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精选8篇)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1
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方法及湿地、草地、森林、流域和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研究的整理，发现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评估方法的科学性、数据选取、研究结果准确性和应用性等方面。而随着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及推进，科学有效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意义非同寻常，在综合分析后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从方法及内容上进行深入的讨论及革新，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社会作用。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进展;问题探析
0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效用来自于大自然的特殊产品，是完全有别于劳动价值的一种特殊的价值系统。由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局限性，以及人类不断上升的需求膨胀性，使得生态系统的有偿使用成为必然［1-2］。特别是Costanza等人［3］在《Nature》发表了评估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相关研究后，国内学者关于生态系统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依旧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方法不统一，虽然相关研究较多，但依旧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且权威的方法，因此导致研究的结果可对比性及参考性较低;二是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及结果的准确性，目前研究所选取的对象及数据较为分散、随机，不能很好地形成全国范围的数据统计及分析;三是研究成果的应用及转化率较低，这是因为部分研究数据所得到的结果未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导致研究结果无法被决策者所接受;四是部分研究中将生态系统的价值放大或对其实质认识不清，导致测算结果远远超出财政承受能力，混淆了价格与价值的概念。
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方法
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常分为四大类［4］:一是直接市场法，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等;二是替代市场法，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值法等;三是模拟市场价值法，主要包括条件价值法和有防护费用法等;四是团体商议法，主要有生态足迹法和能值分析法。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参考Costanza等人［3］的研究理论体系及方法。范小彬等人［5］提出了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内容部分指标进行动态评估，建立了不同指标的计量模型。谢高地等人［6］的研究中结合Costanza［3］研究中的模型提出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同时采用价值转化法对中国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试验性评估。赵景柱等人［7］将评估方法分为3种:一是能值分析法，二是物质量评价法，三是价值量评价法，并对3种方法进行优点及局限性分析。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结果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可分为多种类型［8］，通过参考生态系统的类型，本文对其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湿地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流域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
2、1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湿地生态系统是水路相关作用形成的独特的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湿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方法中，Costanza等人［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其研究中湿地具有的气候调节、水体净化等10类可服务全球的生态功能被进行价值估算。张翼然等人［9］统计了71个湿地案例点的价值量然后进行对比，得到湿地生态系统各服务功能排序及不同地理位置下的价值量特点。张玲等人［10］研究表明Meta分析价值转移方法是评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一种可行且快速的方法。李伟等人［11］通过构建优化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体系以更加准确地评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赵同谦等人［12］对中国陆地水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作了探索，得出2000年我国陆地水生态系统总价值为9810、83亿元/a。
2、2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草地生态系统主要由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占优势的植物群落构成的陆地生态系统，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金良等人［13］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高雅等人［14］将草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分为4个步骤进行，分别为内涵确认、功能分类、指标设定及价值核算。陈敏等人［15］的研究表明，首曲湿地保护区的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所在地玛曲县生产总值的15～19倍，约为55、76亿～71、54亿元/a。赖敏等人［16］以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物质量和价值量结合的方法对生态工程实施前后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和对比分析，为后续的生态管理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2、3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指森林群落与周围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自调控的自然综合体，在面积上是在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我国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起步也较早，赵同谦等人［17］的研究将我国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分为四类，并认为需要继续加强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基础研究。李金昌［18］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及评价。王兵等人［19］的研究表明，我国2009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10、01万亿元/a，并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空间格局分布特点进行研究。
2、4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流域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包括社会、自然和经济三个要素。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能分流域生态补偿、修复及综合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于秀波等人［20］通过定量化评估方法，建立了鄱阳湖流域生态系统评估的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丁辉等人［21］利用LandsatTM遥感影像数据并参考Costanza提出的评估研究，对比了2000，2005，2010年黄河上游甘南段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李传奇［22］通过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法对大黄铺洼蓄滞洪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
2、5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农田的生态与人类活动之间所维持的自然条件的效用与价值。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考虑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为全面地认识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孙新章等人［23］采用生态经济学方法，获得2003年我国农田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为19121、8×108元(2003年现价)，认为人类发展农业并没有使得这部分价值降低。肖玉等人［24］通过中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田间试验数据的基础上，评价了华北平原小麦－玉米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3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
通过以上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数据选取的可行度及结果的准确性、研究的现实应用价值及可能性等。杨光梅等人［25］认为目前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内容局限于而导致结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有效性受到质疑。谢高地等人［26］认为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包括评估结果准确性、生态资产与服务的混淆、评估方法的不确定性以及其本身的复杂性。
3、1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Serafy［27］提出在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研究及总量的计算时，若在计算时不考虑替代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一般会使估值过高，但目前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公信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方法及体系。目前我国的研究一般参考Costanza的方法，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大多研究偏重对服务价值的量化评估上，因此在研究的基础理论、方法上并未有较大突破。
