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县域经济(精选8篇)
新型县域经济篇1
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同时也是人口大省、县域经济大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均比较突出,表现在农业大县往往是县域经济弱县、省内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等问题。可以说,湖南农业是全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缩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基于对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互为支撑的认识,本文希望通过对湖南省县域农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根源,并探索一条立足县域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为我国与我省解决三农;问题,改善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提供一些参考。 一、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 鉴于农业生产主要在县域完成,县域现代农业基本可以代表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主体,因此引入县域现代农业;的提法,以利于下文具体考察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建设的具体关联性。县域现代农业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划(不包括市辖区)的地域内,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广泛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根本上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实现县域农工商、城乡一体化经营的农业发展形态。 (一)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 建设现代农业,首先必须对我国县域现代农业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只有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科学地衡量县域现代农业的发展程度,才能清楚地把握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进而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目前,国内关于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和进程测度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模型法。该方法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因而,以计算科技进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来测度农业现代化进程。这种方法以资金(X)、劳力(L)、科技(S)等为参数,经过微分、线性变形、时间序列分析及多元回归,建立公式来分析资金、劳力、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从而测度地域农业现代化水平。(2)参数比较法。比如从比较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评价农村的变迁,采用统计学中的相对数、平均数来解决多变量指数问题,并针对地域实情,参考历史数据及国外发达国家的实例,给出具体的测度结论。(3)多指标综合测度法。这种方法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介灰色关联分析法、综合指标体系法,把描述对象的多项指标、信息加以汇集,经数学处理后,从整体上确认研究对象的进程动态。多指标综合测度方法的优点是:测试过程比较规范,结果较为直观;有固定的计算格式,使用方便,经济意义明确;体现了系统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主要采用该方法,通过对所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各指标的相对得分值,赋之以一定的权重,最终综合、直观、量化地评价出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二)县域现代农业评价指标设计 根据现代农业的特征,本文根据现有的政府统计部门所能提供的统计指标,设置了一组测度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1],指标层共由四大类11个要素组成,包括X1~X11个指标:(1)县域现代农业总量发展指标。主要从农业生产总值、农村有效劳动力数量及城镇化水平三个方面考察,具体指标包括:X1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X2为农村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人数的比重(%);X3为城镇化率(%)。(2)县域现代农业人均发展指标。相比总量指标,人均指标更能反映生产率水平,三个人均指标是:X4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X5为土地产出率(万元/千公顷);X6表示恩格尔系数(人均食品支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其中,X5=农业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3)县域现代农业技术水平指标。包括劳动力技术素养的提高和农业机械装备水平的提升,主要反映在:X7是各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人);X8是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X9为机耕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4)县域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指标。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前提,对县域现代农业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搜集数据的局限性,选取两个指标:X10代表农村小水电数(个);X11代表农村用电量(万千瓦小时)。 (三)湖南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实证评价 根据上面所建立的县域现代农业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选取湖南省88个县(市)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对象,资料来源于湖南省2007年统计年鉴。首先使用MicrosoftExcel中的数据运算功能,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11个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总数为1),通过加权综合处理可得出湖南省88个县(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值(满分为100分)。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11个指标的关系中,除与X2和X6两个指标负相关之外,与其他指标均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其中,Y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值,a1~a11(0≤ai≤1)分别代表各对应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i为正整数。从表1评价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湖南县域现代农业整体水平不高,在满分定为100分的评价体系中,各县域得分普遍偏低,得分最高的长沙县也仅有62、64分,得分过60的县市仅有三个(长沙县、宁乡县、湘潭县);第二,各县(市)发展极不平衡,得分最高的长沙县(62、64分)与最低的凤凰县(1、37)之间差距悬殊;第三,农业大县不一定是现代农业强县,古丈县2006年农业产值9654万元,在湖南88个县(市)中最高,但该县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仅2、58分,排名倒数第三。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得分在60分以上的县市,即基本具备了现代农业的雏形,表1的数据显示,全省仅有长沙县、宁乡县、湘潭县三个县达到这一标准。这说明湖南省的农业产业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城市反哺农村缺乏中间接续,县级层次成为断层,因此,如何将农业大省转变为现代农业强省、经济强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关键。 二、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相关性的规范与实证分析 (一)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相关性的规范分析 1、建设现代农业需要壮大县域经济。农业是湖南县域经济的基础产业,2005年全省88个县(市)农业总产值达1767、95亿元,占全省县域GDP的46%,农业在县域经济中比重较大,居主导地位。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业大县往往是经济弱县,农业成为县域经济的薄弱环节。随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逐步引入,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优质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农业的建设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大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县域经济的状况又是农业农村生产发展的集中反映,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要求,才能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物质保障。#p#分页标题#e# 2、现代农业以县域新型工业化为前提。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条件,包括物质装备条件的改善、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农业经营发展理念的进步,以及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等,都必须以相关工业的发展发达为前提,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可有效拉动县域农用工业改造升级,促进对农业的反哺,增强农业物质装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有力支撑。县域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强县支柱,发展县域经济必须重视发展工业。无工不富,对大多数县域而言(以旅游等第三产业为主的县域除外),发展工业是改造县域经济结构层次低的需要,是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范围,让更多的农民转出就业的需要,是繁荣县域经济,富县富民的需要。从长远看,县域没有强大的工业,就难有基础牢固的农业,也难有发达的第三产业。 3、县域经济可将现代农业与新型工业化发展有机结合。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农业需要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又以新型工业化为根本出路,因此,统筹现代农业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关键结合点在县域。具体表现在现代农业丰富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一方面,传统意义上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包括原料、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促进工业部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担当城市工业化的血库;,农业生产则多停留在初级阶段,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利润率低。现代农业的发展成功拓宽了农业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了农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精深加工,拓展了农业产业领域,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在建设现代农业方针的指导下,目前很多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势头足、规模大、效益好,已经成为所在县域的支柱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建设现代农业也成为部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有效实现形式。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建设对现代物质装备的需求,又促进了县域新型农用工业的发展。农用工业是增强农业物质装备的重要依托,是与现代农业联系最紧密的工业部门。县域新型农用工业是县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包括新型肥料、低毒高效农药、多功能农业机械等在内的新型农业投入品,既保证了现代农业建设的需要,又拉动了县域工业增长和结构升级。 (二)湖南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1、研究数据选择。用表1中评价得分值衡量湖南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选取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来考察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2]。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采用县域经济的综合性、可比性、客观可行性的基本数据(总量、平均、速度等三类)进行评价的,以总人口、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P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等9个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通过规范化加权计量的方法,以100分为满分,得出近年湖南省88个县(市)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值(见表2),表2可以基本反映出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2、湖南县域经济与现代农业的Pearson相关。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统一选取2006年湖南省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值;(表1)与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值;(表2)两组数据,应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为直观反映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作出相关性散点图,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与县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散点相对比较集中,说明相关性较强。经过进一步数据处理,得到Pearson相关系数输出结果如表3。 三、结果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原意在于说明县域经济强弱对现代农业发展程度具有重大影响,理想的方法应该是回归分析,但根据目前已有的相关经济理论，无法证明县域经济竞争力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函数关系,因此,我们放弃利用回归方法单向考察县域经济强弱对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解释力,转而选择统计意义上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于表3的统计结果解释如下:Pearson相关系数为r=0、771,应拒绝总体中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零的假设,一般r≥0、8则两个变量为高度正相关,本研究得出的相关系数非常接近这一标准,故可以认为,县域经济竞争力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呈较强的且为正的相关性。 具体地,从两类评价得分结果的横向比较来看,进入2006年湖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前10强的县市,其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基本上都排在前20位,如长沙县(1)、浏阳市(5)、望城县(12)、宁乡县(3)、冷水江市(18)、醴陵市(8)、攸县(9),其中括号内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值排名,初具现代农业雏形长沙县、宁乡县、湘潭县三县,均是经济强县。可见,县域经济强县一般是现代农业强县。
