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相关问题(收集5篇)
进出口贸易相关问题篇1
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1],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2]。
进出口贸易相关问题篇2
对于加工贸易负面作用的认识,有些是客观存在,有些则是由于看待问题角度的失误,存在夸大甚至强加于加工贸易之嫌。无论如何,看待像加工贸易这样重大的事物,关键要从大局出发,比较其利弊得失。分析存在的问题,不是为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定加工贸易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引导加工贸易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存在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分析。
一、关于加工贸易“飞料”走私问题
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保税”监管政策,即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料件进口时,免征关税与增值税,出口时不退增值税。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料件,若用于生产内销产品,要补交关税与增值税。对于采用部分国内中间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政策。应该说,这是在当前我国增值税率和关税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一个明智之举。正是实行了这些政策,才使我国加工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少数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犯罪活动。不法分子采用虚报品名、规格、数量,进口以多报少,出口以少报多,高报单耗,以次充好,甚至采用“假单证、假印章、假签名”等“三假”手段,从事走私勾当,将保税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倒卖。1997年开展严打走私运动以来,连续几年破获了大量以加工贸易之名进行的走私犯罪活动。据海关统计,1997年查获30万元以上的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01起,合计案值33.3亿元,分别占全国海关查获大要案总数的36%和总案值的54%。1999年查获加工贸易走私大要案47起,合计案值28.7亿元,分别占全国查获走私案总数的39.5%和总案值的53%（邵祥林、王玉梁、任晓薇：《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第82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案件752起,案值25.4亿元,虽然案件数只占全部走私案件数的7%,但案值比例高达42%。2001年上半年,海关调查部门立案的走私案件,涉及加工贸易的案值,仍达到总案值的42.7%;海关缉私警察立案的走私案件,加工贸易的案件呈明显上升势头,共立案148起,增长48%,案值12.5亿元,增长76%,擅自倒卖保税料件、成品、甚至减免税设备是走私的主要形式。
从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看,利用加工贸易走私案占较高的比例。但是,能否据此认为加工贸易就是走私最重要的渠道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据国际经验,查获的走私案值,一般约为实际走私案的10%,甚至更低。在查获的走私案件中,不同方式的走私,被查获的难度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已查获的走私案件中的比例,来推算不同方式在全部走私案件中的比重。加工贸易走私,由于必然在海关留下有关单据,因此,与那些“闯关”走私案相比,以加工贸易之名走私的案件,事后仍然可能查获,所以,当大规模开展打击“走私”活动时,对以往的案件,加工贸易走私更易被查获。因此,我们尚不能从近几年海关查获走私案中加工贸易走私所占的比重来推论其在全部走私渠道中的比重。也许所查获的以加工贸易方式走私金额占较高比重,只是说明这种走私更易被查获。
走私活动的猖獗,不是因为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而是由于过高的关税和增值税造成的巨大利益的刺激,以及监管手段的落后和官员的腐败。只要上述诱发走私的原因存在,不管是否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都是不可避免的。
开展打击走私活动以来,海关加强了对加工贸易进口的监管,同时,通过保证金台账“实转”等方式,试图防范加工贸易走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现行的监管手段降低了通关效率,对正常的加工贸易活动,特别是交货期很短的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说明，沿袭这种传统的方法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必须探索新的监管思路与监管方法,在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更加方便加工贸易进出。
二、关于加工贸易出口与贸易磨擦问题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发展,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与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所谓的贸易磨擦问题。
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转移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大幅度向中国转移了生产制造能力,这些企业原本就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移到中国后,由于充分利用了我国生产要素低廉的优势,很多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对美出口进一步增加。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三角贸易”关系:中国从日本和“四小龙”进口料件,在华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突显出来。按照美方统计,200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深入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中国对美贸易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是取代了以往东亚其他经济体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企业。例如,1986～1988年间,美国鞋类进口的60%来自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只占2%。到1999年,这两类产品进口国的位次完全颠倒过来,美国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的鞋类仅占2%,而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鞋类所占份额上升至60%。玩具和体育用品的情形也相类似。1985年,美国从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对该类产品的进口占60%以上,中国大陆仅占6%,到90年代末,所占份额数刚好相反,中国大陆占60%,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减少至6%。（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第二,由于香港的转口贸易,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统计都出现了误差。在美国的统计中,经香港对大陆的出口,被统计为对香港出口,而非对中国大陆出口;而中国经香港对美出口的产品,按原产地原则,仍然被统计为自中国的进口。中国的统计恰好相反。因此,美国统计的双边贸易逆差夸大了实际情况,而中国的统计则低估了贸易不平衡状况。有关研究表明,中美贸易逆差应介乎两国统计之间。第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保护市场造成的,实际上,近10年来,中国市场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1990～2000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长了四倍，1990～2000年,美国企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出口市场,到2000年,中国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出口市场。
