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精选8篇)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1
关键词：专著；教材；认知隐喻；翻译实践；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以下简称“《实用教程》”）是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叶子南教授于2013年7月所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著作。该书匠心独运，亮点颇多。本文从翻译教材撰写角度对该书加以分析与评价。
一、翻译专著与教材的特色
就内容而言，该书“以学习者为中心”，既具学术性，又兼顾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该书直击现实――“接触过大量翻译理论的学生在翻译的准确性方面并没有显出优势，相反有时还会被宏观理论所牵绊，在翻译时作出错误的选择”。[1]作者在书中交给读者一个实用的显微镜――认知隐喻翻译观，即从认知隐喻的视角来观察英语原文，洞察细微，实现精确的理解，权衡翻译策略，最终把握译文的准确性。
“准确性”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隐形线索。作者以丰富的实例阐明如何才能做到“准确”，还不忘防止过度“精确”。关于“准确”，他还运用皮姆提到的“够好了”（Good Enough）理论、高危险和低危险的概念，质疑了“处处需准确”的翻译策略，启迪读者重新思考“准确”的含义。诚如作者所言，“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翻译中所有的问题，而认知隐喻翻译观当然也仅是意在补充，而非取代”。[2]从更多角度分析文本，可以帮助译者更准确地把握文本，进而采用更符合语境的翻译策略。[3]
近年来，中国翻译界学者在探讨将认知隐喻的研究成果与英汉翻译研究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刘法公、肖家燕、张蓊荟、张光明、刘翼斌等人还出版了相关专著。这些专著大多数是由博士学位论文演变而来的，最初的读者对象往往是作为同行的专家学者，其主要目的在于展现作者的博学多识以及在该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重在一家之言，凸显其学术价值，而非供翻译教学使用。《实用教程》是我国第一部从认知隐喻视角来编写的英汉翻译教材，因此，该书的独具特色之处十分值得研究。
1、作为教材的特色之处
教科书除了可读性，还必须具有可教学性。[4]具体来说，相对于翻译专著而言，翻译教材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主要是教学工具，为教学服务；②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反映主要统辖翻译实践的翻译原则；③内容比较全面，“从一般的原则，到具体的指南、建议和提示”，[5]包括翻译策略、至少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以及各类题材的翻译练习等；④应该为学习者提供信息， 具有可操作性和启发性，为学习者留有一定的自主学习空间。
综观全书，《实用教程》的翻译教材特色十分明显，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正在聆听一位资深教授的悉心指导。第一至六章每章最后均设有“本章内容概要”“主要阅读材料”“思考题和练习”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主要阅读材料”一节，这一节内容并非单纯罗列书名、篇名及作者，而是结合作者的阅读体验，推荐不同的著作和篇目来让学生有重点地阅读，有述有评，照顾了读者的不同需求。第二章的“概念隐喻跨文化案例分析”一节，指出英汉概念隐喻有时可能近似甚至相同，并提出完全或部分按原文直译的方法通常可行，读者可以清晰地从中找到具体的操作程序。第七、八、九章则完全是翻译实例分析，分别以单句、段落和篇章为重点，渐次展开，具体演示结合认知隐喻知识的翻译策略和操作手法。
另外，该书还专设一个附录“供分析和翻译用的英文原文”，分为句子和短文两个部分，特意给出了练习指示，即“原文语境定位”“翻译目的假设”“搜寻文中隐喻”“确定隐喻价值” “制定翻译策略”和“提供翻译文本”六个步骤，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极高的实用价值。这些练习有助于解决“理论知识没有内化（internalized）”的问题。书末的“起于心还是缘于物（代后记）” 更是意犹未尽，令人回味无穷，掩卷深思。
教科书需要的是一种对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易语言”，同时应该为撰写方面的斫轮老手，深谙此道。《实用教程》秉承了其一贯的写作风格，“即用浅满足视觉和听觉的审美性要求。[6]叶子南先生可谓翻译教材显易懂的文字将翻译理论通俗化”。[7]作者还很善于运用比喻来讲解高深的认知隐喻理论，读之令人茅塞顿开，“从隐喻角度看译者的表达”一节中“关节点”和“庖丁解牛”的譬喻更是精彩之处，形象生动，便于理解。因此，尽管该书有大量认知隐喻理论术语，但读时并不枯燥乏味。
2、作为专著的特色之处
专著是专门就某一学科领域或某一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论述的学术性科学著作。[8]许多教科书正是在专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集中了专著的精华。虽然两者在论述上都具有全面、系统等特点，但学术价值大不一样。教科书的内容一般是已成定论的事物，具有概括性、指导性；而专著并非都是定论的事物，它具有探索性、权威性。[9]
《实用教程》呈现的是叶子南先生对认知隐喻研究关注十年之久（见该书前言）厚积薄发的原创研究成果。该书与坊间众多翻译教科书截然不同，并未因为“要考虑到理论要点的涵盖面、翻译技巧的周全性”而对翻译学相关知识尽可能地面面俱到；它是在翻译教科书中“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家之言”。全书只集中探讨认知隐喻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从一点突破，提出了“认知隐喻翻译观”，无疑该书也是一本翻译专著。
学术著作所包含的科学研究成果，一般要以理论形态公之于世，也就是说，必须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进行论证，观点要鲜明，逻辑推理要严谨，论据要充分，并按照一定的体例（如引证要有出处，书后应附有参考书目、索引等）；[10]而且，学术著作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独创性、突破性进展，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有所扩充，对某一领域的理论有所推进。[11]因此，学术著作通常都少不了文献综述。
《实用教程》全书符合通行的学术规范，具备翻译专著的相关要件。“翻译对等原则简述”“认知对等概念的提出”“翻译目的视角简介”“前景化概念的提出”“前景化概念的发展”等均具有文献综述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关认知隐喻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但作者能够撷英咀华，仅用短短两章47页的篇幅便对与翻译操作有关的认知隐喻理论作了综述和梳理，让读者能窥一斑知全貌，弄清楚纷繁复杂的认知隐喻基本知识和概念。
