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论文(收集5篇)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1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四个结合”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取得实效，必须要注意与“形势”结合，与“政策”结合，与“热点”结合，与“群众”结合。
一、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
一般来说，形势是指国内、国际的时事发生发展的基本趋势或基本走向。具体而言，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高考形势、农村形势、物价形势等等。高校对大学生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有利于大学生及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了解，进而正确肩负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梦想的责任。因此，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就成为当代大学生人生中的必修课。当然，除课堂外，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如各种媒介和信息工具，如网络、电视、报纸等。另外，还可以利用学校形势政策课开展讨论，与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了解国际国内有关形势。新时代的大学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认识世界，拥抱世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不与形势结合，就不是形势与政策课了。因为，“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在教学中，紧紧扣住“形势”问题开展教学。如本学期，南华大学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选择5个专题开展教学。这5个专题分别是：1、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2、坚定中国自信，实现复兴梦想；3、2013经济形势及展望（此专题含“两会”精神）；4、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考；5、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些专题紧紧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在全校学生中宣讲，使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由于形势变化较快，因此，教师要紧跟形势的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相关数据，教学内容常讲常新。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政策”结合
形势与政策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前面在第一个结合中，《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但“讲形势”不是为了讲形势而讲形势，了解形势，分析形势，是为了更好地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因此，讲形势又必须讲政策。不讲政策，不与政策结合，也就不是形势与政策课了。一般来说，政策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可见，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作为国家的政策，一般可分为两大部分，对内政策和与对外政策。对内政策又包括财政经济政策、科技文化教育政策、军事国防政策、劳动就业保障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三农”政策等。对外政策是指外交政策。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就要与宣讲政策，解读政策，有针对性与政策结合进行讲解。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把政策提到生命的高度，可见政策的重要性。既然政策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在教学中，就要把政策当作自己的生命，讲深讲透，认真解读各项政策，过去政策怎么样，现在政策有哪些调整，政策的变化，未来政策的基本走向等，要认真讲解。同时，要讲清楚政策调整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使同学觉得政策的重要性，认真执行政策的必要性。要坚决反对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政策走样，落实政策打折扣，甚至完全违背政策办亊。为什么有的老百姓说，中央好政策，到下面执行中就“走了样，变了味”。在十报告中指出：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均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每一项大的政策内容中，既有宏观方面政策，也有微观方面政策；既有共同的政策，也有不同的政策。如外交政策中，对不国家的具体政策既有共同的又有不同的；又如国内民族宗教政策，对不同的民族习俗、风俗的少数民族具体政策既有共同的又有不同的；在产业政策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政策也是不同的；还有如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地产政策、安全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既有共性政策，也有个性政策。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政策问题上，也可以这样说具体政策具体分析，可见，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结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宣讲，责任重大，意义深远。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热点”结合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既要紧密结合形势，还要紧密结合政策，讲清形势，明白政策，行动就有目的，学生学习就会有动力。同时，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做到生动活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要结合“热点”，深入开展教学。一般来说，热点就是指广大群众高度关注的、或新闻媒体、网络、电视等在某时某地引人注目的地方、人或事等社会问题。教师在教这一门课时，要特别关注时事新闻、社会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就是需要老师向学生讲清楚，热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分析热点问题？如何化解热点问题？我们每个公民对热点问题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化解热点问题应采取平和的心态和正确的应对政策和策略，相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热点问题，关注热点问题，解决热点问题。新闻天天都有，热点年年不同。为什么热点会年年不同呢？因为，先前的热点出现了，党和政府积极应对，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热点。如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综合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组织的“2012年两会调查”结果发现，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分别是：社会道德建设、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房产市场调控和加强反腐倡廉。其中，“社会道德”和“食品安全”成为网民新的两会关注点。2013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与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第12次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2013年前十位的热点问题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房价、医疗改革、物价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法制中国、体制行政改革、国防建设。这些热点问题在教学中都要认真加以分析。
面对社会热点问题，教师要从容面对，认真分析，不能迴避，要有针对性，讲清热点、难点，以利增强大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如讲“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专题，就要把生态危机现状，生态文明发展历程，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内涵、基本特征，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二者辩证关系，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美丽中国的对策以及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祥细讲解后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再一次升华，并把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美丽中国的远景蓝图结合起来，展现在大学生面前，使学生充滿自信心。又如讲民生问题，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时代最强音；在“十二五”规划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民生情怀，既有理性，又有事实，细心解读，以理服人，以亊动人，以情感人。
四、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群众”结合
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还要注意与“群众”结合。群众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即与“人民”一词同义；二是指“未加入党团的人”，表示“党员”与“群众”的区别，“干部”与“群众”的区别。再说“公民”与“人民”，“公民”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法学概念。在国家治理领域我们使用“公民”概念。公民概念反映的是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就是公民，公民就是人民，二者统一。我们讲形势与政策课要注意与“群众”结合，也就是要注意与“人民”结合，与“公民”结合，公民关注的问题，就是群众关注的问题。作为大学生，首先是“公民”，也叫“人民”、“国民”；同时也称“群众”、大学生双重身份。因此，教学要与群众结合，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群众观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注意与“群众”结合，也就是说要与大学生结合，贴近群众，贴近学生，帮助当代青年大学生深刻领会在八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坚定理想，服务人民；深入群众，投身实践；勤奋学习，勇于创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当代大学生既要肩负责任和义务，又要拥有自身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责任、义务，应该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不文明举止，公共道德淡漠现象和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问其根源就在于公民意识的缺失。良好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成，靠一种自觉和一种自我约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当代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神圣职责。教学要与“群众”结合，既讲理论，还要实践，真正与群众结合，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大学生进社区，积极组织开展“社区邻居节”、“孝敬文化周”等活动，促进社区文明形成，家庭和美，邻里和睦，人际和谐。大学生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群众，启动“十镇百村文化”活动，深化“双千结对共建文明”活动，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真正“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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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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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3
