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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概念(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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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概念篇1

关键词 危险行为 自我概念 干预措施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6、079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ndship quality, self-concept and dangerous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of teenager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adolescent dangerous behaviors、 Methods: A total of 157 students were extracted used questionnaires from four classes from a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in Wuhan、 Results There were susceptible populations of dangerous behaviors (14、0% )、 While self-concept controlled, friendship quality interpretation variance is 35、5%、 Conclusion: Various types of dangerous behavior exist among college of teenagers、 Self-concept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to full play between friendship quality and dangerous behavior、 Finally, countermeasure of intervention by self-concept on dangerous behaviors among teenagers is preliminary discussed、

Key words risk behavior; self-concept; intervention measures

危险行为是指威胁到个体身心健康的行为,部分国内研究者称之问题行为、台湾学者称为偏差行为。它是指不符合社会期待,偏离正常健康生活状态,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健康威胁的行为。国内学者叶季成认为凡是给青少年健康、完好状态乃至青少年期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行为,通称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简称为“青少年危险行为”,对危险行为的分类,研究者有争议,一般认为它包括吸烟/过度饮酒;违纪/违法;自伤/自杀;不健康饮食/运动减少;攻击/暴力;无保护。近年来,由于社会竞争和升学就业压力的递增,青少年危险行为逐渐增多。①季成叶(2007)对我国18个省中学生进行健康危险行为调查,发现14、5%检出率。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中学生危险行为广泛存在。②③④

青少年期是个体走向独立自主、建立自我统一性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青少年心理尚未成熟,没有形成明确的价值观,行为冲动逆反。同时也面临很多外界压力,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冲突,青春期亲子矛盾,性心理的萌动,都给青少年心理造成各种冲突,容易出现各种危险行为。危险行为会抑制青少年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发展。研究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呈现状况、有关的原因以及病理心理机制,并进行有效合理的预防干预措施是必要的,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社会文化环境、个性心理及生物遗传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危险行为的发生,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同伴关系欠佳的青少年容易出现危险行为;⑤同时,青少年时期是形成自我概念的重要阶段,出现危险行为的青少年在自我概念上常常表现出更多问题。已有研究中同伴友谊和自我概念对青少年危险的作用机制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引入友谊质量及自我概念两个变量,验证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为学校和临床工作者在干预青少年危险行为时提供参考的建议。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湖北省武汉市某中专学校抽取185名学生,一共收回169份问卷(男生57份,女生112份)发放问卷,问卷包括:(1)中南大学姚树桥编制的《青少年学生健康行为调查表》;(2)友谊质量问卷(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3)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林氏修订版)。

采用spss16、0完成问卷统计工作,统计方法包括:(1)描述性统计分析;(2)中介变量检验,即采用温忠麟等人例举的三步法对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青少年危险行为的检出率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出现危险行为的比例为14%,说明青少年危险发生率处于相对中等水平;其中,比例最高的是不健康饮食或运动减少行为(6、4%);比例最低的是吸烟饮酒行为(1、2%)。对男女青少年在危险行为各维度的t检验发现,男女青少年在危险行为的表现上差异明显(t = -2、93,P

2、2 自我概念在友谊质量和青少年危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中介作用模式示意如图1所示,友谊质量假设为X,青少年危险行为假设为变量Y,自我概念假设为M。采用SPSS处理数据,并用温忠麟等人的三步检验法进行自我概念中介作用的检验。

从表1的回归分析可知:

(1)在回归方程一中,友谊质量对自我概念的回归系数为0、585(p

(2)在回归方程二中,自我概念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557(p

(3)在回归方程三中,第一步回归中友谊质量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回归系数为-0、499(p

3 讨论

3、1 青少年危险行为发生率

本研究一共实测了四个班级年龄区段为14岁至16岁的中专生,回收的169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157份。在这四个班级当中,表现出危险行为的被试有22名学生,占总人数的比例为14、0%,青少年危险行为发生率处于相对中等水平,说明了在青少年学生出现危险行为较为普遍。在这些危险行为中,不健康饮食或运动减少行为的发生率最高,占总人数比例为6、4%,危险行为领域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结论。现代社会人们容易忽略这些危险行为,但日积月累,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人们应该广泛关注并采取积极措施去监测、预防及干预这些威胁健康的行为。

3、2 自我概念在友谊质量影响青少年危险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友谊质量影响青少年危险行为时,自我概念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结果与其他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其他实证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如周宗奎(2005)等人发现朋友关系对孤独感的影响中,自我概念发挥着中介作用;⑥王艳辉(2009)等人研究发现,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间接影响自我伤害过程中,自我概念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⑦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各方面看法的综合,它有自我引导,自我解释,自我归因的作用,人们面对事情时在多数情况下会采取与自我看法一致的方式行动。⑧因此,对于有着正向自我概念的青少年在遇到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时,会根据自身形象的观念,拒绝与自身一贯行为方式相背的行动,因而出现危险行为概率更低。相反,若青少年认为自己行为不良、名声不佳,自尊水平低时,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面对,这样容易发生危险行为。所以,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发生也要考虑自我概念对环境因素的分析和行为导向作用。自我概念部分中介作用的发现,既丰富了友谊质量、自我概念以及青少年危险行为方面的研究,更清晰地展现各影响因素对危险行为的作用机制,又给学校及临床工作者进行干预实践工作提供了方向。

3、3 从自我概念角度干预青少年危险行为的措施

自我概念中介作用的发现,提示了研究者或临床工作者可从认知层面着手,改善青少年的社交认知及自我看法,从而有效处理青少年的消极情绪体验。根据笔者的对青少年进行心理辅导的经历来看,八成以上的青少年来访者寻求心理帮助根本原因是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当事人自我概念消极,周围人疏远的态度容易让他们怀疑自己的性格和价值。长久处在较低友谊质量水平的青少年,缺乏亲密好友,或者人际关系冲突不断,他们自我概念会受影响,渐渐怀疑自己不够可爱,不讨人喜欢,不值得被同伴喜爱,而这些消极情绪又因为缺乏亲密好友倾诉,难以排解,内心感到压抑,出现抑郁情绪。长久处在这种状况下,青少年做出暴饮暴食、攻击、自残等危险行为的可能性更高。改变个体周边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很困难,不属于心理咨询工作范围,干预者除了对青少年教授社交技巧外,还可以间接地从自我概念这些角度开展工作,聚焦于来访者的认知调节,引导其进行外部归因,“自己的性格、行为只是与当前环境不相符”。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周围环境,如,“每个人都在成长,经历挫折,不断完善自己,以后会遇到更多、更好的朋友”,修正不良同伴友谊的影响,逐渐改善个体消极的情绪及观念。简而言之,心理咨询工作者应调动青少自身的资源,聚焦于青少年自我概念对外部环境信息选择性吸收功能,激发动机和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之成为青少年正常发展的保护因素。⑨