但是,不管原因何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在对美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一些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动机,夸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期在对华交往中取得主动地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像一些论者所宣称的,影响了一般贸易的对美出口,实际上,美国借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中国出口产品直接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多,除少数纺织品受配额限制外,绝大多数产品并没有直接受到限制措施,主要原因就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只是转移了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贸易的顺差,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企业。而且,很多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对美的出口,本来就是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或者美国企业在华的“代工”企业的产品。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以贸易不平衡为武器,要求中国加大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加速了我国市场开放,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开放对我国经济效率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方面的问题则是贸易磨擦问题,或贸易伙伴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的不正当保护措施。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遇到的反倾销问题。目前,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已经超过500起,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不少国家将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反倾销措施,使我国出口形势空前严峻。不少学者与官员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对华反倾销,是因为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太快造成的。但是,国家经贸委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最近完成的一项反倾销研究课题的调查表明,我国被反倾销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由一般贸易出口引起的,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反倾销案例不到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例的5～10%。加工贸易出口之所以不易被反倾销,基本原因在于,加工贸易出口大多仍利用了外方原有的出口渠道,出口量、价格均由外方控制,不会出现一般贸易出现的乱打价格战的情形。这一研究成果显示,以往对加工贸易的评价,夸大了其导致贸易磨擦的负面作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三、关于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关系问题
有观点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挤压了一般贸易发展。在进口方面,对加工贸易设备与中间投入品进口实行保税政策,使我国进口纳税产品比重很低;在出口方面,加工贸易挤占了一般贸易出口市场份额。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关于加工贸易与进口关税收入的关系,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对加工贸易进口免征关税,是合理的。加工贸易进口最终会包含在出口产品之中,如果对加工贸易进口征收关税,就会扭曲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二,关税对总税收贡献的下降主要是由降低关税水平引起的。我国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从1985年的44.3%（N."Lardy,IntegratingChinaintoglobalEconomy",Chpt.5,TheBrookPress,2002)下降到2001年的15.3%,降幅为66%,但同期关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只从10%下降到5.5%。
第三,关税比重降低的原因还在于其他方面的减免税。我国有四大类产品不纳关税,一类是加工贸易进口,二类是外资企业设备进口,三类是技术改造等进口减免税,四类是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馈赠。1998年我国进口应税品比重只有19%,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比重为48.9%,外资企业投资项下进口占10.3%,二者合计为59.2%,通常馈赠进口不到1%,因此,技术改造等免税进口占到20%。也就是说,在应该缴纳关税的一般贸易进口中,政策性免税进口额达到一半以上。关税收入比重的降低,这类政策性减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加工贸易挤占一般贸易出口市场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加工贸易出口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即使中国不发展加工贸易,这部分市场也不会自动地留给一般贸易出口。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其他国家,如东盟国家加工出口。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并没挤占一般贸易市场,只是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第三国的市场。从过去10多年来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不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增减,可以看得很清楚。
进出口贸易相关问题篇3
关键词：中美贸易现状问题前景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047-03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论是贸易金额，还是商品结构的涵盖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与扩大。展望未来，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广泛的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可以预料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一、中美贸易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呈现了不断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建立经贸关系以后，双方都高度重视中美经贸发展的加深与扩大，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及部门间的接触频繁，增进了理解与信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为中美经贸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1.中美贸易关系密切。中美之间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主体和贸易合作伙伴。其每年的贸易额自2005年起已达2000亿美元以上。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
