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政治概论(收集5篇)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了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2
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封建”一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时代是什么制度，可以争论，但周人灭商之后，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此即中国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诸侯尽管对周王室承担必要义务，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管理权，而周天子对诸侯内部事务是没有多少干预权的。
到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兼并而成为七国，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为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
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汉、隋唐、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
这一点，一旦与西方历史相对比，就会更为清楚。20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历史，翻译西方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将西方学者用来描述西欧那段历史的概念feudalism，对译成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封建制”。
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以为自己是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
奇妙的是，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制度从十六、七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齐侯拉到午门去打屁股。反过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3
思想概论重点选择题
一．重点单项选择题（10道）
1．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旧”阶段转化到“新”阶段的根本标志是
［A］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变化［B］中国革命主要对象的变化
［C］中国革命基本性质的变化［D］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2．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同主题是
［A］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无产阶级领导权
［B］通过改革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
［C］通过民族奋斗探索国家的根本出路
［D］通过开放探索有中国特色道路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犯左倾错误的人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搞所谓的“无间断”革命，这种错误倾向实质上是
［A］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B］割裂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C］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
［D］割裂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联系
4．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有着深刻认识，党认为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的根本保证是
［A］动员全民开展武装斗争［B］建立最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
［C］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D］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5．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建立过不同政权形式，而对地主阶级态度差别最大的两种政权形式是
［A］工农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
［B］工农民主政权与“三三制”政权
［C］人民民主与苏维埃政权
［D］工农民主政权与人民民主
6．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内部没有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主要形式是
［A］争取民主［B］农民运动
［C］武装斗争［D］工人运动
7．1928年在《土地法》中指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
模范农场耕种。”这段论述提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
［A］基本内容［B］主要斗争形式
［C］战略阵地［D］基本原则
8．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前两个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党制定和执行这些理论、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是
［A］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B］以斗争求团结
［C］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D］坚持反倾向斗争
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孤立和瓦解敌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团结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壮大自己的问题，即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是
［A］又联合又斗争［B］坚持反倾向斗争
［C］有理、有力、有节［D］工农联盟
10．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指导性路线。党中央制定这个路线的主旨是
［A］变革经济体制［B］变革所有制
［C］变革政治制度［D］变革生产力
二．重点多项选择题（10道）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
［A］是思想形成阶段的主要成果
［B］分清了革命斗争中的敌友问题
［C］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D］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
2．“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这里提到的工作路线的核心内容是
［A］到群众中去［B］一切依靠群众
［C］从群众中来［D］一切为了群众
3．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共同之处是
［A］领导力量都发生了转变
［B］革命的主要对象都发生了转变
［C］革命的基本纲领都发生了转变
［D］革命指导思想都发生了转变
4．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革命发展、
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两个“必然结果”的共同之处有
［A］经济条件都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B］阶级基础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C］思想条件都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D］国际条件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直接目标实现的重大意义是
［A］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B］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唯一标准
［C］从根本上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
［D］改变了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
6．“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有
［A］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B］廓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C］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关系
［D］论证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7．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集中全党智慧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到抗日战争胜利