学校是青少年学习和社交的主要场所,研究表明,青少年每周在学校度过的时间长达50~60h,学校环境和教育方式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发挥重要影响。自我概念中介效应的发现,提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一方面要帮助青少年认识自我和人际关系,培养对待缺点和不足正确的态度,正确看待人际关系中的困境,不采用自我放弃,冲动暴力或吸烟饮酒等行为方式解决问题,引导青少年发掘自身的优点和潜力,建立自信心,形成积极清晰的自我概念。另一方面,学校相关工作者还要让学生了解各种健康危险行为的危害,教会青少年学生积极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最终,使青少年形在成积极清晰的自我概念的基础上,明白何种行为方式适合自己,做出明智的行为选择。

社会环境和文化也对青少年危险行为产生影响,例如,近几年的校园青春电影中,男女主角都经历过堕胎/违纪暴力/吸烟酗酒行为,这在不知不觉中会传递一个信号,这些行为是校园青少年的普遍行为,甚至是一种彰显自我个性的生活方式。这会引起生活中青少年的内隐模仿学习,导致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媒体中出现的消极青少年形象,甚至在不知不觉成为自我概念中的一部分,当遇到适宜环境,青少年很容易做出类似的危险行为。社会和政府部门应当谨慎考虑各类信息和文化产品对青少年自我概念和行为的影响,注重建立和宣传正面积极的青少年形象,引导现实生活中的青少年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了解健康有效的行为模式。

4 结论

本次调查对自我概念在友谊质量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中介检验研究可得:(1)青少年危险行为发生率处于相对中等水平,男生危险行为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女生,需采取积极措施对青少年危险行为进行干预。(2)当友谊质量影响青少年危险行为时,自我概念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可为青少年危险行为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3)从自我概念角度干预青少年危险行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它提示相关人员可通过引导青少年建构积极清晰自我概念,发挥自我概念对外界信息的选择导向功能,以抵御不良人际影响。

注释

①⑨马惠霞,张建新,郭念锋、青少年危险行为研究进展[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1):103-106、

② 郭亚文,周祖华,何永频,等、静安区2001与 2004学年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结果比较[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8):733-735、

③ 薛青,朱俭、上海市松江区部分大中学生伤害相关危险行为调查[J]、上海预防医学,2010、22(1):35-37、

④ 孙江平,陈晶琦,宋逸,等、中国5省市中学生危险行为调查报告(四):日常饮食和体育锻炼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01、22(6):482-484、

⑤ 孙莉,朱鸿斌,张成云,等、四川省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6、27(12):1069-1072、

⑥ 周宗奎,孙晓军,赵冬梅、童年中期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中介变量检验[J]、心理学报,2005、37(6):776-783、

社会调查概念篇2

关键词:自我概念;品牌个性;网购风险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1、自我概念一致性

自我概念一致性指自我概念与品牌形象一致程度的简称。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同产品使用者形象的交互作用令消费者产生的主观感受,也称作自我一致性(Sirgy,1997)。

Dolich(1969)在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快速消费品如香烟、啤酒等作为研究样本,验证自我概念一致性(真实自我一致性、理想自我一致性)同产品偏好的关系。

2、网购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的概念最初是由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鲍尔于 1960年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的任何购买行为都可能产生让他不高兴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可能是他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感知风险的最初概念就是: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或服务时隐含着对结果的不确定性。根据传统购物模式下对感知风险的定义,本研究将网上购物感知风险定义为:消费者在采用网上购物方式购买产品或服务时,对这种购物方式所引起的不好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其严重性的主观预期。

3、理论模型

本文研究主要探讨自我概念一致性、网购感知风险和网购意愿三个方面的关系。从实证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法考查自我概念一致性对消费者网购感知风险和网购意愿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网购感知风险和网购意愿的关系。其中, 自我概念一致性的影响分为理想社会自我一致性影响、理想真实自我一致性影响和真实自我一致性影响三个维度。

消费者在选择网购商品或品牌时,偏好于品牌(产品)形象与自我概念存在一致关系的产品,但是由于购买行为没有真正发生,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感知到风险,购买的后果不但无法满足保持自我形象或者提升自我的目标,甚至会因为购买而损坏形象,承担心理和社会风险,由自我概念一致性引发的网购感知风险会变大。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以下假设:

H1a:理想社会自我一致性对网购感知风险有负面影响。H1b:理想真实自我一致性对网购感知风险有负面影响。H1c:真实自我一致性对网购感知风险有负面影响。

综合假设H1a、H1b和H1c,可以得出假设:

H1:自我概念一致性对网购感知风险有负面影响。

Quester的研究发现对于功能性产品来说,消费者会将产品形象与真实自我概念比较;而对于象征性产品或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产品来说,消费者则会使用理想自我概念来进行比较"国内学者应爱玲以高端教育产品为例,发现理想自我和品牌个性一致性对品牌偏好的影响和真实自我一致性都有影响;朱正浩、刘丁乙以台北市汽车业为例研究品牌个性、消费者自我形象和购买意愿之间的关联,发现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对购买意愿都有很大影响。

消费者倾向于选对那些能表达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品牌,能促进网购意愿。

H2a:理想社会自我一致性对网购意愿有正向影响。H2b:理想真实自我一致性对网购意愿有正向影响。H2c:真实自我一致性对网购意愿有正向面影响。

综合假设H2a、H2b和H2c,得出假设:

H2:自我概念一致性对网购意愿有正向影响。

Garretson &Clow (2003)认为感知风险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大,购买意愿越小。也就是说,消费者在网购消费中感知到的风险越大,那么他进行网购可能性就越小。网购感知风险对网购意愿反向影响。所以得出以下假设:

H3:网购感知风险与网购意愿有负相关。

H4: 自我概念一致性中理想社会自我一致性、理想真实自我一致性和真实自我一致性影响对网购感知风险的影响不同。

H5: 自我概念一致性中理想社会自我一致性、理想真实自我一致性和真实自我一致性影响对网购意愿的影响不同。

4、调研设计

选择小米手机作为研究的对象。手机是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产品,除了使用广泛,无人不知外,而且他可以象征生活中很多其他的产品,因为如今产品的设计已经不单单是满足使用的需求,还有满足消费者彰显自我的一个工具。之所以选择小米品牌,由于我的受测对象以学生为主,小米手机在学生中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小米手机的销售渠道以网络为主。在许多消费者(无论是使用过还是没有使用过的)对该品牌非常熟悉,降低了调研的难度,对于自己熟悉的品牌,被调查者就容易准确的回答问卷。

5、结论与建议

结论: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以上所有结论。(验证过程略)

建议:企业在分析消费者网络购买行为时,要根据自我概念一致性以及网购风险来对消费者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社会调查概念篇3

我们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时,需要测量概念和变量。并不是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直接测量,有些可以直接测量并得到准确的数值,如年龄、性别等,而有些如犯罪倾向、态度、偏见等测量,并不容易得到精确的测量。所以有必要设计测量工具来测量社会世界中不易观察的层面。

一、测量的概念

测量就是根据一定的法则,用数字或符号表示现象的属性或特征的过程。

它不仅可以对事物的属性做定量的说明,也可以对事物的属性做定性的说明。

测量包括客体、内容、法则、数字和符号四个要素。

1、测量的客体,就是测量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或现象,是我们要解释和说明的对象。测量客体也就是“测量谁”。比如,我们测量某同学身高,该同学就是我们测量的客体。社会调查中最常见的客体是各种各样的人,以及群体、组织和社区等。

2、测量的内容,就是测量客体的某种属性或特征。测量内容所对应的是“测量什么”的问题。在社会调查中,我们所测量的对象虽然是某一客体,但所测量的内容却并不是客体本身,而是这一客体的属性或特征。比如,箱子是我们测量的客体,但不是我们测量的内容,箱子的高度、颜色、重量才是我们的测量内容。当测量对象是社会时,测量内容是反映社会现象的指标,如国民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等。

3、测量法则,是用数字和符号表达事物各种属性或特征的操作规则。测量法则反映的是“怎么测”的问题。比如,标尺上对应的刻度就是某同学的身高。这就是测量身高的规则。再比如某人收入状况,“将被调查者的工资加奖金、利息、股金和外快,就是某人的月收入”,这就是一种测量法则。

4、数字和符号是用来表示测量结果的工具。数字和符号所对应的是“如何表示”的问题。比如月收入2000,身高1、60米。这些是用数字表示测量结果。还有很多用文字来表示的,如性别、对住房购买政策的态度(同意或反对)、或者用1、2、3、4、5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说不准、不同意、很不同意”。

社会现象的测量由于受到人们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不像自然科学中用秒测量时间,用千克测量重量等有精确的度量。所以,社会现象的测量常常不是那么精确,比如对于“责任心”的测量,需要通过“工作认真、随手关灯、不乱扔垃圾”等指标来测量。这种度量常常并不精确,需要进行概念的操作化,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操作化步骤包括:明确概念定义的范围,列出概念纬度并发展指标。对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发展指标,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比如:“劳动态度”可用工作数量、质量、出勤率等来设计;考察领导干部的能力,可设计一份社会测量表。我们可以用指标和量表来测量人们的态度、观念和意见等抽象的概念。

二、测量层次

史蒂文斯1951年创立了测量层次分类法,他将测量层次分为四种,即定类测量、定序测量、定距测量和定比测量。

1、定类测量也叫类别测量,它是测量层次中最低的一种。定类测量在本质上是一种分类体系,即用来鉴别被测量对象类别归属。包括所有的定性测量。定类测量必须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变量值才能进行,所分的类别既要具有穷尽性,又要具有互斥性。即所分的类别既要互不交叉重叠,又要对各种可能的情况包罗无遗。比如对职业分为“工人、农民、干部、技术员,还有其他”。

2、定序测量:定序测量也称为等级测量。是按照某种逻辑顺序将研究对象排列出高低或大小,确定其等级次序。比如人群的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小学、中学、中专、大学等”。学校分类按“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小学“顺序排列。这种排列并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被测对象本身固有特性决定的。

3、定距测量:定距测量也称为间距测量。指用来鉴别变量值间确切差别。它不仅能够将社会现象或事物区分为不同的类别、等级,而且可以确定它们相互之间的间隔距离。测量人的智商以及测量自然界中的温度就是定距测量的典型例子。定距测量的值虽然可以为零,但从测量的角度看,此时的零无实际意义,只不过是人们主观认定和选取的是特定数字。如温度为摄氏0度,不意味着没有温度。

4、定比测量:定比测量也叫比率测量。反映社会现象间比例、倍数关系。定比测量除了具有上述三种测量的全部性质外,还具有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零点,这是定比测量与定距测量的唯一区别。如年龄、身高、体重、工资都有绝对零点,0表示真实的“无”。定比测量既能进行加减运算,又能进行乘除运算。是四种测量尺度中测量层次最高的一种。

上述四种测量的层次由低到高,逐渐上升。高层次的测量既可以测量低层次测量可以测量的内容,也可以测量层次测量所无法测量的内容,同时,高层次的测量还可以作为低层次测量处理。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时,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尽可能对它们进行高层次的测量,因为高层次测量所包含的信息更多。

三、不同测量层次采用的统计方法

我们之所以要掌握测量层次,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资料的整理和统计分析需要根据不同测量层次,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

测量定类与定类(或定序)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选用入系数,比如调查不同性别学生对抽烟的赞成或反对的差别可以用入系数测量。测量结果采用卡方检验。入系数取值为0到1之间,没有消减误差比的作用,其计算公式如下:

测量定序与定序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G系数,G系数取值在-1到1之间,例如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工人收入水平进行测量可用G系数,对样本结果的检验采用Z检验,首先将G系数转化为Z值,然后采用Z检验。G系数同时具有消减误差比的作用,也就是用X预测Y值时可以消减G取值的误差比。

测量定类(或定序)与定距变量的关系通常用E系数,或E2系数。E取值为-1到1之间,E系数本身没有消减误差比作用,但E2系数具有消减误差比作用。比如调查不同职业者的收入,收入这里为定距变量,可用E系数计算二者关系,结果采用F检验。

定距与定距变量之间的关系用r系数测量,r取值为-1到1之间,为对称系数,r2具有消减误差比作用,比如调查不同年龄工人的收入状况,年龄与收入关系的统计可以用r系数计算,结果采用F或t检验。

社会调查概念篇4

论文摘要:宪法作为人类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和努力的成果,应该被实践。人类实践宪法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宪法进入诉讼。本文将从我国现行宪法规范出发,在引入西方宪法诉讼理论的基础上对宪法诉讼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稍作分析和论述

人类实践宪法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宪法进入诉讼。宪法进入诉讼的前提是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理论的完善需要经过漫长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将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对宪法诉讼、违宪主体、违宪责任这三个概念稍作分析和梳理,以期对这几个概念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

一、宪法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作为一种解决社会系统中利益冲突的机制和一种专门法律活动,诉讼是一种有效的”公力救济”方式。

在宪法诉讼形成的早期,宪法诉讼与司法审查是指同一概念。这大概是因为宪法诉讼起步阶段是与法院的司法审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但是,从学理上分析,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司法审查侧重对规范或行为审查的主体的司法属性,它包括诉讼和非诉讼方式的审查。而宪法诉讼时是一种通过诉讼的手段来救济被侵害的公民基本权力。宪法诉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损,而司法审查没有这一要求。而且,在不同的法治传统和文化背景下,司法审查的概念不同。在我国,司法审查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国家司法活动。可见,司法审查概念与宪法诉讼概念已相去甚远。

另一个与宪法诉讼相似的概念是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是法院或专门机关对其他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或其他机构的行为加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审查该法律法规或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若违反,该法律法规或行为将会被宣布无效。在许多场合,二者在同一的意义上被加以使用。例如户波江二在对日本宪法诉讼实施50年做了回顾后写道:”对日本违宪审查制所期待的,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宪法判例的质量,在充实议论的同时作出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判决。为此,应扩大宪法诉讼的入口,必须研究和扩大对宪法案件提讼的可能性”①。

此外,一些致力于宪法诉讼制度研究的学者,在其著述中也常常将这二者加以混同使用。当然,从宪法保障权利的广义角度看,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从学理上分析,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法诉讼一般是以对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主体的基本权利受到实在损害为前提,而违宪审查则不一定要求有既定违宪损害事实的存在

第二,违宪审查制是一种包括非诉讼程序审查和诉讼程序审查的方式,它既可以是事先的,也可以是事后的;宪法诉讼则仅是一种通过诉讼程序审查法律

第三,违宪审查或者是在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或者只需要一个单方的违宪审查机关按特定程序来进行;而宪法诉讼则必须是在宪法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第四,宪法诉讼必然涉及到违宪审查,但进行违宪审查并不必然地要进行宪法诉讼。宪法诉讼是一种消极的违宪审查。

在我国宪法学界,违宪审查和宪法监督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但对违宪审查制和宪法监督之间的关系却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两者是同一涵义的不同说法。有些学者则否认违宪审查制属宪法监督范畴,认为违宪审查制度与宪法监督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不是平行的替代关系,不能划等号。”笔者认为,但是宪法监督则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它是指为保证宪法实施、使宪法得到完全执行而采取的各种监督制度。也就是说,宪法监督的概念大于违宪审查的概念,前者涵盖后者。

二、违宪主体概念

宪法诉讼概念理清后,首先面临的一个概念是违宪主体。违宪主体是宪法诉讼针对的对象。违宪主体的确定对宪法诉讼至关重要。从理论而言,不能界定‘个清晰、明确的违宪主体范围是难以回答”何谓违宪”这个问题的,进而阻滞对违宪进行的规范宪法学意义e的研究和实践,渐次影响到我国宪法诉讼查制度的完善。从实践来讲,宪法规范可以在多大范围适用、宪法的效力范围及于何处,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违宪主体的认定。

众所周知,宪法的产生与控制权力密不可分。宪法的核心就是控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法最初的控制对象是国家权力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日趋复杂化,一些私人团体或个人凭借其实力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并通过进入政治领域或者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这些私人团体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这些权力达到足以侵犯私人的基本权力,面对这一现实,德国的理论界率先提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理论,简称”第三人效力”理论(德语中称之为drittwirkung,英译为thirdpartyeffect),也有学者将之称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私法上的适用理论。即在工业社会,私人性个体也可能在私法领域压制或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力,成为违宪主体。迄今为止,德国与日本的宪法判例均采纳了该学说,这也使该学说居于通说的地位。③再来看我国宪法的规定。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4o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8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些规定表明了公民宪法权利不仅是针对国家机关的,而且也是针对”社会”、”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可见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都受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直接约束。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可能有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因此,从对我国宪法条文分析可知,将来我国宪法诉讼的违宪主体不仅仅是是国家机关,还有可能包括了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

二、违宪责任

社会调查概念篇5

第二课堂活动是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第二课堂活动古已有之《学记》中:“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就能说明中国古人既强调正课学习,又有课余活动。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定第二课堂是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认为只有当孩子每天按自己的愿望随意支配5~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来。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同学认为物理概念、物理公式、实验现象晦涩深奥,也有人反映在课堂上老师一讲就懂,可自己一做就错,应用起来很难。而物理第二课堂正好解决这一问题,假设我们用多媒体课件以动画的形式将物理概念表现出来,那么枯燥的物理概念会变得生动;如果给予学生一定的条件让他们去动手完成预期的目标,那么学生就会调用他们脑中现有的知识,使脑中烦乱的物理公式重新整理后进行实际应用,不但让学生的思路变得清晰,更巩固了他们的知识。这样,应用中逐步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主动寻求知识,有效的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也弥补了课堂知识的局限性。那么对于以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解的重点、难点,学生就会主动去了解和吸收。

