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监管体系(精选8篇)
金融业监管体系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监管体制;新自由主义;相对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F832、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2-0084-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当今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且其最终影响仍然无法估量｡反思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面对金融危机,甚至连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1]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缺陷,特别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金融过度创新和金融市场证券化所产生的房地产泡沫存在的严重监管缺失,作为引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已成为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籍此视角,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的缺陷,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现状,研判今后我国金融监管的走向,必将有所裨益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和完善｡
一､对美国金融监管缺陷的反思
美国金融监管的缺陷不是零星的､分散的､互不联系的,而是系统性的｡它内含在美国的金融监管理念里,反映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中,表现在美国金融监管法制对金融风险的防控上｡
(一)过分崇尚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问题的出现,新自由主义的金融监管理念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立法的主导理念,其要旨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放松金融管制,大力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9年金融服务法》的出台为标志,美国的金融监管进一步放松,各金融机构更加大胆而自由地进行金融创新,并迅速做大做强｡应当承认,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和立法,对缓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颓势､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金融强势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与政府管制对立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出现金融创新过度,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甚至缺失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过度追逐高收益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从而导致风险过度,经过数年的发酵,在新自由主义旗帜掩盖和庇护下的金融风险最终由次贷危机引爆进而迅速演化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目前尚未结束,但其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巨大危害已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的恶果迫使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不得不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监管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时也无奈地承认,“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是优秀经济的根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不正确”｡[2]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更加明确地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3]
(二)“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导致监管的低效和空白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采取“双线多头”模式｡“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机构管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多个机构｡这样一种金融监管模式被认为是与美国倡导的分权制衡精神相符合的,它不仅可以保证金融市场享有金融创新所必备的民主与自由,而且可使每一个监管者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相互之间的竞争又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双线多头”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数量庞大且协调性差,影响了监管效率｡据统计,美国的各种金融监管机构多达115个,[4]各金融监管机构监管风格各异､监管标准不统一,每个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往往会有两个甚至多个监管机构重复监管,事实上,115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明显会因信息不畅或者法律授权等原因而无法实现,或者说“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5]结果便是大大提高金融监管成本的同时,却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区隔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空白,导致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等问题的出现｡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没能从根本上动摇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区域仍然是相对隔离的｡这种格局尤其容易导致对于一些新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空白｡例如,对于“CDO(债务担保证券)､CDS (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6]这些空白地带为金融市场主体规避监管､追逐不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却决定了在金融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为此负责｡
(三)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中存在“缺位”现象
尽管金融风险防控是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政府在有关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设计中的缺位却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首先,在美国的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设计中,过于迷信“自由市场理论”,主要着眼于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调整,往往将政府监管排斥于防控机制之外｡具体而言,无论是《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还是《1999年金融服务法》,都从立法上减轻了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上的职责,为利益驱动下的风险失控现象埋下了祸根｡同样,在资产证券化风险防控的立法设计中,政府在证券基础资产审查设计方面的缺位,促使放贷机构为了追逐更大利润,而不断放松放款条件和扩大贷款规模,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其次,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长期缺位,在利益的驱动下,评级机构的不良行为致使违约风险被大大低估｡尽管“安然事件”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重要性,并在2006年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中首次确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但是,该法案既未对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模式和收费模式加以限定,亦未确立针对评级结果的问责机制,相反还规定SEC监管不得涉足NRSRO(即“全国公认的统计评级机构”,包括穆迪､标普､惠誉)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很显然,这种有限的监管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信用风险的扩大｡信用风险传染的普遍性,使得评级机构的不良行为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问题和不足
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局面,确立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格局,金融监管更具专业化,并且在改善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汲取美国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从反思金融危机的视角审视之,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一)金融监管理念不清晰,监管行为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
科学的金融监管理念常反映在对政府权力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而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它体现了一国政府的金融监管理念,反映了金融监管行为的价值导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金融监管理念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又面临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现实而紧迫的需求｡在这样的矛盾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表现出监管理念模糊,监管行为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的征象｡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的目的,金融监管部门以管制代替市场调控,以主管代替监管,政府的权力在金融市场上高度强化｡以证券监管为例,从证券市场的准入到市场信息披露,从交易所人事安排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挑选,从信息披露方式到信息披露内容等,处处都有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而基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本市场培育与金融全球化的需要,减少政府权力干预､鼓励金融创新的金融开放格局又渐显雏形｡理念的彷徨在金融监管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有的金融监管时常徘徊于全面干预和放松甚至放任监管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能辩证地处理监管权力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寻求安全与效率的“最大公约数”,使我国金融市场上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
(二)分业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并存,监管绩效不够高
首先,我国实行“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分业监管体制,在该体制下,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为主,与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如主要管理国债市场的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外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一起,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共同实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的情况下,行业监管区隔和多头监管的并存,往往导致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难以避免,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中尤其如此｡同时,机械的“分业监管”､“多头监管”对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运作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不仅易于积聚同质风险,而且也不利于鼓励金融创新､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和需求｡其次,在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内控机制难以形成,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未能转化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提高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再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本身也存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内容和手段不够规范等共性问题,金融监管信息未能实现共享,监管的准确性､有效性难以保障｡[7]而随着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合作与跨行业并购的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分业监管应对混业经营,必将大大降低以金融行业划分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的绩效｡
