导向审计中控制风险的理念和方法融合到制度基础审计中，使其他审计模式忽略审计风险的缺陷得到弥补，将会为探索适合我国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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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3
摘要：设计是整个项目的源头。从源头抓起，科学做好隧道设计阶段的风险评估，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隧道各类风险，降低工程造价，为后期运营管理提供更大的便利条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隧道设计 风险评估
设计阶段风险评估又分为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3个阶段的风险评估。
一、可行性研究阶段风险评估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风险评估主要是针对安全、工期、投资、环境等几方面展开的。这一阶段可采用多种方法进行风险识别，但由于勘察资料详略不一和设计深度深浅不等，加之时常遇到地质水文条件、采空区、环境保护区等缺少更准确的技术资料，一般采用专家调查表法更经济、简便、适用。这一方法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工程领域应用较广，主要做法是通过与多名专家及时的纵横向沟通，反复校正，以逐步形成预测和识别依据。风险衡量和评价，一般采用定性的方法，在有条件的地区或是有详细的地质资料情况下，最好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隧道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风险因素分析如表1。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要按照目标风险进行分类，确定单项风险因素的致险概率和后果，按照风险指数进行风险分级，对于一般隧道可根据接受准则对每一风险因素提出应对措施。对于低度风险，可忽略；对于中度风险，应在初步设计阶段加强地质勘察，加深线路方案和隧道技术方案的研究，并进行更深入评估，如在郑西客运专线的可研阶段，就专门针对线路穿越湿陷性黄土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方案论证，充分揭示了在这一地区建设客运专线隧道可能遇到的技术风险，为后期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支撑；对于高度及以上风险，应慎重研究修改或改变线路或隧道技术方案，如向莆铁路戴云山隧道，原设计方案隧道长度约28km，地下水极其发育，且水压很高，隧道大部分地段为反坡施工，施工安全、工期和投资风险极大，后来调整线路纵坡，绕长线路，缩短隧道长度，从根本上降低了隧道的施工风险。
二、初步设计阶段风险评估
初步设计阶段应根据可行性研究阶段评估结果，结合本阶段的勘察资料和设计原则，对采用矿山法施工的塌方、瓦斯、突水突泥、岩爆、大变形等典型风险进行评估，对采用掘进机法和盾构法施工的设备、掘进、盾构进出洞等典型风险进行评估。初步设计阶段应根据隧道地质纵断面情况分段评估，确定初始风险（典型风险）等级，提出相应的设计措施。采用矿山法施工的隧道主要风险因素如表2所示。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4
2、 在管道风险度不升高的前提下,找出经济的施工与运行方案。对可能发生的破坏和造成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为制定管道运行的应急维护措施提供技术依据。
现以西气东输管道南京到上海段为例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工作分以下三个阶段。
1、 初步评估。根据有关管道路线、沿线地形及沿线管段邻近区域内的人口密度等资料,对管道最有可能发生破坏的地段分别进行灾害识别。针对各管段有代表性的管道设计参数,如管径、压力和气体组成等,预测这些管段破坏时可能发生的火灾范围和程度。
2、 识别高风险管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估计管道沿线各个区段破坏发生的频率。这项工作依据欧洲和北美以及我国管道的运行经验和数据,在可能的条件下对管道破坏发生的频率进行修正。该阶段需要使用更为详细的管道设计资料,包括管材的性能、壁厚、管道埋设深度和对各种威胁所采取的防范与保护措施 ( 包括对管壁腐蚀的控制方法、对管道的监测方法和各种保护措施 ) 。对每一种破坏原因,估计其造成破裂或穿透的相对概率。在此基础上识别具有高破坏频率的管段,然后将这些评估结果与灾害后果分析的结果、第一阶段评估的结果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确定高风险度管段。
3、 详细的风险评估和确定降低风险的方案。该阶段将对那些在第二阶段评估中所确定的对人员和连续供气具有高风险的管段进行详细的分析,对具有高风险度的管段进行量化评估。这项工作将使用更多的参数,包括管道特性、距邻近压气站和截断阀的位置、该管段覆盖土壤的类型、当地主导气候条件,以及沿该管段区域内详细的人口分布密度 ( 包括敏感性人口密集区,如学校和医院等 ) 。将分析结果与国际上认可的可接受风险指标 ( 如英国规范 IGE / TD / 1 第四版 ) 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确定那些风险度超过可接受指标的管段,对这些管段,应制定可行的降低风险措施,并在设计阶段估计采用该措施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调整线路位置、增加管道壁厚、降低工作压力、增加覆盖层厚度等。其它防护措施有,增加管道检测的密度,采用机械性保护和增加管壁腐蚀检测的频率。对每一种方案,将按照上述风险评估程序逐个进行分析,以确定最经济的降低风险的方案,将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合理低”的基础上。在本阶段,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按常规管道设计规范要求确定的管道壁厚和截断阀间距作出评估。这项工作将有助于通过考虑管道风险来优化设计,从而降低项目投资和管道的运行与维护费用。
通过上述工作,可以得到以下成果:
1、 可对管道各段因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量化分析;
2、 可识别管道沿线对人员存在高风险的管段;
3、 可根据这些管段的现有设计来估算管道的破坏频率;
4、 有助于准确确定对人员存在高风险管段的风险度和风险度超过可接受标准的管段;
5、 对所识别的不可接受高风险的管段,选择既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实施的改进方案,对设计方案进行调整。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5
关键词:房地产项目,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TL372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risk sources of real estate projec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risk,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ssessment methods of Project risk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project decision maker to make risk assessment, so as to control risk effectively、
Key words: Real Estate Projects; Risk Assessment
引言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的建设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由于房地产项目的投资金额一般比较巨大，而且现金的回收周期较长，加上房地产项目又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对房地产项目中存在的各类风险因素认识不足、评估不到位，这些风险因素一旦发生，极易造成投资失败，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房地产项目是所有投资项目中风险较大的一种项目。因此，对房地产项目开发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分析，有着重大的意义[1]。
1房地产项目的风险概述
房地产项目的风险是指项目在从投资、前期准备、项目建设、租售管理中，存在难以预计、监控的因素，影响项目正常顺利的开展，进而影响开发商及相关主体利益，并使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2]。
房地产项目风险的来源有：自然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国际风险、内部决策和管理风险等。
2房地产项目的风险识别
房地产项目风险识别是指风险管理人员找出影响房地产开发项目质量、进度、投资等目标顺利实现的各种风险因素，运用各种方法对尚未发生的潜在风险以及客观存在的风险进行分类，找出风险产生的原因，并对风险进行分类列表。
房地产项目风险识别的方法很多，主要包括专家调查法、故障树分析法（FTA法）、幕景分析法及筛选―监测―诊断技术等方法[3]。
3房地产项目的风险评估