2.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不平衡状态。我国对美出口量大于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量。也就是说，我对美贸易一直存在较大的顺差。其中最多的一年达到约1709亿美元。此外，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加强使得美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时将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对中美贸易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这种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也出现了很多制约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
二、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上，我国存在着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不完善；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执行WTO中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美国的步步紧逼，更让中美贸易陷入了重重阻碍：
1.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形式不断翻新，手段更趋多样化，呈现出传统保护手段与新型贸易壁垒并举的贸易保护格局：在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的同时，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新型贸易壁垒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2.美国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关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双方都认识到存在贸易统计上的差异。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自美进口逐步增长，中美间贸易不平衡状况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短期内，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循序渐进以及名义关税率较高实际关税率低的事，期待美国商品和服务一下子大量地进入中国市场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商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当出口并非像他们想象那样快速增长时，各种各样的压力随之而来，甚至演变成贸易战。
3.美国对我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我国出口产品中比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历来是发达国家的敏感性产品，因此，我国就成为国际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重点对象。美国是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自1980年起，共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涉及的金额呈扩大趋势。此起彼伏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使我国许多拳头产品被逐出进口国市场，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必也会受冲击。
4.美国不断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从中美商贸联委会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30年来中国无数次向美国提出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要求，美国无数次地承诺，但一次又一次地口惠而实不至，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审批程序更加复杂的这份那份草案倒是不断出台。
5.中美知识产权的争端。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中美贸易关系中涉及的重点问题。近年来，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逐步升级，知识产权问题已不再仅仅停留在中美两国谈判桌上，美国相关部门近期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现状展开密集调查，不仅将知识产权作为贸易不平衡的新“借口”，更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新兴产业。
6.环保和劳工标准压力越来越大。环保和劳工标准是美国面向21世纪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不断在环保和劳工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出台了一系列与环保和劳工挂钩的政策，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三、中美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两国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扩大经贸交往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种贸易方式的改变，是美国通过他们的脑力劳动，而中国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直接投资的贸易方式，使得美国比中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虽然中国通过这种引进外资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与美国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实现的。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它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
1.中美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加速产品的结构升级。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和在此种产品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贸易，这样贸易双方都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利益。按照这一理论，我国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本国相对要素密集的产品，按照这一理论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力要素密集的产业。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国出口的商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普雷维什-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需求弹性较小，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需求弹性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缩减，初级产品价格下降较快，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不断恶化。如果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使我国经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最终导致“贫困恶性循环”，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