更重要的是，学术著作的“理论表述自成体系、自圆其说，而不是一些孤立、零散的格言、定义或随感等”。[12]叶子南在《实用教程》中所提出的“认知隐喻翻译观”正是这样一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论述时，作者寻根溯源，直接从认知语言学的奠基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善于通过各种例子引导读者利用这些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识别隐喻，并判断隐喻的价值。作者以为翻译研究服务为宗旨，对认知隐喻理论进行消化吸收，始终从中国读者的实际出发进行论证和阐述，不盲目复制英美认知隐喻书籍中的现成例证，而是充分立足本土，尽量用中国的例子来阐释认知隐喻理论。所举的隐喻例子主要以中国读者熟悉的场景和话题为基础，比如“婚姻的长跑”“老板这样把员工蒙在鼓里”“受到冷遇”“真是根竹竿”“你们太左了”“这小子上去了”等，此类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全书虽以影响最深远的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作为主线，兼及目的论，但对纽马克、皮姆等西方著名翻译研究者的理论也着墨不少。其别提到了皮姆最近提出的自然对等（natural equivalence）和方向对等（directional equivalence），体现了作者紧跟学术前沿、与时俱进的学术态度。
另外，作者在论述翻译理论时，并非唯西方翻译理论是从，而是辩证思考，兼顾中国本土译论。例如，在“注重宏观对等的文学翻译理论”一节，为了论证文学翻译尽量不要释义，作者引用童元方先生的观点，来佐证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中也有人注重宏观对等，并不赞同微观对应，文学翻译不是要在细节上求得对等，而是力求在总体上获得等效。在“过于准确的致命弱点”一节论述要防止过度“精确”时，作者还以钱钟书的“化境论”作为论据。就认知隐喻翻译观而言，看似篇幅不多的中国翻译研究者的观点在翻译操作层面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尽管《实用教程》兼具教材和专著两方面的特点，但全书并未采用学术语言，因为学术语言的适用读者群主要是专门做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理论水平较高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用通俗的教科书语言撰写的学术专著。但该书的学术价值会明显高于一般翻译教科书，具有较高的翻译理论水平和翻译研究深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二、 专著型的翻译教材
既具教科书的特点，也具有学术专著的特点，正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尽量把它设计成一本教科书，而不是理论专著”，这在翻译教科书中是罕见且难得的。叶子南先生使翻译专著与教材成功地实现了嫁接。
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学术著作的内容通常是对某一专门学科有一定深度的专门研究，其受众面往往局限于少数专业人士。[13]加上要采用不是所有读者都喜闻乐见的学术语言，并且发行量和销售量有限，因此难免会“专业性强，受众面小”。[14]而教科书或教材的语言一般都通俗易懂，发行量和销售量大，则会读者多，受众面广。如果新的翻译研究成果以这种专著与教材嫁接的形式推出，则有利于新的翻译理论或思想的快速传播和普及，更能便于读者在翻译教学或翻译实践中检验该理论的有效性与不足之处。总之，《实用教程》堪称是专著与教材的成功嫁接，戛戛独造，属翻译教材中独具特色的一本，值得向翻译研究者和各类翻译爱好者，特别是翻译专业或翻译方向的教师和学生推荐，相信一定会有益于广大读者的翻译教学与实践。
参考文献：
[1][2]叶子南、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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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石 鸥，石 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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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2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earching the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s elegant from it, meanwhile, researching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studying and developing for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y paring th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关键词：中国；西方；翻译美学；差异；研究
Key words: China；western；translation aesthetics；differen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300-02
0引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派流层出不穷，相继出言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1]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也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形成了一系列翻译理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2]而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尤其在当今这个多元环境下，笔者认为更应该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
1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演变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如果单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特点大致有这三点；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其实，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即美学紧密相连。[3]此外，除引言部分，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4]然而，面对着蕴含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路又在何方呢？在关于翻译美学理论研究中，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以及毛荣贵先生的《翻译美学》等等大家名作，他们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研究了翻译的美学成份。笔者认为，这些先行的开拓者们无疑为国内翻译美学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和引领导向。