房地产项目风险评估是指应用各种管理科学技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最终定量地估计风险大小，找出主要的风险源，并评价风险的可能影响，以便以此为依据，对风险采取相应的对策。
3、1 模糊综合评判法
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来评价项目风险的大小，不仅顾及评判对象的层次性，可使房地产项目中难以量化的评价标准、影响因素的模糊性得以体现，可以做到定性和定量分析，在评价中又可以充分发挥人的经验，使风险的评价结果更客观，符合实际情况。具体方法如下：
(1)确定风险因素集
对风险做出认定和鉴别，找出风险之所在和引起风险的主要因素，并对其后果做出定性估计。确定的风险因素集可以表示为：
(2)利用AHP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
利用AHP将复杂的风险问题分解成递阶层次结构，然后在比原问题简单得多的层次上逐步分析，构造各风险因素和子因素的判断矩阵，计算其特征值并检验其一致性，从而得到各风险因素的权重。权重集表示为：
(3)选择评价集。
按风险因素对房地产投资项目的影响程度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可将风险划分成四个等级。即一般风险v1，较大风险v2，严重风险v3，灾难性风险v4。据此,得出评价集为：
(4)确定隶属度和评价矩阵
由专家组对评价对象其中的每一个指标进行相对等级评判，则隶属度为：
判断某指标属于专家个数/专家总数
从U到V的模糊关系可以用模糊评价矩阵R来描述：
式中（;）表示对第i个指标作出的第j级评语的隶属度。
(5)进行多级模糊综合评判
将指标权重集与评价矩阵相乘即得最终评价结果E：
根据这一方法得出某一目标项目风险的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与确定的评价集V做比较，可得出识别风险大小，为决策做出判断。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风险评估方法，将复杂的风险问题模糊定量化，且计算较为简单[4]。
3、2 FCIM模型法
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只能得出风险的大小，而不能得出风险出现的概率，这给投资者进行风险规避和管理带来困难；而通过模糊四边形方法与控制区间和记忆模型(CIM)的综合运用，将定性指标定量化，解决了指标间相互独立和相关的问题，不仅得出风险的大小，同时得出不同风险大小出现的概率，使投资者能迅速准确地对风险进行控制。
(1)定性指标的模糊处理
对于定性指标，在风险评估中通常采用语言变量来表达，确定评价定性指标的语言变量集为E={很高，高，一般，低，很低}。采用不规则四边形模糊数表示为：“很高”(0，1，2，3)，“高”(2，3，4，5)，“一般”(4，5，6，7)，“低”(6，7，8，9)，“很低”(8，9，10，10)。
假定评估者确定了定性指标并给出风险评估结果，则采用模糊处理可以得到概率分布区间，从而得出其概率分布值，将定性指标定量化[5]。
(2)CIM计算
有了定性指标的定量化，通过CIM对变量相互独立和变量之间相关的概率计算，得出风险程度。
①将总指标分解为一套可供分析的基本指标集合。
最初的分解是将总指标分解为主要项目指标。组成主要项目指标的项目就是一级指标项目。一级指标项目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再进行分解的，或者只能用均匀分布的方法分解的一级指标项目；另一类是指不同种类的，具有不同风险特点的指标元素的集合，因此可以继续分解为二级指标项目、三级指标项目等。
②考虑可能影响每一基础指标项目的所有风险，以便计算出基础指标项目的风险影响图。
先对每一基础指标项目进行风险辨识，找出影响它的风险因素集合，再估计每一风险因素影响基础指标项目投资的风险概率分布曲线。
在得到影响基础指标项目的所有投资风险概率估计值之后，就可以估计出这些风险因素至少出现一个时基础指标项目的风险概率曲线。这些风险因素在实际中的出现机率是随机的，并联模型把这些风险因素连接起来，并用并联概率叠加模型计算基础指标项目的总风险。
③对基础指标项目的风险进行组合，从而确定总指标的风险曲线。
与风险因素的并联连接模型相反，基础指标项目变化的串联连接组成了总指标的风险变化[6]。
4结语
本文在介绍了房地产项目风险的来源和对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初步建立了两种房地产项目风险评估方法,可以为房地产项目风险评估作一定的参考。但是,由于房地产项目风险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建立的模型还有有待完善的地方,希望各位同行共同努力,以建立更加广泛适用的房地产项目风险评估模型。
参考文献:
【1】李 红，张小芳、 房地产项目风险模糊综合评估研究[N]、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6，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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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甘传发、 房地产投资项目风险分析[J]、房地产业，2013(5)：19、
【4】宋皑，苏同启、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房地产项目风险评估[J]、青岛理工大学报，2007，28（2)：113-114、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6
【关键词】 中小企业； 税务风险； 管理； 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
企业税务风险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且主要是针对大型企业，而从实证角度分析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现状的研究成果基本属于空白。因此，本文通过广东省部分城市不同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税务管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并总结出影响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水平的因素，以期为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假设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在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信息的沟通以及监督改进机制上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得在中小企业内部产生了大量的税务风险。因此，本文参照COSO的风险管理框架，从税务风险目标控制、岗位设置、识别与评估、信息沟通以及监督改进等要素，编制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现状调查问卷》，对不同类型、规模、运营时间、所在行业的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的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如下假设以待验证。
H1：规模较小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差异。
H1A：规模较小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目标设置水平存在差异。
H1B：规模较小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岗位设置水平存在差异。
H1C：规模较小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税务风险识别与评估水平存在差异。
H1D：规模较小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涉税信息沟通水平存在差异。
H1E：规模较小企业与规模较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监督与改进水平存在差异。
H2：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差异。
H3：不同运营时间的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差异。
H4：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差异。
H5：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差异。
三、样本分析
（一）样本介绍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共向广东省8个城市（广州、惠州、清远、中山、阳江、湛江、潮州、东莞）各类企业发放问卷1 500份，回收问卷1 413份，回收率94、2%；其中有效问卷1 289份，较之问卷发放总量，有效率为85、9%。被试的具体情况见表1。
（二）评价指标的测度方法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评价中涉及《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现状调查问卷》中的16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定性指标，因此需要通过对问题选项的赋值来进行量化。具体的赋值方法包括：
