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精选8篇)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1
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是根据2003年所兴起的“一行三会”作为监管体制的主导目标，其他部门的中央机关作为辅助部门，地方金融监督与管理单位作为补充功能型与目标型分业制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制度与体系主要涵括了两大部分。第一，根据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律以及相关金融行业法律一起构建了适用于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制订，进而为职能监管的顺利开展以及行业的顺利运营提供了保障;第二，金融行业机构在内部建立了约束性的相关“自律性规范”，从而得以规范金融组织的个人做法［3］。我国部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中，由于其所在地区的金融产业发展能力各有不同，所以监管机构所设定的原则考衡也不尽相同，在监管机构中的内部职能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终归来说，其职能范畴主要为，订制与开展金融机构发展整体的规划实施;指导金融机构完成改革;预防地方性金融机构行业的风险;统筹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推进与监管等。另外，相对而言，依然有部分行政单位也在行使金融监管的权利。例如，中央所管辖的金融企业资产依赖财务往来的监管工作便由财政部管理;我国金融机构的审计评估工作，便由国家审计署管理;国有资产金融企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等。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对策
1、健全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制体系
金融监管工作是一项具有权威性与一致性的负责工作，全球金融监管主要奉行的基本原则便是遵循法律至上。而法律至上的金融监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国家应当出台系统且具体的法律法规对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实施调制，而且必须要按照以法律监管为背景下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另一方面，监管的主体一方在行使监管职能的阶段必须严肃、负责的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保证在监管过程中的权威性。我国所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固然在稳定金融行业的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依然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其中，许多“原则性”的法律条例严重缺少现实意义，而且，法律监管体系的内容单一，无法满足当前金融业的发展，对国际化的金融应对方法不足。法律，是进行金融监管工作的基石，同样对监管主体的一方也拥有约束效应，更是国家各项监管体制能够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根据我国如今金融法治的具体情况，其法制体系的建设主要需要从几点着想:第一，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增强监督功能的可操作性。第二，可协商颁布《金融公司法》、《市场推出法》，进而完善处于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监管，使之能够更加细致、全面。第三，统一《金融监督管理法》准则，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工作职能予以统一认识，即独立性，权威性的认识［4］。
2、建设消费者保障制度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整体的迅猛发展，其产品与服务工作也开始越来越多。但是，金融行业消费者权益却一直未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视。自2007年金融危机全球化之后，国际上许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增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一行三会”逐渐地适应“潮流”建设了独立的保护机构用来保障消费者权利不受损害。但是，伴随着“混业经营”模式的不断发展与关系深化，也常常发生极不负责的推诿扯皮的现象。并且许多监管机构反而对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与保护，忽视了消费者的切身权益。针对此等乱象，建立独立运作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便显得十分必要。在立法方面，可以参照国外的《金融服务法》，出台一系列符合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制度，清晰明确的规划金融市场参与者需要尽到的权利与义务，增强其对消费者交易公信职能。在机构的创设上，可以参照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形式，建立一个集中的消费者保护机构。
3、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人力资源改革
金融监管工作拥有专业性强，技术高的特点。所以，随着现阶段金融行业的日渐复杂与业务的深化，必须建设拥有高效与专业素养的监管队伍。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员配置主要应当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配置:第一，不同的机构应当按照其职能的不同与业务的不同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数量配置。其配置也必须以高效为最终原则，最大程度的符合工作标准，避免出现人员配置过多导致的臃肿无为的现象;人力资源的配置需要按照相关岗位的职能明确，尽量吸纳一些专业知识过硬，实践能力突出，并且具备监管工作所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在其结构的配置上，可以进行梯队建设，让监管人员的年龄配置更加合理，从而确保工作运行的持续性与积极性。第二，由于金融行业如今在我国属于均薪较高的行业，而从事监管工作的工作人员，在监管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也大多是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一旦薪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化，也很容易触发监管人员的道德意识，致使其在工作中出现效率不足的现象。
4、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2
关键词：危机 金融监管 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85-03
一、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
1、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3）强化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4）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5）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6）赋予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责，同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监督。（7）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以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2、英国金融难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三个新机构的建立。第一，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掌握宏观政策工具。第二，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下属机构——审慎监管局 （PRA），以促进金融公司的稳定性。第三，成立一个金融行为监管局（CPMA），以保护消费者和管理金融市场。2011年6月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服务局原有的微观监管职能划分给新成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同时着重规定了各类法定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机制。
3、日本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金融机构要给与风险管理部门应有的地位和优先性；更加关注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状况与资本充足率适应性；督促综合性金融集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2）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约束和改进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强化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审查。提出基于金融风险的薪酬调整机制，避免金融高管过于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金融风险。（3）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市场诚信度和透明度。特别是增强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改进会计准则。（4）扩大监管范围，着眼于系统性风险。改变以往注重保护储户利益，重点监管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将监管范围扩大至保险证券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5）实施全面审慎性监管，并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
