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数字化技术(收集5篇)
博物馆数字化技术篇1
【关键词】数字博物馆；数据库；虚拟现实
从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建立的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缪斯（Muses）神庙[1]到各种现代博物馆纷纷建立，博物馆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嬗变演进，中间经过数次重大变革，逐渐演变成当代博物馆这种既古老又常青的形象。而当代博物馆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它体现在用信息技术来研究藏品、丰富展陈、拓展教育等方面，将博物馆变成一个以藏品信息数据库为核心的信息平台。
1数字博物馆
对于数字博物馆有不同的叫法，比如“数值博物馆”、“网络博物馆”、“虚拟博物馆”等，各种名称莫衷一是；同时社会上对数字博物馆的概念也分辨不清，经常将博物馆网站或一些电子出版物与其混为一谈。数字博物馆简单的讲就是“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化”。《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认为：博物馆是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的场所[2]。“数字”就是指以二进制数据作为载体，将实体博物馆“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示”的过程和对象进行数字化。将传统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与计算机上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构筑博物馆大环境所需要的信息传播交换的桥梁，使实体博物馆的职能得以充分实现。
数字博物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实现的。它表现为藏品数据采集、文物的陈列展示、观众游览、教育、票务、物业、楼宇、考勤等博物馆工作职能的各个方面，并将这些内容借助计算机设备进行管理，最终通过软件、网站、出版物、多媒体资料等方式展示出来。因此，数字博物馆是一整套面向对象的数字化资源整合系统，具有信息实体虚拟化、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信息提供智能化、信息展示多样化等特点[3]。
数字博物馆与实体博物馆两者是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的关系。数字博物馆是基于实体博物馆发展而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博物馆的业务和职能有效补充和延伸；反之，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和发展会扩大实体博物馆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文物征集、陈列展览等业务的开展，进而促进实体博物馆的发展壮大，因此两者会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过程。
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十分广泛。在展览场景中可能会出现文物数量不足或主题说明不充分的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多媒体手段使表现方式丰富多彩，同时也可以在数字博物馆中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给观众展现更为广袤的环境和更为翔实的说明，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观众游览过程中，通过手持导览器了解展品说明；也可以通过观众的手机、电脑笔记本等终端通过WIFI连接博物馆数据库来了解文物背景资料、活动信息等相关内容。博物馆可以通过建立网络课堂来拓展青少年文物相关知识。数字博物馆中的网络票务系统、局域网办公系统、自动化安防消防系统会给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带来更大的便利。
2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
博物馆的数字化使其影响范围完全超出了传统的地理界线、物理限制，使得博物馆从实物为主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实物与信息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是一项庞杂的工程，需要统筹考虑众多内容。
2.1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是数字博物馆的核心，任何数字业务的开展都需要数据库的信息支持，从核心的藏品数据库到各个繁杂的专业数据库，它们为藏品的管理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发展基础。数据库的信息字段需要根据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藏品档案和总登记帐内容来设定，还应考虑文物的外形、纹饰，流传记录，物理化学性能，工艺信息等。进一步讲，还应包括民族含义、社会影响、历史意义、影像资料等，将文物所蕴含的各个层次的信息完全发掘出来，而不能仅仅录入那些尺寸、重量的整理字段。
除了建设核心数据库，很多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数据库规模比较小，但是门类众多，与各个专业部门结合的比较紧密，因此它们的建设可以从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对核心数据库设立浏览级别，针对某个部门提供某些字段内容的查询，二就是针对专业数据建立新数据库，但是与核心数据库的部分字段信息整理。比如建设陶瓷纹饰数据库、书画印章提拔数据库、陈列纹样数据库、职能程序数据库、考勤系统数据库、物业管理数据库等，通过这些专业数据库一方面可以达到查询快速、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核心数据库的补充。
2.2信息采集技术
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博物馆建设的核心，而信息采集是填充和丰富数据库的重要手段。信息采集不仅包括文物信息通常采用的尺寸、重量等字段，还应包括平面信息、视频信息、三维信息等。通常我们将语音、图像、视频等信息称之为“多媒体信息”。
文物的多媒体信息采集，一般采取拍照和摄像的方式。很多古籍善本由于纸质松脆，这些文物无法正常平展，使得非接触性拍摄的照片易发生屈曲变形。这时可以利用专门的扫描仪将不规则的屈曲变形进行矫正处理，包括很多圆形的器皿的纹饰图案也可以平铺展开。光源对文物的损坏也要值得重视，画像石图案、古代书画作品等文物的色彩保护对光源的要求比较高。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信息采集的客观性。拍摄者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差异，导致了无法完整保留文物完整客观的属性特征。在当前的认知水准下，那些认为不重要而忽略的信息，也许对于子孙后代研究该文物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加强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2.3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数字博物馆重要的技术之一，它不仅是丰富展陈的重要手段，也是信息采集技术的重要补充。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简称VR）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使用者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一般，可以及时、没有限制地观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在展览中，通过在计算机中搭建虚拟场景将展品的生存环境、历史背景等信息详细的展示出来，并通过电视、投影、全息成像等手段来表现，可以说虚拟现实场景是丰富博物馆展陈的重要手段。对于数字博物馆来说，这些虚拟场景可以分类存储于核心数据库，并通过网站、局域网系统作为输出端来展示。
虚拟现实技术中的三维激光扫描和曲面建模，也是信息采集的重要手段。针对非接触性的、尺寸相对较小的文物可以采用小场景的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而对于大型文物或大型场景则可以采取曲面建模的方式来进行信息采集。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将文物或场景信息完整的保存下来，供存档和展陈使用。
3数字博物馆的展望
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影响着博物馆文化的传播，不但从职能上超越了传统的范畴，在形式和空间上也走出了实体博物馆的固有方式。博物馆的数字化不仅体现了技术的进步，更多是体现了思维的创新，甚至是引领了传统文化数字化发展的道路。就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所说的，“融入‘大千世界’则是博物馆事业的方向。”[4]而博物馆数字化则为融入“大千世界”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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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8.