当我们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为研究案本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上。而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以译译诗，传神达意，包容理解，来进行研究的。[5]科技翻译中周君也提出了词语修辞，音韵修辞，和结构修辞这几种美学修辞方法。[6]而商标翻译中，有作者也有提到译者应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体现商标的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美学特征，最大限度地实现商标的商业价值。[7]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学翻译，译者都颇为讲究美的意境和美的意境的传达。笔者认为，所有译作之佳品无一不是美学的再现之作。交际翻译理论大师奈达也在翻译的性质中提出过四个标准，其中达意与传神首当其冲，他认为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只管内容不顾形式，通常反映不出原文的美感，使译文显得枯燥无味，因为说到底，翻译是一种“再创造”，而不是“再生产”。[8]
针对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王宏印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①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②国学为主的翻译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③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不妨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9]
2西方翻译美学的发展
在谈到翻译美学，我们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最初的美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不难察觉到不论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美学家大抵都是哲学家，而哲学又来源于德国，当然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也有类似于哲学的学派出现，那就是老庄的道家学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美学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随后又转移到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学中心。这其间一位较为锋芒的美学家托马斯、芒罗在对美的本质问题上认为：“美学在一般传统方式中仍普遍被看作是‘涉及美的一种哲学分支’…。”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国内，亦或是在国外，对翻译美学研究大抵都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而且，笔者认为，从系统的意义上而言，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它们都是艺术的体现或是艺术的再生，而艺术的特征是美，马克思曾说过，“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而文学翻译的目的正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让人类共享各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翻译就其本身而言，已具备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即便是以其自己极端或纯粹的形式存在也是可以的。而诗歌，作为人类文学领域的集中代表，无论从其形式，节奏，韵律，无一不体现出古今中外各民族对美的追求，所以在诗歌的翻译中也就最能集中体现翻译之美学，用黑格尔的话说，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
中国古典美学讲究的是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胡经之〉。而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它强调的是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 〈朱立元〉。在考察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时，不难得出这种结论：西方大多数翻译理论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的。泰特勒（A、F、Tyler）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之原则”，并在结论中将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文的全部美。而十九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译诗应力戒矫饰，讲求欣畅的气韵以保持原著的神采为本，翻译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文学作品“真理”的审美感知。三、四十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大多以语言哲学为理论武器，翻译评论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书斋中的哲学――美学思辨。费尔迪南曾指出，语言的审美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更集中地体现在语音方面，语音的审美效果主要体现在节奏和韵律上，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正体现出这些差别。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尤其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时教士诗人霍普金斯采用的“跳跃节奏”，充分展现了独特的音韵美。
总而言之，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西方著名美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西方美学家在阐释译论之时，起先主要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出发：西塞罗在公元前就提出翻译理论必须工于辞章之美；美国的德莱顿早在17世纪就已经明确提出翻译是艺术；20世纪20年代时，意大利的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一书明确指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到了6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里、列维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应该是使读者从译作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与原文相应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文学翻译的分析与研究也应该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多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下，都蕴藏着同时代美学思潮的因子。