方法一：根据企业对问题2选项“会咨询、不咨询”进行的选择，分别赋予“2、0”值进行量化。
方法二：根据企业对问题4、问题6、问题7、问题8、问题9、问题11、问题12、问题13、问题14以及问题16选项“是、否”进行的选择，分别赋予“2、0”值进行量化。
方法三：根据问题1、问题3中企业实际选择的信息沟通程度分别给予不同的分值进行量化，企业选择“从不、偶尔、经常”分别用“0、1、2”来进行量化标度。
方法四：根据问题17中企业实际选择的对国税发[2009]90号文的了解程度，给予不同的分值进行量化，企业选择“从来没有听说过、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大概了解一些、仔细研读过”分别用“0、0、5、1、2”来进行量化标度。
方法五：根据问题10中企业实际选择的税务风险管理岗位设置情况给予不同的分值进行量化，企业选择“设置了税务部门、设置了税务岗位、有财务部门人员兼任、由外聘机构、否”分别用“2、1、5、1、0、5、0”来进行量化标度。
方法六：由于问题15是反向设置题，根据企业对问题15选项“是、否”进行的选择，分别赋予“0、2”值进行量化。
（三）整体样本的正态检验
传统上，学者多采用ANOVA方法识别因素的不同水平量所带来的差异。但是ANOVA方法应用的前提是变量的分布必须满足正态分布，因为ANOVA所采用的F检验等方法，是建基于正态分布假设之上的。为此，我们首先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Kolmogorov-Smirnov检验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性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可见，全体样本的显著度在1%以上，拒绝样本为正态分布的零假设。这意味着，相关的样本不能采用传统的ANOVA方法进行分析，而Mann-Whitney U检验最显著的优点是无需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可以视为对大样本正态检验的代用品，因此，本文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代替ANOVA来进行分析。
四、不同企业规模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现状分析
（一）不同注册资本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分析
样本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的结果见表3。
不同注册资本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特别是注册资本低于500万元的小企业，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控制水平、岗位设置水平、识别评估水平以及监督改进水平，都显著低于注册资本在3 00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但在信息沟通水平上与大型企业没有显著区别，这是由于小型企业员工人数少，管理权相对集中，导致小型企业在涉税信息的沟通上，反而优于大型企业。就中小企业本身而言，随着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对于注册资本在500―3 000万元的中型企业而言，所有税务风险管理相关的制度建设都有了显著提升，这说明了注册资本越大的企业，规模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在其他税务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上比起小型企业都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税务风险管理目标控制水平、信息沟通水平以及监督改进水平上与注册资本3 00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但在税务风险管理岗位设置以及税务风险评估水平上还明显低于大型企业。
（二）不同收入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分析
将样本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的结果见表4。
不同收入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特别是年收入低于500万元的小企业，无论是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目标控制水平、岗位设置水平、识别评估水平、信息沟通水平还是监督改进水平，都显著的低于年收入在5 00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就中小企业本身而言，随着企业收入的增加，对于年收入在500―5 000万元的中型企业而言，除了税务风险管理岗位设置水平以外，其他制度建设都有显著提升，这说明了中小企业随着年收入的增加，虽然尚未设置完善的税务风险管理岗位，但在其他税务风险管理的制度建设上已经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税务风险管理目标控制水平、信息沟通水平以及监督改进水平上与年收入5 00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三）结果分析
无论从企业注册资本还是经营收入分析，规模较大企业与规模较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营收入越多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也越高。研究假设H1得到了证实。具体到目标控制水平、岗位设置水平、识别评估水平、信息沟通水平以及监督改进水平上，规模较大企业与规模较小企业也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税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水平上，无论是从注册资本还是经营收入来分析，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税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水平越高。研究假设H1A、H1B、H1C、H1D以及H1E得到了证实。
五、不同特点中小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上的差异研究
（一）样本调整
由于本部分重点研究不同特点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意识差异，因此，在数据的使用中进行了进一步筛选，剔除标准参照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中《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将注册资本在3 000万元以上或年收入在5 000万元以上的规模较大企业予以剔除。剔除大型企业后，有效问卷为967份。被试具体情况见表5。
（二）不同所有制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差异分析
将样本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的结果见表6。
根据表6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中小企业渐进显著度明显；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明显大于其他类型的被试企业。
（三）不同经营年限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差异分析
将样本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的结果见表7。
根据表7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运营时间不同的中小企业渐进显著度明显；主要体现在运营时间在10―20年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明显大于运营时间在10年以下的企业。
（四）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差异分析
将样本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的结果见表8。
根据表8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渐进显著度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以及建筑安装企业之间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五）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差异分析
将样本数据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的结果见表9。
根据表9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不同地区的中小企业渐进显著度明显；主要体现在湛江、潮州地区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明显高于广州、惠州以及阳江地区企业，另外中山地区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明显高于惠州地区。
