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的类型(精选8篇)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1
关键词：贸易创造；贸易转移；巴拉萨模型
作为南亚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巴基斯坦和中国已经在投资、经贸以及经济技术等领域进行十分有效的交流合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效益。2003年11月3日，巴基斯坦和中国正式签订了《中国与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安排》。2005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始启动自贸区的“早期收获”谈判。2006年1月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始实施自贸协定早期收获计划，规定从实施之日起分3次在2008年1月1日前相关产品降税为零。2006年11月24日，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2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在武汉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
自贸区的建立，使两国相互进一步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增进优势互补，为中巴两国创造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合作和交流条件的同时提供了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机会。而双边贸易额更是从2001年的13、97亿美元到2012年首次突破120亿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160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5、3%。
一、理论与模型
（一）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
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效应包含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在维纳（Viner，1950）的经典著作《关税同盟问题》中首次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贸易创造是指关税同盟开始形成之后，贸易伙伴国与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或者采取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就能够扩大贸易规模和提高福利水平；贸易转移则是指产品来源地变成成员国生产者，但其资源耗费较高，而非之前的资源耗费较低的非成员国生产者，这样的转移可能会降低同盟国的福利水平。所以，所有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的差额就是关税同盟产生的总体效果。如果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贸易转移效应，则该关税同盟就是不利的；反之则是有利的。
（二）巴拉萨模型
巴拉萨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区域贸易合作是引起GDP与进口关系的需求收入弹性变化的唯一原因。在进行区域贸易合作后，总贸易转移会引起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少，而总贸易创造则引起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巴拉萨模型的基本方程表示为：
其中RCArk代表r国在k类商品或服务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rk是r国的k类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r国的商品或服务出口总量用Xr表示，k类商品或服务的世界总出口额用Wk表示，W则表示总的商品或服务的世界总出口额。
RCA指数能够较为准确的比较贸易国间的产品的竞争力大小及其变化情况：当RCArk>1时，说明竞争力较强；反之则竞争力较弱。当一国某种产品或服务RCArk>1，而另一国的RCArk
二、实证验证
（一）基于巴拉萨模型的实证验证
为了方便研究中巴自贸协定的静态效应，本文适当的修改了巴拉萨模型，即引入一个虚拟变量。中巴自贸协定实施之前和之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可以用以下模型进行计算：
lnMr=a+blnYr+c（DlnYr）+μ（2-1）
其中D是新引入的虚拟变量，实施自贸协定之前和之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分别用b和b+c来表示，c表示实施自贸协定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之差。c>0说明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增加的；反之则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减少的。本文以2007年作为一个分界点，2001-2006年，D=0；2007-2013年，D=1。
用Eviews5、0软件对相关关数据进行回归之后发现，每个回归方程的各个系数的符号不仅满足了理论而且拟合程度很高。从结果来看，两国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在自贸协定实施前后变化都不明显，说明中巴自贸区的建立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都不明显。
（二）从贸易互补角度对回归结果的验证与分析
本文为了考证中巴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进一步使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巴基斯坦总的商品和服务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本文商品贸易数据来源于UNCTAD，并采用联合国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 Rev、3）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商品出口类型进行分类；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修订第4版对世界总出口商品进行分类。服务贸易的数据来源于WTO和UNCTAD，并使用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和BPM5将数据分为11种类型。
在商品贸易方面，计算结果说明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商品出口方面更多的具有竞争性。而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和巴基斯坦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虽然中巴贸易发展迅速，然而双方的经贸关系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主要原因有：首先，尽管中国是巴基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巴基斯坦的贸易额对中国而言却太小。巴市场规模狭小，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也很有限，巴对中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大，所以中国长期以来对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其次，巴从中进口最多的是军事用品，中从巴出口最多的则是纺织品和矿产品。而在两国资源匮乏的原油方面，两国均需求量大却无法满足彼此；而巴民众所需要的日常耐用品，中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再次，巴基础设施总体上仍然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巴双边贸易。同时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巴基斯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导致其同各恐怖组织的谈判屡次失败告终，不仅导致巴基斯坦国内民众伤亡惨重，而且严重威胁中国在巴企业及劳务人员的安全。鉴于以上问题，中巴应在坚持双方友好的基础上，不断推进自贸区建设。（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婕、许振燕、CEPA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J]、亚太经济，2007（1）：77-81、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2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服务贸易；贸易引力模型；面板数据
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文化的双重属性，更具有日益凸显的国家战略意义。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中，强调了对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服务出口企业推行免除营业税等优惠政策，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符合文化贸易发展特点的信贷产品和贷款模式。蒙英华采用加拿大文化贸易数据，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总量、文化距离对两类贸易的影响方向相反，地理距离对两类贸易都形成了贸易成本等结论。本文从中国文化服务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出发，运用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文化服务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
一、文化服务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表1选取商务部的《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5》中2000～2014年关于文化服务对外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文化服务内容选取现有数据中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等四大类数据加总。
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服务对外贸易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近年来显著上升，2000年中国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仅为28、3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值上升为1 023、1亿美元，这说明中文化服务贸易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第二，中国文化服务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其中2006年贸易逆差额达最大值64、7亿美元。尽管本文选取的几个类别不足以完全涵盖中国文化服务领域，但中国文化服务对外贸易长期存在逆差，且贸易逆差近年来有所缓和是学术界认同的基本结论。另外，运用SWOT分析方法得出中国文化服务对外贸易发展的4个特点。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3
[关键词] 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9-0019-04
作者简介:肖瑶(1990-),男,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服务贸易。 一、引言