新型县域经济篇2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生产业；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12-0064-05
一、引 言
县域经济作为具有地域独特性和功能完备性的区域经济[1]，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否得到重视，直接关系到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绩效及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2]。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是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目前，县域经济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法库盛产陶土，县里设立经济开发区，已有138家企业落户，开工建设各类生产线335条，2006年陶瓷业实现产值57亿元，占全县GDP的60%，拉动全县农民人均收入4年增长117%，达6，010元[3]，2007年陶瓷业实现产值61亿元。县域经济既是城乡经济的过度地，又是提升区域整体工业化程度的必经之路。因此，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是改善欠发达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调整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渠道[4]。
二、相关理论研究评述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定国情下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其重要性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内涵、现状等的研究。如，李文星提出县域竞争力的内涵在区域制度、社会及基础设施等多维要素集成作用下对生产要素积聚的一种影响力。朱允卫等对其内涵进行研究后，提出其是获取区域竞争优势的能力，并从系统性、动态性、结构性及差异性等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从2001年，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每年都会评估全国范围内县的综合竞争力[5]。尽管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县域经济竞争力的理解和认识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专门研究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路径的文献并不多见。增长极的概念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Perroux提出，并由Bouderville等引申，其被解释为在特定环境中的“推动性单位”，其作为经济单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支配作用，比如，在同一环境下，具有合作关系的集合之间，某一部分的增长或创新能对其他单位的增长起到诱导作用。当推动性单位嵌入后，会形成一种经济的集聚现象，并形成一个经济增长中心，以此中心为辐射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对于沈阳都市圈县域经济，其要想发展区域经济，必然要依托一定的生产企业才可以进行下去，因此依托什么样的企业决定了区域经济的起点问题。而作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生产业发展的生产企业不能是一般的企业，而必须是作为“增长极”出现的企业，这样生产企业与生产业共生的网络才能被建立，并带动生产业的发展。
生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由于其独特产业性质与巨大的经济作用，发展好生产业，都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社会面临的强大就业压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具体而言，生产包括产前、产中及产后服务。目前，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生产业已经成为生产者产品差异与价值增值的根源所在，是厂家展开高级竞争的关键性因素。现在，经济效率已经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本身的状况，而更多的取决于不同的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如，shelp（1984）认为服务业是灰泥将制造等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黏合起来。Riddle（1986）提出，服务业作为经济的黏合剂，促进了其他部门增长，并推动了商品的生产。
三、沈阳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县域经济总量小，经济发展水平低，整体竞争力弱，缺少稳定的发展环境，存在行为环境的过激现象[6]。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县域经济从经济总量与发展质量、人均的财政收入与GDP以及产业结构与核心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作为经济结构的龙头局面没有得到改变，农业本身的产业化水平很低，且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欠发达的县域工业成为县域生产业发展的羁绊，最终导致县域经济实力得不到提高。县域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不高、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在生产上设备、工艺、技术的落后造成的。这也就导致了县域经济是在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环境下求发展。
二是县域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运行质量差，县域经济结构亟待提升。传统经济发展观念根深蒂固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优质农业比重小，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工业优势不突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极低，既缺乏骨干型的工业企业，没有形成具有主导意义的支柱产业，又缺乏规模经济及现代高科技企业，区域内企业大多依赖外购等方式，实现配套，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尽管服务业近年来在比重上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受农业与工业产业现状的制约，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规模稍大的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不发达，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特别突出。总体上欠发达区域县域经济呈现效率低下，竞争力弱的局面。
三是生产要素吸空严重。生产要素逐步向发达地区流动。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使得生产要素向增长极集中，大量的资金、人才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就使得欠发达地区本来就发展缓慢的县域经济更加步履蹒跚。由于生产要素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吸引外资能力差，社会投资总额低。导致地区人居环境差、待遇低，不仅难以吸引资金和人才，反而使本地人才大量外流。目前，人才短缺是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瓶颈，随着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市场化和各地人才市场的开放，这种人才短缺现象愈加严重。
四、沈阳县域经济发展（GRIE）模型
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后发优势理论表明，应当充分利用制度、技术、资金及产业结构差距来引进或模仿发达区域的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及资金流，以此来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实现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欠发达地区能实现成功追赶的仅作为个别现象存在，很多都未能实现区域追赶。这其中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区域的后发优势的顺利发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路径的选择。文章在文献回顾及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提出沈阳县域经济发展（GRIE）模型。
1、 研究架构及研究方法与设计
在县域经济地区，一般原有的产业比较落后、发展程度不够，经济发展主要是围绕原有产业。县域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契机，要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县域地区引入并发展主导性产业，建立工业园区是必要的，即通过政府将核心生产企业引入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工业园区，这将为企业发展提供空间，并逐步形成当地所具有的区域性竞争优势。政府在选择引进何种主导企业的时候，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依据所在区域的资源优势。这种资源优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就是先天要素禀赋优势，比如说自然资源。第二，通过政策导向，形成后天禀赋优势。比如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提供的一些政策优惠。当引入外来企业之后，在实现本区域的资源优化过程当中，就必须区分本地区原有的产业和新引入的产业。在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欠发达地区生产业在主导性生产企业的引导下，可以得到发展。当产业发展成熟向高级阶段发展时，其必然要跳出本区域而不再受地域限制，成为具有核心能力的、成熟的产业。因此，生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企业，生产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业的发展。根据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本文以上的分析，结合县域的现状，文章提出如图1所示的沈阳县域经济发展“政府主导government—资源优化resource optimization—产业创新industry innovation—县域经济发展 economy development”（GRIE）模型。
2、 沈阳市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通过实地调研、专家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分析出沈阳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首先，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工业园区，引入具有带动作用的企业。区域优势是欠发达地区引进新产业应首先考虑的因素，政府是企业外部环境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深刻影响着新兴产业的引入、形成和发展。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来引进新产业，既可以通过高级产业的直接转移，又可以通过接替的手段，实现产业链中的中低端产业的引入。因此，政府应站在产业全球范围内重组的高度来考虑产业转移问题，以构建局部产业优势。其次，在工业园区内，当主导产业形成后，政府自然是将其作为本地区的龙头行业来对待，希望通过其发展来刺激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核心企业可以带来巨大的需求空间，从而可以实现生产产业的成功引进。在生产业发展起初，通过适匹配企业的发展，可以共同促使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提升；最终达成一个良性的，相互协调发展的循环系统，共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而当生产业形成一定的规模之后，就会形成独立的产业，相关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使得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最终完成重组和优化。从而县域地区的生产业就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得到发展，进而实现县域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最终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五、提升沈阳县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对策
沈阳都市圈要充分利用发挥其技术资源优势，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切入点，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此，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共同推进。