(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等法律形式构成的｡一方面,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设计,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方面也是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实际运行的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它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很显然,长期的法外运行,不仅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8]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走向研判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上是参照美国体制建立的,采取了分业经营和多头监管模式”,[9]其对于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安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促使我们在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缺陷､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现状的同时,不得不认真研判我国金融监管今后的走向｡
(一)以“相对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将处于主导地位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冲击和破坏,使得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的弊端日益凸显｡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过于相信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动力和能力､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等观念逐渐为人们所诟病,以至于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自己40年来一直坚持的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10]｡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依赖金融机构自律是行不通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和人员监督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让他们放任自流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1]但是,我们也不能彻底摒弃自由主义理论而走向它的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作用,而忽视“自由市场”对金融创新､经济繁荣的积极推动作用｡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所暴露的恰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金融发展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保证金融创新朝着正确轨道发展,从而使创新成为金融发展的持续动力｡作为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关系是动态的“博弈”过程｡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对经济繁荣的价值都有赖于对方的存在｡
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金融机构的创新权利限制较严,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不发达｡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但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而要坚持以“相对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认识到“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强有力因素,但市场并不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工具,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调控应当担负起适当的角色｡[12]要在大力倡导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同时,加强覆盖所有类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体制的建设,提高市场透明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在分业监管的现实基础上,逐步趋于目标导向的统一监管模式
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当前我国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广度与深度都还不够,分业监管体制总体上符合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统一监管的紧迫需求尚未形成｡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开放的比例和规模也非常小,国际合作多限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和基金公司的合作与合资;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还是以分业经营为主,混业经营尚处于探索和试点过程中,金融“混业”的规模和比例也很小,就金融组织体系来说,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银证合作､银行代销基金等也还仅仅是表层的业务合作,完全突破分业界限的分属不同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股权交叉等也才刚刚开始｡除此之外,法律也还没有为金融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而针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分业监管的弊端,短期内则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有效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等现象,逐步进行完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和金融深化的突破口｡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如房地产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性要求,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从长远来看,我国必将建立以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和有效为目标导向的统一(混业)监管模式,这样有利于整合监管力量,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更加一致地监管跨领域的金融产品,规范金融机构影响市场稳定的行为,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金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面临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混业经营等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首先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其次,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顺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的有效监管,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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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fects of China’s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Direction Judg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lection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Yin Binghua
(Legal Department, Shandong Police College, Jinan 250014, China)
金融业监管体系篇2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监管风险控制
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一个公司集团下面有着不同的平行的金融机构的集团公司，这些金融机构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业务，每个机构分别进行不相交叉的业务。在我国分业经营体制下，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现阶段适应金融业迅猛发展的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发展历程
1、金融监管体制的类别
金融监管体制是由金融监管的职责和权利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其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按照何种方式进行监管以及由谁来对监管效果负责和如何负责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和监管模式：混业经营、集中监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混业经营、分业监管。
2、对比不同监管体制
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保险都可以进入自身以及其他的金融领域进行多元化的经营。混业经营能够优化银行资产结构，有利于分散资产风险，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使银行资产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如果允许银行把资金直接投入证券市场，会产生泡沫股市，引起一系列的危机。
分业经营指法律规定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相分离，或者同证券业务相分离的经营体制。分业经营的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有利于本行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和有效利用，充分实现其效益。风险集中。一旦市场出现较大风险，分业经营只凭借本身的业务而没有其他业务来分散风险会使得面临的风险较为集中。
从近几年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法国兴业银行事件和巴林银行事假客观上说明了混业经营在金融监管及运营上存在很多风险和漏洞。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说，实行混业经营的条件仍不够成熟。典型的案例有兴业银行理财产品因涉嫌违规，导致投资者大亏。可见在目前情形下，分业经营仍然是我国金融业的最佳选择。
二、目前我国监管体制下的特殊产物―金融控股公司
在我国实行分业经营的体制而国外实行混业经营体制下，为了应对国外金融业机构的竞争压力，迫切需要一种模式能既满足当前我们对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又要在我国金融法律和政策的监管下，金融控股公司或是一种有效的混业经营制度安排，是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下的特殊产物。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及风险
1、金融控股公司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实力。金融控股公司在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要比单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独的优势要强。能实现规模经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2）顺应国际金融业向混业经营转变的大趋势。近几年，随着科技和金融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进一步的融合，分业经营与监管的机制不利于金融业务创新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3）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监控金融风险。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更高要求，作为各监管机构可以在分业监管体系下，不同监管机构的专长可以各自发挥出来，有利于提高监管水平。这也有利于我国监管体系的长远发展。