（六）结果分析
1、不同所有制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外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企业。研究假设H2得到了证实。
2、运营时间不同的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运营时间在10-20年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显著高于运营时间不到10年的企业。研究假设H3得到了证实。
3、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虽然有所不同，但并未存在显著差异。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房地产业以及建筑安装业的差异并不明显。研究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
4、虽然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与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并无直接联系，例如在2011年广东省城市GDP排名第九位的湛江市，其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显著高于排名第一位、第六位以及第十六位的广州、惠州及阳江。研究假设H5没有得到支持。
六、结论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果及分析如下：
1、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其税务风险管理水平都显著较低。由此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税务风险的管理上是明显落后于大型企业的，这也证明了中小企业需要加强税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2、与税务风险目标控制、岗位设置、信息沟通以及监督改进等制度相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税务风险识别与评估水平也随之提高，这说明部分中小企业在进行税务风险管理的时候，更注重税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但在其他制度的建设上没有同步跟上。
3、在对中小企业进行分析时发现，外资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水平上比内资企业要高。一方面由于国外税务风险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外资企业非常重视税务风险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外资企业收入较高，其员工素质普遍较高，在税务风险的管控上更有“执行力”。
4、中小企业的经营年限也直接影响了其税务风险管理水平。经营时间较长的中小企业对税收制度了解的多一些，甚至是在税收问题上“吃过亏”，因此对于税务风险的重视程度要显著高于经营年限较短的中小企业。
5、本研究最初假设，中小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会影响到其税务风险管理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水平应高于其他地区。通过分析最终发现，经济发达与否并未显著影响到当地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水平。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水平可能会受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经营环境、税收环境、税收执法力度以及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6、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税务风险的管理不仅要求中小企业要有税务风险意识，关键还要建立一套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参照COSO的风险管理框架，中小企业同样需要从税务风险目标控制、岗位设置、识别与评估、信息沟通以及监督改进等要素入手，建立税务风险管理制度。仅有风险意识，没有建立配套的制度，将无法实现管理税务风险的目的。同时，各项制度的建设必须齐头并进，不能简单的将税务风险管理的概念停留在税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要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岗位及控制目标，通过企业内部及外部的涉税信息沟通，识别与评估税务风险，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应对策略，及时的完善、改进管理制度。
7、中小企业应认识到进行税务风险管理的紧迫性。中小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应及时进行，不能等到出现税务问题了再“亡羊补牢”。在前文的分析中提到了税务风险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一定要在税收上“吃了亏”才想起税务风险管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成本就太高了。特别是对于刚成立的中小企业，应该在成立初就打好税务风险管理的基础，为企业快速平稳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另外，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更应该尽快认识到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建立税务风险管理制度，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发展。
【参考文献】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7
关键词：供应链风险；风险识别；评价模型
1 引 言
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式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种有效的企业间合作共生模式。国际上一些先驱企业如丰田、戴尔、沃尔玛、carrefour等厂商，都因实践这一新型管理模式而获得巨大成功。从成功企业实践意义上说，实施供应链管理是进入21世纪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正如英国物流专家马丁·克里斯多佛( martin christopher)所说：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然而，据michigan大学(2003)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大约有50%的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所带来的优势并不强于传统的买卖关系，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对供应链系统中各类风险不能准确评估和管理造成的。随着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市场的全球化延伸、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日益复杂及组织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等，都将加剧供应链的不稳定并增大其风险性。受多种因素诱发，供应链突发事件生成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对供应链系统运作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供应链风险识别与评价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获得许多研究成果。kraljic早在1983年提出的采购组合管理框架中，就已经考虑了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问题。smeltzer and siferd( 1998)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模型，从采购管理角度理解供应风险管理，提出积极主动的采购管理就是供应风险管理的观点。此后，sheff( 2001)、harland( 2003)、deloitte( 2004)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研究了供应链风险因素及识别问题。hallikas( 2004)从风险事件的概率角度，定量化研究了供应链风险的评估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供应链风险做了多种分类，并提出了测度供应链风险的各种方法。如马士华( 2003)的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划分，晚春东( 2007)的系统风险划分等。丁伟东等在2003年提出了基于模糊评价方法的供应链可靠性评估矩阵，周南洋( 2008)提出了基于owa算子的供应链风险评估多属性决策方法。综上，以前的学者大多对供应链风险进行某一方面和单一方法的识别与评估，缺乏从企业集团化发展角度对供应链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进行系统识别，并给出相应的综合评价模型和实证分析。