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又相继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等著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作了完整的概括。这两个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的概括的相同之处是
［A］都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
［B］都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C］都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
［D］都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8．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时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以下对这五种经济成分相互关系的论述正确的有
［A］国营经济成分领导其他四种经济成分
［B］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国营经济
［C］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性质相同
［D］合作社经济的前途是国营经济
9．“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对这段话分析正确的有
［A］这段话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集中概括
［B］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C］这段话反映的主要思想后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D］这段话提到的孤立对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10．“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对这段话分析正确的有
［A］这段话论述的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力布局的问题
［B］这段话论述了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的关系问题
［C］这段话认为我们要“改变一下”，要将工业主要布局在内地
［D］这段话提出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必须同时同步发展
思想概论重点选择题答案与解释
一．重点单项选择题答案与解释
1．A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已经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B项革命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C项革命的基本性质没有变，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D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化，还是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这三个选项都不是正确答案。
2．C党的十五大归纳的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实际上都涉及到中国根本出路的问题，第一个任务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第二个历史任务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3．A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前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革命。因此凡是提出“毕其功于一役”左倾错误主张者，都混淆了革命两个阶段的界限。
4．C本题考查党争取和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本经验之一，即加强党的建设是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只有党的建设搞好了，党自身具有非常的先进性，才能确保中国革命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顺利进行。AB是党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D项内容是党的基本工作思路。
5．B工农民主政权对待地主阶级是敌视的，主要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的；“三三制”政权形式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政权形式，对地主区别对待，其中开明绅士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工农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内性质相同而名称不同的政权形式，因此A项可以排除。而人民民主将地主阶级整体列入了的对象，因此与工农民主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CD也被排除。
6．C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由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其他三个选项都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非武装斗争形式。
7．A本题考查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基本内容的了解。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涵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题干部分论述了土地革命中对土地的基本分配办法，因此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8．B本题考查党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党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A项内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C项提到的原则是统一战线中“左”倾错误者坚持的原则；D项内容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方针，因此这三项都不符合题干要求。
9．D本题考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A项又联合又斗争是坚持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B项坚持反倾向斗争是统一战线策略正确实施的重要保证；C项有理、有利、有节是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在同顽固派做斗争时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均不符合题干要求。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革命阶段里，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和特点，但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始终不变，都是工农联盟。
10．B本题考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党在制定“一化三改”总路线时，已经明确了这个总路线的实质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所有制问题，即要变革原有的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重点多项选择题答案与解释
1.AD本题考查两个知识点：一是思想形成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和基本内容；二是的科学著作是思想的集中概括。B项是思想萌芽阶段的基本思想，C项思想成熟时期的思想，均不符合题干的要求。
2．BD本题题干的关键词是“核心内容”，A与C项都是基本的群众观点，而题干则是关于党的群众工作方法问题，因此被排除。B和D都是党在群众中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核心的内容。
3．BC本题考查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
转变这两个转变之间的相同点。两个转变的共同之处有二：一是革命的对象都发生了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主要革命对象由封建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革命的对象再一次发生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转变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对象。二是革命的基本纲领发生了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由资产阶级制定的反封建革命纲领转变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革命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革命纲领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纲领。A项，革命领导力量的变化只发生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即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D项，革命指导思想只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即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AD项被排除。
