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生(6篇)
哲学与人生篇1
1.1课程的特点决定的。哲学与人生是中等职业学校德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其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它除了要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外，还需要与中职生的人生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果按照教材章节面面俱到效果并不好，因此本校课题组做了有益的尝试，在尊重教学大纲的前提下，改变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固定编排模式，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整合，以专题的形式开展教学，集中精力突出重点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实践证明，它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2]。1.2中职生的特点决定的。中职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选择未来发展方向、形成正确的职业理想和就业观的关键期，但由于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欠缺，大多数学生对人生问题的认识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无法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因此在哲学与人生教学中，教师不能仅就哲学观点而讲哲学观点，也不能把讲授哲学观点作为教学的终极目的，而应该根据中职生的特点，把哲学观点与中职生的人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专题，使哲学观点的学习建立在运用的基础上，实现在使用中学习、在学习中使用，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学与做的结合。
2中职哲学与人生课程改革中专题的开发
2.1哲学与人生专题的开发依据。以哲学与人生实施性教学大纲为依据，全面落实中职德育课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以哲学与人生教学实践中的经验为基础，结合学生生活和专业实际进行专题开发与整合，将教材的指导性与教学实践的实效性融为一体。2.2哲学与人生专题模块的构建。哲学基本观点与中职生人生发展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以此作为专题模块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线索，形成了6个专题模块，其专题模块构建如下。专题一“人生理想篇”。整合了教材第十、十一和第十二课，它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理想、意志信念的观点而形成的，避免了内容的交叉重叠，使知识线索更加清晰明了，可以使中职生首先明确自身的理想和目标，学会自觉地把个人成长纳入社会发展之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实现个人理想。专题一对整个专题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专题二“人生选择篇”。整合了教材导言和第一课的内容，它是依据唯物论中客观实际的观点形成的，使中职生理解在人生选择过程中，必须遵循主客观条件，学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正确的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选择。专题三“人生行动篇”。整合了教材第二课和第三课的内容，它是依据唯物论中运动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而形成的，使中职生明白人生的发展只能通过行动来实现，理解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学会做一个自强不息、勇于行动、善于行动的人。专题四“人生态度篇”。整合了教材第四、五和第六课的内容，它是依据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和矛盾运动的基本观点，与如何处理中职生人生发展中的关系、境遇和动力问题相结合而形成的。它包含了3个子模块：（1）人生关系；（2）人生发展；（3）人生动力。目的是帮助中职生解决人生态度问题，使其学会用哲学的观点去分析解决人生问题，学会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断养成勇于克服困难和开拓进取的优良品质。专题五“人生能力篇”。整合了教材第七、八、九课的内容，它是依据辩证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现象与本质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观点而形成的。它也包含了3个子模块：（1）知行统一；（2）明辨是非；（3）创新能力。目的是帮助中职生提升人生发展的能力，使其学会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做到知行统一；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升明辨是非的能力；学会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创新能力。专题六“人生价值篇”。整合了教材第十三、十四、十五课的内容。它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而形成的。目的是帮助中职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处理个人与社会、奉献与索取、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为在社会中发展自我、创造人生价值做好准备。以上6个专题的组织结构都是由“目标”“导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5个部分所组成。专题模块的构建既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也解决了怎么教的问题。
哲学与人生篇2
关键词哲学与人生教学探析课程特点
进行中职“哲学与人生”教学的探究，深刻认识哲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深入分析“哲学与人生”课程特点，准确把握其教学内容，努力探索“哲学与人生”课程的教学特点，对中职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哲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
对中职生的成长来说，他们有很多人生的困惑需要解决。在中职生德育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哲学与人生”课程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他们的人生具有统领作用。一个人拥有了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具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才能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才能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优秀的心理素质。用哲学点亮学生的人生，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能更好地提高中职生人生发展的能力；能更有效地引导中职生自觉思考人生问题，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深入分析“哲学与人生”课程特点，准确把握其教学内容
（一）“哲学与人生”课程特点
“哲学与人生”课程改变了过去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课程理念，强化了德育课特点，既学哲学又用哲学。