第一，科学定位政府角色，制定能够反映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要求的产业发展战略，构建合理的政府组织保障体系，为县域产业集群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进欠发达县域经济建设，应发挥政府统筹规划、宏观调控、组织推进、统一标准、政策导向的作用。在资源重组化程度提升的进程中，政府的责任重大。政府在沈阳县域产业集群发展工程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规范市场秩序、健全法律法规。政府要理顺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制定新的产业组织政策，把产业发展政策与城市发展政策有机地结合并联合科研单位加大对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产业的发展规划，引导与协调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完善针对县域工业、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县域产业能够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中发展壮大。并且要重点加强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构造完备的硬性基础设施条件，只有在经济发展环境优越的条件下，县域经济才能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即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吸引得到资本，能够留住企业，留住人才，进而促进后发区域的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轨道[7][8]。
第二，每个城市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不尽相同，沈阳的县域经济首先应根据区域优势产业在中国乃至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来决定自己的定位。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团。围绕这一核心企业群，延伸产业链条，通过外包方式培育生产业产业群。调整三产结构，要立足于培育现代服务业。一要改革现有的商贸企业。运用现代流通方式改造供销、商业系统的传统经营网络，加快商贸营销服务创新，变传统商贸为现代商贸。二要加快现代商贸市场建设。重点做好专业批发市场、超市等重点市场建设，为发展现代商贸提供载体。三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9]。
第三，沈阳县域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发展要以沈阳大都市圈为依托，利用产业的垂直分工与产业链的延伸，形成区域间的融合配套、优势互补、错位分工的区域发展格局。产业链条的延伸，使得产业环节更加的详细化、多重化。更多创新机会也就可以在产业延伸地带找到合适位置进行发展。工业与生产业之间的跨产业融合可以使两个产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刺激，共同得到发展。二者的共同发展也随之使得产业的结构与深度得到优化和升级，并且不断刺激更多新兴机遇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不断产生，使得区域内的优势产业链条衔接的更加紧密和完整。
第四，政府要制定适配新产业发展路径的适当扶持政策。要加快新产业的发展，一定的政策性扶持计划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有必要制定一定的扶持计划，特别是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法律与法规等，逐步打破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不合理限制。协调好政府、银行及企业间的关系，降低各方风险，促进企业发展。政府输入优势服务业，不仅增加生产的供给，而且可以发挥产业示范效应，带动服务业水平的整体提高。为新产业创造科学、合理、有利的集成化发展环境。在工业园区内部主导性产业形成之后，政府应该积极开展与企业的合作和商业性开发，为实现成功引进新的产业奠定基础。园区内的核心企业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在新产业得到发展后，通过二者相互作用，实现跨产业间的良性运转系统，共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五，加大对外开放，利用好外资。目前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吸引外资虽然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但未必能掌握外国投资者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还有可能损害发展尚不充分的国内生产业，因此，如果在不能掌握核心技术的条件下，引进外资要非常慎重。
第六，开发人力资源，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新兴科技及新兴科技的运用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现有研究表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10]。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尽管没有知名的大学，但以职业技术学校闻名世界，正是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技术学校为当地的产业集群提供各种各样的技术型人才。比如，集聚在威尼托地区的制鞋厂，1923年就已建立了欧洲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鞋学校，仅在2003年一年，就开设了120个培训班，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培养专业的人才[11]。沈阳县域经济也可以效仿在不同产业区域内建立与之匹配的职业技术学校，实行全日制培养和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方法，培养和开发技能型人才。
最后，大力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愿景，需要人才，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需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需要各大高校、沈阳地方政府等各创新结点之间应当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企业集群技术创新的优势，增加创新机会，增强区域内的创新氛围。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六、结 论
沈阳市所属县域经济竞争力普遍落后于沈阳大都市圈内核心城市经济，它们之间的差异使得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拥有了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发展路径，才能达到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的目的，才能避免我市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落入后发陷阱。因此，在沈阳市明确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宏伟战略的背景下，发展县域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主题。作为县级政府，选择何种发展策略与路径，将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产业创新具有连锁反应，即某些产业的创新会引起另一产业的创新，连锁式地对产业创新产生影响。此外，一个产业的创新还会成为另一产业创新的供给因素。产业创新可以形成有效的产业竞争性环境以及产业集群，可以提高县域地区产业竞争力。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重要途径[12]。但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因此，要在此类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但如果作为地区“增长极”的企业能够采取正确的发展策略，逐步形成产业规模，并带动生产业的发展，就可以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目的并实现县域经济发展。
本研究构建了GRIE模型，对于我国欠发达区域县域经济的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区域局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此外，由于案例样本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研究成果对东北地区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受到我国其它区域县域经济发展具体实际的不同，需要通过扩大样本量，加大调研地域，以便对我国欠发达区域县域经济理论的特征规律做进一步归纳和总结。因此，文章的研究结论，在普适性问题上仍旧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单案例深度分析、跨案例对比分析、多案例共性分析以及实证研究等方法，以对框架模型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验证，以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这为进一步提出中国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创新发展模式概念、结构模型及其假设提供了直接的现实依据，也为下一步测量工具的开发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总之，欠发达区域县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随着相关领域学者们对县域经济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将会不断丰富和完善欠发达区域县域经济理论体系，也将不断推动我国欠发达区域县域经济转型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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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ounty Econom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GRIE Mode
Wang Hechun， Chen Hua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yang 110034， China）
新型县域经济篇3
从唐河县近年来发展的生动实践来看，县域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呈现出勃勃生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发展的气势、趋势、态势越来越好。随着我国、河南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体制机制的形成，传统农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良好发展机遇，不但农业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而且随着国家系列稳粮安农扶持政策的出台，新产业发展活跃，新业态发展迅速，新模式不断涌现。特别是县域特色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和重要着力点。二是发展的动力、活力、潜力越来越大。作为人口大县，在新的发展阶段，唐河县劳动力资源优势、市场规模优势、现代农业优势等逐渐凸显。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唐河县十分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平台建设，一批产业发展平台、城市建设平台、社会管理平台相继建成，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县域产业体系不断升级，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潜力持续增强。三是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越来越优。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型发展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发展的重要内容，所谓转型发展就是发展模式由原来的追求速度规模为主导的粗放型向追求质量效益为主导的集约型转变，发展动力由原来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产业结构由原来的农业、工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从唐河县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态势来看，从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建设和信息化发展现状来看，县域经济发展实力、动力和潜力在迅速增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四是发展理念、思路、路径越来越清。从调研的这些点来看，唐河县在贯彻五大发展新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精准扶贫开发等方面都做得十分到位。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上完全符合产业发展的趋势、时展的潮流、新阶段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产业组织形态、产业培育举措上体现了集中、集聚、集群、集约发展的新要求，体现了产业链式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决策层的时代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都非常强，这些都是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五是发展的集聚力、影响力、竞争力越来越强。唐河县作为传统农区，积极探索经济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持续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绿色发展、融合发展，大力实施创业回归工程，县域经济的集聚力、影响力、竞争力明显增强。