2、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潜在的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能实现规模经济，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其旗下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密切，一旦出现危机，其救援成本都相当巨大，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也会很深远。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1）内幕交易。若金融控股集团旗下的银行业和证券业进行内幕交易，其损害会比单纯的证券业内幕交易要大的多，会造成整个金融业的动荡和公众对于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不信任，从而发生挤兑风险。
（2）连锁风险。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能发生危机或破产，风险会随着系统的内部交易相互传递，造成整体的风险。
（3）财务风险。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把资本注入等手段建立的具有母子公司关系的金融集团，有利于扩大资本规模、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相反，一旦出现金融风险，使一个部门的风险迅速传播到整个系统内。
（4）监管真空。金融控股公司涉及银行、证券等多个行业，监管方法不同，难以形成统一监管体系，就可能形成监管上的真空。不利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定和安全，甚至有可能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
四、加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控制的措施
金融控股公司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提供金融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我们要在合理利用其有用性的前提下学会加强风险控制，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
1、建立完善的防火墙体系防范内幕交易风险
针对内幕交易，要求建立完善的防火墙体系。能减弱集团风险传递和风险的扩散，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2、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防范连锁风险
风险评估是把握公司风险的关键步骤，决定着公司的发展规划及生存。较为典型的是光大证券建立了一套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提升了内部管理水平，促进了光大的不断向前发展。
3、设立完备的财务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从事着多种金融业务，要建立完善的会计准则，综合反应和评价财务信息，根据其评价从而对其风险进行防控。
4、立法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加强立法监管，促进不同监管机构的合作，避免出现监管盲区。金融控股公司有不同的金融机构，我们要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
5、加大对市场准入的监管
要加强市场准入的监管，建立安全的金融体系。市场准入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只有从金融控股公司建立的根本上加强防范才能为今后的监管打下良好的基础。
6、设立健全完善的公司组织结构
光大集团针对组织结构进行了五个方面监督机制建设。一是注重对主要负责人的权责安排，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二是严格执行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三是监督企业高管，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四是提高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五是在执法方面要加强力度。可见，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的完善，优化组织结构的运行，有利于抵御外部风险。
综上所述，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使得金融业运营效率大大提高，同时面临的风险也是我们必须加强防范的，在未雨绸缪的事前风险控制的同时，我们更要积累经验，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不断向前发展而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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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监管体系篇3
法律学者对金融监管的研究必须更深入地进入宏观经济领域并与之产生更紧密的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认识到单个金融主体安全和稳定不足以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稳定，诸多国家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为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强化其监管职能。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同问题正在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1、金融监管的货币维度。金融监管制度在预防、刺破或缓和资产价格泡沫方面是有成效的。比如经济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在实验性资产市场中，对投资者进行信贷限制可以缓和泡沫的严重程度。更准确地说，当实验性市场中的经验交易者可以借用基金来购买股票时，泡沫的级别显著地变大了。能够用信贷进行投资使得资产价格比基本价值高出很多。这些实验证明了限制信贷对缓和泡沫严重性有效果。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们在阐释资产价格泡沫时，将限制投资者信贷的监管方式列为最有希望的政策工具。研究货币政策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家描述，更高的利率可以对付资产市场的通胀。资产市场上任何特定通胀的发作是否都构成泡沫？尽管对这个问题争论已久，但如果泡沫形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对付它们，这一点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已取得广泛一致。
此外，在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机构杠杆和金融工具货币化都会导致货币扩张。加大货币有效供应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第一，货币供应会在下述情况下扩张：当金融机构持有更低的准备金或增加其有效的杠杆效应――也就是说，出借更多的钱或收取更少的资本金，来支持他们的投资。金融机构的杠杆效应能够增加货币有效供应的能力，使金融机构的杠杆效应有着货币性影响。当杠杆效应增大时，它可以引起资产价格膨胀，引发泡沫。在增加货币有效供应的第二个方法之中，金融监管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赋予新的金融工具以“货币”的经济特征。通过给予金融工具某些监管偏好，政策制定者可以使金融工具或多或少地实现货币的功能。
2、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法制。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金融监管都是宏观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杠杆率、金融机构风险承担行为以及促进金融稳定都有关联。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并建立了相关的管理体系和程序，即所谓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该法案中，成立了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此框架下，现有的货币监理属和储蓄机构监理属合并，以监管全国性银行机构；由美联储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些地方银行；同时保留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能。在事前预防方面，该法案建立了新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框架，将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纳入美联储的监管之下，并对金融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进行了一定的直接限制，即所谓的“沃尔克法则”。从美国法案看， 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承担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监控职能， 这将可能成为一个全球趋势， 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重新进行探讨。
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制度变迁过程来看，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紧密结合成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货币政策制定部门身兼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 还是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 都十分注重发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效应。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均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权。在英国， 英格兰银行内设金融政策委员会， 负责宏观审慎分析与政策出台，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美联储将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并受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委托，制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资本和流动性要求，适用于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的所有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监管体系虽然复杂，但欧洲央行一直支持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拥有监管权。
在金融监管法制中必须高度重视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途径主要有：（1）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责、权、利以及相互合作的原则和方法，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建立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核心和关键。（3）监管部门应当会同中央银行建立和完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
中国应谨慎面对金融业“大部制”
2016年3月31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制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表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初步形成几种主要改革方案。方案一：“委员会+一行三会”。方案二：“央行+金融监管委员会”。方案三：“央行+行为监管局”。方案四：“央行+审慎监管局+行为监管局”。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中国政府都有可能设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实地考察资本市场统合法制国家，笔者认为中国应谨慎面对金融业“大部制”。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尽管顺应了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需要，克服了原来分业金融监管模式无法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一体化保护的不足；同时统合监管模式可以减少摩擦成本，降低了监管成本和信息的采集成本，改善信息质量，获得规模效益。从现实的数据来看，1999-2000年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预算要比前两年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预算少。同时也可以减少多重监管制度对金融创新的阻碍并弥补因分业监管所造成的监管真空，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和金融业整体竞争力。