虽然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很多显著的不同特征,但在分析贸易流动和它们对资源分配与国民福利的影响时,却没有理由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区别开来(Lee和Loyd,2002)。因此,原则上任何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模型都可以适用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包括引力模型。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大多都局限于对货物贸易的研究。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实际的国际标准贸易分类(SITC)只适用于货物贸易,而对服务贸易却没有一个可比较的分类,因此这两种贸易流量长期以来一直是分开计算的;其次,2002年以前国际上一直没有具有可比性的服务贸易数据。直到经合组织(OECD)秘书处于2002年了1999年和2000年关于26个成员国的服务贸易总额的数据,才逐渐出现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Grunfeld和Moxnes(2003),Kimura(2003),Mira和Nicoletti(2004)是率先使用最新的OECD关于双边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都使用了引力模型来评估双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学者Fukunari Kmiura和Hyun-HoonLee(2006)选取了10个OECD成员国和其他经济体1999—2000年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数据,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评价不同因素对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并与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用引力模型加以解释会更加充分;二是货物出口和服务进口存在互补关系。而学者Keith Walsh(2008)基于OECD统计数据库中服务进口额和旅游、运输、政府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4个部门服务贸易进口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总量层面还是部门层面,人均GDP和语言都是影响双边贸易的最主要因素,但两国地理位置的接近并不能带来服务贸易的增长。
与国外研究相比较,国内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所做的研究较少。卢现祥和马凌远(2009)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发展中国家对OECD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决定;王英(2010)则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OECD国家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并与货物贸易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分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利于两者协调发展。
二、实证分析
(一)引力模型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侧重于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模式和福利效果,而忽视了现实中贸易流量的决定问题。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引力模型为诠释双边贸易流量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贸易引力模型是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演化而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物体间的相互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成反比,而贸易引力模型正是借鉴了万有引力定律,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
丁伯根(Tinbergen)和波伊豪宁(Poyhonen)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开始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该模型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同其经济规模正相关,与实际距离负相关。虽然当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始终无法对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贸易引力模型无疑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可以得出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量取决于其经济量以及其相互间的距离。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1)
其中Xij表示i国出口到j国的出口额,Yi和Yj表示i国和j国的GDP,Dij表示i国和j国之间的距离,β0为常数,β1和β2分别Xij对(YiYj)和Dij的弹性,uij是误差项。
随后,众多解释变量被加入到模型中用来解释双边贸易量,这使引力模型得以更好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人口、汇率、人均收入、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诸如一国是否是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协约国,是否有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是否为发达国家等虚拟变量被逐步加入到引力模型中。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标准国际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得到如下扩展引力模型方程:
(2)
(2)式中因变量Xjt为第t期中国向贸易伙伴j国的出口额,β0为常数项,β1…β4为待估计参数,εjt为随机误差项,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详见表1。
(二)选取样本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对2000—2008年中国对OECD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和货物贸易出口流量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引力模型对二者的解释程度;进一步确定货物贸易出口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效应。
由于对OECD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绝大部分,因此回归结果具有较强说服力。由于OECD中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数据缺失或者不全面,因此本文最终只选取了25个OECD成员国,分别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4
关键词：服务贸易结构 不平衡性 成因 路径
引言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加速推进以及服务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水平也不断提升，进出口额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04亿美元，是200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3倍，当年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903亿美元，是2005年的2、6倍，居世界第五位。
即便我国服务贸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服务贸易结构平衡性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在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服务贸易水平时，不单单应注重规模的扩大，更应注重质的提升。毋庸置疑，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是服务贸易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应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不断发展，并不断带动生产劣势行业，两者互相交换商品和要素，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矛盾亦然较为突出，可见我国传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也并未充分发挥其优势。
基于此，本文试图系统地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与不平衡性，并深入探讨产生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然后针对这种不平衡现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为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和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与不平衡性分析
我国部门服务贸易众多，主要涉及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等行业部门。根据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料统计，各行业部门服务贸易主要包含运输、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和宣传、电影和音像，以及其它商业服务共12类。在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类部门也各自呈现出发展特征，表1和表2分别给出了2005-2012年我国各部门服务贸易出口额的相关数据和进出口结构，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即服务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图1给出了2005-2012年我国各类部门服务贸易进出口顺差的变化趋势，根据这些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各部门服务贸易在进出口顺差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趋势上都存在较大差距。综合表1、表2和图1可知，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表现出各自的发展特征，服务贸易结构表现为较明显的不平衡性。
旅游业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最重要部门，但其服务贸易额比重不断降低。从服务贸易规模来看，2005-2012年我国旅游业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293亿美元、339亿美元、372亿美元、408亿美元、397亿美元、458亿美元、485亿美元、500亿美元，占当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9、7%、37、2%、30、6%、27、9%、30、9%、26、9%、26、6%和26、3%，占比均排在服务贸易部门的首位。因此，旅游业成为我国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来源。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旅游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其占比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由图1可以发现，旅游服务贸易顺差逐年下滑，且幅度不断提高，从2009年起旅游服务贸易已转为逆差，2012年逆差为520亿美元，位居服务贸易部门之首。
运输业服务贸易量也一直居于高位，但其贸易逆差基本最高。2005-2012年我国运输业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54亿美元、210亿美元、313亿美元、384亿美元、236亿美元、342亿美元、356亿美元和389亿美元，占当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9%、23、0%、25、8%、
26、2%、18、4%、20、1%、19、6%和20、4%，占比基本仅次于旅游业。但不同的是，运输业服务贸易出口额逐年波动相对较大，且占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动。另一方面，2005-2011年运输业服务贸易进口额一直居于首位，且贸易逆差也一直是所有部门服务贸易逆差中最高的。图2给出了2011年我国各服务贸易部门进口比重，其中运输业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已超过1/3。从图1也可以看出，运输业服务贸易逆差有7年处于所有部门的最低位置，且逆差逐年不断提高。