博物馆数字化技术篇2
关键词：数字博物馆；数字化；人才；教学体系
0引言
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为博物馆的发展与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2001年国际博协的会议章程首次把保存活态遗产（livingheritage）和数字创造行为（digitalcreativeactivity）纳入了博物馆范畴内，这一补充内容正说明了数字化技术已变得日趋重要。[1]数字化技术发展到目前，涉及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复制存储、数字化仿真、虚拟现实、数字动画、数字合成影像以及物联网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削弱博物馆藏品保护和藏品利用之间的矛盾，同时可以使文化遗产“变活”，不仅扩大了其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传承力，而且将其中非物质文化的东西加以形象生动地呈现。[2]数字博物馆就是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领域研究和应用的集中体现的载体。
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AmericanMemmory”计划，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献、照片、影片等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以便永久保存。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世界记忆”项目。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稍晚，在20世纪9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着手开始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探索。[3]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尤其随着以“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博信息化项目的进行，数字博物馆的应用得到很大发展。例如，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全国文物系统2677家收藏单位完成了1660275件（套）馆藏珍贵文物的数据采集；建立国家、省、文博单位三级分布式存储的数据库群；全国有200多家博物馆建立了互联网站；大量的IT产品和信息技术企业开始关注数字博物馆应用，有的已经从中获益。[4]
然而，相比于全国4500多座博物馆（其中文物系统3354座），2000多万件馆藏文物，近百万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其他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发展和水平仍显不足。[5，6，7，8，9，10，11]
金瑞国认为当下我国数字博物馆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还不在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而在于人才的缺失。由于数字博物馆建设所需文博、传播、管理、技术等各方面复合型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直接阻碍了数字博物馆的快速发展。他建议可以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委托培训、资质认证、持证上岗等制度，培养一支高层次、多学科、成梯队的人才队伍。[12]
贾秀清认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与创新，要求大量知识和技能更为复合的人才加入进来，建立起结构更为优化、体系更加完整的工作团队。[13]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主任陈刚认为数字博物馆是以采集、保护、管理和利用人类文化/自然遗产信息资源为目的，建立的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一个完整的数字博物馆至少需要信息资源的采集、数据库建设、网络运行、虚拟展示内容的挖掘四个方面的人才，然而这些方面的人才是传统博物馆不具备的，也不是我们现有高等教育体系所涉及的。[1，10]
1数字博物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现状
浙江大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的高校之一。1998年，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开始合作，开发并实现了敦煌莫高窟虚拟参观旅游系统、敦煌壁画辅助临摹与修复系统及计算机辅助石窟保护修复系统。[14]西北大学也是从1998年开始和秦始皇陵博物院合作，通过数字化设备活动破碎兵马俑碎片的三维信息，然后根据形状匹配技术实现碎片的自动拼合，最后通过手工调整实现了破碎文物的虚拟复原。[15]2005年起，北京大学与龙门石窟考古研究院开展了龙门石窟数字化工作，实现了龙门石窟擂鼓台区外立面、洞窟、圆雕大佛、洞窟中小佛像、饰物三维模型的建立，通过三维模型投射出二维图像的方法来制作精确线图。[16，17]做这些具体工作的均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更多是从技术角度对文物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储存，由于缺乏文物内涵挖掘和博物馆公共教育等相关的必要知识，使得他们从事文物数据的知识化方面显得有心无力，无法满足数字博物馆建设的需求。
面临窘境的还有数字考古，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周明全认为，突破技术和考古的专业壁垒限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的现状是考古人员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考古。周明全认为，考古人员应具备更加开放的眼光，融入信息化潮流中，不能固守现有的以发掘为主的考古学。在学科设置上，美国卡罗莱纳海岸大学等面向本科生开设了考古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专业。而国内至今未设数字考古专业，学科壁垒给数字考古的发展带来很大阻碍。
数字博物馆专业，也是由于学科壁垒导致同样的问题。数字博物馆有谁来建设？数字博物馆人才由谁来培养？急需思考和探索。
2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
2.1开设数字博物馆方向
2015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文物与博物馆学属于历史学门类。根据对各大高校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调研发现，这些专业常设课程为博物馆陈列与设计、藏品管理、公共服务、文物保护基础，四大课程主要围绕博物馆的陈列部、宣教部、藏品保管部的职能工作。[18]而很重要的信息化部门其教育体系是缺失的，博物馆数字化或者信息化作为博物馆发展的重要趋势，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其在高等教育中的教学体系也未完全形成。在已有的教学体系中，常常仅将其作为博物馆学概论的一个章节介绍，多是了解数字化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及其在博物馆教育、博物馆管理等工作中的作用。显然这些内容不能满足当下博物馆数字化的需求，不能完成博物馆现代化的任务。
故而，开设一门博物馆数字化的课程或者组建一个数字博物馆的课程群就显得尤为重要，既是补位，博物馆信息化部门有了相应的高等教育体系下的课程，也是新形势下博物馆发展的需要。[19]由于数字博物馆属于交叉学科，2014年，着眼于社会对博物馆数字化人才的多元需求，遵从博物馆数字化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学校实际，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在文物博物馆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设置数字博物馆模块，重点开展博物馆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2建设课程体系，完善课程内容
博物馆数字化复合型人才，需培养具备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的系统知识，具备娴熟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了解最新技术新概念，能够将艺术设计思维同技术实现紧密结合，可从事文物与博物馆信息化部门工作，开展博物馆数字化，数字博物馆建设，智慧博物馆建设与统筹的高级专门人才。