但是，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弊端。第一，权力过于集中，易滋生权力滥用。虽然统合监管模式具有规模效益，能降低监管成本，但是，一个机关集整个金融市场的监管大权于一身，恐有权力过大之虞。第二，虽然统一监管机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责任推诿的问题，但同时产生了名誉牵连的问题，即其内部某一个监管部门出现的问题都会影响到监管机关的整体声誉，从而连累其他部门的监管声誉。第三，统一监管机关的监管范围非常广泛，监管事务繁多，可能导致其高级管理层不堪重负，从而降低监管效率。第四，统合监管模式仍然保留了传统的行业分类，即内部分别设置了监管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不同部门。因此，统一监管机构实际上只是将多个金融行业监管者置于一个共同的管理体制下，从而增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已，而没有真正建立一个针对大型金融集团进行整体风险监管的新型机制。第五，统合监管模式容易导致因价值目标判断的不同，不同监管部门处理同一事件，有时会得到不同的监管结果，影响监管权威，增加不确定性。
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的金融法制变革是一个动态过程。此外，现有金融监管模式也忽略许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监管探索。这与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兴加转轨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这客观上要求在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必须发展和中国转型经济国情相结合的新型金融监管理论，从而正确引导中国金融法制的构建。如何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并创建资本市场金融立法的新模式，是目前中国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
中国在引入外部新监管架构和规则时，其面临的多重困境常常被漠然置之，新的监管规则和模式往往被以“自上而下”的“批发”方式灌注其中。所以，金融业的“大部制”改革和对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借鉴必须要和中国既有的政治、金融、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环境相吻合，中国应保持相当的犹豫和深思熟虑，谨慎面对金融业的“大部制”，逐步实现金融规则现代化的大变革。
构建统合式金融监管与目标式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双保险”模式
一个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金融法制的变革，从表面上看是决策当局相机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金融监管模式的净收益与可持续性决定了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具有内生性特征。金融立法的价值及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应尽量做到目标明确单一，要尽量避免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和抽象化。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行业监管、多重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或目标导向性监管以及金融业的统合监管。其中，目标式金融监管是依据主要监管目标来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和对不同金融业务行为的规范运作进行市场监管。澳大利亚和荷兰就是目标式监管模式的代表。比如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理事会是一个合作主体，其成员主要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个金融监管机构组成。三个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并共同组成了金融监管理事会，进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共同维持金融体系的高效性、竞争性与稳定性。
金融业的统合监管模式则是指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统一监管，把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的监管权均交由一个单一监管机构负责（当然，与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存在的还有负责金融立法和总体金融政策的财政部及负责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和支付体系的中央银行）。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业务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将金融监管统一于一个机构，可能难以应付，甚至出现内部冲突。鉴于此，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的目标式金融监管模式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能尽量避免金融监管中价值目标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金融业监管体系篇4
一、中国金融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人行、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分工协作的分业经营和监管的体系是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体系，这种监管体系曾一度适应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但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现行监管体系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重复监管
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例如下设银行、保险、信托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或是同时从事银行、保险或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会受到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中的多个机构的交叉监管、同时监管和重复监管。由于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和内容不同，其设定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也不相同，相应的监管结果也会存在差别，因此在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的监管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冲突和矛盾。同时，由于三家监管机构处于同一级别，当出现冲突时，很难决定由哪一家监管机构做出决定性决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难以进行。因此，重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降低监管效率。
（二）监管盲区
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其集团的控股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旗下拥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性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虽然母公司不开展金融业务，但母公司可以控制子公司的决策，从而在金融市场上活动。这种集团结构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隐瞒公司内部信息，极不利于外部机构的监管，很容易形成监管的盲区。同时，由于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集团公司可以利用不同监管机构的差异化监管方式及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不畅来规避监管，形成监管的盲区。
另一方面，根据金融创新理论中的“规避监管说”，政府管制在本质上等同于一种隐性税负。这是因为政府的金融监管不仅会提高被监管机构的经营成本，并且限制了被监管机构的行动范围，无法获取规制外的巨大收益。在这种巨大收益诱惑下，金融机构会绞尽脑汁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所以说金融创新是会在特定环境背景下大量涌现的，而这些金融创新同时又是在现存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金融创新来创造活力，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因此也亟需更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来覆盖这些监管盲区。
（三）中外差异
跨国或跨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由于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存在差异，母公司的会计信息会存在真实性、重要性和准确性的风险，加大了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寻求国外市场成为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企业的发展战略，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而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逐渐无法满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这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十分不利。
二、美国、台湾地区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经验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两种主要金融监管体系分别为分业监管体系和统一监管体系，美国一直维系分业金融监管的格局，台湾地区则已实现统一金融监管体系。
（一）美国
美国也曾经历过联邦监管和州监管并存以及不同联邦监管机构并存的混乱的分业监管模式。2008年，美国财政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针对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改革目标。改革后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大大提高，目的导向的监管方式相比于原有的区分 银行、保险、证券的原则导向的监管方式，更加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产品和风险进行监控，而不是简单地按行业进行分类监管，不仅弥补了过去监管模式下监管重复和监管盲区的缺陷，并且统一了监管的标准，使得金融监管更加有效。
（二）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曾一度实行以财政当局为主的分散的金融监管体系，21世纪初期，由于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日益增多，台湾当局为避免分业监管体系导致的重复监管等问题，改革实行垂直整合的一元化金融监管，于2003年设立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台湾金融的主管机关，过去的监管机构则集中于金融管理委员会的统一管理之下。台湾实现了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同样统一了监管标准，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重复监管和监管盲区的问题。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一）找到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
从美国和台湾的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来看，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可以解决我国现存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但不可盲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以及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需要结合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设计出适合本国市场的改革方式，解决现存监管体系的漏洞。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模式，需要明确的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界定，规范权力和义务，明确业务范围和信息披露标准，规范集团公司的行为，为监管机构创造出良好的监管环境和条件。
金融业监管体系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
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监管致重复监管，阻碍行业顺畅发展。在金融活动多元化的进程中，对某一监管对象所出现的监管体系机构众多、权限互有重叠、监管标准不一致是很多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中共有的问题。多头监管常常会发生“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现象，甚至由于监管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还会出现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监管为例，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分散在5个联邦机构中，每个联邦机构都有管理权，但同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大型金融集团每年仅在年报的准备和报送上就得花费至少2个月的时间。金融机构还常常因同一件事、在同一个部门（或子公司）不停地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近年来，一直有业界人士抱怨，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机构太多，而且权限互有重叠，在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的情势下，这种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业顺畅发展。