唐河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给传统农区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对于传统农区来讲，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要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破解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经济弱县的发展怪圈，必须在发展思路和发展举措上突出七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农区新型工业化。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要走向现代化，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作为传统农区，经济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业化进程，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以现代农业的发展优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传统农区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最明显的短板就是城镇化水平低，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差，资源配置效率低，工业化基础薄弱。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传统农区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把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城乡一体化促进县域经济加快发展。三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立足于河南农业大省的实际，确保粮食安全是河南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充分发挥传统农区粮食生产条件优越的比较优势，按照“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的要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把新业态、新模式、新主体融合到农业发展中来，促进粮经饲统筹、一二三产业融合，全面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四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信息化。河南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要发挥后发优势，必须把信息化放在重要位置上，通过信息化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培育智慧农业、智慧工业、智慧服务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综合经济效益。五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个地方县域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快、比较活跃，哪个地方的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比较足、发展的活力就比较强。所以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时期，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必须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破解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经济弱县困境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抓紧抓好。六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发展无外乎两种模式，一种是内源式发展，一种是外源式发展。所谓内源式发展，就是依靠本地的资源和要素，通过本地企业滚雪球式的发展，这种内源式发展模式往往发展速度比较慢，发展周期比较长。而外源式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大规模招商引资和引进项目，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能力，这种外源式发展模式往往发展速度比较快，发展周期比较短，更有利于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对于传统农区的县域经济，更应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实力。七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新动向，目前家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等都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显著特征。作为县域经济，要想抓住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新一轮发展机遇，必须重视区域合作，要积极融入区域和国家战略，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只有这样才能在更高层面上提升显示度和影响力。也只有对接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才能借助于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关支持政策，整合资源，构建平台，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同时，要提醒一点，对于传统农区来讲，在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新经济形态的培育和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加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的不断突破，特别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经济形态的孕育和发展壮大，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成为下一轮区域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县域经济在转型升级发展的过程中，要十分重视新经济形态的培育和发展。一要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有人说，“十三五”时期是平台经济时代，谁拥有的发展平台越多，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就越大，因为平台可以集聚资源、整合资源，释放发展能量，所以县域经济特别是农区的县域经济要根据本地实际和国家发展趋向，不断谋划和构建各类发展平台。二要大力发展品牌经济。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升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产品品牌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适应我国消费升级的需要，积极培育各类产品品牌，提升县域经济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三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五大建设”和“五大发展”新理念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谁在绿色经济发展上有所作为，起步早、行动快，谁就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动。四要大力发展网络经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大力发展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农村网络经济，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五是大力发展人才经济。人才是第一资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谁占有人才的数量越多、素质越高、结构越合理，谁的经济竞争力就越强，有时一个关键人才可能带动一个产业，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但谁意识早，抓得及时，抓得有成效，谁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中就有主动权。六是大力发展服务经济。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在整个产业中的占比都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标志着国民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已经到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加快县域服务业发展，不仅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新型县域经济篇4
大型商业银行从1999年来纷纷撤出县域，到今天逐渐回归县域，实际上首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在上个世纪末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从县域撤出，仅有少数大型商业银行在县域保留了网点，这种撤出首先是出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考虑，因此把县域以下网点撤销，并大大上收经营权限，把县域网点的贷款权基本上上收到了省级或更高。这就带来县域经济当中只有存款而没有贷款的情况，导致中国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往城市，造成我经常说的“农村系统性负投资”。近来大型商业银行纷纷逐渐回归县域，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县域成为一个颇具活力和潜力的增长点，能够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商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迅猛，中小企业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这些年的商业银行撤出县域，导致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撑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县域经济的贷款需求很旺盛，但是常常得不到满足，而县域主要的金融机构就是农信社，这些年又加了一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因此，县域经济中有很多信贷的空白需要填补。这是大型商业银行重新回到县域的关键因素。不过，我也反对那种一窝蜂式的扎堆县域。我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回归县域尽管从我国经济增长角度来说是个好事情，但是商业银行自身在回归县域之前应该考虑好自己的比较优势，考虑好自己面对的风险，考虑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点，考虑好自己的人才资源储备，为进军县域做好充分的机制准备和人才准备，切忌盲目行事。当然我相信金融机构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回归县域的策略。
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和进军县域金融领域，需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不管如何创新，我认为都要结合县域经济的特征来分析，要把握好县域经济的优点和缺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创新。县域经济的优点是比较活跃，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强，同时又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和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平台，因此，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大、成本较低，收益性较强。但是县域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中小企业的信用机制普遍不完善，信用记录不全，其道德风险比较高，这给金融机构造成很大不确定性；县域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完备，这对金融机构有效判断其信用和偿还能力设置了不少障碍；县域经济中担保机制不完善，很少有比较有资质的担保机构，所以商业银行贷款很难找到合适的担保，这带来一定的风险；同时，县域经济中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是比较脆弱的，我国农业保险不发达，农业的自然风险较高，这也为金融机构回归三农和县域造成了障碍。所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单讲金融创新是不行的。
很多人担心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回归县域，会不会带来竞争的过度？这一点倒是无需我们担心，因为我们相信金融机构都是理性的，如果当一个金融机构在某个县城设立了网点之后，他就会对他的竞争对手有所了解，并各自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定位好自己的客户群，创造出适合当地的金融产品，并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一旦他发现这个县城的金融供给超过了需求，或者这个县城的信用环境或金融生态不适合发展，他就会选择慢慢退出。这是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过程，无需我们担心。县域经济当中目前最重要的竞争主体就是农信社以及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也有一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后者的比例不大，竞争实力不强。在短期当中，县域还不会出现竞争过度的情况，但是估计在几年之后这个市场的竞争将加剧。
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大型金融机构纷纷涌入县域金融领域的动机和结果表示质疑。我觉得很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进入县域经济，可能并不是出于服务县域的目的，可能会有“圈地”心态和“作秀”心态，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很愿意踏踏实实进入县域，开辟这个“蓝海市场”。尽管现在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有回归县域的某些迹象，但是大型商业银行大面积回归县域和支持三农是不可能的。从客户分层、业务结构和竞争优势角度而言，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大银行更多地瞄准大客户，而小的金融机构更多地瞄准小客户，正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水草，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期望大型的金融机构大面积回到县域和农村，普遍恢复县域和农村网点，是十分不现实的想法。由于农村的实际情况，如果巨型商业银行大规模回归，必将导致重新陷入不良贷款的泥潭不能自拔。
新型县域经济篇5
关键词 县域经济 金融支持 转型发展 山西省
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分的地理空间、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且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作为城乡结合并颇具特色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县域经济既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和薄弱环节，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和有效纽带。
一、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对县域经济的资金投入。本文以县域资金供求状况为重点，从县域资金来源及现状、县域金融主要问题等方面对县域金融供求情况进行客观分析。
（一）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现状
为加强农业和县域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和县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由于县域集体和个体投资乏力，加之县域资金外流等原因，县域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与县域资金的现实需求相比存在很大缺口，成为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县域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县域金融的主要问题是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县域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需求型金融抑制。
1、供给型金融抑制。金融体系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了掌握和控制金融资源，我们国家自上而下制造了县域的金融机构。县域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使我国县域金融的供给型金融抑制表现为双重供给不足，即正规金融部门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资金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大撤退，农业银行支农力度减弱；农村信用社支农的动力和激励不足；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金融功能萎缩，支农作用弱化等。2、需求型金融抑制。农户的信贷需求是构成县域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农户信贷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将会直接影响县域金融市场供求的均衡。产生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难，压抑了农户的投资性需求；风险控制难，压抑了农户的投资性需求；消费信贷滞后，压抑了农户的消费性需求等。