数字博物馆方向可以由三门理论课程和一门实践课程构成，《文物博物馆数字化概论》是一门新型的跨学科综合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博物馆相关理论，而且可以进一步掌握如何使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来对博物馆进行数字化展示。教学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后，能够了解博物馆数字化展示与传播的一般方法与途径，了解博物馆数字化最新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能够用技术手段就某一数字化案例进行管理、分析与操作，从而提高其技术素养与策划管理能力，更将之前学过的计算机软件知识运用到实处，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
《文物图像处理技术》课程主要内容是涉及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虚拟现实的学科应用，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辅助管理、数字展示等技术框架，关键技术和典型系统应用。教学要求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后，运用已经学过的计算机软件知识，就某一实例进行操作，掌握文物图像处理技术的主要方法与途径。课程则需要学生了解文物图像处理技术的相关关键技术，同时掌握如何使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来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的保护。
《文物仿真与建模》课程主要内容是文物仿真与建模方面的新技术与新进展，结合多年文物仿真与建模的应用实践，归纳提炼技术基础体系和专题应用技术，从不同角度介绍文物仿真与建模中所使用的有关技术和方法。内容涉及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虚拟现实的学科应用，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辅助管理、数字展示等技术框架，关键技术和典型系统应用。课程需要学生了解文物仿真与建模的基本方法，同时掌握如何使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来对文物建模与保护。
《博物馆数字化综合实践》课程在理论课基础上，以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复制存储、数字化仿真、虚拟现实、数字动画、数字合成影像等为内容，加大上机操作时间和室外相关数字化设备使用操作时间，另外以项目为导向，开展系列的实践工作。
2.3改革教育教学方法
由于数字博物馆方向实行小班上课，易于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学校要求在院校常规教育教学方法基础上，将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基于问题学习等先进理念融入教学全过程。理论课程与上机课程结合，上机课程与室外实操课程结合。实验教学也改“灌输式”为“学生主体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独立思考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现代教育教学方法与传统师承教育精髓有机融合，集多种教育教学方法之优势，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在校学习和实践的效果。[20，21，22]
2.4学生自主项目实践
北京联合大学部级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每年开展文科创新性实验项目的申报与立项工作，学生以北京联合大学文博馆为主题开展了《基于二维码技术的文博馆展示设计与微信平台制作》一期和二期项目。一期主要依托《博物馆学概论》课程，以文博馆的文物为内容进行文物的内涵挖掘和研究，并制作了文博馆的微信公众号，定期发送文博馆文物的相关咨询，另外制作文物的二维码展示牌，便于参观者通过扫二维码获得文物更多的信息。二期项目主要依托《博物馆数字化概论》和《数字化实践》课程，以小组为单位，采用照片建模方式，高精度白光三维扫描技术方式获得文博馆文物的三维图像。
另外，学生也积极参加北京联合大学“启明星”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2015年文物与博物馆班学生完成了《北京地区圆明园流散石质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与档案管理》，通过360度二维照片环拍采集，photoscan软件建模方式获得流散石质文物的三维影像，为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展示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虚拟仿真中心拥有大量的三维数据采集、建模、展示、复制设备，可为学生开展各项数字化实践提供方便，进而提高学生的数字博物馆的专业实践能力。[23]
2.5北京联合大学依托教育部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虚拟仿真中心开展数字博物馆的虚拟仿真教学
早在2003年，北京市财政局专项支持我校建立了“数字化技术创新实验室”，并成立“信息技术研究所”。2005年成立“虚拟现实项目组”，2006年开发了基于Web3D技术的“徐悲鸿纪念馆”数字博物馆系统。2007年建立了“北京市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平台―数字化技术创新基地”，该基地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服务计算、文物数字化等。2014年申报获批教育部文化遗产传承应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开设有文物综合保护与展示、部级“非遗”技艺传承、文化遗产场景再现与应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创新应用等4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和1个文化遗产传承应用成果数字化展示与体验中心。通过虚拟仿真教学，可为历史文博系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数字博物馆方向学生的专业实践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2.6大学生创新与创业基地
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2015年，被誉为中国第四次创业浪潮的“众创大潮”在全国兴起，总理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要以大众创业培育经济新动力，用万众创新撑起发展新未来，打造经济新的发动机。2015年5月、6月，分别就高校双创人才教育改革和双创人才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了意见。北京联合大学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与创业，博物馆数字化及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传统文化与高新技术结合的典范，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方式。北京联合大学依托部级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虚拟仿真中心和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数字博物馆方向，可开展数字博物馆以及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意和创新实践基地，开展实习实训、专业共建、创新创业、协同创新的合作，提高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3结束语
数字博物馆正在以其交互性、趣味性、多感知性等鲜明特征改变着形式单一、氛围沉闷的传统博物馆形式，[24]而这种改变离不开数字博物馆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为了更多观众能更加方便、趣味地了解我国灿烂辉煌的文化，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加强数字化博物馆人才的培养力度和改革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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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数字化技术篇3