（二）空白监管致监管真空，影响行业规范发展。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务交叉，金融创新往往同时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业务领域，往往使交叉领域出现监管真空，而且近年来监管领域呈现空白不断增多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缺乏统一协调的监管框架。由于对集团没有单一最终监管者，而实行“功能性”监管，集团内职能划分不明确的业务就无人监管，形成监管漏洞和空白。集团内从事类似业务的不同行业的部门之间则可能进行监管套利。还有，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这些结构化产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权、期货或掉期产品，而是多种基础产品与多种基本的衍生产品的复杂混合体。10多年过去了，尽管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至今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这些产品的运行、风险揭示、投资者保护和运作负有监管责任，监管权力的分散容易导致监管空白。随着投资银行业务的兴起，金融机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加;金融机构过度冒险，监管部门却存在监管真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影响行业规范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三）金融监管改革落后于金融业发展的步伐。金融业发展快、创新快，其发展特点要求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根据市场的发展进行调整，并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当前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金融市场，末端监管已影响到行业健康发展，甚至会引发行业风险。以美国为例，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面貌，但并没有真正改革监管框架。《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使其可以从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混业经营，但并没有真正指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功能性”监管模式，即美联储和occ监管商业银行部分，sec监管投资银行部分，各州的保险业监管机构监管保险业部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为银行从事跨业经营铺平了道路，但没有解决跨业金融集团的监管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及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原有的监管体制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求。监管始终落后于市场发展，待问题出现后，监管措施才能做出调整，监管始终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没有进行行业的有益引导；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技术落后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监管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监管的错位和滞后，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竞争力，更无法化解
其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当采取政策干预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动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新的变化， 国际金融监管层和业界人士已就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共识， 而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则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变革。
2009年6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改革方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出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
（一）加强对全部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白皮书建议，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避免“多头”、“空头”监管。为此，政府将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权力，授权美联储解决威胁整个系统的风险累积问题，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美联储拥有银行资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并对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监控权力纳入美联储的范围；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白皮书建议：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将联邦监管范围扩大到金融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复杂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交易都将置于监管之内，其中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otc）最为典型。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白皮书建议，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白皮书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使各国的政策相协调，以创立一个相容的监管架构并且强化国际危机整体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产品监管规定，在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方面签署跨境协议，以及与海外监管机构进行更好合作等。
三、对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改革发展方向的几点启示
金融危机中凸显出的投机破坏性问题，促使我们认真思考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创新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借鉴于此，对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如下：
（一）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一个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我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证券、银行、保险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对现行分业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若干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国平安为例，该公司已经获得了保险、证券、银行、信托、资产管理等几乎所有金融汗液的牌照，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百货公司”。对于任何一家这样的全能金融公司而言，都存在通过转移定价和资源调配来规避“一行三会”监管的空间。当前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弊端日益暴露，在交叉业务领域各监管机构争权力、推责任的情况严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也使监管运行成本膨胀，监管效率下降。尽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基本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但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与美国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失败表明，金融监管模式必须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我们
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导并推进混业经营的发展。由此，金融业务间的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将逐渐模糊金融业务边界与范围，使得严格的分业监管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已成为新世纪全球金融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美国的本次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将七家监管机构精简为三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多头监管的格局。政出多头，既让被监管者感到无所适从，也为被监管者提供了寻租或套利的空间。诚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比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慎重、更稳妥，是否实行“大部制”也值得探讨，但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金融监管的改革进程中，我国可以首先建立综合性金融管理机构─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金融行业监管的总牵头人，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督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汇总各种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这一阶段，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然要分别在各自监管领域加强监管。从长期看，我国必定走向全面混业，因此等市场发展成熟，金融监管积累一定经验，可以考虑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并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由后者成为金融业统一的监管机构，使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先进的金融监管制度接轨。
（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不断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通过废除、修改、补充和制定等手段，及时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进行清理和重建。建立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警、处置机制，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对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必须着力更新监管的手段和方式，要在强化风险监管这一核心前提下，努力实现监管方式和手段的五个转变：实现从合规监管为主向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从分割式监管向金融机构法人整体风险监管的转变；实现从一次性监管向持续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重心从具体业务监管向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有效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方式从定性监管为主向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转变，以提高风险监管的水平。
（三）建立必要的资金、业务防火墙。建立资金防火墙。禁止或限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任意流动，保证银行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持一定独立性。对金融集团自有资金的使用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对银行系统向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贷延期业务必须有严格数量限制，防止银行因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资金交易的数额应加以限制，防止大额的不当资金转移。
建立业务渗透防火墙。严格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防止银行将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由此引起的股市过度投机，保证银行的安全。