4、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创设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主要由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主要职责包括控制欧盟信贷总体水平和抑制“泡沫”，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相关情况的措施，以确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2）建立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三个超国家金融监管局：一是欧盟银行业监管局，责对银行业的监管。二是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证券行业的监管。三是欧盟保险与雇员养老金监管局，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3）把保护消费者作为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欧盟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将消费者保护列为欧洲金融监管局工作的绝对核心。
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纵览各主要国家、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推出的监管改革措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仍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从各改革方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监管漏洞，纠正由于市场过度自由而导致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失衡状态，而非对市场自由做出严格限制，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环境仍然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
2、强调金融信息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金融是一个信息行业。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金融市场主体其工作开展及效果都完全依赖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同以下两方面有关：一方面，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贪婪的驱使下，在未获得充分的交易相关信息之前就参与了交易，从而产生其无法承担的损失；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当局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进而未能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重点强调了金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3、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金融体系中，一般都存在多个金融监管主体。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导致监管套利，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监管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也存在很多的优越性：一方面，在金融分业经营格局依然比较清晰之时，分业多头监管的专业性依然具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多头监管可以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监管竞争，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的监管。权衡利弊，多头监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为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
4、强化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各改革方案都着力强化了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这反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大规模介入资本市场，这就使得后者成为了银行体系的重要风险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无法建立，货币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实施。此外，在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困境时，货币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并且最适合于承担救助职责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维护金融稳定就成为了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职责，其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也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涵盖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5、突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复杂化，系统性风险越来越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有鉴于此，此次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很自然地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6、加强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置能力。在这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严重性的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为此，各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7、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高度重视。会计准则在反映表外业务风险上的局限性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透明性是此次危机爆发与恶化的重要原因。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相应的监管措施上则缺乏具体内容。这还需要国际协调合作与统一标准，而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8、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经常难以正确理解产品的特征和对产品蕴含的金融风险作出正确评估，从而无法基于审慎的判断作出交易决策，甚至落入欺诈陷阱。因此，保障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索赔权是各项改革方案中的共同内容。
9、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在各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经济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自己国际地位造成威胁。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选择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的冲击更多地是在实体经济层面而非金融体系层面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避免了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金融机构不必求助于高风险、高成本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金融服务多样性需求的日益增长，金融体系必将更为开放，金融市场也将更为活跃，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1、坚持金融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发展的潮流，不论是较早改革的英国、日本还是危机过后的美国，其金融改革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秉承了全面覆盖的理念，并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更应该付诸实践以有效保证这一理念的贯彻与落实。
2、坚持适度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过于松散，甚至缺位。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不发达，中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权利限制过严。虽然这避免了类似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是也严重约束了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需求。与此同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度管制很容易削弱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导致金融资源的外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由于担心市场风险而阻碍金融创新，相反，必须将金融创新的主导权还给市场。