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这一“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总的来看，我国受贸易不平衡问题影响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出口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不平衡问题使得这些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相关的产业规模就会缩减，由此而退出的资源和资金就会流入更高层次的产业，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而一些特殊的贸易摩擦，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技术性措施，直接要求的就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提升产业结构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到，贸易摩擦对于具有特殊国情的我国来说，可以起到一种积极的指引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市场是失灵了，但贸易摩擦正好起到了纠正这一失灵的作用。所以说，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
（2）有利于培养我国的竞争优势产业。首先，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利于优胜劣汰。淘汰一些竞争力微弱的小企业，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企业的退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其次，贸易摩擦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小企业破产的同时也为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腾出了市场和空间。在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的作用下，大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虽然可能导致的垄断并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增长，但一定程度的垄断和大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却可以与国外企业相抗衡，争夺更多的国外市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再次，贸易不平衡问题会加剧国内相关企业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2.中美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我国的出口有较大的限制。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限制了我国对美产品的输出，降低了两国的福利水平。美国一方面通过反倾销、特殊保障等措施阻止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减轻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通过中美入世谈判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迫使中国为美国开放更多的市场。这些都对我国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
（2）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破坏了双边的正常经贸关系。经济制裁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裁政策的目的在于使对方不要采用或改变有损于本国利益的政策行为，起威胁和强制作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政治因素在降低，而通过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对华经济制裁中的地位日渐上升。同时，由于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美国对华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在减少，由贸易不平衡问题导致的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司个体的微观层面。美国对华的贸易制裁已经严重破坏了WTO的公平贸易规则，严重破坏了双方的正常贸易关系。
四、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1.坚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同贸易对手谈判和协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强大了，外国才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双边的经贸磨擦。
2.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善进口管理体制，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经贸管理和规则的学习，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实现，然而，对于危害我国基本经济利益和属于原则性和立场性的要求和做法我们要坚决顶住压力，维护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
3.争取早日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利用多边机制的约束来抵制霸权主义的贸易，争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所应得到的适当保护的权力和我国正当的经济利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大势所趋，我国应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来妥善解决同其它国家的贸易争端，更好地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依靠多边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限制和约束个别国家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制裁的泛滥。
4.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常常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它不仅在谈判中态度强硬，而且常常诉诸单边行动，以贸易制裁威慑中国，给中国提出过高要求。针对美国的做法，我国应该加强贸易的宏观监督和管理，合理调控贸易流向，避免出口过于集中于某些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进一步探索同其它亚洲国家、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多种形式的经贸往来，减少对某单一市场的过份依赖，分散贸易风险，尽量减少和避免在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为我国经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展望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在贸易领域，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新兴大市场，美国经济利益与对华贸易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出于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还是从地区安全战略出发，都不会毫无顾忌地损害对华贸易。贸易是处理好两国关系的纽带，必要时也是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效制裁武器。而美国作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其重要地位他国尚无法替代。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繁荣是一件比华盛顿的许多人所认为的更为互惠互利的事情。然而，只有在世界上现今的经济超级大国和未来的经济超级大国学会如何和睦相处之后这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发展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两个大国达成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