（四）完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外部约束机制。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管理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同时，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建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共享的数据库，增强监管机构之间必要的信息共享，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防止恶性竞争，必须以法规形式明确信息共享的权责。另外，信息披露要进一步透明化，从舆论监督来加强和稳定金融秩序，这需要增强公众金融意识，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提高公众信用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合作与协调。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应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还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建立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避免监管缺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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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监管体系篇6
关键词：多德——弗兰克法案；金融监管改革；系统风险；道德风险；影子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68—04
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美国一些非理性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等干扰因素的存在，导致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存在重大缺陷，而这些缺陷将会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影响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应在总结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主要成效的基础上，认真反思其改革方案中的重大缺陷。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成效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其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该体系使得影子银行在金融系统中迅速膨胀却不受监管，加之政府为其提供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担保，激发了这些影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促使他们利用各种金融创新手段去从事“监管套利”。而美国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体系只关注个别金融机构稳定的形式性监管，无法应对混业经营下大型金融集团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最终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试图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改造，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加强对系统风险的监管力度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对过去只注重金融机构本身的稳健性，但忽略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为了加强对金融体系系统风险的监管力度，专门设立了系统风险委员会，而且将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公司确认为金融机构，将其纳入系统风险监管范围，甚至会在必要情况下将其拆解。美国财政部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负责收集、分析与金融危机相关信息。同时，进一步整合了监管权力，对过去分散的金融监管权进行集中，扩大了美联储的职责与权限，以应对那些规避监管的套利行为，监管所有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
（二）对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的主要措施是解决由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美国限制了金融机构倒闭时来自于监管制度的干预，限制甚至彻底解除政府对于倒闭金融机构的援助。当大型金融机构遇到经营困境时，允许其在无法或者不适合被救助的情况下暂时关停。同时，免除那些对金融机构倒闭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的职务，由股东与债权人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成本，取消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的传统救助方式。通过市场机制约束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对大型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行为进行事后征税。这些措施都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中的道德风险。
（三）提升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
鉴于影子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美国从多方面着手，对影子银行进行严厉监管。如，通过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自营交易活动。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对标准化衍生工具进行集中结算，加强对场外复杂衍生工具交易的监管。要求将非香草头寸（Nonvanilla Posi—tions）分离出来，并将其纳入资本充足的子公司（用于商业对冲的衍生工具除外）。对抵押贷款活动、对冲基金披露、评级机构中利益冲突解决方案进行一系列改革，要求证券机构对基础资产保有充分利益，对基金进行风险控制，并建立公司薪酬制定与公司治理的股东参与机制。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缺陷
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来自华尔街金融行业内的政治游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甚至帮助监管改革法案起草者来起草改革方案。这必然导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存在一些重大缺陷。
（一）系统风险未能得到完全控制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切实解决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问题。首先，对于解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太大不能倒”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所采取措施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此次设立的系统风险委员会，由于缺乏必要的运行资金，导致其事后处理机制难以落实。同时，此次改革不仅限制了向那些非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权限，而且对于与其有重要联系的金融机构，没有预先设置救助机制。这意味着一旦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存款机构出现严重问题时，监管机构对于其倒闭可能带给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束手无策。此外，基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而设计的很多事后救助措施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这些大型机构在出现倒闭困境时，进入有序破产清算程序成为唯一的选择。其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问题。在美国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大型金融机构，不但规模庞大、业务复杂，而且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而金融监管改革中规定负责有序破产程序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直都是银行和储蓄机构及贷款协会的接管者，而这些以存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方面要简单很多。因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处置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尽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不断从错误中积累经验，但毫无疑问需要付出很多成本，而且由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具有系统重要性，其倒闭会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和危害，所以这个经验积累过程的代价之大也将会难以估量。
（二）道德风险未能彻底消除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彻底消除金融业内的道德风险问题，过去普遍存在的政府担保的错误定价问题依旧存在。尽管出台了诸多措施以试图消除金融业内的道德风险问题，但美国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仍然存在，且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政府的隐性担保导致金融业道德风险泛滥、市场纪律缺失，鼓励了这些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和过度从事高风险业务。其中，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政府隐性担保的典型之一，该制度的不合理性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银行股东和债权人这些本来应该承担银行监督责任的主体反而获得了溢价的政府担保，进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更关心银行的收益而放松对银行的监督。尽管政府担保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数十年来一直为人诟病的老问题，并且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在存款保险重新定价问题上没有推出新措施，使这个老问题继续留存下来。此外，金融监管改革后，美国的大型保险公司仍能通过标准保险合同中的最小担保进行杠杆操作，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①而且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面临的问题一样，金融监管改革所规定的有序破产清算制度在细节上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没有处置复杂的大型保险机构的经验。
（三）影子银行未能完全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内
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注意到一些存在问题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影子金融市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回购协议市场。美国的投资银行过度依赖于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的短期融资。在美国，通过回购协议进行融资是大部分影子银行杠杆运作的基础，所以影子银行也最容易在回购协议市场上遭受挤兑，加之回购协议的高杠杆性和系统重要性，挤兑的负面冲击无疑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回购协议市场存在的挤兑风险是引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金融监管改革提案中，都没有提及回购协议市场监管改革问题。在最终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对于回购协议市场的监管，也仅仅是提到美联储可以（不是一定）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短期融资的额度进行限制，要求对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活动进行研究。影子银行处于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空白地带，隐藏着大量风险，甚至会引爆金融危机。同时，监管的放松及混业经营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利用金融创新手段规避金融监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管辖范围是按照金融机构组织形式进行划分的，而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此毫无改变，仍未按照金融机构的实际功能进行监管。如，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业务类似于商业银行的工业贷款公司并不属于银行，工业贷款公司的控股公司也不受美联储的监管。所以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公司，可以将其旗下的储蓄机构转变为工业贷款公司，这一方面可以使自身不再作为储蓄机构的控股公司而接受联邦的监管，而是受到工业贷款公司注册所在州的监管；另一方面，美国国际集团仍可继续经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虽然沃尔克规则部分地分离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但其对自营业务的定义模糊，使商业银行的监管者很难区分哪些属于美国证交会监管的自营交易，哪些属于商业银行监管者负责的客户交易。一位颇有名气的衍生品交易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坦言：“你可以用客户交易这个名头来包装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在金融监管改革之前，很多希望通过自营交易来增加利润的商业银行，都在为他们的自营交易创造着新的身份。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由于未能进行明确的业务区分，导致改革后的影子银行继续逍遥法外，在金融体系中通过变换身份来捞取巨额利润，并不断给金融体系积累风险。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缺陷值得借鉴