3、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金融信息联通与共享。金融监管当局充分掌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关信息，对于进行宏观审慎性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推进金融监管信息建设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征信体系，在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有助于监管当局通过违约率了解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审慎性监管提供支持。第二，健全支付清算体系及其信息挖掘，汇集经济交易信息，以此反映交易活跃状况、经济景气程度和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等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侧面，为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提供背景。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及其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整合与共享，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明确的、有时间表的金融信息资源整合方案。
4、建立实体化、法治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但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应将协调机制法治化、实体化。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以监督指导金融监管工作。
5、突出消费者利益保护这一金融监管目标。完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是发达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也是构成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果金融监管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切实保护，就会挫伤消费者的金融消费热情而使金融业发展失去广泛的公众基础和社会支持。所以，要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使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有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信息。
6、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与传导机制存在着差异。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所处阶段和金融体系的特定结构决定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综合经营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将会与当前发达国家进一步趋同，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会快速发展。为了应对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应在明确系统性风险标准的前提下，确立监管系统性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将这一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牵头监管”模式，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解决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区”。
7、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改进监管手段。随着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表外业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张之中。为此，中国必须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首先，完善资产负债表的编报规则，使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风险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监管当局应当及时、充分掌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情况，为微观审慎性监管提供依据。再次，监管当局应该在考虑到金融体系内部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上对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变化情况进行监控，并据此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作出评估，在出现问题时发出预警。最后，监管当局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会计标准的改进，消除或削弱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顺周期性，平滑金融体系运行中的波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8、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与国际金融发展步调一致。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回应国际社会舆论的要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其次，目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仍然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国的及早参与有助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尽管现阶段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仍然非常有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传染性系统性风险，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主要监管模式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2、10、8
2、何德旭等、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及启示、上海金融，2011（1）
3、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证券报，2009、10、20
4、史建平，高宇、宏观审慎监管理论研究综述、国际金融研究，2011（8）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3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4
近几年来，我国地方金融发展非常快，不过，地方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给我国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管理带来严峻挑战。为了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我国实施了多轮政府机关简政放权改革，使得金融管理工作主要由地方承担，但是，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目前为此依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执行的是“一行三会”管理模式，地方金融管理主体的权责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影响了地方金融管理效率。总而言之，根据我国地方金融管理体制缺陷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我国不断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金融机构也应该大胆创新。地方金融行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创新存在盲目性，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仍然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与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顺畅，比如地方金融机构中包含大量担保公司与典当公司，国家并没有很好地将其纳入管理范畴，增加了地方金融系统风险；第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国家很难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甚至出现许多金融机构脱离了国家金融监管范畴，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发生可能。另外，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不同地方立足于本区域利益，制约了地方金融发挥其合力，不利于地方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地方金融管理主体权责有待强化
各省市建立的地方金融管理主体不尽相同，甚至有些省市没有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成立的金融管理部门名称存在权责不清晰、职能不明确、多头管理等问题。比如有的省市对不同地方金融机构设立不同的管理部门，省金融办、国资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负责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头管理的存在，会导致金融管理机构职能交叉情况的出现，对于充分发挥地方资源的优势是很不利的，也容易引发不同金融管理机构互相推诿扯皮，导致金融管理效益低下。
(三)地方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发展不符