4．BCD本题考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同中国共
产党诞生的各方面基础之间的共同点。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主要的有：政治（阶级）基础一致，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基础；思想基础基本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都是重要的思想条件；国际背景相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成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A项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结果，应当排除。
5．AD本题考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标的重大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标的实现，彻底改变了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为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B项，只有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才是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标准；C项，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标的实现仅仅为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创造条件，被束缚的生产力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BC项都不符合题干的要求。
6．BD本题考查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题干所引用的这段话是对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正确概括，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它们具有时间上承接关系，任何割裂它们之间这种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A项是“二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等观点的错误实质；C项否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性质上的继承关系，因此AC项都不是对题干这段话的正确理解。
7．AC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从初次提出到完整确立过程中的相同点。抗日战争时期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概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亲英美派还是属于民族革命阵营的，所以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没有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内容，因此B项被排除。两次概括都没有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提法是中共六大上提出来的，因此D项也被排除。
8．AC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解答本题的关键首先是明确
五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国营经济，因此A项是正确的；其次，区分五种经济成分的不同性质，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都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由此可知C项是正确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里面还有私人资本，不是完全的国营经济，因此不能将两者简单等同，因而B项被排除；合作社经济属于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只会将它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不是转化为国营经济，因此D项也是错误的。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4
【关键词】封建国家经济职能农业工商业金融
国家在经济中的经济职能问题是经济学及经济史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所谓政府经济职能，是指“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从生活总体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的职能。它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而采取的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方式和手段的总和。”[[1]]关于政府经济职能大体可分为两种范式：一是主张政府仅限于“守夜人”的范式；一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范式。前者可以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为代表；后者可以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为代表。当然这两种观点可能也反映了政府经济职能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发展进程。从政府经济职能的现状看，这种职能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基础性职能，如提供产权边界、管理社会经济秩序等；第二类是调节性职能，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干预市场；第三类是规制性功能，即为特定目标对及其他市场主体行为直接施加。[[2]]这些论述和理论大体上是根据18世纪以来的近代经济情况概括出来的。就古代的情况看，虽然儒家经济思想也有国家干预及自由放任的争论，但中国古代国家实际干预经济的能力、所能采取的政策、措施种类是难以望近代之项背的。类似《管子》、《周礼》所制订的包罗万象、细致严密的经济控制、干预措施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蓝图而已，是不可能、也没有实现过的。当然，相对于王权弱小的西方各国，中国较早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有强大的文官系统、常备军，有与之配套的、全国统一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因而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力是强大的，以致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形成为一种“国家本位”的经济思想。[[3]]因而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对经济发展乃至运行的影响更大，值得我们更多地关注和。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的核心――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方行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大体上有三大资源配置主体：一是具有贡赋收入的封建国家；二是具有地租收入的地主阶级；三是具有生产收入的农民阶级。他们的消费需求共同拉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4]]可见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在资源配置暨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历史看，对封建赋役制度、财政体制、禁榷制度、土贡制度、漕运、仓储、荒政、国有土地所有制等领域的研究与各部门经济，包括农业、手、矿冶业、商业等一样，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经济史界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职能、政府干预等又作了许多专门的理论或实证的探讨。这里仅就笔者所见，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一综述。因对这一问题缺乏专门研究，所述难免挂一漏万，意在引起大家的讨论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均为我们的概述，尽量体会原意，使用作者原来的概念，但不知是否完全准确，祈作者鉴焉。
一、封建国家与农业、农民