二、高中物理第二课堂活动内容的选择

1、针对物理概念的理解选择活动内容

一个物理概念就是一个物理知识点的精练概括,物理概念不能只是记下来,还需要真正的理解。如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力方向的判断,速率和速度的区别,左右手定则的运用,楞次定律的理解和应用,如磁感线在磁体外由南指向北,而在磁体内部则由北指向南,以及动量,冲量……等等一大堆让人挠头的物理问题。可见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应用是学生学习物理的一个难点。然而课堂教学受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制约,不能大量的再现这些物理概念以加深学生课堂所学物理概念的印象,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物理第二课堂活动针对学生容易记反、记错的物理概念利用多媒体课件或师生共同探讨的方式,大量的重现和运用物理概念,使学生对于物理概念的理解达到举一反三和熟能生巧的地步。

2、针对实验教学的难点选择活动内容

首先物理实验是物理的基础,一切物理理论的真实性都需要靠实验来证实。但现阶段大多数的学生对实验结果的注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实验过程的注重程度,这对于学生未来深造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针对实验课堂教学所遗留的问题,物理第二课堂可选取如制作模型、实验竞赛和实验知识问答等类型的活动内容,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实验过程的重要性。

其次,利用物理第二课堂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学生亲历一些物理课堂教学的演示实验。如:在学习牛顿第三定律时,让学生到多媒体教室观看火箭发射的过程,组织学生课外制作水火箭,加深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理解;在学习日光灯原理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将日光灯发光的过程进行演示,而在实验课上学生没有得到亲历,因此对于氖管和镇流器的工作原理还是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物理第二课堂,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拆装,了解各原件的结构,再对比上课所学的知识,从而真正理解日光灯的发光原理。

3、针对物理知识的运用选择活动内容

物理教学强调的是学以致用,物理知识的运用是整个物理教学的重中之重。然而物理课堂以学为主,课堂上运用知识以考试为主要方式,这会让学生往往以应付考试为主,很难让学生把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真正达到学以致用。如在运用安培定则(也叫右手螺旋定则)中,既可让拇指指向电流方向则四指弯曲的方向就为磁感线方向,也可让拇指指向磁感线方向则四指弯曲的方向就为电流方向,学生往往只是记得一个判定的方法而忘记另外一个判定方法,在学习了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之后,更会把它们混淆起来,导致判定错误。所以,物理第二课堂活动内容的选择就可以针对这一方面,开展一些深入课本的动手制作活动,让学生通过动手进行实践判断而最后得出结论。

三、高中物理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

1、物理第二课堂活动开展的主要组织形式

物理第二课堂活动的内容要丰富多彩,形式要多种多样、生动有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参加。物理第二课堂活动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开展科技制作活动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动手做实验是学好物理、培养个人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的一种有效途径。在物理的第二课堂活动中,进行小实验、小制作,是一种很好的素质教育活动。

(2)开展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也是第二课堂活动的一项内容、作为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课本知识,所学到的主要是理论知识。要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是一个好办法。

学校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建立社会调查小组,以若干人为一组,挑选一个社会课题(课题可以由老师提供或由学生自己开发感兴趣的课题),比如可以针对一些社会现象,分发一些调查问卷,采访一些周边的人,收集一些信息,最后对所调查的课题做一个总结,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或建议,让学生融入社会,养成严谨的思维习惯。

2、高中物理第二课堂活动遵守的原则

为了保证物理第二课堂有序、有效的进行。应遵守以下原则。

(1)实践性强的原则

在物理第二课堂开展的过程中,要不断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实践活动能很好地促进学生的理论知识向实际能力的转化。

(2)促进教学的原则

物理第二课堂它不能替代课堂教学;所以老师在开展物理第二课堂活动时,不应该太注重它传授知识的作用,而更应该注重它促进教学的作用。

(3)因地制宜的原则

如在开展几何光学的物理第二课堂活动时,常会需要一些比较精密的实验仪器,而在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是没有这些仪器的,我们就可以寻找不同的办法自己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实验仪器来开展物理第二课堂,既达到了完成实验的目的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4)因材施教的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一切教学的实施都会围绕着学生进行开展,物理第二课堂也应如此。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教法,不能只注重培养成绩好的学生或只注重提高成绩差的学生。

总之,高中物理第二课堂活动应该让学生真正参与、动手去感受课本中的知识,真正的做到以学生为本。只有这样,物理第二课堂才能谈发展,物理第二课堂才有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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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2、

社会调查概念篇6

随着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与重视,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为了了解企业和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情况,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此次调查分为企业部分与公众部分两种问卷分别进行,采用概率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在问卷的发放过程中,遵循随机原则,力求所得到的数据真实可靠。企业部分问卷共发放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问卷回收有效率87、14%;公众部分问卷发放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43份,问卷回收有效率98、0%。

一、您是否了解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与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总体不高,选择“很清楚”及“有一定了解”的比例相对较低。具体数据如表1和图1所示。

二、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哪些内容(可多选)

如图2所示,企业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认知较为一致。各项数字反映出中国企业逐步开始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德责任是企业及公众认知度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组成部分。慈善责任在企业及公众中认知度都明显低于其他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这说明慈善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较高层次的责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待企业及公众的进一步了解和认可。

三、您是否了解如下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可多选)

调查显示,企业及公众对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概念认知度均较低,企业及公众对《国际劳工标准》、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SA8000认证》等概念较为陌生。在回收企业问卷中有50、2%的被调查者选择没有听过相关概念,在回收公众问卷中这一比例更高达53、1%。在有认知的被调查者中,除《国际劳工标准》公众认知略高于企业认知外,其余两个概念企业认知好于公众。这说明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略好于公众。但是由于这些概念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及公众对此比较模糊。具体数据如图3所示。

四、您听说过以下哪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可多选)