在近期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强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这决定了我在贸易摩擦和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必须慎重地处理好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问题还会很多，中美经贸发展的基础是好的。尤其是中美WTO双边协定的签订和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确定，消除了长期以来阻扰中美关系改善和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对今后中美经贸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要双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高层对话和双边磋商等有效机制，增进理解与信任，中美贸易前景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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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相关问题篇4
【论文摘要】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积极进展，经贸联系日益紧密。随着贸易额的增长，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也日益突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自形成以来影响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引起了两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试从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分析入手，从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产生和扩大的原因，阐述双边贸易失衡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及引发的各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贸易失衡问题的对策。［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顺差逆差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历史及现状1.中美商务部的数字统计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双边贸易从此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达到2116.3亿美元，27年里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091.8亿美元，增长了85.4倍。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1979年双边贸易额为23.7亿美元，2005年达到2853亿美元，27年增加了2829.3亿美元，双边贸易增长了119.4倍。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双方的贸易统计都表明，在过去的27年中，两国贸易快速发展，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流。中美两国在对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5年美国仅次于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市场。根据美方的统计，2005年中国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最近，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攀升到历史新高。中国政府表示要努力改善双方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不过贸易专家对中国如何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存在不同的看法。根据中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商务部的数据，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06年达到144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6.2％，但是大大低于华盛顿的数字。另外，中国认为，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施加限制也加剧了这种不平衡。2.各方对此问题的看法《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是民众过度消费，加上储蓄过低所造成，因此单靠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对中国采取严苛的贸易规定，最终将重创的是美国经济而非中国。FungK.C.和LauLawrence认为，中美双边贸易差额估计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中美两国对经由香港转口贸易、转口标价上升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所引致。Davis和Weinstein指出，中美贸易逆差是一个长期的政策问题，中美贸易失衡可归因于总的宏观经济失衡或三角贸易。其中，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与投资过度超过储蓄这一宏观经济失衡密切相关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政策审议司司长、著名经济学家克莱门斯·布恩坎普近期表示，美国不应把其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而且贸易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二、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分析1.统计标准的不同造成了中美两国统计数据的不对称第一，统计标准的不同是造成两国统计数据不一致的制度性原因。在统计原则和统计方法上，除美国使用船边交货价外，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对商品出口按离岸价统计。离岸价和船边交货价的差别在于商品装船或飞机的费用，这不是一项重大的费用，通常认为是以船边交货价计算的出口货物的1%左右。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海关和官方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成本、保险加运费)计算和记录商品的进口。离岸价和到岸价的差别在于从出口国(原产国)把商品运送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到岸价的费用可估计为比离岸价计算的成本平均高出10%。第二，统计范围上，美方统计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祝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国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加剧了贸易失衡的规模。