3未来中国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纵观前文，笔者认为不论是中国译论还是西方译论，美学的成份正逐渐成为翻译理论中的又一热点及亮点，而翻译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还不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坛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翻译美学不仅是翻译跨学科性的要求，而且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认为“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翻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的联姻”。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的译论，大抵都是对译文的美学探讨与论述，而且主要集中在内容与形式这个美学命题上。在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也始终没有越出美学的范畴，这点也恰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翻译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大抵会朝以下几个方面发展：①翻译的标准问题，或是原则；②最高境界的翻译问题，即美学上的意境与传神的问题；③文学翻译的风格走向问题；④翻译美学的国际化问题。而这其中的前三项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上重大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译论命题。而最终在整个多元的大同世界里，翻译之美学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整合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氛围里，翻译美学也将与其他领域交相辉映，发展成为一整套科学体系。一个国家要想建立起自己的译学体系，就必须做到兼容并蓄，在此过程中才能将自己发扬光大。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及语用价值等，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未来的译学理论指向将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翻译美学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4总结
翻译史上任何一部佳品，无不都是译者创造的美的呈现。翻译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还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化，移植到译文中的一种审美和创造美的过程。翻译与美学的携手体现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人文理念。美学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借以在翻译领域发展其自身；美学分析可以帮助译者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找出那些隐含于字句之外，却又可感可知的美学要素。只有在美学价值观下的翻译，才能实现语际翻译的信息与价值的完整传递，也是最高层次的翻译。翻译之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美学，又是翻译，是翻译中的美学问题和美学中的翻译问题的统一。因此，找准两门学科的契合点，是我们研究翻译美学成功的关键，也可以为翻译理论的构建寻求新的支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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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礼贵，廖国强、商标翻译中的美学商业价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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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3
关键词：刘宓庆；翻译；美学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87-02
一、导论
刘宓庆（1931-）是对我国翻译界有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二、翻译美学的发展及历程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美学最初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也同时是伟大的哲学家。众所周知，哲学起源于德国，所以德国美学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美国的崛起，美学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翻译美学是翻译和美学的边缘学科，这是因为对翻译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一领域，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美学。其实美学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克服语言、文化以及思维上的差异，让全人类能够共享不同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过程或是艺术的再生，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西方的翻译理论都有哲学的思想，而这也是美学的起源思想。泰特勒（A、F、Tyler）在著名的“翻译之原则”中阐述了他对翻译美学的理解。他认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应该做到三点：首先，译作必须能够忠实保留原著的全部优点；其次，译作应该能够还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后，译作应该能够表达原作全部的美。而19世纪的译论家阿诺德主张翻译诗歌的精髓在于翻译者对作品中所表达的“真理”的审美感悟，并把这种感悟用流畅、令人惬意的文字表述出来，避免为了追求诗歌的形式而矫揉造作的修饰。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中，都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费尔迪南认为，语音是最能体现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的。而语音的审美效果并不是体现在声音本身，而是体现在韵律和节奏上，从而使得这个句子中的词汇区别于其他句子中的词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语音在朗读同样的作品时，能够表达同样的情感。英语主要依靠音势即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形成韵律，这种语音的审美效果在英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可以说直到今天，西方的美学仍然有很深的哲学内涵，所以西方的美学家在研究翻译理论时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用哲学的思想表述对美的理解和感悟。这种表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亚昆那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再到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的美学思潮深深影响着同一个时代下的翻译理论。