二、山西省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分析
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煤炭工业。以山西为例，山西有119个县（市、区），其中产煤县91个，占县域总数的76、5%。煤炭及相关四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山西长期煤炭能源基地建设和重化工优先发展战略，主要就是高度依赖煤炭及相关产业。
山西煤炭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保险业按商业化模式运行，无法满足农民需求；山西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覆盖率偏低、规模偏小；当地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比例较小，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服务产品结构不完善；金融资源价格整体偏高；民间金融服务市场缺乏规范；金融服务人员服务意识不强，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
山西实现资源型县域经济的转型，必须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总体思路。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省管县改革；改善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升级产业结构，培育经济新增点；完善社保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资源型县域经济转型，必须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通过城镇化带动、规范、实现县域转型。
三、强化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的措施及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县域金融支持，就两者的互补局势必须把握全局，政府机构要肩负起维护金融支持健康发展的重任。县域经济的稳健事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大局，基层央行需肩负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
（一）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并梳理县域银行组织架构
1、加大扶持地方性商业银行。政府在县域范围内加大政策扶植力度，保障为经济服务的地方性银行能健康成长，让这些地方性商业银行成为帮助县域金融持续增长的主力军。2、深化改革国有银行。纠正目前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偏离农村服务的倾向，正视机构改革与支持县域经济的关系。3、全面改革农村信用社，同时落实扶持政策。解决信用社遗留的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的问题，增强信用社的实力。
（二）控制县域经济资金外流确保满足县域资金需求
1、延伸金融触角。解决县域金融供需关系是金融体系最棘手的问题，不少地区结构性和区域性“贷款难”问题仍然比较普遍。2、调整信贷投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民银行适当增加再贷款额度、种类、期限，用于扶持和引导县域内金融机构增加投入，拓展信贷市场。同时利用信贷行业投向来调整信贷策略，从而促进县域经济结构的调整。3、监管信贷指标。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有指标约束，以防县级国有银行的资金被上级银行抽走，明文规定50%以上全年新增存款需投入至当地地方经济主体之中，对于未能达到管控指标的银行在其他业务中进行惩罚性指标约束。4、建立权责考核机制。将国有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支持贡献纳入考核，提倡管理和经营权责对称。
（三）县域金融机构多元化满足县域金融需求
农村金融机构体系适时完善和健全。首先，培育县域农村的资本环境，建立证券租赁机构和信托投资机构等满足农村的投资需求；其次，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保险机构及保险产品应当多元化，配合经济发展提升金融需求。所以在县域经济环境中必须注入新元素，如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等。合理的机构搭配可以优先满足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保障经济稳步发展，政府在县域范围内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四）开展金融创新提高县域金融的服务水平
1、业务创新。主要分金融机构种类的创新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服务手段创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添加县域金融服务类型。2、机构创新。通过上级管理机构的政策扶持积极发展地区性资本市场，对于产权清晰的物业应建立并完善产权登记交易抵押等机制。3、制度创新。政府机构应约束并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同时加强其他金融机构组织的管理，使其业务发展健康稳健，严控高利高贷、非法集资、资金诈骗等问题的爆发。4、服务创新。现有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仅仅要提供文明规范化服务，改善客户服务体验，更应该考虑到县域的百姓从原来单纯的窗口服务正在向金融知识、金融产品、市场信息等综合化信息需求转变；应该顺应市场变化和“三农”需求变化，开发“量体裁衣”式的金融服务，真正提高客户需求满意度。
（作者单位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新型县域经济篇6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产城融合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459-02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其中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2、2%，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35、1%。由于东中西部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城市化差距的存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实现中小城市常住人口的技有所用、学有所识、乐有所好、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出有所通、老有所养、情有所寄。实现这一系列追求的关键点是转变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实现产城协调发展，以优势产业的支撑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消费空心化。
1、县域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其中第三产业总产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相关显著。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发展道路，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而不是人为“造城”，关键是将现代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构筑县域经济发展平台的关键因素。城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中心平台作用，只有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才能使县域相关各行业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集聚效益，形成本区域的主导产业优势，增强竞争力；集中人、财、物力进行县域内水、电、路以及居民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促进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没有产业作为依靠，新型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建立产业政策与城镇化政策联动机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一方面这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第二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会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第三，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或者是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多年来，大多数中小城镇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大城市，而中小城镇的城镇化也远远滞后于大城市的城镇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建设，必须产业先行，以特色城镇小产业为依托，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扩大就业，增加居民的收入。优化布局，引导产业从大中城市和中小城市向小城镇、小城市转移，形成企业发展的龙头，带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
2、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支持的缺乏，难以满足城市劳动力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市场引导不足，导致劳动力滞留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侧重相悖。过于依靠大城市的发展无法为我国庞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工业部门能源源不断的从农业中吸纳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借以替代资本来实现其发展，并使农业部门通过向工业部门转移过剩的劳动力而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摆脱贫困，最终完成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而实际上，城市本身就可能存在失业问题，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刘易斯模型暗含着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与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的速度成正比的假设，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工业部门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和技术逐渐替代劳动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这使农村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力无法进入到现代工业部门，从而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过于依靠大城市的发展加重了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搜寻成本，与成本相伴随的是收益，影响搜寻成本大小的重要因素是搜寻半径的大小。对寻求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者来说，相比较于离家乡较近的小城镇，大城市距离远，搜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也就更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城镇化高度相关，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势在必行。
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首先，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同时，势必对环境、资源等带来影响。其次，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必须具有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而县域发展依靠自然资源，甚至破坏环境，廉价出让土地，导致其产业的结构和层次不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区域等级影响资源的配置。县是我国行政级别最低的地方，其积聚资源能力有限，此时县域要想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产业链中发展，则会涉及跨区域合作，而跨县、跨市域会受到行政区化分割的限制。而新型城镇化需要着力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现代服务业，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限制城镇化的推进。县域资源难以集聚，产业难以支撑城镇发展，吸纳劳动力，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从而导致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
3、县域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
县域经济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发展进而加速城镇化进程提供动力。首先，区域经济特色化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特色经济是指从本地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根据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形成主导产业，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发展的经济。县域经济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特色各不相同，县域经济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但县域工业产业化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区域分工协作，为城镇化提供人才和物质保障。