2 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识别
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在强化核心节点企业地位、释放众多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累积提供了客观基础。供应链风险来源于系统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它会利用供应链系统的脆弱性，对供应链系统造成破坏，给上下游企业以至整个供应链带来损害和损失。风险识别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前提，按照风险产生的缘由，可将供应链风险划分为内生和外生两大风险来源，其中内生风险主要产生于道德风险、信息扭曲和有限理性。而外生风险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等外部环境的突变。
2、1供应链内生风险识别
内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自身引发的风险。供应链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间合作模式，伴随运营而生的物流、商流、资金和信息流，自始至终流经供应、储运、加工、分销、配送和消费等全过程，在围绕核心企业形成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同时，由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独立经营的法人属性，致使供应链各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存有潜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波及和影响到其它合作方，进而冲击整个供应链的正常运作以生成供应链风险。内生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征见表1。
2、2供应链外生风险识别
外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或突变引发的风险。任何一条供应链都是处在一定环境之中的，市场、政治、自然等环境因素的波动或剧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供应链的有效运营。复杂、开放的供应链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受外界环境制约又反作用于环境是供应链系统赖以存在的前提。当环境发生对供应链系统负面影响的变化时，供应链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供应链的正常运营受到制约或破坏从而生成供应链风险。外生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征见表2。
3 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供应链风险识别使我们认清了集团供应链系统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形态，而有效防范供应链潜在风险可能给集团供应链运营系统带来的利益冲击，则需要对供应链系统风险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估。供应链风险评估是指借助必要的模型方法对供应链的风险等级进行量化测定或估算，并依据供应链风险等级选择安全对策，最终达到削减和控制风险的目的。对供应链风险的评估，需要建立一套设计合理、操作性较强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可测的、可比的、可以获得的量纲各异的指标及指标群构成，用于全面反映供应链系统存在内外风险的可能性程度。基于对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识别，本文构建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下：
1)反映供应链内生风险的指标：合约信任度x1、信息差错率x2、不良采购率x3、供应中断率x4、交货延迟率x5、合同履约率x6。
2)反映供应链外生风险的指标：价格波动指数y1、销售波动指数y2、突发事件预警指数y3。
上述各指标的涵义及赋值方法如下：
合约信任度：反映供应链合约方可信任程度的指标，供应可信性反映了整个供应链提前或按时交货的能力。该指标值增大，表明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可信度增高，供应链系统越可信。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提前或按时完成的订单数÷总订单数）×100%。
信息差错率：反映供应链信息传递失真情况的指标，供应链信息传递延迟或失真会呈现“牛鞭”效应。供应链信息传递失真程度与供应链链长有关，节点企业越多，信息传递失真的程度会增大。该指标数值可通过链长与信息阻尼的关系间接求得。
不良采购率：反映采购有效性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不良采购批次÷总采购批次）×100%。
供应中断率：反映物流配送可靠程度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因供应物流中断而停工待料的时间÷产品计划总生产时间）x l00%。
交货延迟率：反映物流配送可靠程度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物流配送延迟的次数÷计划物流配送总次数）×100%。
合同履约率：反映供应链合作机制保障程度的指标，合同履约率高表明供应链合作机制稳定可靠，合作方之间诚信度高。其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履约合同数÷签约合同总数）x100%。
价格波动指数：反映物料供应市场稳定程度的指标，物料供应市场特定价格指数是根据某一种或一组特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平均计算而成的，它反映某一特定种类或特定组合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变动。本指标数值可由统计调查报告中获得。
销售波动指数：反映供应链核心企业产品销售稳定程度的指标，稳步上升的销售量预示着企业对顾客需求识别的准确性。其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计算期销售量／基准期平均销售量-1）×100%。
突发事件预警指数：反映供应链系统应急体系构建程度的指标，其数值通过预警系统完善程度和应急体系建设投资额换算得出。 4 供应链风险评估模型及实证分析
4、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是将描述供应链风险量纲不同的指标，转化成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给出该供应链系统存在风险程度的一个总体评价。由于各评价指标在风险评估中地位的非等同性，必然存在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赋权问题。本文采用改进的集值统计加速迭代法，通过迭代步长的加速递增，既可以增加指标权向量的符合性又能提高运算效率。
4、2 评价指标风险值的确定
一般的概率统计估值，每次试验所得为相空间中某个确定的点。若放宽条件将得到相空间上的一个子集，谓之集值统计试验，是经典统计和模糊统计的一种推广。在风险评价中对应专家对风险大小判断的一个区间估计值。
式中 ai为第i个风险指标的权重；石i为专家对第i个风险指标的评价值；f为供应链系统风险的总评价值。f的取值范围在[o，1]之间，分值增高，预示供应链系统风险加大。本文设定供应链风险的四个参照等级标准，其对应的f取值范围见表3。
4、4实例应用
应用对象为胶东半岛制造业一供应链系统，通过综合调研得到应用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依照评价步骤，聘请七位专家对供应链风险指标进行迭代优选及概率区间估计，运用改进的集值统计加速迭代法，对各风险指标进行迭代后的结果见表4。
进一步，各专家对风险评价指标估计的概率区间，以及根据公式(3)、(4)、(5)计算所得的供应链各个指标综合风险概率见表5（含专家分歧度）。
根据公式(6)最终计算得出样本供应链系统风险综合评价值f=0、 26，与风险参照等级标准对照属于b级，表明供应链系统整体风险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为此，供应链管理者依此标定供应链系统风险薄弱环节，采取对应修补措施提高供应链系统快速响应能力，使供应链系统稳定在安全等级水平状态。
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8
一、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实践探索
（一）探索意义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作为风险评估中国化的一个具体实践范畴，具有世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背景与现实要求的举措。