3、2数据选取及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谢高地等人［6］采用意愿调查评估法，通过问卷调查和直接访问的方式，对我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进行了价值当量表的绘制。但2002年200份问卷仅回收38份，2007年500份问卷仅回收213份，而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标准，需要至少60份问卷才具有统计学意义。所得到两个年份的档位面积服务价值当量差距较大，可能是由于评估方法涉及存在问题，从而导致数据及结果准确度不高，因此应用性不强。然而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将该数据及结果作为参考，因此后续研究也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3、3研究结果应用的可行性
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一般均为静态的，但现实中其服务价值是通过人类活动、市场运作而实现的。目前国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主要为对其价值的量化，模糊化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与生态服务价值研究之间的区别，从而产生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有效性和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及争论，因此忽略了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对评估结果的应用。总体看来，目前我国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与市场经济、政府决策及管理未能有效整合，同时研究结果的现实应用率也较低，实现为社会服务的道路依旧较远。
4研究价值和展望
4、1研究价值
4、1、1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建立标准规范的价值评估体系，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充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其研究结果能够为政府决策人员服务，能够合理地被应用于生产、生活当中，这是建立国民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撑。在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进行了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相关研究，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必然会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系统的一部分，并为合理管理和使用生态系统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并能够将目前多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整合，并为生态系统的有偿使用、保护奖励措施提供有力的依据。
4、1、2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依据
人类高速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无限制地从环境中索取，而非回赠。而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机制的评估，能科学地获得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资源价值，可对生态环境进行生态补偿，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而生态补偿制度最重要的基础为界定生态环境的物权及产权，通过这一明晰的制度对行为主体进行约束，从而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形成生态环境公平高效的交易制度，逐渐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进行配置，实现社会的公平［19］。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标准需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4、1、3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
可持续发展是建立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而目前作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中，生态系统的保护及价值所占比例很小，甚至没有。因此如何有效评价当地的生态系统价值，为决策者提供评价地方发展有效性的理论依据，同时为地方决策者提供可持续发展可能性方案的理论指导，也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重要作用［23］。通过建立不同生态系统的资源评估账户，建立产权的归属、有偿使用及保护奖励等制度，完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单位面积的GDP的函数关系，从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否是可以被接受，可为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4、2研究展望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2
【关键词】资产评估 价值类型
一、资产评估及价值类型
资产评估是专业机构和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资产评估准则，根据特定目的，遵循评估原则，依照相关程序，选择适当的价值类型，运用科学方法，对资产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资产评估是对资产进行的一种定量研究活动。这种定量研究有很严苛的限制条件。如，特定目的、评估原则、相关程序、选择适当的价值类型等，不同的提前条件下同一资产的价值量会有显著的差异。而在诸多前提条件当中首要的是资产评估价值类型的选择。
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要正确研究其量，首先要认识其本质，定性分析是定量研究的基础。资产评估价值类型就是对评估对象进行的定性分析，是在特定目的下正确判断资产价值量的前提条件。价值类型是指资产评估结果的价值属性及其表现形式，即资产评估的价值尺度。由于资产所处状态的复杂性导致价值尺度不止一种，即丈量资产价值量的尺子长短是不同的。不同的价值类型从不同的角度反应资产的价值属性。不同属性的价值类型所代表的资产评估价值不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数量上往往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资产评估中对价值类型的理解和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二、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探析
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以及对资产评估价值类型理解方面的差异，人们对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有多种分类方法，比较重要的分类有下两种。
以资产评估的估价标准形式表述的价值类型，具体包括：重置成本标准、现行市价标准、收益现值标准和清算价格标准四种。此种分类方法在我国评估实践中应用了十多年。虽然目前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很少再使用这些标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估价标准已经过时，它对我们理解价值类型的内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置成本是在现时条件下，按功能重置资产并使资产处于在用状态所耗费的成本。重置成本的构成与历史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是按现有技术条件和价格水平计算的。重置成本标准适用的前提是资产处于使用状态。现行市价是资产在公平市场上的售卖价格。现行市价标准源于公平市场，适用于资产在市场正常变现的情况。收益现值是根据资产未来预期获利能力的大小，按照“将本求利”的逆向思维--“以利索本”，以适当的折现率或资本化率将未来收益折成的现值。收益现值标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投资者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收益。清算价格是指资产在非正常市场上限制拍卖的价格，其价格一般低于现行市价。清算价格标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资产处于破产清算状态。
为什么资产评估中会有不同的价值类型呢？要探析其原因就必需从评估评估的对象即资产所处的客观状态作为切入点寻求答案。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资产有两种存续状态：一种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当中。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各类资产相互继起同时并存着；第二种状况是资产暂时脱离再生产过程处于流通领域中，流通是在不同的市场中进行着。资产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不同的市场流通，其各自的价值属性是不同的。因而在资产评估中，选择与评估对象所处状态相匹配的价值类型对资产价值量进行分析、评判正是资产评估科学性的体现。
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我们分析时简化为投入和产出两个阶段。资产处在投入和产出阶段价值属性是不同的，即决定资产价值量的基本因素不同。以企业为例，企业成立之初，处在投入阶段，投资者在市场中购买各种生产要素，作为一般的生产要素，决定其价值大小的基础因素是成本，但在资产评估活动中，评估的是资产的现时（评估基准日）价值而不是资产购置时点的价值，因此不能运用历史成本而要选用其重置成本才是恰当的。资产处在产出阶段时，对企业而言产出就是利润或收益，此时衡量一个企业的整体价值显然不能用成本而是其收益或利润。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资产的收益都是未来的预期收益，资产评估的价值是基准日的现时价值，因而此时价值类型应选择收益现值标准。
如果资产暂时脱离社会再生产过程必然在市场当中流通着。流通的市场有一般的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不同市场中流通的资产价值属性也是不同的。一般要素市场中资产的价值决定因素是成本，而资本市场中的资产其价值决定因素必然是收益，因为资本的本性是增殖。
综上所述：资产评估涉及的资产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的多样性。评估对象处在投入状态时一般应选择重置成本标准；评估对象处在产出状态时应选择收益现值标准；如果持续经营中断，资产退出生产过程进入市场流通，正常退出的资产在正常市场中变现应选择现行市价标准；被迫退出的资产在非正常市场中变现选择清算价格标准。若评估对象暂时脱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市场上流通着，处在一般要素市场中的资产应选择重置成本标准；处在资本市场中的资产应选择收益现值标准。
以资产评估所依据的市场条件以及被评估资产的使用状态将资产评估价值类型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市场以外的价值。
市场价值。我国《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把市场价值的定义为“自愿的买方和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市场价值的核心要点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上最佳使用状态下最有可能实现的交换价值的估计值。市场价值的实质上是对被评估资产的状态、交易环境和条件的假设，这种假设也可以称为市场价值的约束条件。在满足市场价值约束条件的前提下资产评估所得出的评估结论即是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也称非市场价值、其他价值，凡不符合市场价值定义条件的资产价值类型都属于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不是一种具体的资产评估价值存在形式，它是一系列不符合资产市场价值定义条件的价值形式的总称或组合。在评估实务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主要有： 在用价值、投资价值、清算价值、残余价值等。
其中，“在用价值”是指作为企业组成部分的特定资产对其所属企业能够带来的价值，而并不考虑该资产的最佳用途或资产变现的情况。“投资价值”是指评估对象对于具有明确投资目标的特定投资者或者某一类投资者所具有的价值估计数额，亦称特定投资者价值。从上述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市场价值与市场价值以外价值类型的根本区别在于，市场价值适用于公开市场中的任何市场主体；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都是具有特殊性的，是针对特定资产主体的价值。
