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基础(精选8篇)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1
这一合作监管框架的上层是三方主席的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日常联络通过各自的联席会议秘书处进行。下层则是三方的“经常联系机制”，即由三方各指定一个综合部门负责人参加，综合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为具体专业监管问题的讨论、协商提供联系渠道。这就在多个监管主体之间建立了程序性协调机制，使对具体的金融风险如何协调成为一种制度。
而在《备忘录》中确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则被认为是监管层对金融控股公司身份的直接确认，也是未来金融混业经营的先期探索。
据业内人士分析，《备忘录》的推出基于以下两个背景：
■ 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向混业经营、综合监管转变的浪潮。以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放弃原来的金融分业政策，发展全能金融集团的国际潮流已经势不可挡。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反思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14802
1 对世界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
(1)对“次贷”监管的缺失是金融危机的诱因。
根据客户信用质量,美国的房屋按揭贷款通常被分为三类:优级按揭贷款,次优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优级按揭贷款面向信用等级高、债务负担合理、风险小的优良客户,信用评分在660分之上;次贷面向信用分数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信用评分在620分以下,如低收入阶层和新移民:而次优级按揭贷款面对的客户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泛指信用评分在620-660分之间,或者是满足优质贷款申请者的所有条件,但是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收入证明文件者。
低利率、金融自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行业的过度竞争使得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基本满足了优质客户的贷款需求后,逐渐把眼光投向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即次贷市场。这增加了房贷需求,带来了房价的上涨。而房价持续上涨导致的风险低估又进一步刺激了房贷需求。美国对次贷的监管很少,使得次贷发放条件和审核程序非常宽松,成为投机者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最佳通道。这些原因最终引起了房价的螺旋式上升和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
由于美国高资产证券化程度,金融危机走出银行体系内部,逐步扩散到资本市场,导致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破产,进而产生了信心危机和市场流动性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看到,由于证券化过程中金融监管的缺失,引起了风险-收益的背离,进而在道德风险的驱使下,风险被指数化放大,导致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2)评级机构监管缺失是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
对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是次贷危机蔓延的关键因素。在危机发生前、贷款供应商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分散风险、将贷款出售给贷款抵押公司,抵押公司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购买证券化资产,以自身名义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进行融资,再将所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偿还购买发起人基础资产的价款。信用评级机构将不同风险程度组成的房产抵押贷款进行风险级别评级,这些不同风险的等级因为满足了不同风险投资者的需求,很快就出售了。接着,投资银行又将低等级ABS进行重组,形成各种类型的抵押债务证券(CDO),信用评级机构又对这些证券产品评级,提高了它们的出售能力。
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和预警机制的落后深化了这场危机。由于金融创新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其中,对ABS、CDO及其衍生产品的评级使得次贷风险被层层掩盖,最终导致大量的投资者只看到高评级的证券化产品。而不能发现其基础资产的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品风险的低估。造成了风险收益的背离、金融机构大量买入风险资产,这形成了以后危机扩散的基础。
信用评级机构内在的道德风险监管的缺失导致评级机构出现这些问题。尽管评级机构代表了投资者的利益,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证券发行人,这就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由此导致的道德风险会使得信用评级机构在证券发行人的压力下给证券以不公正的评级。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导致了风险收益的背离,金融机构由此产生了买入的动力;而对金融机构监管过松、对杠杆利率的要求太低,为金融机构大规模买入风险资产提供了可能。在金融机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合理,薪酬结构不完善,使得金融机构内部出现风险控制和道德风险弊端。在市场景气时期,高管和执行人员注重短期利益,为追逐高额奖金,不断扩大次贷证券业务,这最终使得大量购入风险资产成为现实。由于这一系列金融监管的缺失、在繁荣时期。金融机构大量持有风险资产,整个资本市场面临很大的系统性风险。而当宏观经济出现拐点的时候,评级机构预警机制落后。这一风险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被无限放大。投资者恐慌性抛售,相关证券价格大幅缩水,为以后的市场流动性危机和信心危机埋下祸根。
2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2、1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情况
(1)统一监管时期(1978―1992)。这一时期,在恢复和重建一大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逐步建立了金融监管体制。1983年至1992年间,国务院明确人民银行职能变为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研究和制定金融方针政策,加强信贷管理,保持货币稳定。这几年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管理,单纯依靠调节银根,很难达到监管目的。在这个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监管还没有真正形成。
(2)分业监管框架建立时期(1992―2002)。1992年,由于宏观金融秩序的混乱,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逐渐提高。1992年l0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证券市场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1993年12月25日,《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转换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强化金融监管,并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管理,确立了我国分业监管体制形成的政策基础;1998年l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把对保险市场的监管从人民银行的职能中剥离出来;2000年9月,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体制。新的监管体制对突出监管重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分业监管时期(2003―)。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专门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人民银行主要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开展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责。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人民银行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的时代宣告结束,人民银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最终完成。2003年9月18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2004年6月,这三家监管机构依据“分业监管、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指导原则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体制、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