鉴于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存在的缺陷，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要对这些监管缺陷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有所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引以为鉴，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各项具体管理制度。
（一）建立事先、事中和事后兼顾的监管机制
应重点监管大型金融机构，避免其产生的问题演化为系统风险，采取事先、事中和事后兼顾的监管措施，防范和控制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倒闭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首先，设立事先监管制度，通过完善资本充足制度和杠杆率监管制度，防止金融机构盲目扩张业务，保证其具有可维持清偿能力的充足的流动性。其次，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出现倒闭风险时，允许金融监管机构对它们进行及时救助，避免因救助不及时而导致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及时救助可以避免由于犹豫是否救助，而给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金融体系内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建立快捷、有效的事后有序清算制度。在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必然面临倒闭结果时，迅速使其在有经验的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进行有序清算破产，在保障金融机构资产价值最大化的同时，通过及时、有序清算，消除由于金融机构倒闭而带来系统性恐慌和挤兑事件等的可能性。
（二）以收取庇古税的方式消除道德风险、内化负外部性
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了金融机构作为现代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给社会经济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会产生负外部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使金融机构冒险经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消除金融机构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可以发现，道德风险问题存在的关键，在于监管法律始终没有要求金融机构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措施付费，所以金融机构可以低价甚至免费享有这些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构建过程中，应努力消除政府给予金融机构的显性和隐性的廉价甚至免费的政府保障，让金融机构自己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从而将其负外部性内化为成本。对于这一点，可以考虑向金融机构收取庇古税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当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时，通过收取庇古税，抑制金融机构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在尽量消除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同时，以收取庇古税的方式筹集救助基金，在金融机构发生问题时，使用救助基金进行自我救助。如此，便可以使金融机构自己救助自己，承担其过度冒险而产生的负外部性，而不是由政府即纳税人来承担风险。收取庇古税可以在保持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金融机构中的道德风险，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
金融业监管体系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央行；风险
一、引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了我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成果报告——《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和《我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这是IMF对我国金融部门的首次正式评估。报告指出，我国的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受到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环境，潜在金融风险很容易被低估。IMF指出，我国的金融部门面临着几个近期风险：快速的信贷扩张导致贷款质量恶化；房价下跌；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带来进一步的风险。
近年来，我国监管机制与监管方式改革相对于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环境比较滞后，明显不适应金融发展形势要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均面临挑战，监管有效性面临质疑。2003年，银监会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力度，全年共查处违规经营机构1242家，直接或责令有关单位对3251名违规人员进行了处分。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关键还在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金融体制变革。这些都要求我国金融业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我国亟待突破既有的金融监管思路，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监管框架。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从金融监管改革历史看，虽然各国的金融监管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但总体而言，金融监管改革都可以说是程度不同的危机推动与问题导向的，以事后的完善为主，缺乏前瞻性。对于应该如何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问题，都需要货币当局有新的未来的管理思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央行将更多的承担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职责。金融监管改革的历史规律决定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更多需要从问题导向入手，需在有较强外部推动力下进行。就目前改革而言，可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体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推进思路，确定金融监管改革具体目标。
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与改革进展缓慢
金融危机反复证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最为危险的因素之一。与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与改革进展缓慢。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应对正在不断加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始终是我国金融管理的首要任务。2003年央行就提出货币信贷增长偏快，将会增大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警示。2005年央行再次指出，我国金融业要注重防止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核心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我国“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始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领域。
（二）金融创新发展受到传统的监管方式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结构的灵活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金融监管仍习惯于行政审批与准入限制等传统的监管方式，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与金融创新发展。监管机构不能替代行业创新，但必须为行业创新提供服务，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监管改革，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开发金融产品，最大限度放大自主经营和发展空间。在政府管制的金融监管体制下，监管部门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牌照限制、对创新业务的管制、对直接金融活动严格的行政审批等手段，影响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阻碍了金融结构的灵活调整，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例如对民营资本进行金融行业限制，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与活力，也制约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对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发行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我国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下存在诸多潜在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在行政管制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机构监管为重心的分业监管框架，这种体制具有监管专业化优势，职责明确，分工细致，有利于达到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具有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监管重复、成本高、监管缺位、难以适应金融创新与金融混业发展需要等弊病，监管规则和监管实践中的条块切割、沟通不足，严重影响有效金融监管的实现。我国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二五”规划中虽已明确提出构建健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目标，但在目前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简称）监管框架下，各家监管部门也难以做到有效协调，没有一家金融监管机构是具备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需信息与权威的。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又难以对混业经营进行实质性突破，监管处于分业的状态，形成了监管体系中的各种潜在风险。
1、金融机构的功能边界由于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逐渐模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常常提供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按机构类型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标准不统一与监管真空现象，引起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形成金融体系潜在风险隐患。
2、随着理财产品、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开放和创新，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跨领域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与产品，特别是交叉性产品的创新日益涌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业务交叉与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银行广泛参与证券基金与信托产品的销售，并为证券与期货提供资金结算与存管服务，证券与基金为保险资产与银行理财产品提供投资服务等。相对分割的监管体制难以识别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跨领域的传递。单独来看，相关业务均为无风险的中间业务或资产委托管理业务，但业务交叉后通过相对分割的金融监管体制难以有效识别是否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是否会产生风险传递感染等。