一般而言，属于市场价值性质的资产评估结果主要适用于产权变动类资产业务。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性质的评估结果，既适用于产权变动类资产业务，同时也适用于非产权变动类资产业务。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只对特定的资产业务当事人来说是公平合理的，即局部市场认同。总之，评估中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的市场认同范围基本上限定了两种价值类型评估结果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范围。
统计分类理论表明：每一具体分类仅仅是就所分类的条件进行约束和限定，其他条件的变化并不影响所选择分类标准本身的科学性。上述价值类型的两种分类方法并不冲突，只是分类时切入的角度不同。按估价标准分类方法测重于关注评估对象所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具有不同的价值属性；市场价值与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分类方法则更多地关注资产交易时的市场限制条件。
三、价值类型在资产评估中的作用
在资产评估实务中明确价值类型有利于评估人员对评估条件与评估结果性质的认识，便于评估人员在撰写评估报告时更清楚明了地说明其评估结果的确切涵义。价值类型是影响和决定资产评估价值量内涵的重要因素。资产评估价值是某项资产在特定条件下的价值表现，其价值类型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国际评估准则》中指出：“专业评估师应避免使用未经限定的‘价值’概念。而应对所涉及的特定价值类型进行详细描述。” “价值类型和定义需要与特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相适应，价值定义的改变会使各种资产所具有的价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每一个资产评估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特定价值，并不是资产本身的客观价值和内在价值。在评估工作中，评估师首先要明确价值类型的涵义，即在正确定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定量评估。唯有此才可以在评估报告中更清楚地表达评估结果的确切内涵。
在资产评估实务中明确价值类型便于评估人员划定其评估结果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范围。如上所述，任何评估结果都是有条件的，不同的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决定其价值涵义是不同的，评估价值也不相同。划定评估结果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范围是评估师的职责之一。评估师在评估报告中提出评估价值量，并明确其价值类型及定义，可以使委托方更好地理解评估结果的价值内涵，从而正确使用评估结论。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3
【关键词】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公允价值
森林具有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环境、森林防护、森林游憩、森林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效益。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过度存在，导致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积极性萎缩，不利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森林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纳入现行会计体系，以反映森林经营单位森林生态建设业绩，并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显微式数据支持，成为缓解森林生态产品的供给不足和顺应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及其计量属性选择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和私人影响之差（张宏军，2007）。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等于森林生态产品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之差。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价值＝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森林生态收益。式中“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净额”指采用合理的价值计量手段确认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是森林生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条件的公允价值。“森林生态收益”指森林生态产品的市场（含政府补偿）均衡条件下实现的实际收益，包括政府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和市场化的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
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计量是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和森林生态收益计量的综合。森林生态收益的计量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采用历史成本模式。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核心问题就落在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计量身上。森林生态效益是依附于特定森林土地和森林生物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的一种外部效应。无论是森林生物资产还是森林生态效益，对其采用历史成本模式进行计量均存在致命局限性。从森林生物资产来看，森林生物资产是人力和自然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且大部分属自然力形成（如天然林），其历史成本很小或无从考证（岳上植，2002），森林生物资产具有的增长能力和生物转化功能又主要依靠自然力和自身生物转化功能来实现。从森林生态系统来看，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修复功能，其外部效应的发挥也主要依赖自然力，人为作用影响很小甚至起负作用。因此，森林生态效益往往没有或只有较低的历史成本，以历史成本属性计量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显得力不从心，公允价值模式成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必然选择。
二、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获取方法分析
公允价值的获取是一个严密的技术过程，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和步骤。公允价值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第二层次为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以类似商品的公开报价作调整而得；第三层次为相同和类似商品的活跃市场均不存在时，使用估价技术。就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而言，可根据各项生态效益满足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条件的程度，选择不同的公允价值获取层次。美国SFAS157中规定公允价值估价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我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规定对森林景观资产公允价值可选择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及重置成本法。
（一）市场法
1、费用支出法。该方法主要从消费者角度对森林游憩价值的评估，它以森林游憩者费用总和（包括往返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门票费、入场券、设施使用费、摄影费、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等）作为森林生态游憩价值。该方法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和收益资本化理论，输入参数直接来源于市场，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导向要求。
2、市场价值法（生产率法）。对于没有直接市场交易，但其生态效益载体具有市场价格的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可采用该方法。它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1）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评价，即以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释氧量及CO2、O2的市场价格共同确定。近年来，全球碳贸易市场发展迅速，2007年全球以CO2排放权为标的交易额达600亿美元，是2004年交易额的60倍，森林固碳功能的公平公开市场机制正在形成。（2）森林涵养水源价值评价，先根据地下径流增长法或水量平衡法确定特定森林生态系统在特定时期涵养水源量，再以其影子价格（市场上水价）作为单价，计算其价值。（3）森林保育土壤价值获取，森林所具有的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价值等于其减少氮、磷、钾等元素量乘以由化肥市场价格换算出的养分元素单价。
3、人力资本法（工资损失法）。用于森林净化环境价值评价。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潜在贡献，并以此估算森林净化环境减少人体疾病的价值。森林减少健康损害价值等于该健康损害造成的工资收入减少加医疗费用。健康损害包括疾病和过早死亡，损害的价值计量包括医药费、疾病误工造成的工资收入减少、早逝造成的未来工资收入的丧失（李金昌，1999）。改进的人力资本法用潜在寿命损失年（YPLL）、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和统计生命价值等方法，计算森林净化环境减少人的健康损失和生命价值。
（二）收益法
1、预期收益（年金）资本化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有相对稳定或持续收入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价，如森林防护效益、森林游憩效益、森林生物多样性。某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等于该项生态效益未来净收益的现值。它是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的具体应用，运用的关键点在于合理确定预期收益额、未来收益期和折现率。
2、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通过对游客进行调查，直接询问某种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WTP）和对某项森林生态服务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TA），以确定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该方法广泛用于森林游憩和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价。如运用条件价值法对森林旅游景区估价时，一般步骤是先进行游客调查，得出游客对该景区门票的平均愿意支付值；然后以该平均愿意支付值作为合理的门票价格，计算出景区的年门票收入，加上其它经营项目的年预计收入，得出该景区的年总收入；年总收入扣除各种成本费用即得景区的年纯收益；最后以年均纯收益除以适宜的投资收益率得出该森林风景区的评估值。