三、刘宓庆翻译基本理论
在长达40年的全视界译学理论探索中，刘宓庆一步一步地提出了相当完备的系统化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提出翻译的文化战略观；指出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二）理论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重意义、重描写、重功能；重审美，强调语言生成（构建）与审美判断的“嵌合”；重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理论的体系化；强调文化战略考量；重整合，强调学科构建；（三）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四）主张革新并完善中国译学的“对策论”；指出对策研究是功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刘宓庆认为，西方译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对应”，而中国译论的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核心思想应为“功能代偿”，其特征如下：以汉语的词汇手段“代偿”一切英语的时态、语态、语气、时体等形态语法意义；以动态化的“解释”代替“对等”的静态考量；以“同义替代”超越文化心理障碍；（五）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
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翻译教学应有理论指导，教学思想必须科学化，扬弃将课堂当作教师诠释个人经验的场所的“经验主义套路”。
四、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
（一）刘宓庆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参照学科为外位。为了能更好地进行翻译研究，刘宓庆提出了在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时要以“译学”为“本位”，而以其他学科为“外位”，这里所提到的本位外位，是基于二元论的多元论，具体说来就是以译学为本位，而以美学思想的审美、哲学思想的思辩（刘宓庆经常提到中国墨子的思想和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语言学的逻辑架构，以及各种文化科学为外位，给文化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考察提供新视角。刘宓庆提到“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本位观，不仅是中国译论应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西方自古以来很多翻译家和译论家所提倡的翻译观。一些西方的翻译家如西塞罗和杰罗姆都是本位论者”。
刘宓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他的译学本位，其他学科外位的指导思想。他从翻译本位视角出发，对西方美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借鉴。他借鉴了“模仿”这个西方美学中的表现法命题，指出西方美学对模仿的研究可以支持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以及“翻译是艺术”、“翻译也是原创”等主张，并为译学中的模仿提供审美认知的科学参照，为翻译表现法打开了美学描写的视角，有助于翻译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二）刘宓庆指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美学导论》的第一章中刘宓庆就专门论述了意义的复杂性和意义转换的科学性。他指出意义问题非常复杂，要圆满完成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我们必须对之作总体的、系统的科学分析。他指出意义具有多维性，认识到意义转换远不是词与词之间的简单对应，并提出了概念意义及其模糊性，语境意义及其延伸性和功能意义及其多样性。他将意义结构分成了三个层级：本体结构层、社会结构层和功能结构层，用严谨的文字对翻译学的意义问题进行了论证。刘宓庆认为翻译理论家的意义理论是动态观的意义理论，但是他又不完全排斥静态的意义观。他认为静态的意义观关注意义的“原生性”和概指性，排除词语联立变异对意义产生的变化，应该说静态意义观是意义研究基础的必要一步。但翻译学更加关注的是动态的意义观。
（三）纵观历史，翻译一直是一种有文化和政治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在翻译上刘宓庆先生提出了中国的翻译要树立自己文化战略观。对于这一问题不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刘宓庆都多次进行过详细地论述，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的第二章中，他就提出了“文化战略考量”一语，他指出“翻译自在中国发韧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化战略的考量。”刘宓庆把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分为两种，一种是均势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种是非均势文化间的交流，他所说的均势不仅是指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同时还包括作为文化后盾和基础的“综合国力”。由于国力的差异性，导致了非均势的文化交流在文化输出方面占了大多数。而刘宓庆又将非均势文化交流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良流，就是说在经过了文化交流以后，文化的多元因素开始逐步形成并且交叉影响，共同发展。刘宓庆郑重地呼吁中国翻的译界应树立翻译的文化战略观，以便应对世界大局的反战态势以及我们的经济—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性需求。中国的理论应该源自于中华文化母体，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掌握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自。总而言之，中国翻译界正处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正亲历着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变革，因此而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光荣的历史使命。这一切都要求中国的译者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发展翻译事业，而树立文化战略的发展观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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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红军、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J]、中国翻译，1999，（4）、