对封建国家的重农政策及对小农经济的扶持和保护，学者大都肯定，林甘泉先生对秦汉封建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可为代表。林先生指出：从整体上说，社会秩序在动乱之后的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发展、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有时发达，小农、小手工业结合的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却未改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却迟迟未能成长。所有这些与封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具体说来，从秦朝建立到东汉灭亡，经济发展起伏波动的周期，与封建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和统治集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秦国开始对农业生产实行严格的组织管理，带有军事封建主义特色、这在短时期内也加快了经济发展。汉承秦制，却废除了那些烦苛的条文、放松了对农业经济的控制。汉代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减轻徭役负担、兴修水利灌溉事业、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督促农民从事农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救灾备荒，安置农民、颁布纳粟拜爵、赎罪的制度等。这些均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小农经济规模小、墨守成规、生产率低的本质未能因此改变；封建国家使用将农业与手工业对立，压制、排斥工商业的办法巩固小农经济，加强了自然经济、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国家政治职能的实现，如消灭割据、抵御外族入侵、镇压农民起义等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再加上国家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政治权力的腐化等必然使其经济职能的发挥受到极大局限、甚至破坏经济。因而封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超越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有时比促进作用更大，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间长，与这一点密切相关。[[5]]高王凌具体研究了十八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明清政府专制统治加强，而对经济事务控制能力愈来愈弱的传统观点实有修正的必要，如清中叶以后，因社会需要如解决人口问题，促使清政府的职权扩大，[[6]]以粮食政策为例，乾隆初年政府的努力，把康熙以来的理想追求推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将民间市场行为限于某种水平、置于控制之下，而依赖政府组织的力量，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问题。在清初大垦荒、土地已基本开垦完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发展经济、以解决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需求增加的问题，经过朝野上下认真讨论和探索，形成了一套新的劝农策。这套劝农策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在市场、价格比较的前提下，开展各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如蚕桑、棉花、甘蔗、桐油、药材、染料、烟叶及柑桔等果木生产，并发展养猪、养鸡等畜牧业生产，从而改变了各省什么都生产、什么都无优势的局面，促进了省际交流、发挥了比较优势。促进了清代经济的发展。[[7]]范楚玉较高地评价了封建地主政权对传统农业的促进作用，指出：历代地主政权无不实行重农政策，除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保护小农外，还采取督课农桑、推广先进技术、生产工具、组织兴修水利、减免租税、贷给口粮、种子、耕牛、平抑粮价等措施，在执行这一社会职能方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政权都要重视，而且切实可行。农业屡遭破坏，濒临崩溃，但总能继续下去，恢复生机，并开创新局面，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实行重农政策。而传统农业发展――农书的修撰主要也是由在职官员完成的，这对形成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起了重要的作用。[[8]]欧美学界对中国政府在农业方面的职能、作用也是肯定的，麦迪森的观点可为代表，他指出：中国最早确立了官僚统治模式，而官僚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如通过税收从农业中榨取剩余财富，兴修水利、大量散发带图手册来传播农业技术，将农民安置到大有可为的新开发区，创立公共粮仓制度，引进早熟种子，使两季、三季成为可能等。[[9]]与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国家重农职能的发挥，还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或者所谓地方精英（包括有功名的士绅，还有富户、商贾、地方胥吏等即能够联系国家政权与社会两极的一个中间领域）的关系问题。法国史学家魏丕信通过对清代官僚制度与荒政这一课题的研究，指出：明清政府与前近代欧洲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及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官僚制度，因而具有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就1720年至19世纪初的情况看，政府与各级官僚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开展赈灾，而这些活动是很成功的，在人力和资源的组织动员方面表现出了才干和高效率。魏丕信先生还指出，这些才干和高效率并非只因为危机时期的激发，实际上在平时还维持着数量不小的粮食储备，作为地方行政，这里有大量非常复杂的规章和手续需要制订和维护。与地方精英在救灾中所起的作用相比，18世纪的国家官僚机器能够集聚和利用大量资源，进行粮食和资金的跨地区调动，能够进行长时期、较大规模的救灾活动，因而起着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地方精英集团尽管有必要的财力和手段，也愿意致力于救灾，但绝不可能做到像18世纪的官僚政府的致力的那种程度。从比较的角度看，在16和17世纪，主持民间救灾的主要是大地主，他们的权力基础在乡村，他们所关照的只是自己的佃户；而在19世纪以后，这项工作一般是由集体性组织来做的，这些组织和土地的关系已相当微弱。这些均说明清代盛期，国家政权在经济领域发挥了比近代早期欧洲各国政府机构更大的功能。[[10]]
总体上说，封建国家在重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学术界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但是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尤其是急征暴敛对农业、农民的影响却多消极，对此学术界多有批评。程念祺教授指出：秦汉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大一统时代，统一的帝国，只要能有效地控制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就能够使农民极其有限的剩余产品像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中，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就是“大国效益”。为追求“大国效益”，拔羽式的财政剥削是封建王朝惯用的手段，所谓轻徭薄赋往往只存在于王朝初年。它导致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农业单产虽有提高，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始终被压制在最低水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几乎消耗殆尽。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为维护本身稳定，是大力培植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小农经济分散孤立、抗灾能力弱，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故而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统一帝国一形成，专制政权即形成了，国家的利益也就取代了社会的利益，为追求“大国效益”、国家会加强对人口的控制及对土地的清查，而是否剥削太重却不予考虑。这样，自中唐以后以租佃经济为主，地主致富多不是经营上成功，而是隐田漏税、苞占人口的结果，租佃经济也就未能在经营方式上找到发展之路，在社会经济远未达到充分使用雇佣劳动的水平时，大量小农被排斥在土地所有权之外，剥削加深，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故直至近代“耕者有其田”仍是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重大问题。总体说来，“大国效益”虽迫使封建国家扶持发展小农经济，工商业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专制政体根本上是以自身存在为目的的，在政权巩固后，总是以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损害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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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晖：《政府管制改革的方向》，《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转引自徐平：《对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考察与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注。
[[2]]职能分类，参见上引徐平《对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考察与研究》，第67页的概述。