当前我国对地方金融机构实施“一行三会”管理模式，对地方金融机构准入严格把关，在抑制地方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不同省市对金融资源需求不一样，中央政府对各省市地方金融采用“一刀切”管理模式，没有考虑到不同省市金融资源需求的差异性，导致有些省市金融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地方金融监管的权力下放到省市，让各省市能够针对本省市需求情况合理配置地方金融资源。
三、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引导建立正确的地方金融发展观
地方政府只有树立正确的地方金融发展观，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现状，切实做好地方金融发展规划。为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权责进行规范，中央政府主要对地方金融预算做好管理工作，控制地方金融风险。
(二)对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
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优化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需要界定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的边界。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发挥总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管理的良性发展，使得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更加协调。中央对地方金融管理领导过程中，要遵循“垂直监管，地方协调”原则，即中央金融机构负责监管工作，地方金融机构负责协调工作。总而言之，地方金融管理体系要秉持中央金融机构监管，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负总责，理清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职责，规范地方金融日常管理制度以及风险处置流程制度，确保地方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执行统一的监管主体下的分类监管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5
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型、制度转轨的时期,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金融业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处理了体制转轨时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以及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的金融结构较显失衡,信用体系较为脆弱,金融监管略显滞后、缺乏配合,探索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紧迫性尤其突出。同时,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国内金融业竞争空前激烈,综合经营趋势日益明显,跨行业、跨市场风险日渐突出,已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现行分业监管法律框架下,整合现有部门监管优势,建立有效的区域金融监管稳定协调机制,促进中国及各地区金融业繁荣稳健发展,已显得极为迫切。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立足金融稳定的基本框架与目标,对首都金融协调机制的构建提出对策性建议。
二、金融稳定及其框架
自全球频发金融危机以来,学界一直都在探讨金融稳定的概念,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此也无统一、准确的界定,较多地是从“稳定”、“不稳定”、“金融脆弱”等方面来展开对金融稳定及其目标、涵义的分析。如欧洲中央银行对金融稳定下的定义是:金融稳定是指这样一种金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均处于良好状态,能够应对各种冲击,当冲击来临时,整个金融体系能够运转正常,即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以及支付体系的运作不会受到影响和损害。德意志银行的学者认为,金融稳定是指一种稳定的状态,在此状态下,金融体系能够良好地履行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便利支付清算等经济职能。即使实际经济部门受到外部冲击,发生紧缩或较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稳定的金融体系应不为所动,继续正常运行。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机构在其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报告》中的定义,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作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能够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支付结算等关键功能,而且在受到内外部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整体上仍能够平稳运行。本文认为金融稳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动态的概念,它是金融体系功能运作良好的一种标志,体现了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要求,服务于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它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执行有关功能而且在出现冲击、遭遇压力和发生严重的结构变化时仍然能够实现这一点。
为了切实维护金融稳定,2003年中国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新设了银监会,基本形成了“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体制,同时在中央银行新设立了金融稳定局。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并提供了履行职责必要的法律手段。就具体的工作而言,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维护金融稳定的框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①首先,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监测和分析金融风险;其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金融稳定的形势进行评估和判断;再次,根据评估的结果,考虑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在金融运行处于稳定状态时,充分关注潜在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在金融运行逼近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时,采取救助措施,对有系统性影响、财务状况基本健康、运营正常、出现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并通过重组和改革,转换机制,促使这些机构健康运行;在金融运行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积极迅速采取危机处置措施,对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持续经营的金融机构,按市场化方式进行清算、关闭或重组,强化市场约束,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针对薄弱环节,及时推动经济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改革,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促进金融稳定。中国金融稳定的主要目标包括:价格稳定;支付体系安全、快捷、有效;四大国有银行消除潜在风险,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增加金融市场工具,为间接调控打下更好的基础;银证保三业协调发展,逐步扩大间接融资比例,以及避免因个别机构风险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从2005年起定期编写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定期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进行全面评估,这是正确判断金融形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及时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在维护金融稳定特别是区域、地方金融稳定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正在逐步探索建立包括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校正机制、市场约束机制、金融重组机制、存款保险机制、最后贷款人机制、协调机制等一系列保障机制,值得首都学习与借鉴。②
三、首都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现状
(一)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协调作用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明确提出:“监管协调机制是指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和处置的协调机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还需要加强其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会计和审计标准,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等。”同时,还提出要“探索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参与的制度化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职能与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协调与配合;二是人民银行的部分监管职能如外汇管理、支付结算管理、反洗钱等与监管机构间监管职能的协调与合作;三是监管机构之间针对业务交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四是金融监管协调不仅仅指国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还包括国内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中央和地方的协同,财政部与监管机构的协同。