[3]刘宓庆、关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美学思考[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5，（1）、
[4]卢卫中、“象似性”与“形神皆似”翻译[J]、外国语，2003，（6）、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4
【关键词】西方翻译流派 西方译论 现状
由于西方翻译流派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绵长，时间空间的跨度比较大，若是想直观上客观评价这一系列内容是十分困难的。为此，部分专家将西方翻译的发展历程逐渐细化成为了三个阶段，即为：过去、现代及当下等。自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有关于经济、文明、政治、文化、科技、文学等方面的翻译内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翻译流派不断发展的作用，促使整个世界在语言翻译这一文化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交流，并科学有效的丰富着当代人们的文明形态与物质常态。
一、翻译理论
所谓翻译理论，主要是指相对于翻译的实际成果、盘根错节的翻译流程以及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大量重复出现的内容、语言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及语言特点等，对其进行科学恰当的解析与归纳总结在全面解析西方翻译流派之前，我们必须要充分进行认知并解析西方翻译理论的实际发展现状及日后的发展趋势。将当前翻译研究成果与语言文化进行紧密的结合，其文化研究也会因此而逐渐出现翻译逆转的现象，进而使更多的翻译理论与其它语言学科建立联系。
二、五大翻译流派
著名的翻译学专家根茨勒先生在自我撰写的《当代翻译理论》中一再提及到，我们在进行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代背景，并将其作为一个基准，将其现有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势具体研究手法，进行充分的论述，并将当代翻译译论科学有效的划分成为五种流派。
1、美国形式的翻译流派。美国形式的翻译流派，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由当时著名的策德内斯第一次提出，由威尔教授进行第一次尝试。威尔教授首先从语言文学的编著、语言翻译的技巧与人们的认知规律等方面进行实践了美国形式翻译流派，并及时的提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美国形式翻译流派过于注重翻译艺术性的内容，需要从美学的角度全面提升翻译作品的文学性与价值性。
2、科学形式的翻译流派。科学形式的翻译流派，主要是指翻译一种语言形式的学派。它更加侧重于翻译这一活动，侧重强调需要将其翻译作品的语言价值与文学品味全面进行展示，但是当时译论发展只是停留于美学艺术与强制性的翻译规律。德国的翻译流派，主要是由德育精英学者的赖斯与她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弗米尔，以及当时红极一时的诺德先生为实际代表，在具体语言翻译过程中，将其功能全部建立于语言翻译专业知识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翻译概念解析，并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针对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笔者发现其更加侧重于对翻译整个过程的研究，其翻译需要更加协调语言与时代文明之间的共享性与历史性的衔接关系。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侧重讲述，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要将其全面建立于科学有序的发展方向上。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即为巴斯奈特。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文化逆向的现实概念，侧重强调在语言与文化进行相互交流过程中，需要将其两者之间的互动情境与当时的交流语境、历史文明与社会的约束全面进行归纳，以此来更加深入的进行解析语言文化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力与约束力。
4、形式多样的体系派。形式多样的体系派，主要起源于初期研究形式的翻译流派，将其翻译理论及翻译的具体流程结合当前语言文明的发展背景，进行有效的结合，以此来全面深化其研究成果的现实性。在引入形式多样的体系派这一内容时，涉及到了相关的文学文明以外的诸多素材。当时著名的佐哈尔先生，经过自我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语言文学翻译系统创设出了一个相互对应的定义概念，主要包括：代表性与非代表性；核心与边缘的对立；侧重于一般活动中两者的对立。形式多样的体系派理论可以十分有效的将其内容翻译成为人们熟悉并常见的社会语言。
5、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主要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全球文学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艺术批判形式的不断发展，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在法国逐渐兴起并发展。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极大地批评了当时翻译主义主张的理论内容，其核心寓意就是指对形式的一种二次重复。此时期具有诸多的代表人物，文中主要以德里达为例进行分析，其认定结构剖析形式的流派中的物质基础便是外部的发展结构。他认定语言具有全面、笼统、有声的优势，同时还具备黑暗、残酷、无声的一面。为此，我们在对翻译语言进行定义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不足和局限性，此时则需要结构剖析形式的语言概念。翻译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意识，同时也在深刻的解析自我。
三、当前阶段西方译论现状
站在宏观的角度深入赏析其内容，当前现有的西方翻译理论内容，他们正在逐渐摆脱过去传统的语言发展思维的束缚，同时也有效的推动了译论的科研与发展。眼下，西方译论正在朝着多元化的角度进行个性化发展，更加重视语言文化对翻译理论的冲击作用，将其翻译研究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言情境中，逐渐优化和完善了翻译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独行的学科存活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翻译与文化研究不论是其研究内容、研究手法还是发展目标等多个方面，都有相同之处。西方翻译流派与西方译论文化两者之间相互融合，深入渗透，以此来全面拓展翻译流派研究的发展渠道与空间范围，进而不断促进翻译理论的健康发展。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5