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等部门的贸易出口和贸易顺差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由表1可知，历年咨询服务贸易出口额基本在第四位，且逐年递增趋势显著；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逐年递增趋势也较显著；建筑服务贸易出口额虽在2012年有一定下滑，但整体上升趋势仍较明显。但是，这些部门服务贸易进口的变化趋势相对并不显著，因此贸易顺差不断提高。2012年咨询服务贸易的顺差已居服务贸易部门首位。
综合观察历年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可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基本以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2005年三类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比重达到83、5%；而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服务行业出口比重非常低，2005年这四类技术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比重仅为3、5%。这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基本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领域实力较为落后，进而导致贸易出口量偏低。但是，三类传统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有逐年降低趋势，而四类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逐年递增，2012年该比重达到了9、2%。
综合历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变化可知，我国服务贸易部门的进出口额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服务贸易结构呈现一定的不平衡性。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部门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均不断提升；而旅游、其他商业服务等部门的出口比重呈现下滑态势；通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部门均未得到明显发展，其出口占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服务贸易进口方面，除旅游业、运输业和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进口比重出现一定波动外，其余各部门进口比重均未发生较大改变。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口占比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前者呈“U”型变化，后者呈“倒U”型变化，在2008年两者的占比分别达到波谷和波峰，而运输业进口占比则表现为“先降后升再降”的特征。在贸易顺差方面，旅游、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均表现为一定的下降趋势，其中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服务一直表现为逆差，而旅游业的下降态势最明显，2009年起也转为贸易逆差；咨询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等部门贸易顺差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其他商业服务一直表现为顺差，但是波动较大；其余部门的贸易差额都趋于零，而且基本保持稳定。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成因分析
根据我国各服务贸易部门的变化特征可知，我国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而咨询、保险、金融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没有充分体现。根据我国服务贸易及社会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服务贸易不平衡的成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是导致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首先，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型发展为主，重工业轻服务的观念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转变。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占比不断提高，但由于服务业基数较低，因此至今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主线，即“231”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2005-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维持在40%-45%，2012年服务业比重最高（44、6%），但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比重（45、3%）。由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低，而且波动较大，2012年其贡献率首次突破50%。
其次，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中份额较高的产业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等传统的或基础的生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技术密集型生产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消费型或社会公益型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如果服务业内部结构不能得到合理调整，将会导致资源无法合理配置，不利于整个服务业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服务贸易结构的平衡。
（二）高端要素供给不足是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制约因素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尚未成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得到合理优化，导致在生产发展过程中要素供给不充分的现象频繁发生，尤其是高端要素供给极为缺乏。供不应求的高端要素主要集中在高等人才、科学技术等方面，而高等人才的相对缺乏以科技的相对落后使得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初级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因而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也相对比较低级。在长期的这种初级要素占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初级要素的优势不断稳固，而高端要素的地位不能得到有效提升，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正因为如此，我国传统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贸易出口相对较高，而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贸易出口相对较低，即服务贸易结构存在不平衡性。
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充足，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旅游业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一定优势。但随着现代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对技术和研发能力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即便旅游业等传统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但这些服务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将不断弱化。如果我国不能供给必需的高端要素，将影响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众多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稳定发展，也将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升级。
（三）垄断势力的存在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受政府因素的影响，我国有部分服务业具有垄断优势，例如金融业、电信业等行业长期受政府保护。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垄断势力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由于垄断权利限制，我国一些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往往较高，服务业投资也基本以国有投资为主，一部分服务产品也由政府进行定价，因此大量竞争力较弱的服务企业将持续被排挤在外而难以参与市场竞争，这不但阻碍了市场专业化分工，更进一步阻碍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行业长期垄断势力的持续也必然会弱化我国部分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使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受到影响。例如，金融业是我国重要的生产业，且其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正逐年提高，2012年该比重已在12%以上，高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但是，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却没有稳步提升，而是存在一定的波动，因此金融业服务贸易的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同时，我国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服务产业和保护弱势服务产业的制度体系也并不完善，无论是对服务市场有序竞争和服务贸易水平提升都带来一定影响。
结论及优化升级路径
本文以我国服务贸易部门进出口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发展特征及存在不平衡性。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表现出各自的发展特征，服务贸易结构表现的不平衡性也较突出。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基本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而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服务行业出口比重非常低。导致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主要有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高端要素供给的缺乏以及垄断势力的存在等。
针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发展特征及不平衡性，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深化传统优势服务业，积极培育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继续深化传统优势服务行业，积极培育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促进我国服务业全面发展。由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是导致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是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基础。首先，不能放弃继续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而应充分发挥我国服务贸易优势资源，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挖掘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潜力。其次，要将比较优势资源充分融入国际化分工，不断完善国内服务领域的缺口，不断增强服务能力。