课程将哲学知识与人生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发挥哲学的指导性，用哲学指导人生；将人生问题与哲学道理的运用结合起来，用人生体验哲学，用智慧感悟人生。将学哲学和用哲学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感染、引导和鼓舞学生，帮助他们提高思维能力，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实现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结合，体现了哲学与人生的内在结合。
（二）“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内容
“哲学与人生”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及如何做人的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本课程的每一个教学内容都设置了二个重点，一是哲学基本观点的重点，二是人生问题的重点。每一个教学内容的难点主要是哲学与人生的结合。一是如何从人生的具体问题中提升出哲学问题，二是如何以哲学的观点来感悟人生。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内容的每一单元，每一课都有两条线：即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人生问题。分为三个教学单元：唯物论-尊重客观实际；辩证法――一分为二看问题；认识论--知行统一提高能力；历史观--历史规律与人生理想，人的本质与自由。
第一单元的两条线是：哲学观点的主线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人生问题的主线是走好人生路。第二单元的两条线是：哲学观点的主线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人生问题的主线是人生态度。第三单元的两条线是：哲学观点的主线是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人生问题的主线是人生实践。每个单元分为三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按照两条线。
三、努力探索“哲学与人生”课程的教学特点
（一）“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整体设计思路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的原则，遵循中职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坚持知、信、用相统一，引导学生既提高哲学的素养，又提高人生发展能力。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要遵循教材内容的基本线索即哲学基本观点、人生哲学知识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基本线索来设计教学过程。
在实施两条主线内容的教学中，讲哲学知识，要注意以解决人生的问题为目的，把握重点；讲人生问题，要注意哲学知识的运用，把握人生问题中的哲学意义。实现哲学与人生的内在的结合。
（二）教学创新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要依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设计教学活动。
内容设计要跳出学科知识体系框架，为学生而设计，密切联系学生的实际，使教学内容精炼化、生活化和生动化。以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丰富教材资源，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
教学方法提倡讨论式、体验式教学。重视学生的体验，引导学生感受生活，感悟人生。
（三）“哲学与人生”教学的主要教学方法和基本环节
“哲学与人生”作为德育课应该是直通学生心灵的教育：应以生动案例内化于心；以多样形式体验于心；巧设情境感染于心。最终实现德育的终极目标：教会学生做人。
“哲学与人生”教学方法的选择，倡导启发式教学，采取合作探究、交流讨论、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例如，案例教学是以大量的来源真实的案例供给学生分析探讨。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哲学与人生”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导入、理解分析、实践等教学的基本环节。
导入环节：案例+问题。选取案例导入或者情境设计导入，激发学生情趣，把学生融入其中、营造和谐氛围，理解尊重学生、营造语言情境，感染其心灵；精心设计问题，具有的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理解分析认环节：案例+体验。包括认知理解、问题分析和讨论。以案例理解基本观点，用基本观点分析案例，提出问题讨论，加深理解和掌握基本方法（应用）。
实践环节：活动+方法。设计学而思的活动，让学生体验思考、讨论探究，老师引出哲学观点和方法，进而分析人生中的实际问题，最后，教师归纳评价（我们应该怎样做）。体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使课堂充满生命力，实现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结合。
参考文献：
哲学与人生篇3
【关键词】成语故事哲学思想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4-0180-01
成语故事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芒，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借用成语故事讲清哲学道理，可以增强哲学教学的通俗性、趣味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运用成语故事教育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看待人际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
讲联系的普遍性时，给学生讲唇亡齿寒的故事。春秋时晋国邻近有虢、虞两小国。晋国想举兵攻打虢国，晋国大军就必须经过虞国。晋献公用美玉和名马作为礼物，送给虞国国君虞公，请求借道让晋军攻打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谏劝虞公不要答应，宫之奇劝谏虞公说：“虢国是虞国依靠呀！虢国和虞国两国好像嘴唇和牙齿一样，嘴唇没有了，牙齿岂能自保？一旦晋国灭掉虢国，虞国定会跟着被灭亡。这‘唇亡齿寒’的道理，您怎么就不明白？请您千万不要借道让晋军征伐虢国。”虞公不听谏劝。晋献公轻而易举地灭掉了虢国。然后又灭掉了虞国。故事中的虞公没有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割裂了虞国与虢国的关系。
还可以引用“喜鹊叫喜，乌鸦叫丧”“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讲清联系的客观性。在讲联系的多样性时，用“一叶障目”“断章取义”“舍卒保车”说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成语“竭泽而渔”指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守株待兔”指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等。
教育中职学生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识和把握事物的真实联系，具体地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切忌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人际关系，学会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