通过调查,企业及公众对这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际机构或组织较为陌生。如图5、13所示,企业及公众均有接近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没有听说过上述国际机构及组织,听说过这些国际机构及组织的企业及公众所占比例很低。但社会责任标准组织了解程度相对略高,这与近几年SA8000的盛行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此题的结论再次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认知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您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什么积极意义(可多选)

通过对企业及公众统计结果比较可知,“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得到了企业及公众的普遍认可,被企业及公众认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的最主要的两种积极意义。其说明了企业及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的积极意义给予大力肯定。“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通行证”在企业及公众间具有一定的分歧。企业将其列为仅次于第三位,而公众选择该项比例较低,列为最后一项。由于企业员工在工作别是在进出口贸易中更多地接触到SA8000认证等国际标准,了解其对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一积极意义更为认同。具体数据如图5所示。

六、您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有何影响(可多选)

对于跨国公司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企业以及公众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分别有64、6%的企业问卷及66、5%的公众问卷选择“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居各选项之首。较少的企业及公众选择“对我国企业发展不利”,分别仅占11、5%及19、5%。具体数据如表2和图6所示。

社会调查概念篇7

[关键词] 乡镇;治理;政府绩效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1-0099-06

19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成为学术界频繁使用的学术概念之一。本文的目的不打算在抽象层面过多探讨治理的含义,而是在对该概念进行简要分析之后,探讨用这一概念来衡量地方政府以及制度运行的效果,以便找到一种能够更好地测量乡镇政府治理绩效的方法。以全国10个省市选取的20个乡镇的调查资料为素材,我们对乡镇政府治理的测量指标体系进行初步的检验,作为进一步完善测量乡镇治理绩效的基础。

一、治理与政府绩效

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讲,政府绩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或者治理并不相同。政府绩效更加强调政治系统的产出(output),即政府的制度运行和政策执行的结果和效能。治理的含义则更加宽泛,不仅包含了政府的政策效果,而且包含了政府的产生、政策的制定等环节。在中国,学界和舆论界更倾向于使用政府绩效这一概念。对政府绩效及其测量的相关研究要比以治理及其测量的研究多得多。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也使用了治理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学术上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的含义略有不同。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治理,更多的包含了“管理”、“整顿”、“统治”的意思,而2000年以来从英文“governance”翻译而来的“治理”则包含了(1)政府被选择、监督和替换的过程;(2)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正当政策的能力;(3)公民对公民和国家之间管理经济社会互动制度的尊重。[1]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治理强调的是公民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互动,强调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的主体的多元,强调政府对政策的执行能力。俞可平被认为是最早将治理概念引入学术界的学者之一。[2] 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多数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对治理的确切含义并未做详细解释,多数情况下是被作为一贴“便签”随处粘贴。

然而,从实证研究的测量指标来看,治理和政府绩效却十分相似。国内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有关评价体系及其应用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不胜枚举。有学者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总结为四种模式:甘肃模式、青岛模式、思明模式和珠海模式。[3]也有学者将目前的省级政府绩效评价归纳为“福建”、“广东”和“深圳”三种模式。[4]大量涌现的研究成果和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方面的各种尝试足以反映出我国政界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然而,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每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但是这些研究基本要么是围绕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和测量,要么是对各地方的绩效评价实践的总结。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基本是围绕概念界定及其测量展开的。尽管这些研究虽然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概念(比如政府绩效)如何界定、如何进行操作化处理、如何设计指标进行实地测量,这只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或者说研究才刚刚开始。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其最终目的在于发现两个概念之间的相关或者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研究者的最终目标是要证明或者证伪某一种理论。如果具体到政府绩效或者治理相关的研究上而言,那么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政府绩效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研究可能对改善和提高地方政府绩效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方面的贡献是有限的。不做相关或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隐藏在事物表面背后的根本规律,也未必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因而也就很难生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影响政府绩效的诸因素和政府绩效对其他政治领域的影响的分析不论在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是十分必要的。

与政府绩效研究相对照,国内学术界从治理角度对政府治理水平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却非常罕见。虽然此前有研究对如何从治理角度对中国的地方治理水平进行测量和评估,但是这些研究不管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都还处于初级水平,而本文则希望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尝试。[5]

二、测量地方治理

一般来说,对于治理或者政府绩效评价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进行。主观性指标一般以公民对政府各项政策、政府机构和政府领导人的满意度主要测量指标,比如:在青岛市推行的政府绩效评估中就采纳了部分主观性指标,并通过统计局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来电话访问居民对党委、政府各项工作的评价。[6]客观性指标主要以政府财政收支、转移支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主,比如,人均GDP,人均受教育水平,空气污染指数、刑事案件发案率等。[7]然而,这些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首先,中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都是由各个地方政府根据地方情况自行设计,且设计的指标侧重从政府自身来考虑,偏重管理侧面而忽略了从治理的角度综合评估制度运行和政策执行的效果。其次,各地方政府设计的测量指标在分类、测度等各方面均不同,而且考核指标庞大复杂,使得地方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较,因而无法知道各地方政府的治理绩效的水平高低,更无法通过较为严谨的计量分析方法来探讨影响治理绩效的因素。第三,测量指标未能充分体现以“人民为本”的公共服务宗旨。大多数的政府绩效和干部考核体系“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群众的需求,考核指标和考核方法的置顶均没有农村居民的真正参与,考核结果也没有很好地反映群众的意见”。[8]即使一些地方近年来开始注重公众参与考评,但在参与者的抽样方式、调查机构中立性、调查问卷设计等方面,存在问题较多。

联合国曾经对世界上24个城市的治理水平进行过测量。[9]从这些测量指标来看,仍然是坚持了主观性指标和客观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见表1)。联合国的城市治理测量指标虽然很好地考虑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等环节,但是这个指标体系如果用来测量中国的地方治理,显然过于理想化且有点水土不服,其中很多指标在中国不可能获得。世界银行在2006年曾经过一份中国120个城市的治理水平的报告,但是这份报告的指标过于侧重治理结果和一些效率性的指标,而且该指标基本从静态的、客观性的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空气质量、女童受教育率)来衡量各城市治理水平,把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普通民众排除在调查之外,对“居民需要何种公共服务、满意度如何”这样的问题未作任何分析,使得该指标的综合性和可靠性(即效度)大打折扣。[10]