开展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我国城市对接世界先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大趋势的主动作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已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城市更是处于“风险胶囊”之中，人口高度密集、快速流动，经济要素高度积聚，政治、文化及国际交往活动频繁，往往成为公共安全风险的重灾区。世界先进城市是一个全面且本质安全的城市，虽然它们的公共安全管理措施各有千秋，但将风险评估纳入政府管理职能体系，把风险评估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和核心分析框架[1]却是共同选择。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结合各自的市情，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城市风险评估体系，[2]其常态运作效用显著。我国城市正在朝着“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这一目标努力，然而，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仍存在着诸多不安全的因素，屡屡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这些事件暴露了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展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正是基于对风险评估发展趋势的前瞻预判，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开展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城市政府落实国家法律规定，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要求。中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强调开展风险评估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对风险评估作了明确部署。2007年1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条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第20条要求“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这就需要城市政府对照中央的新要求，找出城市政府职能存在的短板，拿出有效举措，力争有所突破。
（二）探索概貌
一些城市对风险评估进行了积极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经验，探索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专项风险评估。一些城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组织专业团队或第三方机构对城市安全进行专项风险评估（如火灾风险）。近年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社区灾害风险评估。2009～2011年，上海市民政局探索建立上海市社区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包括社区风险评估模型的开发以及社区风险地图的绘制两部分。社区风险评估模型的开发主要包括社区脆弱性评估、社区致灾因子评估以及社区减灾能力评价三部分。社区风险地图包括五类内容：危险源、重要区域、脆弱性区域、安全场所以及应对措施。[3]其二是安全生产领域。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后，2015年11月滨海新区启动城市安全风险评估。2016年8月完成全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形成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城市安全风险电子地图》以及多套方案。《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对滨海新区的危险化学品工业风险单元、危险品运输风险单元、人员密集场所风险单元、其他风险单元等4大类35小类的城市安全风险源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各类风险源进行了分级，评估了各区域中各类安全风险的安全分布。根据评估结果，制作形成了《滨海新区城市安全风险电子地图》，将各类、各级别的风险源绘制在一张电子地图上。广州市安监局历时1年时间于2016年6月完成《广州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针对城市级别安全生产全领域开展的风险评估工作。评估将广州市的城市安全单元分解为工业风险单元、城市人员密集场所单元、城市公共设施单元等3类风险单元，34种风险源进行了风险评估和分级，辨识出各种风险源中的一级特别高风险单元和二级高风险单元，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评估了广州市城市整体和各区的安全风险水平，明晰了重大事故风险构成，并绘制了广州市城市安全风险地图。
二是大型公共活动风险评估。风险评估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在最近几年我国大型公共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次引入了风险评估，形成了73份风险评估报告。[4]北京奥组会依据这些风险评估报告，构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五个一”（一个根本、一个原则、一个机制、一个保障、一个关键）的奥运风险管理体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风险评估[5]也卓有成效。评估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新闻管理五大类，每一大类都内含若干小类。专业管理部门根据自身的职责范围，开展专项的风险识别和评估。例如，上海气象局完成了《上海世博会气象灾害风险初始评估报告》《上海世博会恶劣天气风险评估报告》《世博轴阳光谷气象灾害安全评估报告》《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恶劣天气风险评估报告》等风险评估报告，为相关部门及时整改提供依据。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市举办。按照统一部署，各区、各部门和单位针对辖区和工作领域范围内各类风险进行全面排查，分析评估。深圳市气象部门全面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大运会主赛区龙岗赛区委员会组织专门的科研学术机构对赛区内各类风险和重大危险源（点）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对可能发生的30种风险进行评估，完成了《龙岗赛区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医疗卫生指挥部形成《大运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技术报告》。其他专项指挥部和赛区均开展了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为总指挥部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6]
三是重大工程、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2004年汉源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遂宁市于次年在全国率先探索率先建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评估制度。2007年4月，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推广遂宁经验。随后，很多城市把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引入维稳工作中，在组织领导体制、评估内容和流程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不同特点的评估模式。
四是中德灾害风险管理合作项目试点风险评估。国家行政学院和有关地方政府通过项目试点，引入了德国等发达国家在风险评估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并且将国外经验本土化，从风险评估参数体系、各参数临界值设定、风险发生可能性判定到风险矩阵图标绘，形成了一整套适应试点地的风险评估体系。公共风险治理与预案优化子项目于2010年12月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启动，九龙坡区对辖区内自然灾害类、事故灾害难的风险点、危险源进行全面排查、识别和登记。[7]另一个子项目于2011年10月在深圳市宝安区启动，形成了宝安区的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将整个风险管理流程有机串联起来，而且在风险损害计量中充分考虑各类影响，创新提出风险值和风险图谱概念。[8]