关键词：媒体语言 朝鲜语 外来词 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旅游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休闲假期趋向差异化发展，都为中国出入境旅游注入了无限动力。出境游方面[1]：2010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5739万，同比增长20、4%。预计到2011年达6500万人次，至2015年达8375万人次。入境游方面[2]：中国入境旅游人次增长68倍。实践需求是最大推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翻译活动作为国际旅游的媒质，其重要性日渐彰显。恰如魏星[3]（1993）指出，旅游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翻译活动，内容包罗万象，这使翻译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困难。
正是基于旅游翻译的这种复杂性，针对"研究何种译文能较大限度地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研究既不或较少得罪原语文本又不受目的语文本读者的抛弃"（陈刚[5]，2004）的翻译策略问题；以及如何在旅游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传递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对象的民族风情、饮食文化、思维方式，历史沿革、宗教典故、地理知识等文化信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翻译理论。
旅游翻译理论研究综述旅游翻译理论众多，主流理论如下：
1、 功能翻译理论研究综述
2、顺应理论研究综述[7]
20世纪80年代，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8]（Verschueren）就开始酝酿顺应理论；到了1999年，维索尔伦在其著作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全面阐释了顺应理论，指出语境顺应论是一种动态的语境观。他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顺应性，故人类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地作出选择。[8] 可变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商性是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语言的顺应性是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征。语言的这三个特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顺应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人类之所以会不断使用中选择某种语言，是因为这种语言选择具有以下的特点：（1）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次；（2）语言使用者作出的选择包括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语言策略的选择；（3）语言使用者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作出选择的；（4）语言选择发生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两个方面；（5）语言使用者没有权利在选择和不选择之间作出抉择，因为语言使用者一旦进入语言使用过程，他就只能选择心目中最合适的和最需要的来进行交际；（6）可供语言使用者选择的语言手段和策略不是等同的，因为具体的选择手段和策略受到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7）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手段和策略上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与它相关的其他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出现变化
顺应论认为，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语言顺应语境或语境顺应语言。语言顺应包括：（1）语境关系顺应；（2）语言结构客体的顺应；（3）动态顺应；（4）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语言的顺应要依赖语境，故语境关系顺应是语言顺应的关键环节。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要与语境顺应，顺应语言不仅是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相互适应的双向、动态过程，而且也是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选择过程。
3、变译理论--文化差异下的旅游翻译策略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在旅游中体现的尤为强烈。张宁[9]（2000）指出，中西旅游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掌故、宗教风貌、园林艺术、民族风情、饮食文化和思维方式六个方面。
因此准确有效的在旅游中传达文化信息，有利于增进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展示中国旅游的魅力，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变译理论[10]本质上作为一种翻译的宏观方法，是相对于全译而言的。全译是从原文文本出发，着重研究翻译正体的内部问题，对翻译的外部社会功能和变化形式(变译)则缺乏系统研究。全译分为全文全译和局部全译，要求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译者创造性的发挥仅限于词句和修辞手段，如加减词、词义引申、词类转换、断句法等，这些变化都是微调，以尽量减少内容的损失和形式的变化为前提，当内容与形式不能兼顾时只能舍形保意。
变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变译种类大致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变译的目的在于摄取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需要的特定信息，如对原作大段取舍、改变整个篇章结构、译述浓缩原作、合并综述多篇原作等，结果原作和译作之间就可能有很大差别。
无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也好，还是顺应理论也罢，本质都是在保证源语原汁原味和目的语读者（游客）可接受式欣赏之间达成平衡。因此，灵活运用变译理论中的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方可实现两种理论的目的。试举两例：
（1）原文为"'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依栏杆水拍堤。'这是古人赞美青岛海滨的诗句。"
译文是：Qingdao is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分析：从中西方的审美差异来说，中国人好中庸，喜欢平衡美，所以句式讲究对仗；中国人含蓄，喜欢朦胧美。而西方人比较直接，所以英语用词注重功能，表达就简单直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就此例而言，此诗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采用了"删略"手法就是基于在文化差异下的功能对等理念。
（2）原文为：宝墨园、、、、、、集清官文化、岭南古建筑、岭南园林艺术、珠三角水乡特色于一体、、、、、、
译文为：Baomo Garden consists of 、、、、、、ancient buildings in South China, traditional gardening arts of South China、、、、、、(引自：广州宝墨园石碑)