2、2 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真空。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最突出的问题是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大金融监管机构虽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但相互之间仍存在权责不清与相互冲突的问题,存在监管中的“真空”,相互配合不力,从而降低了整体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内部各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协调,负责审批的不负责监管和检查,负责现场检查的不负责审批和日常监管,各职能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难以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多头监管的做法,必然使得监管力量分散,不利于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管。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一是对金融监管在风险管理中的地位认识不清。金融监管是促进金融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监管并不是万能的。而且,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具有稳健和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市场约束、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网等先决条件。
二是对市场规范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认识不足。市场根据价格信号的变化与传播,灵活地发挥着对社会资金的配置功能和对金融机构的选择功能。有效金融监管应立足于提高市场对金融机构运行的约束,对市场缺陷发挥积极的补充作用。而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利率管制等人为地替代或扭曲市场的现象还相当严重。
三是对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认识不全。金融监管是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共同任务和职责,监管机构是外因,金融机构是内因。对单个金融机构而言,该机构应对其自身负最主要的监管责任;而监管机构更多考虑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督促各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3)监管者垄断性风险大。
金融监管由于其所处的垄断性地位,在监管实施过程中缺乏市场机制中自我纠错的约束性和竞争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政府失灵”现象,最终降低或者破坏监管的效率。监管者往往拥有强大的法律权限,往往会站在垄断者的立场上对被监管者行使其监管的法律职能,使监管者很难发现其监管中的负面影响并主动予以纠止,因此不具备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机制。
3 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启示和对策探索
3、1 健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提高监管效率的根本保证。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体系,但是与金融混业经营配套的系列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要进一步细化相关办法和实施细则,建立以条例实施细则为主的制度体系,对不同法律之间的模糊、真空地带进行严格的把握并做出相应的措施以规范市场,保证既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又对各类金融控股公司能够实行有效的监管,控制金融风险的发生和蔓延,建立一个适合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的法律环境,防范各种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制度风险。
3、2 完善金融外部监管体制
在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系统风险越来越明显、金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之间应加强合作,联合建立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监管当局应要求市场参与者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并对衍生产品收益和风险的形成做出适时的解释,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措施。加强监管机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同时还要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构建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促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
3、3 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管,提高风险自我控制能力
各金融机构为有效控制新一轮的金融风险,应强化健全内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内控制度。一是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流程,将全面风险管理覆盖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二是建立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三是加强对自身各分支机构、各职能部门以及经营决策者约束,从制度上控制风险发生的概率。
3、4 进一步健全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风险管理不善,商业银行降低房贷标准,给没有足够收入证明的人发放贷款,甚至不要求首付,以此吸引大批高风险客户。商业银行在发放次级贷款之后,以次级债券方式转嫁风险,由于多次包装难以进行合理信用评级,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我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正在探索建立信用体系,但并不完善。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形成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可以说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 混业经营 改革
金融监管，是指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称谓，是一个由准入监管、运营监管及市场退出监管所组成的一个体系与立体性的工程。在这个工程的构建中，立法者不仅要考虑到各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相对稳定性、创新性与整合性，更应考虑到所给的规则之本土资源性。
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已经历了一个从无至有的过程，但是规则所体现的本土资源性少，借鉴或者说移植的成分多。中国已经加入WTO，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监管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顺应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和发展趋势，确保中国金融和经济顺利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已成为当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逐渐削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加入WTO，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金融机构的融合，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增加了分业监管的难度。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混合金融产品，如投资连接保险产品，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业务等。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新的业务，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从现实来看，我国已经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如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此外在立法上，2005年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合公布并开始实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按照规定，我国商业银行可直接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因此，可以说我国实际上已经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实现了间接的混业经营。分业经营要求分业监管，混业经营必然呼唤混业监管。