[[3]]国家本位说见赵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载《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补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实际上，中国古代经济本身也可以说是种国家本位的经济。
[[4]]方行：《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考察》，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8－230页。并参见《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3页。
[[6]]日本学者森正夫曾考察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明清政府、地主、佃户三者在荒政中角色、职能的变化。他指出：明清江南地区在十七世纪前期以前，荒政发生之际，是由地主贷给“工本米”、“性命米”以保护其佃户的，而这一行为，在十八世纪以后逐步消亡。乾隆即位之后，强化了通过蠲免保护收租等保护地主，同时减轻地主救济佃户的负担，从而强化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权及地主佃户关系的专制国家职能。见森正夫《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荒政和地主佃户关系》，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
[[7]]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第29－38页、第59页、第62－65页、第74页。
[[8]]范楚玉：《应当重视历代封建地主政权对传统农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美]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一章，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0]][法]魏丕信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导论、要点和结论一章及李伯重撰中文版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二、抑商与恤商：封建国家与工商业
对于封建国家在工商业方面的职能的发挥，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抑商政策的评价问题，政府一谈重农，必谈抑商，尽管宋代以来即有人提出士农工商四民皆本之论，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更系统论述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但对封建官府，封建皇帝的政策影响似乎不很明显，从我国秦汉至清代前期，抑商的思想及政策可以说绵延不断。在学术界也是为人持续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它是封建社会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有人则认为它只是时断时续地实行，封建社会晚期实际上并不抑商。关于抑商政策的作用，传统观点多加否定，认为它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傅筑夫先生对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早期的抑商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为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稳定封建等级制度，对于能够促使僵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商业，必然采取抑制的政策，以限制商人、商人资本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范围，将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限度，抑商政策除贬低商人社会地位、加重商人赋税负担、实行“均输平准”等国营商业政策、控制货币价值等措施外，还实行抑奢政策，而各类禁榷制度、土贡制度、官工业制度等也是推行抑商政策三大支柱性制度。关于抑商政策的作用，首先从战国到西汉，一直发展中的商品经济，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到了西汉中叶时便突然中断，抑商政策是造成这一中断的一个主要的和直接的扼杀力量。其次，在整个封建社会，商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起点，扼杀了商品经济就等于扼杀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故在封建社会，虽然很早便有了商品经济，并且较欧为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发展非常缓慢，始终未能超出初期的萌芽阶段。抑商政策在此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1]]
韩大成先生探讨了明代抑商政策，与傅筑夫先生类似，也是从广义入手的，他将明代的一系列抑制、打击商人的制度和政策都归之于抑商政策，包括路引制度、市籍制度、商税制度、铺行火甲、“海禁”政策、匠户制度、勒收铜钱、滥发纸钞的制度等。这些政策与措施，不能不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巨大的限制和影响，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由唐宋时期的先进地位，逐渐呈现出落后的趋势，这总是事实。在这里，明王朝对工商业的长期抑制和打击，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2]]
近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仍为学术界所关注，王兴亚教授对明代抑商政策进行了新的考察，他指出：明朝缔造者朱元璋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抑末思想在明初各项经济政策中得到了贯彻，主要有第一，严禁去农从商；第二，实行贱商之策；第三，实行海禁；第四，重征商税；第五，对商人强取掠夺；第六，倡导节俭；第七，推行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抑商政策的实施限制了商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延缓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商人下贱的社会地位、明代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下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17世纪以后，原先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差距的形成。与明政府决策上的失误暨抑商政策的推行，有密切的关系。[[3]]徐波则在肯定“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基本国策的同时，对这一政策作了更为广义的理解，认为它既抑制民间私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抑制一切脱离于封建正轨之外的异已力量（包括思想的活动）。春秋战国至秦汉由分封、分权制，经过各种兼并、掠夺及激烈的军事争夺，地区性的乃至全国性的君主集权便形成了，这种君主集权制度有两个本质的特点：第一是它的超经济性，第二它是一个军事官僚实体。政治上的一元化，使得对君主的制约力量消失，干预经济表现为直接地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人生享乐私欲。不惜逆经济以行，对劳动者进行无止境的役使、对社会财富全面地垄断、对民间工商业毫不顾忌地掠夺和钳制。表现在秦汉时期即是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日益崛起的工商实业主的矛盾日益突出，遏制这个力量，不仅成为保证税源的需要，更是政治上社会上维护专制制度、等级秩序的需要。而遏制这一阶层即武帝推行盐铁官营、禁榷的后果是，自然经济全面战胜商品经济，成为历史的转折点。[[4]]这实际上是对秦汉工商业政策的一个全面评价。杨生民先生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指出：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管子·轻重篇》提出了一种由国家垄断工商业及其收入的主张，以达到安民与富国强国的目的。汉武帝对这一主张加以全面贯彻，包括垄断货币铸造、官营盐铁、专卖酒类、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从而垄断了重要工商业及其收入，而后在国家动态上，以使用价值形态将它们消费挥霍掉了。从此以后，商品经济一蹶不振，自然经济愈来愈占统治地位。[[5]]李根蟠先生以战国秦汉时代为例，提出了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意见，他指出：当时的专卖经济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属于国家对经济的控管，价值规律在这一领域作用很弱，有许多的弊端，但对不同时期的禁榷专卖须具体和评价，汉代盐铁官营便促进了耦犁推广、牛耕普及，故其作用不能说是完全负面的。地主制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商品经济在破坏旧领主经济方面起了革命的作用。但与农业、农民有矛盾，矛盾发展，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脱离农业，从而危及封建统治。这样，地主政权以重农抑商的政策为手段加以调控，且往往是用一部分商人打击另一部分商人。反映的是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及其内在矛盾，故而重农抑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6]]
封建国家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及影响不仅表现在抑商方面，近年来学术界还注意到财政因素、禁榷专卖因素、官手工业因素、赋役制度因素等。基于这一系列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中国家干预的“中国特色”的认识可以说越来越清晰。