北京地区在现行“一部三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北京证监局、北京保监局)的金融管理架构基础上,先后发展出两个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模式:一是由三个监管部门于2003年年底组成的“北京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并不是该会议的成员;二是由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2004年3月组织的“北京金融管理机构主要领导人碰头会制度”。经过多年的实践,两个以会议为制度安排的机制先后签署了一些部门合作协议,为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和探索,但还远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协调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共享仅仅停留在表现层次。各家均从自身监管的金融机构直接获取情况及数据,同时仅仅向他方提供地区汇总情况及数据,不提供具体被监管单位情况及数据,没有达到真正的信息共享;二是基本没有联合监管行动,协调仅仅停留于会议与文件之上。③
(二)现行监管协调框架中没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缺乏核心领导
实践证明,要使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有效运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有一个领导力、号召力很强的核心。北京首都现行的两种会议制度,其参与主体均为平行单位,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缺乏一个领导核心维系。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最适合担当这个区域领导核心的正是北京市人民政府。④从国家层面来观察,监管协调机制的领导核心是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相应地,地方政府同样有建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的职责。地方政府是法定的地方行政权力中心,负责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发展地方金融业,维系地方金融稳定、进行风险处置和危机救助均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由地方政府牵头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具有很大的优势,地方政府可以快速整合部门力量,在特殊金融事件处理中能够迅速动用公安、财政、审计、税务、工商等多部门行政力量,为金融监管部门提供强有力的地方资源支持,形成立体化的区域监管协调机制。但是同时,在中国目前金融监管体制之下,地方政府虽然可以作为区域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领导核心,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直接的下属单位(北京虽然于2009年3月30日设立了金融工作局,但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仍然面临着如何与一部三局相衔接的问题)接近金融市场和被监管者,不适合作为监管协调机制的常设机构载体,没有精力也不宜作为监管协调机制的具体经办者和组织者,仍然需要发挥一部三局的作用。
(三)现行监管协调框架缺乏常设协调机构,没有发挥人民银行的统筹协调作用
有效的监管协调框架,单有地方政府的领导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有力的常设机构作为协调的具体组织者和经办者。因为监管协调的往往是部门利益的冲突所在,需要有一个固定机构为地方政府出谋划策、为成员单位沟通传递信息,必须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仅靠每一年或半年开一次传言很难奏效,必须使协调工作日常化、专职化。这个常设机构应该适当地超脱于日常具体监管事务,避免自身陷入激烈的监管利益冲突;又不能远离金融市场,以免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很难协调各成员部门冲突时,自身有能力作为市场最后的监管者和危机的救助者。笔者认为,人民银行具备设立监管协调机制常设机构的主要条件。从美国、英国等国家金融监管协调实践证明,中央银行是最佳金融监管协调者。从中国目前的设计来看,人民银行具备成为监管统筹协调人的法律基础,但是人民银行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相应作用,还需要在法律或国务院部门职责分工中进一步明确其协调人职责。
(四)市级政府如何协调垂直管理的部门,学理上面临着一定的难题
从学理上讲,行政协调就是为了有效地实现行政的总目标,把各项行政管理活动加以调节,引导各行政机关之间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同步地、和谐地完成任务和工作。在中国行政实践中,“职能交叉重叠”、“权限争议”等现象层出不穷。政府职能部门间的权限冲突,影响了行政整体效率的提高,也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着力点也正在于组建大部门,破解职能交叉的问题。各地方各部门近年来也为解决部门间的权限冲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实行综合执法、成立领导协调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试图在部门林立的现实情况下保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⑤其中,大部门制更是试图通过合并性质相近部门的职能,实行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主管,从根本上消除多头管理、权限交叉重叠的现象。但是大部门制改革并没有朝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方面发展,如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根据《食品安全法》,仍然实行“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监管模式,涉及到农业部门、质检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等多家部门,行政协调的任务依然存在,而且即便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监管协力显然还是必不可少。现实情况导致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探讨跨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调机制。应该讲北京在行政协调方面作出多方面的努力,如就扩大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验、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与这两方面不同的是,首都金融协调机制涉及的并非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所管辖的机构,而是中央垂直管理的机构,如何协调,存在着学理上的困难。
四、构建首都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对策
构建首都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目的是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通过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组织机构的建立,使辖内央行金融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得以融合,形成辖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合力,从而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架构
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为依托,来司职各部门间的日常监管协调事务。以上分析表明,既然是维持首都金融稳定工作,那么建立首都金融稳定协调机制,领导者应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业务涉及到前述的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三家监管局以及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同时可能还涉及到北京市的财政、公安、工商、质检、统计、审计、海关等部门。方案之一,成立北京市金融稳定协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还可根据需要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各区县也应设立金融稳定协调领导小组。方案之二,针对目前领导小组过多、并未真正发挥作用的情况,本文认为应该强化行政首长(北京市市长)的行政协调功能,将前述办公室作为行政首长的办事机构,由他们代表行政首长来协调金融稳定的问题。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强化北京市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解决金融工作局与人民银行营业部等机构的平等对话问题。
(二)日常工作机制
1、监管信息共享及交流机制。在信息共享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数据共享的广度和深度。不仅要相互提供行业整体监管数据,还应相互提供被监管主体个别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的全部监管数据。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数据共享的经验,明确监管部门需要金融数据的,应优先从其他监管部门获取,减少或避免不同部门要求金融机构重复报数的情况出现。建立信息分析机制,定期重点分析本地区金融运行整体状况,及时讨论本辖区法人机构风险状况,为中央和地方决策提供依据。