(二)监管内容过于狭窄，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金融监管的内容应该涵盖所有从业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所有业务经营活动。然而，我国目前的监管内容主要是市场准入监管中还存着重传统的存贷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重国有银行，轻其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问题。监管内容的狭窄，势必影响监管工作的有效性，会使监管无的放矢。而监管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是金融当局的外部监管，虽然也有自我管理及控制，但由于银行国有化，缺乏自和独立性，缺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机制，内部控制与监管流于形式。同时，行业自律组织及社会监督更是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业的检查只是偶尔才会有，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没有真正的权限。政府审计人员限制不能随时随地监督，金融机构的内容审计独立性又太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金融监管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于段，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落后的行政手段。近几年，我国虽然陆续颁布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和《外汇管理法》等金融监管法律，但是并不能涵盖金融业的全部，且因规定得比较原则，在金融监管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监管应是依法进行，而现实中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操作随意性大，操作工具滞后，导致金融监管效率低下。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存在利益冲突，增加了协调困难
我国在2003年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成立银监会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但是，成立银监会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冲突得到彻底的消除，而只是将这种冲突外部化了。银监会成立后，中央银行虽然享有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但不再享有完备的银行监管信息。微观的银行监管方面的信息有助于中央银行更深入地了解金融机构的情况，从而凭此更好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分离后，部分有用的微观银行监管信息将无可避免的流失，势必影响货币政策宏观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从另一面来看，分证后的银监会将享有充分的银行监管信息和不完备的货币政策信息。这也使得银行监管缺乏以往所拥有的央行宏观面的金融信息，缺乏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和支付系统方面的信息和经验等作为监管决策参考。在我国商业银行呆坏帐比例高、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信息透明度差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两者的利益冲突必然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四)金融监管机构之问的协调合作缺乏长效机制
其实无论是综合统一监管还是分业多头监管，不同监管领域之间的协调部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在综合监管模式下表现为同量个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的沟通，面分业监管下则表现为不同机构之问的沟通。显然，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后者的难度更大。在我国目前“三驾马车”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下，建立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已足各方共识。我国从2004年开始建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监管联席会议成员由三方机构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由主席或其授权的副主席参加，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映和效果评估以及其它需要协商、通报和受流的事项。但是，这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如明确的职能定位，信息收集、交流和共享等的安排。而且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程度的加深，对监管机构之问的协调合作将有更高的要求，三方的联席会议无法成为一个长效机制。
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构想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是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发展状况及政府管理体制特点。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问题，理论界有三种改革构想：
(一)顺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的趋势，尽快过渡到统一监管，或者恢复中国人民银行的综合金融监管职能，或者建立金融管理局
仿效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规定，成立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金融监管局作为英国惟一的、独立的、对英国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的执法机构，拥有制定金融监管法规、颁布与实施金融行业准则、给予被监管者以指引和建议以及开展工作的一般政策和准则的职能。
根据前面分析的我同目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向统一监管过渡，并提出了过
渡的时间段和步骤。
(二)尽管在我国存在金融混业对统一监管的客观要求，但还没到“非得设立综合监管机构的地步”，因此应该在保持现有监管格局的前提下加强协调合作
就金融组织体系来说，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还是一种主流。银证合作、银行代销基金等也还仅仅是表层的业务合作，完全突破分业界限的分属不同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股权交叉等也才刚刚开始。除此之外，法律也还没有为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这些都决定了会融统一监管短期内在我国还缺乏紧迫性、缺乏稳固的基础。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金融发展阶段，当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关键在于群策群力、专心致志地做好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监管工作，不断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团结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强化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必须明确，做好分业监管工作是实现金融统一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切忌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盲目乐观，急于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三)根据我国国情，可以借鉴美国伞状监管模式，实行由中央银行车头的伞状监管模式
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可以保留现有各个监管机构职责不改变，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的日常性监管以及信息的搜集并报送人民银行；指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建屯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度和严格的保密制度、紧急磋商制度以及危机处理制度等；人民银行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利用其信息优势从整体上有效地把握公司的整体风险，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的评估以及采取具体监管措施时，人民银行要和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协商并共同采取行动。
很多学者赞同此观点，认为实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既符合我国目前金融、№的发展现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前瞻性。为此，笔者认为可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可借鉴德国的改革经验，在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组织即金监委下设各个专业咨询委员会或工作小组，吸收金融市场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借款人代表、消费者代表和学者及监管机构代表组成，及时反馈市场意见，为金监委提供决策咨询，并对各监管机构执行决策的状况进行评估，同时要建立金监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定期会商机制。
2、加强金融业的自律作用。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同时，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银行业I办会等行业性组织工作，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通过自律行业的道德规范加以补充。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同业协会的联系机制。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4