理论的融合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从世界经济理论来看，我们已经难以将“一带一路”地共同发展简单看成一个贸易问题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是国际投资理论难以解决“一带一路”地区所表现出的较大的异质性以及严重的经济地理分割问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强调贸易的形成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而传统要素桌赋理论则认为要素桌赋差异是比较优势的真正来源。但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要素桌赋理论其重要前提条件都是零关税与零运输成本。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经济分割的“一带一路”地区，满足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因而潜在的比较优势将难以发挥。此外，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异性也使得克鲁一格曼提出新贸易理论以及林德提出的需求重叠理论难以适用于该地区的贸易，这两者都需要贸易国之间存在较大本地市场规模或相似的消费偏好以便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理论同样难以支持“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同样是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重要前提，而这此正是“一带一路”地区所缺乏的发展基础。虽然东亚地区凭借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人参与了国际分工，最终促进了贸易的增加。但对于“一带一路”地区而言，过大的经济差距以及远离世界市场的经济地理条件都使得落后国家难以承接产业转移，因此难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人总之，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Hymen1960、产品周期理论(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Buckley,1976)国际生产折衷论(Dunning,1977)等理论均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理解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外部性较强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显然难以满足。可见，“一带一路”地区发展需要先行社会资本的投人，而只要是遵循着严格的比较优势假定的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都难以支撑“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打破经济地理分割，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是实现“一带一路”地区贸易重塑的重要方向。
同样，我们也难以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看成一种发展战略从发展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研究问题，以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为政策手段，其中强调了投资的不可分性与部门之间的互补性，突出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此思路虽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内容如出一辙，但发展经济学中强调的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中国带动的区域共同发展，因而需要发展经济理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开放条件中进行更多的拓展。同时，也有人采用对外援助理论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当作是中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工业化。这显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相违背，同时也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是共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进人新常态，中国通过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实现互补性，进而实现经济转型，而且中国当前的经济地位尚未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由中国倡导的以基础建设投资为重要实现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仅看成一种对外援助的发展战略，其日的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人以及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来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因此，“一带一路”地区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从世界经济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两者融合的角度来思考，而且一日_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问题，一此在某一框架下矛盾的问题将在新的框架下得以解释。“一带一路”地区贸易发展离不开具有“不可分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直接投资，而在新古典的框架下大规模投资的进人仍然需要以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即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为前提。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循环因果关系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就迎刃而解，“一带一路”地区可以通过发挥类似“大推进”理论中政府作为经济体系中的协调者的功能进而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对于比较优势缺失的“一带一路”地区而言，需要存在区域贸易核心国并发挥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促进贸易分工的国家能力，如此才能打破新古典框架下的增长陷阱，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本文将核心国的这种国家能力称之为区域发展的“国家优势”，而将核心国通过发挥国家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称之为贸易发展中的“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则是通过发挥核心国的“国家优势”，实现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大推进”投资，进而促进区域贸易的形成与重塑。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工商管理；国际化；工商管理教育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与之相对应，我国面临的世界竞争越来越严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商管理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随着远程教育、联合办学的开展，工商管理教育应对国际化发展形势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各界对工商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化意识，并深入了解国内、国际工商管理形势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的现状
首先，教学目标进一步明确。当前，大部分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和要求，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教学目标适时调整了课程内容和形式。其次，师资体系逐渐完善。许多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积极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师资构建原则。借鉴吸收、引进聘请国外优秀工商管理教育者，并组织教师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国家化培训。再次，课程体系更加科学。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大部分高校都构建了相对应的课程体系，例如积极推进双语教学或全外语教学，还对工商管理专业教材进行了适当调整。积极开设国际化课程内容，并引进外文原版教材。最后，实行常态化国际交流。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都革新传统工商管理教学模式，一方面加强与地区、部级单位和企业的合作交流，另一方面借鉴吸收国际先进工商管理教学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以提升自身的工商管理教学水平。
二、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改革途径
当前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都根据国际形势，在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新，但不可否认，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中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当前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内在要求，反而严重阻碍了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应当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特点，改革工商管理教育模式。笔者根据多年研究经验，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完善国际化培养途径