Keywords：CollegeArchives；CollegeMuseum；IntegrationofDigitalResource
前言
受高校发展历程、机构沿革以及组织管理理念等因素差异化的影响，不同高校内部其档案馆、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也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呈现两种模式，一种是校博物馆隶属于校档案馆，属于校档案馆的一个部门，或者校档案馆与博物馆同属于某一单立的校文史中心或其他类似机构，总体而言，这一模式上二者具有内部的统一性；另一种模式下，高校内部档案馆与博物馆互相分立，两个部门之间具有同等的地位或行政级别，虽受高校党委（校长办公室）统一领导，但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上具有较明显的独立性。如清华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数字博物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物馆三馆是各自独立；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地质博物馆三馆是各自独立；南昌大学档案馆、南昌大学生物博物馆、南昌大学博物馆三馆是各自独立；云南大学档案馆、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二馆是各自独立；复旦大学档案馆、复旦大学博物馆二馆是各自独立；四川大学档案馆、四川大学博物馆二馆是各自独立；江西财经大学档案管理中心、税票博物馆二馆是相互统一；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无线电电子博物馆、电视机工业博物馆三馆是相互统一；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校史博物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三馆是相互统一；南京大学档案馆、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二馆是相互统一的。为了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发展，加强对其数字资源的整合研究很有必要。
1.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的价值
1.1资源共享，节约经费投入。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其规模迅速扩张，这种持续的扩张伴随着高校入学人数扩张、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迅速上升、公共财政紧缩、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及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高等因素，一方面使得大多数高校都面临较大的经费压力，特别是对于占据90%以上比例的国内地方高校而言，其经费投入总体严重不足，经费保障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1]。另一方面，作为高校内部的常设机构，高校档案馆、博物馆在高校追求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进程下往往需要面对来自其他部门，如教学、科研、组织等方面对政府稀缺财政资源的竞争。作为辅助性的成本递增机构，高校档案馆、博物馆通常会遭遇财政投入不足的尴尬境遇，而经费的不足使得通常在高校内部长期扮演辅助角色，缺乏影响力的两馆在校内更难号召和影响周边文化环境。影响力难以提升、活动难以开展的同时反过来又可能造成经费可投可不投的盲目认知，恶化两馆的发展生态。这一背景下，基于人员、资源、平台等多层面的数字资源整合路径，有利于进行共建共有、合作共享的载体构建。这个载体既可以是两馆的组织，如内部职能部门、人员配置，也可以是各自的信息资源、管理制度资源等，这种资源的集合和共享活动本身就有效地避免了更多的重复性资源建设，节约经费投入；同时也有助于放大和提升两馆的区域影响力，影响力提升的基础上反过来又有助于吸引更多途径的经费支持，进而锻造一种良性的发展合力。
1.2维系学校记忆，传承大学精神。高校档案馆、博物馆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馆拥有的数字资源往往契合大学历史发展和建设历程。其数字资源馆藏作为高校历史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积累，依托思想层面上的认可、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和具体大学文化氛围建设举措[2]，有利于延续和锻造高校本身优良的精神和风貌，从而服务于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与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在维系学校记忆和传承大学精神上起到一个平台作用。另外，相比现存实体可视化馆藏资源而言，高校档案馆、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数字资源积累和数字资源开发获取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以高效利用和传承文化为目的。作为信息资源整合工具，数字化有助于梳理内部各院系、部门的历史源流，能够使高校历史文化的再现、传承与传播趋于显性。高校内部机构也能借助于两馆所开发的本机构的数字资源主动为校内外用户提供信息获取，这种开放性的利用平台将使得高校整体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机制更为完善。
1.3为师生服务，提升服务能力。作为生产公共产品和以提供公益服务为目标的非营利性公共机构，高校本身所注重和强调的公共服务是其特质所在，其遵循的公共服务理念强调重视民主、权利实现和公共利益满足。依托这一宗旨，具体到高校实际工作本身，其内部各机构的公共服务和服务能力展现立足于以师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对于高校内部的档案馆、博物馆而言，也同样如此，宽角度多层次实现服务能力提升并在展现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强化对师生需求的满足，并力图实现二者的对接具有现实意义。两馆数字资源的整合实现的是教育资源中信息资源的共享，虽不是最为核心的课程资源，但高校信息资源的共享潜力是最大的，尤其是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借助于多途径的网络接入方式和现代网络技术，两馆的数字资源整合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更能方便师生的利用，实现最大限度的获取和共享，这也是数字化大趋势的意义所在。另外，两馆数字资源整合营造的数字化环境不仅能够让校内用户随时随地获取需要的信息，也能为跨高校信息资源整合创造可能和便利，对区域内特定信息资源的多维度整合有极大帮助[3]，从而进一步拓展两馆的服务能力。
2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的优势
2.1外部环境：LAM一体化趋势。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由于其日益凸显的社会地位及三者在馆属性质、资源属性、文化宣导等方面密切相关，其呈现明显的一体化趋势，国外通常将三者简称为LAM（Library、Archives、Museum）。英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LA-Resource），于1998年由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文件“新文化架构”建议设立[4]，并于2000年正式成立，其负责统筹和管理三馆的资源和经费调配，推动和指导国内三类机构之间的合作；2002年10月2日加拿大宣布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重组为一个新的机构――国家图书档案馆，融合原有的数字资源，给加拿大公民提供更多利用信息的机会；欧盟于2005年宣布实施“欧洲文化和科学内容数字化协作行动计划”，以推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之间的数字化服务合作[5]；而当前国际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数2009年4月面向国际公众推出的，内容涵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一会员国的世界数字图书馆（简称WDL），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世界多个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参与建设，其整合的数字资源通过世界数字图书馆主页多语言面向全球提供利用，这一LAM一体化项目在收藏内容、合作方式、资源整合模式、项目价值等方面都是其他项目难以比拟的[6]。