2、联合行动机制。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产品是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的具体体现,存在较多监管真空,迫切需要监管协调机制。人民银行应被明确赋予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职责,但也需要其他监管机构的配合。对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产品的监管,需要统一监管标准,需要统一监管标准,采取统一行动特别是采取联合检查行动。
3、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机制。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一部三局”应联合制定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金融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区域金融风险成因研究,建立多边紧急磋商制度;在个别金融机构可能发生支付危机时,能迅速发现并提出共同救助方案;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暴露并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时,能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反映,及早使风险得到化解。
4、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机制。近些年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实践表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涉及问题复杂,关系到社会稳定,需要地方政府甄别债权和金融管理部门发挥各自优势、全力配合方能奏效。从现行的退出机制分工来看,地方政府要维护社会稳定与金融稳定,甄别个人债权,垫付应由地方负担的收购资金部分;人民银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在未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前,还需要提供大部分的债权收购资金,把握国家资金的最后出口;行业监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和机构的具体清理、清算事务;缺少任何地方政府或任何一个部门,或各部门相互间配合不足,都可能导致处置工作步履维艰,甚至出现危及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
(三)法律机制
目前相关机关如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法制办等机关应该研究制定首都金融稳定协调的具体办法(同时也期望在中央层面颁布类似的金融稳定协调的法律规范),明确金融稳定协调主体的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将金融监管协调的主要内容和具体作法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为首都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提供坚实的法律机制与基础。可能包括的内容有:(1)金融协调的层次:金融协调的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2)金融协调的内容:宏观方面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问题。微观方面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资产结构、银企关系、收益与风险等问题。(3)金融协调的方式:市场机制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作为市场机制协调的替代、网络协调等。(4)金融协调的收益与成本,目的在于提高金融协调的绩效。
(四)建立健全金融稳定国际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
目前,首都北京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城市,因此在协调机制方面也应注意与国际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国际上通行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是巴塞尔规则所规定的关于国际银行业协调监管的框架,对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相关的先进理念之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加强信息沟通交流、促进政策趋同与相互融合,加强行动联合,特别是在紧急联合救援行动之中,针对各国金融运行中出现的突发性事件或某种金融危机,首都要与国际性金融组织共同行动。要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协调合作,积极配合巴塞尔新协议的实施,建立首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和境内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档案制度,便于开展联合监管协调制度。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6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篇8
1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凡“体制”问题必涉及机构之设置、职权之划分，金融监管体制亦不例外，它是指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划分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金融监管体制要解决的问题是设置哪些组织机构来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监管的对象包含哪些，监管的形式和途径的规范以及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责任承担的规范。
当今，多国在大力推进金融监管体制革新，以期在促进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保持金融业的稳健发展。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科学主张。[1]可见，我国政府目前高度重视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期待其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革除传统监管体制暴露出的诸多弊病，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障人民合法经济利益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不同金融监管体制模式比较分析
各国金融监管体制虽不尽相同，但各种金融监管体制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总体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又可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21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即在国家层面设立单极金融监管机构，统管本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业务。此类型代表国家有北欧的挪威、丹麦、瑞典，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但值得强调的是，从纵向角度看，其中部分国家是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属于此种金融监管模式。
以日本为例：从纵向角度分析，日本的金融监管模式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为分业监管，最后转型为混合金融监管体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1998年改革前的日本才属于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1998年改革以前，大藏省（暨财务省）是统揽金融监管大权的行政部门，其下设银行局（其下设“保险部”监管保险业）和证券局。[2]其形式虽然类似分业监管，但实质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监管机构只是形式上的分工而无实质上的分权，实权统归于大藏省，所以这一阶段的日本采取的是较为典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
日本在1998年实施《金融监督厅设置法》，这标志着其在国家意志层面肯定了金融专项监管的重要性，这也为后来设立专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次机构调整，使总理大臣掌握了金融监督厅长官的任命权，并且使金融监督厅继受了原属大藏省的诸多金融监管权力。改革后，大藏省拥有的职权主要限于证券业，以及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2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由数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实施监管并且对监管效果承担责任，各国一般会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分别在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进行监管，一方面，这些监管机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监管组织体，另一方面，也分别掌握了某业务领域的实质监管权，彼此相互协调配合。在这种模式下，还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种是双层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