二运用成语故事教育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处理好人生中的顺境与逆境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由无数事物构成的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无限发展过程。发展是事物自身性质的突破和飞跃，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前进、上升的运动，这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想问题，办事情要着眼于发展，与时俱进。
“士别三日”出自于《三国志》，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劝他读书，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鲁肃称之士别三日。现以“士别三日”形容大有长进、焕然一新，即应刮目相待。这个典故说明了发展是普遍性的。能说明发展是普遍性的，还有成语“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物竞天择”等。
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同样，人生的发展也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顺境与逆境是人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两种境遇。所以，中职生在顺境中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逆境中要不懈努力，不做命运的奴隶，以积极的心态对待挫折和逆境。
三运用成语故事教育学生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处理矛盾，促进自身发展
事物内部两个方面之间或事物之间既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哲学上把事物包含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叫矛盾。对立与统一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塞翁失马”是一则古代寓言故事，它是为阐述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倚伏观服务的。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能得到好处，也指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变为好事。这个成语说明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还有“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因祸得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可以说明矛盾双方是相互转化的。“教学相长”“和而不同”说明矛盾双方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不可分割的。“讳疾忌医”则回避和掩盖矛盾，否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张冠李戴，良莠不分”则指抹杀事物矛盾的特点，混淆事物的性质。
哲学与人生篇4
时间：2003-2-21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哲学与人生篇5
一、培养学生的良好思维品质
一个成功的人一定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同样，一个优秀的学生也一定具有良好的思维品质，职校的学生虽然在文化成绩上不占优势，但是可以通过哲学与人生的学习，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哲学与人生是从哲学的角度上去看人生，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课题，学生在理解的过程中会面临困难，因此，教师可以采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从实际生活中思考哲学与人生，在探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培养学生如何正确看待社会、看待自己身边的事物，让学生从别人的一生发展历程中掌握基本的思维方式，并正确地看待这个世界，从而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在学生学习哲学与人生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慢慢体会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践，让学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可以明事理、辨是非，认识到明事理、辨是非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如学习《客观实际与人生选择》这一课时，能够使学生了解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人生选择、并且走好人生道路的基础，从而培养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自强不息以及尊重他人等美好的道德品质。物质世界虽然是统一的，但也是多样的，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一样，人生的发展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人们在选择自己道路时，正确的选择远远比跑得快重要。让学生正确给自己定位，选择人生前进的方向，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也应该从实际出发，每一个人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所以，给自己定位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发展变化与顺境逆境》的学习，让学生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挫折的时候，要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养成勇于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主动锻炼个性的心理品质，进而养成良好的生活态度。
二、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品质
很多学生进入职校学习都是因为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导致的，甚至很多学生已经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来职校学习可能只是家长的一厢情愿。职校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可能更加自卑和消极，对自己的人生也不抱希望，甚至对社会也会产生一些偏见。所以，在开始上课之后，职校的学生往往表现得非常不积极，上课态度非常不好，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养成了很多不良的习惯，所以，对职校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非常必要，是改变职校学生人生轨迹的重要途径。很多学生不但在学习上缺乏动力，还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哲学与人生是必修的德育课，可以启迪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人生阅历，再结合教材上的案例，通过各种故事阅读，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观点去发现自身的不足，分析自己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找到不断完善自身的方法，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如在学习《物质运动与人生行动》的时候，通过物质在运动中存在的学习，让学生体会到个体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自我超越，然后通过“爱因斯坦的梦想”的案例，让学生明白每一个人要遵循自己的天赋，不在不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浪费时间，教育学生要敢于走出自己的人生之路，用积极的行动构筑辉煌的人生。