3、机会成本法。任何一种资源和环境都有多种互斥用途，因此将其作为一种使用的选择就存在机会成本。我们将森林生态系统的机会成本作为其价值。机会成本法的基本数学表达式为Ck=max{E1，E2，…，En} ，式中Ck为k方案的机会成本；E1，E2，…，En为k方案以外其他方案的收益。机会成本法是费用-效益分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常被用于某些资源应用的社会净效益不能直接估算的场合，这些场合包括生物多样性评价、森林保育功能评价、水污染损失评价等。
（三）成本法
1、替代（影子）工程法。影子工程法属于重置成本法，主要应用森林涵养水源功能、森林保育土壤、森林防护效益评价、森林固碳释氧价值评价的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等。影子工程法的优点在于，通过这种技术将本身难以用货币表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用其“影子工程”来计量，将不可知转化为可知，化难为易。如假设存在一个蓄水功能与森林涵养水源量相同的工程，那么森林涵养水源价值就被替代为该工程的价值。运用该方法可为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产权交易价格确定提供依据。
2、生产成本法。生产成本法指因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存在而引起生产效率和成本的变化，而导致利润和产值的变化。如森林保育土壤和防护的价值可由森林给农业带来的增产增收效益来估计。
3、恢复费用法。恢复费用是指为恢复到一定标准的环境，减少或消除已积累的损害所需的成本。如果没有某种森林生态服务，灾难将无法避免，那么人为恢复该灾害所造成的损害所需费用就是该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如森林生态系统对水体的净化可以避免由于污灌而造成的土壤污染，那么恢复污染土壤的费用就是森林净化水质的价值。恢复费用估价往往是根据“最小成本选择”来进行，但计算的恢复费用并不代表环境退化的损失。
4、防护费用法。防护费用是指用于消除或减轻自然资产直接压力（如来自排放气体或倾倒废弃物所产生的压力）的支出。防护费用的计算只需知道环境质量水平的降低，其金额理论上应该是额外防治措施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和。用于评价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物种保护基准价法就属于防护费用法，这种防护费用是指保护该物种生存所需要的最低费用，物种的保护费用受物种种群发展阶段、物种的生态位、物种分布的范围三因素影响。
三、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实施与操作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4
一、无形资产评估传统方法评析
在无形资产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无形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下面对这三种方法进行评析并对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成本法。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历史成本(即最开始购置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支付的完全成本)或简单重置成本(即以重新购进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需的支出费用)作为推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主要依据。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法，是指在评估无形资产时，按被估资产的现时完全重置成本(重置价)减去应扣减损耗及贬值，或乘以成新率来确定被估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公式为：无形资产评估值=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率。在实际运用中，重置成本是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历史成本体现了资产的原始形成过程，具有易获得性和可验证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成本法的适用场合是以摊销为目的的无形资产的评估，但相对于有形资产来说，无形资产有其特殊性，所以成本法的使用也有局限性。一是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对应性及虚拟性等特点，因此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重置成本来评估无形资产现值是不合理的。二是无形资产的成新率很难确定。三是大多数无形资产常常存在着开发成本高而应用前景差或开发成本低而应用前景好的现象。对这样的无形资产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是不合适的。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资产未来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值。不论是收益现值法还是成本收益加法，其出发点均是将所预计的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收益期限和收益率作为资产评估的主要依据。优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运用此法时基本上不用考虑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克服了无形资产历史成本的不完整性缺陷。第二，从理论上讲，收益法以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为基本依据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评估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它克服了无形资产成本的弱对应性和虚拟性特点给成本法使用带来的不便，对于成本和收益相关性差的无形资产也能评估。第四，采用这种方法会使评估者站在买者(或受让方)的角度来确定各项指标，评估结果往往对无形资产的接受方比较有利。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也存在着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因为在收益法运用中评估者需要对收益额、折现率和收益年限等指标做出预测，预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随意性。评估者对这些参数预测的主观态度都将会直接影响评估结果。
（三）市价法。市价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的无形资产作为参照物，并根据它们的交易条件，市场交易价格和价值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使用权转让次数，综合分析调整，来确定无形资产评估值的方法。市价法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前提条件：(1)存在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估无形资产相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搜集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运用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存在充分发育而且很活跃的市场。再者，由于无形资产垄断性强、透明度不高，使取得相关信息资料十分困难，在市场上难以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评估参照物，有时甚至是不可操作的，现行市价法的局限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因素限制了市场法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中的运用。
二、无形资产评估的新方法
传统的方法在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在此介绍几种新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复合成本法、生存曲线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现值法。
（一）复合成本法在评估无形资产中的应用。所谓复合成本法，就是在评估一项无形资产时，不仅考虑其历史成本或重置成本，还要考虑其稀缺性及其效用的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效用函数/稀缺系数）×100％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知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劳动量、效用性和稀缺度3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1）劳动量。无形资产具有存在唯一性，理论上讲应当取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无形资产中包含的最小劳动量。未获得成功的无形资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则不能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在研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中，也只有包含最小劳动量的无形资产交易才最容易成功，价值得到认可。不过最小劳动量在确定时有一定的难度，在实务中应当尽评估师所能，多收集资料，筛选对比后选出最小劳动量使用。也可以用历史成本或传统成本法求得的重置成本替代之，因为劳动量在无形资产价值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2）效用及效用系数。无形资产的效用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效用和生活资料效用。生产资料效用的测量标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效用对劳动量起着约定作用。效用系数通常用0，0、1，0、2，……1，1、1，1、2……表示。系数越大表明效用越大。无形资产效用系数的确定可参考专家和专有技术人员的建议按其作用的大小确定，专家如果认为使用一项无形资产可提高产量100倍，则可将效用系数定为100。
（3）稀缺度及稀缺系数。稀缺度指的是无形资产的稀缺状况以及市场上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通常用稀缺系数表示。在理论上稀缺系数存在0的值，但是当其为0时实际意义及不大，所以我们将稀缺系数定在0、01至1的范围之内。而1则代表着供求平衡时的稀缺系数。系数越小表明越稀缺，反之亦然。
可以看出，复合成本法的优点是可以很好地解释无形资产价格和成本背离的现象，在评估实务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与传统成本法不同的是，它考虑了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生存曲线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生存曲线法主要用来预测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无形资产经济寿命又叫有效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发挥作用，并具有超额获利能力的时间。所有系统，都会随使用年限而退化并最终失效。而失效的时间往往是一个随机变量。生存模型就是以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状态(生命状态)为研究对象的，视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为随机变量，用一个恰当的概率分布函数(生存分布)去描述，对生存分布函数进行统计处理从而预计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
采用生存曲线法预计无形资产的受益期限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六个主要步骤：第一，收集生存数据。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样本进行观测，所有观测点由存活的初始状态转变为死亡状态后试验终止。另外，我们还可以观测市场上同类无形资产的生存、死亡情况来收集生存数据。第二，数据的初步分析，绘制数据图以获取模型选择的一些信息。第三，模型选择，即选择一个恰当的模型去拟合生存数据。第四，参数估计。第五，模型检验。第六，求出无形资产的期望剩余寿命。