其次，县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了对某一产品的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采用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在农业产业化之下，农业生产以其前向和后向联系形成一系列产业群，其中包括农工商、科工贸等，农业产业化这一特有的联结功能，从产业上突破了工业和农业分割的“二元化”经济结构，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动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可以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增加就业，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发展，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提供制度保障。民营经济具有产权清晰、权责利统一、机制灵活的优势，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调动投资的积极性，促进充分就业和市场繁荣。同时，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一是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吸纳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二是有助于为城镇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三是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四是有助于推动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创造条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平等现象，实现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结论和建议
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创造县域产业升级和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和方式。强县富民的基础是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县域产业群。产城融合是改善县域民生唯一路径，因为第一位民生就是就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在保护环境生态的基础上，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并能够成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产业链中的一个有机环节。同时，通过产业组织创新的方式，打破三产间的固有界限，实现三产融合。县域经济的未来，是一个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相协调的前景。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会逐步缩小和中心城市的差距，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在这方面，各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已经创造出一些有益的成功经验，其中固安工业园区“产城共融”的发展方式代表了新时期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
为实现县域的产城融合，首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强化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是与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发展的显著环节，把促进产业发展、加快产业集聚、工业现代化反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产业的转移及承接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现代化服务水平，支持信息、物流、文化、旅游、金融等服务产业的壮大与发展。
第二，优化社会分配机制，注重新型城镇化中的公平性，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健全与完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社会分配机制，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突破城乡户籍束缚，保障分配机制的公平与公正，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保障的服务功能；公共服务建设向中小城市以及县域倾斜，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三，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要保证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动态平衡，建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城镇化。通过生态园区的建设给城镇化居民灌输低碳生产、低碳生活与低碳消费的理念，合理利用资源，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
新型县域经济篇7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困境；困境纾解；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10日
随着工业化发展日趋常态化，我国县域经济正在转变传统“三农型”的发展模式，向复合型转变，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与农村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已经呈现出诸多弊端，只有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引，以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大力发展三大产业，并促进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传统县域经济向现代县域经济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型具有一定风险，能否取得最终成功，除了要依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外，还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正完成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这为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也造成一定的发展瓶颈。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如果县域经济得不到城市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体系的支撑，将无法使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境得到纾解。本文以工业发展为视角，对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并给出纾解的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
“郡县治则天下安”，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今社会，县域对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一直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当前，在对我国百强县的发展共性进行分析后可知，我国不同地区的县域在地理人文、政策优势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又进一步造成了不同县域之间产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能力，已经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发展县域经济，不但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还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充足动力。
（一）实现现代化。按照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借助多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领域都会因此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区域内的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都会逐渐处于较高水平。比如，会在县域经济的推动下，最终形成具有“辐射”状态的、以本区域内的县城为中心的新型城乡关系，无论是县域之内还是县域之外，都会因此而受到积极影响。实际上，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对实现现代化充满了替代，也为此做了充足准备。可以说，“城乡一体化”的全面现代化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有使县域内大量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实现区域内的现代化，并使其处在一个良心循环的状态之中。此外，根据国外经验，发展和壮大发展县域经济能够为区域内的农村和其他区域提供各项服务，这对促进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资料在县域之间的流动，强化城乡商品与物质交流，而这又能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生产绩效。
（二）解决“三农”问题。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备受关注，无论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出水平，亦或是农民的增产增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直接相关。而发展县域经济，将这一承上启下的区域打造成吸收劳动力、提供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区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发展县域经济，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县域转移，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化的步伐也会由此加快，产业转移的水平和力度也将取得新的成绩，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农业的发展程度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力度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此外，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还会进一步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借助县域内较为完备的行政、经济与社会管理手段，能够不断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渠道，使农村整体收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县域经济，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农民的政策性扶持力度。这样一来，不但有利于市场的统一和资源的整合，还能因此而构建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这对借助县域经济优势助力“三农”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作的重心和县域经济的核心所在，只有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也只有实现了县域经济的良性运转，才能借助产业结构调整与角色转换，不断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化解在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二、县域经济走工业化道路的制约因素
（一）资源和市场运行低效。当前，一些县域在围绕核心产品发展方面显得力度不足，上下游产品的开发深度不够。同时，由于提供的上游配套产品与承接下游产品加工的配套企业十分有限，使得县域经济只能在较低的发展速率上行进。此外，由于县域内一些企业的市场意识与分工协作意识不高，使得各项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实际上，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种类很多，不但涉及到县域内的自然资源，也与县域内的人力资源、资本和信息资源直接相关。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表明，无论是何种资源，都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县域内的资源具有一般资源的稀缺性特性，只有实现了这些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使之发挥最大功效。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需要发挥调节和优化的作用，并逐步构建起资源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的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比如，要充分借助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市场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以市场供求机制为标准，对县域经济的运行进行必要调节，并以市场为导向，对县域内的各项资源和供求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使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能够更好的适应市场要求。
（二）区位与科技不明显。市场运行机制的优劣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总体功能，也会对县域经济的成长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行政管理机制、政府领导机制还是政策扶持机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工业化进程。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区位和科技因素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农村和城市之间、县域和县域之间、县域和外部环境之间，都因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各有各的区位优势，彼此之间能够优势共享和共同发展。在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相对丰富，能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进步，这样一来，城乡之间如果能够构建一体化的合作运行机制，将会更好地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践表明，我国大部分县域的区域优势都不明显，科技进步机制对县域经济的束缚很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县域政府之间并未构建起完善的相互合作的机制和网络体系，彼此之间的活动与相互影响相对有限，县域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与扩散以及应用和推广工作都受到一定限制，通过科技进步促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远未实现。 （三）资源缺位。与传统工业化不同，新型工业化改变了以往工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原有的工业框架体系，并在改造、升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工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工业布局也通过调整得到了优化。这样一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对资金、技术与人才形成了强烈依赖，传统生产资料或者工业资源正在让位于这些新型资源，而这对县域经济来说，恰恰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这种源自资源的缺位使得县域经济在短时间难以获得新的突出的表现。这是因为，在发展高新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大部分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对那些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县域经济来说会更加艰难。此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县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资金外流十分严重，在这一情况下，也进一步造成了技术与人才的瓶颈，找不到人、留不住人的事实十分明显，人才匮乏的问题十分突出。不但人才总量存在较大缺口，高层次人才匮乏，而且在人才结构方面也存在明显矛盾――人才分布不合理，育人、用人机制落后，等等。