从国内来看，2002年我国政府启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整合国内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的优质数字化资源，为公众提供全方面、多角度的文化信息服务。除此之外，“北京记忆”、深圳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共建共享工程、国际敦煌项目等无不是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进行合作，通过对文献、文物、艺术等各类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与整合的方式，构建规模化数字资源库以向公众提供网络化服务[7]。因此，LAM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强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这一趋势对于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而言，无疑是先从外部环境因素上为二者资源整合举措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这一优势既体现于二者数字资源整合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也意味着二者数字资源整合的现实迫切性和人文需求性。
2.2管理体制：部门归属上的统一性。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除受技术因素的影响，其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管理体系、管理资源、管理方式上的调配。高校档案馆、博物馆，相比社会上公共档案馆、博物馆，在管理体制上，其工作总体上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分管；在业务上，各级档案行政部门对高校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8]，各级文物部门履行高校博物馆业务指导职责[9]；在具体管理上，高校档案馆、博物馆工作由高等学校校长领导，实行的是校（院）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相关规章制度制定和实施、人员编制、资金预算、机构建设和其他重大事项由校（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并实施。这就意味着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完全不用考虑复杂的隶属关系，“体制障碍”这一关键性因素被天然避免，这种部门归属上的统一性避免了因管理体制不顺、隶属关系复杂、政出多门所造成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使高校档案馆、博物馆合作服务机制的形成产生了良好先天条件，从而探索出一条可以为双方共同接受同时又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的体系架构，保障二者数字资源整合和数字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2.3现实条件：高校专业技术实力参与。专业化的技术实力、人才队伍是数字资源整合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对于高校而言，这一现实因素具有天然的可控性，与外部数字资源整合的技术限制状况相比，高校内部已有的人才队伍以及技术环境具备组织难度小、利用成本低、综合效益高等特点。其一，在实现数字化资源获取上，往往需要开展数字资源格式标准化、纸质资源数字化、数字资源数据化、电子文件网络化等各项基础工作，而这一类工作往往纷繁复杂，需要大量相关知识背景的人员广泛参与，而高校内部的文史类专业，包括档案学、历史学、古典文献学、博物学、文秘学等学科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人员往往具备相当的档案学、文献学、历史学基本功底，完全可以参与其中。其二，在数字资源平台搭建和数字化服务上，高校内部的计算机学科群、研究所具备完全的信息技术、软硬件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实力。其三，在组织途径上：一方面，高校档案馆、博物馆可以通过创新型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建设组织所需人员，拓展服务功能[10]；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校内技术创新项目、校内科研项目招标等形式在实现技术获取的同时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从而有助于高校教学部门和高校档案馆、博物馆优势互补，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数字资源整合工作的良性互动，构建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服务对象与对象服务的一致性，发挥出综合效益。
2.4资源属性：馆属资源属性内在共通。高校档案馆、博物馆馆属资源属性的内在共通性可以归结于两个较突出的层面，基础层面上两馆馆藏资源属性内在共通，包括各类实物馆藏资源和数字馆藏资源等；广域层面上两馆软硬件资源条件内在共通，包括专业人才、技术实力、展示空间、各类硬件设施等。基础层面的馆藏资源上，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所收藏的各类文献资源、实物遗存、音像制品、数字资源等藏品彼此之间存在普遍性的相互交叉渗透。以南京大学为例，该校内设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南京大学档案馆，访问两馆的互联网站点即可以看到二者数字资源的共通性。以校史博物馆首页的“南大校史”、“校友英华”、“校友信息”板块和档案馆首页“南大人”板块为例，对比二者内含的数字资源，关于学校历史沿革、历史名人等方面的数字资源只需在格式和呈现模式上稍加整合即可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互通，这种资源属性上的共通性同样可以通过日常管理上的统一性呈现出来，如该校档案馆网站上就既列有档案馆动态一栏，也列有博物馆动态一栏。广域层面的软硬件资源上，高校内部档案馆、博物馆需要或者配备的专业人才、技术实力、展示空间等各类软硬件设施往往较为相似。以博物馆所拥有的专业陈展与讲解队伍为例，其同样可以为档案馆筹办精品展览提供有力的支撑。两个层面上的共通性构建了两馆馆属资源的可整合性，这也就为两馆数字资源整合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必将有助于开创“双馆齐下”的全新模式[11]。
3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的实现
3.1技术依托――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实现的基础。信息资源整合问题，是伴随信息技术发展和广泛应用所导致的技术发展多源性和发展程度不统一问题日益严重而提出的[12]。作为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的属概念，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对象往往包含多源性的结构化信息、半结构化信息和非结构化信息，其通过数字资源采集、传输、存储、交换、挖掘等技术过程，将异构数据和其他数字资源全面整合，实现两馆数字资源的协同、交互和共享，是一个跨应用、跨平台和跨网络的资源整合流程，这一流程跨越了IT技术的各个层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借鉴IT架构的层次关系，其数字资源整合可以分为这几个层次[13]：基础网络层、数据层、平台层、应用层、标准和规范层。
图1数字资源整合技术层次
遵循这一思维，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大致可以以基础网络层的整合为基础，以数据资源的整合为核心，通过平台的搭建，在应用层面上实现利用。而总体上，这几环节的实现都立足于各自的标准和规范，因此作为维护技术集合体，实现技术协同、相互关联的保障，标准和规范层的整合贯通于各个环节。
3.1.1强化两馆基础网络层整合的技术利用
（1）异构网络的协议转换技术。网络异构是伴随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多种多样的网络利用系统开始出现，这些系统之间不能实现相互通信和集成所导致而出现的[14]。高校档案馆、博物馆的异构网络环境的产生往往是由不同厂商的计算机、网络设备和系统组成的，这些计算机系统可能运行着不同的操作系统和通信协议，导致计算机资源难以实现统一使用。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从软件和硬件两种解决技术出发，一种是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协议转换，另一种是通过专门的协议转换网关设备进行实时的异构网络协议转化。