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不监管理念和监管理论滞后与缺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监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理论危机，是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反映出了监管缺失是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风险，而金融监管的缺失又源于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的支持。回顾百年金融发展史，金融监管理论落后于金融监管实践的要求。截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强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看，金融监管无一例外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往往是危机后金融监管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其滞后性显而易见。而分析既有的金融监管理论，无论是公共产品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监管的利益冲突论;寻租理论;道德风险论;监管失灵论;等监管捕获论;成本论;也对政府的监管效应提出质疑。而在监管的完全性上，金融监管理论一直脱胎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学原理，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对金融活动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特殊性的研究，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的风险关注不够，比如对高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问题，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那些虽无银行之名，但却行银行之实的影子银行体系（克鲁格曼，2008）带来的风险如何监管，事实上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一直处于真空地带，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工具虚拟链条无限延伸中，影子银行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化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摆脱危机导向的轨道，逐渐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摆脱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才能获得前行的动力的魔咒，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理论是摆在金融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二、迅速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监管理念迷失;的陷阱
凯恩斯在他的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部分写道：无论祸福与否，世界始终由思想统治。;这句名言精辟地阐述了秉承什么样的经济金融学思想的重要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个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必要性，其核心理念是对市场机制的顶礼膜拜，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可以自动实现均衡，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的干预。在金融领域，市场原教旨主义表现为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完全和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与决定证券价格有关的信息。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在金融监管上主张和放任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所谓的创新产品不受监管的无度虚拟化，完全理性人基于完全市场信息能够无偏地反映市场价格，其无限套利行为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第一，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有效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二，认为问题机构会遭受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三，对金融创新不需要监管，市场机制自动淘汰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对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的判断，市场优越于监管当局，监管可能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然而，个人理性之和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之结果，萨缪尔森将其概括为合成谬误;。而博弈论将其称为囚徒困境;。纵观金融监管理论演进与金融监管实践发展的历史，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羁绊下，在稳定与效率的抉择中，金融监管一波三折，每当经济金融剧烈波动甚至发生金融危机之时，金融监管才被重提和加强，一旦经济金融回复平稳，金融监管就又被遗忘或弃之一旁。回顾左右金融监管与不监管的经济基础理论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一直都是西方世界指导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尽管中间穿插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其他的针对市场失灵而主张的政府干预理论，但主张市场可以自动平衡的完美市场经济假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放松监管和不监管的理论基础。美国监管当局正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在意识观念上过度迷信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因而造成实际行动中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缺失。
反思金融危机，未来金融监管向何处去，是重蹈历史覆辙，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那里去，还是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适度监管不动摇，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三、探寻科学界定市场和政府干预边界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口
值得肯定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是运用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来分析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一门新兴的理论学科。该学科以真实市场中正常;的投资者为理论基石代替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理性人;原则，结果表明现实市场不完美，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现实市场中的投资者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使证券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因而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具体表现在：
第一，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中存在着欺诈，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自己根本不理解的产品，比如迷信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受其误导，表现出非理性行为，成为庞氏骗局;中最后跟进的傻子;。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单个金融机构是审慎理性行为，如果成为金融机构的一致行动，在宏观层面反而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比如混业经营模式下，单个金融机构来看是理性的风险分散行为，但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采取相同的混业经营行动，类似的风险敞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即个体理性不意味着集体理性。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够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比如华尔街奖励短期财务业绩的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鼓励冒险的高管薪酬制度，促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投机交易和追逐短期的高额利润，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第四，大到不能倒;的问题金融机构具有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法解决。比如如果问题机构有支付清算等基础性业务，破产可能有损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第五，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有可能存在重大风险。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5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次贷危机； 消费者保护； 金融监管。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及立法缺失。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息不对称理论已成为经济学家建立理论模型的基本前提，并被广泛用来解释现代金融市场的现象。