第三，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原产地统计是指进口货物的国别要按其原产地，即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进行统计。而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尽管美国的海关统计中有关原产地统计的规则有所改进，但由于缺乏国际统一的原产地规则，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仍存在随意性。2.东亚产业结构调整促使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转移到中国第一，东亚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通过分阶段的、梯度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兼而有之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从60年代开始，其特点是工业主导部门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高新技术加工工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国内相关制造业产业的相对空缺，客观上形成了美国与东亚地区互补性贸易结构产生的基础。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将美国的资本和高新技术与当地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正处于成熟阶段或由成熟娇段向标准化阶段过度的产品。第二，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国向中国转移。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外资企业，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就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5%；二是外资企业带动的出口增长迅速。正是这两个对外贸易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发生变化。3.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导致特定商品的贸易失衡要素禀赋理论自从提出到现在，虽然遇到了许多挑战，但仍是解释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成本不同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均获得最大福利。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从中取得经济利益。要素禀赋理论对中美双边贸易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会继续成为预测未来中美双边贸易走势和制定相关贸易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技术和人力资本。4.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偏低。美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2001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达到最低点，只有0.3%。导致美国近年来储蓄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经济泡沫带来非理性繁荣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但是，这种依靠负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美国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大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此后愈演愈烈，贸易逆差是为弥补需求缺口而发生的。相对于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中国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融资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导致国内储蓄率较高，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造成了我国贸易项目的大量顺差。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与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国内经济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内在因素。三、对两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1.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的影响不可否认，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存在着不利的影响。首先，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其次，巨额贸易逆差确实影响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对该行业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中美贸易逆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经济也产生有利的影响，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收益者，而不是受害者。第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二，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要保持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就需要放弃美国没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污染少、收益高的服务业。美国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2.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夯实了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中美双边贸易发展快、问题多，不仅美方有成本和代价，中方也一样有成本，甚至可能更高一些。首先，大量的贸易顺差形成了过度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其次，对出口集团的大量补贴是对美国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财政的巨大损失。总之，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给中国带来了难以计算的成本。3.建议中美双方应该从全球视野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重视各方在贸易中实际获得的利益；以平常心应对由贸易失衡产生的摩擦。同时，我们还应该采取正确的贸易策略，在磋商中解决贸易失衡引起的纠纷；扩大国内需求，带动进口增加；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外贸多元化；推动企业跨过经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完善统计制度和规则，与美国协商建立贸易统计协商制度；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贸易失衡问题；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汇率机制。参考文献:赵春明:国际贸易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郭益耀郑伟民: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胡涵钧:当代中美贸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易纲海闻:国际贸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FungK.C，LauLawrence.TheChina-UnitedStatesbalance:Howbigisitreally.PacificEconomicReview，1998，3(1):33-47阮次山:冷和——中美世纪之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李树杰: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及对中国的启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江小娟:中国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天津: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2月，第15-19页