（二）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端要素，不断促进人力资本集聚
从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人才素质较低、人才流失较严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现状出发，不断健全高端要素培育机制体制，不断破解人才要素积累困难的瓶颈，争取使高端要素不断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竞争新格局。认清技术投入和利用效率不高的缺点，把握时机，加大服务行业的技术投入，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项目的技术投入，并完善各类必需的配套设施，确保科研活动能顺利进行，力争服务行业技术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三）不断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相关产业的协调，充分发挥产业链的功能
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为抓手，不断促进各个服务贸易部门和相关行业部门的稳定发展，同时促进行业之间相互协调，促使优势行业带动劣势行业，力争服务贸易各部门全面发展。如金融业应积极为其他服务行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又可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可以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便利，而旅游业的发展又可促进批发零售和其他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并通过连锁效应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管理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传统服务行业的扶持，充分保障传统服务项目的土地、资金要素；其次，加强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制定有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再者，加大垄断势力行业的管制，积极实施小微企业的特别扶持措施，适当放低准入门槛，并积极推进对外开放，降低国内市场垄断程度，为国内各类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政策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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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立彬、 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J]、 商业时代，2009（12）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新加坡;双边贸易结构;局限性;见解
一、学术界关于中-新贸易的研究动态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东盟自由贸易区10国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新加坡(以下简称中-新)自1990年建交以来,中-新经贸合作机制健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
王勤(2002,2004)通过对中-新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分析,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及积极参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新加坡积极调整对中国经贸战略,实施“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中国策略”、
汪波(2003)从定性角度开展了新加坡加强对中国经济合作的动因分析,他认为根源在于中-新两国经济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美日欧经济的衰退。徐康宁、韩剑(2005),李慈军(2006)对中-新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且保持着产业内垂直贸易的特征、
王玉主(2005)对中-新贸易结构进行分析,指出中-新进出口贸易向少数产品集中是中-新贸易最显著的特点。李慈军(2006)对中-新商品贸易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新加坡在双边贸易中略占优势。吴凤娇(2006)、宋小川(2007)等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特化系数等指标对中-新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中-新在比较优势上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分析了中-新贸易互补关系及其产生动因。韦倩青(2007)在分析中国与新加坡双边产业内贸易现状基础上认为,中-新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的商品是中间产品。周彦希(2008)通过对新加坡与中国rca的计算,分析中国商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较低端的劳动产品、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颁布后,赖明勇、谢锐就《协定》颁布的背景、内容及影响进行了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还没有学者就金融危机对中-新双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探讨,也没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新双边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过剖析和探讨、
2009年是《协定》实施的第一年,2010年是中-新建交20周年。本文从金融危机对中-新双边贸易的冲击着手,利用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对中-新双边贸易的发展概况和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剖析双边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影响因素,并在这基础上就如何在《协定》框架内优化中-新双边贸易结构,推进后金融危机时代两国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浅见、
二、金融危机对中-新双边贸易的影响
中-新建交以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迅速、
2008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到524、36亿美元,比1990年的28、15亿美元增长了17、63倍。其中,中国自新加坡进口总额达到138、4亿美元,比1990年的8、41亿美元增长了22、94倍;中国向新出口总额达323、00亿美元,比1990年的19、75亿美元,增长了15、35倍。据新加坡统计,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新加坡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止2009年7月为新加坡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在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9、9%,仅次于其邻国马来西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新加坡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东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新双边贸易发展基本数据(表1)表明,两国贸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
2007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新贸易表现出三波起伏,分别出现在2007、2008、2009年的第一季度,而第三波跌幅最大(图1)。2007年1~2月,中-新进出口贸易额由2006年12月份40、74亿美元下降至35、90亿美元和31、53亿美元,下降幅度均超过12%;第二波下降自2007年底四季度开始至2008年第一季度,2008年2月出现当年单月最大跌幅(19%);第三波下降自2008年8月份(54、14亿美元)之后开始,2009年1~2月份跌至谷底,双边贸易总额两月累计只有64、6亿美元,同比下降34、1,其中1月份为3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42、6%。尔后逐步上行,7月单月进出口贸易额已恢复至46、03亿美元,截至2009年9月,已达到48、2亿美元、
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前9个月,中-新贸易各项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双边进出口总额为366、80亿美元,同比下降24、1%,其中,中国对新出口183亿美元,同比下降26、2%,从新进口183、8亿美元,同比下降21、8%。这些数据远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2009年前9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5578、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下降21、3%;进口下降20、4%。不仅如此,两国双边贸易复苏的速度也远低于我国的平均速度:截至2009年9月当月,中-新双边贸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8、6%,而全国的进出口只下降了10、1%、
图1 2006~2009年中-新双边贸易月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亚洲司统计数据整理、
中国外贸依存度比较高(2007年为67%,2008年为60%),新加坡经济属外贸驱动型,经济高度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和周边国家市场,外贸总额是gdp的4倍。因此,中-新两国经济贸易发展难免会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但是,近几年来,为何在两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中-新双边贸易发展竟会受到外部环境如此大的冲击,这是中-新两国政府及学者们都没有想到的。为了寻求原因,我们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一步剖析双边贸易结构特征、
三、中-新双边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较全面研究双边贸易结构特征,本文主要采用贸易强度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特化系数以及双边贸易比较优势指数等对近来中-新贸易结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1、贸易商品结构单一,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低
本文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二次修订本(sitc,rev、2)的分类结构及编码。为便于经济分析和国际比较,本文按照stic的一位数分类将中-新产品分为10大类。sitc0-4为初级产品,sitc5-9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6和sitc8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9为未分类商品(含非常规商品)、
随着两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以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新双边商品贸易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中-新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第7类、第3类、第8类、第6类和第5类商品上,五类商品的贸易额占货物贸易总额的98、1%。其中,sitc7是中-新双边贸易第一大类商品,2008年贸易额为298、21亿美元,占货物贸易总额比重达到56、9%、