（三）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即历史成本双折现及超额收益现值法，是指在无形资产评估时，按被评估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折现值，加上其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和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减去应扣损耗或贬值，来确定被评估无形资产价格的一种方法。该评估方法适用于一切易于获取历史数据的无形资产的评估，重置成本可以获得的无形资产的评估。对于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的评估，该评估方法也是适合的。当涉及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转让和许可权时，该评估方法是不适宜的，因为其评估的结果不易为交易双方所接受。
成本收益双折现法的计算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值=历史成本折现值＋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1）历史成本折现值，即无形资产的历史折现至评估日的值。当评估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易于获取时，可根据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按照一定的复利率折现为评估日的数据；如果评估日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不易或不能获得时，可用其完全重置成本代替之。（2）使用过程中价值积累，即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投入积累。（3）实体性贬值，也称有形磨损贬值，它是指资产在使用或闲置中因磨损、变形、老化等造成实体性陈旧而引起的贬值。（4）功能性贬值，也称无形磨损贬值，它是由于技术进步出现性能优越的新的无形资产，使原有的无形资产部分或全部失去使用价值而造成的贬值。（5）经济性贬值，指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与同性质资产相比活力能力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市场需求的减少、原材料供应的变化、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利率的上升等因素都可能使原有无形资产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贬值。（6）预期超额收益现值。如果至评估日，无形资产才开始出现，则公式中除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外其余各项均为零、这时该评估方法与现行的三种评估方法中的收益现值法等价。
（四）成本收益现值法。成本收益现值法，就是考查评估基准日以前评估对象所费成本，并通过一定的物价指数将此成本调整为评估基准日时的价值(现值)作为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的一部分；评估价值的另一部分是在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各年销售收入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提成率，其提成额除税后作为评估对象带来各年收益，再通过折现求和计算所得的结果，以上两部分之和即为该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由上述可见，该方法同时考虑重置成本标准和收益现值两种标准，它比单一的重置成本或收益现值标准全面，该方法适用于商标所有权价值的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V评估值；C评估对象成本现值；α企业各年的销售额；β所得税率；r折现率；m评估对象经济寿命期分界段。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5
关键词：高职教育；动态评估；探索；展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7-037-03
一、高等职业教育动态评估的内涵
(一)评(评估客体)和被评(评估主体)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Lidz认为：“动态评价(Dynamic assessment)是对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评价者和学生的互动，尤其是在有经验的评价者的帮助下，探索和发现学生潜在发展能力的一系列评价方式的统称。”…动态评价的评价方式主要是“评价者的介入和互动”，“通过观察学习者在教师帮助下作出的回应，可以预测他们的未来发展能力”。高等职业教育动态评估(Dynamic evaluation)和语言教学动态评价具有相似性——都是为了发展和提高而进行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关系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评估专家和被评学校双方通过平等交流，共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引导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到内涵建设上来，真正实现指导促进发展的目标；二是被评学校在评估专家的指导下，根据评估标准和要求，有意识地加强教学管理、强化发展意识、促进内涵建设以期达到办学目的和要求。
(二)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动态的
高等职业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市场需求是动态的，人才培养质量也是动态的，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标准也应该是动态的。我国现行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目的在于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加强内涵建设，深化校企合作、产学结合，完善对高职院校的宏观管理，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评估专家对被评学校的“专业剖析”、“说课”、“深度谈访”、“信息采集平台”等进行全面了解和重点考察，最后得出评价结论只有两种，即“通过”或“暂缓通过”。其评估过程侧重于对评估主体过去内涵建设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而对评估主体当前内涵建设的发展水平和未来的发展潜力没有作出评估。因此，就发展的观点而言，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不仅要对评估主体过去内涵建设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而且要对评估主体当前内涵建设发展水平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估，充分发挥评估客体的指导功能和评与被评的互动作用，促进评估主体的内化并把内涵建设变为一种自觉的行为，真正实现内涵建设不是为了评估而是为了超越评估。
(三)人才培养不同于模具生产，生源水平是动态的
由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地的生源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模具式生产的原料质量、加工过程都是可控的，其产品质量也是可控的。而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远远复杂于产品生产，不同类型的学校生源水平不同；即便是同一所学校每届学生的入学水平依然存在差异；因此，生源水平是动态的。动态评估就是通过评估主体和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提高教学质量，将动态的生源培养成能满足社会不同行业需求的、服务一线的技能型专门人才。
二、高等职业教育动态评估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是一个以评估主体为评价对象，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既然是价值判断，就和价值取向有关。正确把握高等职业教育评估的价值取向是充分发挥评估作用的首要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一线的专科层次技能型专门人才为己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其教育目标体现政府办学的意志和社会的需求，具有社会性；同时，高等职业院校作为社会的个体，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无论是静态评估还是动态评估，高等职业教育评估至少应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即社会价值取向和教育价值取向。评估的社会价值取向要求评估主体按照国家的办学要求和社会的需求，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和经济发展输送更多合格的人才。教育价值取向要求评估主体按照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改善办学条件，完善管理制度，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三、高等职业教育动态评估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充分发挥评估客体的指导作用
我国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主要是以预设的评估标准为考核依据，通过现场观察和重点考察等手段，试图对评估主体的人才培养工作状态作出判断，指出存在的不足，以期达到促进其发展的目的。就评估的工作原则而言，评估专家应对评估主体的改革与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的定位和办学方向，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依然由学校的领导来制定。评估专家对学校和社会需求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评估专家的指导作用。因此，充分发挥评估客体的指导作用对促进被评学校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6
【关键词】 风险投资项目； 净现值； 价值评估
风险投资项目是指蕴含较大风险，可能为投资者带来高额收益或对投资者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投资项目。风险投资是在承担很大风险的基础上，将资本投资于具有高成长价值的固定资产项目或创业公司，促进企业快速发展，通过项目营运，而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的一种投资方式。许多企业的风险投资项目经营实践表明，风险投资项目是推动企业技术更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另一方面，风险投资项目因为其内在的风险性以及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给投资企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风险投资项目既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可能成为导致企业经营发展失败的原因。
风险投资项目管理的关键在于投资决策问题，正确的投资决策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投资项目的价值准确评估。二是对投资项目风险准确识别并加以测量。投资决策就是在收益和风险这一对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体中寻求均衡。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是在充分考虑各种风险的作用下，对投资项目收益与投资额的测算与比较，也就是对投资项目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进行评估。风险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是投资决策的关键问题。