首先，应当适时课程国际化。高校应当积极引进当前世界最新的工商实践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和学习各种新知识、新观点，以增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全球化战略和国际化思维。与此同时应当重视基础专业课程，深入探究我国工商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将创新、引进、吸收有机结合。其次，要开展国际化工商管理论坛。高校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国际化教育成果，并与相关国家高校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当今社会，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绩。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国际化工商管理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国高校与这些国家的高校不仅文化特征相似，而且地缘接近，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成本相对较低，且操作起来更加便捷。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当与工商界展开交流沟通，工商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积累专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储备。深入了解工商行业的发展规律、发展现状。因此，我国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利用本地区的国际企业、外贸企业、企业家协会等资源，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际化工商管理者参与论坛探究，进而帮助大学生了解最新的工商管理动向与问题。
2.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
首先，高校应当引进和聘请国外著名管理学院的学者或具有国际工商管理经验的从业人员，为学生讲授国际化管理理念与经验。其次，高校应当排遣工商管理专业教师到国外进修，或安排教师到知名企业参与管理和决策，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积累教学案例、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素养。在参与国外培训或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工商管理专业教师能够接触和了解最新的专业教育理念，进而更新知识储备，引进国际化管理知识。再次，高校还当鼓励教师不断拓宽自身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丰富工商管理专业教师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当前的国际化趋势。最后，高校应当设立多元化人才引进机制，要根据工商管理课程体系，积极引进不同专业和学科的高级人才，加强专业知识的交叉与融合。
3.构建国际化培养体系
当前，我国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评价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根据学术论文和课题情况进行评比；二是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很少有针对工商管理教育的评价标准和制度。因此，若要应对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就必须根据工商管理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与制度，根据高校工商管理教育在市场环境中的市场化程度、生存能力。以及工商管理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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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1―0054―03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核心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
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自身的改变，期间可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过程，单以战后时期来看，从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到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共同经历过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但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除了背后分别拥有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外，更多的是自身行为因素的增长（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
四、理想的合作范式：基于中和行为的对称关系
基于双边关系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交际模式。当第三方或其他多个行为体出现在这一双边模式里时，传统的沟通模式将会变得复杂，因为各方利益都需要平衡，想要在此进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若希望将这种复杂的沟通模式顺利进行下去，其一必须明确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明确框架范围内进行对话，其二必须建立一种良性对称关系，需要强势一方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以缩小各方之间的差异性。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15〕
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合作范式：经济腾飞后的德国亟需一个强大欧洲的支持，原本受限的德国通过一种捆绑的形式―煤钢领域―获得了与邻国相同的地位，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法国也试图弥补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去弥补双方的短板。像德法之间的中和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习惯性地将共同利益局限为一种狭义且工具主义色彩的行为影响因素，类似双方之间的合作无非存在于经济利益或军事安全领域那样，而忽视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平。就此抱有乐观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的世界各国将会将战争遏制在共同利益的摇篮中，但这种论调很快招致现实主义的批评。由于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及其毁灭性后果使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堪忧。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双方固定在一种和平的机制框架之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一种这种理想的对称模型，需要达到如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要存在一种普世原则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会决定行为体的行动方式。行为体通过各自的中和行为缩小各自的差异，原本双方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各自克制的对称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同会加大它们利益的趋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身份”〔16〕。而这种集体身份正是理想中的国家合作模式。
追溯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一种这样的建构主义逻辑：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建构。缩小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种趋于理想的对称关系（集体身份）。使我们对这种理想关系抱有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对安全和利益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从而“使得因为这些因素而爆发的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越来越少”〔17〕。观念层面上会形成这样的共有知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题。而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利益表现为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发展与安全上的交流与合作，当这种观念进一步深化时，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将成为各国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理想观念作用下强势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而对方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我们无法确信这样的理想模式会在多久后出现，但从一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升到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需要的更多是时间与谅解。
〔参考文献〕
〔1〕PaulWatzlawick，JanetH.Beavin，DonD.Jackson：MenschlicheKommunikation：Formen，St？rungen，Paradoxien，Bern：HansHuberVerlag，2007，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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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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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7.
〔6〕HansJürgenHeringer，InterkulturelleKommunikation，GrundlagenundKonzepte，Tübingen：NarrFranckeVerlag，2014，p.22.
〔7〕〔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5.
〔8〕〔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2.
〔9〕〔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M〕.上海：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8.
〔10〕〔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
〔11〕〔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M〕.上海：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156.
〔12〕〔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7.
〔13〕〔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M〕.上海：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2.
〔14〕同上
〔15〕〔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