岭南现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但这样翻译，累言冗叙，主要是即便按定义翻译，外国游客一样没有概念。顺应理论以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顺应性。顺应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此处顺应西方文化，对其进行一定的改译，则简单直白，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 中国旅游报，2011-2-14
[2] 中 国新闻网，2011-9-2
[3] 魏星、实用导游语言艺术[M]、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4] 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t、 Jeromy Publishing、2001、
[6]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New York：Prentice Hall，1988
[7] 杨司桂，冉隆森、 从顺应理论看旅游景点翻译的变通性、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7（4）
[8]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6
1、翻译美学的理论建构
我国著名翻译学家刘宓庆所著的《翻译美学导论》一书在国内的翻译界构建起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他从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之争入手，探讨了两个系统的内部构建。翻译的科学性是指双语转换的基本统一，提出翻译思维的双重科学性：“翻译思维的科学性之一：翻译分析必须重概念、判断与推理;翻译思维的科学性之二：语言表达必须灵活切意。”他认为，不仅翻译戏剧、诗歌是艺术，翻译法律文书、科技资料、宗教典籍也应该是艺术，因为翻译离不开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调整、行文的修饰等艺术加工。书中还介绍了译学的美学渊源，从中西美学对译学不同影响的对比之中透析美学与译学的关系：“很明显，在当时与译事关系最密切的先哲之言莫过于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氏此言，符合他对‘美’的基本态度，实质上是重信、重实，否定了不信、不实的虚饰之美。”
刘宓庆还在书中指出，信达雅的美学命题、神似与形似的美学命题对翻译的影响自古有之，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钱钟书曾经提出“化”的美学标准。这也是中国美学与译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果。刘宓庆强调了翻译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运用美学心理学的原理，把审美心理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感知、想象、理解和再现。强调了“想象”对译文的准确认定和表述、对意义的校正和完善、对文艺作品形象性、意境和意象把握的积极意义，并提出了审美再现的理解、转化和加工的一般规律。他特别提出了文学翻译审美的三个特征：一是翻译审美必须让整个心理结构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即畅与物游;二是翻译审美必须用想象校正对原文的理解，即视野融合;三是翻译审美必须与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感同身受。文学翻译审美特征把握好了，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就能具有实际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2、构建翻译的美学价值
翻译是一门艺术。作为艺术，它有美的因素和美的追求，翻译的背景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价值，翻译过程中的美学活动是与翻译活动相始相终的。但是，翻译创作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美的创作或艺术的创作，翻译应该在忠实通顺的标准之外，实现美学价值的体现。
（1）美学的研究范围。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以艺术为主，探讨人类对于现实世界里各种具体及抽象事物的审美关系，从而产生各种美学体验、美学意识和一系列思想体系。无论是直觉、理解还是想象、情感，这些基本美感心理，同样地构成了翻译美学的基本美感心理。在翻译审美中，只有通过对这些基本美感心理的综合把握，才能使译作更具美感因素，也符合大众读者的审美心理与情趣，译作才更具有美学价值。对于译者来说，好的翻译就是把原文中的优点和特点全部都体现到译文中，使译作读者能像原作读者一样能清晰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
（2）译本的文化背景。在翻译中体现美学的价值不只是要求译者在译本中给读者美的感觉，还应该要求译本能够达到原文中文化背景的真实再现。译者不能为了简单地追求审美标准而忽略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文化差异，译者必须在准确把握原文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之后，再把美学的原则体现出来。只有深刻理解并把握了文本内在的美感和文化内涵，才能有效而客观地把文本的内在价值与美的信息真实地传递出去。
（3）译本的人文环境。翻译工作者不但要把译文的内容、背景、美感因素完整地表现出来，还要充分考虑到译文的环境和自己所处的文化价值、道德价值、审美标准等方面。否则，即使文本的内容和思想得到了真正地再现，也很难被广大的译文读者所接受。译本如果仅仅做到准确完整地传递文本的信息是不够的，译者还要考虑到译本的人文环境，包括特定群体对事物认知的态度、价值观念、等。译者只有准确把握了这些人文环境，才能将译本的精神和灵魂体现出来。
3、结语
作为语言之间转换的工具，翻译不仅需要实现字对字的等效，还要实现文化上的等效和审美价值上的等效。译者在追求翻译标准的时候，既要兼顾忠实和通顺，又要做到符合读者的审美标准，这样的译本才能体现翻译的真正价值。但是翻译标准与美学原则的关系并非等同，翻译活动需要美学原则作为指导，而美学原则也必须尽可能地体现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从而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
参考文献：
[1]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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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
[3]冯国华，吴群定、论翻译的原则[J]、中国翻译，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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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接受美学发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结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005、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