一、风险投资项目价值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风险投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高收益、高风险性。正是由于高风险的存在，风险投资家在确定投资项目时必须进行科学的评估和严格的筛选，以尽可能承担较小风险。风险投资项目价值的评估关键在于对投资项目收益与风险的评估。目前，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一般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定性方法主要以因素分析法为主，因素分析法是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各种因素与投资项目收益的相关性分析，从而筛选出一些主要指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相应方法对各指标赋于不同的权数，对各指标进行打分测评进行的投资决策。因素分析方法并不能对投资项目实际价值进行计算，仅是一种是否进行投资的决策方法，并未真正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进行评估。定量的分析方法主要以净现值法（NPV）为主要方法，净现值法是根据投资项目从建设到终结的各时间期的净现金流量，按照一定的折现率来计算现值，从而对整个投资项目进行价值评估的方法。净现值法是一种最为传统，应用最为广泛的投资项目价值评估定量方法。现金流量贴现法将风险投资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贴现，仅适用于处于成熟阶段、现金流量稳定并可准确预测的风险企业，适用范围较小。净现值法是一种静态投资评估方法，局限性明显。
无论是定性分析的因素分析法，还是定量分析的净现值法，从实践来看，现有投资项目评估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放弃对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而把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转化为一种决策方法运用。二是在投资项目价值评估中注重投资成本而忽略了对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定量计算。三是在对投资项目收益计算时，以一种静态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在风险情况下，其收益的变化。尽管如此，净现值（NPV）法还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投资项目价值评估理论的经典方法。净现值法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没有考虑投资项目本身所具有的选择权价值。实物期权评价法弥补了这一缺点，实物期权评价法是在考虑投资项目各阶段所具有各种选择权价值的基础上，对投资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一种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方法。按照实物期权方法，投资项目价值为NPV与选择权价值之和。与传统的投资决策分析方法相比较，实物期权的思想方法不是集中于对单一的现金流预测，而是把分析集中在项目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问题上，即现金流的所有可能变化范围，用概率的语言来描述，就是项目未来现金流的概率分布状况。实物期权是一种考虑投资项目柔性经营策略的动态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方法，但实物期权的方法过于复杂，其应用受到极大限制。这是因为：第一，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对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时，很难识别投资项目具有的所有期权；第二，对各种选择权的价值难以准确评估。
如果不考虑投资项目的柔性经营策略价值，净现值法（NPV）是目前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最为理想的方法，优于其它评估方法。但净现值法没有充分考虑风险的影响，以静态的观点对投资项目进行价值评价。如果在净现值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风险的影响，对净现值方法进行一定的修正，那么，利用修正的净现值法进行投资项目价值评估将更为准确与符合实际。目前，利用净现值修正模型进行风险投资项目价值评估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二、净现值法的调整方法分析
净现值法（NPV）是目前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主要方法。所谓净现值法是指将投资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各个期间的净现金流，按一定的投资报酬率（折现率）进行折算，在投资项目起始点的现金流的折现累计值，并把折现累计值与项目初始投资额进行比较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考虑了项目从起始点到终结点的现金流，并体现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其表达公式为：
n：投资项目的寿命周期；
CFt：资产在t时刻产生的净现金流；
r：折现率，通常为项目的无风险折现率；
CF0：项目初始投资额。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7
大学教学评估作为政府对大学教学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监督的重要方式，已逐步成为大学教学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就是以大学教学活动为观察视角，对大学教学的组织管理、师生主体、教学实施、资源保障、实际效果等直接与间接相关领域进行评价。为探索大学教学评估的实践意义和内涵，从评估方法、评估模式、评估方案三个维度对大学教学评估进行分析，指出量性评估方法和质性评估方法、形成性评估模式与终结性评估模式、评估方案设计与评估方案理解之间需加以相互协调和有机结合。
［关键词］
大学;教学评估;量性;质性
我国大学教学评估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力主导与推动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演化发展，大学教学评估在实践经验、组织规模、制度体系、文化建设、人才队伍、理论研究诸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大学教学评估的实践规模、参与范围、社会影响逐步扩展。大学教学评估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特有现象与专门术语获得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大学教学是大学实现自身人才培养本位功能的主要途径与主体内容，大学教学质量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大学教学评估作为政府对大学教学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监督的重要方式，已逐步成为大学教学质量外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就是以大学教学活动为观察视角，对大学教学的组织管理、师生主体、教学实施、资源保障、实际效果等相关领域进行评价。它不再是单向、单维度地对大学教学之于各类相关主体意义和价值加以判断的过程，而是对大学教学各类价值主体及其共同组成的大学教学系统的价值进行体验、选择、预测、引导、建构以及阐发的复杂过程。如何有效实施大学教学评估，完善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值得高等教育学界和广大教育管理工作者深入反思并作出回应。
一、评估方法:量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质性价值体验
在科学主义评估观影响下，量性评估方法受到推崇，被视为客观、精确、科学的评估方法;质性评估方法则因“模糊”“不确定”不被重视。以基于职称评聘制度的大学教师评估为例，广泛采用的评估方法是按教师数量与影响进行量化考核与简单排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我国SCI论文总数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卓著影响力的杰出学者并不多。美国某高校英语系的职称晋升委员会主席曾指出:“在晋升为副教授、终身制或晋升为正教授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指定的论文数量要求。但我们有一种直觉，来分辨何谓实质性的、真正的学术贡献。”［1］教学活动的价值大小或质量高低，无法像解决自然科学问题那样找到完全客观的度量单位去精准计算。评估者来自高等教育内外不同行业、产业、专业、职业领域，与大学教学的价值相关程度或方式各异，具有各自独特的“背景系统”与价值观念，对大学教学有着不同的感受与体悟。他们即使按照相同的评估指标，置身同样的评估情境，面对同一份评估材料也会作出不同的解释，给出不同的结果。评估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将认知包含于自身的，更高一级的认识活动”［2］。大学教学评估的成功开展，建立在对教学活动价值的合理理解之上，因此需要超越传统认识论的客观主义倾向，协同运用量性的数据分析与质性的价值体验。单一地使用量性或质性评估方法在实践中并不多见。评估实施一般都基于两者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结合。虽然人们开始认识到量性和质性方法相结合的意义，但对如何划定两者在实际运用中的边界，以及两者以何种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相辅相成地运用，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议。大学教学评估实践应注重量性和质性方法的有机结合与协同运用，既不盲目迷恋量性指标、数值计算与统计分析方法，也不一味推崇质性描述与主观体验，而是在厘清两种方法发挥各自效用的适用范围与运用方式基础上扬长避短，让两种方法在各自适用的范围内通过契合各自特性的运用方式实现两者优势的整合。
大学教学系统内含众多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要素和参量，如教学资源以及表征教学动态的参数。它们虽不直接反映教学的质量与价值，但却是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从中可以间接推断大学教学系统的整体价值状态。因此，对于能够反映教学资源客观状况的指标，如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反映教学基本状态的生师比、教授上课比例等，完全可以通过精确计量的方式进行数据的测量、收集与统计。当然，这些量性指标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可以在选优性评估活动中通过简单类比或顺序排名直接确定孰优孰劣;但可以根据长期评估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数据信息，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基础上，为这些客观指标设定明确的、量性的合格标准或底线“门槛”。以师生比为例，如果达不到一定阈值，意味着师资的极度匮乏，此时，无论教学理念多么先进，管理制度多么完善，改革意识多么强烈，均无法使教学系统产生有序化的演进，教学活动的意义、教学系统的根本价值、教学质量的保障均不可能实现。量性和质性的评估方法需要协同运用，无法截然分开。不可否认，量性分析是有边界的。不加限制地将其扩展至评估各领域，期望给所有评估结果赋予确定的值，无疑是不恰当的。因为量性方法“难于反映不同评估值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教学现象的具体内容，无法区别相同评估值背后所对应的不同教学现象的价值判断”［3］。数值背后隐含的丰富教学状态、情境信息，需要评估主体根据自身的“背景系统”从这些经过高度抽象、概括的数据表象中发掘，并从中看到与之相关联、相互制约的人文意蕴。在美国认证模式中，教育教学条件是否达到标准，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更体现在这些条件怎样为实现学校教育目的和计划提供帮助。
［4］体验是进入生命的唯一通道。［5］评估过程是基于评估主体生命化的价值体验而展开的，它要求评估主体“深入教学情境中，从置身之外的旁观者转变为价值情境的建构者，与教师、学生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从而对蕴含于教学实践活动情境之中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理解与体验”［6］。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提出坚持主体性评估原则，将个别访谈、集体访谈列为专家现场考察的重要评估方式。这表明，评估主体需要与教师、学生等教学主体开展有足够深度、广度、频度和强度的开放式互动交流，根据自身独特的价值体验形成对评估对象个性化的价值理解。在多数正式评估中，出于减少评估成本考虑，评估时间比较短暂，这使评估主体亲身经历与体验实际教学的机会比较有限。评估资料成为评估主体间接体验教学实际的主要依据。从广义上看，评估资料是评估情境的构成要素。为此，评估资料同样需要包含丰富的生命意义与情境内涵，不应局限于以纯文字、图表、数据“符号”为主的文本呈现方式;而应整合运用网络、现代通信、全媒体、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采集来自教学一线的视频、音频等数据信息，用多维度、立体化的方式呈现教学实际，形成更具人性化与亲和力的模拟教学情境，让评估主体充分运用自身各项感知觉去体验，从中获得与实际教学体验相接近的感受。各类评估主体通过对包含量性数据在内的、各类评估信息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教学状态、情境信息进行生命化的价值体验，做出个性化、情境性的价值理解与解释，异彩纷呈的评估生态由此形成。在新一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中，国家引导各高校建设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作为开展评估的基础。但在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与评估结果表达上，改变追求精确计量的做法。过去的三级指标体系被范围较为宽泛的评估审核要点替代。笔者对部分“985”“211”高校的教学测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诸如“教师讲课非常有激情”“教师上课精神饱满”等注重主体价值体验与感受的评估要点增多。