关于财政因素，如陈明光教授非常重视汉、唐二代政府的“财政考虑”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影响。中国古代国家承受着比西方各国大得多的财政压力，财政考虑是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主要依据，汉初武帝以前，法律上贱商、抑商，而在经济政策上在重农的同时却并不抑商，甚至开关弛禁、将铸钱、冶铁、煮盐等三项最得利的事业让与商人，培养了一批富商大贾。之所以如此，即是因为轻租重赋的财政收支结构使得政府不得不倚靠商人和商业。为了取得赋税货币收入，必然依靠大小商人在、城镇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活动。同时政府财政支出时，又需到市场进行各种购买。而财政考虑同时也是改变文、景时商业政策，从自由放任到盐铁官营、到最后强制剥夺商人及其他富有人家财产的原因。这不能说是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陈明光教授还以唐五代的情况为例指出：商品政策在唐前期渐趋繁荣，可是国家却几乎不征收商税；商品经济在五代十国遭到很大的破坏，商税却极其苛重。这种商税兴衰与商品经济兴衰不同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家的财政考虑。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在藩镇割据势力影响下一直倚重于专卖收入也是财政考虑的结果。[[7]]
关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近年学者更提出了“财政市场”或“财政性物资流通”的概念。如程念祺教授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将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要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8]]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教授分析了财政因素对形成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特点的影响，他指出：西洋经济史上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值的必要性和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本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的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他还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9]]
针对这两种观点，李根蟠先生指出，它有些夸大了财政对流通的作用，国家财政直接进入流通部分的很小，对流通拉动有限；它促进了全国性物资流通，可是带动商品流通的作用有限，主要是行政调拨。[[10]]
以上诸家之说似乎均为批评、否定的观点，方行先生则从封建贡赋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角度指出，虽然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危害，但终究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从秦汉中叶至唐代中叶，封建国家通过贡赋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主要由贡赋收入形成的有效需求所拉动。唐代中叶及明代中叶以后虽然地租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农民的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对商品经济的拉动作用位移，但封建贡赋对商品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以秦汉至唐代中叶为例，当时的地主经济尚不够发达，全国耕地的大部分尚掌握在自耕农手中，他们是封建赋税的主要征课对象。封建国家通过征课贡赋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巨额的贡赋收入形成庞大的有效需求。皇室贵族、官吏、士兵以及由他们供养、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通过赋税分配和再分配所获得的收入，与工农业生产者生产品相交换，拉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可从商品市场的丰度、广度、容量和功能上表现出来。当时有支付能力的商品需求总量是由赋税总量来决定的。商品市场一经发展，价格波动、供求失调、流通阻滞等不可避免，封建国家必须运用行政、经济手段加以客观调控，赋税便是这种客观调控的物资力量和经济手段，商品市场也就在这些国家干预中得到发展。[[11]]
与此相关的是，不少学者具体论述了禁榷专卖制度对工商品经济尤其是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影响。郭正忠先生以唐宋茶商资本的命运指出：中国专卖体制，是以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与专卖经济尽管有异己、渗透因素存在，但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财产权的充分发展和自由贸易环境的确有保障。专卖经济体系则相反，它们以剥夺私有财产权或产品支配权为前提，专卖品的占有权或转让权，并不真正属于生产者、销售者。他指出：专卖经济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换的流通。既然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以专卖体制为中心，那么市场经济体系的自发产生和存在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专卖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否则市场因素也只能在专卖体制的间歇夹缝处生息。[[12]]曾文涛教授分析了前近代私营经济的制度障碍，他对禁榷专卖制度的评论与郭正忠先生是相似的，他指出：禁榷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支配社会经济生活，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对经济运行加以干预，抑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虽然因禁榷影响经济效率、民间私营工商业屡禁不止，至封建社会后期，禁榷范围缩小，向民制、官收、商运销的专卖类型转变。但禁榷专卖从制度上限制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导致封建经济趋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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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08－668页。并参见《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20页。
[[2]]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344页、第355页。
[[3]]王兴亚：《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4]]徐波：《‘重农抑末’政策主旨、缘起之再探讨――兼与抑末进步说商榷》，《昭通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经济史》1991年6期。
[[5]]杨生民：《略谈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中国经济史论坛发言稿。
[[6]]李根蟠：《封建地主制下小农、地主、国家的市场角色――以我国秦汉时代为中心》，中国经济史论坛发言稿。
[[7]]见陈明光《食货与‘轻重’――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财政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的断想》，中国经济史论坛发言稿。
[[8]]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9]][日]宫泽知之：《中国货币经济序论》，《中国前近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0]]见上引李根蟠先生文。
[[11]]方行：《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2]]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略谈唐宋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篇5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economic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economic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L.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marketsociety）、市场机制(themarketmechanism)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RobertL.Heilbroner，MakingofEconomicSociety，Prentice-Hall，INC.1962，p.29.
[4]（日）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ThomasC.Cochran，EconomicHistory，OldandNew，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ume74，No.5，pp.1561-1572.
[10]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