3、为适应金融业务交叉和融合趋势，更有效地发挥协同效应，以控股集团或母子公司等形式开展金融综合化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纷纷出现。而基于独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难以识别金融控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推行综合化金融平台正是目前众多的国内银行、保险等机构的发展目标。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在为客户提供了一条龙式金融服务，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同时蕴含了新的风险，对相对分割的监管体制形成新的挑战。
4、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过程中，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界限也逐渐趋于模糊，但监管方式上信息披露与透明度要求并未随之提高，金融市场潜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突出。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从投融资双方关系看，银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非定向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由产品购买者承担，具有直接金融属性，投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项目融资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而在监管上，对银行理财产品未按直接金融的要求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资金供给方对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控制，因此存在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不当也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7、4万亿元，超过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
（四）我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存在较大问题
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管理和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政府负责，2008年又逐步将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交给省级政府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从最初的风险处置向推动地方金融、管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等方面拓展。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省级金融办公室。截至2012年底，全国283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已有近240个成立了金融办，许多县或县级市也成立了金融办。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的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法律依据空白，监管方式与手段落后，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部分地方政府面快速增长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的新挑战，依然采取事后补救手段。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职能分散、职责定位宽泛而矛盾、风险监控不力、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近年来，我国各地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地方性股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迅猛发展，很多新型金融机构实际上部分扮演了“影子银行”的角色，承担了地方企业与政府融资信用中介职能，部分股权交易市场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具备金融市场属性，但目前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由于监管力量的限制，难以对众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分散的地方性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由于法律依据的不足以及监管方式与手段的落后，重视准入环节的审批监管而轻视行为与风险监管，可能成为潜在的金融风险的累积点。
三、改革的思路
（一）明确金融监管改革具体目标
1、增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更好地适应金融混业发展要求，有效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为应对金融混业趋势与金融综合化经营发展要求，金融监管改革需要降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成本，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确定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权益保护为共同监管目标，对金融功能相同或相似的业务采取统一监管标准，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叠，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
2、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资本流动的变化，中央银行要进一步丰富和强化逆周期调节手段，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应当强化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银监会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包括加强资本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计提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引入杠杆率这一新的监管工具；实施动态拨备以及会同其他相关部门采取逆周期信贷政策等。构建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通过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责任主体，并赋予识别、早期预警、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对应权限，明确宏观审慎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职责。
3、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新型地方型金融机构监管职责，弥补监控空白，防范风险。通过立法或授权制度安排，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统一监管目标与监管标准下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例如组建地方金融管理局，加强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成立金融仲裁院、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和金融法庭等等举措。充分发挥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分散与灵活性的特点，平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责任。
4、形成有利于金融结构灵活调整的监管方式。金融监管改革应放松管制而加强监管，逐步取消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减少金融业务与产品的审批，放松或取消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行为的行政审批，通过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与事后处罚，通过推动建立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形成有利于金融结构调整的监管环境，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
5、打破金融监管行政分割的格局，构建有利于金融创新发展的监管体系。为适应金融改革重心转换以及跨领域金融创新发展要求，金融改革需要打破金融监管的行政分割与利益保护的格局，构建有利于金融市场创新的体制，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应对金融市场开放面临的挑战。
（二）从体制、方式以及产品监管三方面推进改革
1、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调整立法与监管等外部层面，还是从产品、服务等金融机构内部进行调整，都会面临一些难题。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的逐步开放和资本管治的开放以及国内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体制也将面临从机构型分业监管模式向功能型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一致性与适应性；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有一部分是由内而生的，比如道德风险上升为弥漫全系统的普遍现象，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上升等，由于金融体系特定的机制和体制安排，特别是创新因素，致使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下降。因此也应加强对包括资本充足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等金融体系的监管，从而有助于从内部增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从市场准入监管到行为监管转变，从合规导向型监管向风险导向型监管转变，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注重事后监管处罚与建立市场退出机制。通过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提升金融结构调整的灵活性，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弥补放松管制后的监管空白，防范金融风险。
3、从注重产品审批转移到注重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相结合。金融产品的监管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保护密切联系。过去习惯于忽视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设，而通过对金融产品的严格审批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结果大量不适当的投资者在缺乏透明的市场中盲目投机，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真正保护到投资者的利益。建议逐步取消直接融资行政审批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确保参与主体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促进市场定价效率提高和配置效率的优化，将监管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立上来。
参 考 文 献
[1]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李海涛，孙祁祥，张楠楠、论金融一体化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挑战[J]、保险研究、2003（8）
[3]王自力、应赋予人行 再监管权力[J]、银行家、2004（11）
[4]杨家才、金融市场需要统一监管[J]、银行家、2005（2）
[5]黄海洲，王水林，蒲宇飞、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5）
[6]牛永涛、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3）
[7]李江华、论银监会的有效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7）
[8]李静、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时期的金融监管[J]、金融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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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俊、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初论[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10]李琴、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D]、西南财经大学、2006
[11]阮玉洁、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思考[D]、北方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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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敏、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研究[D]、厦门大学、2007
金融业监管体系篇8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