（2）利用各类型网络存储技术。新兴的存储技术以网络为中心，能够支持各种操作系统和平台，可以提供整理的数据访问，具有无缝的可扩展性[15]，常见的网络存储技术包括SAN（StorageAreaNetworkandSANProtocols：存储区域网络）和NAS（NetworkAttachedStorage：网络附加存储）以及虚拟存储技术。
（3）整合网络通信标准。整合网络通信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两馆数字信息资源利用者与提供者之间的对话，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的相互传递。在通信标准选择上，Z39.50协议的应用，能够实现异构数据库系统和异构网络之间相互传递信息，也可以作为一种整理的数据库接口规范，让利用者通过互联网检索不同服务器上的各种数字资源[16]。
3.1.2推进两馆数据层的整合
（1）加强两馆的数字资源建设。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的基础在于两馆本身拥有丰富的并可供利用的数字馆藏资源。因此，对于两馆数据层的整合而言，二者的数字资源建设是首要任务，只有建立起资源配置合理、特色突出、利用方便的数字信息资源库才能有效地实现整合功能[17]。首先，两馆在进行数字资源整合前，必须明确二者数字资源整合的资源类型和资源范畴，明确哪些数字资源可以被整合，是否可被整合利用，并通过两馆的协调达成一个共识，除此之外，对于两馆所收藏的校内其他学科、其他机构的学术科研数字资源进行整合时，需要各部门共同协商，进行统一规范[18]。其次，应主动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以资源体系建设为重点，组织人力、物力主动进行馆藏资源数字化，构建海量分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通过数字化平台、数字化服务等的建设，为师生及其他利用者提供丰富便捷的数字文化服务，哈尔滨师范大学数字博物馆就是立足资源体系，通过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数据库群、数字资源加工与服务平台等项目的建设，通过传播快捷的网络应用与传播平台实现数字资源利用的典范[19]。
（2）两馆数字资源的数据化。当前两馆数字资源基本都属于数字化级别，用户需要在众多的图像文件中搜索自己所需要的特定信息，唯一的方式只有手动的图像翻页查找，依靠人的阅读来实现馆藏的图像文件资源信息获取，无法依靠机器查找和分析，这必然会影响两馆数字资源用户的利用效率和体验。而数字图像文本内容的数据化是将原本的图片处理成文本的段落，数字化图像转化为数据化文本，使得计算机可以处理和分析这些文本数据，用户通过检索和查询就能快速实现数字资源利用。资源数据化过程较之资源数字化虽难度更大，但可以考虑优先运用于高校档案馆、博物馆馆藏的部分重要数字资源。总体而言，相比当前国内的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建设做的较为普遍的文本扫描工作，数字资源的数据化是馆藏数字资源建设的一个新过程。
（3）数字资源类型与格式的统一化。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理应面向所有类型的数字资源，但受标准规范、信息技术等实际因素制约，整合工作往往先瞄准部分类型的资源，再逐步扩大范围[20]，两馆在进行数字资源建设的前期，互相之间需要共同确立可数字化的资源类型，明确数字信息资源的创建标准（数据编码、文件格式转化等）、资源描述标准、资源组织标准、资源长期保存标准、资源服务标准。以图像类资源建设为例，图像可以通过PMP、TIFF、GIF、PCX、XBM、PCX、JPEG或是PNG等格式呈现，假使初期数据格式标准就不统一，必然给之后的整合工作增加难度。
3.1.3实现面向用户的平台和应用层的构建。数字资源整合实践最终服务于用户利用，平台是集成、整合数字资源的载体和解决方式，应用层的技术关注的是用户利用数字资源过程中的工作流程、协同和交互过程，直接面对终端用户，需要注重的是用户的体验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如何服务于两馆用户的深度挖掘和开拓，平台和应用层的构建和优化决定两馆数字资源整合成果的外现模式和表达速度，关系到档案馆、博物馆在校内的影响力和被依凭度的提升。在平台层上，高校数字资源整合的一个努力方向是特色专题库的构建，另外一个努力方向是创建一个稳定的环境来长期保存和访问原生数字资料[21]，可以考虑以此为基点实现整合平台建设，如DIPS平台和DSpace平台较具有代表性。DIPS平台作为成都国图数字研发的一套数字文献处理平台软件，能够对机构所拥有的海量化多媒体资源及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建设加工，通过资源的有效管理，能实现网络环境下数字资源的和利用。DSpace平台则特别用于解决数据长期保存的问题，可以实现两馆数字资源整合的现实需求。另外，在直接面向用户的应用层上，两馆要注重搜索技术、门户技术的应用，为用户提供统一的、可个性化的、可协同的信息资源访问通道，更好地实现用户利用。
3.1.4标准和规范层的过程性保障。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标准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标准化和规范化是实现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和共享的前提和保证，仅以两馆数字资源整合过程中大量的图像、表格、音频资料为例，这些资源往往来自校内不同学科，数量庞大，类型也特别繁多，假使在数字资源建设中不首要考虑标准化的问题，必然导致在资源建设和整合的中后期遭遇困难，以致难以继续。同时，标准意识的确立也体现于本机构“自有标准”和“统一标准”之间的平衡，不能将工作人员自身的个性化实践量化成自有标准，但也不能完全盲目地标准化，需要在两馆资源整合实践中实现个性化和统一性的具体结合[22]。
其次，要重视标准和规范在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各环节中的参与和完善。数字信息建设发展的速度直接影响数字资源的建设模式、资源内容、资源类型和数量，这使得数字资源整合的内容更加复杂。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实践需要依靠标准体系实现整体性指导的同时，又能为具体业务提供可操作的细则。这些操作的细则既应该体现于两馆的管理机构设置，也应该作用于具体的个人，以宏观框架指导机构和部门意识，以具体业务标准指导个人具体的业务工作，实现整合标准的各环节参与。同时，也可考虑指定专人对各环节中的标准化实施进行检查和负责，以便更好地完善相关工作。
3.2管理思维契合――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实现的保障。实现高校档案馆与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在于服务用户的实际需求，其评价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两馆整体服务机制的有效形成，技术评定上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保障的同时，我们又要避免陷入“技术迷途”，即不要单纯地追求技术上的先进性，而是需要在依托技术力量基础的同时，注重基本资源利用机制与管理服务的建设，实现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在技术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上的完美契合。
3.2.1趋于制度保障的制度设计。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是一项较为庞大的社会事业，需要管理层面的信息政策协调、规范与扶持。同时，由于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涉及技术、经济、人文、组织等各方面的因素，深入到高校日常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因而需要具体的制度保障，将两馆数字资源整合上升到制度层面，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因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实践内容丰富，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制定不同的政策，确定一些保障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实践的基本制度原则。
（1）建立两馆数字资源整合的责任分配制度机制。首先，两馆可以考虑设置专门的主管机构或专项工作小组以保证数字资源建设和整合工作专职专责，以组织保障来实现两馆数字资源工作政策并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针对部分高校两馆各自分立，各自封锁，政出多门，缺乏必要政策协调的状况，其改善则需要高校内部建立一个权威性的信息工作领导机构[23]，从总体上规划、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其次，应对校内档案馆、博物馆负责数字资源整合工作的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具体规定，对相关负责人必须履行的职责作详细的规定，对数字资源整合各个子项目作具体的责任分配，以防止出现权利失衡和秩序紊乱的现象，从而落实两馆数字资源整合的责任分配机制。