在金融商品交易中，由于其特有的属性，信息不对称现象相比较其他商品交易更显严重，而由此引发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同于一般消费者的问题。金融消费者区别于一般的消费者，也区别于银行客户、投资者、投保人等概念，是指为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购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公民个人或单位。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适用性并不强。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法规来讲，它是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专门法律，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适用性并不强。二是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未被金融立法所采用，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目标未正式写入法律之中，对监督管理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职责规范不够明确。三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金融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行政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影响政府机构的执法效果，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
二、次贷危机前后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格局的变化。
美国过去 30 年信用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管制放松，因为当时政府对这些信贷产品基本上不监管。危机爆发前的数年来，金融监管者基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基本判断，过于信赖新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力，放任金融创新的过度发展。［1］在2008 年开始的这场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强金融消费者之保护，无论是部门设置还是立法颁布，这些对于消费者保护所显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发人深思。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上无一例外的途径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而一反历史上经济衰退时期放松金融监管的做法。通常而言经济萧条导致市场机会减少，资金流动速度变缓，金融市场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萧条。而国家为了活跃经济，拉动增长，除了在经济上扶持（ 如巨额资金注入股市） 之外，往往会在管理层面有所松动，最明显的就是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而所有这一切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持续发展都具有直接或潜在的危害。
次贷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监管方面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立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那就是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底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才会无一例外的都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力度。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给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启示。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路径。
参考美国的做法可以发现： 金融监管在传统上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为主旨，保护经营者主权;。
从20 世纪末，消费者保护逐渐进入监管者的视野和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中，消费者主权;也开始取代经营者主权;。尤其是此次次贷危机之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成为各国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步骤。美国华尔街此番监管改革中，消费者保护占据重中之重的地位，可见危机后，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所在。
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离不开金融法和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
（ 一） 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在其他国家纷纷采取严厉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同时，在国际市场中，我们最终会因为缺乏明确的、高标准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而使国际市场上的金融欺诈服务、信息不透明的金融产品流向中国。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维权会很困难，还会发生与立法完善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消费者区别对待;的现象。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其理念在于金融业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这会给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欺凌盘剥消费者提供渠道和机会。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保障，则会动摇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危及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应为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 二） 宏观审慎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原则。
审慎监管原则是市场监管法的宗旨和要求，以保证市场体系的运行安全，防范市场风险为目标。其定位于一方面尽量由市场机制解决市场问题，监管要避免给市场带来较大的震动，另一方面也需要保证监管秉持审慎态度，使监管空白尽可能地缩小。［2］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是在一般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金融市场的安全监管具有宏观性、目标性和原则性。传统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缺乏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创新活动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环境，其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新兴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强调以概括性的原则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其既能够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又能够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并培育监管对象的创新能力。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公共目标和商业价值的融合，代表了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3］原则监管模式并非要求完全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旨在提升原则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使之在建立和发展监管标准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并最终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与否作为监管评价标准。一方面，原则是制定规则的依据，现有的规则细化和明确了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事项，即使原则所确立的监管标准尚不十分明确，也不再制定规则来解释原则的要求。除此之外，原则可以作为独立的执法依据。英国金融服务局认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规范，金融服务局有能力并且也的确在单独依据原则采取监管措施。原则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没有具体法律法规可参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监管范围，从框架上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寻求了可能性。
（ 三） 完善金融法作为金融监管中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依据。