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层级较多,各个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文化背景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设计地方治理指标时,应考虑到城市和农村治理的差异,也要考虑到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异。笔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考虑,开发中国地方治理指标体系应坚持以下一些原则:1、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2、指标便于收集和观察,并且可信;3、注重指标的综合性;4、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动态性指标。[11]

由于地方治理的测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数据资料需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但是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在透明性、开放性等方面水平很低,这给建立地方治理数据库带来很大难度。不仅如此,层次越高的政府,收集数据的工作越复杂、越困难,接触这些政府机构的难度也就越大。对于研究者来说,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可以先从乡镇、村委会这些相对容易接近的基层政府或自治组织着手,选取少量代表性乡镇作为试验样本展开调查研究来构建基层地方治理数据库,待条件成熟后再向较高层级的地方发展。此前,我们根据乡镇和村级治理的特点设计过一些测量指标。[12]在随后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尚不可能按照理想的标准去测量乡镇层级的治理水平。因此,我们重新设计了一个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以当地居民和乡镇干部的主观评价为基础,从乡镇政府的民主建设、政府对公民要求的回应、政策执行力、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供、治理能力提高、制度和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对政府总体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乡镇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估(见表2)。

为什么本文未将主观和客观的指标结合起来测量乡镇治理水平?在当初的设计中,我们也曾设计了若干客观性指标,但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很多客观性指标看似客观,实际上很难反映当地政府的实际治理水平,因为这些指标和当地的乡镇政府治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作用机制,比如,人均收入、道路、供水等公共设施和教育条件等。以人均收入为例,目前对人均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有距离城市的远近、乡镇原有的经济基础、乡镇所在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等,而乡镇治理水平未必能通过人均收入来体现出来。道路和供水同样和该地方的宏观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也取决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和乡镇政府自身治理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此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同样也不能反映乡镇政府的治理水平。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研究条件,在乡镇层次上,采用主观性指标来测量治理是比较可行而且合适的。如果使用这些所谓的“客观性”指标来测量乡镇治理,那么在方法论上将出现严重的“效度”问题,即,为了测量概念而选取的指标不能反映概念本身。主观性指标通过测量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在各个方面的服务评价,从而直接地、动态地反映了各个乡镇政府对本地居民的要求的回应程度,而这正是治理理念所强调的根本宗旨所在,也与当前我国提倡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契合。当然,完全使用主观性指标未必就能全面测量乡镇治理,但目前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次优的选择。

三、数据收集

对乡镇治理绩效的测量数据,我们使用的是研究者在2009年7月-2011年4月收集的“基层民主发展调查”数据库。该调查自2008年7月开始后的近3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个省或直辖市的24个乡镇,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其中,2008年进行了5个乡镇的试验性调查,本文所使用的是2009年正式调查开始后收集的20个乡镇的数据。在展开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此次调查的基本情况做一下介绍。

(一)调查点的选取

在正式展开调查之前,我们在湖北XA、河北JZ两个县级市各选取了2个乡镇,在天津市近郊选取了1个乡镇进行了试验性调查。通过这5个乡镇的调查,我们积累了一些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重新修改了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2009年7月,我们正式展开了10个省市、20个乡镇的调研工作。考虑到联系调研点的难度、经费限制等因素,我们未能采取严格的抽样调查选取调研点。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刻意选取了一部分曾经进行过“公推直选”等形式的基层民主改革或者行政体制创新试验的乡镇,其他乡镇则作为参照,根据“方便安排调研”的原则选取。在每个乡镇选取了2-3个村,随机入户,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100-110户(每户一人)左右的村民。最终我们收集到了2221份村民问卷。这20个乡镇的基本情况参见表3。

(二)问卷调查的可信度

虽然国内很多机构和学者都做过各种问卷调查,但是由于问卷调查方法的差异,调查的可信度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中国的权威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其的统计数据一直以来也受到国内外的质疑。[14]美国学者曼宁也曾抱怨中国的学术性社会调查“在调查方法上提供的信息过少,以至于无法判断调查的质量好坏”。[15]在此次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问卷调查的任何一个细微环节都会影响问卷的可信度,造成调查结果大相径庭。我们在这里特意把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田野调查的若干细节加以叙述,以便读者判断此次问卷调查的可信度。

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可靠性,与多数问卷调查不同,本调查过程中,课题负责人亲自带领调查小组,全程跟踪整个调查过程,随时进行现场指导,并以调查员身份参与了所有乡镇的村民和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在每次调查开始前,带队教师均要召开一次简单的培训会。每次调查都考虑了调查员的新老搭配、性别搭配,以便相互交流学习调查经验。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学术机构和学者实施的全国性大规模问卷调查,研究者作为调查员亲自参与并且全程陪同和跟踪整个调查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尽管已经采取了很多控制措施来保证调查的可信度,但我们仍然不能宣称此次调查数据百分之百客观、真实和可信。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此次调查至少是最接近现实情况的调查之一。

四、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因子分析,研究者可以把用来测量同一概念的多个指标简化为较少的公共因子,在简化分析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原有信息的损失。本研究中,我们将用于评估政府治理绩效的26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出了一个公共因子,我们将其命名为“乡镇政府治理绩效因子”。各指标的因子负荷量如表4所示。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我们选取的26个指标适合作为因子分析的因子(参数见表4注)。