（四）产业集聚程度低。在前文的分析中可知，资金、技术、人才的缺位问题倘若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县域经济新型工业化的进程。而对我国当前县域经济的发展实际来说，打造具有特色的优势产品和品牌，使之能够走出去、进入到国内国际市场，能够很好的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是无可替代的强大增长源，也能够对县域经济产生强大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但是，需要承认的是，我国大部分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特色经济并不明显，生产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即便对那些已经形成产业集群雏形的县市来说，虽然其产业集群基本成型，也在市场中占有一定竞争优势，但是因其大多为从传统产业发展而来，在产业生态上还属于原始的产业集群，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不紧密。加之集群内企业的位置较为固定，产业链条较短，其延伸也主要围绕在企业母体附近，空间分布十分有限，使得这些县域能够向社会提供的终端产品只有较少品种。这种产业链条不完整、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不强的状态，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缺少必要的动力支撑，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也困难重重。
三、工业化视角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纾解
（一）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产业的发展壮大能够为县域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在工业化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还是要优先发展农业，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使农村资源以体现更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比如，通过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和制度推进，使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通过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使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实现合理流转，继而实现规模经营和适度经营。此外，还应不断探索高效的农业组织模式，通过借助当地资源不断培育优势产业，使农产品的销售领域和销售层次不断扩大和提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发展县域金融，借助财税、信贷等措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利双赢。
（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了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要不断挖掘人民智慧，释放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以实现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快速进步。为此，需要不断引导规模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管理制度，以及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综合素质，使更多高素质人才能够成为县域经济的新的支撑，实现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此外，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要适时发展民营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这样一来，不但能够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还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更为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此外，还应借助多种措施，不断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户加入到非农产业之中，以此壮大民营经济群体的规模和力量。同时，还应以此为基础，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县域产品的科技含量与经济附加值。
（三）强化县域产业融合。国内外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县域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要素资源优势与市场互补优势，根据产业和市场相互依存的思路，不断推进和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融合，通过构建开放型产业组织体系和依托各种要素资源并开拓市场空间，使县域经济在产业的推动下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绩。比如，要将企业、政府、合作机构与知识机构融为一体，使之能够在良性互动中不断拓展活动空间和地域范围；同时，要全面启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尤其要面向国内区外市场与国际市场大做文章；此外，还应在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不断扩展网络空间和网络域面，在深化节点分工的同时不断强化网络互动，以实现和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互补、功能联动与错位发展。
（四）推动和构建产业集群。县域工业要不断扶持专业化产业集群的进步与壮大，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和整体功能优势，提高其在区域经济竞争中的综合实力。为此，在组织形式方面，要不断加快重点企业的规模化发展，逐渐形成以重点企业为核心，以众多小企业为配套产业范式，以外包式、垂直式等方式，使县域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整体协调式发展；在发展模式方面，要对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的协调发展与统筹规划加以重点关注，将培育产业集群看作是县域经济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内容，通过在园区企业之间构建产业关联，不断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的空间利用率；而在发展环境方面，要不断发挥政府的功能，使之能够促进产业之间的联系，在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群体培训与信息服务投入等各方面，不断采取新的、有效措施，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保障与支持。
新型县域经济篇8
摘要：国际高等教育从“全球”到“区域”的趋向性发展，我国经济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的纵深性发展，必将为中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带来“从‘区域’到‘县域’”的新命题。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新四化”和县域“新四化”建设的战略取向，高职教育必将在以县域服务为支点、以“县校合作”式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县域创新服务活动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新支撑、新空间和新能力——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竞争力。
关键词 ：全球；区域；县域；可持续；县校合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解构、适用性和对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YJA880134）；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14年度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产业系改革引领浙江省高职院校专业群重构研究”（项目编号：KT2014011）
作者简介：熊惠平，男，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1- 0001-04
目前，高职教育已总体走出以规模扩张和机会增长为核心的历史时期，进入了一个以质量保障和提升为核心的新阶段。［1］在国际高等教育从“全球”“转身”“区域”的大趋势下，在国家县域“新四化”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区域经济成长所催生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从“区域”深入“县域”并由此深化内涵、塑造品牌、凝练特色从而全面提高质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命题。
一、国际高等教育趋向性发展：从“全球”到“区域”的转身
（一）大学紧迫地向社会深度靠拢：基于“社会”愈发清晰定位于“区域”的现实选择
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的话题，美国硅谷与斯坦福大学、波士顿128公路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故事往往被津津乐道。然而，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的经典案例似乎难以找寻到更多。究其原因在于，追求大学、彰显经典大学精神和理想的传统观念仍然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这些大学的行为选择。这使得它们倾向于成为独立的实体，它们关注对国家或全球经济有影响的基础知识的创新和发展，却较少重视地方和区域的需求［2］；这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边界不清、地位不彰，以致成为次于教学与科研职能的所谓“第三职能”，也使得高等教育难以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当中。
当然，在其成长的初期，大学能够在“金字塔”内自由地发展、完善自身，得益于当时社会本身的“简单”和“纯粹”；然而工业革命所掀起的技术变革浪潮及其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却一次次地打破了这种平静——大学越来越难以置身于社会之外。尤其是，当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值全球化与信息化相互交织时代，这使得大学向社会的靠拢变得既有些紧迫又更有“深度”，于是，大学的“社会”视野越来越清晰地聚焦并定格于“区域”。这就是说，“社会”更加清晰地定位于或被定位于“区域”（“定位于或被定位于”表明无论是出自大学的主动性还是被动性行为，这是不可逆转的），以至区域成为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战略支点。同样，被全球化与信息化所裹挟的高等教育又反过来为“两化”的持续、健康推进发挥引导、引领作用，形成一种正能量，因而“区域”成为研究“热词”，以至“高等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成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由此可见，基于“区域”的“友好合作”（partnership），这是国际高等教育及其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趋势，或者说，国际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就业导向到产教结合再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演化路径［3］，其背后的变迁则是：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互动成长的模式，从外延式扩张到内涵式深化再到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区域化时代（这一时代，“全球”越来越趋于或已内化为“区域”；并且内涵式建设已深含其中了）“具象”化、多元化发展的演化，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地位、功能和作用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此，“就业导向”体现为外延式扩张（或数量型扩张）主体导向模式，“产教结合”彰显的是内涵型深化主体导向模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蕴含的是区域型主体导向模式。
（二）正视“区域”、回到“区域”、深入“区域”是中国大学的“必答题”
我国高等教育也同样要回答“如何积极应对和主动引领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度推进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样的重大命题：正视“区域”、回到“区域”、深入“区域”（腹地），这是中国大学实现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必答题”。这一命题既催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社会亟待转型对于大学变革的迫切需要，又来自于中国大学以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来实现对这一“双转”过程积极推动和引领的历史使命感和扎实行动。
进一步的阐述表明，作为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中的高等教育，作为“第一线”教育（站在区域经济发展最前沿），高职教育所蕴含的“区域”性价值，或者说，“区域”对于高职教育所具有的非凡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而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要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支撑、以有质量的社会服务为保障、以积极投身建设的区域经济社会主战场为成长承载点（体），来转变社会服务方式而更好地赢得“区域”、融入“区域”，进而主动迎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机遇和挑战。
二、我国经济纵深性发展：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的推进
（一）从“县域”概念的提出到全面推进以县域发展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从“区域”到“县域”的起步和全面推进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县域”概念，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由此县域和县域经济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然而，以往中小城镇的发展虽然不断被“重视”，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以至于发展机会和条件常常被打折扣。［4］在大项目、大投资、大城市以致大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县域和县域经济问题往往被风起云涌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所激发的城市和城市经济问题所湮没。但中国走向县域经济时代终是大势所趋。