为了规范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可以将证券市场中的股票持有者、债券持有者视为金融消费者，从强调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转变为规范证券中介机构等金融服务者的行为。但是，更应该看到股票持有者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债券持有者作为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为了保护中小股东、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中已设计了股东大会资本多数表决制度、类别股份表决制度、累计投票表决制度、派生诉讼制度、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公司债权人会议制度、公司债权受托管理制度等。而且，关于这些制度公司法、证券法已经发展了成熟的理论： 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不完备合同理论等。因此，在资本市场中，我们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无需完全摒弃既有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理论与制度，代之以金融消费者身份去保护。这也是美国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并没有削弱 SEC 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监管权力，资本市场中投资者保护的主要职责还是交给了 SEC 和 CFTC 的原因之一。进一步说，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对于现阶段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具有现实的、可操作的意义。
回观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消费者保护的金融法律数量少且规定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尽管许多金融立法都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首要立法目的，但在措施上不够具体。二是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部门规章数量众多，内容相对具体，但是，有的规章与上位法冲突，或者是同等效力的规章之间相互重叠交叉。目前我国的主要金融服务产品包括存款、保险、基金等，涉及诸多金融分业领域。各分业领域对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规制原则及具体内容不尽相同。
针对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不足，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一是提高立法层级，尽快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除去现有立法中矛盾重复的规定，提高立法层级，完善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比如制定《个人信息保密法》，用以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二是根据不同行业金融消费的特点，在部门规章中制定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条款。三是严格规制格式条款。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方式之一就是金融机构利用格式条款，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免除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因此，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应强化对格式合同的规制。
监管机构应制定与推广格式条款范本，避免金融机构各自制定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剥夺消费者的权利。
并且应加强对格式条款适用的检查，对使用格式条款的不当行为予以纠正。
参考文献：
［1］代 兵。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影响［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6
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一行三会成铁路警察金融监管各管一段》，2005年02月06日《中国经济周刊》。
2、何慧刚、张澍：《金融混业经营的冲击与对策研究》，《商业研究》2005年第02期
3、刘国玲、黄国钰：《从国际金融监管模式谈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方经贸》2005年第1期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7
从法学的角度看,保护和权利是密不可分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私法自治原则在金融领域的失败,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消费者加以保护,即进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原因"与普通商品交易不同,在金融交易关系中,强势的金融机构与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能力差异,使契约自由无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在金融消费领域产生了公法俘获现象)使用公法来干预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公法俘获现象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公法获得了对私法的优势地位,而是国家通过公权力进行的二次制衡过程"私法调整下的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失衡,可以通过公权力的介人进行二次制衡,从而使得消费者权利得到救济"事实上无救济便无权利可言"而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金融可获得性报告,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主要问题,也正是权利的救济不足:各国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规定虽比较充分,然而由于缺乏权利实施的解释和权利可诉等保障机制,从而使得权利处于空置状态"根据监管有效性理论,在公法干预方式的选择中,监管是最佳的途径¹"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对消费者在金融领域权利的主要保护方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三分之二的金融监管者将/金融消费者保护0作为目标之一"监管机构依据法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利益并非是所有的消费者利益,只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消费者利益才能成为保护的客体"换言之,根据权利利益理论的解释,消费者权利背后才是可以要求监管机构保护的利益"因此,消费者权利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的法学含义"实践中,监管机构是通过实现消费者权利的可诉性将权利转化为消费者的合法利益的"。金融服务是社会稀缺的重要资源,是消费者重要的经济福利,不仅涉及消费者的消费公平,还会影响其收人公平和财产公平¹"消费者进人金融领域,开立银行账户、获得养老保险等权利,是消费者作为公民和社会成员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交易权和教育权应首先得到保障,这是消费者其他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拥有金融交易权和教育权的不仅包括现实的金融消费者,还包括潜在的金融消费者,是对所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因此,本文将其列为基础性权利"交易权是人门权,是金融消费者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交易权是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消费者金融交易权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不发达和逆向选择造成的金融排斥"教育权即获得金融知识的权利"金融知识是消费者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无论是否参与了金融交易,消费者都应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也就是说,获得与基本社会生活相匹配的金融教育,是全体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交易性权利与交易权不同,是消费者在获得交易权后在金融交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根据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总结,消费者在金融交易领域的风险分为四类,表示消费者的四类风险:一是审慎风险,即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二是恶意风险,即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或建议时,存在欺诈、误述、故意误售金融产品或未披露有关信息等风险;三是适宜性风险,即消费者购买了其不理解或不适宜于其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四是履行风险,即投资无法产生期望回报的风险"相应的,交易性权利是对金融机构造成的上述风险的一种制衡,分为安全权、隐私权、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四类"虽然这些权利在金融领域都体现为财产权,但是并非所有的权利都可以根据市场中的/商谈伦理0和私法约束来实现侵权保护,而是需要建立各种制度来实现,例如存款保险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冷却期制度等等"。