我们再以乡镇为单位,将提取的公共因子取平均值,作为各乡镇治理水平的指标,这样就获得了20个乡镇治理绩效的测评结果。如图1所示,因子值越大表示乡镇治理绩效水平越高(图中排在上部),值越小则表示治理水平越低(图中排在下部)。排在最上面的乡镇依次为云南红河州的YL镇、天津的ZB镇、北京的ZSY镇、成都的LQ镇和河北LJ镇。YL镇和LQ镇分别为“公推直选”乡镇领导的试点乡镇,ZB镇和ZSY镇显著特征是这两个乡镇在村民福利上是20个乡镇中最好的。LJ镇属于一般乡镇。治理水平最低的是河南社旗县的QT镇。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也了解到,这里的官-民关系是我们调查过的24个乡镇里最差的。对官-民关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QT镇政府在1990年代曾经以高额利息为回报向当地村民非法集资搞开发,后来经营不善,大批资金无法收回。至今,镇政府仍然每年在偿还欠债。治理水平比较低的乡镇还有雅安市下属的两个乡镇:BJ乡和CB镇。而据笔者的田野调查,雅安虽然在2000年代初推行过公推公选乡镇领导的试验,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坚持下来。在对村民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BJ乡的村民对政府征地补偿过低的意见比较大,这可能是导致其治理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而同一辖区下的CB镇也同样存在拆迁补偿过低、政府态度强硬的问题。不仅如此,CB镇不少村民反映村委会选举贿选现象严重,民众已对村委会选举失去信息。有关其他乡镇的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在获得各乡镇治理测量结果后,我们对可能影响乡镇治理的三个主要的宏观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发展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与乡镇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社会福利水平和民主发展程度均对乡镇治理水平产生显著的正面的影响(P0、1)。这一结果也佐证了我们的观点:经济发展与乡镇治理不仅在逻辑上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在统计上也不存在相关关系。总之,对20个乡镇治理水平的测量结果将为今后探讨乡镇治理的影响因素、乡镇治理与政治信任、乡镇治理与制度创新等研究课题的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之所以成为1990年代之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其学术贡献并不仅仅是设计出了一套完善的测量意大利地方民主制度绩效的指标体系,更重要的在于他发现了影响这一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从而构建出了影响整个社会科学界的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像普特南那样去发现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这些规律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称之为理论。理论的本质是因果关系,而构建因果关系首先必须确定两个概念(自变量和因变量),明确界定他们的合理内涵和边界。如果要在现实中去检验某一种理论,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对概念(或变量)进行观察和测定。一个概念未必在现实中能够直接观察到,比如治理、社会资本、信任等等,这就需要研究者开发一套能够科学测量这些概念的指标。然而遗憾的是,治理在国内学术界广泛使用,但是很少有学者去探讨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在实证研究中如何观察和测量它。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学术界有必要对治理的内涵、以及如何在现实中去观察和测量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作为一个标签随意乱贴。

本文在简要分析了治理的内涵之后,对国内外有关测量治理的现有研究成果整理分析之后,研究者根据乡镇政府治理的自身特点和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和数据,设计出了一套测量乡镇治理的指标体系。运用这些指标体系,我们对全国10个省市20个乡镇的治理水平进行了测量。这一量化测评在国内乡镇治理研究中尚属首次。运用测量结果,我们简要分析了影响乡镇治理水平的三个宏观因素,发现社会福利和民主发展水平对乡镇治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对乡镇治理没有显著影响。应该说,对乡镇治理的测量仅仅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步,对这一测量结果,还可以用于乡镇治理与政治信任、社会资本、民主化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但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当然,由于对治理的定量化测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还很少见,也由于研究者在经费、人力等各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在指标设计上仍然有待完善和改进,特别是需要开发出一套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测量体系。但笔者希望此文能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够对乡镇治理乃至更高层次的地方治理及其测量展开更为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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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 Leilei and Zhang Ge、 Saving Statistics、 Legal Weekly, 24th May, 2011 (online version)、

社会调查概念篇8

这类题关注学生生活,试题中有大量生活背景,充分体现了“从生活走向数学,从数学走向社会”、符合新课标“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理念、

例1、(2013年娄底中考)课间休息,小亮与小明一起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小明出“剪刀”的概率是()

A、1

2

分析:游戏中一共有3种情况:“剪刀”、“石头”、“布”,其中是“剪刀”的情况只有一种、利用概率公式进行计算即可、

解:小亮与小明一起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一共有3种情况:“剪刀”、“石头”、“布”,并且每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相同,所以小明出“剪刀”的概率是1 3

答案:B

点评:本题考查了概率公式:如果一个事件有n种可能,而且这些事件的可能性相同,其中事件A出现m种结果,那么事件A的概率P(A)=m n

这类题突出在实践应用性上,注重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精神、试题选材体现社会热点,关注当前科技新发展、

例2、(2013年衡阳中考)目前我市“校园手机”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针对这种现象,我市某中学九年级数学兴趣小组的同学随机调查了学校若干名家长对“中学生带手机”现象的看法,统计整理并制作了如下的统计图:

(1)这次调查的家长总数为______、家长表示“不赞同”的人数为________;

(2)从这次接受调查的家长中随机抽查一个,恰好是“赞同”的家长的概率是____;

(3)求图2中表示家长“无所谓”的扇形圆心角的度数、

分析:(1)根据赞成的人数与所占的百分比列式计算即可求调查的家长的总数,然后求出不赞成的人数;

(2)根据扇形统计图即可得到恰好是“赞同”的家长的概率;

(3)求出无所谓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再乘以360°,计算即可得解、

解:(1)调查的家长总数为:360÷60%=600人,

很赞同的人数:600×20%=120人,

不赞同的人数:60012036040=80人;

(2)“赞同”态度的家长的概率是60%;

(3)表示家长“无所谓”的圆心角的度数为:40

600

×360°=24°、

故答案为:600,80;60%;24°、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条形统计图和扇形统计图的综合运用,读懂统计图,从不同的统计图中得到必要的信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条形统计图能清楚地表示出每个项目的数据;扇形统计图直接反映部分占总体的百分比大小、

21世纪是信息化社会,作为一个公民应学会搜索、整理和加工信息、表格、图象和图形是一种最直观,最形象的数学语言,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如何观察、提炼这些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分析解决问题,这是考察数学能力的较好形式之一、

例3、(2013年江西省中考)下列数据是2013年3月7日6点公布的中国六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情况:

则这组数据的中位数和众数分别是()

A、164和163B、105和163

C、105和164D、163和164

分析:根据中位数、众数的定义直接计算、

解:根据中位数的定义―――将一组数据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排序,处于中间(数据个数为奇数时)的数或中间两个数的平均数(数据为偶数个时)就是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众数是指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所以342、163、165、45、227、163的中位数是163和165的平均数164,众数为163,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