二、评估模式: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的融合
形成性和终结性两种评估模式，表面看来，一个是面向过程的进行时，一个是面向过去的完成时。随着大学教学评估的深入开展，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截然分开，泾渭分明。时间之矢指向无穷，任何结果只是之前过程的暂时“停留”，也是其后过程的新起点。若对时间历程采用更为灵活多元的解释，就可以在时间历程中建立两者相融的互动框架，从而消解不少大学教学评估研究者与实践者所认为存在于两者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从足够短的时间视角看，即使是微观层面实行过程化考核的某门课程的单元测验亦具有终结性意蕴;反之，从较长的历史时期角度审视，终结性评估也具有“形成性”意蕴。大学教学系统是以教学活动为主线，包含各类教学相关主体、动态演化的“活动系统”和“过程系统”。形成性评估重视评估的过程性与发展性特征，对于系统持续向着有序态演化与完善具有积极意义。但完全忽略结果的相对存在，片面强调绝对的过程性特征同样有失偏颇。这样做的后果是，教学系统的责任主体失去基本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由于不再担心受到对自己不利的评估结果的影响，一旦其对待评估的态度有误，评估就很容易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发挥对系统的调节优化作用。终结性评估注重奖优罚劣、分级定等。无论评估对象是有生命的教师、学生或其他主体，还是“没有生命”的学校、专业、课程，评估的结果都会经由大学教学系统内外主体的复杂非线互作用，对系统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终结性评估的使用上———特别是相关的惩罚性措施使用上———必须坚持“以师生为本”，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只有当针对同一评估对象的多个评估活动“不约而同”地给出较为一致的负面评估结论时，评估结果方可作为采取“终结性”措施的依据。
三、评估方案:重设计更重理解
评估方案是体现评估组织者评估观念的符号载体，它包含评估目标、原则、实施流程与方式以及评估标准与指标体系。作为评估方案的核心模块，评估指标长期占据评估方案设计的中心地位。评估主体期望通过大样本实证调查，收集各方反馈意见与建议，汇总分析形成一套“最佳”的、确定的评估指标，但迄今为止，实施过的各类较有影响的评估指标无不遭到质疑与异议。大学教学评估关涉缤纷多样的生命化的教学活动，蕴含丰富的非线性关系、过程与交互作用，以及充满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因素的随机事件，无法用确定性的线性因果链和简单的反馈控制回路加以模拟。评估方案不同于工程技术领域的施工图纸，评估指标亦有别于工程技术参数，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对于指标体系中经常出现的“水平高”“效果好”等表述，不同评估者对其所指称的现实会有不同的价值理解。追求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机械的系统性与线性的可控性，可用科学术语与数学公式精确表达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不可取。这样的方案设计容易导致评估走入僵化、刻板、生硬的发展歧路。合理的评估指标和方案是评估取得理想效果的基础。为保证评估顺利开展，评估指标和方案内容的设计值得重视，并需要反复论证。但“评估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将认知包含于自身的、更高一级的认识活动”［7］，并不等同于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在主体的评估过程中，“事实认知活动与价值评估互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也是内在关联、互相渗透和辩证统一的”［8］。在各类大学教学评估中，无论是评估主体据以实施评估的方案还是其在评估过程中接触的各类评估文本，实质上都是评估活动相关主体之间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中介物。“以符号作为手段和形式，表达、沟通、协调和理解意义结构的过程，就是意义结构的中介化过程与不断区分化过程。而意义结构的不断区分化过程，同时又不可避免成为人的思想观念的符号中介化过程，从而实现了符号化的思想观念自身的区分化过程。”［9］
评估文本的意义形成评估主体自身价值世界的基础，但在意义的中介化和区分化过程中，“意义不是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从我们与文本的对话中创造出来的”［10］。对话的过程并非对评估文本作者意图的再现，而是不断理解和解释的过程。评估主体之间，在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共同构成的“背景系统”上必然存在某种“必要的具有生产性的差异”。评估文本意义的创造是一个不断反复、持续建构的过程。由于评估活动规模、范围、组织体系的复杂程度高，专家学者、管理干部、高校师生等各类相关人员众多，评估文本所含价值观念与评估标准等意义结构的区分化与中介化路径与方向异常复杂多元。虽然指标方案会提供某种限定性的评估观念与行动框架，评估主体在实施评估时，还是需要依据自身“背景系统”，在理解文本字里行间意义基础上形成各自独特的、对自身评估行为具有规定作用的评估观念，从而将指标转化为个性化的评估标准。在此过程中，评估主体只有具备对教学活动的价值或活动主体的感受加以体验与解释的能力，才能对大学教学系统内外价值主体的诉求与期望做出恰当的理解与回应。在评估活动过程中，评估主体面临“与自己、同事、文本、历史”的对话。他根据自身“背景系统”获得对文本、方案制定者以及其他评估主体价值观念和评估意识更深入、更充分的理解，从而做出独特的价值解释并用以指引自身个性化的评估行动。正确处理评估方法、评估模式、评估方案等维度上的几对基本矛盾关系，使之相互协调、有机结合，进而改进与提高大学教学评估水平，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保持对大学教学评估研究与实践的“平常心”，让评估多一分从容，少一点功利。只有当大学教学质量的高低与价值的大小不再被视为衡量教学管理者政绩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当外部线性的、官僚式的行政指令不再对评估产生干扰之时，着眼于长远谋划与整体统筹，促进教学可持续发展，保障大学教学评估常态化开展的一系列长效机制建设才会成为可能。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涉及众多领域，教学评估只是其中一环，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仅发挥有限的功能，它不具备教育管理的功能，更不具备高等教育的功能。若将其含义与功能无限泛化，视作解决大学教学质量问题的“灵丹妙药”，容易导致评估本身的异化。有论者在新一轮审核评估逐渐展开之际，提出“不要给评估搭载得太多，也不要对评估期望得太高”［11］。大学教学评估应从原先搭载过多的甄别与鉴定责任与功能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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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篇8
【关键词】 无形资产； 产权维护； 资产评估； 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7-0026-03
2014年12月29日，国务院研究同意并转发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等28家单位联合起草的《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这一计划“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申长雨，2014），这标志着我国无形资产领域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这一重大战略目标更进一步为中国经济新形势下无形资产产权维护的拓展深入和无形资产价值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奠定了明确的目标方向和原则性框架。因此，可以客观判断，当前我国无形资产领域的产权确立与维护问题紧随着宏观经济大势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
一、无形资产产权维护与资产评估的内在联系分析
（一）产权维护和流转的市场要求引致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衍生与发展
1、无形资产评估业务：衍生于我国国企无形资产产权维护与流转的探索阶段
资产评估业务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指令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渐进式改革中衍生而来。1988年颁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规制企业权责边界及其运行规范的法律文件，其规定的“法人资格与经营权的法律授予”给我国国有企业资产保全、资产运营效率和资产产权维护等方面的管理问题带来了直接影响和重大改变。
与此相对应的是宏观层面对资产评估工作规范的探索性制度供给。1991年，我国“资产评估领域的第一部工作制度规范《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正式颁行”，无形资产作为重要对象得到了明确的评估规范指引。《办法》第六条列明“无形资产属于国有资产评估范畴”。《办法》第三十条对无形资产评估进行了分类规范指引：“主要依据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并规定应区分外购、自创或拥有、自创或拥有但成本不能确定三种不同来源分别进行价值评估和具体认定。”
2、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开启我国资产评估准则时期的第一部业务准则
回顾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发展进程，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率先规范深刻反映出市场经济竞争中无形资产产权维护对价值估定和价值鉴定的迫切现实要求。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2001）》作为我国资产评估领域准则化规范建设的第一次成功探索，标志着我国资产评估行业进入到全新的准则时期：“在无形资产评估准则（2001）基础上，2004年财政部出台了《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资产评估准则的层次性体系初见雏形”。2007年，“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的正式设立”是我国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建设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顶层设计革新，这标志着我国资产评估准则建设方式由“需求驱动式”向“准则体系一体化”国际经验的根本性转变。而评估准则委员会率先展开修订并完成的第一个业务准则同样是《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2008）》。
（二）资产评估通过价值发现有效维护了无形资产产权权益
专业化、规范化的资产评估行为“以其特有的价值发现与价值鉴定功能维护资产产权所有者利益与市场交易秩序”。以青岛啤酒厂1993年在香港申请上市为例，根据青啤以商标为代表的一揽子无形资产的经济特质与预期收益判断，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最终依据“收益现值法与超额利润法分别估算结果取算术平均值确定这一揽子无形资产评估增值20 914、02万元”。商标等无形资产作为持续创造企业价值的重要元素，在日常经营中无法进行价值确认，正是通过IPO环节资产评估获得了重要的价值发现与鉴定，从而维护了“产权所有者青啤的当然利益”，也为股权定价提供了更恰当的价值基础。