图2 中-新双边贸易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据unsdtradedatabase整理、
从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结构看,1990年以来双边贸易主要集中在sitc6-8,sitc7就占到出口比重的64、5%(2008年);其中,机电产品、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和化工产品是近年来中国对新出口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对新加坡出口总额的七成以上(图3)。从中国自新加坡进口来看,双边贸易主要集中于sitc3、5、7三类商品,占中国自新进口总额的84、7%(2008年);其中,机电产品、矿产品、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等是中国自新加坡进口的的主要产品(图4)、
图3 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变化趋势若把货物贸易商品分为四大类,即初级产品、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以及未分类商品(含非常规商品)。中-新双边贸易结构在双边贸易发展中经历了较大变化:第一,从中国对新出口来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迅猛增加,从1990年的3、24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20、3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6、4%上升到68、2%);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5、7%下降为6、7%。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未分类商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变动幅度甚微;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在2006年之后出现下降、
第二,从中国自新的进口来看,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总额比重从1990年的27、0%上升至2008年的63、4%,但其进口额从2006年开始出现徘徊下滑态势。初级产品在进口结构中的比重则由66、1%下降为22、8%,但我国自新进口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06年以来呈上升态势、
第三,从中-新双边服务贸易方面来看(表2),双边服务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很低,2006年只有68、62亿新元,是其408亿美元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一强。总体上,中国在双边服务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新加坡保持较大顺差,服务贸易失衡。新方在运输服务、贸易相关服务、版税服务、建筑服务、通讯及其他服务等方面出口顺差较大;仅在商业管理服务上对中贸易存在逆差。从服务贸易内部结构看,新加坡在知识产权、国际金融和贸易相关行业具有突出竞争力。据表2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显示,新加坡在版税服务贸易上竞争力最强,接下来依次是金融服务、建筑服务、贸易相关服务等,在商业管理服务上具有比较劣势。近年来,新加坡服务贸易层次不断提高,中国与新加坡各具优势,处于服务贸易的不同梯度层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综上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中-新双边贸易存在结构性失衡,中国在货物贸易上对新加坡持有顺差,在服务贸易上持有逆差;新加坡在货物贸易上对中国持有逆差,在服务贸易上持有顺差、
2、双边贸易关联度呈现下降趋势
根据中-新双边贸易数据和世界贸易数据,本文采用双边贸易强度指数(tii)和贸易结合度指数(tcd)对中-新双边贸易关联度进行分析、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的双边贸易强度概念,反映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度与贸易一体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tii=(xij+mij)/(xit+xjt+mit+mjt)×100%,其中,tii表示i国和j国的双边贸易强度,xij表示i国对j国出口,mij表示i国从j国进口,xit、mit、xjt、mjt分别表示i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j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tii∈[0,100],tii值越大,双边贸易强度越高、
据tii计算出新世纪以来9年的中-新双边贸易强度指数(表3)表明,一方面,中-新贸易强度很低。新世纪来9年的平均贸易强度指数仅为1、59,低于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0%,这说明中-新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另一方面,近年来逐年下降,中-新贸易强度指数呈倒u型,2006年之前不断上升,在2006年达到最高的1、8之后出现下降趋势、
贸易结合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指数首先由a、j、brown(1947)提出,后经小岛清(1958),peterdrysdale(1967,1991)、山泽逸平(1971)等人研究得到完善,并明确了其统计学和经济学意义。其公式为:tcd=(xij/xi)/(mj/xw)。其中,xij为i国对j国的出口;xi为i国的出口总额;mj为j国的进口总额;xw为世界进口总额。若tcd>1,双边贸易关系密切;若tcd<1,双边贸易关系松散;tcd=1为平均水平、
据tcd计算出的2000~2008年中-新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表3)表明,2000年以来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大于1,中-新双边贸易关系密切;但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双边贸易结合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通过上述分析,近年来中-新双边贸易强度和结合度两项指标均出现下降趋势、
3、产业内贸易过于集中
产业内贸易也称重叠贸易或双向贸易,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层次反映了一国贸易成熟程度。本文采用grubel和loyd于1975年提出的g-l指数计算中-新双边货物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iiti),其公式为:iiti=[1-|xi-mi|/(xi+mi)]×100%、
其中,xi和mi分别代表一国i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iiti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一般地,iiti>80%,表明i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高、
根据iiti计算出的2006~2008年中-新双边货物贸易的iiti结果(见表4)表明,近年来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在sitc1、sitc3、sitc5、sitc9几大类产品上产业内贸易指数多数年份大于80%,双边产业内贸易程度很高,且双向垂直产业内贸易成为中-新产业内贸易的显著特征,产业内贸易贡献大于产业间贸易。sitc0、sitc7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2006年以来也接近80%,产业内贸易程度逐步提高。从上述商品贸易结构的分析也可看出,中-新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上,特别是机电产品、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等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很高、
4、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在双边贸易中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指数(sij)的计算公式为:sij=xij/mij;其中,sij表示双边贸易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中国对新加坡出口额,mij表示中国从新加坡进口额。本文界定:sij>1定义为相对比较优势产品;sij=1定义为均势产品;sij<1定义为劣势产品、
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到的2006-2008年中-新双边贸易sij的结果(见表4)来看,中国在中-新双边贸易的10类产品中整体上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2006年以来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双边贸易中更具比较优势。具体来说,中国在sitc0、sitc1、sitc2、sitc4、sitc6、sitc7、sitc8比较优势明显,特别是sitc4、sitc6在最近三年比较优势显著。而sitc3、sitc5、sitc9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以及未分类商品上中国则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
5、双边贸易互补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借助贸易特化系数(tsc)对中-新双边贸易的互补性特征加以衡量。贸易特化系数(tsc)反映的是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为:tsci=(xi-mi)/(xi+mi)、
其中,tsci表示中-新之间i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表示中国对新加坡出口i产品的金额;mi表示中国从新加坡进口i产品的金额。一般的标准认为,当-0、250、8时,表明中国在i产品方面竞争力强,当tsci<-0、8时,表明中国在i产品方面竞争力弱,这两种情况均表明中国与新加坡处于产业间互补状态、
从图2、图3、图4和表4不难发现:一方面,中-新贸易互补性突出。两国比较优势差异明显,新加坡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而中国则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互交错,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多样性和综合性特征;中国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新加坡在初级产品方面比较优势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两国互补性发挥不充分。虽然,中-新在sitc0、sitc1、sitc7、sitc9具有较强的产业内互补性,而在sitc2、sitc3、sitc5、sitc8等产品贸易中则呈现出产业间和产业内互补交错的关系。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力的sitc4、sitc6等产品以及新加坡具有明显优势的sitc5、sitc7及服务业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优势都发挥不充分、
四、推进中-新贸易发展的粗浅见解
上述分析表明,一方面,中-新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中-新建交以来,随着两国经济规模扩大、市场环境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提高等,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并将继续推进中-新双边贸易发展。与此同时,中-新双边贸易强度和关联性不断增强、产业梯度和比较优势异质性、双边贸易互补性强以及中、新分别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上存在比较优势等,为中-新双边贸易内蓄了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中-新双边贸易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是中-新双边贸易结构性失衡,即商品贸易项目和服务贸易项目的失衡。中国在商品贸易上处于顺差,新加坡在服务贸易上具有顺差。二是中-新双边贸易强度呈下降趋势。新世纪以来中-新贸易强度指数总体上呈倒u型,2006年以来呈下降趋势,双边贸易总体水平恢复尚待时日。三是双边贸易结构同质化。中-新双边贸易结构总体上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四是双边贸易层次较低。2006年以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双边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有所提高、