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就是对先前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延伸，“市”到“镇”一字变化的背后是发展重心和发展方向的转变——从“区域”概念下的大中城市“单步推进”转向“区域落实”概念下的县域“同步跟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秉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核心思想，因而县域作为县城、小城镇和农村广大地区的重要载体或承载区，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将与大中城市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二）丰裕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支撑
既然县域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则县域经济转型乃题中之义。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特定形式，是以县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没有县域经济的汇集，不可能真正形成省域层面的都市经济圈，从而也难以形成跨行政边界的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县域经济已占全国经济相当高的份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 856个，县域人口9、8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经济GDP占全国近一半。［5］一些发达的县域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亮点，涌现了以广东模式、江浙模式和山东模式为代表的一批县域经济发展成功模式。但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产业发展和转型困难（县域内的县城和小城镇普遍存在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居环境差、综合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农民增收缓慢，劳动力素质低等问题依然突出。
为此，国家和区域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其“新四化”建设要以县域“新四化”（县域工业化、县域信息化、县域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为基础，或者说，其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域为“施力单元”，即要基于圈层化的城镇空间布局而加快培育和发展“都市区—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等不同层次的“中心”并着力于“县城—中心镇”薄弱环节建设（由此带动县域农村发展）；而县域“新四化”建设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质性推进，有赖于县域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向科技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从而有赖于县域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三大能力”的增强，归根到底，有赖于丰裕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根本支撑。原因在于，“三大能力”固然是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保障，而丰裕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三大能力”的根本保障。
三、我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从“区域”到“县域”的深入
（一）从服务于“区域和区域经济”到“县域和县域经济”：高职院校以“县校合作”机制建设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县域经济发展的这种态势（现状、各地特色、趋向）内生了县域教育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高职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强烈要求，因为高职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更直接的推动“效能”。肩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重任的高职教育，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必须适时跟进、追踪国家发展战略从“城市化”到“城镇化”推进的变化，积极回应并引领县域经济发展新诉求，将服务领域“区域”显性化为“县域”——这个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最基础层次和最基本单元，将服务经济领域“区域经济”显性化为“县域经济”——这个我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单元和“特定单元”。
因此，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新命题就是：高职院校深入县域并服务县域，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竞争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服务能力。这一能力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核”。那么，践行这一“新命题”又如何切入呢？“县校合作”的实践创新，则使高职教育能够以此深度切入县域经济发展。高职院校走“县校合作”之路，是对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办学方针的贯彻落实和深化，是通过将基于“区域”的产学研合作具体落实为基于“县域”的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贯彻落实和深化”，进而实现其办学目标。
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县校合作”机制的强力辐射，将大中城市（目前，高职院校多分布于此）的资源优势化作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的地域优势，实现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这种机制又大大拓展了高职教育发展空间：高职院校能够以此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县域经济腹地，并以建设的教育教学基地为圆点向周边甚至更远区域辐射。另一方面，高职院校与县方合作建立的相应载体——教育教学基地，其在分享校县优质优势资源的同时，会在发挥和拓展当地人脉优势的过程中，承接并扩散这种辐射效应。在这种“点——线——面”的辐射中，县域合作教育链得以建立、加长和延伸，并形成示范效应。
这些示范效应对于高职院校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丰富了高职教育产学研合作内涵，而且又有效规避了来自同区域甚或同城市的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生存挤压。目前，高职院校的地域（城市）分布格局并未与本科学校形成错位发展效应。根据国家职教发展新战略的部署，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这至少意味着：（1）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大有可为；（2）应用型高校（含本身定位于应用型的新建和筹建本科高校、已经完成和正在向应用型转型的本科高校、高职院校）基于“区域”展开的正面竞争将更加激烈。因而，寻求向县域发展的新空间，正成为高职院校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基于自身与县域发展天然的契合性，高职院校有热情、有实力、有能力成为县域“新四化”建设的主力军。
（二）从服务于“区域和区域经济”到“县域和县域经济”：高职院校以“县校合作”机制建设的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那么，“县校合作”机制的这种“辐射—承接—扩散”效应，其承载体教育教学基地的有效运行模式又是怎样的呢？这个模式就是高职院校县域异地办学特色管理模式——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
教育教学基地（含产学研基地、地方学院或研究院、分校、技术服务平台等）对接的应当是县域产业和县域经济，在总部经济发展及其具体表现——“总部—生产制造基地”模式或“总部—基地”产业模式布局建设——已总体进入大力推进阶段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借鉴、模拟或采用“总部—基地”模式运行框架而生成了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以此“进驻”县域，因而形成“学校总部—教育教学基地”办学布局（位于大中城市的学校总部和位于县域的教育教学基地实现教育管理的空间分离）；由此，教育教学基地转而就对接于企业总部设在县域的生产制造基地或产业基地，以至形成“学校总部—教育教学基地—生产制造基地或产业基地”总布局。
“总部—基地”办学模式通过有效对接“总部—基地”产业模式，高职院校以这种特色办学模式“进驻”县域，可以分享两区域（学校总部所在的中心区域和学校总部的教育教学基地所在的县域）各自资源（中心区域的战略性资源和县域的常规性资源），实现与中心区域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共赢。
（三）高职院校通过促进县城经济、小城镇经济、农村经济联动发展形成并凸显其特色竞争力
县域经济并不就是县城经济，还包括小城镇经济以及农村经济。如上所述，对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教育服务形式应是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因此，高职院校推进“县校合作”机制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建设，关注和着力的不是县城这一个“点”，还有小城镇经济这若干个“点”；而“县城经济——小城镇经济”所形成的若干个“线”也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县城经济——小城镇经济——农村经济”“点线面”效应。
1、促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通过助力“就地城镇化”建设提升特色竞争力。在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上，高职院校要努力为提升县城和小城镇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这也是高职教育为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作出的贡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异地转移（向大中城市转移）和就地转移（向本地的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两个基本渠道。由于目前县城和小城镇的产业承载力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承载主体是大中城市。县域“新四化”建设为县一级中心有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又一重要目的地提供了契机。
高职院校要把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同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建立健全县域就业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创新县校协同合作机制、建设特色办学模式、输送“用得上， 沉下去，留得住”的人才等方式，支持“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有新社区［6］，简言之，就是“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建设。
2、促进县域农村建设。通过职业农民培养“学分银行”制建设提升特色竞争力。在推进县域农村建设上，高职院校要深入县域腹地，在广袤的农村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培养职业农民。农科教结合是实施“科教兴县”、“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高职教育为职业农民培育服务进而为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途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别提出要“发挥高校在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中的作用”。由此可见，职业农民（种植大户、专业大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小型农业企业家等的统称），即以市场运作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农业为稳定职业、具有较高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农民，其培育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此，高职院校肩负重任且较之其他高校优势明显。高职院校要承担全面系统农业教育的重任，即不仅要进行农业生产领域的基本教育培训，还要进行农产品的储存与加工、销售、市场开拓、品牌建设以及土地规划与利用、农业项目运作等的拓展教育培训；其培养内容包括农业科技教育、农业发展理念教育、农场经营与合作社管理教育、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教育、农业（农民）职业道德教育等。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高职院校多培养的是“农民的儿子”（他们不一定再回农村），而对在职在岗的务农农民的职业性成长培养仍显不足。除了“县校合作”机制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建设向县域纵深推进不够外，这还受制于职业农民成长的制度性条件，如一定时期的脱产学习的条件不具备。以“学分银行”制为核心内容的弹性学制是满足这些受教者多元化需求的有效制度安排。具有学分累积、使用和转换功能的“学分银行”制，是对银行应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存（存取款）、贷（贷款）、汇（汇兑和结算）的模拟和创新性应用，其有效实行与推广取决于内生其中的存分机制、贷分机制和兑分机制及其良性联动效应。“学分银行”制度建设，如果说存分机制建设是其起点——为他们建立“终生学习信用卡”以至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奠定基础，贷分机制建设是其深化与完善——是建立（职业）教育信用制度的重要切入点（通过贷分机制建立和完善的个人信用，就是这一受教群体的“终身学习护照”，也是学分市场的通行证），则兑分机制建设就是其更高境界——是提高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学分的顺利互换使这些受教者的“身体流动”成为事实，因而“学分银行”制度的真正确立在于学分认定制度的确立，在于三大机制
的有效贯通，而关键在于学分“货币”的通用程度，即在校际间、县域间、区域间甚或全国的互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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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享华、大城市小城镇应协调发展［N］、第一财经日报，2011-04-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