二、创新经济新常态下的无形资产产权维护新常态
以“创新”为根本特质之一的“经济新常态”必然通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等各种不同的创新方式以开拓更低耗优质的新经济领域、开创高附加值的新价值增长点，而这些最终都将以企业无形资产的创新与创造为关键载体和主要依托。于是，“创新经济新常态”下必然引致无形资产产权维护与流转的新常态。
（一）创新经济新常态对无形资产产权维护的影响
“创新经济新常态”下，无形资产的创新支出核算与产权价值确认将成为备受关注的关键性问题。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各大专院校和不同层次的企业都会激发出更大创新热情、进行更多研发投入或其他创新投入（如销售网络创新），这无疑将促成我国各类无形资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共同提升，但其产权价值的确认也将更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我国“创新经济新常态”是在坚持对外开放协作中有序向前发展的（由“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命题可见一斑），于是企业在跨国贸易、跨国并购等经营活动中必然面临更多复杂情况下无形资产及其价值的海外维权问题。
（二）无形资产产权维护新常态的特质
1、无形资产产权价值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企业的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波特，1996），而“企业的差异性与不可替代性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价值的差异性与不可替代性”（汤湘希，2002）。这既在企业合并中得到集中体现，又充分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具体业务流程层面当中。
在研发无形资产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贡献方面，华为和海尔等公司堪称楷模。如“华为公司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以3 442件位居全球公司第一”，这正是华为能够持续创造超额收益而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根本基础所在。再回顾2014年阿里巴巴溢价27%收购高德软件以拓展其战略目标的APP软件开发、2013年双汇溢价31%收购美方猪肉行业公司Smithfield Foods以拓展美国市场等，这些并购案例当中的高溢价正是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价值决定性支撑作用的货币化体现。
2、无形资产产权及其价值认定的范围不断拓宽
与无形资产评估准则（2001）相比，无形资产评估准则（2008）的修订，在无形资产产权维护的定位和范畴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拓宽。其一，前者在主旨上只笼统陈述为“规范评估及相关信息披露”，缺乏目标导向；后者则明确“宗旨在于有序维护评估各相关方之合法权益及社会公众利益”，因而亦可表述为“对无形资产产权及其价值的有序维护为宗旨”。其二，后者明确增列了“销售网络、客户关系、合同权益等具体项目”，由此显著拓宽了无形资产评估边界与评估对象。
3、无形资产产权及价值认定的准确性与连续性已成为现实要求
无形资产评估准则（2008）对无形资产产权及价值认定的准确性提出更高要求：在业务执行的方法运用上，增列了“结合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情况等因素以恰当选择价值类型”的原则要求，并特别强调了“应合理考虑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状况、经营条件、市场状况、产品生命周期等相关因素对估值的潜在影响”；增加了对“所获取信息充分性”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合理利用专家工作”方面，从“考虑专家工作的合理性、客观评价专家意见的独立性专业性及恰当使用专家意见”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细致的要求补充。
无形资产产权及价值认定的连续性已成为客观现实。“王老吉商标冠名权之争”事件充分反映出无形价值持续性认定的重要性。这个案例表面上看起来是商标所有权方与商标使用方由于租用契约不完备引致的法律问题，实质上商标价值的认定及其动态变化未能得到充分恰当的货币化反映才是问题与冲突的关键所在。要有效破解类似纠纷，没有比连续、客观的商标价值认定记录更好的证据来合理界定、分割商标所有权方与商标使用方各自的产权利益维护边界。
三、我国无形资产产权维护新常态下的资产评估深化改革建议
（一）顶层设计：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制定模式向联合制转变的革新
从无形资产评估的微观价值与宏观影响来看，采取多部委联合制定模式可取得更好的制度设计成效：至少应在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证监会、银监会与国家统计局五部委的合作下开展并持续完善评估准则体系（尤其是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建设工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的直接制定与牵头实施规划部门，可代表政府层面战略要求，指引评估准则在无形资产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从业务流程层面提出许多有益的具体规范要求；证监会的参与将为无形资产价值评定与估算提出资本市场层面的监督管理要求，将有效降低资本市场中包括上市公司、资产评估机构等各利益相关方在内的运行成本，有助于资本市场更顺畅的价值流转与资源优化配置；新兴金融业务引致金融监管部门参与资产评估顶层设计已成为必行之客观形势，银监会的参与为无形资产金融支持政策、互联网金融服务等新兴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顶层设计平台；国家统计局将在资产评估准则的制定机制中提供宏观经济统计的价值化计量指引，并为微观领域资产价值评定与估算服务提供具体的规范化要求。
五部委应在财政部推动下建立长效沟通、协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拟定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在“创新经济新常态”下科学定位、总体建设目标与建设规划等框架要素，具体落实则可由财政部下设的“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联合中评协下设的“评估准则技术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在广泛组织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界专家充分总结我国实践经验、适度借鉴国际前沿经验的基础上，按时间表分阶段完成准则具体内容的起草和后续修订工作。
（二）准则协调：无形资产的评估准则与会计准则应有机衔接、相互配合
在“创新经济新常态”下，无形资产评估的理念与目标就不能再停留在特定时点或静态评估的固有层面，而要向动态、连续性的价值评定与估算层面发展。这一根本性评估理念之革新，需要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与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的有机衔接与配合。
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的制定和规范应向更为公允和对称的双向价值评定与持续计量方向发展，不仅仅是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对无形资产价值进行再估定并确认记录，在信息充分可靠、市场价值大幅上升、资产评估机构给予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也应合理确认无形资产价值的客观增加。
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体系规范的内容应进一步拓展，并以会计领域对“资产”的内涵定义作为与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相衔接、相一致的基本桥梁：充分反映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无形资产类经济资源之可靠的、最佳估计之数量化金额。
（三）规范创新：加快制定无形资产其他领域指导意见并适时形成统一指南
我国目前已颁行的8项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指引无形资产领域的只有“商标权”、“专利资产”、“著作权”3项，相比当前经济发展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与产权维护的现实需求，我国无形资产领域指导意见处于制度供给明显不足的滞后态势。应加快无形资产其他领域指导意见的制定实施以适应无形资产价值与产权维护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从无形资产的评估定义与评估准则指引出发，指导意见应以无形资产具体经济特征为基础，以其“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为线索，以客观的评估方法应用与充分披露为规范展开。
随着无形资产其他领域指导意见的逐步出台和规范领域的有序拓宽，在无形资产评估理论与业务实践成熟到一定阶段（如知识产权强国之目标初步建成），即可以考虑适时建构无形资产评估统一指南：以建立一个逻辑较为一致、体系较为完整的执业指导与操作规范为目标，将前后出台的各类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兼容并蓄于其中，从而引导我国无形资产评估规范制定模式由“规制导向”逐步向“原则导向”迈进。而“规制导向”逐步向“原则导向”迈进的变革方向，正是欧洲评估准则、国际评估准则演进变迁中的成功经验之一，同时也是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以及中国会计准则变迁中共同的制度选择路径。
（四）质量控制：建立对无形资产评估师与事务所两个层面的专门要求
1、执业评估师专业胜任能力层面的质量控制要求
其一，在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的考试内容中，可由目前的五门增加至六门，即增加《无形资产评估实务》，这有利于在无形资产评估领域的执业素质与专门化人才的培养。其二，在后续教育中，应尤其重视无形资产评估领域的后续教育，以帮助评估师保持并不断提升与我国无形资产发展战略、市场创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执业能力要求。
2、无形资产业务在评估事务所整体层面的质量控制要求
依据《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的要求与当前无形资产评估规范相对滞后的客观现状，在事务所层面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无形资产评估质量控制体系，从人力资源制度与重大事项集体决议方面入手建设，这可在“具有证券评估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率先试行探索。
事务所应建立健全无形资产评估方向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激励制度。我国“创新经济新常态”必然催生大量新形态的无形资产评估委托业务，这将成为评估机构激烈竞争的业务新领域，事务所应通过制定与其无形资产评估业务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政策以不断提升竞争力、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事务所应设置无形资产评估业务重大事项的集体决议制度。事务所内部建立以首席无形资产评估师为首，以无形资产评估团队骨干力量为主体的无形资产评估业务咨询委员会（有条件的可以增加法律顾问等），通过委员会对重大事项的表决有效控制执业质量重大风险。
四、无形资产领域资产评估业务的展望
随着无形资产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处于前所未有之重要位置，无形资产领域的资产评估也将呈现出繁荣景象。创新经济特征将引致无形资产尤其是创新类无形资产微观创建的持续快速增加，无形资产评估不仅将面临更多创新形态、价值实现方式多元化的评估对象，更要在执业活动中恰当处理评估价值越来越巨大、评估价值的边界越来越复杂化的评估难题。
从对资产评估整个行业的发展影响来看，由于无形资产产权价值的认定维护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法律鉴定、对外开放等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主要方面，无形资产评估执业行为及其规范将作为一个急先锋的重要角色引领资产评估行业在经济新常态的新时期实现新发展和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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