目前,虽然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但是从2009年第三季度世界主要国家及中-新两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促进中-新双边贸易发展水平的恢复和后金融危机时代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浅见:第一,积极落实《协定》承诺条款,快速推进中-新双边自由贸易发展。两国政府要明确经贸合作的意义和重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在加快各自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双方加强相互直接投资合作,实现产业定位互补,促进两国国际产业链分工合作的良性运转。同时,两国政府要大力推动两国企业与民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加快培养各自的跨国公司,并以跨国公司为依托,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占据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高端,开拓产业内贸易新领域,特别是大力发展水平产业内贸易,优化双方贸易结构、
第三,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培养战略贸易型产业,扩大中-新双边贸易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资源在国家间优化配置。《协定》的实施,双边关税逐步降低甚至为零关税,中-新两国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改善贸易结构,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国在庞大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源、人力、政策等优势,并不断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机电、电子信息等高端先进的战略贸易型产业,提高贸易竞争优势。新加坡在其现有产业层次基础上强化自身优势产业,发展和拓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智慧产业”的产业链、
第四,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促进中-新产业升级与互补。目前,新加坡零售与批发贸易、饭店旅游、交通与电讯、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等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新加坡在国际产业层次中的地位与外溢效应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均有良好示范作用。因此,两国要全方位、多层次加强物流、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合作等,加快发展双边的服务贸易,不仅有利于扩大双边贸易,而且有利于推动两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是中-新双边经贸发展历程的新的里程碑,它将对中国-东盟及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从中-新双边贸易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应对变幻莫测的外部经济形势,促进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双方应要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在这基础上培养有特色的战略贸易型产业,开拓产业内贸易新领域,与此同时要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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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赖明勇,谢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内容及影响[j]、国际经贸探索,2009,(8):4-9、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6
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199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达到61%，2007年则接近70%。不断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贸易结构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
（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商品结构依存度、贸易方式依存度、进出口市场依存度等多角度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结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容易引起贸易摩擦，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出口压力，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调整贸易依存度结构。
制订并实施长期的能源和资源战略。要保证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安全进口；避免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重复建设；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实施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系数，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应向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过渡并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应向深加工产品和成套设备方面转变；纺织品和家电类产品出口应逐步树立自主品牌，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提高出口效益。
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推进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积极推进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发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制定鼓励服务贸易发展政策，完善服务贸易的政策法规体系；实施服务贸易品牌战略，加快培育服务贸易龙头企业。
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增强国内配套能力等。实现贸易方向多元化。要在巩固和发展欧、美、日市场的同时，多方面开拓新的市场，包括独联体国家、东欧地区以及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7
（一）实行以非现场监测为主导的外汇管理
目前日常服务贸易业务完全交由银行按规定办理，外汇局主要实施非现场监测。基层外汇局对非现场监测核查的相关工作内容、方法、流程、内部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关内控制度。
（二）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功能日益完备
该系统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收支申报和外汇账户等系统，增设了大量预警监测指标、趋势变化图表和灵敏分析等功能，涵盖了货物贸易、资本和金融项目涉外收支数据，实现了非现场监测数据全口径采集和分析，可通过单笔大额、高频累计、异常波动、交易种类异常凸现等预警指标进行数据筛查，对筛查出的企业进行重点监测核查，预警监测能力和信息共享程度大幅度提高。
（三）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核查相结合查处违规问题
目前基层外汇局非现场检查基本能够做到实时监测，对当期超过预警值的全部跨境收支业务进行非现场核查，要求各外汇指定银行提交相关业务材料，外汇局对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格审查，并与外汇指定银行进行逐一核对，以及时发现及查处违规问题。
二、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贸易系统非现场监测指标有待完善
一是服务贸易监测指标阈值设置欠灵活。目前服务贸易监测指标阈值由省分局统一设置，而各地涉外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涉外收支规模存在较大差异，统一的筛选标准未能充分体现地区差异；另外由于不同服务贸易行业的企业外汇收支存在较大差异，譬如无形资产与艺术品拍卖个体金额差距较大，如果大额交易预警指标阈值设置过大，则筛选出的结果往往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如果阈值设置过小，则筛选出的结果过多，失去了预警的意义，同时给业务监管带来了困难。二是缺乏分拆交易预警指标。目前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原则上可不审单，部分企业通过分拆将大额资金混入服务贸易渠道，对此缺乏相关的监测预警指标。三是缺乏纵向和横向比对指标。服务贸易种类多、定价灵活，现行的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主要有监测预警指标、趋势预警指标和主题分析指标，缺乏如服务贸易与外汇账户收支、货物贸易和资本项目收付汇等动态比对预警指标，服务贸易本外币比较、与海关和商务部门服务贸易的比较等横向指标和分拆校验、关联交易核对等纵向指标。
（二）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预警能力偏弱
一是违规定价转移难以监测，主要包括无形资产和劳务定价转移等。由于无形资产既无可比对象，又无市场标准价做参考，且收费标准高低不同，境内外关联企业易通过抬高或降低管理费、专利和商标使用费等方式调整跨境资金流出入；对于劳务定价，境内外关联公司可通过提供背离市场价格的劳务进行跨境资金转移。二是部分交易合规性难以判定。如违约赔偿金流出入，现行货物贸易政策只涉及货物贸易赔偿中的退汇部分，而对于货款未转移或超出转移货款部分发生的违约赔偿存在管理空白，企业可利用服务贸易项下违约赔偿证明材料缺乏统一要求、发生真实原因难以认定等特点实现变通解决。三是借艺术品拍卖转移资金行为难以监测。艺术品出入境尽管涉及货物流，符合货物贸易特性，但部分拍卖品的体积和数量较小，达不到报关标准，加之艺术品价格真实性难以判定，难以从非现场监测分析中发现违规问题。
（三）非现场监测岗位设置和工作流程有待规范
一是缺乏职责清晰、程序规范、控制有效的非现场监管工作制度。按业务种类设置岗位的模式，如服务贸易管理岗、货物贸易管理岗和资本项目管理岗等岗位，不利于对同一交易主体的非现场综合监管，加之监管重点主要依照个人经验确定，监管效果依赖监管人员素质和责任意识，且非现场监管缺乏有效的控制和评价机制，不利于非现场监测工作效率的提高。二是缺乏非现场延伸监管流程。服务贸易项下利润汇出等项目与直接投资项下数据可交叉印证，以此判断服务贸易交易的真实性。但目前未实现与其他外汇业务系统数据的关联，对预警信息和可疑交易延伸检查往往较少，对企业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核查深度不够。三是外汇业务系统综合利用程度较低。目前外汇业务系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目监测系统等不同系统，由于每个工作人员授权不同，往往不能同时使用上述系统，且人员转型不足，无法实现数据综合利用，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四）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升
一是缺乏服务贸易本外币联合监管有效机制。目前外汇局与人民银行尚未实现数据共享，实际工作中针对某些重点企业的服务贸易非现场核查需查询征信、反洗钱等人民银行部门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但由于相关信息在部门之间未共享，导致查询流程烦琐，无法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外汇局与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业务系统信息共享有限。如服务贸易改革后，税务机关当场无须对纳税事项进行审核，只需在《备案表》上盖章，而《备案表》中并不体现有关纳税事项的内容，这样虽然保证了企业的对外付汇效率，但客观上造成相关部门间信息和政策沟通弱化，为不法分子骗汇、逃税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异地主体本地外汇交易监管难度较大