（2）重视两馆数字资源整合过程中师生的参与制度设计。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实践缺乏与以校内师生为代表的主体用户以及其他用户的有效沟通，则不能充分表达利用者的利益需求，在可操作性和总体利益的平衡上就难以达到均衡，因此必须重视两馆数字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师生参与。首先，可以考虑吸引高校内研究人员、教师、学生参与两馆数字资源整合的规划过程，在环节的启动、具体项目的开展上吸引这一群体的参与，了解他们的政策需求和利益诉求，作为数字资源整合工作展开的重要考量，听取他们的信息反馈，并据以调整整合实践的内容和导向。其次，支持建立高校内的信息化研究组织或协会，通过这些组织沟通校内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等信息组织，让校内的科研需求实际、文化需求实际与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和服务提供相对接，实现效益最大化。
3.2.2趋于空间统一的设施和馆藏空间整合。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往往不仅仅意味着两个馆之间，而可能面临的是多馆分立的状况，对数字资源整合实践而言，多馆分立则意味着多元空间的数据组织与管理，在数据多元的状况下，空间的多元所带来的空间隔离则可能在组织管理上造成一定的组织失衡、组织误差和组织效率低下等消极影响。假使高校内档案馆、博物馆在设置上能消除空间障碍，必然对避开此种境遇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实行两馆展览、利用、办公、馆藏空间的统一化建设，在内设档案馆、博物馆或科技馆、校史馆等同性质馆型的高校，可以考虑设立一所单独的“文博大楼”，在此建筑空间内统一囊括上述各馆，从而将校内档案馆、博物馆所拥有的设施和馆藏统一在一个空间内。两馆库房对于温湿度、光线、防火、防虫等保管条件的要求就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空间的统一部署和规划必然可以节约成本，实现两馆硬件和软件的集约化利用，也有利于消除空间多元所致的馆藏分立，这就有利于实现两馆数字资源整合的前端控制。其次，推进管理空间的整合，在管理机构设置上，可以推进校内档案馆、博物馆保管机构和管理机构的合并，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本身不存在行政管理体制多元、序列不一的状况，其管理空间上的统一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曾有相关研究探讨机关（单位）内部档案、文物保管机构的合并方法，认为可以将单位内设的档案馆（室）、博物馆/陈列馆合并，行政上由所属机关（单位）负责领导，业务上受单位所在的行政区域内的同级和上级行政管理机构指导和监督，并以山东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为例，认为可以将三馆合并，新馆称“山东大学图书、档案、博物馆”[24]，这种管理空间上的统一性探讨不无道理，它将高校内两馆数字资源整合，变为部门内的数字资源整合。这种设施和馆藏空间上的统一、管理空间上的统一趋向，不仅有利于高校内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建设和整合，对于校内单个的馆型的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3.2.3趋于服务导向的用户保障体系构建
（1）建立用户信息库，获取用户数字资源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用户自主登记的方式进行，通过在校档案馆、博物馆的网站或利用大厅设立用户信息登记入口或登记载体，收集用户类型、主体用户的专业信息（学术背景、科研行为、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联系方式等信息，同时也可以单独收集和获取重要用户（如知名教授、学者，重点研究所，校长办公室，校宣传部等机构）的数字资源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Web用户信息挖掘、Cookies文件分析获取两馆网上数字资源用户的信息行为（浏览方式、浏览时限、访问习惯等），透过用户信息挖掘用户对高校档案馆、博物馆的数字资源利用需求，实现用户满足的同时提升其满意度和依赖度。
博物馆数字化技术篇4
数字博物馆也被称为虚拟博物馆，是传统博物馆实体文物信息化的目标，也为延伸博物馆的功能内涵提供了可能性。多媒体技术的介入是数字博物馆数字化的又一突破。多媒体技术的记录丰富了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纪录片式的影像多视角展示工艺美术艺术品，通过对工艺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多媒体数据档案资料库，是对濒临绝迹的手工艺文化生命的延续。三维计算机建模渲染可以实现虚拟实境，向人们展示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把庞大信息库进行综合调配，使拥有信息化数字化文化资源的博物馆充分发挥其收藏、传播、教育、保护的功能。依托网络平台面向世界不受时空阻隔，畅通的传递虚拟展示信息。
它反映的是自然和人类文化遗存为主的多种数据源的有序集合，在保存自然和文化遗产，提高民族素质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数字博物馆可以通过传统博物馆文物数据系统的完善和门户网络平台来构建，在传统博物馆内部给数字博物馆提供运营的办公空间。现代数字博物馆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具有藏品存储形式数据化，用户在获取信息时依靠互联网、展览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其周期较之传统展览策划准备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现代的博物馆管理者也都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完成管理工作。传统博物馆的参观动线设计上遵循着公共展示空间的原则，虽然在自由度上有无序和有序之分。对来访者的限制并不大。但是相对于网络访问者还是更加自由。一台电脑就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知识信息采集。随着终端的多样化，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用互联网更加便捷，随时都能对数字博物馆信息进行参观学习，传统博物馆虽然实物展品传达出的情感和感觉更真实。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它固定的地点和必须在工作日到访的不便。传统博物馆所依赖的建筑主体，本身也是一项艺术作品，曾有人把建筑称为凝固的音乐。建筑空间独具艺术魅力，文物实物饱受岁月洗礼，传达出人文的情愫。
博物馆的日常管理、主题展览的策划都需要一定人数的工作人员，数字博物馆只要前期采集图像影像，建立数据库的工作做得完备，后期运营只需维护服务器即可。建立文物数字化信息资源库，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在内的全部历史，人类文化遗存的全部本体信息。统筹历史文化资源实现大数据共享，数字博物馆在全球范围的建立网络化的博物馆体系，落实“数字地球”理念，加强信息交流互联互通，使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信息高速路”更加畅通。在文物保护方面，实物类文物，尤其是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体文物自然寿命有限，由于材料、时间、工艺流程、保存技术等各项条件无法一一满足，不可避免的会在一定程度是损毁甚至是消亡。建立数字信息系统，从另外一种方式上延长了实体文物寿命。在需要策划展览的效率上数字博物馆更加快速，工作人员具备运用多媒体、计算机技能。传统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则需更多的运作周期，文博知识全面才能胜任博物馆工作，并且实体文物的调运安保工作都非常重要。
二、现代数字博物馆对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