通过《能动自觉与自强不息》的学习，让学生正视现实，自强不息，明确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做勇于行动、善于行动的人，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人际关系，让学生明白人都是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的，人际关系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交互性，但是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是建立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的，人际关系和谐更是中国的宝贵文化。让学生明白，只有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创造快乐的人生。
三、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就是运用辩证的方法正确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可以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概括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多方面入手。职校学生的内心特别敏感，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哲学，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哲学思维模式，在哲学与人生的学习中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在课堂上不愿意回答问题，慢慢失去了思考的积极性，思辨能力很难提升。但是，通过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就能让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提升思辨能力。哲学与人生教学目的就是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去分析和解决人生中遇到的问题，为健康的人生奠定基础，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提高思辨能力。
如在学习《现象本质与明辨是非》这一章节的时候，可以培养学生在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提高人生发展能力、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不但能够透过现象认识现象的本质，还能透过假象认识事物的真相。通过现象和本质的辨证统一关系的学习，掌握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了解现象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思辨能力。通过《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学习，强调在正确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需要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帮助学生看清这个世界，让学生在面对新情况的时候可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在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时候，需要学生熟练掌握辩证思维的运用，让学生用联系、发展以及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并思考问题，从而解决问题。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揭示概念的辩证发展和矛盾运动的基本方法，主要涉及归纳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转变抽象的思维方式。同时，还可以列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等多位哲学家的新思想故事，让学生明白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甚至可以决定这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哲学与人生的学习，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提高职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应该充分发挥哲学与人生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良好思维品质、健康的心理品质以及思辨能力和创新思想，在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打造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玉清.哲学与人生对提高职校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J].才智，2013，（16）.
[2]曹毓.德育为首，技能为主，全面提升中职生综合素质[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2011，（5）.
哲学与人生篇6
一、正视政管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学习。
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胡景涛提出的“四好青年”当真学习相关的教育理论。结合本校素质教育，把理论与本校的实践相结合。
二、深入钻研教材，当真备课。
因为职业高中的政治课从本学期开始采用新的教材，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教材，由于上学期我教受的是《道德与法律》学校做了任课调整，这学期才开始讲授《哲学与人生》。因此要当真研究教材，备好课，尽量在有限的课堂教授教养时间里取得最佳的教授教养效果。对高一年级的教材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所以我也是当真钻研教材，并阅读了大量与教材有关的资料，还与同事们积极讨论。每堂课都在课前做好预备，课后总结得失。
三、正确掌握学情，激发学习爱好。
要上好一堂课，除了当真钻研教材和备课外，还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爱好，取得课堂教授教养的有效性。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基础差，良多人都以为读职高就是学技能，其他课可以不用当真上。因此在教授教养中，留意培养学生的能力，结合学生的思惟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惟教育。课堂上，引用鲜活的材料，身边的新闻，学生关心的糊口热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爱好。
四、精心设计功课，当真组织考查。
在教授教养中，按照学校的教授教养工作的要求，有创造性的设计功课。对职高一年级的学生，布置一些简朴的功课，或是回答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或是写小论文，考查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及运用。对高一年级的学生，除了要求他们完成训练外，还布置功课，有选择题和非选择题，每次都及时批改和讲解训练和功课，考查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和运用。
五、做好课后辅导工作，留意分层教授教养。