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及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不少企业因业务需要在异地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故存在异地主体服务贸易收支交易本地化和本地企业服务贸易收支交易异地化的情况。尤其是异地主体在本地金融机构发生服务贸易异常或违规交易后，由于异地主体流动性较强，服务贸易违规调查取证等核查环节都存在较大难度，对违规主体无法有效监管。
三、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体系构建
（一）总体思路
按照“五个转变”的工作思路，将现有的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定位为综合监管系统。按照主体监管和均衡监管理念对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通过增加监测指标、制定企业交易异常类标准、改进监测分析方法、提高全口径预警监测和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工作流程、加快人员转型等途径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构建贸易便利化和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监测分析体系。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监测指标体系
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和实用性原则，依托现有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将非现场监测指标扩充为“总量类”、“样本类”和“个体类”3大类7小类指标（见表1）。
（三）建立全面系统的统计分析方法
一是完善服务贸易真实性审核和审价体系。充分利用各部门统计数据，建立不同模式的服务贸易样本审价指标，进行时间序列与交叉比对审价预警提示，对借服务贸易进行定价转移、阴阳合同和虚高报价等行为进行早期预警，同时对超过一定金额或企业信息等级较差的服务贸易收入，要求企业提供其他材料进行引证。二是建立外汇局定期统计分析报表制度。定期从总体上分析服务贸易各项目外汇收支的变动情况，同时对行业中影响较大的企业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不定期了解其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以及生产经营情况，从点和面上对服务贸易收支进行监测。三是建立整体趋势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制度，根据外汇收支形势和监管目标，对外汇业务和资金流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研判，加强趋势性预测，开展延伸监测，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和差异化管理的分类监管模式。四是建立科学的核查方法。主要包括：（1）对比分析核查法。主要是外汇局各系统数据相互核对，外汇业务与企业财务数据相互核对。（2）趋势分析核查法。主要根据行业与个体一定时间段内跨境收支走势发现异常情况。（3）关联信息核查法。主要是利用海关、商务、税务等部门监管信息佐证服务贸易真实性和异常情况。
（四）建立规范有效的监测工作流程
一是建立职责清晰、程序规范、控制有效的监管工作制度，明确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管理的工作职责、日常监测管理内容及目标、工作方法、程序及考核管理等，使基层外汇局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核查工作有据可依。二是建立重点企业定期走访制度。通过定期走访对外汇收支状况有重要影响且内部管理较为完善的大型企业和各行业龙头企业，及时掌握其生产经营变动情况，预测分析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总体运行形势，为非现场监管建立起一个连续的、有规律的监测数据库。三是建立集体审议制度，对指标设置、样本组建立、非现场和现场核查名单确定及形成现场核查结论等重点工作进行集体审议。
（五）优化岗位设置，加快人员转型
一是依据主体监管理念核定岗位人员职数，每个岗位人员可对全部外汇业务进行非现场监管。二是明确监管人员工作职责和主要工作内容，建立分级授权的内控制度，明晰各级监管责任，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加大对外汇人员的业务培训，强化非现场监测核查方法的研究交流，尽快培养一批专家型、研究型外汇人才。
（六）加快信息共享，形成监测合力
一是通过账户信息采集一体化满足本币管理与外币管理相结合的监管要求。通过构建本外币一体化非现场监测平台，将现有外汇和人民币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从分散于结算、征信、反洗钱等各部门的系统中提取人民币明细交易，并以交易主体为索引，与外汇结汇数据进行关联，增强本外币一体化监测分析能力。二是与关联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大与商务、海关、税务等其他服务贸易监管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企业分类管理信息交换机制，通过数据交换与监管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服务贸易的类型篇8
一、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工业化、服务业、货物贸易、商业存在和生产贸易等。这些因素间存在着密切相连、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工业化发展水平是决定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其他因素紧紧围绕着工业化这个基础性因素存在和发展，进一步理清基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明确各因素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在深层次上认识服务贸易，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和推进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服务贸易依托服务业而发展，是服务业的国际化。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工业化发展程度、类型和侧重点的不同，决定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类型和侧重点。如美国在电信、英国和澳大利亚在金融业、印度和爱尔兰在IT服务外包、法国和中国在旅游服务贸易等方面，根据本国工业化或依托别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状况，形成了具有各自优势的服务贸易类型。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类型不仅直接影响着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向，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
货物贸易结构调整能够增大服务贸易数量、质量并引导工业结构调整。一国货物贸易结构体现了该国工业化水平和类型，货物贸易的技术含量影响服务贸易的规模和质量。机电高新技术产品是货物贸易中产生最大服务贸易规模和最高技术含量的类别。我国货物贸易中三资企业占半壁江山，且主要是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但所产生的服务贸易我们却难以获得。加大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机电高新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改变货物贸易结构，加大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数量、质量，而且将在引导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生产贸易可以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生产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直接为工业化服务，能够集中反映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生产贸易也制约着消费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发展生产贸易可以带动消费贸易的发展，推进消费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内容更新；反之消费贸易的发展，又会引导生产贸易的发展方向和提高其水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贸易可以提高工业化发展速率，促进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
商业存在能够提升工业化水平。商业存在是目前服务贸易的主要贸易模式，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56%。商业存在的发展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工业现代化程度决定了商业存在的类别、数量、规模和布局。商业存在对于弥补国内产业、资源和市场不足，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技术和设备更新，加大科研投入，尤其是提升工业化水平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并可带动其他服务贸易模式的出口。我国企业“走出去”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仍有20倍左右的巨大差距。我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见，服务业、货物贸易、生产贸易和商业存在是支撑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在服务贸易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些基本因素又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工业化规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类型和发展方向，其他因素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化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向，加快其进程。
二、流通规律是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的根本动力
按照WTO的划分，服务贸易有12个大类、160多个小类，在众多类别中如何下手?万事从源头抓起，关键是找出服务贸易发展的规律，抓住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战略基础、支撑作用的一类或几类作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带动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这是对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一步。
我们在分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因中阐述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工业化促进服务发展成为产业，工业化也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现代化，社会化大分工和大规模生产在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而社会化大分工和大规模生产是通过大流通引发的。现代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是现代化大流通，现代化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提供了根本保障，研发成为了先导力量，从而构成了现代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支撑。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流通规律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所谓的流通规律：即体现为以流通能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组织能力。流通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会生产组织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