(一)现代数字博物馆的数字化影像的记录保存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部分是看得见而摸不着的;而另外一部分是看得见也摸得着的，显然工艺美术类就属于后者。工艺美术由文化而产生产品，图像展示产品，影像记录生产制作过程，手工艺人影像口述经验经历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完备的记录与保存。数字博物馆不同于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是人与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共建的一种生活方式。传统博物馆对工艺美术活动所产生的实物进行收集整理保护，而数字博物馆藏品必须先进性数字化技术的信息采集，图文、影像、声音全方位的记录保存，这样才能在下一环节的博物馆交互设计中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在采集工作前期开展将非常困难，当图文、影像资料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构建完善该项文化遗产存储数据库系统，大数据时代必将带来受众交互新体验。无论管理还是检索都将通过互联网络平台实现。使数字化技术、多媒体的应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来。活态化的保护是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这使带有时间标签式的记忆保护成为数字博物馆的次优方案。其目标是把重要的文化遗产重点保护起来，把濒临消亡的工艺美术手工艺恢复起来。
(二)现代数字博物馆的影像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功能
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不仅仅局限于数字博物馆存储数字化讯息。数字博物馆还同时具有在互联网络传播、在虚拟空间展示、对受众终身教育的功能。除了直接拍照拍摄获取的图片、影像之外，3D技术运用于生存空间虚拟化，这为虚拟展示提供更多可能。打破了传统展览的时空限制，让更多的受众接受文化遗产的资讯，开放性的网络平台，健全数据库储备，充分满足人们对文化方面的需求，使之进入大众视野，了解其内涵、体会民族性精神主旨，使教育真正实现终身化。从而增加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众认同感，使全社会都参与到保护文化中来。现代数字化技术能解决实物和工艺流程双向保护，突显数字博物馆具有的优势。但是，活态化的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记录的可能只是漫长岁月中某一时期的状态，进行的也只是历史定格活化石式的展示，对受众来说略显遗憾。具有古老文化气息的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前传承方式主要来自民间的家庭式、作坊式、师徒式的延续，对精湛的技艺无形的文化信息，要实现活态化的保护，既要营造全民全社会参与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大社会环境，还必须有优秀的小众群体传承者。
(三)现代数字博物馆打造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平台
博物馆数字化技术篇5
关键词：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博物馆；优缺点；主要实现方式
中图分类号：TP333.96
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受人们所青睐，逐渐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各个领域，而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领域中的应用是博物馆传统展览方式向现代化展览方式转变的最好方法。众多博物馆的建立，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我国的博物馆展览形式多为被动式的封闭型，即展板、展柜、景观等方式的组合形式，观众只能被动的浏览，看到的只是所展文物的一个侧面、局部或者馆藏文物的小部分。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博物馆领域能更好的转变这种被动的浏览方式，使人们跨过时间和地域限制在网络上大范围的浏览文物。
1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种高新技术。这种技术主要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提供使用者关于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可以及时并且没有限制地观察三度空间内的事物[1]。
2数字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是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图形图像技术、互动娱乐技术、特种视效技术，立体显示系统、将现实存在的实体博物馆用三维立体的方式完整呈现在互联网上的博物馆。
3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应用的优点
（1）可以提高文物的展出率与展出效果。我国当前收藏在各类博物馆中的文物繁多，由于受湿度、温度和地点等条件的限制，很多文物不能完全展示在观众面前。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文物制作成三维立体的、动画的等等类型的影像，来展示文物。
（2）可以将实体文物通过影像数据采集等手段，建立起与实物文物相一致的三维模型数据库，保存文物原有的各项形式数据和空间关系等重要资源，实现濒危文物永久保存。
（3）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提高文物修复的精度和预先判断、让博物馆管理者能提前选取将要采用的保护手段，从而更好的保护文物。
（4）通过计算机网络来整合文物资源，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更加全面、逼真、生动地在网络上大范围的展示文物，从而使文物摆脱地域限制，实现资源共享，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4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应用的缺点
（1）利用计算机3D建摸，文物的细微处是看不到的。
（2）数字博物馆存在数字化信息贮存载体使用寿命有限的缺点，一旦使用年限已到而没有及时备份，贮存信息会全部丢失。
（3）数字化方式存贮的信息很容易受到磁场、计算机病毒、黑客侵入等干扰和破坏。
（4）数字化信息很容易被复制和下载，知识产权很难保障。
5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应用主要实现方式
5.1静态图片数据采集
静态图片数据采集是建立虚拟数字博物馆的基础，也是与实物对比最为有效的依据。大量的真实物体图片数据采集，可以有效保证虚拟数字博物馆数据的高仿真性，减少三维模型和实际物体的差距，采集时可采用数码相机拍照的形式，相机型号和镜头要适中选用。
5.2动态影像数据采集
动态影像数据采集是静态图片数据采集的有效补充，可对博物馆实际物体进行连续的空间位置与光影属性作记录，可以更真实地反映空间、光线、时间的变换关系。动态影像数据采集主要使用效果较好的高清摄相机。
5.3三维数据采集
三维数据采集在整个虚拟数字博物馆制作过程中处于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地位。目前国内外常用的三维数据采集主要实现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三维扫描；第二种是使用三维软件直接建模。
5.4数字博物馆的建模
数字模型的建模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使用三维扫描设备扫描实物后生成三维数字模型建模，但相应的硬件成本非常高，同时对扫描数据处理的技术要求也较高。另一种是使用应用软件直接制作数字模型，这种方法软硬件成本低，但设计者的三维空间造型能力和美术功底要十分强。数字博物馆的建模比较适合软件制作与三维扫描相结合的方式。大部分的模型考虑成本因素都用软件直接制作完成，主要制作软件有Photoshop、Autocad和3dsmax。Photoshop软件用来做静态图片处理，把静态数据采集的图片做好前期处理工作，数字博物馆中的楼体和各个展厅可先用Autocad软件建平面图，再把平面图导到3dsmax软件里进行三维建摸。博物馆里的各种展出文物可以用3dsmax软件直接建摸完成。基本模型建好之后要给模型赋予材质和贴图，主要方法有两种，既基本材质和位图。一般墙面和装饰灯材质制作常使用基本材质方法，其他一些基本文物等常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的位图来进行贴图。
以上对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应用的优缺点及主要实现方式进行了阐述，供在虚拟现实技术及数字博物馆领域研究人员学习和参考，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必定带来数字博物馆领域的长远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博物馆会走到我们每家每户，更好的服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大量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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