五是城市全区域全类别的风险评估。2012年10月，深圳启动全市公共安全评估，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城市公共安全评估的地区。市应急办组织四家专业机构，对全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公共安全领域进行评估，于2013年4月完成了各类别评估报告、《城市公共安全白皮书》的编制工作。[9]对识别出的每一项风险，综合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对照风险矩阵图，评定风险等级，确定风险大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由低到高分为低等级、中等级、高等级、极高等级4个等级。评估结果是共识别公共安全风险源138项，其中，中低等级风险87项，高等级风险46项，极高等级风险5项，全市公共安全总体风险为中等偏高水平，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火灾事故、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等方面，面临较高风险。
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现实难题
（一）风险评估缺少顶层设计，准备工作不到位
由于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重点在于应急管理，导致对风险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仅将风险评估作为应急管理的一种手段，没有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战略高度对风险评估进行统一谋划和系统化设计。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供给不足。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没有提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框架，尤其是通过经验研究的方式展现评估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存在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缺少能够进入政府决策的应用性、实战性的成果。开展风险评估的城市很少组织专门的课题研究，评估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和指导，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程序等没有规范化、标准化。
二是制度供给不足。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法律法规，只是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的个别条文中有所涉及。城市风险评估只是政府系统内部的工作指导类的规则制度，并非由立法机关等部门制定的正式法律法规。
三是人才供给不足。政府部门自身力量并不足以开展风险评估工作，从事风险评估的人员大多数是临时抽调的，不具有专业背景。风险评估业务培训少方式单一，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风险评估业务了解不深、流程不熟，难以满足评估需求。特别是培训内容主要讲评估怎么操作、风险等级分数怎么划定等技术性问题，评估的理论依据很少涉及，很多评估工作者对风险评估的内在逻辑与学理基础缺乏必要的认识，在实际评估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容易造成评估的盲目性。
（二）风险评估主体单一，落实“政府主导、专业评估、公众参与”原则不严
一是出现了评估的决策者与实施者合二为一的现象。安全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市应急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政府主导和掌控整个评估，既负责提出评估动议，也负责召集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参与评估，难免会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渗透其中，使评估陷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窘境，必然影响风险评估的客观性、中立性。
二是专业团队和专业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够。牵头开展专项风险评估工作的是由市应急委、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的各类专家、专业人员为骨干组成评估队伍，他们来自体制内，存在着附和政府决策的可能性。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引入了专业机构，但它们的评估经费来源于政府，主要利用相关部门和各区的各类风险评估的结果，只是对存在空白和模糊的领域和区域进行补充调研和评估。
三是公众的角色只是被动的意见的收集对象，而不是主动的评估参与者。政府部门通过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公开征集深圳市公共安全评估和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意见和建议。然而这种方式过于简单，没有多途径、多渠道广泛征求意见，公众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评估报告没有公开供公众和媒体查询，公众只能从报纸电视等媒介了解到的评估结果信息往往是零星的、不及时的、不完整的、不连续的。政府对评估结果运用情况的公开就更少了。
（三）评估体系不完善，影响了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一是评估方法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风险管理风险评估技术》（标准编号：GB/T27921-2011）中列出的风险评估技术共有31种，有定量的、半定量的、定性的及其组合。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所采用的方法以宏观定性为主，具体有比较分析法、专家打分法、风险矩阵法。专家打分法依靠专家的主观判断，会因专家专业背景、工作经验的不同以及对自己研究领域内容特别的关注，导致风险判断的偏移和评估结果的偏倚。风险矩阵法虽通过对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进行量化评分，使得风险评估从定性分析转向半定量分析，但对事件发生可能性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级仍为经验性判断，分级缺少量化指标。这些方法与定量分析相比虽然简单且易于操作，但却影响到评估结果的精确度。
二是没有建立统一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于影响城市公共安全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选取与设置、评估指标的权重衡量确实有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建立统一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一些城市虽然统一了风险评估的技术路线、风险确定的基本方法，但没有建立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这势必影响对风险的评价精度，使评估结果难以具有可预测性与权威性。
（四）评估有空白
一是城市的重大风险源没有纳入评估范围。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深圳光明“12・20”滑坡事故印证了这句话。深圳的淤泥渣土临时受纳场成了风险评估的“漏网之鱼”，说明没有做到“应评尽评”，导致在决策方案中没有考虑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控。
二是忽视风险变化。每年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城市风险是流动的，旧风险消失了，新风险却出现了。因此，风险评估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根据情形不断改变，不可以一评了之。但很多城市政府由于缺乏风险动态捕获机制，对新出现的风险变化，忽视了动态监测与跟踪评估。
（五）把控评估的“结果导向”不牢，评估结果的应用“虚化空转”
风险评估只是一种管理手段，其目的和价值不仅要发现风险，而且要建立机制，制定风险减缓的决策和措施，[12]有效控制、化解风险。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有：评估中落实防范、化解和处置措施的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仍不明确，容易造成评估后的防范化解和动态跟踪等工作难以有效落实；风险评估是制定应急预案的基础和依据，然而，应急预案并没有按照评估结果进行修订；分析和开发利用不够，评估的功能作用难以发挥。
三、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对策建议
为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性建议。
（一）深化认识，筑牢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地基”
城市政府要从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战略地位，增强打牢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地基”的内生动力。