美国经济的强大并充满活力主要是来自于流通先导型经济，强大的流通能力不仅带动了美国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还使美国经济在全球配置中获得巨大利润，并掌握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美国GDP占全球的3%－4%，美元在全球的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为62%，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占全球贸易结算中的货币分布达66%。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弱，不仅在于生产多少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得到多少份额。全球前500位的跨国公司中，美国占2／3，美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排在前列，在世界知名品牌中美国占2／3。
俄罗斯服务业占GDP的60%，其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拥有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冷战时期建立的发达交通网络、较完善的物资储存和分拨系统所形成的大流通体系，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2005年，我国市场的交易和流通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是GDP的4、4倍，“十五”期间年增长12、3%。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万亿元，年增长14、6%。生产资料交易总额达14、2万亿元，年增长15、5%。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巨大市场规模中，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21%，而美国国内物流成本为5%－6%，国际物流成本为l0%－25%，国内外综合成本为9%左右，我国是美国国内物流成本的4倍左右，国内外物流综合成本的2、3倍。此外，第三方物流已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而我国第三方物流仅占物流市场营业额的5%，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我国流通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成本高且效率低、库存量大、资本周转慢等问题。流通不仅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瓶颈，也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大流通不仅是生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是服务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动力。现代化大流通产生的流通速率的提高，使企业到企业和企业内部的物流成本都大大降低，生产组织的社会化成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自发向生产大规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的高要求日益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迅猛发展。2005年，麦德龙和宜家集团的销售总额超过了我国100强零售企业的销售总额。麦德龙集团在28个国家拥有544家商场，在国内没有仓库，完全靠第三方物流；宜家集团在34个国家开设了商场，在54个国家定牌采购，在9个国家拥有36家工厂，在16个国家设立了28个物流中心，海外业务占集团利润的92%；沃尔玛公司在美国国内就有108个配送中心和3000个分店。
大流通孕育大的企业集团，大企业集团又加快了大流通的现代化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大流通，生产社会化分工就缺乏动力，研发缺乏环境，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受限，社会化大生产难以真正形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也难有大的突破。而没有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的保障以及研发的引领，流通现代化就难以为继。优先发展现代化流通，可以引发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以及整个服务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提高金融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并使研发充满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化大流通是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和集团化生产的关节点，也是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向现代化、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的动力。
流通业的现代化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流通业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引发了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和企业的分工向社会化和规模化发展，还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大企业集团的主导下，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要向分工更精细的专业化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反之，这种分工和组织形式的进步，又进一步促进了流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竞争和经济进步，从而使经济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于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在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影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是流通，流通也是解决市场速率的关键因素。
因此，认识流通规律，遵循流通规律，利用流通规律，发挥流通规律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理解服务贸易、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系列问题极其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就是流通能力的竞争。应把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规划，上升到政策的层面去推进，作为商务领域的中心工作去抓，形成以服务贸易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以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引领的现代化引领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格局。
三、促进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
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同于货物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循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发展主要是以物化的产品为核心而展开，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主要是以无形的社会生产分工和消费供给方式为核心而展开。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等是围绕着产品的质量、价格等而制定，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等则应围绕着以社会化大分工为前提，以发展大规模和专业化生产为目标，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现代化组织供给方式为核心等而制定。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同在于，货物贸易针对的是有形的物，服务贸易针对的是无形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消费供给方式。
我们在促进以产品为中心的货物贸易时也强调抓大企业，而实际上关注点、政策着力点主要还是在大企业生产的产品上，对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很少涉及，对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也很少考虑。国家通过行政力量促生了一些生产型大企业，进一步夯实了工业基础，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使生产组织方式向规模化和专业化迈进了一步，但就整个市场来说这种做法对改变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作用是局部的、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因为，改变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动力在市场，市场是动态的，市场运行的速率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在速率低的市场运行系统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优势难以全面发挥，因而促成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产生的动力不足，这是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把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作为商务工作的重点，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中心由抓产品转向抓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着力点放在抓流通渠道和流通企业上，放在促生产性和消费性流通并进上，将真正进入商务工作抓企业的实质阶段，并使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的实际工作。
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美国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是渐进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也是渐进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大流通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增速加快，企业和产品大量涌向世界，经济迅速崛起。
我国经济实行跨越发展，不同于美国渐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变革加快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工业化发展进程具有的巨大反作用力，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制造商品向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上转移，从根本上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实现以服务贸易开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服务业整体发展全面协调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工业、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高位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加快实现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走出一条中国式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