进出口贸易相关问题篇5
外贸依存度指标的经济度量意义有限
从定义看，外贸依存度指的是外贸进出口总额和GDP之间的比率。从统计学角度看，外贸依存度应归类为强度相对指标，它直接度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与以名义汇率计算的GDP总额之间的相对关系。严格地说，它的度量功能仪此而已。如果认为能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或外向程度；或认为它反映了经济体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或认为它表达了经济体与外界的交换深度，都有欠妥当。外贸依存度度量经济关系的意义有限的原因在于：该指标存在致命的缺乏可比性问题。不仅指标数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缺乏可比性，同一经济体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也缺乏可比性。缺乏可比性的原因又在于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太多。假定存在可相比较的“经济体内外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量”，则除了该总量影响到外贸依存度之外，影响到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的主要因素包括有以下一些。
(1)关税区范围划分。假定某一关税区(经济体)丙分甲、乙两部分，它们对区外贸易都为100，相互之间发生贸易金额量为100，二者当期GDP均为50。显然，对丙关税区而言，外贸依存度为(100+100)／(50+50)=200%。现拆分甲、乙成独立关税区，则关税区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每个关税区外贸依存度随即变为(100+100)／50=400%。任何经济活动总量都没有发生变化，仅足关税区边界划分便大幅度改变了外贸依存度数量。这就是小国外贸依存度通常高于大国的主要原因。
(2)贸易方式和进出口重复计算。从公式看，外贸依存度分子代表了进出口产品的总值。分子中进口、出口的重复计算会影响外贸依存度。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加工贸易出口所带来的进口会再次在出口中发生100%的重复计算。加工贸易比重越高，进口重复计算得越多，外贸依存度因此也抬得越高。除此之外，对于自然资源高度依赖进口、产品市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如日本)来说，尽管贸易操作上可能不采取加工贸易方式，但计算外贸依存度时进口在出口中重复计算的比率仍然很高。
(3)贸易产品增加值率和贸易品结构。从概念属性上看，外贸依存度分子属于产品价值总额，分母由国内产品增加值加总而得。增加值只是产品价值中的一部分，不同类别产品的增加值占产品价值总额的比率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出口金额，增加值率高的出口产品对应的GDP高，外贸依存度由此降低：反之则相反。举例来说，假定经济体出口总金额都为100，在出口产品增加值率分别为25%、75%时，用于出口的产品分别对应看25、75的GDP总额。另外假定该经济体还创造不用于出口的产品增加值100，则前一情况外贸依存度为100／(25+100)=80%，后一情况为100／(75+100)=57.1%。
(4)产业结构差异。运输和储藏是支持贸易发生的最基础的技术条件，由此，可运输性和可储藏性成为决定产品可贸易程度的主要因素。以三次产业划分来观察不同产业产品的可贸易性，则第二产业产品同时具有良好的可运输性和可储藏性，第一产业产品可运输性好而可储藏性差，第三产业产品普遍没有可运输性和可储藏性。由此，一般第二产业产品可贸易性最好，第三产业产品可贸易性最差。以美国为例，进X21世纪，美国服务业GDP能够达到GDP总额的75%以上，但是在2004年美国全部出口金额之中，服务出口只占到28%。
(5)本外币汇率水平。计算外贸依存度，需要按照当年名义汇率将本国GDP折算成外币值。名义汇率本身变化幅度极大，有时两种货币汇率年内改变20%-30%都很常见。即使进出口和GDP二者纯数量关系并没有任何变化，名义汇率水平变动就有可能大幅改变外贸依存度。同时，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不能实现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与购买力平价比较，名义汇率多被低估，这也使以名义汇率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偏高。
除这些因素外，如本国贸易品价格和GDP平减指数之间的关系等其他因素，也对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有不同程度影响。
假如研究者想用外贸依存度度量“经济体对国际产品市场依赖程度”，则以上(1)、(2)、(5)因素与拟度量经济关系基本无关，于是，仅就“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情况不同而言，就会引发度量上的不可比性。至于(3)、(4)因素，它们与拟度量的“经济体对国际产品市场依赖程度”有一定关系。但对不同经济体而言，这些因素的状况、度量值和对指标影响的机制不同：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度量和评判者需要对不同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数值采取不同的合理性评价：因此，他们最终还是会给外贸依存度指标评判带来缺乏可比性问题。
我们从上述影响因素中进一步推论，外贸依存度还会与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强的关联性。首先，从贸易战略来看。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和发展加工贸易出口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早期的普遍战略选择。其次，从贸易产品增加值率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国际分工地位相对不利，所出口产品贸易增加值率(通常称“低附加值产品”)相对较低，然后才有望逐渐提高。第三，从产业结构看，工业化和工业品出口份额上升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共同趋势，工业化中前期国内生产产品的可贸易性总在大幅提升，尔后随着服务业比重提升，国内产品的可贸易性才会逐渐降低。第四，从汇率体制看，只有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推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会放松汇率管制。总之，随着发展阶段初步推进，除了内外经济联系加深之外，发展中国家其他诸多因素也在抬高外贸依存度。只有随着发展进一步推进，后一方面因素的影响才趋向消失，贸易依存度增长速度才会放缓。
由于对不同经济体而言，外贸依存度存在缺乏可比性问题，国际学术界对外贸依存度的合理数值范围没有形成共识。这与其他一些度量经济总量相对关系的指标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国债负担率，反映国债余额和GDP总量的相对关系，由于具有可比性，国际上基本形成该指标合理幅度的共识，即一般应控制在45%以内，警戒线为60%。再对比地看外贸依存度，国际学术界和公共管理界甚至连要给它厘定合理界限的观念和动力都尚付阙如。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符合世界普遍趋势
1980年-1990年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从12.6%上升至30.1%；2005年上升到63.9%；同时，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也从1991年的0.03%上升至2005年的7.06%。2005年我国总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71%。总体上看，1980年-2005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持续、快速上升，并且目前指标数值也达到相对较高水平。然而，从历史发展和国别比较的视角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外贸依存度上升是一种普遍趋势，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动基本与这种发展趋势相符合。