消费者效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的经济学含义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提供的消费者获益并非指直接的经济收人,而是消费者通过参与金融活动使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满足"为此,消费者偏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价值导向"根据消费者购买的金融产品的类型,消费者获益可以分为基本金融服务效用、风险型金融服务消费者效用和非金融产品效用"。消费者实际获得的效用总量会受到消费者个人偏好的影响"金融消费者偏好不仅是消费者效用的基础,而且其排序决定了监管规范的价值取向"消费者的偏好各不相同,消费者群体无法得出相同的偏好,这就会出现个人排序和社会选择的矛盾"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解决冲突的办法是把集体选择规则中所反映的价值看作是相对基本的,而个人排序不是基本的"一旦集体选择规则选定了一种社会排序,那么个人就有义务接受这种排序,不管个人所显示的排序是什么样的"鉴此,本文认为,消费者运动追求的价值观代表了消费者的基本偏好排序,是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偏好排序,即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价值取向和消费者偏好应当一致"消费者运动的发源是为了追求安全和公平,消费者福利在二战后受到重视,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要求的组织的出现使消费者更系统地提出了/消费者主义0"其基本主张就是,对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事物进行检讨,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有利于人类生活得幸福、安全,有利于人类的公共福利"因此,和其他领域的消费者保护一样,安全、公平与消费者福利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的基本价值导向"1、安全安全权包括消费者生命安全权、健康安全权、财产安全权等"其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的5大6第三十九条中:/凡自由民,除经其所在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对其进行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0消费者作为公民的一个侧面,在金融领域享有其财产的安全权"金融资产的安全分为存款资金的安全和非存款金融资产的安全"目前,各国对存款资金的安全保护相对较好:根据国际存款保险人协会(IADI)统计,截至加ro年2月,已经有1肠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有些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也并非对存款资金不加保护,而是采取了其他形式的隐形保护模式"2公平公平是被哲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概念"其具有不同的定义,但无论何种定义都和正义紧密联系"罗尔斯从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的原始状态出发,认为处于公平的/无知之幕0下的人们将选择两条正义伦理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这一原则确定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与政治权利"二是经济平等原则"这一原则确定在什么条件下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罗尔斯指出,对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来解决:(l)差别原则,即在符合代际正义的储蓄原则条件下,使最少受益者得到最大利益;(2)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即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在金融领域,消费者追求公平体现为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博弈、消费者获得公平的经济机会、消费者的期望收益与所承担风险的公平匹配"3、消费者福利对/金融消费者福利0的定义和对/福利0的定义一样困难"从表征上分析,金融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保护消费者在金融活动中一定获得经济收人"因此,消费者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其在金融活动中公平合宜地获得足够的金融福利,如增值、汇兑方便、跨期保值、减低风险等"消费者能否获得金融服务,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会被很多现象所掩盖"一些基本金融服务,如银行账户、养老保险等,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福利,国家应进行干预以确保消费者有权获得金融服务"。1对消费者基本金融服务效用的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效用包括跨期消费、基本银行账户服务功能、基本信贷服务功能、基本保险服务功能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这些是消费者作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权利、是嚓管机构应该供给的消费者福利,否则就会发生社会排斥"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的安全也是监管干预下消费者应当获得的效用"如果没有监管的干预,消费者就无法获得金融服务,也就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关系中的消费者角色,无法通过司法和其他途径维权"为此,保证消费者获得一定水平的金融效用(用UI表示)是金融监管的重要责任"消费者可获得的基本金融功能与一国经济基础和金融发达程度正相关"由于一国经济基础和金融发达程度在一定时间内变动较小,本文将其设定为常量a"将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用cF表示,U,可以表现为c;的函数"由于金融稳定是消费者获得基本金融服务效用的基础,系统性风险过大造成的金融机构的倒闭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因此,金融审慎监管也是影响U,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Ul函数中应当包含金融审慎监管投人C,变量"归纳如下:a为消费者可获得的基本金融功能为常量;、为消费者i在基本金融服务上投人的资金;C,为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监管的投人;C,为金融审慎监管投人;w、、为消费者i可获得的基本金融服务的效用"由此可得:w*,=aUI(C;,Cp入,)(l)当发生金融排斥时,U",w、一aU:(CF,Cp,、,)一0,即消费者被排斥在金融领域之外"2、对消费者风险型金融服务效用的影响消费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金融服务以获得资产增值,例如购买股票或其他理财产品,体现了消费者的公平发展权¹"在一定时间内,金融体系对风险型金融服务供给的水平应是稳定的"据此,本文假定消费者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是个常量刀;金融资产的价格与期望收益正相关,而与金融资产风险负相关"无论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如何,消费者都需要其能以合理价格购买到由一定风险和期望收益组成的金融资产"这需要市场约束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共同来达成"消费者可获得的效用还取决于金融消费者风险的控制"金融消费者风险不同于金融资产风险,是消费者在购买金融服务时发生的风险,即上文提到的审慎风险、恶意风险、适宜性风险和履行风险"金融消费保护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这四类风险的发生"用C,表示在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上的监管资源投人,风险型金融产品的效用可以表示为金融监管C,和市场约束m的函数"刀:消费者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设为常量;C,: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监管的投人;、:消费者i在风险型金融服务上投人的资金是、;w":消费者i可获得的风险型金融服务的效用w""w"=那2(Cp,Cq凡、)(2)当、二o时,w"一四2(Cp,Cq川)二o因为风险型金融产品效用的获得一定要投入资金"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服务领域由金融审慎监管和市场约束予以控制"但也可能出现尽管金融审慎监管投人很多,但由于市场约束存在缺陷而仍无法控制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从而给消费者带来负的效用,甚至造成w"<O"3、对消费者非金融产品效用的影响金融产品的负外部性还对消费者的其他非金融产品的可获得效用U0产生影响"例如:金融领域内的消费者风险过高或金融服务的供应低下,都会使经济发展迟滞,并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从而降低消费者的其他效用;金融危机下,消费者的就业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减少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体现了全社会和全体消费者的利益,符合安全、公平与消费者福利的价值导向"鉴于金融的负外部性与系统性风险占相关,金融审慎监管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金融负外部性。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目标实现最大化的分析