一是加强学术研究，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保障。加快对国外先进评估理论、方法的吸收和消化。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市特色的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理论体系。城市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扶持、课题扶持等手段引导城市的学术力量进入风险评估领域，对发表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给予奖励。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城市政府要依据国家公共安全法制的要求，针对风险源的特点，适时把风险评估这一行政行为逐步上升为法规，同时颁布风险评估配套文件，规范评估事项、主体、指标内容、流程、结果运用及责任认定等具体的环节与内容，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
三是尽快健全教育和培训体系，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在城市高校设立专门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科技评估”专业，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培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城市党校和行政学院把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来建设，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让干部自觉把风险评估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技能。
（二）实行“开放透明”评估，将一元主导的行政化评估转型升级为多元化评估
一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协同评估模式。建立决策与评估职能相分离制度，保证评估的独立性、客观性。城市政府要破除“一元评估”思维，改善评估的开放性，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公众和专业机构有序参与风险评估和提供评估服务，让更多的社会主体进入评估体系。
二是提高专业评估机构的公信力。一方面，专业机构要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加强行业自律，增强评估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评估不受自身利益和政府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专业机构的监管，建立针对专业机构的“黑名单制度”，对评估机构进行跟踪监测，将不能胜任的评估机构纳入黑名单，通过淘汰机制净化第三方评估环境。
三是以完善的法律制度提高风险评估的透明度，避免吸纳公众参与风险评估的随意性与主观选择性。从评估的目标规划、指标设计、实际评估，到结果反馈等环节和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都要科学规范一系列制度化的程序，最大限度地让公众真正参与评估，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遵循“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开展精细化风险沟通，除不宜公开的敏感信息外，将风险评估报告通过本区域内的主流电视台、报社和广播电台配合政府门户网站消息，并且在公示日期范围内多时段、多频率地重复，以达到公众充分知晓的目的，确保在“阳光”下防范和纠正评估中可能出现的偏见或错误。
（三）完善评估体系，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一是积极探索风险评估方法。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强调空间异质性、综合性，注重多重风险的分析。因此，风险评估方法应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运用风险矩阵分析、分析流程图、数学建型、情景构建等方法，对城市可能承受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和计算。充分运用无线通讯技术（GPRS）、地理信息技术（GIS）、数据库技术等信息技术，开发风险评估工具，将可规范化的内容如评估表格、评估要素、评估流程、评估模型等，开发形成辅助评估框架或评估工具，不断提高风险评估质量。
二是构建“双维度”指标体系。目前在国际上有三种主要的公共安全评价框架：单纯能力评价、单纯脆弱性评价、能力与脆弱性综合评价。[10]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涉及到多种类型的事件事故，同时还体现了城市系统对突发状况做出的反应。所以在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时，需要从公共安全涉及领域与影响两个维度综合考虑。领域维度方面采用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分类方法，将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每一类又分若干种。影响维度细分脆弱性与能力两个方面。脆弱性评估是针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对致灾因子的敏感（反映）程度。能力评估指可能受到危害的城市系统，通过抵御或变革，从而在职能和结构上达到或保持可接受水平的适应水平。分别从上述两个维度上对城市公共安全指标进行筛选，得到一套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强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四）动态化精准化追踪风险，切实做到“应评尽评”
一是开展详细的风险调查，确保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全面开展城市风险点、危险源的普查工作，对所有可能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源、风险类型、可能危害、发生概率、影响范围等做到“情况清、底数明”，防止“想不到”的问题引发的安全风险。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完善城市隐患、风险数据库，编制城市安全风险清单，绘制城市安全风险分布电子地图，为城市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
二是追踪识别风险，确保评估的前瞻性。风险评估不仅是对已知风险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要前瞻性地考察风险的变化趋势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风险类别和性质。[11]要根据城市最新形势发展变化，不断查找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空白，组织专业机构定期、不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并使之成为政府的常规管理职能，每年编制和公布《风险登记册》，及时反馈风险变化的信息，持续优化改进风险评估。
（五）建立健全评估结果应用机制，避免评估报告“束之高阁”
一是将风险评估机制擢升为一种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治道变革的重要工具。这就需要我们以风险评估为契机，着眼于政府治理方式创新，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助推一种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新的治理范式的形成。[12]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化过程控制为结果导向，将风险评估融入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乃至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的各项举措中，使风险评估机制真正成为政府自我纠错的倒逼机制。
二是选择适当的技术处置风险。根据薄弱评估结果，选择风险处置的办法。风险处置的4T策略主要包括风险保留、风险转移、风险降低、风险规避。[13]根据风险等级，采取不同的策略，“一风险一策”或多措并举，实现风险的标本兼治。
三是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要紧密衔接联动。应急预案的编制应与风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形成前后对应的逻辑关系，要根据风险评价确定哪些是不可接受的风险，针对筛选出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再根据风险源的大小及城市的现实条件，建立起点、线、面相结合的预案体系，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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