1.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在不断上升。据联合国数据计算，1970年到1980年，世界所有经济体平均外贸依存度从23.3%上升到37.9%：1990年至2003年，再从39.9%上升至49.7%。
2.各不同类别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变化的总体趋势也是上升，尽管变化节奏各有不同。
(1)发达国家。美国外贸依存度从1970年的11.3%上升至1980年的20.8%，1985年稍稍下降至17.2%，1985年-2000年持续上升至26.3%，而后微有反复，2004年为25.3%。加拿大外贸依存度从1970年的42.5%升至2000年的86.4%。此外，除英国、日本的持续上升趋势表现相对不明显之外，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外贸依存度均表现出持续上升。
(2)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普遍较快。1970年-2004年，韩国外贸依存度从35.8%上升至83.8%，中国香港从173.8%上升至371.2%，智利从29.2%持续上升至72.9%，墨西哥从19.1%上升至62%，尼日利亚外贸依存度从23.4%上升至95.5%。印度外贸依存度从1970年的7.9%上升至2003年的27.3%。
(3)体制转轨国家。外贸依存度升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外贸依存度从1990年的109.2%上升至2003年的158.5%。波兰外贸依存度从1983年的35.4%升至2004年的80%。匈牙利外贸依存度从门94年的76.5%上升至2004年的133.1%。罗马尼亚外贸依存度从1989年的39%上升至2004年的83.5%。
各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比GDP更快。1970年-2003年，包括服务进出口在内，世界当年价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4.8%，世界当年价GDP年均增长率为11.1%。这种增长态势得以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和多方面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度、政策层面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各国普遍通过多边、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致力于加速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新技术使作为国际贸易发生条件的通讯、交通、通关等过程的成本降低。目前，国际贸易快于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态势仍在持续。有人预计，2015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可能上升至60%以上。
放在上述世界背景中观察，就可以看到，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的变化态势和当前数值并没有表现出异常。(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持续上升符合世界范围的普遍趋势。我国外贸依存度变化的仅有“个性”特征是：我国指标数值的较大变化集中发生于1980年之后的较短时期上。这也与我国启动对外开放的时间相吻合。(2)日前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排名只是“中等偏上”而已。我国外贸依存度远未达到该指标的极端数值。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71%，与东亚经济体相比，比2004年韩国数值83.8%稍低，比2004年中国香港的371.1%、新加坡的321.4%数值低得多。与转轨国家相比，2003年俄罗斯、匈牙利指标数值分别为158.5%、133.1%，我国数值也低得多。
因此，即使从简单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的变化和幅度均“应天顺势”。
不能简单地对我国外贸依存度数值做出合理性判断
当前社会各界对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和高值表示关注。研究和评论者的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种意见认为，从国际比较来看，特别是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太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过大，由此会给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风险，甚至有人由此认为应该适度抑制我国的外资流入和外贸出口。
第二种意见认为，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很多，某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虚高”，剔除掉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实际水平属于正常范围。
第三种意见认为，即使剔除掉抬高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诸多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仍属于较高水平，需要引起警觉。
由于近年我国外贸规模迅猛增长，并且外资流入和外贸运行中还暴露出某些问题。因而社会各界认同以上第一种意见的人还为数不少。
我们认为，对我国外贸依存度数值幅度的合理性做出判断，会遇到多方面困难，评判工作会逐渐失去其原有意义；换言之，“对中国外贸依存度指标数值幅度的合理性”做出评判的举动本身就不可取。结合前文关于外贸依存度度量功能的分析，我国外贸依存度指标合理性评判会遇到以下问题。
1.多种因素在共同抬高我国外贸依存度。一是加工贸易。近年加工贸易出U在中国出口总额中一直维持在55%左右。由此导致的进口额重复计算会大幅抬高外贸依存度。二是贸易品增(附)加值率。目前，高投入、高消耗产品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率仍较高，这些产品增加值比率低：同样出口金额，它们占比越高外贸依存度越高。三是产业结构。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前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40%左右，整体上我国国内产品可贸易性程度还处在上升阶段。四是名义汇率。一般认为，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大致只相当：于名义汇率(一定程度受到管制的市场汇率)的一半或更低。五是经济发展与境外市场相关联的程度。此外，毋庸讳言，纯粹的交换关系深化也是导致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的重要原因。考虑到上述诸多影响因素，我们难以将简单计算所得的我国外贸依存度进行国际和历史比较。
2.解决指标的可比性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为解决外贸依存度可比性问题，我国相关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一些改造和变换方法。比如，考虑到多因素共同影响，有的学者按照设定的度量要求，试图通过数量变换和指标折算，消除掉和度量目的联系不大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还有的学者试图改造外贸依存度指标的计算公式，将分子分母改造成内涵、外延相一致的指标。尽管经过数量变换，“修正外贸依存度”能够一定程度解决可比性问题，但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是修正方法的选择及其恰当性问题。用不同修正方法获得的指标的基本涵义是不同的，它所适宜度量的经济关系也不同，由此修正方法选择成为问题难点。二是日常运用的可行性问题。变换方法计算过程复杂，并且需要大量其他数据，因此要付出大量劳动才能开展指标应用。由此看来，如果非要基于指标数值的比较来判断我国外贸依存度数值是否合理，那也是学术研究意义相对更大；而要付诸日常运用，则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