以中国为例。我国属于典型的采用单层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的国家。即以“一行三会”加外汇管理局等机构来负责金融监督管理工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了宏观层面的设定。[ZW（]《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ZW）]现阶段我国主要的协调制度是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但这种部级联席会议实质上是一种“软机制”，它并无明确的法律地位，其所达成的意见更无法律约束力，更多依靠的是各机构的协调与自觉配合，央行在其中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r且在实施过程中，曾出现长达四年的停滞状态，后又因为国务院的批复而重新启动，可见这种协调机制的力度较弱，我国若想克服现阶段分业监管暴露出的弊端，就亟须加以完善或建立新的统筹协调机制。
23混合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金融监管模式是在金融混业经营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出的，它适应了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具体分析，又可以分为“牵头式”和“双峰式”两种类型。“牵头式”监管体制可谓“一极多峰”，是指在国家设置一个牵头监管机构，统揽各分业监管机构，并且协调不同监管机构的工作。其典型代表国家是巴西。“双峰式”监管体制的原理是依据金融监管目标和不同的对象在不同领域设置两头机构分别实施监管。[ZW（]具体而言，其中一类机构的监管对象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另一类机构针对的是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管理，并侧重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ZW）]这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有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等。
231“牵头式”监管体制
以巴西为例。国家货币理事会在巴西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最高决策地位，它的协调机制促进了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交流，其统管机构包括巴西央行、证券交易委员会、私营保险监管局等。中央银行是巴西金融监管体制中的牵头机构，除证券交易所、保险和养老金机构等少数机构外，其余均受中央银行监管。在央行内部又专设“监督管理局”，该局负责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打击非法外汇交易和非法金融犯罪、金融系统信息管理。[3]这种监管机制使巴西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与责任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232“双峰式”监管体制
以澳大利亚为例。1997年，澳大利亚开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双峰式”的金融监管体制，由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委员会推动，成立了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审慎监管局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其主要目的是预防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业整体上的健康发展；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管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在此体制下，国家财政部主要起到协调者的作用，一方面，对储备银行行长、审慎监管局、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起到一定作用，其拥有提名权[4]；另一方面，财政部统筹协调监管局和委员会，必要时可以直接接入其监管工作，直接影响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3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从制度建设上来看，我国现阶段仍属于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趋势来看，金融混业经营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具有局部性、小规模和试点性的特点，但也已然成为现实，并且具有深度发展的趋势。这就造成了“制度”与“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性。毋庸置疑，金融混业经营是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很多国家仍处在分业经营的阶段，但最终还会殊途同归，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互联网+”的时代浪潮下，金融混业网络平台的出现与发展无疑加速了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进程。如果我国金融监管理念、方法和体制不能随金融发展状况而革新，则必将故步自封。所以我国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浪潮中，更应当在改革上未雨绸缪。
31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系
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其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从宏观角度看，传统货币政策主要是维持物价稳定，但即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形式上呈现稳定走势，但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实际上的波动也可能较大。价格稳定并不等于金融稳健。从微观层面来看，传统金融监管体制注重针对金融个体的监督管理，但在金融领域，有时“1+1”未必等于2，一些个体的健康发展并不必然构成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营，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以及金融机构个体之间关联的密切性，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业在一定时间和地域的危机。
所以，现在我??金融监管领域最大的灰色地带就是对金融业各方监管进行整体性的协调，换言之，在制定落实货币政策和实施个体监管之间，缺乏宏观角度的风险评估与应急机制，因此，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系是必须把握的关键点。
32加强市场行为监管，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
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相比显然在金融市场中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但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无疑需要金融消费者的广泛参与。在现实金融市场交易中，金融消费者往往因为信息不透明、市场操纵、违法套利、欺诈等活动而受到实质损害或需承担较大的风险，所以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和运行应当更加注重对于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保护。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ZW（]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这为次年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提供了法律保障。南非通过了《公平对待消费者倡议》。俄罗斯颁布并修订《自然人银行存款保险法》，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市场地位并逐步提升了对其保障的法律标准。[ZW）]
一方面，我国应在法律层面落实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我国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的法律有十分严重的缺位现象。如何让决策者和金融消费者不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绑架”是一个严肃的命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终究是利益的博弈，但在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明显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形来看，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规范，至少需要国务院组织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另一方面，应设置专门负责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机构。目前“一行三会”内部均设有相关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组织体，如将这些内设机构整合改组成统一的市场行为监管机构，便可以健全金融监管框架，为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提供组织机构保障。[5]
4结论
纵观各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有部分国家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监管模式到分业监管再到不完全统一监管的改革过程。这看似是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实则蕴含着金融发展层级由低到高的内因。比较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及其演变脉络，不难发现这样三条规律：改革围绕着不断调整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而展开；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影响着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对金融监管体制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