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是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监管,从经济理论上分析,可以将其目标概括为在各项约束条件下,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根据以上的分析,金融消费者的可获得效用是基本金融服务、风险型金融服务和非金融产品服务三个部分效用的总和"消费者i在三个部分可获得的效用如下:、、产召、、产4qI曰吸了、了、、w*一aU,(CF,Cp入,)w"一月UZ(Cp,Cq,叭)w"=f(Cp声)U"(、)(6)鉴于上述三个部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在本文的分析中均假定为常数,且为十、+、=x"消费者i为一国最大多数金融消费者的代表,其偏好代表了金融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消费者i的总效用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偏好"本文以消费者投人的资金量的比率来代表消费者对该领域的偏好,消费者在不同领域的投资比重作为权数,对效用进行加总"虽然消费者整体的效用并非是单个消费者效用的简单加总,但是消费者i的效用总和最大时,最大多数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可以推出整个消费者群体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监管目标"消费者i的效用总和W表达如下:W一备Wil+资W:+瓷W"一知U>-CF,Cp,、#,+枷2(Cp,Cq,m,、,+督f(Cp声,U"-、,由此,可得金融消费者监管的目标函数(7)、,r为,,,~"、、耘"二,,""____、、与对""、,,z_、、1了"、Max[W卜Max}号aU,(CF,C",\,)+若归从(C",C",m,、)+尝f(Cp声)U"(、)l又吕)-、-~、L0/-、一-/IX一~、、~卜、一p、-,-、X尸一之-一p、一q、一,-飞-X一-一p厂-一/、一1、J。由于一国在金融监管上的资源投人C是确定的,可以得到约束条件如下:C一CF+Cp+C,(9)变量包括:CF(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基础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几(监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交易性权利保护的资源投人)、C,(监管机构对金融审慎监管的资源投人)"。我们可以根据1、2和3将wi,,w:,w"这些隐函数转变成具有显性表达式的形式,并求出C,、C,和C,的显性解"由于CF、C"和C,的范围为(0,C),且对w*l和w"而言,C;和C"越大越好,即CF和C,对效用的一阶导数为正数"由于金融审慎监管太严或太松都会影响监管的实际效果,而金融审慎监管成本C"太大或太小会直接导致监管的过严或过松,并会最终影响到总效用,因此应该在(0,C)内找到一个最优值,使得总效用达到最大"关于金融监管对消费者的三部分效应,其效用函数在前面只是从性质上反映各成本对其的作用,表现为隐函数"为了更好地提取各监管成本对效用的影响效果,需要将隐函数显性化,以便更加直观、明晰地获得监管成本投人的均衡效果"依据各监管成本对效用影响的定性效果,这里将隐函数wi,,w",w"做出如下的显性函数的表示式"该显性函数的表示式是在考虑各监管成本的定性影响效果的基础上,参照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和阿罗和德布鲁的瓦尔拉斯均衡的均衡分析框架所进行的改进性的设计,是一种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分析思路"w";=a、ICFCP(C一Cp)(10)w"=人CqCp(C一CP)(川屿=7与qC,(12)其中a尹夺为常数;a为一国现有的金融包容度和发展基本金融的其他条件;口为一国风险型金融服务的发达程度和市场约束能力;7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对金融领域产生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结论与政策建议
金融监管的基础篇8
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中遭受重创。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以审视危机的机会：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事关一国金融业的稳定，在加快金融创新、推进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一、透过次贷危机认识金融创新
（一）金融创新。什么是创新？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创新是指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或引进新事物的活动。据此我们可以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或引进新事物的活动。广义上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制度、金融产品、金融管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创新，狭义上指金融产品创新，本文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产品创新。
（二）引起次贷危机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因素。次贷危机从房地产市场发展到债务市场再到证券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危机的快速演变与传递过程无不与美国过度金融创新息息相关。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指金融衍生产品，《货币战争》中说“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是债务，它们是债务的打包、债务的集合、债务的集装箱”，也就是说金融衍生产品是在基础金融产品的基础上，经过组合设计技术衍生出更为复杂的二代产品，三代……n代产品的过程，在次贷危机中它主要表现为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又以MBS为基础资产进一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其中，又衍生出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DO)。这一过程还可继续衍生，并产生“CDO平方”、“CDO立方”等产品。随着基础金融产品一代代的衍生，风险和收益也在上个基础上呈现出几倍到几十倍地放大，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品具有复杂性和高杠杆性的特点。正是高杠杠性使衍生产品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点，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具有高杠杠性收益成倍放大，这时如监管不足，金融机构疯狂逐利，滥用金融创新工具大量设计衍生产品。根据美国财政部对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统计,2005年CDO市场总值为1510亿元,2006年CDO市场总值为3100亿美元,而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到了2000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这正是美国过度金融创新的表现。新自由主义奉行自由主义原则，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制能够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的干预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正是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造成了监管不足，鼓励了金融机构的贪婪,造成了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积累了金融风险。有些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实行场外交易，而金融监管机构在这方面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监管不足，如次贷危机后像CDO?pCDS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竟没有监管机构对它负责，可见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放松程度。
（三）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次贷危机给了我们一次审视金融危机的机会，必须认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事关一国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监管如果滞后于金融创新，就会出现监管漏洞和监管不足，积累金融风险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因此金融监管应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应该主动适应和引导金融创新，随着金融创新的水平的提高，应该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创新
（一）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已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如何构建与全球性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金融大国，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维系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显得尤为紧迫。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推动力，在构建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制度，这种金融监管体制可以概括为“一行三会”制度，“一行”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的发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同业拆借和外汇市场的管理及金融市场的稳定等业务，“三会”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机构之间主要靠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财政部等在内的多部委领导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来协调。这种监管体制有其不足和缺陷，如容易出现监管疏漏，混业经营下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产品的界限会逐渐模糊，业务交叉会越来越多，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会留下一定的监管空白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